举世关注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060922-05)

山西史洪久写给南街的信与诗

王宏斌同志并转党支部及全体村民：

您好！我拜读了94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昨天的梦，今天的梦》的长文，介绍了南街村民在您带领下，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光辉业绩和先进事迹，使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特用诗的形式写了读后感，共十首，总题定为《喜看今日桃花源》。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因工作关系不能亲临南街村考察，只凭文章中记叙的事迹，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写成，稿中错误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望来信不吝赐教。尽管我的诗作水平可能不高，但却表达我对南街人、特别是对您的钦佩之情。现将诗作寄上献丑，请笑纳。

此诗稿请留在贵村，作为我赠送南街村人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如能笑纳，我的心愿足矣。我已将此稿寄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如您同意，我授权您，可将我的诗稿复印后，寄给您认为可投的任何报刊发表。如您认为诗稿尚有收藏价值，我可请人写成具有书法艺术的蝇头小楷无代价地赠送贵村收藏留念。如需要，请来信。

此文发表后，在我厂广大职工中引导强烈反响，异口同声盛赞南街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走集体共同富裕的先进典型。是全国农业，不仅是农业的一面鲜艳的红旗。从社会主义的新南街，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共产主义的曙光。

祝南街村更上一层楼。

                                  山西候马平阳机械厂教育处  史洪久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日

喜看今日桃花源

（七律组诗）

山西  史洪久

小序

1994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5版刊载了《昨天的梦，今天梦》的长篇文章，介绍了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党支部，领导全体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以外圆内方与市场经济接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靠奖金，不搞承包，走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他们实行工资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集体经济的壮大，满足了每人的需求，从根本上使个人消除了发家致富的念头，大大激发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93年度工农业总产值突破4亿元大关，成了河南农村的首富，基本上消灭了贫富、城乡、干群三大差别，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千人支援，是一个集体共同富裕的先进典型。犹如桃花源，胜似桃花源，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共产主义主义的新南街正在中原大地上崛起。读罢此文，心潮激荡，感慨万千，欣然命笔，作诗十首以咏之。题目总称《喜看今日桃花源》。

一、今日桃花源

世上奇闻出豫南，南街共富换新天。

文明珍果芳华国，共产奇葩艳冷园。

路不拾遗人尽乐，夜无闭户岁皆安。

陶令有知应笑慰，桃花源里正耕田。

二、南街村风景

南街风景醉神仙，玉宇天堂下世间。

宏厂如园生遍地，琼楼若岭耸盈天。

花繁木旺三春貌，路阔灯明四季艳。

塑像凌空迎旭日，文明村落丽中原。

三、赞南街村党支部

共产红旗主义真，南街堡垒耸入云。

一班公仆昌千业，五卷雄文育万民。 

不靠承包兴社稷，只凭觉悟扭乾坤。

导师思想辉天地，高度文明社会新。

四、赞南街共富带头人王宏斌

常读雄文志入云，不留公职返农村。

披荆斩棘开红路，沥血呕心富众民。

遨海弄潮无惧色，辟天创业有丹心。

带头共富殊功显，共产花红艳早春。

五、赞南街供给制

南街人富不存钱，物质颇丰涌似泉。

锐意先行供给制，丹心细种集耕田。

雄文指路黎民悦，公仆无私百姓贤。

生产如潮高效益，马翁获悉笑开颜。

六、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抒情

导师塑像立新村，思想阳光暖众心。

勤学雄文方向正，交流经验凯歌颂。

并肩携手开金路，饮水思源育后人。

共富灵丹防演变，普天效法万年春。

七、有感于小学生会背老三篇

传统优良未失传，学生会背老三篇。

精神佳馔香儿女，真理阳光育俊贤。

红透专深成大器，德高志博换新天。

英民十亿争先学，革命江山不变颜。

八、外圆内方与市场经济接轨

经济宏潮卷巨澜，南街红舸善扬帆。

文明灿烂村中事，贫富悬殊域外天。

聘用人才多远见，竞争市场更高瞻。

如鱼得水穿波浪，商海捞珠唱凯旋。

九、咏双文明学习班

此班独特美名传，丰富多姿有内涵。

热语劝人功德护，暖言斗错品行端。

拉砖思过珍名誉，破屋批私闯险关。

杜渐防微勤教育，崭新社会岁平安。

十、共产小社区非梦想

天罡指路勇无前，五卷雄文育众贤。

同创文明兴圣业，不分贫富建家园。

无私奉献陶然乐，有志追求分外甜。

共产小区非梦想，明天定会艳阳天。

                             1994年3月14日-18日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山西省诗人协会会员、山西省侯马市平阳机械厂教育处  史洪久

邮编：043002

理想之火在这里燃烧

——南街村调查报告

●艾辛 季余

凡是到过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的人，最感到惊异的倒不是那宽阔笔直的马路、整齐耸立的灯柱、高大漂亮的楼房，而是南街那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辐射力。

南街的村民们说：现在这样干实在有奔头，村里这样的领导班子咱们信得过。他们亲切地把村党委书记（原支部书记）王宏斌称作“班长”，或迳称“宏斌”、“俺斌”。

南街附近的村子，有的原来基础比南街好，如今却弗如远甚，老百姓谈起南街来喜形于色，似乎南街的成就也是他们的骄傲，他们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并入南街。

南街村把有些从临颍县退下来的老干部聘为荣誉村民、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的顾问，其任务是“拾遗补阙”，提建议，提批评，直言不讳。他们对此极为乐意，说是“死心塌地把余生献给南街了”，原因是“这里的气候好”。

今年2月份，南街的情况在报上披露了一鳞半爪，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到4月中旬已收到二百几十封来信，它们分别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写信人从年近八旬的大军区政委到中青年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大学毕业生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从信中朴实和热情的话语，可以看到一颗颗向往南街的赤诚的心。有的说：“我们之间素不相识，但共产主义的信念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的说：“你们以革命的理想、道德带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这同如今一些地方一手硬、一手软，以致怪象丛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鼓舞，催人奋进。”有的说：“你们走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中国的劳动人民竭诚拥护，革命先烈也会含笑九泉。”许多来信都提出一个同样的要求：做一名南街村的荣誉村民。

南街村的这种凝聚力、吸引力、辐射力从何而来？来自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来自他们对目标和阶段、物质和精神、内部和外部等辩证关系的正确处理，来自他们在崇高理想指引下脚踏实地的辛勤劳作。理想之火在这里燃烧，光芒熠熠四射，令人为之瞩目。

目标与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灵魂

同南街人接触，最明显的感觉是，不论男女老少，人人身上都有一股精神，谈话中常常提到“共产主义”。街中心矗立的毛泽东塑像的基座上也赫然镌刻着：“村党总支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在今天确实给人以新鲜之感。

共产主义，这本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也是全人类的光辉未来。它曾吸引多少仁人志士的深情向往，曾鼓舞过多少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昂然挺立，视死如归。由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也曾犯过急性病，把共产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以致给她的声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害。但是，对真理的误解和曲解并不能毁灭真理本身。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目标被明确地载入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我们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们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对于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人们很少提到，她在报刊上似乎已经消失。因此，当人们在南街不时听到“共产主义”，恰如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令人振奋。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还十分遥远。但遥远决不等于渺茫。我们今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正是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奠基铺路。因此，我们既不容许超越阶段，更不应该忘记最终目标，而要立足于现有条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通向最终目标的万里征途上迈进。从这一点来说，南街人的实践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南街的农业一派兴旺景象。去年亩产粮食1500多斤，比周围的村高出好几个档次。承担全村2000多亩地生产任务的专业队只有70多人，仅占从事工农业生产总人数的1%。但以前却不是这样。1981年，南街村未能坚持中央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不顾本地条件，实行分田到户，集体财产也“砸锅分铁”。分田之初，情况尚可，但不久粮食产量就开始下降，到1985年，已从分田前的亩产千斤下降到500斤。为啥？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有做小生意的习惯，做工经商的收入比务农高，加之分户耕种，许多生产上的问题不容易解决，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差，于是许多人不愿自己种地了。1983年有的农户把责任田租赁给外村，或转让给他人。有的人长期在外，土地撂荒。村党支部看着这样下去不行，到1986年就提出，只有把责任田种好，才能出去做工经商；如有困难，经过申请批准，可以把土地交回集体。这时，300多口纷纷提出申请，党支部只批准了100多口，因为当时集体家当小，可以用来扶持农业的资金有限。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到1990年，全村耕地已全部收归集体，于是集体的规模经营出现了。这个过程是完全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的。交回集体之后仍允许再要回去，可是至今没有一户再愿意家庭经营的。集体经营后，立即着手进行土地规划、农田建设，打机井，搞喷灌，投资200多万元购置农业机械，使农业从种到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南街的工业发展迅速，欣欣向荣。全村现有企业26个，固定资产2.6亿元，1993年完成产值4.2亿元，创利税3800多万元。但以前却不是这样。1981年南街仅有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3年以下来，效果不佳。村民去工厂干活，却拿不到工资。承包人自己盖了瓦房，大吃大喝，该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却缴不上。在群众看来，这一切都是党支部的过错。因此，那几年党支部领导成员抬不起头来，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王宏斌同志感慨地说：“群众骂得对。那几年支部大撒把，我们这些人无事可做，就在一块喝闷酒，打扑克，不像真正的共产党员。”1984年，他们果断决定，改由村集体承包。这样，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产值逐年上升，1984年70多万，1991年就突破1亿大关，1992年翻了一番，达到2亿，1993年又番了一番，达到4.2亿。

南街的分配，切实贯彻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工资有差别，但不悬殊，体现三个倾斜：向一线工人倾斜，向农业工人倾斜，向外地工人倾斜。面粉、食油、水、电、煤和过节食品等均由集体提供。村民免交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文化娱乐等费用。农业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他们正在兴建（部分已建成）的居民楼规格很高，每个单元92平方米，三室一厅，其中配有空调、电视、家具、炊具等，这些也都是免费享受的。外来女工的宿舍，每个房间住8人，面积比大学生宿舍宽敞得多，床铺、被褥、衣柜等都由村里提供，每层楼都设管理员，整齐清洁，井井有条。村里还每年组织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人到北京、韶山等地参观游览。显然，南街是富了。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共同富裕，并没有产生两极分化。

南街人的实践真正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主张：“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坚持这两条原则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所必需的。应该看到，最终目标的实现离开现在还很远很远。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看得困难些。但是，心中有没有最终目标大不一样。最终目标好比是灵魂，有了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没有她，就会无所适从，甚至南辕北辙。这方面，国际上的惨痛教训难道还少吗？

物质和精神：发挥我们特有的优势

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是社会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也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社会。为此，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从这一点来说，南街人的实践也很有启发。

南街人发展经济，路子很好。他们搞企业，遵循“两个围绕”的原则，一是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南街地处豫中平原，周围盛产小麦，因此他们以方便厂和食品厂为龙头企业。方便面和锅巴生产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畅销省内120多个市、县，远销20多个省、区、市，还出口俄罗斯等国。二是围绕现有企业上配套。方便面厂和食品厂每天需要大量面粉和纸箱，他们就办起了面粉厂和纸箱厂。方便面和食品需要塑料包装袋，于是又与外商合资兴建了高水平的彩印厂和胶印厂。方便厂和食品厂需要肉、蛋，于是又办起养鸡场和养猪场，饲料即来自这些厂的下脚料和新办的啤酒厂的酒糟，猪粪、鸡粪又可下田。食品厂每年需用价值达200万元的花椒，他们便在田边、路边种上花椒树。适应运输需要，他们又建立了拥有100多辆汽车的运输队。这样，南街村的工业内部及其与农业之间都形成了良性循环，具有内在的活力。

更加可贵的是南街村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近年来几乎已经成为顽症的“一手硬，一手软”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南街村党委的同志们非常清楚，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真正把精神文明搞好，乃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指出的：“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在南街村，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优势的威力。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他们对于有些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极其愤慨。王宏斌同志说：“不是说对毛主席要三七开吗？为什么有些人只讲‘三’不讲‘七’，而且把‘三’夸大成七甚至十？我们就是要讲那个‘七’。”这是他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根本依据。当然，他们也不把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那个“三”再捡起来，而是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他们特别注意用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的思想，教育干部和群众，并且真正落到实处。精神文明建设贵在落实，这一点在南街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党员的教育和党组织的建设，被南街村党委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经常是村里在放映电影，民兵营大楼里党员却在上党课，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听讲。党员每月过3次组织生活，除了学习和上党课外，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村里还有这样的规矩，就是：每年“五一”群众评议党员，“十一”群众评议干部。党员在这样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要求下学习、生活和工作，党的观念当然就比较强，先锋模范作用当然就发挥得比较好。特别是党委一班人，办事公道，不谋私利。他们的住房、家庭陈设和实际生活水平并不比群众高，有的甚至还不如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当之无愧。

在党委领导下，南街村的青年、妇女工作都很出色。团组织发动团员青年学雷锋，做奉献。村妇联在群众中也很有威信，下设妇代小组，它们活跃在创建文明户和计划生育等各项活动中。这个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特别认真，不仅对本村人口严格控制，对流动人口也真正管了起来。三门峡地区有两口子在南街工作，女的怀了孕，通过组织了解，她已生过一胎，就说服动员她做了“人流”。尽管这里外来职工很多，但“超生游击队”在这里没有藏身之地。1993年这个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6‰。“十星文明户”活动在临颍县是普遍开展的，但在许多地方流于形式，南街村却把它真正落到了实处。“十星”有具体条件，每月评定一次，不够条件的就扣星一丝不苟。党委一班人中也不是家家都有十星。被取下星的户感到不光彩，连家里的小孩都督促大人争十星。

南街村的民兵工作更有特色。南街村坚持对青年男女民兵进行操练，并把民兵训练同招工用工结合起来。新工人上岗以前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民兵训练，合格的才被录用，这对提高职工的素质有很大的帮助。民兵经常夜间集合，分班巡逻。南街村三十多处工地不丢东西，村民也没有安防盗门的，真正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固然与村民的文明素质有关，同这里的民兵工作搞得好也不分不开的。民兵还是生产上的突击队，他们经常为完成紧急任务而昼夜加班。

南街村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几年来，村累计为中小学投资360多万元，新建高标准现代化教学楼3幢，并建造了教师楼，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获得很大改善。村里还办起了敬老院和育红班，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幼有所教、老有所养。

南街村对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很关心。除了建有图书室和灯光球场、经常放映电影外，村里还办了文工团。河南省一级豫剧演员高洁和她丈夫自愿到这里充当荣誉村民，帮助文工团提高艺术水平。文工团不仅经常为村民演出，还在省里群众文化汇演中多次得奖，他们排演的反映计划生育的豫剧《五福临门》进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南街村的思想教育工作还延伸到了在外地做工、经商的村民身上。他们每年都要派人到这些人员的所在单位和地区去考察了解，互相配合开展思想工作。他们认为，只要是南街村的村民，他们就要对他的精神面貌负责。

了解了南街村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对那里的群众生产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王宏斌同志阐述他的观点：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仅要有经济杠杆，更重要的还要靠思想教育。在南街的事实面前，现在有些人竭力散布的公有制只能培养懒汉的论调不攻自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由产生的深厚源泉。

当这些优势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向钱看。“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加之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反过来归咎于公有制，这公道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驳过那种“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之类的说法，指出：“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7页）现在南街村的实践也是对这种说法的有力驳斥。他们的经验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把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把我们特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再加上严格的科学的管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如虎添翼，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内部与外部：外圆内方的普遍意义

南街村不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它同县内外、省内外乃至国内外都要打交道。这里就有一个怎样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南街村党委提出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哲理性的原则，叫做“外圆内方”。

所谓“外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同目前市场经济中相互交往的通常做法接轨。不这样，南街的经济就繁荣不起来，即使有了较好的基础，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也不可能。本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并置于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经济，是严格的法治经济，是切实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济。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陈云同志在10年前就批评过竞争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如“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之类。现在这应未免太寒碜了，连索回扣、要红包等也属稀松平常。面对这样的大气候，从一个村来说，为了求生存，求发展，除了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灵活性，随俗应时，通权达变而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他们不仅顺应市场经济的正当要求，对于那些市场经济中虽不正当但目前尚难避免的事情，也采取敷衍应酬的对策。至于同外商合资，他们更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让外商获得应有的利益。对于驻村外商在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合理要求，他们也尽量予以满足。外商的别墅被称为“小特区”。

所谓“内方”，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同南街的父老乡亲的愿望和要求接轨。即一切按人民的利益办事，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办事。凡是经济往来中人家送的礼金、礼品等，一律交公。这一条从领导干部和党员做起，谁不上交，就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到今年4月，上交的现金和实物折价已有50多万元。这些或纳入集体帐目，或在经济交往中再用以赠人。至于社会上一些腐朽丑恶现象，决不容许带进南街。王宏斌同志谈到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竟然搞色情服务，甚至说什么“人家来，想弄啥就弄啥”时，激愤地说：“这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南街人，特别是南街的党员、干部从思想、工作、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党委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干，除供给的部分外，工资只拿250元。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拿二百五工资，当二百五干部，发扬二百五精神！”“二百五”者，“傻子”之谓也。多么可贵的“傻子”精神啊！

“外圆内方”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提法。如果每一个基层单位都能实行这一原则，特别是真正做到“内方”，那末“外圆”的内容也会相应发生变化，那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就可减少到最低限度。相反，如果实行“外圆内也圆”的原则，那末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就会愈演愈烈。

小至一个村，大到一个国家，恐怕都有一个“外圆内方”的问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要敢于和善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一切对我们有借鉴作用的优秀文化。这就要经常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在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些符合社会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国际惯例应当遵循，对于我们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某些地方应进行调整，即所谓同国际上“接轨”。不如此不能迅速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但是，是不是一切都要同国际上“接轨”？恐怕未必。现在的“国际惯例”，大抵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我国人民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去同国际上“接轨”，一切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做法，那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这里就有个“外圆内方”的问题。尽管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不少地方要遵循“国际惯例”，但我们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争得来的独立和主权绝对不允许受到侵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绝对不容许受到亵渎。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能丝毫含糊。当然，南街村与国内有关方面的关系，从本质上有别于我国与国外资产阶级的关系，但就“外圆内方”这一点来说，在道理上却有某种相通之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同胞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外圆也内圆，甚至对内比对外圆得还厉害。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不安和担忧。感谢南街人为我们树立了“外圆内方”的形象，这也应该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我们国家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不可能臻于至善一样，南街村的工作也处在尝试和探索之中，并不尽如人意。重要的是方向对头，步伐坚定，戒骄戒躁，奋斗不懈。希望在于未来。愿南街村的工作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愿理想之火在这里燃烧得更加绚丽，更加辉煌。

——选自《求实杂志》内稿1994年第20期

南街不是梦

——王宏斌和村民们的探索

●王雨黎

河南临颍县出了个神奇的村庄。社会上一时沸沸扬扬，倾慕、向往、沉思、担忧、观望乃至怀疑。近期以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到南街，要亲自看个究竟，来追求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一封封来信雪片般飞到这个充满谜一般色彩的南街，飞到南街村的“班长”——党委书记王宏斌的办公桌上。

在这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43岁的王宏斌两手抚住桌面，双目渗透出毫不掩饰的沉稳，以豫剧台词般清晰动听的河南乡音，告诉所有关注着南街的人们：

“最真实的，首先是南街的逐渐扩大、逐渐丰富的物质基础，是南街人过上了几代人想都不敢想的好生活。”

是的。当人们走进南街，立即就会被它富裕繁华和蒸蒸日上的场景所吸引：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厂房，高标准的住宅，高规格的学校，一下子就矗立在面前。

南街是个亿元村。这个仅仅700户的村庄，1993年总产值竟达到了4个多亿。预计1994年将达到7.8个亿。然而它又是个与众不同的亿元村：一个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没有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亿元村；一个百姓安居乐业，世风今古难觅的亿元村。许多人都把南街誉为中州大地的“一片净土”。也有许多人感到难以想象：中州大地上真的有这样“一片净土”吗？一位云南宾州县第三中学的高中生给王宏斌写来了这样的一封信：

王叔叔：

您好？我是一个正在读高中的二年级的学生。在报上读到了关于南街的报道。我觉得自己是在读一个童话故事。要知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自由竞争，干部“下海”等等这些热门话，说的都是“能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致富之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不禁对报道产生疑云。为安我难于平静的心，我想请王叔叔给我讲讲，有关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得重新树立我的人生观了。

                                          此 致

                                            求知者：罗萌

南街村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让我们拉开南街村历史的帷幕，拉开王宏斌个人的心扉。

一、告状告醒了村支书

60年代，一出《朝阳沟》唱遍了大江南北，王宏斌正是剧中主人公“栓保”式的人物。20多年前，接父亲的班在县吃商品粮的王宏斌，脑子里总是闪过栓保的形象，心里想的总是南街村“老少爷们”过的苦日子。这让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终于有一天，他卷起铺盖卷回了家，面对着生他养他的一方热土，去当生活中的栓保了。

王宏斌没日没夜地干着，直干到1997年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干到南街的亩产超了千斤，在县里拿了名次；直干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王宏斌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展鸿图了。可到了八十年代，王宏斌却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1981年搞个人承包，南街村的党支部把村里的土地和1979年建的砖瓦厂、1980年建的面粉厂一古脑地包了出去。种地也不用组织，企业不用管理，党支和村委会都成了空架子，王宏斌和村干部们无事可干。

承包的头两年，确实调动了南街村民的积极性，但是到了后来，人们又觉得种地不划算，不如到外边干手艺活，做小买卖来钱快，有的村民还筹资办了企业。全村没有一户对农业进行投入。到了83年，有的户把责任田租赁给外村人耕种。到85年粮食亩产从过去的超千斤降到500斤，有不少的户干脆就不种地了。南街的土地，大片大片地撂荒了。南街的小企业更是问题成堆，应当上缴的税抗着不交，群众一年干到头拿不到工资，承包人整天花天酒地。村民们管这叫“个人捞了钱，群众受了骗，共产党落了赖（得了坏名声）。”一时间，告状信满天飞，上至省委，下至镇委会，大字报贴到了王宏斌的家门口。王宏斌心里很委屈，他王宏斌也并没有利用职权自己承包小企业或是把小企业包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咋这么多的群众意见都冲着他来呢？就因为他还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群众改变现状的愿望寄托在党的身上。

王宏斌虽然委屈，但他还是对着这些告状信陷入了苦苦的思索：

前些年的王宏斌好生了得！那几年他在临颍县是“红得发紫”，群众打心眼里拥护，领导见了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而这几年呢？这几年是“臭不可闻”，群众意见大，领导见了是“能躲就躲，该不理就不理”了。“也不问长了，也不问短了。”82年县里召开双先大会，19个村评上了南街，县委有的人说：“南街能当先进？告状的那么多！”

这究竟是为啥？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对南街就有了两种看法，两种评价呢？王宏斌思来想去，找出了原因：那几年党支部一班人是真正领着群众没明没夜地干，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这几年呢？整天领着一班子人喝闲酒、打扑克、看电影、吃兑份（轮流作东）。“这三年学会了喝酒猜枚（划拳），这三年没干好事。”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村支部不对土地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不关心农民疾苦，看着群众的困难不管不问，老百姓不骂才叫怪呢！如此下去，南街的党组织就要垮台了。

王宏斌和村里的党员们一商量，拿定了主意：从1984年开始，把个人承包的小企业收回，改为了“党支部集体承包”。

企业收回来了，工资发下去了，多数人告状变成了个别人告状。有个原来的承包人甚至扬言要杀人。但是王宏斌不害怕，更不苦恼了，因为他的身后又有了群众。

这些收回的集体经营的小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84年产值70万，85年产值130万，86年产值300多万。

“啥叫改革？改革就是实事求是。南街村有着它的特殊情况，有自己的村情，别的地方搞承包上去了，南街村不搞个人承包也上去了。南街村的特殊情况还在于：在这片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结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承包使得党组织的威信高了，凝聚力强了，村民们生活好了。”

根据南街村的实践，党支部作出了一个群众十分拥护的决定。

二、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宏斌有个显然是大胆明确的看法：根据南街的情况，搞个人承包是不适宜的。

他甚至认为“搞个人承包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就是大资本家，在有能力管理和经营的情况下，也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企业，交给工人来个人承包。有时，不得不采取个人承包，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或某种过渡。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讨论他的这个论断是否准确、是否全面、是否合乎实际，而是去看看南街村的党组织能在哪里，王宏斌能在哪里。

1986年，王宏斌在党支部里提出：对土地负责的责任心不能丢，并且很快制定了方案，贴出了告示。首先是要求各家各户把责任田种好管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到外面务工经商；二是针对特殊情况，确无能力种好责任田的，可写出申请，经批准后，把土地交回集体可得到每人每月40斤面粉的平价供应。

1986年5月，300多口人自动写了交回土地的申请，当时党支部只批准了110口人。这时的集体经济还没有壮大，支部主要考虑了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但是前景的规划已经勾出：逐渐收回土地归集体，带领群众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

南街村不搞个人承包了，在有的人看来，这似乎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可是，从土地由个人承包、分散经营，发展到集体承包、规模经营，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劳动力，这难道不算是一种改革吗？其实王宏斌和党支部的同志们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要带领群众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南街的发展。南街村党支部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在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村办企业。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只有搞了集体承包，腾出了大批劳动力，积累了生产资金，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发展乡镇企业。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南街村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现有企业上配套”的指导思想，建起了26个企业，拥有职工8500人，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方便面、锅巴生产基地，每年将漯河地区三县一区的粮食全部收购进行加工。93年产值4.2亿，利税3800万。90年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后，对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农业投入达280多万元，实现了农田喷灌化，农业机械化。93年夏季单产930斤，全年亩产1500斤。70多人的农业队伍，只占全体职工人数的1%。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南街村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并没有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中，而是属于南街的全体村民。这财富当然也就不会用于少数人的挥霍，而是用于为百姓造福：投资380万修起一条35米宽接通107国道的“颍松大道”；投资400万盖起三栋教学楼，村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费用，一律由村里承担；投资3000万兴建村民住宅楼，家具、电器乃至空调一律由集体配发；兴建外工单身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兴建职工食堂，职工免费吃粮当然还有图书室、敬老院、露天影院、灯光球场……

现在村民们可以免费享受到包括粮、油、煤、水、电等14项福利。南街村的分配制度实际上采取的是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供给制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

明白的事实是，在南街，不是少数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实实在在成了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的的确确是走着共同富裕之路。

栓保当年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在南街真的实现了，这个功绩是绝对抹杀不了的。所以，南街人对南街村党支部、对“班长”王宏斌是完全信服的。王宏斌这一班人也确实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表率。

三、我们都是“二百五”

当年王宏斌毅然辞职回乡时，他爹就骂过他是“二百五”。“二百五”在当地含义就是“傻”、“缺个心眼”。放弃城市户口，重回农村落户，不就是有点“二百五”吗？

王宏斌和他的一班人，最明显的“二百五”标志是他们的工资数额；每人都是250元工资。这个工资定得有点随意，但却反映出了王宏斌倔强的性格。

1991年，南街村率先进入了河南亿元村的行列。有人对王宏斌说：“南街村挣了那么多的钱，你个人不多拿，真是个二百五。”

王宏说：“我就是要当这个‘二百五’”。

核定工资时，他在支部会上提出，班子里的人都定250元的工资，以这个250元的工资，时时提醒自己，当“二百五”的人，发扬“二百五”的精神，拿出“二百五”的干劲，多做“二百五”的“傻”事。随后，工资几次调整，生产一线的厂长、技术人员拿到300、500，甚至上千，班子也扩大了，党组织、村委会、企业三大班子，共22个人加入了“二百五”的行列。

“二百五”的工资或许仍然是一种形式。“二百五”的内容则需要去寻找，因为南街村的干部做了“二百五”的事是不留名的。在南街村群众中流传的几个小故事，也许可以使人略见一斑。

南街村富裕了，汽车买了100多辆，光是小轿车就有十几辆。可王宏斌过年到20多里外的老丈人家串亲戚，放着小车不坐，骑自行车。时下流行的说法：“大官走亲戚，坐的是奥迪，局长要回家，坐上桑塔纳。”王宏斌是谁？南街村的一把手，十四大代表，还兼着临颍县委副书记。

一年春节，王宏斌和妻子带着小孩子走亲戚，自行车坏在半道，修车的功夫，过来个人问：“你是南街的王宏斌？我在电视里见过他，和你一模一样。”

王宏斌笑笑说：“电视里的王宏斌会在这儿修车吗？”

南街有个民兵营，其中一个预备役连，穿迷彩，住营房，好不威风。其实他们很艰苦，军事训练、政治学习抓得紧，还要做生产突击队，特别是哪里有危险哪里上。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民兵营长。

今年3月份，木工房失火，民兵们从接到报警到赶到失火现场仅用了3分钟，大火被扑灭了，人们看到贾忠仁是冲在最前面的。有人问：“抢险救灾遇到伤亡怎么办，你想了没有？”贾忠仁说：“我想了，要死要伤我是第一个。”

南街这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93年出生率只有1.6‰。主管这一摊工作的是副村长姚喜兰。姚喜兰在娘家时就是个“二百五”。村里下大雪，她扛着扫帚先跑到五保户门前扫雪。她娘说：“你个傻闺女，还想上电视呀！”姚喜兰不服气：“您老等着吧，有那一天！”嫁到南街进了班子，姚喜兰更是“二百五”。

92年，村里一名妇女计划外怀孕，这名妇女的丈夫是个铁路职工。姚喜兰把工作做到了郑州铁路局工务段，要求工务段的领导让这位职工回家动员妻子做了流产。事后，这位铁路职工来姚喜兰的家，对姚喜兰的丈夫说：“哥，我服气你，你娶个了铁老婆。”这位职工是谁？是姚喜兰丈夫的亲戚。

都是小事，但绝不算少。

由此，可以看出南街村干部们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才有甘当“二百五”的精神，这种“二百五”也即雷锋式的“傻子”，在腐败现象严重侵蚀着社会的当前，尤其值得称道。   

那么，南街村干部们的觉悟源于何处呢？

四、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别的地方不大听到了，在南街天一亮就从大喇叭里传出。

南街人热气腾腾地搞起了“三大活动”：“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唱革命歌曲”；“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以至有人惊呼：“南街要搞文化大革命！”

置身于南街，的确有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特别是当听到那些歌曲，看到那些标语时，这种感觉更会强烈。

王宏斌则说：“我看不一样，咱南街是生产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来抓人的思想的，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党员，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我们的村民，也教育我们自己，净化南街的空气。不是都说五六十年代的人觉悟高吗？咱南街人就是要培养那种觉悟，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南街人自己的创造，而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有哈不对哩！”

南街村党支部确实把这种认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了。村里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反对自由主义》等五篇著作合印成册，发给每一个职工、每一个村民，各单位评比、考核，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及运用情况作为一项内容。

最重要的是，南街村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全村老百姓的拥护。在村民们的眼光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至少有两大好处。

一是用毛泽东思想来规范自己的干部。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南街周围的群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临颖县有个乡，干部们为了坐上气派的小轿车，向乡民搞摊派。据说有的人为了给乡里交这笔钱，甚至去卖了血。当这个乡的干部坐上了“标致”轿车，耀武扬威地开到村里时，却犯了众怒，老百姓一气之下，将“标致”推翻到沟里去了。这说明某些地方的干部搞特殊化，已经到了与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南街的村民说：那个乡的领导不是共产党的官了，不为人民服务了，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了。相比之下，他们则把南街的干部称为“毛主席的干部”。当“毛主席的好干部”就必须象“愚公”一样，带领群众“挖山不止”，就必须发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就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成了群众对干部实施监督的有效方法。南街的干部们在这方面，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前几年，村里硬化路面，施工队顺便把支部一位副书记家门口两米多土路给硬化了。这位副书记事前并不知道。说起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群众不干了，向支部提出了意见，支部开了生活会，直到这位副书记有了思想认识。

二是群众拧成了一股劲。

在南街并不是家家都贴毛主席像，显然这不是一种命令号召，谁也没有做这样的规定。但是在生产车间的墙上，除了挂有各项规章制度之外，较引人注目的就是职工的“心得体会”了，这则是必需的。一个职工的言行，哪一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自己去对照检查，这是一种“强化”。这种“强化”的直接结果是南街形成了好的社会风气。

南街的企业，一不靠发奖金，二不靠发加班费，讲求的是奉献精神，但是这种奉献又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联系。“南街人讲奉献，奉献全社会”已经成了南街的一个响亮口号。关心集体就是关心自己，害了集体也就毁了自己。

南街的企业每天都有几百吨的产品出厂。赶上装火车，就会出现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村里大喇叭一号召，干部们、民兵们、普普通通的村民们都会自动赶到现场参加义务劳动。有些人甚至干个通宵，都是自愿来的，当然不会要报酬。这叫不叫列宁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星期六”？谁也说不清楚。但很明显，这不是某种强迫的结果。许多人愈来愈感到，参加这种不取报酬义务劳动，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自自然然的风尚，是一种不这样做就不安于心的事……

在南街“雷锋式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有一尘不染的村长、公司副经理王金忠；有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给集体事业的回民阿訇巴殿恩；有为工程累得住进医院的技术人员李黑；有自愿向集体献出个人企业的老支书刘坤岭等人；有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烧烂了手脚、驾车600多公里安全归队的汽车司机谷顺雨；有勇救受伤儿童的六年级小学生刘东磊、陈群英……。正是南街的这些好人好事，形成了南街的小气候，这个小气候在外界面前是极其鲜明的，有这样一个故事：

93年3月，在临颖车站，一位老人发病躺在地上，以痛苦的声调向行人呼救。有人到路中间拦车，谁也不管，有的干脆停也不停。当拦到第十辆车时，老人终于得救了。在场的人们认出这唯一把老人送进医院的汽车是南街的。

南街村居住着回、汉两个民族，回族人口的比例为8%。这也是整个豫南地区的一大特点。这个地区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但是，这些年来，南街村却没有发生过一起民族纠纷。两个民族的村民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这除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南街村不存在巨大的贫富差别，不存在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尖锐矛盾；南街村也没有干群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对立情绪；南街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更没有那种在金钱和物欲面前“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的残忍争斗。

五、“目的是为了育人”

在新闻媒介不断报道一些地方，包括境外的和国内的业主对打工仔、打工妹实行不人道的管理以及现代“包身工”们的非人遭遇，报道那些因此而造成的人命关天的大案的同时，南街村对于危害集体、国家利益的歪风邪气敢于理直气壮地“管”。这种好人好事有人提倡、坏人坏事有人管的情况，并没有造成人人自危、关系紧张的后果，相反却带来了大多数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形成了融洽、和睦的祥和气氛。这是来到南街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

王宏斌说：“过去讲阶级斗争，对象是地富反坏等敌对势力，现在我们主要是讲思想斗争，是对一些人的自私思想、利已行为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损公肥私、损人利已、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破坏公共秩序和共同道德规范，算不算“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理论家们界定的事。但这方面的事要有人管，有人抓，有个办法来治理。这总是天经地义的吧！现在人们都在称道新加坡治理社会风气的经验，一个美国的小伙子，搞了危害社会公共规范的恶作剧，要挨皮鞭子。南街的作法，似乎比这个就文明多了，也似乎更有效。其实，被有些人加以渲染的“斗私会”，不过是一种对歪风邪气的公开的、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南街文工团有一位演员，来之前是安徽某县豫剧团的团长，第一次参加南街党组织的生活会，看到在生活会上展开的批评自我批评，她不是“害怕”了，而是感动了。因为她感觉到这种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其他地方已经很少看到了。

至于给犯错误不改正的人“穿上黄坎肩”，到小板车队去“劳动改造”。这种形式并不让外界的人赞赏。的确，穿上黄坎肩的人为此丢尽了面子，或许有更好的教育方式来免除这种尴尬，但他们总比那些24小时的被锁在牢笼般的拥挤不堪的职工宿舍里的人更有“人的尊严”。其实这种形式也搞过两次，最多不超过两天，但是它的影响却很大。

南街对人的思想教育，当然不仅仅如此。

南街村的民兵营被人称为南街的“抗大”。所有入厂的职工，都要在上岗前到民兵营集训一段时间，常驻的一个预备役连则像部队一样，以“退伍”、“招兵”的形式进行轮换，这个受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表彰的民兵营，严格地要求每一个战士。几年来经这个民兵营训练后进入企业的，有500多人在班组长的岗位上，有100多人当了车间主任一级的基层干部。

南街的邻村吴寨，有个卖水煎包的个体户李老汉，日子越过越富，儿子李强却越来越不争气，喝酒闹事，打架斗殴，常让李老汉操心，后来李强经人介绍参加了南街的民兵营，几个月后完全变了样，李老汉拿上钱来到南街，说：“我儿子学好了，这是我给儿子交的‘学费’。”

南街村有位姓吴的老太太，丈夫在北京当工程师，女儿女婿在郑州工作，女婿得病住了院，女儿去医院照顾，外孙外孙女一时无人管，老太太说：“上南街来吧，南街有吃有喝，保证孩子学不了坏。”

周围的村庄把孩子送到南街来做工，很大程度上就是图个“不学坏”，“放心”。

“南街的孩子学不了坏”。成了南街老辈人的口头禅。

河南有位知名的作家，在南街生活了8个月，他在评价南街的这些做法时说：“南街并不极左，却很人情味，因此南街人对这一套能够接受，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

兰州大学的一位同志也写信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固然要发展生产，但对人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现在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缺乏得力措施，缺乏共产主义远大理论，我的孩子就属于这一类……我的请求是欲将我的孩子（男，18岁，今年高中毕业，6月高考，学习成绩尚可，但品行欠佳，就是高考榜上有名，世界观不改造又有何用。）送到贵村接受教育……接受教育期间的生活费用由我们负担，只求把他教育好。……”

教育孩子不学坏，这恐怕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

六、南街的“两手都硬”

王宏斌说：“我们南街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

南街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目共睹，南街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下面一组数字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连续多年无刑事犯罪和刑事案件发生，连续6年无计划外生育，连续3年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村”。“先进党组织”、“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民兵预备役标兵单位”，奖状拿回来一张又一张。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南街已经不是神话。

常年在南街施工的有30多个单位，几十个建筑工地无一处有围墙，南街自己的企业也一律没有大门。施工单位的人说：“一块砖也丢不了。”一位来自沿海地区的施工负责人说：“我们那里比南街要富得多，但富得让人提心吊胆，治安秩序特别混乱，而这里的社会风气真是太好了。”

南街的十星文明户评比活动也很有成效。十星文明户评比活动是91年开展社教活动时，河南省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在南街四邻的一些村庄，这项活动已徒有虚名，唯南街坚持了下来。评比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每月评比一次，由干部、村民组成的评比小组负责评比，诸如思想品德、工作表现、家庭团结、赡养老人、造福乡里、环境卫生等一项不合格就扣掉一颗星，也就意味着取消一项免费的福利。

南街没有不赡养老人的，就是敬老院里那些孤寡的老人也都得到了充分的照顾，过节了，团支部去演节目，过生日，青年们送蛋糕。老太太对待敬老院的服务员，就像在家里使唤儿媳妇。

在南街的精神文明建设中，还有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

1992年，豫剧表演艺术家高洁来到南街当南街村文工团的艺术顾问。这位享誉全国的老艺术家手把手地教村里的“土演员”们演戏。高洁身体不好，血压高，一样地和“土演员”们一起排练、演出，村里的演员底子薄、基础差，她就一遍一遍地带，遇到排练动情戏，她就一次一次地动情。导演冲她喊：“你不要动情！”高洁说：“不能！带徒弟就是要作表率。”一次，她发高烧病倒了，白天到医院里打吊针，晚上拔了吊针又赶到排练场。如今的南街文工团，已经成为一个50多人的专业文艺团体，为村和外乡的群众义务演出了数百场。94年5月在中南海演出时受到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领导的称赞。这些都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心血分不开。高洁说：“我不是为了钱来的，不少人高薪聘请我，我都不去。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演员，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同时，我也感谢南街为我提供了能够充分发挥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片净土。”

南街村还有更普及的娱乐活动：群众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跳秧歌舞、开故事会。春节村里开联欢会，80多岁的老太太也上了台。

七、外圆内方

南街村的工业发展的方针是：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围绕现有企业上配套。方便面厂和食品厂是企业的龙头，龙头每年要吃进上万吨的面粉，上亿元的塑料包装袋，200万元的花椒等调味品，每天需要运进运出原材料和产品上千吨。于是南街建了三个面粉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纸箱厂，近年来又兴建了彩印厂和胶印厂，发展了运输队，在村头地边栽上了花椒树，又用生产的下脚料养猪养鸡，养鸡场的鸡蛋又成了原料，实现了一条龙、系列化的良性循环。

但是，南街人是吃不了那么多方便面的。他们必须面对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求效益、求生存。南街又是怎样与全社会接轨而又保持自己独特的“小气候”呢？

南街党组织提出了“外圆内方”。

外圆就是与市场经济接轨，其实就是与当前的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接轨。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不正之风盛行的市场。

王宏斌说：“针对外界的情况，我们也搞请客送礼，既给人家回扣也拿人的回扣，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但是有一条，不管是谁拿到的回扣，一律上缴。”

最近几年，南街村的产品供不应求，送钱送礼的多了起来，据统计，这几年南街村的干部和业务人员上缴的礼品和红包达50多万元。而且对上缴情况，村里定期发简报公布于众。像金首饰这类的企业无用的物品，又被作为礼物送了出去，好烟好酒则送到招待所招待客人，绝对不能往自己的兜里揣。

南街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也办了合资企业，外国的资本家可以来南街赚钱，但是南街对合资企业职工的教育则是一点也不放松，这甚至得到了外国合资者的称道。

内方则是为了和南街村村民和职工的利益接轨。

有个县开招商引资会，叫了不少本县的女孩去陪着，到了晚上来考察的老板们尽干些乌七八糟的事，有人举报以后，公安局就去抓。第二天县委书记把局长叫去批评：“人家来了想弄啥，想咋着就咋着，谁要是影响了改革、影响了发展，就处理他。”为这事，群众意见很大，议论这事：“你能不能把自己的闺女献出来，为啥拿着老百姓的闺女这样搞？共产党讲带头，你也带个头。”

“南街的党组织，绝不能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作代价；也绝不允许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在南街发生，毒化南街的空气。这是内方的根本。”

内方的最重要的一条，是领导班子成员要严于律已，“要办事公、作风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生活上衣食住行都要接近老百姓，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至高无上。”

内方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王宏斌说：“一句话，南街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要保障这些，要维护全村人的利益，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

八、一种可贵的试验

84年开始，南街村不再搞个人承包了。怎样才能统一人的思想，怎样才能在搞好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王宏斌和村民们经过了反复的思索后，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社会上不少人对南街的做法不理解，采取了讽刺、挖苦的态度，指责王宏斌是极左、守旧、是精神病。面对这些指责，王宏斌说：“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建设社会主义，不就得靠毛泽东思想吗？难道我们把孔孟之道搬来就不是守旧了吗？如果没有比毛泽东思想育人更好的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又咋不对呢？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认为，这条路走对了，我们还要往前走，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南街人把这个小社区的建设称之为南街人的探索和试验。

任何一种试验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完善的。它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如果这种试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实验就是可贵的，就应该允许这种实验，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当然，一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一个基层的党组织，进行这种实验是极不容易的，需要不断修正自身的不足，使之逐渐完善，也需要我们的理论家们、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指导和鼓励，使之不致因为南街人的个别作法或个别提法而被“舆论”所扼杀。

真正关心南街的这场实验的人是很多的，其中一位八十岁的老红军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

“我从报道中看到，你们村里，金钱观念淡漠，大家都是为了社会、集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当然这也不是一代两代人，一个村能单独实现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探索、研究，在经济上如何同全社会接轨，又能保持好的优良传统和你们村的好风气、好做法，使南街村成为全国的模范村。”

南街现象不是梦，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于我们这个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生活中。南街人更没有“痴人说梦”，他们是以他们不屈的探索精神、以他们的顽强奋斗，建起了高楼大厦和洁净的花园。这是南街村全体村民的劳动硕果，也是南街共产党人的荣誉。

当然，南街的共产党人会把这个实验继续搞下去。

选自《中流杂志》1994年第7期

这样的共产党员，好样的

□本刊特约评论员  翟水

读了反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的事迹通讯，不由得敬佩地称赞：这样的共产党员，好样的！

王宏斌这样的党员干部是好样的，在南街村的村民和了解南街村的人当中已有公论。南街村本是房屋破旧、土路不平的穷村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71元钱，饥饿、贫穷、病患、陋习困扰着这里的“泥腿子”。然而，如今令人刮目相看：南街富了，南街美了，南街乐了，被人们誉为“中原一枝花”。如果要问：天壤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一言以蔽之：靠共产党员的“好样”干出来的，靠共产党员的“好样”管出来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五个好”目标，首先的一项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好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他们要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这就是检验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和书记的根本尺度。依照这样的尺度去做，并且成效比较明显，就是好班子、好书记；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好。对王宏斌和南街村的党组织，用这样的尺度来加以衡量，他们是合乎要求的，是当之无愧的。

像王宏斌这样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广大农村还不是处处可见。与王宏斌对照起来，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的党员和干部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中有些人的差距更大。他们不像王宏斌，像什么呢？不妨画个像。在南街农民群众的心目中，王宏斌这样的党员形象是：心不贪，嘴不馋，手不抻，脚不偏，身正影直，目光如炬。不像王宏斌这样的党员，形象自然是：心贪，嘴馋，手伸，脚偏，更谈不上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农民群众齐奔小康目标了。党员形象的好赖，与党的声誉的好赖有联系。王宏斌这样的党员，为提高党的声誉和威望做出了贡献，为党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一句话：为改革开放，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立下了功劳。

党员的“好样”从何而来？追寻王宏斌的思想轨迹，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三点启迪：

“好样”来自于使命感。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说得简单点，就是要奔共产主义，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就是走小康之路。不应当把这些话看成是大话高调，而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是应该实实在在具备的使命感、责任感。王宏斌能够在群众的批评下幡然醒悟，奋起带领群众励精图治，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同时，用党的理论、路线教育人、塑造人，朝着共产主义毫无懈怠地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向前推进，就是因为他受到共产党员使命感的驱使。

“好样”来自于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是从普通群众中产生的，但又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更不能落在普通群众的后头。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要群众干的事，党员首先要带头干；要对群众提出严格的要求，党员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更严格；遇到困难和艰险，敢喊“向我看齐”，用高尚的行动和群众做出榜样。唯有这样，党员才能在群众中树立“好样”的形象。

“好样”来自于奉献精神。一位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夸奖王宏斌的奉献精神时说：“他要想占公家便宜，好处都让他占完了。”王宏斌的可贵恰在于此：有条件占便宜硬是不占。共产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因而不少的共产党员拥有一定的乃至不小的权力。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行谋私贪利之道。共产党员是“党里的人”，从入党那一天起，就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只要奉献精神同党员所掌握的权力结合起来，这个党员就一定能够一身正气，克已奉公，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党的事业胜过关心自己。

南街的乡亲们说得好：“俺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王宏斌这样的党员，不仅南街需要，全国广大农村也非常需要。想一想，全国农村有8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如果每个基层组织里都有王宏斌这样的党员，那么“中原一枝花”将在大河上下、天南海北落根开花。有的农村在整顿党组织前，有的农民说：“想致富，不靠党支部；种好责任田，管他党员不党员。”但是生产上不去。加强党支部建设后，带领农民脱了贫，农民高兴地说：“要想富，不离党支部；咋种田，先看党员。”正在建设之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呼唤：像王宏斌这样的“好样”的共产党员越多越好！

——选自《中华魂》杂志1993年第2期

中国南街之行

——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

选译自英文版《远东经济评论》杂志  文/英国记者 林凯

像一种不宁静的精神，自河南中心的农村土地上升起，使十多年来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最有光泽的毛泽东雕像更加显得突出了。将近10米的无污点的白色大理石、新型的雕刻使在底座下连续24小时变换站岗的民兵，显得更加矮了。

毛举起的石臂似乎越过南街周围的村庄，指向一个繁荣的毛泽东思想新村，这个村庄曾一度避开这个伟大舵手的思想体系，在这儿，至少小红本上的格言要比中国当代领导人邓支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利用得好。

顺着从省会郑州往南100公里的公路，田地里的玉米杆和干燥的叶子沙沙作响，疲乏的工人成单行沿着路肩跋涉。

公路——在南街形成分岔，茂盛的玉米就至少有一人高了，肥壮的卷心菜懒洋洋地躺在满满的灌溉沟渠旁边。在村子里的工厂里，这儿的工人在轮班工作时间看起来愉快、放松。在一天的结束，他们聚集在啤酒和点心货摊旁或者在雕像下的中心广场，呼吸夜晚的空气。

像这样的曾经遍及中国无所不在的毛的圣像，在最高领导邓的改革和开放的15年间不再风行，即使在去年毛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期间，那些极少数费心委托制作了新毛雕像的地方，是更庄重的青铜雕像，把他作为一个身材颀长、凡事热切认真的年轻游击队员来描绘。

对南街来说不是那样，这儿的雕像仅仅一年的历史，重提文化革命中起初的毛。它的建造花费人民币260000元（合30000＄），毛穿着大衣，眼睛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召唤着中国的民众向前，夺取集体主义制度的新胜利。

自从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改革的全盛期声明“致富光荣”以来，毛的激进的集体论得不到关注。但是，10年后，在邓的越来越分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在考虑怎样恢复打破的“铁饭碗”，他们把南街看作指导一些官方宣传工具，甚至把南街作为过去的典型，所有罪恶的答案来自于自然灾害到通货膨胀、犯罪或精神污染。

1986年当地党委书记，年仅36岁的王宏斌不予实行邓的农业“家庭责任制”，六年的家庭小块土地实验后，村子恢复到了公共耕种。通过集体的努力，南街现在拥有几个深680米的防旱公共井，而且不管国家的运输网怎样超载，南街村自己的150辆运货车队，使供给和生产照常进展，村民宁愿以实物接受日用品而不愿接受现金。

在“家庭责任制”下曾经暴跌50%的农业生产，到现在为止已经恢复了。据说今年村子收入有8000万元人民币的记录，然而3100居民中，仅仅有70人在田地工作，农业产量1994年在南街总产值中只有1%。其余的来自于公有的村办企业——啤酒厂、印刷厂和方便面厂的生产、松脆的点心等等，总的来说，集体经营26个企业，他们使南街雇佣了9600名流动工人，是这个村最初人口的3倍。

这样的结果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党委书记王宏斌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很受欢迎。南街已经在吸引模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家，批评了6个近年来从繁荣的沿海地区江苏到北京郊区出现的自我标榜的毛泽东思想新村，南街对天津北部的大邱庄作了总结。

这两个典型小村有强烈的对比。在大邱庄，创业者党委书记禹作敏攻克了乡村企业的金字塔，并且为他的村民创造了中国最高的人均收入。但这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外来的工人得到的，在对一个顺从的外地工人的杀害中，由于他的责任，得到了22年监禁期，这个不幸的工人死在一个村子里和法庭的审讯下，数月后禹被判包庇罪。

南街，在另一方面，在对待它的外来工人上值得自豪，“甚至比我们村的工人还要好”。依照村子办公室主任李合谦的话，对于同一件事，外来工人得到的工资更多，一般工人工资每年人民币2160元，福利津贴940元，南街本地人分别是1500元和1200元（不含住房及房内设施），难怪外来工人聚到这儿，每一份工作都会有5个申请人。

出生于南街的人仍旧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居民住宅，每个家庭分给一套通风的92平方的公寓，三室一厅，一个宽敞的厨房、厕所和淋浴设备，所有都是全布置好的：瓷茶具、小装饰物架、百叶窗等。

参观几个家庭后发现，都有一个倾向，即使每一家墙壁上挂的东西也趋向同类：毛的书法挂历和南街党委书记王的肖像，每套公寓大约花费人民币120000元来估计。由于村子给每个家庭支付了这样的一笔“嫁妆”，这个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了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利，批准的将结婚的男女在每年的集体婚礼上举行婚礼。

尽管那样，然而，他们不用其它方式通过。村里的妇联会不时更换700多人家庭的“星”，如：个人卫生、公共道德、家庭相处、孩子们的学习、工作积极性和政治参与。

关于1—10星级，村子平均是8或9星，低于8个的不到12个家庭。10星级家庭享受南街一系列的福利津贴：免费的煤气和电、医疗保健和家庭设施、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人身保险和按时食品供应，包含每一样东西，从面粉和猪肉到柿饼。对于少星的，妇联会撤销额外津贴项目。

这样普遍的中国人准则的颠到来之不易。南街早期就开始反复灌输“社会主义精神”，从模范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巨大的大理石半身像后面的四层新教学楼里，传来了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一个在中国将近有20年没有听到的口号。

村子自己的剧团每年组织200场晚会，具有现代的宣传装饰（有广告、啤酒、面条和点心等），村民们有一系列的节目，还可以从一个村的一组卫星接收器送入居民家中观看一些香港卫视台的健康节目。

抛开电视不说，南街人的夜生活不仅局限于几个啤酒、面条、小摊上。这些被外人作为特殊权经营（“我们村没有一个个体户”李解释道），街道到晚上10点几乎没有人了，毫无疑问，每天早上六点，整个村庄被雷鸣般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唤醒，歌声从村庄铁架上的高音喇叭传出来。

南街的共青团尤其活跃，李自豪地汇报，去年团员们共做了25000件好事，例如：修表、为别人洗衣服。然而，尽管事实上村子里的每一个孩子和大多数工人加入了共青团，仅有148个南街居民是党员。

“领导能力不是代表每个人”，李感叹，他自己在这里大多夜都睡在办公室隔壁的小床上，太忙了，而不能回家。他解释道：“党委书记王牺牲更大”。确实难以理解的是南街为公共利益交往的能力，一个重要的自我牺牲的班子，甚至必须学会怎样打麻将——一种在南街淳朴的风气中还不为人所知的游戏，李声称，为了招待一群日本专家。

南街不得不拿出和接受回扣，李承认，在把工厂产品打入全国性的市场时，这在当今的中国是做生意不可避免的，他解释，当把回扣上交时，这是维护自己的正直，牵涉到个人的思想意识水平。

文化革命后期，召回了河南外事办的张毅兵，南街村被认为没有大的变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奇怪的是现在竟做出了这瞩目的成绩”，张沉思，他曾经作为一个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青年在邻村呆过。

也许它将带动市场经济环境到集体耕作，也许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不能立足。

用这种方式经营一个联合大企业是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社会学家说：“那确实与南朝鲜的合作化或新加坡相同，但是，那只适用于竞争资本主义环境。”

1994年11月17日

                                    翻译：康雷丽

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

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

——选自日文版《少年月刊》杂志1995年第3期 文/睡鸳鸯

所谓文革大逆流，在当今的中国大地悄然而起，比如大都市（北京），贩卖毛主席胸章、革命样板戏唱片、红卫兵袖章等，确让人们新奇。然而，今天我要向人们介绍的是这样的村庄，他们用不可思议的路线来指导人们，踏着时代的滑板快速前进，这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可以说没有第二个村庄了。

据说中国的农村曾经连媳妇都娶不起的贫穷地区可以说是相当不少。现在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开始使局部农村富起来，这无非局限于沿海地带。但在内陆的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却取得显著成绩，实属罕见。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在他们利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使之变集体化社团化，在中国大地上，不能说是与大趋势相悖的逆潮了。但成功的现象却不能让人们为之振臂而呼。

前来访问的人们，首先惊异的是立于村口的毛泽东巨型塑像，一下子让人们感到这种威严的滋味。可以说，曾经几时，毛泽东铜像被破坏的也相当多吧。但在南街，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毅然树起了毛泽东塑像。当然，在不足800户、3000名村民的村庄，其发展原因，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制品方便面、锅巴，发挥在内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本地的优势，他们把用优质的面粉制作的制品一下子打开市场，首先立足于北方，使93年产值达到4亿多，人们年平均收入达1500元以上，是81年的12倍，现在以和西德合资的啤酒厂为龙头建立起20多个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其贫富差别、犯罪现象时有发生，不可以不是实情。但在南街，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利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村民，以此种独特方式发家致富，来管理村民，走出成功的光明大道。这种现象实属少见。5年来，其刑事案件相当少，路上吵闹以及计划外出生的现象几乎没有。现在的南街，村民思想健康向上，经济长足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文明村庄这样的条件。

要说思想健康方面，他们从89年开始向村民颁发毛泽东著作，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遵守各种规则。比如，在工作中吵架、经常喝酒闹事的人，一旦被发现，就送到双文明学习班，进行半日义务劳动，半日学习毛泽东思想，连续持续二个月，最后考试，合格者，离开学习班，回原单位上班。这无疑让人们想起文革时代的劳动教育吧。不过，据说最近这种现象（即进入学习班）是没有了。不仅如此，在这个村庄里，为了保卫村民的安全和财产，组织了百人以上的民兵。当然，其独特的现象还有。比如“十星文明户”，所谓十星文明户，即每个家庭必须具备十个星等级，十四个福利条件，十个星级即享有免费供给水、电、气，若摘下一颗星，就降下一个福利待遇。而且经常调查这个家庭是否是好丈夫、好母亲，其检查程度相当严格，如果都符合条件，免费进入新的住宅楼。新的住宅楼里有新的组合家具，名种电器都齐全。但不能使用自己原来有的东西。据说有的老人都不认识自己的家门了。今天，“坚定信念，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种彩色广告已赫然树立在街道上方，而且他们拥有自己的剧团，经常上演现代京剧——样板戏，人们可以一边在大食堂吃饭，一边看自己的剧团上演的节目，我真想凑一个机会来看一下这种场面。

译文：朱安定

1995年4月1日

编 后 记

在我们编写这本书的一百多天里，每天上街都看到成百上千的人来南街参观学习。也发现有不少来访者在倾慕、向往的激情中陷入沉思，产生疑问：“南街为啥要走这路？”

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的解释是：我们共产党人，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宗旨和誓言，不能忘记党的性质和目标。我们是共产党，不是私产党，带领群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伟大的理想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忘记了就会违背民众意愿。我们这条道路的选定，也是历经周折，在群众的威逼下选准的。1981年，推行个人承包到处吃香，我们也学着把土地和集体仅有的两个小企业承包给了个人，党组织撒手不管了。不到二年，就乱成一窝麻，出现了土地严重外租或撂荒；企业承包者抗税利不交，长年不给群众发工资，自己却整天花天酒地。村民气愤地管这叫“坑了国家，亏了集体，骗了群众，赖了党组织，肥了自己。”有些群众一个劲儿向上告状，逼着村干部把个人承包的企业收归集体承包。群众告状把我们告醒了，村党支部才下决心把企业收归集体承包，土地也分批收回集体，逐步实现了规模经营。由于我们选准的路合乎村情民愿，合乎发展实际，10多年来，集体经济打着滚儿往上翻，集体经济已成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靠山。过去的“难街村”，已变成了“豫南第一村”；过去的“乱街村”已变成河南的“明星村”。村民住上了8万元一套的住宅楼，集体每年供给和免费为村民办的实事价值达280多万元。

这一切都是对问南街人为啥要走这条路的关心者的最好回答。

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富了南街村，福了南街人，南街人又以奉献的精神，奔向自己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小社区。

南街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毛泽东思想，结合自己发展的实际，以勇于探索、创造、实验的胆略和精神，提出和制订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方案和蓝图，是南街村今后奋斗的总目标。编写此书，旨在让南街人每时每刻都要胸中有大目标，心中有希望，眼前有光明，更加自觉地坚定信念，树立大志，冲破阻力，排除万难，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去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添砖加瓦。

通过向社会如实介绍南街的情况和发展过程，及其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全部构想方案，以求得社会更多的人们理解南街，关心南街，研究南街，帮助支持南街，真诚协助南街把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