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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读书会 8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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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二）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07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

为了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要首先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以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时算起，已经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五十八年间，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的概括，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就正式写进了党的章程。七大新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且特别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从七大起一直到五十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这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即关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巨大地前进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发生了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斗争条件下，进一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又有了新的提法，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九六零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提法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肯定了的提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３８４页）一九六六年林彪又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概括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关于“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提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批判了林彪关于时代的提法，指出时代没有变，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以后林彪的那种提法就不讲了，但我们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提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批判和纠正所谓的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第三种提法，这就是《决议》中的新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定义的前提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彻底否定”的观点。但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国际国内斗争历史发展的实践却一再地向这种“彻底否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从许多方面表明，《决议》所作出的这个新定义并不是一个真正完全科学的和正确的定义。 

　第一，它所赖以作出的“两个彻底否定”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再展开来分析。 　
　第二，它没有正确地指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 　
　第三，它也没有真正讲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
　第四，它没有科学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五，它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

　正如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作出的分析那样，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改变了，否则革命运动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提不出来，从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些新的历史作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如同列宁所讲的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象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还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３页）同样，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也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试问，今天有谁能说，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中的光辉文献等等，它所阐发的原则仅仅只对于中国才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

　《决议》的这个定义，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就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要义给丢掉了。回顾历史，季诺维也夫在定义列宁主义时，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以后，王明在定义毛泽东思想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定义，分别遭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认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决议》也同样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际上否定了七大的正确定义，这和季诺维也夫与王明的那种定义的原则是一样的，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因而是错误的。

　而且还应指出的是，《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这种说法延续下来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把它放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去就大谬不然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显然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决议》的这个提法，表面上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说明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思想。而事实上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相比拟的，根本不能把他们提高到象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列宁那样的第二或第三提琴手的地位。（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恩格斯在写给贝克尔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时，我拉第二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４０页）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其次，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才能够完成。长征到陕北之后，我们党内只有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革命的规律、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这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同志，当然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是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写成的，从文笔上看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告诫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的回忆中都谈到的。如最近发表的“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从“国统区”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深入地调查，找了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成的，博古看了以后十分赞赏，催着尽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在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和毛泽东同志完全无法相比。除了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自己独立观察、分析、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果。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这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升华成为理论，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受到全党所接受，则是历史的必然。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总结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就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不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建立。这个话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结晶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也就没有他们的思想。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要帮助你修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典型的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如果真象《决议》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改革开放这廿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形成不了理论呢？

也许有人会说，谁说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没有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吗？那么，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邓小平说了话，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至于把那个东拼西凑搞出来的大杂烩式的“三个代表”思想当作理论，就更是可笑了。他们是根本不能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的！既然不能称其为理论的东西，要把它抬的那么高，究竟要干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宣传个人吗？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提高到相同的地位，直至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目的就是要用修正主义思想改变党的指导思想，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变无产阶级政党为修正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如果说开始时修正主义分子还只是羞羞答答地偷天换日，十六大上则是赤裸裸地、无耻地将改变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为全民党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塞进党章。它标志着“同路人”已经公开、彻底地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镖，义无反顾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究竟应当如何对毛泽东思想定义呢？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是世界革命胜利伟大旗帜！

　这个定义虽然表述得长了些，但只有这样讲，才更完整，也更科学些。

　当然，对上边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概括得更简洁一些。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提法将林彪提法中“两个全面”给去掉了。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尚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的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表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这种提法，最早见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引用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并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再就是见于一九六四年《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前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提法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也是十分正确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面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这个提法和《决议》的提法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给予根本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当然，这两个定义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些，这不是由谁来宣布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其立论的基础哪一个更正确。对此，我们必须作出真正历史的科学的问答。 


　　 　 　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还是根本正确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他逝世的这几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同志曾把创造这一革命理论并付诸实践，当作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我们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是我们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曾经历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时期。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是全面肯定的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转到全面彻底否定的时期。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我们虽然又改变为“根本否定”这样一个新提法，但是“否定”这一点并没有改变。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才是真正正确的呢？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作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不能认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理论。很显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是一个缺乏辩证分析的、片面性很大的结论，很有点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味道，因而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东西，尚且采取的是辩证批判的态度，即扬弃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辩证批判继承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溶集了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反而来一个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呢？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照“彻底否定论”观点来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或谬论而已，因而只配我们革命的后来人将其彻底否定、彻底抛弃。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应当正确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前后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的，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第一次实践。

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并向全党同志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２８页－第１４４０页）。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７３页）“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５６页）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三反” “五反”运动中党内出现的错误时，就提出必须“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指出在党内“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份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样三种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９１页）这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有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思想的雏形。

“反右”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作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毛泽东同志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精辟分析和正确认识基础之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理论的。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真地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思想理论体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贡献，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进就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作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并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三个五十年”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命题与论断。 

　艾思奇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的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可以说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当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同志树起来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光辉旗帜，它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永远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科学指针。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他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回顾历史发展，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我们党把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这里十七条的说法，还包括了十五条后边讲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和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有哪一条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党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概括，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一九六七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的六条新概括。这篇重要社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一直认为，这篇社论所提出的新概括是代表了林彪、“四人帮”的观点，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很显然，这是企图用林彪、“四人帮”的名声来贬损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可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这个概括虽然产生于林彪、“四人帮”在台上的时期，但仍然是党的观点，是党的概括，并且这个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签发的，因而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认可了的。所以，从党性出发，我们绝不能任意地讲那样一些极不负责和极不实事求是的胡话。 

　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那篇社论是谁起草的，也不在于毛泽东同意与不同意，而在于当时概括的那六条内容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根本正确的还是根本错误的。 

　为了便于分析判断，我们不妨把当时所讲的那六条内容全部转述在这里。

　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政主义的根子。 

　上述这六条，主要是对一九五六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新理论的高度概括。这六条概括我们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是最科学的和最完备的，但从总体上讲，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更是无法彻底否定的。历史上作为真正科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我们庄严地宣布将它“彻底否定”之后，它反而越来越被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的根本正确性。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四个要和三个讲”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也应当说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则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虽然毛泽东同志把这两条路线分开来而没有结合起来统一提，但绝不能否认它们的一致性，它们的基本精神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虽然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在急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跃进的口号下，由于认识上的严重片面性，一度时期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急性病的错误，但绝不可以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政治的与经济建设的根本路线，不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完全错误的，更不能认为它们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指导工作实践上，都有一个十分严重的不足，或者说比之于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倒退了，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提法的篡改、背叛。其根本之点是不讲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甚至公开反对这一重大原则，这是极其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方针，都是根本错误的。同时，党也没有讲清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赵紫阳提出这一新概括时，就反对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为统帅的提法，而仅仅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到和经济中心相平列的地位上，甚至是从属的次要地位上，即仅仅放到保障、服务甚至服从的地位上，而不是领导和统帅的地位上，实际上是在突出以经济中心为纲的地位，是经济挂帅的思想和方针，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折衷与经济主义的倾向。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长期不强调讲政治特别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公开反对和否定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与方针上看，这绝不是偶然的。 

　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内曾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与方针，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澄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我们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不是将越来越走向激化、对立和对抗，而是对立和对抗在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仍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反“左”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象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并且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我们党内、国内存在的一种主要危险。在苏联、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充分讲清并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时，只是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这样提出和解释过？但今天有人用这样一种极端简化甚至曲解性的方式来说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实在令人十分震惊，因为他把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理论从而曲解和贬低到不能再贬低的程度了。然而正由于他实在太肤浅了，太简单化了，太没有事实根据了，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也是根本不值一驳的。

　而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又提出一个比较深刻一些的新的重要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新论点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马茄”写的题为《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第五版），曾经专门论证了这个论点。胡乔木同志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在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势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廿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胡乔木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４页）根据这个论点，这些同志进一步认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然是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这些同志满以为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新论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可以被彻底驳倒了，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决议》中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实际上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论”，正如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认为它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如果这个新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可以站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立脚点了，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上，因为历史上这样一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不真实的。现在谁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同志所谓“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历史事实的真正结论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了，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否则又怎样解释发生在我国的“六·四”事件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对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关于上海《文汇报》社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讲的，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已经篡夺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着的，并不是由毛泽东同志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它所反映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问题。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底和一九六零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同志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指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指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本意之所在。所以这些人提出这样一个新论点，与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简单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想要依此一举驳倒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是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有的人还特别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一种曲解。马克思在一八五一年写的《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６６页）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政治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并不断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已经该结束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有些人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开始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的反动谬论，而后他们又进一步大肆散布主张社会改良而反对任何社会革命的“告别革命论”，甚至连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当然更是必须彻底地告别或禁绝的。这又是多么反动的论调！

　同时，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借机兴风作浪，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进而成为某些人将其彻底否定的理由，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好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应和我们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做更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象早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就曾提出的那样，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廿几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新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我们庄严地作出这个结论之后的十几年里，就在我们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经济领域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恰恰是宣告了这种理论的彻底破产！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党仍然在讲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是，既然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就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就不会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阶级斗争自然也就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认识出发，导致我们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并且，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尽量免提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此在我们党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但是，一旦淡化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就把我们的思想战线搞乱了，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由此可见，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放弃无产阶级政治原则，正是由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与此相反、而且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出现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党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时，没有真正坚持辨正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宣扬的“遗产论”和“进口论”的观点。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们党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观点，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进而又提出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 
　
　过去，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作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成立不起来，但也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更不等于那个立论已经得到了论证和证明。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我们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我们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其主要立足点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方面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部分，是解决旧体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而不是主要为了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且后者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前者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而再也不能以什么领导权威为标准，继续糊里糊涂地重复那样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提法与口号了。我们知道，提出这一论断的人，不仅是为了论证我们党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也是为了论证改革开放路线的，是为了论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的，但这都是做不到的，并且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还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讲，同时会进一步导致非阶级的政治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且必然会进一步导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一提法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才是真正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也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我们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我们有些人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不仅是非科学的，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因为，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可怕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其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再者，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却没有复辟呢？第三，能不能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这些问题的结论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按照上述错误理论来认识问题。并且十分清楚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搞上去，本身仍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

　要正确地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借助于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伟大学说，借助于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个反面的教材，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说》中曾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句话虽然有其资产阶级立场，但确实说到了要害之处。放弃阶级斗争，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这样认为当然也是错误的。正如一开始我们在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所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不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一九五六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廿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同志一直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总体上讲，他仍然是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途径。他不断地强调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领导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中，曾七次讲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当然，毛泽东同志虽然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真理。我们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在坚持和继承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前提下，吸取毛泽东同志探索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推向前进。不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与方针，我们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必须坚决给以纠正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而从根本上否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更不应当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而应当在根本肯定的前提下纠正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根据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不仅把无产阶级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根本上都是由毛泽东同志创立起来的，第一位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毛泽东同志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仍然在讲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种斗争当然也就不具有重要意义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认识出发，导致我们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尽量免提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此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也不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主义从而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一九八九年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六·四”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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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三）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09

　　 　　 　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笔者在论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时说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也应和我们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口号与方针应当是：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继续把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应当采取那种彻底否定的方针，甚至象有位理论家领导人所讲的那种“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大动乱的年代》第６０９页）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所谓“彻底否定”的口号，更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诅咒式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尚且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斯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尚且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从理论和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实践已经证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一篇文章纵览国内、国际的种种说法，归结为十大种。第一种说法即“阶级斗争必然说”。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九大“政治报告”里讲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十种观点即“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这也就是《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他八种说法与第十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来分析问题，因而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大前提出发，无论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还是讲它的正确与失误，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讲不清楚的。当然也就不能正确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得不出“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正确结论。
　
　为论证笔者上面提出的这一论断，这里笔者只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为进一步解决政治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专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这里就不再展开讲了。但必须首先讲清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才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一切持彻底否定论观点的同志，他们一般都是从曲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内涵开始的，并进而抓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事实，特别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倒行逆施的罪行为依据，从而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我们必须首先搞清并坚决揭穿这一点。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决议》则认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还有的人说，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等等。非常清楚，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一种曲解而已，因而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明确指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则更表明了这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或政治思想路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确实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毛泽东同志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为历史任务的。批判刘少奇并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不但不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也不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这也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之后，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４３６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复地讲：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才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内容及其历史任务。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与方针，也当作“左”的口号与方针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武器的批判，同时特别强调“批判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我们真正地联系十几年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政府内以及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恶性泛滥，联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演变的惨痛教训，认真想一想，从而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断的真理性是并不难理解和认识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斗争问题。
　我们既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斗争刘少奇是正确的，又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公开向全党揭露刘少奇的问题，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泽东同志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曾问毛泽东同志是什么时候起“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下了决心要解决刘邓等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此后详细展开论述）。为了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斗争问题，应当对刘少奇做一个基本评价。我们必须首先肯定的是，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过一些贡献，是我们党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的是，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多只能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刘少奇顽固地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自己也就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镖，又由于刘少奇在我们党内所处的地位，因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这个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对此批评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既不能说刘少奇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狡辩地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企图扭转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方向。（《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叛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

　笔者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回顾，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据的，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在政治上为刘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刘少奇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把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人格侮辱和攻击。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刘少奇的斗争同样也是这样，决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个问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的，都曾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不仅历史上战功显赫，单就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对许多历史中的问题作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决议》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历史问题的呢？《决议》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据此说法，有人又推论出，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并进而推论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应当是极“左”的，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极“左”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毛泽东同志批其为极右是错误的，继续了“左”的路线和方针。好象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罪过在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论点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有点颠倒黑白了。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铰肉机，今天是坐上宾，明天是阶下囚”、“要把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扶上台”、“要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是穷过渡”，与今天持“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观点人的言论和作法如出一辙！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从反面为我们上了一课，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的暴露，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把他们粉碎了，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所取得的胜利，怎么能说成是我们党的胜利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都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来的事实出发进行客观的和辩证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的批判，当做对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有力证据，好象他们的罪恶活动，都是源于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反而用这样两盆污水、祸水来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当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林彪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贡献的，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和两面派的嘴脸就进一步发展和暴露了。当他前期还没有走向与党对抗的反面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没有理由把他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随便端出来，并按照已经走向反面预先就打倒他，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打不倒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世界观上隐暗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且不谈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曾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说抗美援朝这样一件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事，当中央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然推辞了，反而认为中国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去养病。毛泽东同志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是看一贯表现的。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看“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谗言的蒙弊，但他在政治上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确实是我们党内许多领导人所不能比的，而绝不是象有些人讲的，毛泽东同志就象一切有虚荣心的人那样，也爱好听颂歌，因而被林彪的那些吹捧和两面派的行为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警惕。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种警惕中，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认清了林彪的本质，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一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林彪刻意吹捧的行为、林彪有意讲过头话等一系列表演中，看到林彪怀有私心和野心的一面，“对他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认为林彪的本意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鉴于当时党内的政治形势和反右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还不能公开地把这些看法端出来，在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转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同时，写了这样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可见毛泽东同志是多么重视和警惕林彪的一些表演及其发展的。 

　第二是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鼓吹和掀起“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别有用心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同志从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坚持反对“天才论”。多次表示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继续那样讲。所以毛泽东同志在给江青的信中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在此之后又批判了以杨成武同志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撰写的，原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才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人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一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动乱中的陈伯达》第１４０页）很显然，这些批评同样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９页）。 

　第三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十二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示“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四是关于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的几件事。一是毛泽东同志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十五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还是写上了。二是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泽东同志否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对毛泽东同志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了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８４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指陈伯达）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陈伯达这次又“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８７页）三是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 

第五是九大之后，在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则更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之多，一定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坚决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林彪，反而抓住这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搞掉林彪反党集团，这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了。事情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九大党章上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违反常规的条文，并不反映毛泽东同志的真实意见和意志，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意见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的。它并不表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阴暗思想的看法和警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以说他更加不信任林彪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之后毛泽东同志坚决不把国家政权交给林彪，为什么九大召开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同志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一直是那么信任林彪，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从来就没有警惕；如果谁最能吹捧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就信任谁，就提拔谁；如果说发“五·一八”讲话时毛泽东同志是违心地同意了，这一次对九大党章的那些条文就是真心地同意了？真正下决心把党权、政权、军权交给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有此后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挖掉了陷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而不是大失败。

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我们也应当这样去看，而不能有第二种结论。同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站在党的领袖和导师的地位上，具有十分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性立场。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不但奉献了六位亲人的生命，而且又把已经走向反面的江青向全党全国人民端了出来，从而为他逝世后，党中央能顺利地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难道我们对此也要重重地指责他吗？

　林彪“四人帮”集团成员从变质直至走向覆灭，完全是他们自已咎由自取。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希望他们这样，并且一再批评、教育、挽救他们，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但他们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不但不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越走越远，终于从党的“同路人”走到反面去了。这恰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英明论断，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犯了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正如恩格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过去曾经是革命者、后来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的人们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第１８２页）马克思的大女婿沙尔·龙格，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家、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但后来却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马克思曾经很钟爱的外孙让·龙格，后来也成了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这都能怪马克思吗？！

　第四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讲的“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了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在制定《决议》时有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而使评价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大革命”的命了。

　这里，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第一，正如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的实践与方针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无疑应当负很大的领导责任，但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责任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派性斗争、挑动内战、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活动，也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三，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揭露他们的罪行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教育党和人民群众，而绝不应当把这一批判同时作为批判毛泽东同志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和事实依据，当作必须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绝不能颠倒了这个是非界线。

　所以，要想抓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说法，不作具体分析，而采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想一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三七开”的结论，想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办不到的。当然毛泽东同志“三七开”的说法是否就很准确，就完全合乎实际，我们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说“三七开”或者“四六开”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讲要根本肯定而不能根本否定。这是讲的总的评价。至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与评价，具体的功过得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全对就是全对，全错就是全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我们就讲几分，而不能用“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公式去套，也不能搬“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样的公式。

　要看到，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搞垮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头子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廿二日《光明日报》）；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再过上一百年、一千年，无论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评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都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来。只有站在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立场上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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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全部理论的主要观点，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尽可能更多地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正确舆论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把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2004/11/20 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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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四）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11

　第五个问题，我们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方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列宁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或反动（即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地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或反动（即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彻底否定，甚至采用诅咒式的大批判，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彻底批判、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之后，在党的十二大上，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与方针。单从提法上讲，这个口号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它与文化革命的口号是一致的，不矛盾的，两个口号应当同时都提，而不应当以一个来否定另一个。但实际上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和取代文化革命这个口号，是提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这一新方针的提出，它标志着我们在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方针，标志着我们党把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党的十一大以来，党在宣传教育上自觉不自觉地淡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识形态性质、阶级性质与政治性质，实际上执行了一条光讲建设而不讲政治、不讲斗争的错误方针。在这个方针下，第一，不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并且也不再在全党全国范围里开展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活动了；第二，也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了，不但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而且否认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与方针，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的口号也不提了；第三，也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了；第四，也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也不抓改造世界观的教育和斗争了；第五，长期执行了一条“理论问题不讨论，姓社姓资不争论”的方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领导。一句话就是从根本上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方针，放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从而把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步一步降格为纯科学文化建设了。这也是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之所以长期“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严重滑坡、党和政府里以及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之所以恶性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一再泛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终于导致了“六·四”的事件发生。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这就是我们党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忘记甚至丢弃了毛泽东同志“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３９０页），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的告诫。长期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教育，所带来的一个严重恶果。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第一是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一是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侵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级组织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不组织党员进行政治学习、不过正常的组织生活，更谈不上在党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党员、特别对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员失去有效的监督，导致政治领域里最突出问题就是腐败的恶性发展和恶性蔓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严重地影响和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些问题已经对党的生死存亡、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构成了严重威胁。郑天翔同志在《光荣伟大的历程与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党确实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反腐败反了好多年……但腐败没有铲除，甚至升了级。表现在这几方面：第一，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犯罪数额不断升级，现在不只有十万、百万元的案子，上千万的案子也成批出现，还有上亿元的。第二，犯罪人的职务很高，有省市的书记、市长、人大主任副主任、副省长和自治区副主席，以及公安部的副部长等。第三，有的地方全“烂”了。以前报导过汕头、湛江的问题。现在又有厦门的案子，当地主要干部差不多都卷进去了。犯罪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群、一伙、一片、一帮。”（《真理的追求》二零零一年第６期第２页）

关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已经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国外有报导说：自“共和国成立５２年来，排除在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的高官不论，前三十年因为贪污受贿的腐败问题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除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之外，几乎一个没有”。而进入“八十年代后，查处省部级高官的帷幕拉开。当时基本不提‘腐败’这个词，相应地也没有‘反腐败’的说法。轻微的是‘不正之风’，严重的是‘经济犯罪’。第一个被查处的是王磊。一九八零年十月十四日，商业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付费用，被当作不正之风的典型受到中纪委通报批评。”当进入到二零零一年，“从九月廿六日到十月廿二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普通民众由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知晓了四个‘省部级’高官（即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和原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引者注）的落马，其震撼可以想见。”“考察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除了‘色情腐败’‘大官傍大款’等带有共性的表面特征外，还有一个严重的趋向：腐败不再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上上下下紧密勾结的腐败网，已经是有组织相当庞大的集团性腐败。”福建厦门的远华案件就是突出的例证，腐败官员的职务之高，贪污数额之大，反映了腐败现象的愈来愈向恶性发展，这些现象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是党内的“毒瘤”，而且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表现。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了身居高位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之外，近年来年我国查处的省、部级的高级官员还有：
１、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２、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
３、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
４、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
５、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
６、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
７、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
８、原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
９、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
１０、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
１１、原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鲁家善；
１２、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
１３、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
１４、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
１５、原福建省副省长丘广钟；
１６、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
１７、原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
１８、原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
１９、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
２０、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
２１、原海南省人大常委员会副主任辛业江；
２２、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泽芳；
２３、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
２４、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
２５、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
２６、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福才；
２７、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 
２８、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
２９、原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
３０、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３１、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 
……

大量事实证明，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的腐败还非常严重，这些已经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二是关于“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抹煞党的阶级性，放弃党的阶级路线。
“把……社会其他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引者注）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论“三个代表”》第１６９页）这就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让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入党。这是典型的抹煞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放弃党的阶级路线的表现。对此，党内的很大一部份党员都有这样的共识。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理论界对于“能否让资本家入党”这个问题，应当说早在一九九零年就开始从舆论上做准备了，在这十多年中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论述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最广泛地“代表”。其中，最具典型的是一九九零年六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克忠主编的《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探索》、一九九四年三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九五年八月知识出版社出版，由张厚义和刘文璞所著的《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这些书的基本共同点就是：新时期进行阶级阶层分析的出发点，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调整利益格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虽然都在拉大，但还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的资产阶级，还不能说已经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否定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荒谬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普照之光’，使得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阶层资产私有、雇佣劳动等特点‘变了样’”，需要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重新认识和对待诸如雇工剥削、私有资产等问题。

以二零零零年初，江泽民在南巡广东时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建党纲领、《论“三个代表”》一书的出版发行、特别是二零零一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七·一讲话》），公开提出“全民党”(也即“全民国家”)的纲领和路线为转折，标志着我们党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重点，已经从经济体制与经济基础的领域转到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的领域了；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建立“全民党”与“全民国家”的新阶段了；标志着我国的上层建筑正随着经济基础的全面嬗变，也在发生着全面性质的蜕变。

江泽民“三个代表”论点一出，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可不可以吸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各种思想激烈撞击。一些人否定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否认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资本家）雇工剥削、榨取剩余价值的性质，主张为了让党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大量发展民营企业家（资本家）入党，大肆鼓吹超阶级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解决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这些甚嚣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文瑞同志在《中流》上发表了《弘扬延安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马蓥伯同志在《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不容歪曲》、《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发表了《永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品格》等文章，严厉地批判了要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错误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先进性。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提出的完整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中流》二零零一年第７期，《真理的追求》二零零一年第５期，《当代思潮》总第６９期）在民营企业发达的省份──浙江省，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旗帜鲜明地表态：“要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党建研究》二零零零年第４期《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马文瑞同志指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超阶级的政党。”（《弘扬延安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中流》二零零一年第７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消亡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消亡了，共产党就“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７３页）这些是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中，共产党的阶级性、政治性消失了，共产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了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政党。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逐一分析“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以看清江泽民是如何把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偷换概念变成“三个代表”思想的：

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这一观点是集近年来修正主义理论之大成。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近些年来流行着很多混乱的观念，因此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加以分析。

我们通常说，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指的工人阶级是与现代机器相结合的劳动者，和农民与手工工具相结合比较，是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所以说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所有劳动者都用现代机器、设备武装起来以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这方面的差别逐渐消失，就不能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

工人与农民、其他劳动者的区分，是按他们的劳动对象不同划分的，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面来划分的。例如以动植物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者称农民，以非生命体为劳动对象的劳动者称为工人，等等；而工人阶级的本义则是按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地位划分的，从生产关系方面讲的。工人阶级是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只有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严格地讲，工人阶级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而生产力是一个自然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的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七·一讲话》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不科学的论断。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是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社会也都是这样；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发展的前期，都曾推动、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５６页）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曾经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能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呢？当然不能！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的出现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是，说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样也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生产关系一样，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怎么能说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呢？如果要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别，最终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七·一讲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这是事实。但这仅仅只是从生产力的方面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是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进程：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以先进的生产关系替代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社会的进步。只讲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不讲生产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是有意抹煞人类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抹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区别，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突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在当今世界只有革命、变革生产关系，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七·一讲话》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含意，就是指发达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发达生产力”并不错，但是“发达生产力”既可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讲现代化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准备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达生产力”都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基础之上。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呢？这不仅是在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也是在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

不仅如此，《七·一讲话》还混淆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政治等等，而共产党则是政治组织，它的根本使命是夺取和巩固政权，保证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不能与其他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共青团、政权等等）混同，更不能取代其他的社会组织；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责，共产党不能与科学技术协会混同。共产党是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命政党，它的最终使命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在当前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抹煞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也抹煞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知道在变革生产关系时，不能根据主观意愿，而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这绝不等同于“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共产党与科学技术协会混同，放弃变革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江泽民说什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资产阶级最高兴的。资本家可以说他们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共产党的目标是一致的。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更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时期，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促使阶级消亡的工具。阶级社会消亡了，阶级不存在了，共产党也将随之消亡，那时共产党又怎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不可能“始终”代表了！

混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和共产党等等概念，是近些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一种手法，目的是抹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别、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最终的目的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做法。当然，这还是马克思主义队伍内的理论争论，而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里，根本就没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等科学的概念，例如，他们把生产说成是资源配置；把生产关系说成是经济体制；把经济体制分为：自给自足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等等。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里，没有科学的社会形态的概念，也没有准确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概念。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学说在党内的反映和表现。

２、“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科学等。精神财富分为两大类：自然知识和社会意识。先进的文化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技术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共产党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前进方向吗？当然不能！我们党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能把自然科学包括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之内吗？自然科学根本就没有阶级性，不能区分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如果把自然科学知识也算作社会主义文化，那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文化”了，而且水平还不低呢！？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抹煞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把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混为一谈。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而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社会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代表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是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有那么一些党，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还说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共产党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就拿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它口头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修正主义，最终导致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样的共产党也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事实证明，它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一般地说，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尽管在运用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可以说是代表社会科学前进方向的，但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又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共产党内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时候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代表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了！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能代表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才能代表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

《七·一讲话》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表面上是很好听的口号，实际上是在抹煞两种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抹煞社会科学知识的阶级性，掩盖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

３、“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是“最广大人民”的概念包括什么内容？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３６４页）江泽民没有正面回答他所说的“最广大人民”包括哪些阶级。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大量的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亿万农民又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小农，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现在容许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消灭资本主义，还是为了什么？这样的问题早已摆在我们党的面前了！江泽民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面对问题，却高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都包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范畴内，显然，在他那里“私营企业主”等是包括在“最广大人民”之内了！那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这不是根本改变我们党的阶级性吗？！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江泽民关于我们党的“三个代表”要求的论述，实质就在于抹煞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联系他说的“把……社会其他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引者注）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的话，充分说明他要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改变为“全民党”，走赫鲁晓夫式的老路。

“据二月廿三日《文汇报》报道，二零零一年私营企业已有２０３万户，投资者４６１万人，雇工２２５３万人，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９.１万户，投资者２１万人，雇工２４１万相比，都要多到十倍以上。”（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报刊文摘》）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底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在２０３万户私营企业主中，２９.９％是中共党员，另外还有１１.１％的私营企业主在《七·一讲话》的鼓励下，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这些数字充分说明“私有”不仅“化”了，形成了一个靠掠夺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邓小平、江泽民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全面蜕变。

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破坏
文化领域中的问题非常严重。否定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非毛化”的思想泛滥，鼓吹私有化和多党制的论调流行，《交锋》、《呼喊》之类的书籍、刊物大量发行，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如《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天人古今》等刊物则举步维艰，最终先后遭到了停刊的命运。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经济学家”竭力地鼓吹私有化、“国退民进”、股份制，曹（思源）“破产”、吴（敬琏）“市场”、历（以宁）“股份”等人由此而闻名天下。乃至竟有学者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度腐败有益论”，认为腐败虽然提高了市场运作的成本，但毕竟帮助绕过了复杂的官僚体系，相对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史学界篡改历史成风，封建帝王、反动政客、反动文人、反动军阀、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蒙奸、满奸、维奸等等人物都要翻案，而真正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领袖、广大劳动人民却受到污蔑、诽谤、攻击。文化界里以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宣扬胡适的“少谈主义”反动思想，胡说什么：“毛泽东当年为湖南一被逼婚跳水而死女子的同情声音一样，完全是道义上的呐喊，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抹煞毛泽东同志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同时，坚持反封建主义的鲜明的阶级特征。文学界里更是胡编乱造，最典型的就是文学杂志《江南》刊登以京剧《沙家浜》为原形改编的小说《沙家浜》大肆污蔑原剧中英雄人物阿庆嫂、郭建光，吹捧汉奸的恶劣事件，作者薛荣还强词夺理地说这是“要去表现他们之间‘人性化’的关系和有自由写作权利”，其恶劣行为已经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导思想。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中弄虚作假比比皆是；文体界中名星伴大款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追逐名利导致学术腐败，抄袭剽窃事件在大学校园里屡屡发生，学生剽窃、教授剽窃、校长也参与剽窃；专业学院招生中的“贿考”更是屡见不鲜。

新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绝迹的赌博诈骗、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又在社会上出现并呈泛滥趋势。封建迷信、邪教组织死灰复燃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法轮功”这样的极端组织，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些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横行，爆炸、杀人、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盗窃、抢窃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不少地方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曾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二零零零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继续呈增多趋势，而且行为方式也日趋激烈，有的地方出现打砸乡镇政府以致县级政府机构、封堵公路铁路、破坏公共设施甚至殴打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的事件，不少地市县的领导干部对当地的稳定工作很忧虑。”（王大明委员在全国政协上的发言《真理的追求》二零零一年第４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曾经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娱乐场所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调查团所撰写的专题报告认为：一些娱乐场所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部分政法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打手的角色，正是由于有“黑白两道”撑腰，色情活动场所才得以畸形发展。参加调查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已经到了‘寇深祸亟’的地步，如果再等闲视之，任其滋生蔓延，那将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广州市长洲戒毒所的部份管教人员，竟然敢勾结卖淫组织者，将前来戒毒的妇女转手倒卖，逼迫这些妇女卖淫。我国的赌博风之盛也是令人瞠目结舌，不光是那些打着“茶室”、“文化室”、“俱乐部”的招牌的赌馆随处可见，甚至居委会也在办赌馆，美其名曰为“居民活动室”。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仅仅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将鸦片烟毒彻底禁绝，使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无毒国”。而进入八十年代后，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境外毒品贩子对我国施行“多头入境，全线渗透”。毒品在我国又沉渣泛起，并迅速呈现出蔓延趋势，提起毒品和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祸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羞辱，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痛心疾首。国内毒品的发展蔓延，带来的危害日渐深重。尤其是在毒品危害严重的地区，毒品吞噬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摧残社会生产力，甚至引发涉毒人员参与其它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活动，广西南宁市居然有人聚集在闹市区当众注射毒品一年多而无人过问，毒品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个突出问题。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二零零二年底，全国涉毒的县（市）已经发展到了２１４８个，比上年增加了９７个；国内吸毒人员的总数继续增加，并仍以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为主，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已经达到一百万，同比上升１１％；在这些人员中，青少年占总数的７４％，无业人员占５３％；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一百万人，而且绝大部份患者都与毒品有关；国内吸食海洛因的人员占到吸毒人员总数的８７．６％，同时，吸食、注射新型毒品和精神、麻醉药物、滥用冰毒、摇头丸的人员比例也在迅速上升，吸食、注射毒品过量而导致死亡的事也屡有发生。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毒品，这个曾经让中国人民背上“东亚病夫”耻辱称号的恶魔，重又死灰复燃，泛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土地之上！它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危害，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环境。而且这种危害仍在加剧，人民群众为之深恶痛绝。

过去，我们对黑社会的认识多是通过对张子强、张君的世纪审判，或在国外的一些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如今，善良的人们突然发现，黑社会原来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已经猖獗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及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根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犯罪仍呈发展蔓延之势，气焰十分嚣张，在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老百姓有案不敢报，有冤无处伸，毫无安全感可言。庞大的黑恶势力，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这些黑社会正积极寻求“保护伞”，通过各种手段向各级党政机关渗透，或与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相勾结，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取得政治权力。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少数的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到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福建省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并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里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辽宁省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因为滥杀无辜被捕，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安厅的破获一宗黑社会犯罪集团故意杀人及非法拘禁、欺诈等案件，居然牵扯出党政机关干部六十七人，其中包括温岭市长周建国、公安局长杨卫中等一批当地领导干部。不久前处决的吉林省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与之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中不仅涉及地方的一些官员，更有一些公检法机关的政法干部。为违法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使梁旭东团伙长年逍遥法外。

改革开放以来，宣扬取得成绩最多的经济领域，也是问题成堆。“假、冒、伪、劣”履打不绝，四川“彩虹桥”的垮塌，浙江防洪堤的造假；假烟、假酒发展到劣米、劣油等等，吃“放心肉”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口号，注水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瘦肉精”中毒的事件；小煤窑乱挖乱采履禁不止，南丹煤矿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刚刚结束，山西等地的小煤窑瓦斯爆炸声又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２７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营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的边缘，这两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迪尼斯记录）。”（《我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问题？》《中流》二零零零年第９期）。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正是由于邓小平、江泽民长期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破坏，才造成整个社会信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精神、人类道德伦理大倒退的直接恶果。

三、对民主法制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告诉我们，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法律性质。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法律除了具有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一般社会保障功能之外，还必须用法律手段对党和国家机关内的腐败进行惩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是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也是党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强有力的监督、和有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保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而制定的，我国的宪法是对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革命实践，我国在最初制宪过程中，坚持了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即：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完全彻底为人民的精神，以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魄力，不仅把人民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还把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文化大革命初期称之为“四大”民主权利，都写进了宪法，创造了人类法律史上的巅峰。这是迄今为止有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部宪法法律能与之相比的。可惜的是，如此民主、进步、正义的宪法，竟然被邓小平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修改掉了。应当承认，确实会有极少数坏人，利用“四大”民主，进行无端的人身攻击和诽谤，但这并不说明是民主的罪过，因为在法律的规定中有可以以人身攻击罪和诽谤罪，对坏人绳之以法的条文，是对滥用“四大”民主权利的限制。邓小平不会不懂这个道理，而是邓小平等人害怕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硬是将其扼杀。充分反映了党内资产阶级与人民对立的本性，这是法律的大倒退，是民主意识和民主原则的大倒退；缺少民主的法律，是苍白的、脆弱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法律，也就失去了灵魂，其所谓的公正就是虚伪的。

为了改变我国宪法的鲜明阶级性，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的利益代表者们先后于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二年，两次提出了所谓有关保护私人财产的议案。甚至在非典型肺炎在全国严重肆虐，人民健康受到极大危胁，全国人民正在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力以赴，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不顾今年人大议程中没有修宪内容，再一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研究并加快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及配套的制度和措施”的修改宪法议案。妄图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保障私有制，变社会主义宪法为资本主义宪法。其嚣张气焰，猖狂至极！

事实上邓小平江泽民宣扬的“以法治国”，通过立法、执法，建立法制国家，就可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作法，不但没有开创了法治，而是使法治倒退。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他们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剥夺人民已取得的民主权利，取消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破坏坚固的社会主义基础，邓小平江泽民口口声声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立法治，要以法制国，要制定这种和那种法律，可就不在制定有特色的“企业法”时，加上禁止企业随意裁员、减员、下岗、解雇、除名；禁止企业随意克扣工人工资、对工人的利益给予有力的保护，反而让企业领导阶层中的立场不坚定份子，让党内资产阶级可以为所欲为地去破坏社会主义，而让劳动者沦为附属和雇佣，闹了一个厂长可以选择工人，工人可以选择厂长，所谓公平双向选择的大笑话。像这样的法律，只能助长有权势者的腐败，把他们抬到无上级、无监督的主宰地位，给广大工人带来苦难。把管理不善、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恶果，向无辜的、辛勤劳动的职工群众转嫁。这就是邓小平江泽民顽固地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带来的必然恶果。

一些手中掌握国家司法权力的公务人员更是无法无天，通过执法“创收”，滥用执法权，甚至执法犯法，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起耸人听闻和令人震惊的冤假错大案。“九三学社”武汉理工大学副主委、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得主，武汉理工大学四十四岁的程树良教授，在回乡探亲、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以所谓被人举报嫖娼的罪名，被押往公安机关，途中却莫明其妙地跳车“自杀”身亡，至今没有结论。湖南省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沈振强骑摩托车接妻子回家途中，交警蛮横粗暴执法，造成其妻下身出血被迫流产。吉林省集安市农民马成赞，无端遭到集安市法院五名法警殴打，竟然被踢瞎左眼！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刘尔村村民朴永根，被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派出所民警殴打，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而后又扔在了路边，终因多发性外伤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和心功能衰竭致死。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十七岁的少年唐斌，被新宁县金石镇派出所民警殴打致死。重庆市丰都县包峦派出所所长许南奎在警车内奸杀年仅十六岁的少女，竟然向被害人连刺二十七刀。广西宜州市公安局安马派出所所长曾涛欲与风尘女发生关系遭拒绝后开枪将其杀死，又把被害人的头颅砍断后抛入河中。河南省商水县公安机关的少数败类大搞“猫鼠勾结”，以妓女或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设套，引诱他人嫖娼、买车，然后罚款牟利。湖南省临湘市公安局忠防镇派出所副所长李忠良仅因为五角钱的“如厕费”，就指使并亲自带领一批流氓公然在岳阳市火车站前行凶，砍伤、打伤一家四口人。

荒唐的陕西省西安市泾阳县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开创了先例。之后又有山东省东营县的张旦、河南省新安县的“晓梅”，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女青年朱某、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吴小玲、江苏省盐城市的金磊、江苏省灌云县的纪海云，河南省郸城县的张翠英，湖北省随州市的“小芳”等一系列处女嫖娼案。不仅是少女遭污陷，陕西省榆林市镇川镇的一名军嫂刘某也被污陷为“卖淫”，只得吞下五克重的金戒指，欲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重庆市万州区的一对合法农民夫妻在自己的住处被抓走，诬为卖淫嫖娼。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宾馆的三名服务员同时被抓到公安局，用椅子扶手和带刺的黑橡胶棒猛打、将椅子架在腿上压、拿跳绳抽、揪着头发往墙上撞，逼迫三人承认“卖淫”。据媒体报道，在所有的案件背后，都有极其残暴的刑讯逼供情节。更可怕的是，在河北的吴小玲案中，那些作恶多端的“酷吏”在肆无忌惮地暴打当事人后，有关方面还“盖着”、“捂着”，力图为“合法”的暴力辩护。十九岁的东北少女纪海云竟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防暴大队的警员毒刑拷打三个多小时，逼迫其承认“卖淫”。纪海云的下体、大腿内侧等全身多处部位被粗暴地棒打、鞋踢、脚踩，手段之凶残无出其右，致使纪海云的累累伤痕在事发廿天后依然触目惊心。一位给纪海云做检查治疗的从医多年的医生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位姑娘可以被打成这样……。

对于那些被媒体或有关部门揭露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许多施暴者不仅不反省，反而对此种行为遮遮掩掩、极力狡辨，有的甚至咆哮公堂，态度傲慢，完全是一幅不知悔改的凶顽嘴脸。

“教授嫖娼致死案”，在尸检之前，当地的一位县领导就断言“这个案子是铁案”，并且坚信黄梅县的县委和县政府“有能力把这个事件摆平”。

“金磊”一案中，盐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赵开庆、政治部主任肖长春、法制处处长郭传扬等5人在接待记者时竟称：“处女也可以卖淫”，污良为娼到如此地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陕西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中，被告咸阳市、泾阳县两级公安局的代理人竟称“我们道哪门子歉、赔哪门子礼？”。在对当事人造成极大肉体和精神伤害的事实面前，不仅没有象样的赔偿，就连“赔礼道歉”这样的基本要求，还如此傲慢地加以拒绝！

　　而惊动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名法警踢爆当事人一只眼”一案的判决结果是，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许立新、董志家将分别由通化县人民检察院和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案其他三人也仅仅是受到了法院内部行政和纪律处理。

　　在河北“处女卖淫”一案中，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吴小玲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向有关部门控告“南翟营派出所办案人员涉嫌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和刑讯逼供罪”时，却再次大难临头，被行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继之逮捕，案由是：吴小玲涉嫌诬告陷害罪。一位施暴者竟对吴小玲叫嚣说：“打了你又怎样？打死你最多不要这份工作。”虽然行唐县人民检察院发现对吴小玲批准逮捕的做法是错误的，马上就予以纠正，撤销了这个决定，但行唐县公安局有关人员一意孤行，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违法行为，反而又以取保候审的方式继续坚持并延续其违法行为。

当笔者含着眼泪写完上述这段文字时，如果不是这些报道都是出自权威媒体，使人不容怀疑其真实性，笔者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血淋淋的现实竟会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

据《中国老年报》登载的记者何继欢所写《注解遗诗引发官司》一文披露：兰州教育学院退休教授张尔进，仅仅由于撰写、出版了依照历史资料和原诗意为辛亥革命烈士张雨僧遗诗注释的《张雨僧狱中遗诗考》一书，而遭到曾经在北洋军阀统治甘肃期间，任督署参谋长、军务厅长、亲兵统领、卫戍司令等职的魏绍武之子魏竞存的指控，称张尔进侵害了其父的名誉权。二零零二年一月和七月，先后经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令被告张尔进“停止侵权，消除影响，恢复魏绍武名誉，赔偿损失”。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公然为上世纪廿年代反动军阀及其黑暗统治张目的判决，竟然会出现于廿一世纪的人民法庭之上！

这些违法乱纪的事例举不胜举。仅仅以上笔者所举的部份事实，就是对邓小平江泽民等人所谓的“依法治国”最好注脚。

四、对经济工作的破坏
党的十一大以来，在邓小平、江泽民错误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建设路线上，一些持对市场经济万能论和私有制驱动力迷信的“经济学家”们。为了扫除改变制度的强大阻力，声嘶力竭地把计划经济贬斥为“斯大林的模式”，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实际上却难以解释苏联为何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以资产阶级有新自由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已经实现的公有制而已。流行甚广的修正主义理论就是“补课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其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都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就是被人称之为的“早产论”和“补课论”。

我们党在农村经济工作中推行了“农村经济改革”政策，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农民致富奔小康”，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大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以至发展到后来作为改革路线，强迫全面推行。其实质是在恢复封建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彻底摧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基础。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无疑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优越性没有发挥，决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干部问题。社、队干部不是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面指定或委派，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瞎指挥，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越来越难以依靠农业谋生，数以千万计跑去城市当民工(没有正式居住权的外来劳工)，接受特别残酷的剥削，或是变成流氓无产者。党在农村工作中不去解决干部问题，不去发扬农民群众的民主，却向农村集体化事业开刀，这是我们党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农村工作中带来的又一个严重恶果。 

小农经济的特点包括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在生产流通交换各领域都以劳动者个体为主，这正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状况。这种经济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灭亡的。一八九四年，法国社会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的绪论中说：“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这与改革初期大力宣传包田到户的观点如出一辙。恩格斯严肃地批评了这个纲领，指出：“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它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屯’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笔者引用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虽然今天我国的农村情况与恩格斯当年所说的法国，在时间、地点上都有了变化，情况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开放廿年来的农村经济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都与这种封建式的小农经济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也充分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

农民有双重身份，一是劳动者，一是小私有者。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把田地承包到个人，无形中突出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势必损害集体经济。的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的初期确实曾短暂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乃至腐化堕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降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荒废，农牧业科技水平降低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国家政权在农村稳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和负责人的带领下，顶住了“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狂潮，抵制这种封建主义小农经济模式的严重干扰。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同志亲自给农村经济工作制定的正确方向，坚持发扬“两个务必”的精神，坚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决不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或是在搞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之后，发现其并不适应农村经济工作的发展，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带领群众走艰苦奋斗、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我们党在城市经济工作中推行了“国营企业改革”政策，先是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而后又简单地引进在农村经济改革尚未成功的模式，一“包”了之。取消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和监督，大搞“一长制”；企业党组织和企业政工干部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下，一再压缩、合并、裁减；（笔者就曾见到过一个上千人的工厂，竟然只有一名专职党委副书记和一名专职政工干部，组织、宣传、纪委、干部管理、甚至团委、工会、图书馆等工作全也由一个人负责。）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形同虚设，失去了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功能，成了只管发电影票的机构。使得“承包者”可以任其利用手中权力，为所欲为，贪污腐化、损公肥私、挥霍浪费成风，甚至用“扣除工资奖金、调离工作岗位、下岗、除名、解除劳动合同”等各种手段打击、报复敢于抵制、检举的职工和基层干部。有些人公开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说法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观念上的障碍”。这都导致了“承包者”与广大职工群众发生直接经济利益冲突，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厂长富的流油，工人穷的下岗”的怪现象，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经济增长。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和教训，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仅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反而抛弃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宗旨；抛弃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些被历史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党的群众路线。

不仅如此，在“深化改革”的口号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又把改革的方向直指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体制，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方式来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那么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我这几年以来，一直引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在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论“三个代表”》第５８页、第４９页）

马上有人撰文吹捧：江泽民发现了“从《共产党宣言》到２０多年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主张由国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转向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据此认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放弃甚至否定了的东西”，而他们主张的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形式是股份公司制；并说：“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可以便分散的个人财产和集中的国家的财产转化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转化和转化的具体途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一个成熟的但却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结论”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以及股份制等等，都是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

这是对恩格斯原话的非常严重地错误曲解和篡改阉割。《中流》杂志上曾多次有人发表文章反驳这种论点：“有些人却利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指以上引用的话--引者注）大做文章，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计划性已经不复存在……”，“应该说，对于任何不存偏见的人来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所谓‘私人生产’，指的是由单个资本家经营的生产，例如某个资本家的独资企业；所谓‘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指的是股份公司。”“这样的解释和推论站不住脚，因为它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界限。”恩格斯的原意实际上是在讲，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原来单个的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变成了由若干资本家共同经营的企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了，本来单个资本家经营不了而必须由资产阶级国家来经营的企业，也可以由规模很大的公司来经营了。这种生产力的进一步社会化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决不是说股份公司的出现，可以使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为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创造了过渡点，但这种变化归根到底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

我们知道，所有制形式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变革所有制关系占有核心地位。对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就是：由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实行社会所有制，而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必须首先采取国家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要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在论述共产党人的一般理论时提出了社会所有制思想，“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也就是“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公共的财产”，“变为社会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６５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３０页）；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时，再次强调了必须“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６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国家所有制是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９３页）《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逐步建立国家所有制的观点，后来一直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所有制、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指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一种所有制，这样的“社会所有”“社会公有”“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等多种表述方式，并经常与“公有”、“公有制”混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来社会实行“社会所有”的思想也是一贯的。撇开他们经常用的“公有”、“公有制”等提法来表达“社会所有”的思想不谈，我们知道，早在一八四七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就已经使用了“社会所有”一语。恩格斯在此指出，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以后要聘用制私有财产，以便“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３７９页），即为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作好准备。在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里，不仅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要实行国家所有制，而且在论述共产党人的一般理论时，还提出了社会所有制思想，并且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变为社会财产”；他们还指出，当阶级差别消失从而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那时就实现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即集中在一个“巨大的全国联合体”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８７、２９４页）显然，这样的联合体不再表现为“国家”，而表现为“社会”。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一八五零年马克思就已经将以往一般地讲财产的社会所有改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５０８－５０９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资本论》以后才主张社会所有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有一个从主张国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到主张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重大转变”的谬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淮说：“国营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营企业向国有资本转化，”“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在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意味着由国家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将从实物资产转变为价值资本形式，……从单纯生产要素中解脱出来”。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六日，《中国信息报》登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以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名义公然推出的《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报告，主张国营企业从我国工业１９６个行业中的１４６个行业“退出”，并宣称：“退出１４６个行业将涉及到３９２３１家企业重组或改制，１３７６.３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７５０７.９亿元净资产出卖或转让。”这一结论让笔者震惊的是，如果按《中国统计年鉴》一九九九年我国国有工业职工总数２４１２万人来计算，这一数字竟占到５７％！假若真的按照这个报告去做，以一九九九年为基准，退出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值和职工即使不是全部，而是６０％出卖和转岗给私有制工业，则全部工业资产中，公有制所占比重将从５８％下降为４９％，公有制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将从５３％下降为４６％。这一将国营企业“非国有化”即“私有化”的方案，规模之大，狂妄之极，前所未有。《中国信息报》同日还发表了《给民营企业以足够的空间》的评论员文章。并以头版头条“国有经济当退则退，１４６个行业不宜久留”的通栏大标题为邱晓华造势。露骨地宣扬“国有企业退出”论，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该报告以科学统计分析为名，行主观臆断之实，夸大了国有工业的控制能力，认为“从总体上说，国有工业的控制力只要为四成左右”就可以“基本上控制了工业”，这个仅由少数专家和课题组拍拍脑袋来定乾坤写出的报告，玩数字游戏，糊弄不懂统计学的领导者、干部和老百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事实真相。如果按照该报告进行决策的结局，必然导致私有化。就是在这股“国退民进”的狂潮下，江苏省南京市率先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推进国企“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改，改彻底”，通过改制要达到“一个集中、两个了断”，即：实现资产向经营者和骨干集中；了断国有资产，了断工人的国家职工身份。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方面一直采取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工业资产的比例，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间，公有制所占比重从９９.２％降为５８％，其中，国有经济从７４.６％下降为３７％，非公有制所占比重则从０.８％上升为４１％。在工业从业人员中，公有制所占比重从９１.１％下降为５３％，其中，国有经济从４１.１％下降为２２％；非公有制所占比重则从８.９％上升为４６％。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邱晓华的报告仍认为：应当让“国有企业从１４６个行业退出，涉及３.９２万家国有企业的７５０７.９亿净资产出卖、转让；１３７６.５万职工转岗或下岗、失业。”如果按邱晓华的报告去做，退出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值和职工即使不是全部，而是６０％出卖和转岗给私有制工业，则全部工业资产中，公有制所占比重将从５８％下降为４９％，相应地从业人员占比重将从５３％下降为４６％。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劳动者（职工）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当家做主。如果在全部工业资产和从业人员中，公有制所占比重分别降至４９％和４６％，就意味着把公有制所占的优势拱手让位给私有制。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大量输入中国的形势下，为它们用各种方式收买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若干年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将会崩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蜕变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多数工人从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地位沦为被资本家雇佣、受剥削的地位。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工人阶级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无生产资料、无生产工具、无田无地无资金，一但失去了工作岗位，他们便一无所有。务农无田、务商无本、务工无门。所以，在旧社会，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解放后，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人，走上了领导阶级的地位，过上了扬眉吐气，虽不富裕，但精神充实，安居乐业的日子。但在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改革”政策下，无产阶级一步步地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实质上变成了雇佣劳动，工资不能正常发放，医药费用得不到报销，工作、生活失去保障，重新又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不论“公仆”们是由于失误，还是由于腐败，他们所造成的经济恶果，都必须要用无产者的下岗补偿外，甚至“公仆”们的喜怒哀乐都可能是无产者被除名的原由。《中国经济时报》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报道了民政部的统计：截止二零零三年三月底，我国城镇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已达到２１４０.３万人，在短短的七年之间增加了十倍。而所谓社会保障体系下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充其量也只能使他们在温饱生活线之下挣扎，社会上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不再得到国家保护和发展，反而进一步削弱以至摧毁。同时资本主义企业被容许重新出现，而且进一步得到政府部门更大的纵容以至鼓励。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就成了大问题。上述趋势的发展，充分显示出，国家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保卫和发展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而是促成资本主义复辟了。

　“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但是私有化理论却无法回答共同富裕、两极分化、市场需求不足、劳动力过剩等等涉及到共产党的宗旨问题。并且，私有化的产权理论更无法回答如何监督改制本身的公平、公开和改制后的名副其实的问题。私有化虽然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机器暂时运转起来，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却无法让所有的人都富起来，更无法普遍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因为私有经济是不择手段的嗜血动物，他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多于自己数倍的被嗜血者（廉价劳动力）和被嗜血地区（被占领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因此，如果在全社会培养出一个势力庞大的嗜血者阶层，甚至拱手让这个嗜血者阶层冠冕堂皇地控制中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即便是国家和人民大众为改制付出了天文数字的改制成本，即便是改制后的企业达到了预期的活力和高效。国家却从此丧失了运用企业形式和国民收入再分配强有力杠杆，化解社会矛盾的机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蛀虫们掩盖罪责，逃避惩罚的“金蝉脱壳”。

　与工人阶级的遭遇相反，在民营企业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口号和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的鼓励、扶持下，大量的私营企业出现在各行各业中，不可否认，有些比较进步、开明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乐善好施，积极投入光彩事业，捐助钱款用于扶贫救灾或希望工程。旧社会我国就出现过陈嘉庚那样的爱国人士，五十年代还出现过放弃个人剥削、积极投入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资本家。但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作为私营企业主，就其整体来说，决定了剥削致富、投机发财是他们思想的主要方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地表现出各种消极因素，诸如：以回扣、好处费等形式贿赂腐蚀干部；采用卑劣手段招摇撞骗，骗取贷款，破坏金融秩序；为了追求暴利，任意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破坏市场秩序；承包建筑时偷工减料，形成豆腐渣工程；以三陪服务、全方位服务为名，经营色情行业；个人生活奢侈糜烂，挥金如土，嫖娼聚睹；对工人任意克扣工资，随意处罚，甚至搞体罚，侵犯工人人权；不顾工人死活，不讲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劳动条件恶劣，任意加班加点；不许组织工会，限制工人参加社会活动等等。

　　中国再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起初是在个体户或者集体企业的名义下经营的。在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即使是个体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在宪法上规定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八年的两次修改宪法，变成了正式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长期发展了。一个工人阶级毫无民主权利，而又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显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工人的国家。工人阶级在这里只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是纯粹的被统治阶级。这样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从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社会。因此，到了一九八八年中国修订宪法的时候，就有了充足理由断定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已经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复辟了。至于国营企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并不能否定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况且事实上国营企业本身日益加甚地遵照市场法则，为追求利润而经营，同时一步步股份公司化，吸收了私人股东和外资，还纷纷争取股票上市。

　　自一九九零年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金的增长率，一直都比国营企业快许多。私营为国企的四倍以上，外资为二倍以上。现在私资和外资合计已经超过了国企资金，其中外资约占八成。国家负有外债三千多亿美元，内债近五千亿人民币(等于近六百亿美元)，但私人储蓄约有八万亿人民币(约一万亿美元)，更可见私人资本的潜力多么庞大。这些私人储蓄中有一半以上属于中高级的官僚和他们的家属(合计约一百三十一万人，为全国人口千分一)。在全国个人外汇存款的八百七十多亿美元中，他们占八成以上。中国再生的资产阶级就是直接以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为核心而形成的。他们的垄断势力和专横与腐化的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国民党的官僚资产阶级。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保证了世界资本在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上自由剥削，适应了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这绝不是什么改革开放路线成功的表现，也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相反，所谓“通缩”的景况，已经维持了好几年，更大的经济危机日益迫近。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已经令国内外的学者都发出了强烈的警号，要求社会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事实就足以说明，我们的党和党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农村经济已经完全倒退到旧中国封建式的小农个体经济模式，私有化浪潮使许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陷入一片汪洋，党和国家的性质正在发生严重的蜕化变质。但是，江泽民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绝口不提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提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意地掩盖党内、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斗争，回避党、国家、社会上存在的严峻现实问题，仍旧坚持把资本家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甚至散布共产主义遥不可及的观点，这哪里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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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五）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13

　第六个问题，关于“六·四”事件。
　一九八九年发生在我国的“六·四”事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既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破坏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又反映了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教育下的觉醒。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和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和规律性，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激烈性、对抗性和不可调和性。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任何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方法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段时间里，我国一共发生了三次思想浪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次浪潮，即“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摒弃“文革”教条主义后运动中，马、恩、列、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受到八十年代新生代思想界的普遍漠视。而代之的观念，都是回光反照的十四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主题，例如：反封建、人道──人本主义（包括异化问题）、民主、科学问题等。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第二次浪潮，即所谓“文化反思”，指导这一思潮的思想武器，实际仍是前一时期的“反封建”理论，只是更为系统化了。文化反思的结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中国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的严重摧毁。至于所谓“文化反思”的主题，在表面上，虽然针对的似乎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但其深流和真正指向，却是要由对传统的批判，导入对现实的批判。由对文化的批判，转入对政治的批判，由理论的批判，转入实践的批判。这一文化批判之集大成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河殇》。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第三次浪潮，是“全盘西化论”，即政治经济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狂热鼓吹浪潮。这是一个短暂急促而非常急功近利的时期。由于通过“文化反思”，已经达到对传统和现实全面否定的舆论效果，从而也就造成了易于全面接受和移植西方当代思潮的思想真空。大量粗制滥造、消化不良的西方现代观念，在这时被一窝蜂般地匆匆引入。

　　为了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证一篇比我们国内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更加深刻的国外评论文章，这就是《纽约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发表的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社论说道：

“历时数十天的天安门事件终于平息了。然而，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所有政党、政府的思考却在继续着。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天安门事件？特别是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的瓶颈时期？这是一切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最近，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期间，涉及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因，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在我们看来，那只是一些导火线而已。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特别的内因，一切国外的挑唆，煽动，策划等等，都只能是白费心机；那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暴徒、后台、反革命，也难以施展其能量。这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真正动因，是在其内部，甚至，在其上层，在中国政府用以调节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身。
　……
　　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当时，如果中国的领导和群众，能够认真地把整个讨论深入到意识形态，按当时的形势，许多问题是可以较早和较好解决的，大可不必遭受后来的周折了。遗憾的是，吃尽了空头理论苦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实际了。他们匆匆批评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理论，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新理论。祸根是由此种下的。 
　　中国改革的这一大行动，却恰恰没有可凭藉的理论作先导。中国领导人虽然历来十分重视国内的新闻口径，甚至对报纸理论版也十分重视。而对社会科学，对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理论学说体系，却不愿过问。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社会高层忘掉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却不会忘掉社会高层。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漫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词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 
　　……于是，否定派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合法化了；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它支撑的国家政权对立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危机。但是它仍然没有引起高层人物的具体注意。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和中国的政治目标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暴乱的根源。本来，一九八七年，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没有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问题。致使事情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这次天安门事件。这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参考消息》）

　这虽然是局外人站在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事变，但他们的分析却是多么深刻啊！看了这段文字，结合中国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以及至今仍然继续严重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结合党内和政府里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令举世瞩目的腐败问题，结合苏联、东欧党变修、国变色的惨痛教训，我们的同志还能够继续理直气壮地在那里宣布：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吗？如果还要继续坚持这样“彻底否定”的口号与方针，那真的无法令人理解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是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持否定态度，贯彻执行了一条不讲政治，不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放弃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论姓“资”姓“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不仅没有解决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上的困惑，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更大的混乱。这在笔者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应当看到，真正转变观念，承认“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的，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社会主义。但在同时，有些人利用了邓小平错误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体制中实行的“双轨制”，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钻价格体制尚未放开的空子，开空头公司、办虚假实业、搞“批条”、卖“批条”、倒“批条”，损公肥私，大肆赚取差价，甚至走私贩私，偷逃国家税收，为个人的原始资本积累淘到了第一桶金，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官倒”。

　　最敏感的还是青年学生，他们终于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挚热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行径的无比愤怒，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以满腔热血和激情，奋起反对“官倒”，他们痛心地呼喊，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有被蛀虫蛀空的危险！矛头直指邓小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党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运动中，泥沙俱下，一大批资产阶级人物，包括辅佐党内最高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精英”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推行自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宣扬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实行所谓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他们捡起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语言，恶毒地攻击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专制。对于这场运动中充满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复杂局面，本来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斗争方向给予肯定和支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反击，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腐败分子予以坚决的铲除。从而达到发动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清除党内的毒瘤，打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目的。而这位从来没有信仰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讲马列，不讲政治，自称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情爱着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为维持自己的地位，为维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利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既得利益。仅用“要么交权，要么流血”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然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撤换党的总书记，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镇压学生运动。山河失色，日月无光。“六·四”事件震惊了中外，更引起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思考。从本质上看透了在邓小平修正主义理论、唯心主义思想、唯生产力论观点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变质，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才真正是一场巨大灾难，是中国共产党的灾难、中国人民的灾难、社会主义制度的灾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灾难！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人民不可侮，民心不可违，在强大的人民斗争面前，邓小平不得不却步了，不得不将他的倒行逆施有所收敛，许诺禁止“官倒”，惩治腐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社会主义没有垮，仍在继续前进，纵然是艰难曲折。对“六·四”事件，邓小平只能无可奈何地吞吃下自己不坚持马列主义，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用辨正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淡化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正确的群众路线，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苦果，可留给后人的，却是一本苦涩的教科书。


　　 　　 　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问题

　　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问题，必然涉及到对苏共廿大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性质的评价问题。因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必然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决议》是以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把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斗争，重新定性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从而这次大论战也就被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一次大内战，这表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把赫鲁晓夫主义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而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犯了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已。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一次大倒退。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正是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此后，又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这条路线，历经三十多年的逐步演变，终于使苏联党和国家完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全面蜕变。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曾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取消主义者，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正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试问有谁还能够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及其所作所为不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恐怕只有那些完全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可以继续说出这样的错话与瞎话来！

　　当然，在修正主义的面貌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发生识别不清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修正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要顺利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继续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否则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就容易给我们的同志造成一个错觉，好象那时的苏共并没有搞修正主义，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更有的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因而苏联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比中国更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这个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者，从而被看成是继承赫鲁晓夫改革路线的一个更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认为我们党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讲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于我们党在此后的文件材料和出版物中几乎所有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这种观点和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就迅速抬头了。邓小平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当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并且提出“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再回过头来看那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反修大论战，就认为我们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与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分歧，错误地当作对修正主义的外部斗争来处理了，因而犯了原则错误。认为这一场斗争本来“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据此认识，胡耀邦还曾就我们党对陶里亚蒂“结构改革论”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向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道了歉）这表明邓小平完全把我们与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部斗争了。所以《决议》作出了与党过去的立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决议。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次大曲折和大倒退。 

　　从这个认识出发，一方面我们党好象进一步找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对外方针上进行重大调整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在停止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先后同我们过去曾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党非常积极地恢复了“兄弟党”的关系，并且最终与苏联党也恢复了关系。就在一九八九年，我国发生“六·四”事件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热情地欢迎了“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来访，并郑重地宣布中苏两党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也算我们党对历史所作出的一种“自我批评”。 

　　当然，上述努力只不过是邓小平等人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认识和良好愿望而已，历史是绝对不会按照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而发展的。相反，“戈尔巴乔夫同志”以及他的“欧洲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什么东西了，我们党内许多人的幻想和幼稚想法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发展打得粉碎了。他们批判毛泽东同志把无产阶级的“兄弟”和“同志”当成修正主义，可是那位亲爱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却公开了他叛徒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它……的专政。”（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同志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和看得远。他老人家是见微而知著，而我们有些同志到了事变完全展开后还看不出来。毛泽东同志早在苏共廿大召开之后不久就明确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苏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被丢掉了。一九七零年，我们党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重要社论中，毛泽东同志甚至预见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斯拉夫帝国总有一天会搞到瓦解的地步。令人为之叹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幸被毛泽东同志言中了。 

　　今天，我们可以据以庆幸的是，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作出了不屈服于苏修压力，坚决地勇敢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党和国家不仅避免了沦为苏修卫星国的地位，保卫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在全党、全体人民中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的反修防修教育，为我们今后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果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正确和必要，那么，经过一九八九年以来国内、国际上一系列事变后，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恐怕再也没有人低估三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中苏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同赫鲁晓夫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了。而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在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和斯大林在批判托洛次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必然会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在这场大论战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思想，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而在这一斗争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它是完全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指导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就必然会走上苏联那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今天，我们在看待三十多年前的这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时，对其反修性质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是一个大事大非问题，是一个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决议》否定了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也就必然否定赫鲁晓夫主义的修正主义与取消主义实质，必然否定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必然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当成了我们的“亲兄弟”，弄到了事非不分、敌我不分的进步，把革命阵线彻底搞乱了。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正当我们党把赫鲁晓夫事业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当作“同志”来欢迎，把苏联党作为“兄弟党”与之恢复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位戈尔巴乔夫“同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遮羞布都不要了。事实上，苏联的修正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同志，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要和人家认兄弟，一颗赤热的心被浇了一瓢冰冷的雪水。我们开了历史一个大玩笑，历史也回敬了我们一个大玩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坚持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叛徒和敌人，那他就不仅仅是一个马大哈了，他肯定是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和敌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真同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不要放过这些丑恶败类！并且要向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样，坚决揭露他们，彻底批判他们，以防止通过这些丑恶败类的手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 


　　 　　 　七、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所有的关心这件事的人们都在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深深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之后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是不相同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怎么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怎么看，我们是用不着去讨论的。那么，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党内和国内有这样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是经济落后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搞上去的原因，又是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这种观点避而不谈苏联、东欧党内和国家内产生了修正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最主要的原因归之于经济的落后上，归之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政策上。如此一来，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所以不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搞垮了苏联，而是由斯大林没有搞好经济才搞垮了苏联，搞垮了社会主义。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论调啊！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建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工业、科技和军事等经济实力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时，被这一伙败类手中搞得四分五裂、一踏糊涂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内有些人一直否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并崇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当苏联、东欧相继最终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不愿意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巨变与苏联、东欧各国党变修的内在联系，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只是由于其改革的政策与策略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根本就避而不谈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他们的辞典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仿佛世界上就只有“左”倾教条主义存在，哪里还有什么修正主义！这种理论说教的实质是为了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观点，掩盖我们党内国内严重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一种托辞，继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混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辨正关系。就象“阿Ｑ精神”一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至多只能说服安慰自己罢了，而要以其荒谬绝伦的理论力量来说服我们的党员干部、说明我们的群众、说服我们的知识分子、说服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同志们，那就十分困难了！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来观察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这些国家内部和国际上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党内国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苏联、东欧的演变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还必然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也还可能死而复生，重新再产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很容易产生，并在党和政府里不断滋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下，日益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它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特别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大包围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之所在，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苏联、东欧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国外和国内比，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党外和党内比，党内因素是主要的；下层和上层比，上层因素是主要的。正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才使苏联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它说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同样重要的斗争，甚至是更重要的斗争。它说明防止、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即防止党和国家自身变质的斗争，与防止、粉碎他们武装颠复的斗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斗争，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它更十分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更不是彻底错误的！

　　同时，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它从一个反面证明了一九八九年在我国发生的“六·四”事件的阶级实质，说明了在我国社会里、在党和政府的机体内、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产生腐败作风以及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说明了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及其伟大意义。虽然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反腐败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执政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并不存在着改变其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它却标志着党和政府里的一些官员，正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有可能整个地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从苏联、东欧变修的血的教训中，从党和政府里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中，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在不断产生的严酷的现实斗争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毛泽东同志生前特别强调把苏联党变修与历史上剥削阶级革命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联系起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革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如果从发生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尼德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尖锐斗争，才在世界上最终站住了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形式的政体，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但仍然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存在了十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从此又出现了近三十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后于一六八八年在荷兰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荷兰军队的直接帮助下，才把斯图亚特王朝推翻了，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政治统治。但是，被打垮的封建势力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之后一直到一七四五年的五十多年里，詹姆士二世、三世曾先后发动了四次武装暴乱，企图再度复辟，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英国仍然还有王朝复辟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复辟势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进行反攻的力量，只好把斗争转向文字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进而打出了“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复辟调子，继续进行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１页）因此，从一六四零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到一七四五年詹姆士三世的儿子发动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一百零五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还要更加激烈的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法国一国的范围，而以整个欧洲为舞台，成了以法国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另一方在国际范围里的大较量。先后同七次欧洲反法联盟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前后经历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间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成立，历经八十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尖锐的国内斗争以及长时期的国际间的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

　　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七五年独立战争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结束，也是经历了九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彻底战胜了长期统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封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封建王冠，也只是到本世纪初才最终被打掉的。甚至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还有少数皇帝在继续当着他那个国家的帝王。可见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历史是一面很好的境子，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以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个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曲折的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则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的伟大革命，因而受到的各种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瓦解，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时大的多，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必然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经历更加长期、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反反复复地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轻易地宣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经济基础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样看问题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之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特别重视并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规律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很重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十分强调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不仅要十分重视被打倒的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外部敌人直接从外部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革命政权本身的蜕化变质，十分警惕新生革命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并且认为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可能得而复失。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时，不但指出公社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进军，对被推翻的敌人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警惕不够，犯了错误，并且最早提出了怎样防止公社自身变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公社采取的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一是普选制，二是对公社官员普遍实行低工资制。认为这是防止公社的官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重大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经验，他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经验，更加深刻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更加重视防止苏维埃政权自身变质的斗争。一九二零年底，他在领导俄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之后，便立即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清党斗争。党的严重不纯的状况与党内现实的尖锐的斗争，使他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不把那些趁着革命高潮浪头混进党内来的各种危害分子、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从内部瓦解的危险，他认为这一斗争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白匪叛乱的斗争同样是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经过这次十分严肃的清党斗争，到一九二三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俄共党员的人数从一九二一年的七十三万人减少到三十八万人，减少了４８％。党员人数虽然一时减少了，但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在质量上提高了，从而党更加坚强了。这是列宁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所领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都作出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斗争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在执政之后，要使党不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并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辨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２３页）“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４３４页）第二国际的变质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坚决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在早期对拉萨尔派、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没有坚决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与方针，他们和机会主义头子讲团结，一味地向机会主义者迁就和让步，执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调和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同样没有执行恩格斯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指示，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组织上实行彻底决裂，这是第二国际左派在斗争中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党内斗争的发展，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败，党变不变质，就更直接是关系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夺取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是被推翻的国内资产阶级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通过武装叛乱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另一种则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即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自身变质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实，第二种形式较之第一种形式更为危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就是因为修正主义头子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修正主义这个阶梯而实现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复辟斗争必须和反修斗争一道进行下去，并且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党和国家的自身变质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党内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根本性胜利。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尤其具有突出的尖锐性、复杂性、曲折性与长期性。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这一血的教训，就在于这些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失败了。毛泽东同志正是对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变修，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一血的教训中，进行了深刻地认识，并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伟大思想推向前进，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存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航向。

　　那末，究竟到了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才可能最终解决了呢？才算彻底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这只有等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才可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彻底消除了。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对不能说这个话的。从列宁到毛泽东同志，都十分强调一国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就象法国大革命那样已经是一场国际范围里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更将是一场国际范围里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并且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现时所取得的胜利还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而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由先进国家来完成。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这之前，当着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管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都不能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谁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并且历史的发展早说证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就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长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七十多年后重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就更加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而当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这一血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他们简直就变成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或马大哈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些混入共产党队伍里来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事实与血的教训，不仅为发生在廿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作了历史性结论，同时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在我们党内的历史性争论作了结论，它彻底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也是对我们党内有些人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斗争所采取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错误做法的有力批判。《决议》对我们党、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呕心沥血地以自己毕生精力研究创立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深刻而伟大的科学理论，轻率地下了“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看作是一种很幼稚的主观主义的和十分浮浅的错误学说，进而任由党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人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是真理必竟是真理，历史的发展最终还是还了一个公道给人类。任何以轻薄的态度嘲弄时代和历史的人、“彻底否定”巨人学说的人，其结果必然会落到被历史嘲弄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学说与革命斗争实践进行“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人们，是多么的浅薄与轻率！


　　 　八、关于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问题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党现在所坚持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后一种提法，表明我们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一种提法则表明我们党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恐怕我们党、甚至提出者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它在根本上是把那些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上的非本质区别当作本质区别对待了，这是十分不正确或者说是十分错误的。如果这一命题的理论原则假设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在世界上就必然会有多少国家地区，就会有多少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多元化理解。这不仅导致革命队伍中在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大混乱，这是有利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以，我们党应当十分明确地肯定一个提法，即党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提法，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坚决地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必须坚决地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重新回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只有在这个理论内涵上，我们党才可以继续保留“中国特色”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议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这三个发展阶段斗争的最伟大的理论表现。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所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同样也是由毛泽东同志开创与奠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新的伟大发展，并且这也就是这一伟大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发动并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人民日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版）

　　然而现在，在我们党内、社会上与理论界却有种种的说法，认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发端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不是由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这个理论原则与方向道路的，而是发端于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由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创立的。这就是说，在这之前，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本就没有提出走中国自己道路和思想，我们党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建树，也没有这样的实践。荒唐地认定“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发展史上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认为第一次飞跃是以党的七大召开为转折点，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作为党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而第二次飞跃则是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其转折点，它标志着“邓小平的特色理论”的形成及其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更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历史意义甚至比第一次飞跃还要重要。并进一步上升为我们党新的伟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成为我们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的伟大精神支柱。

　　多年来，理论界一些人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七十年”的伟大代表，是第三个里程碑。（也有人主张第四个里程碑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邓小平特色理论”是第四个里程碑。）党的十四大之后，有的人写文章说：党的七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的十四大的伟大功绩则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是上下两篇文章，上篇的代表是毛泽东，下篇的代表是邓小平。好象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了，从而开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时代。所以，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许多人写文章或讲话时，往往只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提或很少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有的人甚至专门著文，提出“五两论”的新提法和新概括，即所谓“两位伟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特色理论”）成果”，进一步系统地高扬“邓小平创立特色论”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地位，从而荒谬地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同志并列起来，甚至摆到毛泽东同志之上，抬高到中国的马克思这一至圣的地位上去了，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抬高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上去了。 

　　上述这些说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而且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邓小平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九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曾说过：“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邓小平讲的这个话绝不是一种谦词而已，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也不能开这这种历史的玩笑。事实上，再客观一点讲，对邓小平的评价不仅不能放到毛泽东同志之上，即使放在一样高的规格上也是不可以的，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所谓“五两论”的提法，更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对中国革命历史阶段的划分，把一九七八年以后的革命叫做“第二次革命”，把一九七八年以前的革命叫做“第一次革命”，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呢？这恐怕是连提出者自己也都很难说清楚的。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并据此臆造出一个与“中国革命的上篇”──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中国革命的下篇”──“邓小平特色理论”，进而上升为全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高扬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扬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高扬为我国民族振兴的新的强大精神支柱，就更加地荒谬了。这些人不断地向党和人民炮制出许许多多的新论断与新提法，千方百计强加给党和人民，但是他们又从来不准备、也无法认真地加以论证。例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当代”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九一九年以来，还是一九四九年以来？还是一九五六年以来？还是一九七八年以来？还是一九九二年以来？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这绝不是由哪位领导随便宣布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

　　“邓小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从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能说他们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又怎么能在这个意义上随便地讲邓小平创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党中央概括的“邓小平理论”的九条理论内容中，除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条外，有哪一条是邓小平创立的？从国际发展史的角度讲，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由邓小平创立的，而且也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党的理论荒谬至此还没有终结，十五大之后，我们党又提出了更加荒谬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其称为是“世纪宣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人民日报》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八日，还专门发表长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吹捧。该文还提出了一个奇谈怪论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代表的问题。请注意，关键就在于这个“能否”上！那么该文又是怎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该文把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历史分成了四个阶段，是这样说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和工作路线，才能成功地代表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就是一个曾在相当时期内历尽艰辛并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未能搞清楚的问题。一直到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搞清楚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代表’的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党才得以蓬勃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曾经误认为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是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实践结果，恰恰相反，这样做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政策，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个‘代表’问题才重新得到解决，党才重新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为了便于解读，我们在这里分成四段逐一引述、进行分析：

　　第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和工作路线，才能成功地代表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就是一个曾在相当时期内历尽艰辛并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未能搞清楚的问题。”

　　请看，这个“相当时期”内，我们党想作为“代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大问题”“还未搞清楚”。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却因为他们的党还“未能搞清楚”，也就是说稀里糊涂的还不知为了什么在牺牲，为了什么在奋斗，所以想当个“代表”都不够资格！

　　第二，“一直到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搞清楚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代表’的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党才得以蓬勃发展。”

　　可算是解决了“代表”身份问题。但“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算起呢？是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那么到民主革命结束就只有四年多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那就有七年时间；可不可以推到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总算有十四年的时间了。这十四年、七年，特别是最后四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死而无憾了，他们的党总算可以“代表”啦。

　　第三，“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曾经误认为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是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实践结果，恰恰相反，这样做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虽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进行了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用占全世界７％的土地，养活了２２％的人口；使中国的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加到七十岁；国民经济的年均递增率接近两位数；搞出了“两弹一星”；顶住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威慑；修建了那么多水库、水渠、水电、铁路、桥梁、工厂、矿山、学校和科研院所；培养出那么多劳模和知名学者；……；但到最后还是落了个“恰恰相反……是破坏了生产力”的结果。我们这个党又糊涂啦，也就更谈不上“代表”了。

　　第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政策，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个‘代表’问题才重新得到解决，党才重新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讲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作者之所以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就是要证明党的“代表”资格是三十年后“才重新得到解决”的。这是多么荒诞的理论啊！为了夸大宣传某些个人的作用，居然不负责任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历史说成有四十六年以上都不具有“代表”资格！连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都竟然能被歪曲、糟蹋到如此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也就难怪社会上会出现掀翻整个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不该反侵略，应先当孙子”这种让清华一位老教授曾拍案而起，痛斥为“混帐逻辑”的滥调了。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不能这样开历史的玩笑。

　　其次，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还必须应当弄清楚四个问题：
　　第一，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和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原则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特色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给丢掉了。我们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在于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就会在坚持声中反而使其遭到严重的削弱，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就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所以，关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就是前面所讲的：“坚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一条根本原则，这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

　　第二，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历史过程来把握的，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他在探索实践中也曾有过失误，但是这个理论原则的根本方向，是根本正确的。而现今我们党所做的理论概括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把握上，则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原则的。因此，邓小平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理论。必须如实地承认，廿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我们很难科学地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也就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胜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第三，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组成部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第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里，我们党在实事求是地口号下，并没有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不仅没有坚持，反而存在着某些严重背离的一面；不仅没有成功地正确地纠正所谓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坚持纠错为正，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的拨乱反正，反而存在着纠正为错和拨正反乱的严重问题，即毛泽东同志本来十分正确的东西，反而被当作错误的东西给批判或否定掉了；不仅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所前进与发展，反而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倒退。对此，我们党确实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总结，进行一个理论上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这是当前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回顾历史，在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专门驳斥这种提法时曾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这被认为是在斯大林同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假设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有所前进与发展，至多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评价。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上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不但没有前进发展，反而是在倒退。并且，邓小平也绝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我们不能同意讲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一个什么独立的邓小平的特色理论，更不能同意讲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一个什么独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能同意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提法，更不能同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尤其不能同意“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说成是发端于邓小平和由邓小平创立的，是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十二大之后确立的，因为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既不是从一九七八年才开始的，也不是从邓小平那里才开始的。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是我国历史发展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科学表现。这个历史阶段是以一九五六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之作。此后我们党又一直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同志的“洋跃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多只能算是这一探索的继续，更不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是这个历史阶段与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的开端。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不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并且邓小平的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早在廿六年前早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来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原则。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领导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时，曾经多次谈到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一九五六年起直到他逝世为止，毛泽东同志都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廿二年中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不过是一种失败的探索和失败的纪录而已，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理论建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看到的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极其丰富和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和直接参与修改下，体现毛泽东同志观点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已经被我们党根本否定掉的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在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正确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后，所提出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理论与方针，实践证明在根本上也是十分正确的。第一，它是一条坚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它是一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它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巧干实干，“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建设路线；第四，它是一条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一条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历史的结论已经证明、并将再次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旗帜！至于我们后人，绝不能认为只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党的这一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发展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发展的起点，更不能认为这种新发展是创立了一种独立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无法割断历史，尤其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的失误扩大化，从而一笔勾销他创立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贡献，而应当用浓重的笔墨去如实地反映他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

　　因此，我们在对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行评价时，绝不能说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是主张搞教条主义，默守陈规，而我们今天则主张搞改革；也不能说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是主张闭关锁国，而我们今天则主张实行对外开放；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为了高度评价现在而贬低、甚至否定党和国家过去的历史。必须如实地承认，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根本上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还只能对社会国家实行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香港的主权之所以不在建国后立即收回，就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角度考虑的结果，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后来，由于苏联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孤立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同志及时改变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地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按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十三套合成氨项目，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伟大口号，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同时，党中央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从华国锋同志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同志并且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著名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第一次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七十三亿美元，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在此之后所迈出的第二、第三步而已，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对于一九七八年的“洋跃进”也必须一分为二的看：第一，它是我们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二是犯了冒进的错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以，不仅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不应当被抹煞掉，就是华国锋同志的这一历史功绩也不应当被抹煞掉，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决不能抹煞或不讲这一点，而应当从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发动的新长征和“洋跃进”讲起。

　　从前面的理论论述和历史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理论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则，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提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他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讲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新翻版，是一种主张复辟倒退的理论。他所提出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生产力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从这一部分论述的开始时，我们就明确说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命题，是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才会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会有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屑于这样作的，并且是坚决反对和批判的。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绝不能同意“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与结论。从党的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谁都知道，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不但没有写过任何一篇哲学著作，而且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有许多东西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实际上，邓小平的著作主要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领域里，他也没有什么杰出的理论著述，并且有许多理论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拿他那样的三卷文选，怎么能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相比呢？要把邓小平的两论──“猫论”、“摸论”捧得象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同志的两论还要高，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被现在有些人宣布为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一百五十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画了句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并不表明邓小平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而恰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终结，标志着他在理论上最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据此，我们又怎么可以将他的思想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第四块里程碑，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呢？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家”如此荒谬地无限拔高宣传邓小平，不仅邓小平受之不起，难道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同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能信之服之吗？！

　　同时，我们还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更不能同意“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这一提法与结论。“三个代表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衣钵，延续和发展了邓小平的错误思想，甚至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比邓小平走的更远。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抹煞中国共产党的鲜明阶级性，妄图把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改变成为资产阶级的“全民党”“社会民主党”，公然散布共产主义遥不可及的消极情绪，这种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三个代表思想”，根本不能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更不能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家”荒谬地无限拔高宣传江泽民，甚至有人把一本不到１９０页的《论“三个代表”》吹捧到“中华民族史上具有最高层次里程碑意义”的地步。（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江泽民“５·３１”重要讲话学习读本》第７８页）试问：邓小平尚且受之不起，难道江泽民就能、就敢受得起吗？岂不是让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同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不能信之服之！

　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的旗帜上依然写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当是任何别的什么理论或思想。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绝不容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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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全部理论的主要观点，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尽可能更多地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正确舆论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把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2004/11/20 3: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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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六）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15

　 　　九、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从前边八个重要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理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是不能和斯大林的晚年等同起来，更不该贬到连斯大林晚年还不如的地步。绝不能将他晚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采取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态度，搞到连资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还不如的地步。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影响久远的大思想家：一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毛泽东同志，他是中国社会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开创新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更为久远的。并且，作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伟大理论的思想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同样是久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伟大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坚持用这一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其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新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不朽的科学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学说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块伟大的丰碑。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考察以东方大国中国为代表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条件下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写出了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的科学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不仅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宇宙观非常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光辉著作，揭示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及内在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伟大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伟大学说与理论。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继列宁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个伟大的历史丰碑。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是继列宁之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革命领导人都不能相比的。这个第三个里程碑不但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这一时代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伟大代表，其他的革命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是不能当此殊荣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但不能用错误的观点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评价。试问，如果我们是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在当代，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时代的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而且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还有哪一位革命领导人可以代替毛泽东同志的地位，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呢？在列宁之后，到在现在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不能随便树上一位来代替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发生，人们常常把竖子打扮成英雄，把小英雄打扮成大英雄，常常用竖子来代替英雄，用小英雄来代替大英雄的历史地位。这种恶作剧尽管可以喧闹一时，但它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承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曾经疯狂地蔑视和攻击斯大林并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不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不就是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吗？！而斯大林却仍然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十分断然地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出现的研究毛泽东热，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世界，都不会是昙花一现，而将会长盛不衰地继续下去。不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一九七七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西方“毛泽东学”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一生的论文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该书在序言中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１／４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的平衡，在国内领导了９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一九九四年一月号第４４页）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蜕变，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如果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领导主观方面来讲，苏联的变修和复辟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在其后期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因而未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十月革命的果实得而复失；是毛泽东同志继续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判和纠正了斯大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坚持用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以其巨大革命勇气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顶住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逆流。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当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由于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巨大的世界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象第二国际德国党的领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的情况那样，一下子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跟着变修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了低潮，遭到十分严重的挫折。如果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象列宁当年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那样，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命运和前途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大论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价也是不为过的。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谓的错误时，居然连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伟大斗争也一同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在批“左”中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否认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取消主义泥坑中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做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错误结论，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我们党从此彻底抛弃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并从根本上放弃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从而大大助长了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毛化反动思潮的泛滥，使得由毛泽东同志生前斗争所推动而出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新局面，再一次出现逆转，继续走向低潮，同时还助长了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机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助长了党和国家机体内与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日益泛滥与发展，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这就是“两个彻底否定论”与“两个根本否定论”这种取消主义理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最为沉痛、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价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流行的所谓“三个七十年”以及十三大之后出现的“新纪元”的说法，都是及其荒谬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划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大时期与大阶段，必须象列宁那样，十分严格地坚持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统一起来的原则，是由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党曾经提出的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的历史划分，就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的。那时我们党认为这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是：第一个时期或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准备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即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个时期或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胜利与列宁斯大林进一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即列宁主义阶段；第三个时期或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并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时期，适应这一历史的新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是根据列宁在本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五十年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依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依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此三者相结合相统一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因而是非常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人提出的所谓“三个七十年”的新的划分法，从根本上离开了列宁关于时代划分的科学准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也是无法得到历史证明的。更为可笑的是，有人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之后，却又抬出了以一九七八年为历史分界线的“第三个七十年”，这样一个历史新阶段，并以邓小平理论为这一新的里程碑的伟大时代标志，这不仅是一种谬论，而且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宣传这种历史划分论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仅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而且把江泽民与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三个代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甚至把他们摆到了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党和革命过去不需要大树特树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今天更不能一方面贬抑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高扬和大树特树邓小平、江泽民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绝对权威。历史终究还得用事实来说话，人为地拔高与贬低谁，一时讲是可以的，但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在列宁主义之后并不存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就更谈不上有一个独立的邓小平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了。历史的结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既不是中国的马克思，更不是世界的马克思，绝对不应当主观地人为地硬往这个里程碑的高位上捧，那是捧不上去的！而主观地想要把“三个代表思想”放到“中华民族史上具有最高层次里程碑”上去，就更显得滑稽可笑了！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真正科学的历史结论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那样，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之后，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正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寄希望于中国也走上苏联、东欧那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革命运动走向了低潮，但只是走向低潮而已，只是历史的一个曲折而已，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结束。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并不表明修正主义的强大与胜利，而恰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表明了世界革命形势正在从低潮走向高潮，表明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发展行将成为过去。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８５４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是在曲折斗争中前进的，但不管发生怎样的历史曲折，世界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整个世界将继续处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必然会象毛泽东同志早就预言过的那样，重新走向第二次革命，再一次用他们的双手去埋藏黑暗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整个世界将迟早会走向革命，这个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

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所处的伟大历史地位，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特别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亦即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历史指导意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科学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表现，它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导那些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走向二次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是指导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指引世界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大旗，深入批判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不但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同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党最光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十、历史的伟大启示和我们党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从我们以上论述的九个方面问题来看，虽然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已经廿七年了，但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了。《决议》以“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为立论基础，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历史地位，根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犯了一个极大的历史性和原则性错误，是一个比“两个凡是”的错误还要严重的得多的错误。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党和人民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带根本性原则的大问题。“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十分重要的革命原则，它在国内、国际上所产生的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因此，作为一个严肃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绝不能再继续回避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了，必须重新认真地和真正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这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历史事实和经验一再证明，要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作出真正科学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然要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在已有科学定论的情况下，这个思想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比如对孔夫子、秦始皇的评价上的争论，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论，思想仍没有统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伟大人物往往又都是一些政治家，是一些伟大的政治历史人物。而事情往往一涉及到政治问题，就不象纯认识论和纯科学问题那样简单了，不可能单单经过科学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的，而往往会引起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直至政治斗争，这也是一条客观的规律，并且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奇怪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看，对革命领袖、革命导师以及他们的革命学说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都曾经发生过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当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还在世时，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真正展开的，而当革命领袖、革命导师逝世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这种斗争简直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逝世后都曾发生过这种斗争，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即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天，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讲道：马克思的逝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恩格斯就预料到，这样一位天才的、造诣极深的伟人去世之后，社会上肯定会出现一批向领袖和导师挑战的人物，“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恩格斯论马克思》第２０页）当时，由于恩格斯还健在，那种对革命领袖的思想提出挑战的斗争虽然也发生过，但还不是很严重的。恩格斯逝世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斗争都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斗争历史，这对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发生的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思想斗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同志们知道，马克思逝世以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曾发生过对马克思及马克思的历史观评价的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也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历史观，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也曾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过一些曲解性的宣传。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曲解和庸俗化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曲解为机械论的和历史宿命论的理论。针对这些曲解和庸俗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是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通信中，十分尖锐地抨击了这些反动谬论，强调了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科学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动力论的历史决定论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力的平行四边形原则的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科学原理，特别突出地强调了革命理论、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层建筑革命的重大历史作用，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面制定自己科学历史观理论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然而，有谁又能想到，在过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仅在德国、在苏联、甚至在中国，不仅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又一次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曲解成“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与历史宿命论的理论。这充分说明，斗争未有穷期，这一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恩格斯逝世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蛰伏多年的伯恩斯坦机会主义分子空前活跃起来。从一八九六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接连发表一系列文章，打着“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货色。一向以中立派立场自居的考茨基也加入到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派别的行列之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仅在德国党内、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到处都出现了同革命派相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 ‘教条式’ 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３１１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１卷２８１页）面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列宁勇敢地站出来，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迎头给予痛击，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并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极大地推向前进。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国际范围里的大论战，是一次要不要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继续前进的大论战，也是一次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大论战。

同志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列宁逝世之后，在苏联共产党内也曾发生过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列宁及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十分严重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反党政治派别集团，他们竟然把列宁主义曲解成一种民族主义的革命理论，甚至公然攻击和否定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特别是，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列宁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德波林为代表的哲学小派别则从哲学史的角度上根本否认有一个列宁主义的阶段。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奋起迎击和批判了这一反动思潮。斯大林所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从理论与历史的科学结合上，全面地、系统地驳斥了主要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否认和贬低列宁及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一系列反动谬论，科学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确立了列宁及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历史地位，高举了列宁主义的大旗，继续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大论战，是一次要不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继续前进的大论战。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对苏联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伟大历史影响。这也是斯大林所做出的一个永不磨灭和永远必须予以肯定的伟大历史贡献。

　同志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斯大林逝世后，怎样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又一次成为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一历史争论和斗争。尽管各国党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无非是两种评价意见的激烈斗争。一种是以苏共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全盘否定论的评价；一种是以中共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三、七开”的科学评价。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这一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极大影响，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可以深深感觉到的。这一斗争并没有完，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遇到的另一个最为重大的历史问题，其历史意义甚至要远远超过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比较清楚了，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主要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两个凡是”即全盘肯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以“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为其立论基础的贬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错误评价。后一种评价观点，一方面虽然也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有重大发展，承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定其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否定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是更加错误的。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评价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和这种错误思想是发生在我们党内，它是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我们有这种观点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但他们的所有批判却又都是打着对毛泽东思想总体上肯定这个大前提下，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的。特别是又把错误观点已经上升为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使这种错误的东西就更有市场和更难纠正，甚至人们简直就不能碰它。尽管党内早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时至今日，人们仍不敢公开触动这个问题，错误的东西依然无法纠正，大家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这样宣传下去。这也是这些错误的东西竟然能延续廿几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那些向毛泽东同志挑战、靠批毛泽东同志起家的“土名人、小天才”，还是那么肆无忌惮。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宣布已经驳倒了，而他们树立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是那么坚不可摧，并且是不能触动的，谁敢触动，他们就给你戴上一顶“教条主义”甚至极“左”思潮的大帽子。这种局面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如笔者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所提到的，在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已经不仅仅是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于党和党的历史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党提出了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并称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十四大与党的七大作了类比：党的七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四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则在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重要理论刊物与报纸上载文，公开地宣传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以毛泽东为代表，下篇以邓小平为代表，这就把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降低到历史发展的次要地位上去了，而把邓小平所创立的“新特色理论”提升到历史的首要地位上来了。更有甚者，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进一步称之为“当代中国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这样的宣传，我们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一个指导思想，还是有两个指导思想，亦或有三个指导思想？是有一面旗帜，还是有两面旗帜，亦或有三面旗帜？是有一个精神支柱，还是有两个精神支柱，亦或有三个精神支柱？如果有两个，亦或有三个，其根据是什么？如果只有一个或只有两个，那么它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特色理论”亦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再也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了？难道继续坚持提这个口号真的就不能搞改革开放了吗？真的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了吗？真的就不能“与时俱进”了吗？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原则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命运与前途，是不容回避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批判那些形形色色的贬损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思潮。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的立论和观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外不再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什么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只有一面，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此外不再有第二面或别的什么旗帜了；中国党和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支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外不再有第二个或别的什么精神支柱了，同时还应当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其他杰出的领导人也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曾对中国及世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中有的也有不少理论上的重要创造和贡献，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提升到同马恩列斯毛、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样高的历史地位上，并且也不能把他们提升到象恩格斯与斯大林那样的第二提琴手的地位上，（注：恩格斯的原话是“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提琴”。见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给贝克尔的信）因为，这种提升和这种评价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正如恩格斯不赞成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提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不赞成在列宁主义之后再提斯大林主义那样，我们党也不能赞成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再提出两个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所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为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由邓小平或江泽民独立创造出来的、甚至是要取代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绝对不容含糊的。坚决纠正上述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口号，廓清党内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在苏联、东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在更加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上，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党必须要尽快地完成历史赋于我们党的这一伟大的政治历史任务。

要真正完成这一重大的政治历史任务，我们党还必须特别主意划清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被一些人们攻击为“正统思想”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界限。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既坚决批判机会主义的思潮，又坚决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与教条主义批判机会主义，或机会主义批判教条主义，都是根本不同的。从前面所作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到证明，几乎所有机会主义者在批判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打着“反对思想僵化”和“批判教条主义”的旗帜，这简直成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曾尖锐地指出：这些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正是用‘教条’这个吓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吓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列宁全集》第６卷第３７６页，２２２页） 

　这些年里，随着我们党连续廿几年坚持不懈地批“左”和批“两个凡是”的斗争，随着党内和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坚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理论确实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今天，谁如果继续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谁如果继续坚持用马恩列斯毛的论断来解释今天的改革开放，谁就可能被嘲笑为“正统派”，被嘲笑为不可思议的人，被嘲笑为时代的落伍者，被嘲笑为不能“与时俱进”。被认为是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革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僵化派，是在反对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在历史上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这种攻击，也曾经发生过。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就给列宁戴上了“正统派”与“正统思想”的帽子。为此，列宁并不感到耻辱，反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并且对这种抵毁和嘲笑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作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重要方面，……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衷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时期提出的。‘正统派’并不拒绝这一批判，而只是拒绝折衷主义者的批判。”（《列宁全集》第３卷第５８３，５８４页）列宁反问道：“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列宁全集》第４卷第１６０页）列宁的这些话，虽然已经有九十多年了，但是流逝的时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其真理之光，至今读来，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妥贴，仿佛是代替我们回答当今颇有市场的那些刁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潮流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伟大理论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指斥为“正统派”、“僵化派”的列宁和他的战友。历史还将证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还得靠“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我们必须十分坚决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上述原则认识的基础之上。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前进，中国人民才能胜利避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年后出现的那种局面；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中国革命胜利某十年之后，就必然会重蹈苏联今天的覆辙，看看中国社会今天的现实斗争与问题，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倾向的同时，必须大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力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大力批判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来一个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权威。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命运与前途的大事，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这件大事。 

　魏巍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就象任何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弱点一样，他也不免有自己的弱点。但总起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巍巍昆仑第一峰’，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中华第一人！在中国土地上能够诞生出这样的历史伟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是本世纪出现的历史巨人，但他的理论影响并不因为他的逝世而消失，会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一样越过本世纪长远地影响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时代”（《话说毛泽东》第１１１、１５６页）。

　全国政协委员卢之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时发表的文章中说到：“不知道珍贵自己的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民族是不会有伟大前途的”。魏巍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也说到：“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产生了伟大的理论而不能给予高度评价、科学阐释、深入研究、充分运用和发展，反而进行贬低和诋毁，更是一种愚昧和不幸。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有希望吗？神州大地到处涌动着的“毛泽东热”，已经做了肯定而圆满的答案！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已经在我们党内、国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的，关于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关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大论战，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大论战，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第四次大论战，是又一次意义十分深远的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勇敢地迎接这个新挑战，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锐利思想武器，坚决打赢这一仗！历史将再一次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必将照耀千秋万代，必将指引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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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全部理论的主要观点，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尽可能更多地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正确舆论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把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2004/11/20 3:47:33
同心3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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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及时!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研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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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0 11:56:20
崔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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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力，不愧一篇战斗檄文。我想一切有良知的共产党人都会认同，邓江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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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5 20:27:18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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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言实同志； 
非常高兴地阅读了大作，不知你和周秀宝同志有联系否，我觉得你的文章和他的完全相似，向你们学习，问候你们！
有两点不成熟的意见，提出供你参考：
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前奏，这次讨论借正确的命题，从根本向扭曲了争论的性质，这是要认真揭露的。这个问题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一文中谈论了。经过争论，我觉得有两点要补充：1、是真理的绝对和相对关系。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普遍性。他们抓住真 的相对性，用实用主义的、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去迷惑人。当然，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只看到真理的绝对性，普遍性，看不到相对性，也是教条主义。现在的问题是前者不是后者。2、是“时代”问要讲清楚，真理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不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代，不可能，不应该瞬息万变的，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在时代问题上做文章。赫鲁晓夫说时代变了，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三无世界了。我们的一些号称第几代不是也在鼓吹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了吗？
二，    应当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本身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怪胎，主要是受到批判后的一些人，既要坚持错误，又不敢公开砍旗，动机是砍旗，表象还要拥护，内心不平不满，外表还要拥护，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十分矛盾的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三，    “五风”的风源要揭露，危害甚大。
以上意见不知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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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5/2/20 22:23:09
觉醒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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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郑言实同志致敬！我也同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上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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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4/7 19:26:42
红色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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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时代”问要讲清楚，真理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不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代，不可能，不应该瞬息万变的，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在时代问题上做文章。赫鲁晓夫说时代变了，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三无世界了。我们的一些号称第几代不是也在鼓吹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了吗？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也是时代的,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修正"主义者为什么会掌权?这些问题不在时代的框架内讨论,一千年也不会有结果.1加1等于2是真理,但他除了是真理外还能做什么.你所知道的道理我们都懂,别人也懂,说不定比我们知道的还高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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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4/8 13:41:55
红色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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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逻辑原则请同志们注意: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在时代问题上做文章,并不是说在时代上做文章的都是修正主义者.马克思是在批判时代的基础上建立了主义,毛主席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成为一个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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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4/8 13:46:56
红色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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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质的世界发展到人类足以产生思想的时侯，理论便伴随着思想的潮流日益升华，正是这个意义上说，时代性是理论的唯一客观存在，理论的时代性即是理论的科学性，这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尤为如此。在这个已被无数次历史革命实践所论证了的真理面前，我们是否还能正视处于时代变革中的现实时期与时代本身相互影响关系并理性的加以解决问题，构成了论证时代光环如何作用于现实时期的全部内容。离开了这一点的现实研究，就会跌入纯粹研究室的书面理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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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4/8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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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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