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党史研究：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得到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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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得到公认文章来源于网络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得到公认举以下几个例证。一是同王明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中央领导人须由国际决定和批准，因此国际派王明回国就容易被人误以为是要他来当领袖（事实上，许多国家党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国的）。加之王明以钦差大臣、国际代表自居的表现，也确实迷惑了一些人。当时说，王明是斯大林派专机送回国的，行踪很神秘，停留兰州时不露面，连对路过此地的蔡树藩、钟赤兵、刘英、贺子珍一些高级干部都保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反而成了护送人，出面安排飞延安的安全措施。 [1] 到延安后又受到热烈欢迎，被毛泽东喻为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在随之召开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数与会者纷纷进行检讨。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见”，承认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书上说的那样，毛成功地“顶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这时的政治局大多数，也许对王明还有点迷惑不解，虽不一定真心支持他当领袖，但没有支持毛泽东和没有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却是实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十二月会议上他是孤立的，会后半年还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2] 会议也决定由王明起草决议。在组织上，可能是由于临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为了拿下张闻天的总书记，王明才提议毛泽东出任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但与会者仍推举王明为委员会书记。而且政治局委员对通过这一议案还依次签名，以示郑重，成为中共党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这大概也是王明后来在武汉敢于同中央分庭抗礼的一点诱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表决结果却是多数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个月即回来”。不但中央内部如此，有时对外也表现出双峰并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就是带的毛泽东和王明两人的亲笔签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领导人中掀起拥护毛泽东当领袖的热潮。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虽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泽东还是一直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 [3] 二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整风前或起码在六中全会前，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一些“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等说法，基本上都是整风以后才有的。与此有关的是，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证毛泽东，但却经常引证马、恩、列、斯。即以较早宣传毛泽东的刘少奇而论，他在1939年所写被列为“整风文献”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有了大量引证。他在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没有引证毛泽东。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三处引证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但却不提毛泽东的名字，而说成六中全会的决议。 [4] 其他如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整风前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有引证毛泽东的地方。整风开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根本变化是1943年。从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做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证马、恩、列、斯了。三是各地党的组织和领导并没有注意宣传毛泽东，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也没有引起特别重视。例如长江局就集体决定不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发生的分歧所持的态度。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做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做了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接着引证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释。 [5] 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四是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也并不突出，是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战初期流行的一个歌子中就唱道，“城头上站立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朱德、毛泽东。”而且那时对“领袖”的理解也与后来不同，使用很广泛，没有严格限制，凡是群众中带头的人都可称领袖。党的领袖也并不是只指一个人，根据当时通行的称谓，大概书记处成员都可称领袖。给人印象特深的是，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对前来做报告的领导人的介绍，如果是毛泽东，就说，“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受到“领袖之一”称呼的，记得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1939年。虽然六中全会上已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发言，但在公开场合和群众中间，还没有见到单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更没有听到喊万岁。连长期在马列学院和政治研究室这两个中央机关工作的邓力群都说，在1942年以前，没有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 [6] 在群众场合人们第一次听到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说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约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到延安来抗大总校做报告。当有人递条子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位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 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 不管这一答复是否妥当，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却是无疑的。但这已是六中全会以后，也不是直接称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可见，在延安整风前，起码在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的四年间，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没有得到公认的。（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不成问题了。而上面列举的大量事实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说明加个副词并不解决问题。有些否认存在“第五朝领袖”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经谈过的，说张闻天只是名义领袖，实际领袖还是毛泽东。这是在个人崇拜影响下的说法，并非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无论从组织领导还是从政治决策看，张闻天都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根本不能同向忠发相提并论，也不同于“文革”后邓小平作为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并在党内外得到明确承认的条件下的总书记。二是说张闻天负总责只是从开始确立到正式确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过渡。这是意在抹杀张闻天主持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战略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实，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在“五朝领袖”换代时都没有什么过渡，为什么到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时要有那么长的一个过渡？而且也不能把张闻天比之于华国锋。因为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谈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7]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完备，都不适用于张闻天。因为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以前和以后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摒弃错误路线和制定正确路线的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当然不能说只是张闻天，但他作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总是不能否认的。三是说张闻天负总责的时间比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这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时间更短。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也是一接任就被称为一代领导核心的。（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这等于说，党是老早就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两套，会上的选举和作出的决定都是表面文章，内幕则是个人独断或几个人的密谋。也等于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居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权术，而张闻天则甘做“阿斗”，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一群“驯服工具”。如果说，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并不是出于多数人的志愿，而只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安排，那不等于说遵义会议时已经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会议的两大历史性决定：改变领导是在他幕后操纵下实现的，“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改变路线的决议又是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时的做法一样了吗？由此可见，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影响是并不好的，只能加深个人崇拜，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看似照顾大局，实则遗患无穷。从以上八个方面看，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都承认，历史应该真实（王震的话）。因此，党史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要看到，倡导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实并不容易。（2000年3月完稿） [1] 1999—2000年多次访问刘英的谈话。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3] 以上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4] 《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5] 《邓小平文集》第一卷，第24页，1994年版，第2版。 [6]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7] 转引自《党史博览》1999年第2期，第7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9/12/21 16:10:09编辑过]
-------------------------------------------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更没有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坚决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首先是革自己“既得利益”和“私心杂念”的命；其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取得最后成功！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彻底灭私两个决裂，绝对平等相对自由，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奉献创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绿色环保生态平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同幸福真正和谐，永恒发展走向崇高！	2019/12/21 16: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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