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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
第三节、三种阶级势力或三种思想
体系鼎立的Y型格局
自从历史进入文明时期，有了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经济制度，便随之产生了“天赋产权”、以物为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阶级势力或物本位思想体系；有了帝王统统治草民的政治国家制度，便随之产生了“天赋皇权”、朕即国家，社稷为本，总奴隶主集权专制大一统的王公贵族阶级势力或以官为本、命官统治草民的思想体系。即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的几千年来就是以物为本和以官为本两大思想体系或两大社会势力共同奴役、主宰和统治他们脚下的奴隶和农奴。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和农奴是两个自在而没有自為能力的阶级，既表现不出自己的阶级势力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直到随着机器的发明，工业经济产生而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往日的奴隶、农奴上升到现代劳动奴隶——无产、无权的产业工人阶级。由于这个新生阶级自身的觉醒，于十九世纪组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称为第一工人国际），在文明时期高级阶段里，才产生了第三种阶级势力，即无产阶级以人为本、劳动者要直接掌握产品分配和剩余劳动处理进程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大权，做自己产品的主人、经济体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人人都做平等自由的人。这个无产阶级以人为本、天赋人权的思想理念是：每个人从母胎里赤裸裸出生于世，都没随身带来任何财富，因之，凡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财富都同阳光和氧气一样属于每个人、一切人所共有。既否定“天赋产权”、以物为本，更否定“天赋皇权”、国家社稷为本。因此，以人为本的劳动解放势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运动。这一新生的社会势力或思想体系的革命运动虽然初次的革命运动仅存在短短83天便被强敌镇压下去了，但是运动的思想宗旨和所建立的制度规范，定会有此后的第二国际、第三、第四、第五、……直到最后的国际工人协会接受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去圆满地完成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由此可见。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的官方理论一直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一正一负，简单的180度代数关系。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它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并定为不许怀疑、不可动摇的官方真理。要求全党共信之、全民共行之。错了！
几十年的客观事实证明，这种官方理论宣传，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掩盖真相、自欺欺人的邪说。社会运作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上述三种阶级势力或三种思想体系鼎立的Y型势力格局。 即：1、 “天赋皇权”朕即国家、朕即党，集权专制大一统，社稷为本（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权力结构是“洛伦茨曲线座标图”中的曲线“A”集权专制和严守秘密的封闭性信息结构相配套）；2“天赋产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物为本，物奴役人的思想体系（权力结构近似洛伦茨曲线“C”）。以上这两种社会阶级势力和思想体系共同把从事物质生产的奴隶、农奴和工人阶级踩在社会的在最底层，如同牛马、机器一样地残酷压榨，视为没有人格权利的生产工具。觉醒了的产业工人阶级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坚决否定根本不存在的“天赋皇权”和“天赋产权”，只承认“天赋人权”。确认唯有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供养人类生育繁衍的劳动人民，才是人类的正统、嫡系。致于那些靠强力霸占属于人群共有的自然资源，而自己却不参加劳动，专靠吸食他人的血肉而自肥的官家、财主寄生虫，应该彻底打倒，强制性地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旦社会成员都成为劳动者的时候，劳动便失去了阶级性，人类趋向平等。并在人人平等前提下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公共生活中的权力结构如洛伦茨曲线“B”所示每人一份平等权利的均权制权力结构与全开放式信息结构配套成龙）。这就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本质内涵和最终目的。
回头看来，往日官方宣传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那是从表面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地主阶级代表的封建势力消失了，只剩下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执政的共产党以无产阶级自居，为即将开始的消灭资产阶级，建立共产党一统天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做舆论准备，也是官方的主观愿望。然而，客观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个政党的阶级属性究竟是哪个阶级，以及集权专制的封建官僚贵族阶级的存在与消失，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改革”后封建地主所有制消失为依据。如同自然界的电感电路那样，电压和电流不是同步产生和同步消失的，而是有个时间上的相角差那样。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一个占据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主义集权专制的官僚贵族阶级势力，虽然从经济形态看来，地主阶级经济不复存在了，但是封建主义集权专制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仍可凭借政治国家制度而还魂。具体地说：在地球东部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千年以上的帝王统治，资本主义革命刚刚起步（在俄国不到一年，在中国短短几十年）资产阶级的上层民主势力非常薄弱，远没深入人心，尤其在党政官僚的意识中，天赋皇权，朕即国家、朕即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若王臣”，集权专制大一统，乃最高执政者的本能意识，社稷为本不容置疑。纵然是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居的列宁，也会举出各种理由，掩盖和否定第一国际的思想宗旨和巴黎公社开创的制度先河，谋取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一旦掌握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操纵杆，便嗜权如命的领袖人物在年复一年歌功颂德、山呼万岁的造神运动中将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神化成“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毫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见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飘飘然自我成神，视万民为粪土、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都是党机关的专政对象。此乃官方统治逻辑的必然归宿。在本文下述的情节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第四节、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左右两种异化
本文第一节所述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宗旨及巴黎公社的制度规范乃是从此之后以至今日的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或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务必坚决遵守、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若稍有左右偏离、修正，便会走向运动的反面，异化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物。
不幸的是，第二国际后期和整个第三国际出现了左右两种违反初衷的异化。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大目的就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一运动在恩格斯去世之后的第二国际中出现了有名的右倾修正主义，即伯恩斯坦的“目的是无所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的前半段是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目的”是无所谓的，可以无视它，后半段的“运动就是一切”指的是在资本主义上层民主中竞选国会议员和总统，就是社会民主党务必全神贯注的一切。所以第二国际的党阀、政客们在资本主义故国家园里怀着以物为本的思想理念，搞“和平过渡”，周旋了一百多年，自始至终没曾向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过渡。
无可否认，在第二国际执政的北欧几个国家里建立了全球瞩目的社会保险，二次分配，贫富差距最低的基尼系数，既没有第三国际的官僚权贵特权、特供和高低贵贱的官方社会意识形态，更不受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民主火箭的攻击，社会形态相对平等。尤其是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了终生衣食无忧的物质保障，功不可没。
但是，别忘了。吃饱肚子的奴隶还是奴隶！满足生存的自然条件，仅仅是动物的标准。亲手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阶级没能直接掌握产品支配权，便没资格称为工人解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把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以人为本，换成资产阶以物为本，思想体系错了。进军的路标错了，方向错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范畴之内，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异化了。
以物为本是右的异化。这种异化在第三国际领袖人物的观念里也同样出现过，例如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莫斯科纪念大会上赫鲁晓夫说苏联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赶上美国。毛泽东说中国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他回国后就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缺乏焦炭，就遍地砍伐树木做木炭，代替焦炭投入小高炉，发动农民河沙中筛铁砂做原料，于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小高炉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加上“亩产三万斤”的实验田，各行各业“放卫星”，大跃进。遍及共产国际各国都把目光集中在物质财富发展上，忽视了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标。岂不知用物质财富做标准，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和平竞赛”，最先达到目的地，也仍然是资本主义，应该懂得，只有以劳动解放、人的自由平等、劳动人民做产品主人做标准，用民主和人权与资本主义发动“和平竞赛”，那么， 无论谁胜谁负，都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选中了物的发展做标准，而不以劳动奴隶的解放做标准？这就是因为国家社稷为本的、共产国际领袖人物心目中的经济运作，只是为了给国家政权增殖物质力量，而不想党国控制下的劳动人民的解放，这是直接导致社稷为本对革命发生左的异化后变为以物为本、资本奴役劳动右的异化必然的结果。个第二次发生的右的异化，是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之后的中国“打左灯向右转”的物本位经济改革表现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也就是毛泽东认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论什么经济政治形态，社会主义名称这个招牌不能丢。故而改革命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身完善与发展”。学术界都知道，改革的对象乃是列宁缔造的那个党国社稷为本、集权专制大一统、封闭僵化的旧体制。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泼夫不知道，特指令苏联社会科学院专题研究“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在中国应该再怎么改革，才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呢？学术界有争论。对这一极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咱们的总设计师心有成竹。如果让不了解最高意旨的学者们妄自发表意见，那肯定不符合党的、也是邓的“理论”。故而，不称“最高指示”的最高指示一锤定音——“不争论”，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河的对岸是什么性质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呢？这个重大问题在改革之前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里，若不识时务地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将会有第三次被打倒的危险。所以他只能提出随遇而为的糊弄逻辑：“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众所周知猫是工具，黑白都一样。老鼠才是目的。那么什么是老鼠呢？各个阶级都自己特定的“老鼠”：显然劳动人民需要“老鼠”是马克思的或《共产党宣言》阐明的社会非国家化、消除劳动异化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党国官方需要“老鼠”则是巩固党国社稷前提下靠资本奴役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官、资双方结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又是他不便事先说明的秘密. 。犹如他回答为什么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时,不小心说出了“到那时就没有变的必要了”,露出了底牌，以后的媒体上把这句不便公开的话，删除了。即他清楚地知道,按照他的改革路线向前走,五十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就,没有变的必要了”.邓也说过真实的话:关于经济改革他说“还是新经济政策比较好”；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一本《邓小平遗嘱》(难说是不是出于他本人的亲笔,，但思想和语气很像邓)里 说共产党要改为“人民党或社会党”.总之,邓所规范的 体制改革既没离开列宁的党国官本位,更没向<共产党宣言>的劳动本位回归。正如他不惜“花二十万,保二十年，即花二十万青年学生的生命,保共产党二十年政权稳定,指挥几十万现代化国防大军进行“六四”北京屠城,留下永不消失的历史性污点.。还有他在毛面前保证“永不翻案”,上台后把一百多万国防军改编成对付自己国内人民的武警部队；又废除了写入宪法的、保护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四大”，为官僚肆意枉法大开绿灯;更废除了工人阶级罢工的资本主义法定权利;还有他一连非法罢黜两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又亲口向御用核心江泽民交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他的接班人江黑心说的“三个代表”，他是放心了。把他的南巡讲话一件件落实：恢复了不称私有制的民有企业；资本家不叫资本家，改称民有企业家可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可以雇工剥削（共产党可以改名称为人民党了）；钦封了周永康、郭伯权、徐厚才等大批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发财致富的国级高干，全国上下无官不贪，为 “先富起来”争立头等功臣，他是“放心”了。回顾当初毛泽东定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很多人为他抱不平，他是一无所有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怎么成了资产阶级呢？群众不相信他是资产阶级，但是他本人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资产阶级阵容却超过了1949年建国之前，这就是用他自己恢复私有制的政绩，为毛泽东对他的定性作了最有力的旁证，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说资本主义，也像也不像。像的是又产生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不像资本主义的是，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的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会和禁止工人罢工；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剩余价值率（笔者查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年年鉴>所有共产国际执政的国家里剩余价值率普遍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笔者2002年去台湾探亲,做过社会调查，那里居民区的保安和加油站的临时工每月工资两至三万元台币,相当人民币五千至七千七百元，当时中国大陆同等工作岗位的月工资约1200元左右；同样的是2013年笔者去加拿大探亲,得知哪里的最低时工资11元加币,相当每小时66元人民币,远比中国的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倍。无可否认,我们经过三十年物本经济改革,从奇缺经济上升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似乎值得骄傲。 但是，别忘了，我国的财富都积聚在官方权贵那里，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到高达0,7 .（0、4就会引起社会大动荡，我们是用单一的官方宣传和暴力维持稳定局面的。对内的维稳经费在江黑心时代超过 GDP的1/4，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如2009年的维稳费5、14亿元，国防经费4、8068亿元；2012年维稳费7、0176亿元，国防经费6、7027亿元），全民0,4%的富人,却占有全国财富的70%。由于产品分配和剩余劳动处理大权掌握在官僚和资本家手里，产生了一个残酷的经济学逻辑：对官员用的是“高薪养廉”；对劳动人民用的是“饥饿是劳动的动力”。即对亲手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农劳动群众 要让他们忍受肚肠叽咕之苦 ，才会被迫干活，对官员要发给高额薪金，手里的钱用不完，自然会清廉，不去贪污、受贿。果真如此吗？否！江泽民册封570多名将军和省、部级高官，不仅培植党羽，而且卖官明码标价，3000万元起步。向郭、徐两位军委副主席买一个少将价格5000万元。江、周、郭、俆之类的家产数额是，百元人民币数以吨计，试问他们廉洁了吗？答案只能是“豺狼吃的再肥也改变不了吃人的本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工人工资普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只落得二战后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起步点上的东德落后于西德；一条“三八线”南北，朝鲜赶不上韩国；一道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大陆穷，则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富。足以证明饿肚子的劳动者创造不出丰足的物质财富，“高薪养廉”和“饥俄是劳动的动力”这个经济学逻辑，只能暴露官家财主残酷而恶毒的压榨本质。中国大陆多年来产业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党政官员的工资。这对以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来说，堪称天大的讽刺。更何况农民到城市打工，为了孩子上学，还要花费几万元买一个城市户口。“买户口”是古今中外所未闻、唯邓总设计师的改革蓝图和江黑心的“三个代表”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有的怪象、怪事！这是从“封闭僵化的老路”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明显的象征，左的异化到右的异化都是列宁党中官方意志和资方思维的产物。不论怎么摇摆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与工人解放相对立。（承认自己的弊端和落后，才是前进起步的基石，一味的吹嘘、歌颂只能是促使毁灭的锣鼓）。正视邓江路线留下的烂摊子现实，不做“亡国之君”的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上任后的短短几年拿下了200多名省、部、军级及其以上的腐败高官，整肃了无官不贪的党政腐败妖风，万民欢呼。
但是虽非求全责备，却应客观的看到“从严治党”，远没达到清除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党天下的痼疾。（社会主义不存在执政党，一旦有了掌权执政的党，劳动人民便是无权的奴仆。只有党和国家消亡，人民自治、自理，才能称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而论，“振兴中华”，使深受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强盛起来，是顺应潮流的大好事。但这 这仅属于民族革命的思维范畴，与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不在同一个坐标方位。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期待党的“十九大”之后，即清除了列宁留下的邓、江势力制肘之后，能动地回归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平等、人人享受民主、人权和自由平等，这个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上来。
列宁正因为看到第二国际改换路标的修正主义，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造成共产党。可恨的是，违背《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竟然把第二国际右的、资产阶级以物为本的异化，改变成自己左的、皇家贵族党国社稷为本的异化，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大搞王公贵族官僚阶级复辟，培植权贵阶级集权专制的党天下。
列宁的第一动作就是在他第一次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力主把党章规定的三中心、民主制、自下而上运作的、全体党员共同意志共同智慧结晶体的社会民主工党，改造成中央委员会单一中心、集中制、自上而下运作的、党魁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原党章规定的三中心是:1、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2、思想上领导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3、总委员会（代表大会选举一名总委员会委员，再加上由上述两个中央机关各派一名委员，共三名委员组成的总委员会，负责协调1、2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三个中央机关平行运作，互不隶属，以便体现第一工人国际规定的反权威原则的民主精神。
最具原则性的改造就是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原党章规定的是民主制，列宁力主改为集中制（也就是集权制，起源于天赋皇权，朕即国家，集权专制大一统的帝王时代），他的理由是“在专制制度的黑暗局面下，在宪警到处表现淘汰作用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见列宁的《怎么办》）。在这次大会上，与列宁的观点相反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我们要建立一个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的党必须是民主制的党。就这样，一派要民主，一派要集中，不可调和，形成对立的两派。集中制旳称为布尔什维克派，民主制的称为孟什维克派。从此列宁就说“集中派是我们党的革命翼，民主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翼”。就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作为工具价值的革命手段的集权，暂时采用，待条件允许时能动地转变为目标价值的社会主义民主制，这一工具价值的集权，则无可厚非。但列宁说的集中制是革命的，民主制就是机会主义，却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把集权作为永恒的党性原则一直坚持下去，就注定了掌握政权之后蜕变成王公贵族阶级的党、背叛革命而自取灭亡。
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他认为若想靠这么一种不能集中力量统一意志的党，去夺取国家政权,是不可想象的事。为此,他决心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坚决把领导革命的党的组织原则改造成“严格集中制”。 要想召开党代表大会，按党章规定，是由总委员会负责召开，虽然他本人是总委员的一名委员，但不占多数，无法召开。于是他通知中央委员会召开，于 1905年4月12至27日在伦敦召开了仅有二十个地方委员会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第五条规定“中央委员会代表党同其他政党发生联系，任命一个中央委员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组织各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和党的其他机关并领导他们的活动”。再加上原来的总委员会被撤销，就把三中心的党改造成中央委员会单一中心的党。新党章第八条又规定“……中央委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第九条规定“中央委员会”有权“解散地方委员会”。原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上领导党并表达全体党员共同智慧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再是与中央委员会平行运作的机构，而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也就是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喉舌”。从此中央委員会领导人的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央机关的决策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此一来，作为党代表大会执行机构的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位属全党公仆的行政机关竟然成了全体党员的上级和主宰者。主仆关系颠倒了，党的概念翻转过来了，头向下活动。这种活动方式和关系结构，如同封建帝王的朝廷统治全国人民一样，正是朕即国家，社稷为本，集权专制大一统的本质模式，也是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坚决消灭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从列宁这次改造党的成果来看，列宁全力以赴的正是靠这个高度集权的党，不仅夺取政权，还要靠它去维持政权、巩固和扩大政权，永恒地维护和稳定国家政权。这正是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消灭国家政府相对立的列宁主义，是典型的对以人为本、劳动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对《共产党宣言》阐明的和巴黎公社规范的非国家化的社会主义的异化。
若把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开，便可看到“在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当革命急剧进展，国内战争扩大，因此不得不……采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来提出、或组成或保留‘领袖集团’，这个时候，人们便张皇失措，于是妄想出一种绝无仅有的谬论……单从提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党）？这一问题的实质来看，就可知道人们的思想糊涂到了极端不可思议，无可救药的地步”。﹛列宁为什么仅仅关注党国高层权贵的集权专制，而无视追求自身解放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忠贞于革命理想的共产党员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爱什么，恨什么；关心什么，无视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内心感情的促使，是阶级意识的暴露。慈禧太后只能关心大清朝 的君国社稷，绝不会为草民的民主权利费心思。同样的道理，作为缔造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列宁自始至终坚决反对非党工人群众掌权，他能配做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吗？更能表现列宁的阶级本性的是他在专题理论著作中说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根据深刻的科学知识才能产生出来，的确，现代的经济科学，譬如相现代的技术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无产阶级不管它的愿望怎样，终不能创造出现代经济科学，﹛笔者认为“现代经济科学”就是一切剥削阶级以物为本、物奴役人或资本奴役劳动的经济科学，这是绝对不能用来作为解放劳动使用的物本位经济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必须创建出自己的以人为本、劳动者直接掌握产品分配和剩余劳动处理进程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大权的经济管理学。以便理顺生产关系，使劳动者从无权的奴隶变成直接掌权的公有制企业的主人。笔者仅是工人阶级一名普通群众，我就独立思考出公有制企业中独有的“企业管理二重性职能分工”原则。把经济体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连的的社会属性大权，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全体职工大会掌握，体现每个职工当家作主，理顺生产关系；厂长经理仅负责自然属性行为统一指挥，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统一起来。又写出“人本企业章程”等劳动解放的多篇经济学文稿（见《告别文明》稿集）；与此同时，辽宁省凤城市一名县级交通局普通职工杨永新同志在经济改革年代却想出了千古绝无的“一企两东制”（不同于劳资共决制），打破了私有制经济几千年的传统，在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双方平等，共同掌权的原则下，废除千古以来私有制经济里的主仆关系，使出力者和出资者各掌握一半企业主人的权力，成为对等的资东、力东，两个东家、主人，而不再是传统的掌权的财主和无权的劳动奴仆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仆关系，劳动者虽然仍受一定的剥削，但不再忍受财主的奴役，作为向公有制过渡的经济措施是可取的——笔者﹜也不能创造出现代技术（笔者认为列宁又错了，现代生产技术，都是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创造的，没有一样是不劳动的资产者创造的﹞﹜，这两种东西都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在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列宁又-错了，马克思虽不是无产者，却是劳动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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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22 1:4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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