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纤夫：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红色大学校变成了黑色大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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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1欺骗与背叛 8 纤夫：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红色大学校变成了黑色大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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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红色大学校变成了黑色大染缸纤　夫毛泽东时代好，不仅是好在为人民建立了一个资源共享，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平等劳动，共同致富的新社会，而且好在把社会建成为了一个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红色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使这位封建复辟帝王和叛国者，最终成为了人民公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改造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他们被释放归国后，大多数人走上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促进中日人民友好的道路；还改造了大批伪满洲国和国民党的汉奸、战犯和军政特务，挽救了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使他们改恶从善，弃旧图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人们说，解放后，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然而，中国自从进入“特色”以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鼓吹竞争致富，盛行掠夺发财，只讲“鸡的屁”（GDP），一切向钱看。于是，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成风，坏人当道横行。为了致富，为了捞钱，官员、富人和歹徒，凭着他们手中的权力、财富和屠刀，各自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杀人越货，犯案坐科，社会犯罪率翻着番地上升，为新中国建国后27年所未有。在毛泽东时代，贪污1万元就要被杀头，所以干部敛财犯罪的极少。社会上，抢劫、诈骗、制假售假、暴力伤害、流氓、强奸等犯罪也少有发生，至于组织黑社会、制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则完全被消灭。当年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一、二年内也不会出现一起行凶杀人案件。人们说，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这种良好的社会状况，都是有历史档案和媒体资料可查的，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亲历的。如今，这个让人民真正安居乐业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个恶吏如虎，匪盗丛生，陷阱遍地，罪恶倡行的富人天堂。在这个社会里，不要说一般社会成员，仅“社会精英”——官员队伍的犯罪率之高就令人触目惊心！30多年来，上至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下至乡官地保，村头书记，几乎无官不贪，官官相护，事败之后，锒铛入狱，其人数之多，早已经超过了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所牺牲的人数！污蔑文化大革命“迫害干部”，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连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中都官复原职，掌管党政军，而“盛世”空前的今天，却不止百万官员，因为喝了发财、享乐的迷魂汤，由人变成了鬼！更令人忧虑不堪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犯罪日益低龄化，打击犯罪已经“从娃娃抓起”。在毛泽东时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教育青少年们以劳动为荣，以为人民服务为本分，长大后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报效国家和人民。今天则不然：家长要的是孩子长大以后能当官发财，成为人上人；学校要的是高考分、高升学率和高收入；而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商业化，要的是趣味性、娱乐性、刺激性，要的是“票房价值”和“收视率”。于是，什么吃喝玩乐，胡作非为，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东西都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污染着青少年们的心灵，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罪犯！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黑色大染缸。这里介绍三篇媒体报道，我们从中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把罪犯改造成好人，而今天又是如何把好人变成罪犯，以及如何使罪犯代代相传，繁衍不绝的？一、毛泽东时代把死刑犯改造成专家王灿文是一位从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改造成为辽宁省政协常委、锦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锦州市主任委员的中国电热工程专家。他说：“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科技成就，全靠政府对我的改造和培养。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将世世代代不忘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1920年，王灿文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地主兼手工业主的家庭。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当时有名的学府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　　1944年春，王灿文从交通大学毕业。被国民党政府统一征调，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到美军驻昆明工程处，给美军顾问当“翻译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灿文进入国民党上海伪资源委员会电业管理处工作，后又调入该委员会所属的全国电厂驻上海联合办事处。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王灿文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男盗女娼，腐化堕落的恶习。　　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灿文因为有一技之长，被人民政府留用在华东工业部工作，负责电机电器产品的检验。从1950年起，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利用职权，伙同上海的不法商人偷窃国家仓库物资，投机套购，倒买倒卖，从中贪污受贿达3．7亿（人民币旧币，折合现币3万7千）多元。因此，王灿文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罪，考虑到王灿文年轻、又具有大学文化和专业技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处死缓后，王灿文错误的认为“官场贪污人人皆有”、“我撞上了‘枪口’，当了‘典型’”，他企图自杀。正在这时他看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使他深受震动。他想：刘、张都是为革命赴汤蹈火，做出重大贡献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贪污犯罪都要被判处死刑，自己是个国民党留用人员，政府又分配负责产品检验工作，却以怨报德，犯了贪污大罪，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是罪有应得。然而，政府却给自己留了命，共产党纪律严明，对事不对人，是光明磊落的。他从思想上彻底想通了，从而稳下心来，决心老实改造，积极赎罪，重新做人。一切犯罪都是从脱离劳动开始的，劳动是消除一切社会疾病的消毒剂。也正是劳动，使王灿文恢复了理智，看清了前途，打消了“死”的念头，懂得了清白做人的真蒂。　　王灿文被送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后，监狱将他安排在铁工厂劳动，把生产电器控制车床的设计任务交给了他。他安心服刑，积极劳动，表现良好。　　不久，上海市郊建成一个“劳动工具厂”（即现在上海市五角场监狱），监狱领导决定调王灿文去该厂从事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王灿文来到工具厂后，大显神通，在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使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按时完成。　　经过两个监狱两年多时间的劳动改造，王灿文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并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从1950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东北特别是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上马的项目很多，但技术人才却非常短缺。当时辽宁省锦州新生电机厂迫切需要懂得电器的内行。省公安厅即向公安部提出请求支援技术犯人的报告，经研究，决定将技术尖子王灿文调往东北服刑改造。王灿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思想波动很大。为了消除王灿文的家庭顾虑，临行前，安排了他的家属两次来监狱探视。他爱人看到他顾虑重重，就对他说：“家里的事，政府照顾得很好。当我生第三个小孩时，里弄居民委员会给请了接生医师，以后里弄托儿所又给看管小孩，并帮助我去政府登记学习就了业。哥哥、弟弟都在人民政府关怀下参加了工作，家里生活得很好。你到东北后，要好好学习改造，不要惦念家。再说，上海有许多科技人员都响应党的号召去了东北，在那里你会大有作为的”。爱人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1955年，劳改支队接受了为松江电炉厂试制配套盐浴炉变压器的生产任务。工程技术人员遇到了技术难题，支队叫他参与帮助攻关。他仔细翻阅了随身携带的技术书籍，却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和答案。这时队里的赵希田工程师和几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同他一道研究，启发思路，反复实践，从中找出规律，圆满地解决了技术问题。这使王灿文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最有办法的人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认识到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重要性。　　1955年下半年，支队领导把国家安排的仿苏式系列磁力起动器的制造任务交给了王灿文，又抽调技术较高的钳工（犯人）配合他进行试制。经过几十次反复试验，共试制成功5类62种热电器元件。总结出55种工程设计和计算公式，均被国家确认使用至今。　　王灿文在改造中，政府对他的点滴改造成绩，都考核记载；对他的微小进步，都及时给予鼓励。由于他改造成绩突出，1956年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2年。　　后来，王灿文又先后完成3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和汞弧整流器配套设备的阴极高速断路器的设计任务。　　由于王灿文做出了突出改造成绩，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受到了监狱领导的好评。1957年9月1日，在支队召开的劳改积极分子大会上，王灿文被宽大假释。在会上，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爱人坐在主席团台上，爱人告诉他：“我在上海工作生活都很好，政治上一视同仁，生活上照顾周到，没有因为你被关押改造而受影响。学校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领导同样信任我。”又说：“这次来开会，是政府邀请来的，并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各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改造取得的成绩是与家庭帮助分不的。” 　　王灿文被假释后，更加相信党的政策，决心为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又为北京电车公司研制成功了公共电车电源整流器的1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为了更好地发挥王灿文的一技之长，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在有关科技人员陪同下，王灿文外出去上海等地参观学习。此时，在辽宁、上海等地领导和公安部领导的关怀下，将他爱人调往锦州工作，被安排在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其爱人系重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支队还按总工程师的级别为他安排了住房。　　1958年9月27日，王灿文被特赦。从判处死缓到被特赦释放，在监狱实际执行刑罚九年半，王灿文创造了中国监狱减刑史上的最高纪录。王灿文被特赦后，从1960年起到1965年间，先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第一台20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鉴定时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特别是在我国有关科研单位的帮助下，王灿文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被称为“机电之花”。　　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得知锦州一个劳改工厂的贪污死缓犯因设计出尖端真空冶炼设备而摘了“帽子”的消息时说：“劳改犯办了许多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他们有才能，没有才能他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的事。有功的可以摘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无限悲痛，王灿文十分怀念毛主席，他深知自己如今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党和毛主席就是再生爹娘，他被指定参加了为毛主席制作“水晶棺”的工作。王灿文由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最终被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由于实行公有制，提倡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因而是一个重视培养人的社会主义道德风貌的社会；在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又是一个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坏人成为好人的社会。（根据公安部朱文友/文）二、今天，“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沦为诈骗犯本报讯作为曾在汶川地震中救出了29个人的陈岩，曾经是四川德阳的明星，受到许多政界和媒体的追捧宣扬。陈岩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仅省部级荣誉陈岩就获得了37项，奖杯、奖状装了满满4箱子。然而现在他却因诈骗罪，站在被告席上。陈岩成名后，开始经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领奖，花销也渐渐变大，忙于出席各种活动的他，甚至因此辞掉了工作。没有收入，陈岩的经济来源只能靠之前的积蓄，但他却并不愿意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水准，按照陈岩的原话说是“档次降不下去了”。据陈岩交代，一开始他并未对被害人刘女士起心诈骗。后来他因资金接不上，才起了借此骗钱的心。 2010年底，陈岩以给刘女士的女儿和女婿安排正式工作为由，骗取刘女士12万元，并将骗取的12万元都挥霍在高档场所的消费上。 15日，四川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对陈岩诈骗一案进行宣判，陈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据2013年11月21日《快乐老人报》摘编自《成都商报》）三、从“留守儿童”到“问题青年” 辍学的青少年 2013年12月22日，冬至。这天，荔枝坑很多村民早早出门置办冬至的晚餐。但肖秀民一家，没有动静，也没有心情。肖秀民是广东省廉江市石城镇荔枝坑村村民。一个多月前的11月13日，他的女儿肖晓雯突然消失。次日，有人用他女儿的手机发来短信，要求给15万元。谈到最后，对方说“至少给四五万元”。连续两天两夜的博弈后，警方终于将这个神秘人捕获：凶手鹏仔，19岁，同是荔枝坑人，和被害者同属一个宗族。但肖晓雯在案发当日就已经被他杀害。整个案件看起来就像一起绑架撕票案，“其实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石城镇派出所所长邓伟平说，凶手很狡猾，让警方误认为是绑票案，凶手心理素质非常好。3年前，鹏仔辍学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廉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农村辍学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已日趋严重，此前，发生在廉江的很多大事件，施暴者大都是辍学的青少年。拥有170万人口的廉江市，是广东湛江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最近几年，廉江为更多人所知的，不是因为它是“电饭煲之乡”，而是很多令人错愕的案件。农村犯罪低龄化案件背后的实施者大都是一群辍学的青少年，年龄都在20岁左右，廉江的农村人。廉江市政法委书记余庆创坦承，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农民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且呈现类型多元化、年龄低龄化、作案团伙化的特点。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些青少年的犯罪，主要出现在“双抢”（抢劫、抢夺）、故意伤害、偷盗和贩毒等领域。廉江市司法局曾做过统计，结果发现，青少年犯罪中，80%以上是农村人，学历一般都只是初一、初二。犯罪群体主要源自辍学的学生群体，而学生辍学的直接原因是厌学。厌学也和当下整个社会的背景契合在了一起。当下，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都外出务工，孩子交由爷爷奶奶或学校老师照顾。但学校的教育，终究代替不了家庭教育。加上一些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功利化，都在助长着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的出现。廉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做过调研，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满分是340分，但在初一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某中学有50%的学生三科总分加起来竟不满100分！无所事事的危险廉江市横山镇党委书记林广德介绍，横山镇18～35岁的青年有5.1万多人，有近20%的青年留守在家。此前，在乡镇并校中，很多人都是在县城或乡镇中心读书。他们的朋友和生活圈，都在城镇，他们也已适应了城镇的生活，如今，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总跑到县城或在城郊晃荡。“当这些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囤积’得越来越多时，他们就结伙、打架斗殴。”林广德说。 2011年11月前，横山镇254个自然村中，有50多个自然村的青年，以保护本村利益的名义，成立了青年会。但这个青年会的性质演变成了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等性质。 …… （据2014年1月3日《文摘周报》）泡沫？烟幕？幽灵？丑牛 [参阅文章]编者按：今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50周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所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之际，邓小平的大小喽啰们是必然要挥舞他们手中权力大棒，阻挡和扼杀全国人民的纪念活动。这不，于幼军这个家伙，为了抢头功，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然而，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们是一伙反革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他们手里没有真理，他们色厉内荏，他们是纸老虎，一捅就破！丑牛同志的这篇文章揭露得好，批判得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志们，朋友们，行动起来，利用大批判这个有力武器，口诛笔伐，揭穿这些反毛、反共、反人民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们的画皮，批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罪行，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同志们，朋友们，新的长征，已经开始。让我们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壮志，迎接和战胜新的“雪山”、“草地”等艰难险阻，不达目的绝不止步！ 2016-1-3来源：作者博客失意高官于幼军先生弃政执教，这本该是历史上骚人墨客走过的路——官场失意，文坛得志。可惜，于幼军先生文运多舛，首战失利。他选讲的课题太敏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课的题目更敏感——“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于幼军先生选择这样的敏感题目上阵，真有些冒险。可能是仕途坎坷，急于功名。越是敏感，越可一鸣惊人。 2015年12月9-16日公开在广东中山大学开设讲座，以批判“有人极端仇官仇富”为名而号召人们“自觉拒绝文革”的于幼军于幼军先生下野之后，潜心做学问，出了几部巨著。为了到大学讲“文革”，历时三个月备课讲稿，二十余万字。治学可谓严谨，为什么首讲就演砸了呢？他缺乏“文革”在当今社会影响的知识；缺乏对文革和改革开放关系的研究；缺乏大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对文革的反思。他虽然感受到了“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但却不知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文革幽灵”为什么在大地徘徊。 “文革”是干什么的？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了，还是动摇了？资本主义是被社会主义改造了，还是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改造了？这就是“文革”当今的话题。这一条文革理论，在社会的实践中，前后两个三十年，截然相反。你于幼军有什么根据给文革下这样一个定义——“错误理论，荒唐实践”呢？又怎么能根据这样一个信口开河的定义，“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呢”？你说自己是经历了文革的过来人，好让大家相信你，讲的是真文革。我比你更是过来人，而且是你讲义中说的“文革”中的“受害最重的知识分子”，我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流放赶车十一年（文革结束两年后才给我平反）。我和你不一样的是，文革中你没当过“反革命”，文革后一路升官发财，后来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虽然忽而闪烁，却稳坐国家部级高官的位置。我呢？当了一名记者，就有很多机会观察社会基层，看到下岗工人住宅区的破烂衰败；看到农村的荒芜凋敝；看到城市开发区的野蛮强拆；看到上访者被刑拘、绑架、关进“黑监狱”。当他们在我面前脱掉衣裳，露出累累伤疤，我不禁跪倒在地。我是一个老兵，没有保卫人民，我心愧疚。你所经历的文革和改革与我经历的完全是两码事。你在讲堂上讲述了你在山西当省长时的“爱民恤民”的故事，为挖煤的矿工改善居住条件，我相信，只是乡愿而已。其目的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看看你在山西当省长时的“暴政”吧：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处理震惊全国的“黑砖窑”事件的吗？洪洞县的黑砖窑蔓延十多里，多是野蛮的奴隶劳动。四百多名失去亲人的家长结队来这里找寻当了奴隶的孩子。当电视报纸上揭露了奴隶们血泪生活时，你这位当省长的父母官是怎么想的呢？国务院召你到北京去研究处理“黑砖窑”事件，你们给社会的回答竟是这样的轻飘飘：用工不当。只严惩了几个抓捕奴隶的人贩子，而使用奴隶的奴隶主们，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都是地方上的官，共产党的官。因此，去年发生在山西太原的警察扭断讨薪女农民工脖子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乡愿的于幼军，维护奴隶主利益的于幼军。为什么你在年轻的学子面前，讲文革却不讲这些？这不就是阶级斗争么？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么？你把奴隶制的复活，搭上“用工不当”的遮羞布，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么！你在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能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么？当然你有这个“任务”，也有这个“责任”。像当年为奴隶主开脱一样，为官僚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可你不要昧着良心贻误青年一代啊！是文革“错误理论，荒唐实践”，还是你们这些反文革的人在“荒唐实践”呢？于幼军先生为官大半生，懂得看风使舵。看到一片舆论哗然，马上收起了讲稿走人。八步并作一步走，七讲合成一讲跑。你知道再讲下去，争下去，没有好果子吃。就在这样一场大争论即将发展之际，《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围绕“文革”网上争论是泡沫化的》。单从题目来看，是想把这场争论压下去。因此文中的论述，经不起推敲。比如，论证这场争论“泡沫化”的一段文字： “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的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方面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一方面参加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其中不少带有舆论场上‘左’或‘右’的标签。社会对‘文革’的真实兴趣并不高，因此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论’有泡沫化成份。” 既然肯定“文革”是“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又怎么会是泡沫化呢？因为“参加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带有‘左’或‘右’的标签”，就是“泡沫化”么？世界上又有那一场争论特别是政治上的争论，不是意识形态的呢？不带‘左’或‘右’的标签呢？按照《社评》作者的逻辑，恐怕这世界上所有关于政治性的争论，都是泡沫化的了。其实，《社评》作者就在这篇文章里把自己的议论也卷入了“泡沫化”： “或者另一些人给‘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成就一一摆功，他们的姿态就不再是‘历史学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动家’的。” 的确，这几年来有许多文章为“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一一摆功，这是针对“文革十年是一场浩劫和民族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理论而发的。用历史事实来说话，“浩劫论”、“灾难论”、“崩溃论”都是站不住脚的。社评的作者反而把摆事实说理的一方，贬之为“摆功”，斥之为“不再是历史学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动家”的，而对于幼军们的“错误理论，荒唐实践”、“十年浩劫”等却闭口不提。他的“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不是赤裸裸的“政治鼓动家”么！“何前倨而后恭也”？“因子位尊而多金也”。《社评》的作者对于幼军讲学所挑起的一场围绕“文革”的争论也刻意的淡漠化： “希望人们别被网上表面的‘文革’热忽悠，以为真的导致了重大思想冲突的话题。” “文革热”从哪里来？他原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凸显出了诸多的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中国现今走的是什么道路？两极分化为什么如此严重？工人阶级为什么变成了弱势群体？二亿多的农民为什么沦为“打工仔”？官僚、资本家、新土豪为什么横行无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自然会对比“文革”运动：“文革”是干什么的？就在这篇《社评》文章里作者写道：“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点就着，怎么又叫人“别被网上表面的‘文革’热忽悠”呢？对“文革”的反思，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讲过，许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也讲过：否定文革，才有改革。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就是要从“文革思维”里解放出来。因此，“文革”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不然于幼军为什么要在“文革”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后，要作“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的报告呢？拒绝的前提是“接收”，可见还有许多人在接受“文革”。为此孜孜不倦地诲人不厌地岂止是于幼军先生，还有比于幼军更大的高官也在尽这个职责：五易其稿，要消除文革产生的根源。上届总理在人大会上，就“重庆事件”警示全党，要消除文革余孽。……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反思文革”，不是如《社评》作者所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集体反思‘文革’的时期，在那之后‘文革’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谈不上“反思”，只是“反击”。对“文革”的反思，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深入的。《社评》的作者也讲得明明白白：“一些人出于现实政治目的争论它”。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的，今天在反毛的人们，不是编造了一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谎言么！他们没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么？《社评》的作者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将导致“社会的分裂”，这有点言过其实。意识形态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和于幼军先生的争论就是“分裂”，这种分裂将导致社会的进步。在毛主席诞辰122周年时，我到韶山去参加参观纪念活动。25日夜，从祖国五湖四海来“朝圣”的人流，滚滚向“铜像广场”聚集。当夜，皓月当空，灯火大地，巍峨韶峰，横亘天际。山脚下的山冲红旗招展，歌声嘹亮，烟花腾空，鞭炮连天。一望无涯的人潮涌动，一束一束笑脸欢呼。这是什么？社会、人民、意志。我突发奇想：如果那位曾经主政湖南的于幼军，此时此刻出现在广场，高声讲他的“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会是一个什么场面：他一定会像一只乱闯闹市的老鼠，惊惶逃窜，最终被众人踩踏。如果有一位党的领导人出现在广场，站在毛主席铜像前的台阶上，振臂高呼： “走，跟着毛泽东走！” 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不周山下红旗乱”，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大军，就立即踏上新的征程。【编者：在修正主义集团掌权的情况下，是不会从他们中出现这样的领导人的。因为他们都是一路反毛，一路反文革才一步步窜到高层的】这场争论，是社会现实，不是泡沫。说它是泡沫，是想掩盖这场争论的实质而放出的烟幕。于幼军先生的草草收兵，《环球时报》社评对这场斗争的淡化，使我联想到朝鲜战争的结局。一位战败的美国将军慨叹道：“我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要添加一句：“选了一位无能的将军”。于幼军现在挑起这场争论也是如此：错误的时间一一经济下行，社会动荡。错误的地点——改革开放的策源地。错误的战争——反思文革。错误的将军——个失意的高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写道：“一个幽灵徘徊在欧罗巴，共产主义的幽灵。”当时的欧罗巴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发展地。今日的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展现于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幽灵，徘徊在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你欢迎也好，阻挡也罢，歌颂也好，诅咒也罢，他若隐若现，踯躅徘徊！老兵丑牛2016年1月1日于东湖泽畔新闻札记：“三反”可以休矣！武兵人们清晰的记得，新中国建立初期，有过“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笔者这里所指的“三反”，是反毛、反共、反朝。前两个“反”指的是国内问题，后一个“反”指的是国际问题。其实这“三反”并非是“创新”的事物，而是几十年来的老问题，而在今天看来，不过是 “花样翻新”而已。笔者所论的“三反”是针对新年伊始发生的三则新闻。一先说反毛。改革开放以来，自上而下的非毛化、反毛化是愈演愈烈，从翻案风的肆虐到“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就已经确立了这种反毛化的政治路线和权力格局。因此，反毛的事例层出不穷，形成了“新常态”。国人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正如民谣所言：“华解不了，胡搞几下，赵样不行，江就几年，再胡搞几下，就习以为常了”。就在“习以为常”的今天，在我国的中原大地再次发生一例反毛的恶行。事情是这样的：据人民网报道，去年春季，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朱氏岗村的当地村民，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在村头西北角的非耕地上，建造了一座36米高的金色毛主席塑像。报道称，这座巨型毛主席塑像是由村里许多群众捐款和几名企业家投资建造的，总造价近300万元。毛主席塑像坐北朝南，由钢筋和水泥筑成，外面是一层金色漆。报道称，这座毛主席塑像是2015年3月28日 (农历二月初九)开始动工，8月26日一期工程完工，到毛主席诞辰纪念日——12月16日基本建造完成。从开工那天开始，就吸引了附近广大群众，不时有群众慕名而来，在毛主席像前拍照留念。正当群众为建成这样一尊毛主席金色塑像而欢欣鼓舞之时，却遭到通许县政府强行拆除。本来，施工时，在全国影响并不大，当地政府的拆除行动被媒体曝光后，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国内外敌对势力自然是“幸灾乐祸”，为当地政府的反毛行动而股掌称赞。当然，也有媒体认为，这样的反毛行动，一个小小的县级掌权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胆量，很大可能是高层掌权人物拍板决定的。据报道，当地县政府的解释是：“该雕塑未经过登记、审核”所以被拆除。对于这个解释，群众并不认同。第一，所谓未经登记和审核批准。那么试问，从动工到基本竣工经过了近一年之久，你们为何早不制止，而非要群众付出300万元的施工经费，在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期间建成了，人们来瞻仰了，你们才来制止和拆除呢？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市和农村到处修建教堂、孔庙和神庙，为什么不去制止和拆除，而偏偏对建立毛主席塑像竟如此大动干戈？第三，宪法、党章不是还保留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吗，你们为什么不尊重不执行？承然，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县级政权所能决定和回答的，这与全党全国的大气候，与执政当局的路线、方针，以及政权的性质是不无关系的。人们没有忘记，1980年7月30日，执政当局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认为人民群众歌颂毛主席，是所谓“过于突出个人”，“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是“封建主义余毒”等。这个指示一共有5条，其中谈到，“正在建的已经建成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尽可能改建为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就在这个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当局就把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摘掉。国外媒体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当局搞非毛化、反毛化的象征。当局一决定，首都一带头，全国的反毛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河南反毛的这笔账，不仅要记在当地的领导人身上，而且要记在修正主义集团身上，记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身上，因为，全国各地的非毛化、反毛化，根源在反动路线，在权力高层。二大凡反共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它们是反共的鼻祖，不把共产党铲除地球，它们会誓不罢休的。因此，这一类，具有不可改变性和不可调和性。另一类在党内，主要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他们反共的本质与前一类是相同的，但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前一类反共是在共产党的外部，而后一类是在共产党的内部；前一类反共的表现形式是要明火执仗地“推翻”和“打倒”，后一类的表现形式则是在共产党内部“修正”和改变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和指导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篡夺领导权，达到从内部瓦解和取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修正主义势力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必然要改变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是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可是，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与《共产党宣言》背道而驰。他们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然而，他们深知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质疑和反抗，所以就采取蒙蔽和欺骗的手段，用谎言来掩盖它们大搞私有化的罪行。在高层权力中心的主导下，主流媒体基本上是按照这种调门进行欺骗宣传的，但也有例外者，《炎黄春秋》就是那种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和私有制的一家反动刊物。它们这样做等于在揭执政当局的“老底”，给执政当局帮倒忙。因此，去年执政当局对这家刊物进行了“整顿”，撤换了这家刊物的一个主编，改变了主管主办单位，同时要求对每期刊物进行审查。但是，执政当局所采取的制约措施，并未见效。《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仍然是没有掩饰的“赤裸裸”。例如：《盲目铲除私有制的教训》一文（作者：山西日报高级记者王宪斌）就写道：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还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无论公有私有，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毛泽东时代的问题是，只看到公有制善的一面，甚至把它神圣化，而无视其恶的一面，对私有制只看到恶的一面，甚至把它妖魔化，而无视其善的一面。” ——“责备私有制，就否定了人的生存权”，“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和人性的，是大逆不道的。” ——“建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让私有制有所发展，多难的中国就可以转危为安。”“以‘左’祸国，以右转安。” ——“不准人有私心，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推动公有制的实现，结果是越推越乱，越推欲望穷。” ——攻击和否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 ——肯定与吹捧“全面改革，从单一的、僵化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扩展到私人私有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制等等。” 阅读如此低级和拙劣的陈词滥调，实在是对眼睛和时间的一种浪费。可这家刊物却恬不知耻的标榜，这是它们独有的敢讲真话的“特色产品”呢！除了这篇直截了当地为私有制招魂的文章外，本期还有一篇推销外国私有化经验的文章：《波兰转型面面观——乌耶次、里廷斯基一席谈》（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此文以访谈录的形式，发表这两个原波兰“团结工会”重要成员畅谈波兰资本主义复辟的经历和经验。主要观点有： ——赞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是提高集体勇气终结‘囚禁心里’的信号，‘民主化’是我们迈开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的开端。只有他松绑了我们的改革才得以启动。”戈尔巴乔夫不是“叛徒”，“说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是不对的”。在“说戈尔巴乔夫是‘好人’的是多数。”“波兰民主化不能否定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颂扬波兰“团结工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机是团结工会。”“它是用循序渐进的社会组织的方式改变制度。”“团结工会在波兰起到了‘铁锚’和‘雨伞’的作用。‘铁锚’具有的定心力使改革的方向民主化发展，‘雨伞’的作用是保护个体工人免遭迫害。” ——推销波兰的私有化改革的经验：“只有彻底的改革才能挽救我们，这就是马佐维耶夫斯基政府副总理巴尔采罗夫斯基的‘休克疗法’出台背景。它虽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改革措施，但取得了显著‘疗效’。”“关于私有化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有人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人说不成功。……我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要好一些。” 像这样的谬论，这样的导向，在《炎黄春秋》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例证和现象，而是它们一直坚持的主流、主导、方向，并且“常态化”。笔者认为，《炎黄春秋》身上的问题并不完全在这家刊物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刊物背后的政治势力。这样反动的刊物，如此嚣张地反毛、反共、反社，为什么却能“屹立不倒”长期存在？时下当局不是在号召“讲政治”、“讲纪律”、“守规矩”、“向中央看齐”吗？《炎黄春秋》是在讲那家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它又是在向谁看齐？对于这样的刊物，一位领导人的老子还题词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如此这般，反共的根子究竟在哪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三新的一年刚进入第7天，就传来朝鲜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这是朝鲜自2006年以来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也是第一次氢弹试验。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刚一公布，立即引起帝修反的强烈反应。美、日、韩、欧盟和中国当局纷纷表示谴责和反对。美国还派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飞越韩国上空进行威胁。此前三次核试验，均遭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和制裁。 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0月14日安理会就通过了第1718号决议；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6月12日，安理会通过第1874号决议；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安理会通过第2094号决议。在这几次谴责和制裁朝鲜的“决议”中，中国当局都投了赞同票。围绕朝鲜核问题，笔者先后发表了《浅析朝鲜核问题由来与走向》（2005年）、《“人权”问题是假颠覆主权是真——评联大所谓“朝鲜人权问题决议》（2005年）、《是“抗美援朝”还是“抗朝援美”？——对朝核问题的几点看法》（2006年）、《论朝鲜核问题》（2009年）、《朝鲜发射卫星风波的是是非非》（2009年）、《简评两个“声明”的是与非》（2012年）、《反对朝鲜发射卫星是毫无道理的》（2013年）等多篇文章，进行批驳。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该说的话，该讲的道理，笔者大都谈到了，无须赘述。这里需要谈及是，今年已经101岁的马宾同志，在朝核问题上旗帜鲜明的立场、态度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当朝鲜第一次宣布成功地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全面制裁的1718号决议后，笔者去翠微路国务院部长大院拜访马宾老。当谈及安理会的决议和中国当局的态度时，马宾老非常气愤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并要笔者代笔给中央领导写一封公开信，提出批评和建议。笔者根据马老的口述，当场拟就，有1200多字，马老看过后，马上叫服务人员打印出来，签了名，并立即通过“内部交换”渠道，发给了中央各常委。马宾老在给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围绕朝鲜核问题出现的国际争端，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责任在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不在朝鲜。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它灭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谋和行动。朝鲜发展核武器,犹如我国1964年发展核武器那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阻止美国入侵。” 马宾老批评：“现在国内和西方世界的舆论一面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谴责朝鲜，攻击朝鲜威胁了世界和平，影响了世界稳定。遗憾的是，我国外交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是错误的。真正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稳定的是美帝国主义！怎么能把这个罪名扣在社会主义的朝鲜头上呢？” 马宾老说：“许多老同志对我国在10月14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171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是有意见的。我也是不赞同的。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是一个反对谁、团结谁、依靠谁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能视敌为友，视友为敌呢？这就是我对朝鲜问题的基本态度与看法。” 马宾老最后建议：中央“不能被美国当枪使，不能背叛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马宾老的这封公开信很快就在《主人公论坛》上发表。屈指数来，这件事已经过去10年了，中央的班子也换了一茬，然而，马宾同志的批评和建议，并没有被我国当局采纳，在朝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日本、韩国为伍，反对朝鲜为抗衡美国的干涉和侵略而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遥想当年，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在帝修反的谴责声中，朝鲜党和政府给我国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电，而如今，朝鲜成功的地进行了核试验，在帝修反的谴责声却包括了中国。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美国、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与它们为伍能有好吗？我国当局就是听不进像马宾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一意孤行，不计后果。这一次，在朝核问题上，我国当局走到了死胡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且“里外不是人”。不仅朝鲜不满意，美日韩也不满意。症结就在于站错了队。亲美路线是走不通的。美国是个虎狼之国，它的胃口是什么时候也满足不了的。这不，朝鲜新的核试验，美国就把责任推到中国当局身上，认为中国当局对朝鲜的“控制不力，导致失败。”1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中国，“在遏制朝鲜方面的立场未能奏效”。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中国当局的做法“行不通”，并威胁中国当局“不能再一切照旧”，要求中国当局对朝鲜“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事实上，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当局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已经对朝鲜实施了经济制裁，如中国银行关闭了负责朝鲜外汇交易的朝鲜贸易银行账户，中国还停止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月9日刊登了美国外交学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奈德的评论《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分歧深刻》一文中也承认：“对中国来说，批评它的盟友那是件尤为困难的事情，尽管显而易见的经济和战略分歧几十年来一直在削弱中朝关系，对中国来说，更难的是摈弃下面这种观点，即尽管朝鲜进行了四次核试验，但美国对朝鲜的敌意才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2016.1.11参考消息）美国的这位学者，还算说了句真话。面对美国的刁难，我国外交部不得不对“同舟共济”、“夫妻关系”的美国主子发几句牢骚，出出怨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并答记者问时说：“那些指责中国做的不够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做了多少建设性的努力。” 这次朝鲜核试验，也是对中韩关系的考验。据报道，韩国总统和韩国国防部分别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国防部打热线电话，均遭到中方的“不接”，韩国则以“考虑”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声明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和给中国施加压力。我国当局在朝核问题上的难处的确不小。虽然一再表态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在经济制裁方面也有配合行动，但不敢做得太过，走得太远。原因有三，一是，过分地整朝鲜，会在国内引起人民的反感，失去人心和民意，因为在朝鲜的问题上毕竟是理不直，气难壮；二是，如果与美日韩联手搞垮了朝鲜，那么势必美、日的军事力量就会压到鸭绿江边，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三是，1961年7月11日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在有效期（1981年、2001年条约两次自动续期，有效期至2021年）。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双方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对于这些规定，我国当局已经严重违背了，如与韩国建交，在制裁朝鲜的安理会决议上投赞同票等，都属于违约行为。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不仅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而且势必危及到修正主义集团自身的合法性与它们的执政地位。目前，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和朝鲜的针锋相对，我国当局企图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通过“六方会谈“的方式来化解危机。然而，这招棋是走不下去的。近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电视讲话，明确指出：朝鲜进行的氢弹试验，是朝鲜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为了守护国家自主权与民族生存权采取的自卫性措施，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此外，朝鲜政府1月6日的声明也堵上了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六方会谈”的路： “如果说狼群猛扑上来的时候放下猎枪，这是再愚蠢不过的”！ “真正的和平与安全，绝不来自任何屈辱的请求或妥协的谈判桌上”！在这篇新闻札记结束的时候，笔者最后要说的话是：反毛、反党、反朝，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和标志。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样，是不得人心的，是历史的反动。马列毛主义的胜利与修正主义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写于2016.1.13-1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6/1/24 11:13:25编辑过]
-------------------------------------------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更没有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坚决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首先是革自己“既得利益”和“私心杂念”的命；其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取得最后成功！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彻底灭私两个决裂，绝对平等相对自由，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奉献创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绿色环保生态平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同幸福真正和谐，永恒发展走向崇高！	2016/1/24 11: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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