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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革命文学 8 [原创]长篇小说《背叛》作者巧姐儿（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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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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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65年初中毕业（上海市闵行中学）

第二章            进牢房黎广厚教新人  查颜色梅国良慎会友 
宜丰县看守所的监舍是一九五零年代建造的，长方形东西走向，一条走廊从监舍当中穿过，走廊两边便是一间间的牢房，共有二十间，这监舍的四周有一圈约两米高的围墙。走进院墙的大门，这牢房从外面看，很像是一座高大的粮食仓库，外墙上的窗户隔不远一个，都开得很高，站起来伸出手还够不到，窗户上全都装着大拇指粗细的钢筋。在监舍的南面方向还有一个过道与东西方向的走廊相通，使通道呈丁字形。
梅国良跟着张文东所长跨进院墙走入监舍，所长把他关进了四号。
梅国良进了门，站在门口附近没动，他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新环境。这里牢房靠门口的部分是一块一米多宽的地板，再往里面就是高出地面一尺的通铺，整个牢房的五分之四都是“床”。
四号里面原来是有人的，左面墙边靠着两个，右边两个，加上梅国良一共是五个。
所长和警卫走开以后，有人友好地招呼他说：“上来吧，把鞋脱掉。”
梅国良脱掉趿拉着的破鞋，盘腿坐在床边上。
还是那个人问：“你是哪里的？”梅国良回头一看，问话的是位呆在左面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八岁，梳着分头，人很瘦脸发黄，一看就知道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
梅国良说：“我是革新机械厂的。”
那人问：“犯什么事来的？”
梅国良说：“逃港。”
大家都摸不清头脑：“套钢？”
显然这个名词有些生疏，让大家费神了，梅国良又补充了一句：“往香港跑。”
“哦！”这下大家都听明白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吃惊。在这个内地的小地方，逃港可是个新鲜事，有的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啪！”牢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大声训斥道：“不许说话！”
这时候，和梅国良交谈的年轻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朗朗念道：“报告看-守-员，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我在跟他介绍监规呢！”
那扛枪的朝里面瞪了一眼，看见果然来了一个生面孔，便不再追究。
梅国良缩缩脖子说：“这么厉害！”
有个牢友说：“没事，牛头马上就下岗了，下面一个应该是活菩萨，有话但说无妨。”
几个牢友互相介绍了一下，很快大家就都认识了。最先和梅国良搭腔的是黎广厚，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五年的时光，怪不得他显得那么缺乏营养呢！挨着黎广厚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长者，名叫熊清利，个儿不高有些驼背，两撇八字胡长得很经典，要是让他打扮打扮，穿上封建时代的小官服，做个戏文里的丑角，比如七品芝麻官倒是很贴切。呆在右边的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汉子，名叫陈宝根，大家都叫他老陈，是个浙江人。他身穿对襟蓝褂子，肩膀背部受光较多的部位已经晒得有些发白。这半天，他显得很友好，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旁边的那位约四十岁，是戴进生，一身当地农民的打扮，刚才“牛头马上就要下岗了”就是他说的。
梅国良很快就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这里扛枪的解放军战士要称呼“看守员”，这里的监舍叫“号子”，与“耗子”同音，作息有规定，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白天不许睡觉，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串通案情……
梅国良因为早上没有进食，所以很关心什么时候有饭吃。
黎广厚问：“你早上没有吃东西？”
梅国良便把早上的经历说了一遍，戴进生说：“唉，你太老实了，他不给你买早点，你就不走，看他怎么办，只要你坚持一下，他会乖乖地给你买的。”
梅国良说：“戴大哥说的有理……”
戴进生说：“不用叫我大哥，怪不好意思的，叫我老戴就行。”
梅国良说：“咳，都怪我没有经验，该着饿肚子。”
熊凊利摇头晃脑地笑着说：“饿肚子算什么，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小伙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不定上天在成就你呢！”
梅国良听到熊凊利这么说，心中对他顿生好感，在这事事不顺的逆境之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位“知我者”，我梅国良不正是一个心志高远，忧国忧民的人吗！
黎广厚说：“人家饿着肚子，你还有这份闲心说笑？”
熊凊利正颜厉色道：“我说的是认真的！这位后生面相非同一般，如今只是路过，日后定有造化。”
戴进生不以为然，嘲笑道：“别瞎吹了，你要是看得准，老母猪都能上树了。”
熊清利说：“我十八岁就研究麻衣看相，现在是越老看得越准，你看他官禄宫丰隆平满，光润开宽，粗粗一看便知是贵人之相。”
梅国良道：“我一直都倒霉透了，我能有那么好的命，老先生别哄我开心了。”
熊清利说：“信则信，不信则罢，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戴进生还想说什么，陈宝根这时看看窗外的天色说：“别说话，饭差不多快要来了。”
陈宝根有个顺风耳的绰号，长时间关押无所事事，练就了他耳朵的灵敏度，这也就是在牢房里才能体现出来的优势，他伸长了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
老戴问：“来了吗？”
陈宝根用食指放在唇边做了个禁声的手势，片刻后他说：“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一记清亮的金属碰撞声传遍了整条走廊。这是“开饭了”的确切信号，关在四号的人全都活动起来了。
老戴善意地告诉梅国良：“没这么快，小谢从那边发过来，到这儿还得等一会儿。”
梅国良好奇地恭维道：“陈师傅，您的耳朵真好使。”
陈宝根说：“其实没啥，我就是听见院门轻轻地响了一下，这时候所长不会有什么公事，多半是小谢来了。”
黎广厚趁着等候的这段时间，跟梅国良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小谢是所里请来专门给犯人做饭的临时工，刚才你也听到了吧？小谢放扁担，铁钩子撞到水泥地了。”
“咔哒”，门上的小窗开了，一个个竹筒子塞了进来。
装饭的盛具是直径十多厘米左右的竹筒子，宜丰县城地处山区的边缘，辖区北部的大片地域都是山区，那边到处盛产毛竹和杉木，砍伐外销的竹木常常在这里集散，所以，竹筒子是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取一节竹筒子略加修整就是一个很实用的饭碗。
竹筒子有大有小，拿饭的时候窗口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竹筒子，老戴便笑着对梅国良说：“嘿！这个大，你拿吧！”
梅国良笑道：“你来吧，别客气。”
两人谦让着，小谢在外面生气了：“干什么干什么？还想不想吃了？”
老戴不由分说把梅国良推到了前面，就在那一刻，说实在的，梅国良还真的心生感激呢！
梅国良把饭筒子接到手里，发现这个大饭筒子里面的饭并不多，心里多少有些疑惑。
竹筒子直到给了四个便停止了。小谢的记性很好，他知道四号一共是五个人，一个因为出去劳动在外面食堂里已经吃过了，那么再给四个筒子就行了。黎广厚连忙冲着窗口解释道：“小谢，今天来了个新来的……”那小谢把脑袋凑近小窗往里探视了一番，又给了一筒管，拿完了饭，又塞进一把点好数目的筷子。这些筷子用完了必须一支不少地交出去，这一点很重要，据说以前曾经有人私藏筷子搞自杀。犯人！这些家伙非得小心“伺候”不可，来不得半点马虎，真要弄出猫儿屎，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黎广厚看着梅国良捧着大竹筒子的郁闷样，便说：“老戴跟你闹着玩呢！其实不论大筒子小筒子，饭是一样多的，小谢外面有个盛子，一盛子一份，大约就是三两米的饭。”
梅国良恍然大悟，此时也就释然了，他自嘲道：“经一事长一智，呵呵！”此时看去老戴，五官物件异常活跃，集中在一块的眉毛、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了，唯有一张嘴放肆地咧着，毫无羞涩地展示着夹杂着饭粒的两排大板牙。
梅国良小心地扒拉着筒子，里面的饭一粒也不肯剩下，黎广厚告诉他，后面还有一勺米汤。果真，趿拉着鞋的脚步声靠近了，梅国良像其他人一样，把竹筒子伸出窗外，一小筒浓厚的米汤倒进了他的饭碗。梅国良看见那盛米汤的舀子也是竹筒做的，只是更细小一些上面再装个把。
黎广厚端着米汤对梅国良说：“我只要一半就够了。”梅国良看他很真诚的样子也就没有推辞了。
黎广厚说：“今天的米汤还是挺稠的，到我们这里快剩底了，要是从我们这边开始分发，就没有这么稠了。”
熊凊利补充说：“小谢送饭有时候从走廊这头开始，有时候从那头开始，没有一定的，看他高兴。”
看守所里的饭是采用“捞蒸”方式的生产的，既是先把淘洗好的米放进锅里煮，开锅后煮至米粒半软便全数捞起，放进木桶蒸笼蒸熟，锅里剩下的煮米水就是米汤了。
吃完饭，梅国良感到好多了，不管伙食怎么样，反正暂时是不饿了。
八月初的天气，外面正是酷热难耐，然而号子里却挺凉快，多日的劳顿终于有了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梅国良心里一直拉得很紧的弦开始放松了，他靠墙坐着，瞌睡虫慢慢爬上眉头，两张眼皮直发粘，他不知不觉冲起盹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这么一句。梅国良感到自己正在天上飞，山峦白云从下面向后划过，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觉得这样很舒服。飞啊……飞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落了地，那是一个火车站，哦，对了，那是上海北站。他感到自己是在火车上，他就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支内。他忽然看到一个白衣女郎站在那里，她拿着一块手帕正在向他招手。他想大声喊，可是却喊不出声音，像有一根绳子勒在他的脖子上，他用力拉扯着……
“诶，诶，”梅国良感到有人推他，他睁开惺忪的眼睛慢慢醒来，他看到黎广厚正在冲他使眼色……
“谁让你睡觉的？坐好！”门上的小窗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一个看守员正瞪着眼睛对梅国良喊着。
梅国良连忙坐起身来，一句话也不敢说。还好，那看守员并不计较，把小窗关了朝下一个号子巡视下去，这是他接班后的例行检查。
老戴说：“还好噢！你碰到的是‘湖北佬’，要是碰上‘阎王’，至少要罚站到他下岗。”
熊清利说：“阎王其实还好了，松井才厉害呢！不打得你求饶不停手。”
黎广厚说：“现在他也不敢打了，周总理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殴打体罚谩骂犯人，文件传达到每个犯人。”
老戴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用，上次瘦猴还不是用擦枪的通条打了五号的小魏？”
阎王，松井，瘦猴这几个名词都是这些犯人给一些看守员私下起的代号，到底谁是谁，梅国良初来乍到当然还弄不清楚，这会儿，听了大家的解释，他多少有了一些粗糙的概念，
被那些犯人叫做“阎王”的看守员其实是个很标准的北方汉子，高个，魁梧，国字形脸庞粗眉毛，怎么说也不会像什么阎王。听说去年热天他回去探亲的时候结了婚，后来还把他老婆带到宜丰来了。有人看见过他老婆，大约一米六向上的个儿，人长得很结实，看见过他老婆的犯人还特别描述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胸脯，什么“两个肉团很大”啦，什么“最少一斤一个”啦，什么“穿白衬衣半透明的最好看”啦，什么“可以看见里面的武装带（胸罩）”啦，真是不知羞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人的功夫，自从“阎王”抱上了这个老婆以后，打骂犯人的事可就少多了，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罚站，他在外面值两个小时的岗，你在号子里也陪他站两个小时，他什么时候交班了，你也就什么时候解放了，到后来罚站也停止了。“阎王”这名号其实已经是不准确了，不过没人给他改，再说又叫顺了口，所以也就一直这么沿用下来了。
“松井”这个名号是借用的，一般从新中国生活过来的人们，谁也忘不了《平原游击队》电影里演日本鬼子军官的演员——方平化，他经典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阴狠狡诈的日本鬼子的形象。其实在这里，把这位看守员称作“松井”是很不公平的，他无非就是个矮了一点，眼睛小了一点，气血盛了一点，其实也不怎么特别相像松井，如果从别的方面来观察，能相互联系的因素几乎没有。也许是以前有个犯人被他修理的特别厉害，若不把这个名号送给他不足以平心愤，于是也就不顾其他方面的牵强了。
至于“瘦猴”，则纯粹是强调了那位看守员身材的特征，张扬一种犯人群体中鄙视的态度而已。
大约下午三点半，一号，二号的门开了，所长带着山东口音喊道：“放风了！”
梅国良要站起来，黎广厚说：“不用急，还早呢！现在是一号二号，等会儿才是三号四号呢，至少还得等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咔哒”，“哐当”的声音密集地响过之后，三号，四号对门的两个号子同时打开了，梅国良跟在同伴后面走出了走廊东面的门。
老戴力气很大，他一个人提着便桶疾步如飞。在号子里大家都尽量不大便，最多也只是拉泡尿，所以味道并不太大。
出门往北有块不大的坡地，坡地上有所半封闭的厕所，有货的忙着蹲坑卸货，没有事儿的便原地活动活动。放风的时候，看守员站在远处守着，斜端着一支仿苏式的冲锋枪。
晚饭后，出去劳动的都回来了。四号去劳动的是杨大江，他一回来就向大家介绍着他这一天在外面的见闻，他说：“今天是唐管理员来带队的，去的是县委大院，修路，就是把鹅卵石排成不同的图案嵌在水泥里，活倒不累，中午的菜很好，还有半条鱼呢，我抢了一大块，呵呵，哈哈！饭是随便吃的，不过太多了也吃不下，本来那点事情一天就干完了，我们故意磨磨蹭蹭，还没有完呢，明天还得去。”他狡猾地笑着，得意地挤着眼睛做了一个鬼脸。老戴小声嘟哝着：“半条官老爷吃剩的破鱼，有什么了不起！”
杨大江对新来的伙伴感到很新鲜，没有听到老戴的话，他一直在和梅国良聊天，说长道短。
杨大江说：“你老兄胆子不小诶！说说看，你怎么偷渡的？”
梅国良说：“走到海边，然后游过去。”
“你怎么又被……搞回来了？”杨大江觉得“抓”字有点扫兴，便找了个“搞”字用来避讳。
怎么说呢？每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梅国良都十分郁闷。他本来计划得很好，那天，他从广州乘上到海丰的长途客车，准备到达预定区域伺机下车。过惠州，客车摆渡的时候，他没有动；到达惠东车站，他也没有下车，因为他看到车站里有人在检查行李，本来这里是最佳的下车点。在广州买票的时候，你若买票到惠东，人家根本不卖给你，除非你有边境地区的通行证，所以，他只好买了一张开往海丰的过路票。
他的行李是不能让人检查的，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省地图；一些在广州买的硬面包，烤饼，足够吃十天的；两瓶辣酱，一把小刀，一件骑自行车才用得上的雨衣，一双球鞋；一些自备药品，红药水，碘酒，棉签，抗菌药，磺胺药粉，纱布等等。在那个逃港风气盛行的年代，这些东西便是最有力的犯罪证据。
在一个山区的弯道，机会来了，前面发生了车祸。司机下车探听消息，梅国良抓住时机拿上旅行袋下了车，车上有几个旅客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举止奇怪的年轻人，但是没有人管这种闲事。
梅国良往回走着，没有人阻拦他，在一处没有行人汽车的山区路段，他钻入了路边的草丛，从这一刻开始，他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经过昼歇夜行几天后，在一座高高的大山顶上，他遇上了两个“同路人”，他们是广州人，自称对地形很熟悉，梅国良没有认真考证便轻信了他们的说法。下海之后，那两个年轻人因为身体素质比梅国良好，游在前面不久就消失了，剩下梅国良一个人苦苦地挣扎着。当他再次浮现在社会视线里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他明白自己被误导了，竟然在方位地点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对于杨大江的好奇，梅国良十分尴尬，说自己是个傻瓜笨蛋吗？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于是找出一句话来搪塞：“咳！说不清！”
杨大江问：“怎么说不清？”
梅国良说：“说不清就是说不清。”
杨大江识趣地换了个话题，他说：“我有个表舅在马来西亚呢！解放的时候我太小，不然就过去了。我表舅是我妈的——妈的——妹妹的孩子，他在他亲戚的橡胶园里当管工呢，听说蛮有钱的。”
“什么妈的……妈的……妹妹的……，”梅国良费了一番脑筋才明白了杨大江的意思，他说的是外婆妹妹的孩子。
杨大江转了几个圈子又问：“诶，那你为什么要往外跑呢？”
梅国良道：“对社会不满呗。”
杨大江问：“怎么就不满了？你碰上什么不顺利的事？”
梅国良正想说下去，黎广厚用指头捅了捅他，于是他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黎广厚说：“所里可是规定了不许串通案情的，万一让所长知道了对谁都不好，我看还是别说这些了。”
杨大江感到很扫兴，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好转而拿起一本宣传小册子看了起来。
号子里长时间地沉寂着，一直到了睡觉的时候，大家才不声不响地躺下了。
这里的环境比地区看守所要好得多，而且管理方式也有些不同，那边的牢头没有什么权力，只管做事，这里的所长不管做饭，做饭另有专人，所长管放风，还可以决定让谁出去“劳动”。尽管这里只是公安局的一个看守所，但是，梅国良却有了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他盖着黎广厚借给他的毛巾毯一会儿便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早饭后，事情果然像杨大江预料的那样，所长又把昨天劳动的几个人叫了出去。所长还特别关注了一下黎广厚，他用眼睛看着黎广厚，号子门开着也不说话，意思是等他也出去劳动。
黎广厚在看守所里是个“老人”了，几年下来身体瘦得很单薄，放他这类人出去劳动，一方面是让他们活动活动四肢，以免身体垮得太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案子已经审结定案，属于等待处理的阶段，思想也比较稳定的缘故。黎广厚早就是所里内定的几个，可以放出去劳动的人选之一，昨天他感冒了，鼻子塞着很不舒服，于是请了假，今天怎么样？所长在等着他的态度。黎广厚要说身体应该已经没有大问题了，不过，他还想跟梅国良多聊聊，再说，八月的天气烈日炎炎，出去被晒得焦头烂额并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至于能混上一顿饱饭，那早已不是他特别追求的选项了。黎广厚看见所长在等他，便站起来报告说：“报告所长，我的病还没好，我想再休息一天。”
张文东听完他的话也不吭气，关上门便走了。
号子里重新恢复了安静，黎广厚冲着房间里的人泛泛地问：“现在是谁当班啊？”
熊清利说：“早上放风的时候是阎王的班，后面是小红脸，小红脸后面应该是瘦猴。”
黎广厚说：“瘦猴这个家伙有些神经病兮兮的，有的时候一个班一次窗户也不开，有的时候像吃了老鼠药似地特别兴奋，过不了几分钟就过来看一看，真的给他抓到了还挺麻烦的，”他站起来说，“让我侦查一下……”。他蹑手蹑脚地凑到门上的小窗户上，贴着缝隙往外观察着，过了一会他退回来说：“没事，不是瘦猴，是‘放屁’，放屁这个人刚来的时候很起劲，现在也疲沓了。”
熊清利自言自语道：“怎么不是他？”
戴进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也许外出了，也许跟别人换了班……”
梅国良笑道：“你们也真是的，什么不能叫？怎么给人家起个放屁的雅号！”
黎广厚说：“这要怪他自己，他不同意你说的话，他就骂你是放屁！”
戴进生嘲笑着慢悠悠地说：“放屁放来放去，放到他自己身上了，呵呵。”
大家一阵低声的哄笑。
黎广厚对梅国良说：“放屁这人不要紧的，就是我们说话小声点就行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压低了声音说：“我昨天不好向你解释，这个地方的人很复杂，有些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在这里乱说的，这里的几个，据我观察应该不会去打小报告的，但是也要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就那个，出去的那个杨大江，他在外面是个江湖骗子，神汉出身，他在乡下骗人钱财，还说些攻击时政的言论，被人告发了。这种人就是个流氓无产者，没有什么思想觉悟，也没有什么正确的是非观，他甚至可以为了一碗饭就把朋友出卖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讨好当官的，说把你告了就告了。上回有个跟他一起出去劳动的，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竟说那个人想逃跑，害得人家一直被关着，直到后来送到劳改队去也没放出来劳动过。”
梅国良听了黎广厚的话，心里暗暗吃惊，要不是昨天黎广厚暗示了一下，自己这张没上锁的嘴说不定会犯什么错误呢！他谢过黎广厚的善意，便认真思考起来。他的事情虽然公安局小黄已经询问过了，但那还不是正式的审讯，究竟怎么说对自己有利，还真的应该斟酌斟酌才是。
正在黎广厚和梅国良谈话的当儿，一辆吉普车开出宜丰县公安局的大门，车上坐着司机，公安局副局长詹国光，小黄，还有预审股的李建军。吉普车开过新城镇的西门，过“桥西”大桥一直往北开去，他们这是前往革新机械厂去履行公务的，显而易见，当然这事有关的人物非梅国良莫属。
一个小时以后，吉普车到了革新机械厂。梅国良的父亲梅仕仲被叫到保卫科，小黄将宜丰县公安局的搜查证递给了他。有什么可说的呢？公事公办吧！
这一行人来到西柏坡梅仕仲的家，姚莲娣眼睛红红地站在一边，梅仕仲打开一件破屋子对办案人员说：“这就是他的房间。”
这是一间简陋而又陈旧的屋舍，四角和山墙的正中是封在墙里的木头柱子，基础是用砖砌起来的，大约一米高的样子，砖的上面是竹子编织起来的篱笆，两面用泥浆白灰涂抹过，房顶便是一正一反片片相扣的瓦片，透光之处可以看到射进屋里的阳光，房舍新建的时候尚可，但是如今却早已经是四面漏风了。
屋子很小站不下几个人，詹副局长和裴向东站在外面谈着话，小黄和李建军在里面清理着现场。
屋里很潮，泥巴地，经常走动的地方泥土粘成了一些小泥疙瘩，这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副床架上挂着歪歪斜斜的蚊帐，一个木板钉成的木箱子，制作粗糙，里面有些破破烂烂的旧衣服，一张桌子歪歪斜斜地支愣着，上面陈列着一些锅碗，在靠近窗户的角落，一个稍微大一些的木箱搁在木头架子上，构成了简陋的写字台，一摞书，一个台灯，这便是全部最有搜查价值的地方。末了，黄李二人找到了几张用大头针别起来的纸张。这是一些信件和三篇杂文的手写体底稿，其中有一封信的底稿特别引人注目，信件的抬头上赫然地写着：
“尊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您好！……”
毛主席是谁啊？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许多人因为跟毛主席有些关系而飞黄腾达，也有许多人因为一脚不慎而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大里说，林彪绝对是个典型，从小里看，革新机械厂的庞德友就是个例子，三年前，庞德友因为呼喊口号的时候发生口误，把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位领导的名字搞颠倒了，该打倒的没打倒，不该打倒的却被他“打倒”了。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虽然是口误，但坐牢还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个犯人比较特殊，有关当局判他三年有期徒刑，但监外执行，由所在单位管理。
然而这个梅国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青年，一个不知轻重，不知高低的屁民，竟然动手给毛主席写信。这事传到下面的老百姓当中，没人不把个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给毛主席写信，是你想写就能写的吗？也不看看自己是吃几碗饭的！”
除了这封信之外，还有三篇杂文文稿，嬉笑怒骂，讽刺挖苦，锋芒直指社会时弊。
小黄把这几样东西呈给了詹副局长，詹国光看着看着手都有些发抖了，他知道这几张纸的分量。
三年前，他在南昌市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他曾经亲历过一个案件：一九七零年初，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党的领袖，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当时，詹国光由于认为吴晓飞太年轻，主张不要处死，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被认为是思想右倾，阶级立场不坚定，后来机构调整之际，他便被一笤帚扫到了这个偏僻的旮旯。如今，又来了一个玩命的，虽然此时与一九七零年代的政治形势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知道“玩”政治的危险性，只要稍有不慎，砍下一个人的脑袋依然不是天方夜谭。
 
 
   
第三章  话家史梅仕仲入军校   谈时政傻小子上谏言
一九六七年那年，文化大革命势头正旺，外地各种势力为了权力正打得此起彼伏，上海因为反对派早被压制，王洪文一家独大，倒也显得格外稳定，虽有个别的小打小闹，却也无伤大局。此时的梅国良一家正暂居上海，幸运地避开了各地的武斗，皮毛未伤。不料梅仕仲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番救治已无大碍，医院便安排他回家休养。梅仕仲平常工作繁忙很少和家人在一起，梅家的渊源梅国良以前并不知道，趁着这个机会，他请求父亲讲一讲家史，梅仕仲欣然应允了。
梅国良的爷爷很早就去世了，他无法想象出他爷爷的样子，因为梅国良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爷爷，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据梅仕仲的描述，梅国良的爷爷就是江南的一个地主，那种地主是乡下有田产，人住在县上的，到了秋收的时候就派家丁下乡去收租子，这种地主比那些住在村子里的小地主要大些。
在梅仕仲十三岁那年，梅国良的爷爷就撒手人寰，是肠癌要了他的命，他死在了安徽老家。
历史上安徽北边是个比较穷的地方，常常闹水患，老百姓因为黄河、淮河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位于长江南面的皖南却比较富庶，梅国良的老家就在皖南。
梅国良的奶奶和他的外婆都姓许，实际上是亲姐妹俩，所以，梅仕仲和姚莲娣是姨表兄妹的关系。许家是做生意的，开着一个铺子，为了吧唧有权有势的姚家、梅家，便把一对如花似玉的姑娘分别送去做了人家的填房，姐姐嫁到了梅家，妹妹嫁到了姚家，不过，这一对姐妹日后的命运却是大相径庭的。有一个名叫“京华烟云”的电视剧，赵雅芝主演的，原作林语堂，那戏里说的人物情景与这几家很相似。多年后，这出电视剧也是梅国良最喜欢看的故事。
抗战结束后，梅仕仲毕业分配到了北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一连两三个，都没对上相，后来有人说：“你二姨家那么多表妹，就不能说上一个？”在一些人的撮合之下，就这么着，梅仕仲和姚莲娣表兄表妹亲上加亲地便走到一起去了。
姚家的祖上是浙江绍兴人士，江南富庶之地，是个养人的好地方。老祖宗靠着家庭殷实，博得功名，前清道光年间考取了功名，进京做了朝廷户部三库的要员，这户部三库实际就是财政部。两代京官，民脂民膏搜刮了不少，清廷垮台时，梅国良外公家在京城留下的房产有好几处呢！梅国良曾经听姚莲娣聊过她爷爷的事情，说是六十多岁了，还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家庭殷实富足由此可见一斑。
姚莲娣的母亲做的是“填房”，她的前任生了一位千金就没了。那位千金是姚莲娣同父异母的姐姐，可惜这位大姐命薄，后来在生育第二胎的时候，因为心脏病死了。大姐夫在一家公营事业单位——广播电台当台长，整天西装革履的，带着一副黑宽边眼镜，平常不苟言笑，大姐去世以后，这位大姐夫又给自己续了一房，据说是他属下的职员。
姚莲娣的母亲到任后连着生了四胎，她本来是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要是她老人家早早给姚家添个男丁，后面的许多事情八成也就省了。二姐出世，老爷子还耐得住性子，三姐出生便有些着急了，等到姚莲娣出世的时候，他简直是生气了。没有儿子，这姚家的香火因此就要断了，能不着急，能不生焖气吗？老爷子的眼光从老大往下看，越看越不高兴，看到姚莲娣的时候，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姚莲娣是家里最倒霉的，从小就不被喜欢。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咋办呢？所幸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的管束，老爷子咬咬牙说：“再生一个。”
功夫不负苦心人，老爷子终于盼来了他的宝贝——一个带把的。自从得到了这个儿子，他的脸上总算可以看到笑容了。
姚家虽然是封建官僚后裔，但家境已经大不如前，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许家二小姐嫁到姚家以后，一直都还是衣食无忧的。
可是许家大小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家大小姐嫁到梅家以前，梅家老爷子的原配已经生了一儿一女，大小姐来了以后，接着又生了两儿一女，大的男孩就是梅仕仲，小的男孩是梅仕贵还有个女孩叫梅慧君。到了梅家老爷子辞世的时候，许氏还不到四十。
男人死了，仅有的家产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 ，许氏便带着尚未成年的两儿一女，离开安徽老家来到北平，因为那里是自己的娘家，而且亲妹妹的婆家家境尚可，说不定还能帮衬一下。
东求爷爷，西告奶奶，拆东墙，补西墙，日子就这么过着。到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梅仕仲正在青岛上着铁路中学。那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只要有人提到青岛，他的兴致都很高。
梅仕仲在青岛铁路中学上学是借着他大哥的光，因为那时候，他大哥已经参加工作了，在青岛铁路上任职，自己的亲弟弟在铁路系统的子弟中学就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仕仲还有一个大姐，但是他很少在家人面前提到她，有一回梅国良向父亲打听他大姑的事情，不但没打听到，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骂。梅国良起先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提这件事，父亲就这么霸道。随着年岁的增长，梅国良渐渐地悟出了门道：原来，这个大姑当年嫁给了国民党警察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当官太太，那人的官位相当于旅长。警察大队是镇压共产党和民众的专政工具，那年头没少杀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提这个话茬不是没事找事自讨没趣吗？再说，那一家人可能是坏事做多了，竟然没到解放就死光光了。
七七事变打断了梅仕仲的学业，为了躲避战祸，他随着逃难的人流先是来到湖南长沙，后又到昆明，并且在昆明同时被“西南联大”和“重庆兵工大学”录取了。因为兵工大学是军事院校，免学费，而且还有生活补贴，只要进了校门，一直到毕业，甚至就业就都有了保障。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梅仕仲选择了上重庆兵工大学。
在湖南长沙逗留的时候，梅仕仲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他天生身材瘦小单薄，再加上战乱的日子，营养不好，常常感到身体不支。一次雨夜受凉之后高烧不退，医生检查的结果吓了他一跳，他得的是心包炎，后来，炎症是退了，但是却落下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这种病很麻烦，常常表现为二尖瓣狭窄同时关闭不全，它使得病人的心脏效率大打折扣，狭窄导致全身供血不足，闭锁不全出现血液倒流的现象，心脏负担因此大大增加。由于代偿的作用，病人的心脏常常变得很肥大，这进一步又导致了冠心病的发展。现在得这种病的人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治，但是在当时的医疗水平和环境下是办不到的，医生对他说：“年轻人，好好保养吧，保养得好也许还能支持个十年二十年。”言下之意便是如果保养得不好，便活不了几年，这差不多就是死刑判决书缓期执行了，那时梅仕仲才十九岁，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痛苦的心情。然而他并没有把疾病当成包袱，一直积极地面对着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他八十四岁高龄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心脏病的认识已经是不亚于医学专家了。
在重庆兵工大学就读的日子里，梅仕仲经历了新兵军训和紧张的学习生活。
兵工大学属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院校，入学即入伍，为了达到对学生控制的目的，学员还要宣誓加入国民党。就是这些陈年烂谷子，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他带来了几乎是灭顶的灾难。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经历，他也逃脱不了那场命中注定的浩劫。
有一次，梅仕仲和好朋友一起上街，出于好奇让一个瞎子给算了一命。本来是没有这个闲钱的，只是看着那盲人可怜，又是两个人算一个人的钱，就这么让他给算了一卦。瞎子算命能有多少可信度，世人看法不一，在此不妨做个参考。
那瞎子只是笼统地说梅仕仲一辈子有四劫，具体内容只靠当事人自己体会。这第一劫已经应验，指的应该是患心脏病。第二劫已经化解，梅仕仲认为这第二劫应该是指他重庆读书期间，曾打算入伍中国远征军，后因故未成行。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抗日，损失惨重，能得以保全回国者寥寥，以梅仕仲的身体状况，应该凶多吉少。第三劫应该是反右，梅仕仲虽然各方面优秀，但牢骚较多，幸亏当年生产任务繁忙，工厂大鸣大放的时间不多，又因为科里不乏可以担当右派的人士，名额有限最终因此躲过一劫。这第四劫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因为除此之外，他便再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变故了。
梅仕仲在事业上也做过一些努力，除了工作兢兢业业之外，也想光耀一下自家的门庭。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梅仕仲家的对门是单位党委副书记的家，该党委书记告诉梅仕仲，非共产党员只能担任副职，若要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入党为第一要诀。此后，梅仕仲一直在追求进步，虽然他没有明说过，不过，希望把自己技术科副科长的“副”字去掉，应该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梅仕仲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始终未果，他认为自己不能加入组织，原因就是他们机关二支部的刘书记一直在从中作梗。不过，对此，刘书记有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梅仕仲出身反动营垒，其父是大地主，其姐夫是反动警察头目，其本人又经国民党长期培养，虽然他有进步的要求，但是根据党的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的精神，还应长期考察。
梅仕仲年轻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国家战乱不已，人民死伤无数，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才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从那时候开始，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黄金十年。
一九四九年底，梅仕仲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因为梅仕仲是“仕”字辈的，他的下面应该是“良”字辈，有什么事情能比国家安定兴旺更重要呢？借着“良”的字义，梅仕仲便给儿子起了个“梅国良”的名字。
这孩子长得精灵可爱，他姑姑梅慧君特别喜欢，逢人便讲自己有个举世无双的宝贝侄子，“丹凤眼，卧蚕眉”差不多是她的口头禅了。孩子可爱，谁都喜欢抱，有人指着墙上的杨柳青年画娃娃说：“比比看，谁更可爱？”在场的街坊大妈们无不嚷嚷说：“这哪儿有的比啊？！”有位阿姨还说：“年画娃娃再好也是‘死’的，咱们这个可是个‘活’宝啊！”
一九五二年梅仕仲调动工作，全家一起来到了山西省长治市。在这里，梅国良读了小学和初中，一家人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梅国良有了个弟弟，名叫梅家良，比他小三岁。后来又添了个妹妹，叫梅花。
幸福的日子就这么悄然地过着，转眼间六十年代便过去了一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在北部湾发生了激战。八月四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按照它预定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三十七号作战方案”，立即利用这个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
八月十七日、二十日，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的工厂都集中在东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很不利于备战。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原来“吃穿用+三线”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三线建设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为了应付战争危险，解决我国没有战略后方基地的现实，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
在中央的战略指导下，上级对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调动。一九六五年五月，梅仕仲被调到了上海，他的儿子梅国良插班初中毕业班，当年考入闵行中学高中部，他只读了一年便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对于政治一无所知，他被动地被人推到了社会运动的第一线，无法拒绝，对于这些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他似懂非懂。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希望国家发展能快点的愿望充斥着整个社会。那时候，在焦躁的人们面前实事求是地说话，常常被认为是“保守”。老百姓“保守”无关紧要，若要是干部被人留下了“保守”的印象，那可是要命的，那就将面临着官位子不保，结果是老实人不吃香，别有用心地说过头话的投机分子官运亨通，于是，在阿谀奉承投机拍马的暗暗协助之下，左的倾向渐渐地蔓延开来了。在这种氛围的基础之上，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全都像穿过透镜的光一样大大地被扭曲了，这也使得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越加带上了复杂离奇而又神秘的面纱。
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呢？站在中国社会的巅峰，伟人的视角是超前的。
从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苏共便以全面反斯大林开始，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从那时候开始，中苏两党在一系列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出现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对此，毛泽东在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这便是著名的“九评”的起因。两个月后的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九评”文章。
由于苏共的错误，毛主席提高了防止中国党和平演变的警惕，不能说当时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它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究竟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毛主席这段话的意思？看看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怎能不让人疑虑重重？梅国良家庭出身的脉络注定了他不可能一帆风顺，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时而兴奋前行，时而迷茫疑惑，他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波谷浪尖中随波逐流着。
在江西的日子里，梅仕仲几乎一直都是关在“牛棚”里的，一连几年都没回过家，工资被克扣，老婆孩子住的是全厂最差的房子。儿子梅国良在同一家工厂里做工人，处处受人歧视。儿子已经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但是，谁看得上呢？尽管梅国良长得白白净净，一表人才，人家还是唯恐避之不及呢！对于自己的厄运，梅国良很郁闷，但是他从来不敢怀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事情坏就坏在那台破收音机上，假如没有它，也许梅国良后来的遭遇也就不会出现了，人知道的越多路就走得越不稳当，有的时候“傻”是一种福气。梅国良因为傻得还不到位，于是便闹出许多事情来。那时候，梅国良每天下了班就没有事情做，俱乐部每个星期最多只有一部片子，看来看去就那么几个样板戏。看书吗？破封资修的时候都被烧了，家里除了毛选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书。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梅国良把那台收音机连拼带凑地整起来了。这收音机虽说是能出声了，但却是连外壳都没有，就那么赤身露体地亮在木箱上。到了晚上，只要梅国良没事，他便趴在那里把收音机打开，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在一段时间里，收听短波电台几乎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全部。他时常光顾《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节目，这使他的英语口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古典音乐欣赏也很不错，每到这时候，他便闭上眼睛伏在破箱子上静静聆听。当然每个小时的简明新闻也很重要，有时光听中央台的新闻是不够的，应该让《美国之音》做做补充。“时事述评”栏目也是梅国良喜欢的专题之一，这些不同的声音让他大开眼界，就这样渐渐使他形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梅国良早就有看法了，此时更坚定了他的质疑。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呢？很多人都想知道这里边的秘密，各种猜测和看法也就不胫而走。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有记载的历史是个大宝库，历史是面镜子，既然现实社会看不懂，那就把镜子搬出来照照吧！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韩信打败了项羽，为刘邦建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到头来却落得个卸磨杀驴的下场。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
其实这句话最初并不是出于韩信之口的。越王勾践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协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范蠡，还有一个是文种。越灭吴以后，范蠡大夫逃走的时候给文种大夫留了一封信，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的，你最好也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无情无义的事。结果，不久，勾践亲自送了一把剑给文仲，这把剑就是当年吴王令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其用意十分明显。勾践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他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国灭掉，还剩下四个，你准备来对付谁？”文仲便只好自杀了。
无数的事例重复演绎着这个历史故事，于是也就变成了名言，说到“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忠臣亡，”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大批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坐江山的老干部下了台，林彪因为紧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可是好景不长，到头来还是落得个抛尸荒野的下场。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是这么说了，可是，真有这么回事吗？一色的共产党干部，哪儿来的资产阶级啊？ “走资派”吗？而且是“党内”的，有些太牵强了吧！什么“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真有些耸人听闻！不过是新时代“飞鸟尽良弓藏”的说辞而已。林彪一死，人前背后议论纷纷的大多都是这个论调。
梅国良并不比别人更聪明，而且傻得更认真。他觉得毛主席是伟大的，但是，他老人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做了皇帝也走不出诛杀功臣的怪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吵吵嚷嚷的噪音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实质不过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为了更好地奴役老百姓而已。皇帝的权位是自家的，当然不能外流旁人，最可恨的当然是彭德怀，身居志愿军总司令竟如此疏忽，致使毛岸英命丧朝鲜，这也便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什么要整彭德怀的最好的注解。至于文革上去的几个左派，也不过是人家手中操弄的御用工具而已。
中国文化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说法，梅国良在这儿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了伟大领袖之腹？好像一时还说不清，直到三十五年以后，梅国良才痛心地发现，自己被历史大大地嘲弄了一番。毛主席有错误，但绝不是梅国良理解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可笑，难过地流下了忏悔的眼泪，当然，这是后话。
别人再傻也不会傻到往枪口上撞，可是这梅国良犯起傻来却傻得让人心惊肉跳。既然是搞封建专制复辟，那咱们就不能这么傻看着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梅国良要跳出来发难了，他挑战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于这种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似乎并不在意。梅国良开始学习鲁迅的杂文手法。他写了几篇杂文，其中一篇把社会时弊大大地讨伐了一通，骂完了之后，又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骂是为了“贾府”的好，鲁迅是这么说的：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怎么可能让这种扰乱视听的言论出现，人民日报当然不会理他。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梅国良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于是干脆把信直接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您好！
我是江西省三线厂的一名职工，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上海市闵行中学就读，是一名高一的学生，我叫梅国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社会各行各业都走上了正轨，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也有一些问题令人深思。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就是靠着这套形左实右的伎俩招摇撞骗的，林彪折戟沉沙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对这种错误行径进行批判和纠正呢？
“我们单位地处山区，交通闭塞，职工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想必全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文革结束以来，文化艺术作品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少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建国以来十七年中，拍了很多电影，其中不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难道都是毒草？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放映呢？文学作品方面，国内外都有不少经典作品，比如：我看过国内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国外的，戈果里的《死灵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都很不错的，也应该允许大家阅读。
“我们的人民是很善良的，林彪之流之所以能愚弄广大群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孤陋寡闻，如今电视技术已经不是难题，我们应当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努力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利用电视这个新事物来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政治挂帅没有错，但是，一定的物质刺激还是需要的，在生产活动中，实际上存在的大锅饭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样不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不利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热情。
“还有一点应该说一下，有一条口号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的干部不管当了多大的官，都应当允许别人反对，人民的领袖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是能得到人民拥护的，反而是有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无真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才需要假借拥护毛主席，用这类口号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我的信就写到这里吧，
此致，
祝您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梅国良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
 
那时候的毛泽东已经走上了圣坛，对他的一般的祝福已经拿不出手。凡是跟毛主席挂上钩的事情，落款都要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字样。梅国良认为万寿无疆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假话呢？实事求是吧！他可不愿意落入这样的俗套。
这封信在路上漂了半个月，终于在那年三月的一天辗转走进了中南海。
信是王海容带来的，毛泽东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抽出信看了起来。他只看了几行，便神色郑重起来。在那全国一片红的年代，毛泽东能看到的东西大多都是歌功颂德的货色，如此直言不讳的文章十分少见，他被这封信咄咄逼人的文风吸引住了，一连看了两遍。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到毛泽东这里商量接见外宾的事情时，毛泽东说：“恩来，你看看这个。”他把信递给周恩来，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周恩来看完了信说：“这个梅国良，六六年文革的时候读高一，那现在也就是二十二，三岁，还是个小孩子，主席不必过于认真。”
毛泽东说：“你看到没有，将我的军来了！很有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
周恩来说：“呵呵，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啊！”
毛泽东说：“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嘞！有胆有识，敢说敢做，敢在天王老子头上拉尿！”
周恩来说：“从信的内容来看，不像是被人指使的。”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什么背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倒是一个好苗子，虽然认识有些肤浅，但是，年纪轻，可以改造嘛！你叫人去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就把他调出来，先放到部队里锻炼锻炼，以后看情况再说。”
周恩来应承着把信接了下来。
八字刚有一撇，一个电话通知把周恩来吓了一跳，就是这个敢在天王老子头上拉尿的年轻人，闯下了一个天大的大祸。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显得有些生气，他摆摆手说：“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你看着办吧，不用再跟我说了！”
周恩来感到很可惜，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那他也只能照章办事了，他指示司法系统的领导人说：“梅国良的父亲毕业于国民党军事院校，是个旧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随傅作义起义，解放后表现还不错，梅国良本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本质并不坏，这个案子的政策性很强，要依据党的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来处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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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主义奋斗！		 2012/6/6 9: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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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原创]长篇小说《背叛》作者巧姐儿（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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