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之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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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历史的反思 8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之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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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之文读后感昆仑山Z120 2010年9月25日据说不打自招是中华民族的成语之一。此文所述内容也许正好与此成语相吻合，也是作者自以为“潜伏”成功的得意表现。因为从郭道晖所记录的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走资派的大合唱之中，以及从郭本人添油加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评论之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凡没有被封资修卫道士们数十年来所竭力贩卖的精神“非典病毒”、精神“禽流感病毒”、精神“猪流感病毒”所毒害和麻醉而鬼迷心窍者，也许隐隐约约地均可以意识到：封资修复辟势力是如何强盗装正经地联合搞封资修复辟的？如何在不利之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地搞反革命阴谋诡计的？如何以吹捧缪误打击真理和“拉出去打进来”的反革命手法，力图分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同时，如果说30年前当代的白骨精之流，力图通过思想糊涂，认为“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而好色懒馋的猪八戒“全面否定”齐天大圣，结果，因为猪八戒最糊涂和忌贤妒能小心眼，也明白“猴哥”既是降妖除魔缺其不可的“斗战圣佛”，又是多次挽救过自己和伙伴们性命的大好人，因而未能对白骨精之流完全言听计从，以致使魔鬼之流的阴谋无法完全得逞而“遗憾”！那么30年后白骨精之流们面对“近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势力却在“唱红”的旗帜下，大唱文革时期鼓吹个人迷信的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的语录，花几千万巨款大树特树重达2000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韶山树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居然推出一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激情岁月”的、“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有当年的对口词、忠字舞、样板戏”的、“再现当年红卫兵”的“革命节目”（见2009年12月30日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特别是极左势力居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骇异！” 确切点说：时势竟然令祸害中国人民数十年的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害人虫“骇异”之时，它们又想借用猪悟能的糊涂之语（注：所谓““违心、唯心”地作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说，是否如同嫁祸毛泽东一样嫁祸“天蓬元帅”了呢？），力图假借“全面评价”之名行“全面否定”之实的反革命阴谋策略，也必将彻底破产无疑吧？此文中结论说：“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作者此言外之意就是世界巨人中的巨人——毛泽东连“封建帝王”都不如了。因此，“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如果把这段力图颠倒人妖、混淆视听的结论剖析一下，确实就很精辟了，那就是：过去凡是贤明的封建帝王都只是整肃奸贼，而决不陷害忠良；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党人，因为他（她）们既不同于封建帝王的忠臣良将，又自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灯塔的指引之下，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所有堪称毛泽东的战友、同志、战士和革命人民群众，都无不自觉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并且严以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宽以待人，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团结一致、光明磊落，共同为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任劳任怨、无私无畏、忘我奋斗，正如国人和世人的光辉榜样周总理那样：“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毛泽东时代里，既使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而自觉地不自觉地向封建主义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投降，从而不同程度地成为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叛徒，党和人民国家也无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挽救。某些国人和世人所乐道的“三起三落”之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之一。至于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中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林彪元帅为代表之类人，聪明反被聪明误，非要走到“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直至摔死“温都尔汗”大沙漠不可，那是无论封资修卫道士们如何歪曲事实、颠倒善恶、颠倒人妖、颠倒敌我，都只能是仅仅可以欺骗三岁小孩童的鬼话！正因如此，所以在毛泽东时代里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即使纯是相对的，也绝不可能使假冒伪劣产品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在毛泽东时代里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考生、假老师、假军人、假工人、假农民、假商人、假媒人、假导游、假干部等形形色色的骗子手，更没有骗死人不要偿命的假法律，即使偶尔有发生，也会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毛泽东时代里虽然车祸、矿难和贪污腐败之类人事仍有发生，但绝不会出现“打假越打越假”、“反腐越反越腐”和车祸、矿难此伏彼起、每况愈下的局面；在毛泽东时代里虽然封建迷信和偷、摸、拐、骗、嫖、赌，甚至图财害命而投毒、放火、抢劫、杀人之类人事并没有绝迹，但在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均先后不断地改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致使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由鬼变人！因此，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的人事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是连已经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都会承认的客观事实。至少面对当今祸从天降之时，会对自己曾经脱胎换骨的伟大年代留恋不已。而在和平演变年代里，尽管形形色色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多如牛毛，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遭受“温水煮青蛙”的空前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致使方方面面、上上下下诸多人们的良好愿望往往事与愿违。比如：严厉禁止吸烟却禁出了吸毒、制毒、贩毒的人事层出不穷；有人独创了欲以死刑严厉禁酒驾或用“钓鱼法”禁所谓“黑车”，结果却禁出了温州有人为逃避“罚款”，竟然连连撞车10多辆和河南省刘大孬为反抗“强拆”，而利用机动车辆作为反抗的武器！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等等，可谓技艺越来越高超，然而，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结果是：恶性抢劫、强奸、杀人之事件越演越烈，甚至枉死者还往往无法被人们及时发现！但愿方方面面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所记录的由人变鬼的社会发展总趋，将能够唤醒形而上学唯心论者，尤其是机械唯物论者自以为高明的麻木神经！对了，此文作者不是说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天骄，所有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及其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不“需要”而把他（她）们统统打入冷宫成为“孤家寡人”了吗？太好了！全世界在遭受无耻剥削的被压迫阶级、民族和人民，正需要他（她）们摆脱“五指山”而重新出来指挥千军万马呢！封资修卫道士及其徒子徒孙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的鲁迅先生，又在呼唤国人和世人们“于无声处听惊雷”了！顺便问一句：郭道晖时而说：“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时而又说：“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如此鹦鹉学舌、沆瀣一气的结论，到底是实有其人其事，还是作者为了显示混入党和国家高层的蝮蛇的喷毒技艺，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两个曾经臭味相投的反革命两面派分子呢？或者同样是作者嫁祸于人了呢？借此机会，特提出如下学习结论，供网友们参考：修正主义的特征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普遍真理，抹杀革命的灵魂，磨灭战斗的锋芒，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当作第一位的东西来宣传；机会主义者的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了运动的现在牺牲运动的将来；封资修卫道士的特征是：喜欢狗戴帽子装人样，爱好强盗装正经，擅长贼喊捉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特征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时而极左时而极右，往往在两个极端舞刀弄枪；，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它们只许强盗放火，不许良民点灯！最后，似乎有必要指出：某些左派同志（不包括红皮黑心的反革命两面三刀者），从严重的社会恶果和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以致往往不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当代的白骨精之流，即现实生活中的帝修反，而是把“猪八戒”家族作为“大魔头”家族，这对人类解放事业是有害无益的。为什么？因为：1、只有当代“白骨精家族”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反动的、罪恶的，属于祸害人类的“大魔头”家族，是全人类的公敌； 2、既有不少本领又有不少毛病的“猪八戒家族”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出于“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的错误认识，自然不可以作为指导思想，但也不可作为“大魔头”家族看待； 3、好心善良的“唐僧家族”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于“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迷惑之中，显然也不可以作为指导思想，但也不可以作为“大魔头”家族看待； 4、既有一定能耐又忠诚老实的“沙和尚家族”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因为缺少“火眼金睛”，故也无法作为指导思想，但同样不可作为“大魔头”家族看待； 5、唯独有“火眼金睛”的“斗战圣佛”——孙悟空家族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是引领全人类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而名副其实解放、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美好的人间正道！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无愧为指导思想。因此，无论是“猪八戒家族”，还是“唐僧家族”，或者“沙和尚家族”曾经犯过多少和多大错误，都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或者“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尤其要使他（她）们明白一个真理：如果对白骨精家族认贼作父而继续帮助它们围剿“孙悟空家族”，一旦“齐天大圣家族”真的被剿灭了，那么白骨精之流要吃掉的，至少先后都轮到他（她）们自己了！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孤立和打击共同的敌人。即便是全人类的公敌——白骨精家族，即当代的帝修反“精蝇”，务必采取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铁的手腕才能解决问题，那也务必本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胸怀，主要不是“以物质的批判”消灭其肉体，相反，允许它们脱胎换骨，包括张五常、李悔之之类为虎作伥的汉奸或伪军人员在内，均应首先通过强制改造的阶段，然后再让他（她）们进入自觉改造的阶段。总之，积极促使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共同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美妙世界！在此，似乎该给“如来佛祖”提醒一下：如果他老人家不想再当被“无天”黑恶势力追杀的“灵儿”（请见《西游记后传》的精彩描写），那么把“齐天大圣”压在五指山下“饿其肌肤、劳其筋骨”即便很有必要，也不能还是“500年”一个周期，而该是“二十年等于一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之一的原文如下：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作者：郭道晖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石飞转载前言：郭道晖先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是一篇难得的史料文章。他通过一批高级干部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对党内斗争的是非、特别是对毛的功过及其德性作了广泛翔实的披露，具有相当的启蒙价值。文中关于“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问题”，后来有张素华撰文《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进行否定，但张的说法很快遭到曾经担任过毛的秘书的李锐先生撰文《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反驳，并对郭道晖的“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说法”予以肯定。根据大量的相关资料对于毛的德性特点的介绍，“毛自己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说法，是符合毛的特点的，是完全可信的。毛曾多次表白，“需要搞个人迷信”，“需要搞个人崇拜”，“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不想，“万岁倒地”数十年之后，共和国伊始又轻易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古老的“万岁文化”的恶劣传统得到了绝妙地的“现代性转换”，多么可悲的历史倒退哉！改革开放以来，再次“万岁倒地”，但是，恳请呼喊“万岁”的提议始终就没有停息过。华夏大地堪称“万岁”的沃土和温床，“山呼万岁”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现实和必须。“万岁”的现实，意味着个人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意味着国家大难临头。】　　30年前，即1980年，在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之后决议草案经多次修改,于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981年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各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不过，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注：原来作者把反革命两面三刀者辛子陵之类的思想、理论作为真理标准了？！）　　为什么对历史决议前后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为什么有必要对毛泽东的功过再作“全面评价”？我作为当时被派去担任此次讨论会的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的秘书（当时我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长），特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虽难免不全面，或可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　　这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是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详见2009年04月0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我只负责整理我们组的简报，别的组的简报发到其他组传阅，我也看了一些。根据我的回忆和保留下来我对本组讨论的片断纪录，以及其他组简报的片断摘录，所讨论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注：由此可见，猪八戒家族中不少人是在迷茫中上了白骨精之贼船的）”（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这与十多年后小平认为该决议是“违心、唯心”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那时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注：这种出尔反尔、颠三倒四、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举，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作者对邓老的栽脏呢？）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17年的评价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讨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的体验和认识，各抒己见。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1组第1号简报，简写“国1-1”，下仿此。）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搞农民平均主义，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见中直5-30）（注：走资派的全部结论是否就这些了呢？）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注：这是“猪八戒家族”当年的说法吧）。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见“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注：这到底是敌特分子的本能勾当？还是作者借用死人对死口的任意造谣和栽脏呢）。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注：这正好是走资派在不利之时擅长用假话掩盖真面目的自我暴露吧？）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注：这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自我表白吧），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会议主要是这样几个有争论的、尖锐的问题。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笔者按：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维惯性。大家质疑：不是讲了十次路线斗争吗？怎么文革以前就没有路线斗争？毛泽东反右倾，整彭德怀，这是什么路线？这不是右倾，是左倾的问题。解放后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是主导方面，另外有一条路线是和毛泽东的路线作斗争，对毛泽东的专权，党内是有所抵制的。只是，谁坚决抵制，谁就倒霉，就挨整，包括文革中谭震林和一些老帅不是坚决抵制吗？却被批为“二月逆流”！所以大家强调这个。）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用”，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上面仅是我对第一组的讨论和所阅其他组简报的片断记录，容或不周全，但管中窥豹，也可略见一斑。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作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癒，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郁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因而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是作了“违心、唯心”的评价。　　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10天，于1981年7月7、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这大概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通过这个具有“违心、唯心”印痕的历史决议的政治背景和留下历史遗憾的原因吧。　　由此也可见，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今年正好是四千老干部大讨论的30周年。而近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势力却在“唱红”的旗帜下，大唱文革时期鼓吹个人迷信的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的语录，花几千万巨款大树特树重达2000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韶山树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居然推出一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激情岁月”的、“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有当年的对口词、忠字舞、样板戏”的、“再现当年红卫兵”的“革命节目”（见2009年12月30日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特别是极左势力居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骇异！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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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之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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