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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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8 [转帖] 毛主席与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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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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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纪念毛主席、周总理[ZT] 
为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作者: 萧汉成 
周总理废寝忘食,夙夜匪懈,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献身革命,始终如一。人民的总理离开了人民,留下的是永志人心的伟大形象,万古长青的高尚情操。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汇成无边无际的哀伤,神人共泣,天地同悲。古人所谓“智仁勇”三达德,“德言功”三不朽,周总理兼而有之:他博闻强记,精力过人,才智过人,能力过人,被誉为天才;他肩起民族苦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大义凛然,百折强敌,置生死于度外;他在做人上,高风亮节,淡泊明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品格高尚,正气磅礴;他在做事上,纤毫不苟,巨细无遗,头绪分明,多多益善;他的言行风范,使对手敬畏,让同志心折;他的事功,在新中国的开国史上,罄竹难书:外交内政,国际国内,折冲樽俎,纵横捭阖,日理万机,纲举目张,是超一流的治国能手;他在革命道路上,置身于群众之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 
本来,象周总理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给后人遗留下如此宝贵的革命经验和精神遗产,应该指引后来者向前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主义天地。但是,历史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走法:周总理这面大旗,在他去世后被走资右派所利用,分裂了革命的阵营,模糊了人民的视线,变成“打着红旗反红旗”者的最有效武器。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已经变色,周总理的形象也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一位众望所归,赢得左中右各派尊敬,一度被视为完人的他,今天却变成各派的忌讳。对于反共的右派来说,他的利用价值已去,早已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但“反周不得人心”,这些帝国主义哈吧狗的狺狺狂吠,换来的是人们的鄙视和指斥;对某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言,他这面大旗举也不是放也不是;对左派而言,在遭到右派大复辟的致命打击下,眼见右派捧周反毛,心中耿耿于怀,一直纠缠在他与四人帮谁是谁非的争议中。只有在广大的中国人民心中,不时流露出对他老人家的怀念。随着时间的消逝,社会的腐化,资本主义意识的侵蚀,周总理的形象正逐渐模糊、逐渐淡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的曲折发展,也真正地教育了人们,考验了志士。真金不怕火烧,如果我们检讨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更会感觉到周总理的纯正,更会珍惜周总理的遗产。 
周总理这面大旗,从来都是属于进步人民的,如果左派当时对周总理有真正的认识,高高举起这面大旗,那么过去二十多年的痛史就不会轻易发生。周总理本来就是左派的宝物,现在又该物归原主。在周总理百年诞辰的今天,已经到了替他洗尽铅华,荡涤污秽,还他本来面貌的时候了。为此目的,本文集中谈论以下几个最被混淆的问题:第一,周总理去世后的一段历史真相;第二,周总理同毛主席的关系;第三,对周总理的再认识;最后,谈谈纪念周总理的现实意义。 
一、周总理去世后的一段历史真相===== 
首先,让我们摆正周总理去世后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周总理去世后的蒙尘史。周总理去世后的短短两年中(1976--1978),发生了决定今天中国之现状的四件大事: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主席去世、逮捕四人帮事件、邓小平再上台的大翻案大复辟和批毛。天安门事件作为伏笔,毛的逝世是点发火线,逮捕四人帮打垮了文革的阵营,邓小平的上台宣告中国的复辟势力取得了斗争的全胜,批毛则响起了灭社兴资的号角,从此在吮吸着社会主义的鲜血中,诞生出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关于这段历史,有两件大事是不争的事实,至今还存在争议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和逮捕四人帮事件。这两大事件,以及之后的捧周批毛,都是假周之名实行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还是让我们重新检讨四五、逮捕四人帮、捧周贬毛的性质和周总理所起的作用。 
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两年以后平反为人民反对四人帮的革命事件。到底何是何非,它究竟是一个什麽性质的事件呢?这个事件令人困惑的有以下三点:第一点,一个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能不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第二点,当时是否真的血洗了天安门?第三点,如何在周恩来同四人帮之间作出一种选择?只要能将此三点理出头绪,整个事件就会一清二楚。首先回答第一点:把1976年四月五日发生的事件等同于前期的祭周运动,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四五的闹事与从三月底到四月四日的祭周潮在人数、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四五参加闹事的人数只有一两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人数总和也不过数万人,而四月三日、四日到天安门致祭者,人次以百万计;四五闹事是有意的挑衅行为,参与者大多数是有后台和政治背景的干部子弟、军政单位特派人员,而以前的致吊者,北京几乎家家都有,是借传统节日表达内心深处对周总理怀念的普通百姓。所以,只要如实分清当时的情况,就不会将四五事件的当事人当作记念周恩来的代表。这个错觉,并不产生于当时,而是事后对历史的歪曲。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北京市民听从了当时北京市革委的广播,才使得本想利用念周情绪的闹事者变得孤立,无法闹出大事,反而暴露了阴谋用心。其次回答第二点:血洗天安门是绝对的夸张。四五事件中,没有一人死亡,也无兵器杀伤。当时根本没有出动军队,只由北京市革委会的民兵处理现场,以木棍橡皮棍和空手驱散闹事者。这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动军队、步枪扫射、坦克镇压形成强烈对比。也许有人要问,以上二点回答有何根据? 纸是包不住火的,只要我们留意,有太多的证据可说明历史的真相。以下略举其大者:最有说服力的是邓小平本人提供的证据,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下台,他再度上台后立即翻天安门之案,查办吴德(四五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打倒四人帮后作了大量伪证得以保身)吴忠(民兵负责人),调查当时死伤情况,这个调查,结果毫无利用价值,因为找不出一个“就义烈士”,民兵未带一刀一枪,所以官方的报道中,永远只有文辞,不提证据。三中全会之后,官方展出的天安门图片中,所有人多的场面,没有一张是四月五日的,所谓血洗,只是一部所谓的“洗血”水车,当时也正是导演下的西单“民主墙”及“请愿者”向“邓青天”请愿的高峰,在无数的大小字报中,并未出现四五“死难”家属的控诉。官方正式平反四五事件时,只有“英雄”,没有“烈士”,“英雄”人物中不乏“自来红”的高干子弟。今天,当年的“联动”份子,早已一再声称四五事件是他们复出的起点。当时事件发生时,外电报道的广场及附近的人数是三万人,比当时新华社报道的在场人数约十万人还少得多,这是西方报道中国事件上少见的例外。外电也没有“血洗”天安门的任何一手二手的报道。北京当时到天安门向周总理致敬的几乎家家都有,从笔者与一些人的谈话中,一致的说法是:由于听到广播,四月五日绝大部份的人都停止前去广场。后来,在民间的流言,重点也不是关于现场的镇压,而是事后的严查和抓人。再来回答第三点:周恩来和四人帮同样是文革派,中间并不需要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需要选择的势不两立双方是:以叶邓为代表的复辟走资势力和以毛代表的文革势力。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叶邓幕后布署和策动的四五事件,其目的就是将走资派同文革派的阶级斗争转嫁为周同四人帮的不和,斗争与不和是有本质区别的。复辟势力之所以成功,关键即在于此。如果我们澄清了以上三点,再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整个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很明白。周总理去世之时,正是中共中央斗争白热化、现实工作陷于胶着、上下人心惶惶的时刻。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毛周病重,政治路线和经济工作群龙无首,邓叶看准时机,实行了巧妙分工:邓在前头,一方面积极安插自己人马(如胡耀邦等),着手翻文革之案,另一方面利用周总理重病的空隙,古意公开同四人帮作对,从而自居为周派的保护人,使周派同四人帮派的矛盾恶化,从中央到地方使两派变成各自观望、彼此对立,造成工作的自然停顿;叶在军委和幕后,暗中联系军中老的复辟势力,并挑拨、拉拢周派中的主要保守势力(如李先念等),又经常出入周的病房,造成与周总理来往密切的假象。叶邓的合作,代表的是一个有自觉、有计划、有策略的庞大复辟势力的重新组合和东山再起。他们的对手文革派,在失去毛周的重心之后,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斗争经验而处于被动。邓小平的否定文革,在“三项指示为纲”上就明显暴露,毛制止无效后在党内展开了批邓及其路线。邓暴露后,复辟派失去了前台,转为在叶领导下全力从事地下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已经拉拢的人马,散布批邓即批周的谣言,在周派内部制造四人帮将实行派系清算、人人自危的恐惧,打中了拥有实权的周派的要害。与此同时,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又得理不饶人的四人帮,在舆论上发动强烈的批邓攻势,从而加强了谣言的效果。党内的紧张不安形势、大量的周恩来遭四人帮迫害(政治上和治疗上)的消息,有意地、或真或假的迅速散布到民间,特别是政治中心的北京。周的去世,所引发出的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思念,被以叶为首的复辟势力当作了最有力的武器,使之转化为对四人帮的攻击。这种以谣言进行的党内斗争,发明自叶邓,逐步升级,逐步低劣下流,实际上早已表明了中央内部的变质,也表明了这根本不是内部斗争,而是一场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周总理去世于一月,三月底开始的清明悼周行动,起初只不过是人们自发的祭吊,本来各地都有,但在北京却被汇成了巨流。军事机关、军区和各大机械部都组织发动了天安门悼念,花圈越送越大,诗词越贴越多,演讲也越来越热烈,在人们情绪越来越高的同时,夹杂着挑拨煽动和示威的言词,复辟势力企图借此闹事的迹象已相当明显,当权的四人帮当然意识其矛头所指,中央断然作出决定,疏散人群,停止集会,防止闹事。复辟势力见大事已去,不得不作最后一击,但已失去了群众的掩护,人单势孤之下,演出了四五的闹剧。毛泽东虽然重病,却立即分析出此一事件的本质,看出躲在群众之后的是一个阴谋行动,以死人压活人,真正意图是打击文革,根子出在邓小平身上,他作出决定:四五事件是有计划、有策略的反革命事件,点名批邓,将邓撤职,指定了华国锋的接班地位。其实,在他的指示中,已经明确地将邓小平与周派分开,他看出当时党内的两派对立,希望以尚未介入其间的中间人物华国锋作为缓冲。毛主席对四五事件的定性,是抓住了本质,四五事件显然是复辟势力策划下的反革命事件。 
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早该尘埃落定的话,那麽逮捕四人帮事件的性质更是明白无疑。同时,历史的发展也已清楚表明,这一事件是中国左派致命的内爆。首先是四人帮所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激进文革派的垮台,接着是工农地方文革派(陈永贵吴桂贤纪登奎)的倒台,再接下去是华国锋的下台,再接下去是军中文革派(陈锡联、韦国清等)的下台,再接下去是批毛、彻底否定文革,再下去是周派势力的被取代、暗里遭贬,再接下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取消、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再接下去是工农重被剥削和被统治、官僚买办国际资本家再度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再接下就是中国社会中的左派被完全剥夺发言权(文革的左派是官定的打砸抢罪犯;文革的任何探讨,一定得以百分之百的黑暗作为前提;法定不许工人游行、示威、罢工;组织工农是颠覆罪;“四大”被取消;西单“民主墙”拆除)。中国从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心变成八九十年代全世界反社会主义、反工农最彻底的国家,其转折点就是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逮捕四人帮事件一发生,就启人疑窦:为什麽在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他的未亡人?为什麽不能以开会的方式解决换人的问题,非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均遭逮捕,这是不是军事政变?为什么在逮捕四人帮之后,突然出现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散布的不是四人帮夺权的证据,而是对四人帮人身攻击的无数低级下流谣言?此事的发生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团体的影响、对第三世界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中国被世界所抛弃。究竟是什麽原因出此下策呢?当时官方对外宣布的理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至于夺权的证据就十分含混,主要有: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将“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江青表示要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等着瞧”;上海的民兵组织蠢蠢欲动;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时迫害毛主席;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四人帮不赞成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张春桥在华国锋被指定为国务院总理及第一副主席时,在日记上写下“又是一号文件”的“黑话”,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在今天看来是何其荒唐猾稽?当然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四人帮没有任何“篡党夺权”的举动,真正篡党夺权的是逮捕四人帮的人。在中国今天的商品社会里,靠“逮捕四人帮秘闻”发财的多不胜数,但却没有一篇能说出四人帮的“夺权”内容,全是吹嘘叶剑英、王震、李先念如何高明部署,汪东兴、华国锋如何与叶等达成协议,如何动手等等。实际执行逮捕的张耀祠等人也写下了回忆,谁也不再在乎当初的那套说词了。那麽,为什麽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采信了官方的说法呢?其实,信之者少,将信将疑者多,不信不疑的更多。当时起了稳定人心作用的有两条:一是华国锋被毛指定为接班人,自然给人以存疑余地;二是用周的声望压四人帮,加上天安门事件的余波,给人一不予深究的藉口。悲啊,周总理又一次被利用!只要我们摆正了逮捕四人帮的性质,以上那些疑点就会完全消逝,这显然是军事政变,是不择手段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复辟势力对文革势力的阴谋反攻。参加逮捕行动的组成有:以叶邓为代表的走资复辟势力;文革势力中的两股力量:华国锋及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周派中以李先念为首的早已同叶邓通气的少数同谋者。毛主席的去世,对叶邓而言是生死最后一搏的信号,因为毛在时,他们还可通过与毛的老关系维持一下自己的局面,毛一死,中央全是文革上台的,四人帮同叶邓之间的矛盾早已激化,叶邓的覆亡指日可待。于华汪而言,性质完全两样,他们同四人帮有利益上的竞争,但无生死对抗的矛盾,也看不出政治路线上的差别;当时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员是为阶级、为路线而战,并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战,华汪同叶邓一向并非同路,照理不该同叶邓结合。作为周派副总理的李先念起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虽然历史的细节今天尚无法得知,但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用李造势,让华汪认为整个周遗留下的周派势力都已同以叶为首(邓除外)的军队势力结成一气,识时务者为俊杰,华汪应该作明智选择。叶的政治手腕在此充分发挥,他假周总理之名与华国锋达成协仪,再假华国锋之手抓四人帮,躲在幕后,不费一兵一卒将文革派的三股势力分化瓦解。利用华国锋出面,也就巧妙地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真正内容。至今,在认识到邓小平走资的人中,还有不少把华国锋视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批邓斗士,同情华的遭遇。的确,华是毛指定的接班人,靠批邓起家,被认为是坚持两个凡是,当然不是邓派,但有什麽理由来解释华逮捕四人帮的方式、动机和后果呢?只有两个字:蠢和贪。认不清叶剑英的真面目,忘记自己出身文革的背景,不知道阶级斗争在那里,听不懂毛主席教导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认敌为友,视友如仇,将敌我矛盾看成内部矛盾,将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晓得最基本的政治平衡,一头栽到叶的圈套中,蠢之又蠢!其所以蠢,来自于贪,来自于权欲熏心。华在未被指定为接班人之前,表现良好,做事谨慎实在,积极参与文革,大的方向路线抓得紧,本是文革中锻炼出来的人才,连自己也未料到因四五之缘一跃成为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却没过了最后的“权”这一关。他一旦掌权接班,整个人就起了变化,正象当初的林彪一样,保持权位就变得高于一切,为了固位,终身信奉的理想、主义都可置之不顾,不择手段。由于四人帮在政治局拥有投票的多数,这就构成了对华权位的威胁,叶剑英利用的也就是这个“利”字,许之以黄袍加身。为了贪权,华把毛从林彪事件后提出又在天安门事件后更加强调的“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项原则抛到了脑后,采取阴谋手段逮捕了四人帮,一念之差,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前程,自己也落得个被玩弄耻笑的傻瓜下场。如果我们能正确评价华,我们也就不可能再陷于周、江矛盾的死胡同中,这个矛盾即使有,也是内部的。人们不难想的到,到底是周同四人帮的矛盾大呢,还是文革派同走资派的矛盾大?到底是内部的磨擦大呢,还是阶级斗争大?周总理生前不愿与四人帮变成对立,难道去世后就乐意别人假他之名而为之?捧周贬毛、死恩来压垮活江青,这是由于周的声望远远出于江青、张春桥之上,但到捧周贬毛时,周总理的形象必会遭到严重损伤。 
从1977、78年邓小平、陈云复出,经过三中全会,华国锋下台,直到1981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出笼,是走资派正式登场,向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反扑,替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复辟时期。伟人说过:“凡是要推翻一种制度,首先要大喊大叫,在舆论上做功夫,革命的政权这样做,反革命的政权也是这样做”。反社走资的反革命舆论,集中在贬低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和他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上。但以叶、邓、陈及所有翻案元老的地位,要想贬毛,无疑是以卵击石,于是复辟势力重施故伎,捧周贬毛,制造毛周对立,混淆是非黑白,造成思想的全面混乱,从而达到批毛贬毛、裹胁全党立下卖身契(决议)的目的。这一段时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堕落和自渎的宣言时期,共产党竟然与国内右派和反动分子、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台港国民党结成反毛联盟,彼此制造谣言,相互抛出谣言,相互引用谣言,喊冤平反,短短几年之内,毛和文革和社会主义就被抹得一片漆黑,一无是处。毛主席被说成是晚年昏愦、一意孤行、杀功臣、害忠良、将中国引入崩溃边缘,周总理则是在毛晚年下边的唯一好人,忍辱负重、营救老同志、独力挽狂澜、拯救亿万生灵。毛是封建农民的小生产者兼封建帝王意识,周是有现代知识并尊重知识分子的开明领导。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反毛反共反华言论、研究,均可溯源于此一时期。二十世纪中叶,由最广大劳动大众参入的最激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就这样变成了封建中国暴君和贤相的历史;曾领导人民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特权阶层、荡涤了封建社会一切污泥浊水、为争取人民民主奋斗了终生、被世界共认为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毛泽东,就这样变成了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复辟势力又一次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从开拓社会主义的工农党变质为投降资本主义的官商党。整天呼吁民主的今天的人们,你们应该知道该向谁去要回民主。周总理的毕生事业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没有毛就没有周,毛倒了周一定跟着倒,但以周贬毛,真正受伤的不是毛而是周,因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心,只要革命不死,毛泽东的旗帜不久就会再被高举,而周总理的形象,却会因贬毛而不为后人所谅解。今天,当正义的人们又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时,周总理的地位就不太明朗,这确是他去世后最大的憾事。 
在检讨周总理去世后的一段历史真相之余,我们顺便分析一下他何以遭到利用?周总理的蒙尘,产生于三大因素:邓颖超的糊涂、叶邓的假借旗号、四人帮与周派的磨擦。这三个因素造成一个假象:周同叶邓站在一边。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不过是活人在利用死人。周的立场表现于他的言行,而不是别人来代替他说话。以下,让我们逐一问一问:邓颖超可以代表周恩来吗?周总理同叶剑英、邓小平什麽时候走在一道过?四人帮同周有多大的矛盾?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前人咏史的名言,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历史活生生的写照。如果没有1976年以后的夺权复辟,谁能看清叶邓陈李这些现代王莽的真面目。但是,让周总理死后痛心的不是别人,而是同他革命终身的伴侣邓颖超。江青被说成是喜出风头,沾毛之光而不知自重,仗毛之势盛气凌人,毛为有妻如此而苦恼;相反地,邓颖超则是与周结伴革命终身,不摆资格,谦虚待人,从不干涉周的公事,周邓相敬如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夫妇。姑且不论此种说法有多大沙文主义成分,真正能检查一个革命共产党人的还是关键时刻的表现。毛周去世后,江邓两位寡妇都得独自面对大风大浪。江青身陷囹圄,斧钺加项,她在公堂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将审判她的法庭和共产党人变成被审判的对象,无论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她坚定地捍卫了毛的路线,不负毛的期望和教导,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位信仰坚定、立场坚定的真正革命者。邓颖超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即能不能保存晚节,能不能保存周的令名。邓却一再过不了关。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只有邓出面才可安定周派的情绪,制止左派分裂的扩大,只要邓想一想周活着时对毛的态度,学一学周的气度而顾全大局,她就不会变成一个丧失了革命党员心胸、只知感情用事、听信左右谗言的遗孀。逮捕四人帮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次公然违背建党原则,采用阴谋方式进行的政变,当时唯一能安定人心的,仍然是周的牌子。对于外人而言,一时不明内情,很难做出判断,但对于革命元老邓颖超来说,这趟关系周的名节、关系共产党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应该知道若总理在世是会坚决反对的,周总理一生光明正大,珍惜名节,怎会忍受别人假他之名发动政变?邓颖超最低限度也当远离是非,不让周的名字淌入浑水,但她却以积极的态度去肯定政变,更一反在周生前她不参与政事的作法,俨然以周总理继承人的身份成为周派的名义领袖,从此列身于党国的元老领导之一,周派因此自然加入了叶邓一伙。邓小平上台大行捧周贬毛的离间手段时,邓颖超难道连“反毛必定反周”的常识都没有?只要当时她出面说一句真话:周是坚决拥护毛的,这出借周贬毛的闹剧就唱不下去,周也不会因此而受损,但她并未为了周的名誉而挺身出面。等到1981年的复辟“决议”出台,宣称从人民公社开始毛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错再错”,错到文革造成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时,邓颖超难道没有想到,周在这所谓的“错误”、“浩劫”时代里,是夜以继日地积极参入和负责的吗?邓难道不知道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文革就是否定针对封资修的民主运动,就必然会否定周吗?但她既没有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坚持革命,也没有站在周的一边替周辩护,反而参加了背书。最后,毛被抹黑、周受暗贬、共产党的变质明朗化时,邓颖超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急流勇退,这样至少可保全自己的晚节,也保全周的一点令名,但她又一次通不过考验,反而更进一步成为中共的决策元老之一,同邓小平、陈云坐到了一条船上。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民运时,她再也洗不清身上的血腥味了。1992年她去世时,灵柩经过长安街,民间反应之冷淡同周总理出殡时的十里人潮形成强烈的对比。当然,邓颖超不能等同于邓小平或叶剑英,她本人不计名利,不耍阴谋,只不过糊涂之极。她继承了周的名,却不知如何捍卫;她继承了周的势,却没有周千分之一之能力;她有对党的感情,总希望党的完好,却被邓小平所利用。这一利用,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损失之大,为祸之深,只要看看今天中国工农阶级的处境就可深刻体会。周总理地下有知,会何等痛心!?当然,这笔帐不应算在周总理的身上,在看到邓颖超的糊涂失节之后,我们就更理解了为什麽周总理生前一直不让她参与他的事务的原因,大明大智啊。周总理生前与叶邓道不同不相为谋,邓颖超代表不了周恩来,周总理去世后邓叶之流打起周的旗号,就更是明显的别有用心了。其实,无论在为人、做事、革命立场上,周总理同叶邓本来就是两路人。在同周总理共事的人中,任弼时、陈毅同他较近,叶邓从来未和他接近过,他也从未推荐过他们。让我们比较以下叶邓与周的不同:叶和周两次共事,一是南昌起义,一是国共和谈,为时均不长。叶的性格是不动明枪,长于暗箭,善于在背后出谋献策,他是中国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赫赫战功的。他的本领是与毛诗词唱酬,他一向自诩的是曾被毛誉为“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人对此质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他善于装糊涂。新中国成立后,他未立寸功,却致力于替子女安排出路。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二月逆流”的成员,原因就是在“怀仁堂”上替他的参加“联动”的元勋子女喊冤,后来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四人帮指责“走后门”安排子女进军队,即所谓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叶两次过关,都是直接向毛做了解释和自我批评,等到叶邓大复辟后,他的子女成为利用权势贪赃罔法的先锋,今天更成为不可一世的方面大员。叶与周,一个阴一个阳,一个私一个公,一个反文革一个辅文革,相去一百八十度。叶的本领是会玩障眼法,他乘周重病时,不时探访周和邓颖超,周派自然把他看成自己人。周去世时,他以写诗的本领抬高自己同周的关系。四五事件后,他在幕后制造“向叶帅呼吁”的舆论,同时拉拢邓颖超,俨然成为周派的救星。再说邓小平,他的资历与周相去甚远,遵义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没有人记得他当时以记录的身份也出席了会议,他后来指斥文革派都是坐直升飞机上台的,其实他自己就是最懂坐直升飞机的,谢富治在文革批邓时一语道破他的要害:邓是一贯正确。他的平步青云,靠的是在毛主席面前尽力表现自己的“有过的‘左’的做法都与自己有关”。今天,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邓三上三下,是共产党制度下少有的敢自己担当的,其实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远离事实的了,他的本领之一,恰恰是投上所好,推卸责任。他的一上,靠的是投毛所好,到毛自居二线,他坐上书记处总书记之位后,转而投刘少奇所好;他的一下,是被文革派打倒的,刘邓一同下台。邓比刘高明之处是积极自我检查,他十分懂得毛主席检查从严处分从宽的政策,而在检查中又巧妙地将自己的错误同刘的错误分开,也就是同刘划清界限,为以后的复出铺路。他的二上,是看准了林彪事件对毛主席的打击,以被林彪迫害的受难者姿态给毛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除了毛之外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复出,邓保证永不翻文革的案,才得以上台。他的二下,是他趁毛主席病重,公然撕毁保证,翻文革的案,在“三项指示”为纲上被毛看破机关,因而下台。毛即使到了晚年,政治眼光还是那样敏锐,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三上,是叶邓故技重施,他上书华主席表示永远拥护华的领导;他的三下,则是玩弄大权独掌、责任不负的封建“垂帘听政”手法,最终,由他指定在前台唱戏的胡赵江有两个先后被他废掉。邓的三上三下,玩的全是投机、卸责和无耻诈骗,有那一点是敢担当?即使到了邓已大权在握,他推行的走资方式还是请进外国资本的投机取巧做法,一步一看美国的眼色。他给自己贴上“实事求是”的金字招牌,实际上从不作扎扎实实的长期耕耘和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永远是拣现成的便宜。邓的性格说到底,是寄生的赌徒性格。他被人称为“棉里针”,手段阴狠,睚眦必报,媚上压下,以整人出名。邓和周,一个是口头上实事求是实则是赌博投机,一个是口头上从不伐善行动上更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忌刻阴狠,一个是宽怀严谨;一个是敢赌敢诈,一个是稳扎稳打;一个是黑猫白猫见利忘义,一个是立场坚定处事灵活,周邓焉能是同路人?以上说法可能会有人质问:这岂不是用个人性格来判断是非,决定真伪?当然,以上所说只不过是用他们背叛革命所使用的手段来反映他们性格上的特点,叶邓性格上的特点过去也为革命立过功劳,我们检讨历史当然不是检讨个人的性格史。但用个人性格代替客观事实,恰恰是叶邓在逮捕四人帮和贬毛时进行人身污蔑的前提,他们挖出了早被定性曾被打倒的实质右派和反动文人做写手,利用民间造谣的卑鄙手段和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尽了栽脏、污蔑之能事。周总理同叶邓在性格上的明显差异,很难使他同叶邓亲近,此即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直到今天,所有有关周叶邓的回忆记载中,也找不出任何他同叶邓亲近的材料。所谓周总理与叶邓并非同路人,指的是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不同,主要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不同,而标志性的反映是对文革态度的不同。周总理从头到尾积极参与文革,未曾丝毫动摇,这一段历史是有目共睹的。回顾周总理一生的历史,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认识和才能与日俱进,越到晚年,革命热诚越高,立场越坚定,他革命一生的闪光点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因此,对文革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周的否定。 
周总理与四人帮究竟有什麽矛盾呢?以周和四人帮分别为中心的两大派的分歧,始于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文革起了沉重的打击,上下均受到极大震动。本已安排的接班方式无法继续,各种势力开始重新组合。一方面,当权的文革派内部,权责重新分配;另一方面,已倒台的老干部,再度复出。在上层结构中,周的地位和责任迅速升高,党政实权落于一身,江张姚则成为文革左派的唯一代表,被视为第二代的当然接班人,于是文革派内部表现为周和四人帮的两大中心,即实力派和激进派。两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发生磨擦,其中比较大的有: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批林批孔的批判重点是什么?对美关系的左右如何把握?外交和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应掌握什么样的方针?以及文艺上的路线和政策、江青接受美国学者访问的内容、王洪文告周的状等等。毛曾对周提出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曾对四人帮多次批评(如反对经验主义,不要结帮),这种矛盾,多半是看法或具体做法上的不同,本是党内生活中的常事,况且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未间断,但大的方向之争,还是以毛为仲裁,基本点是一致的。所谓周派,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派别,而是一个工作分工下的人事组合,超越党派之上,周总理从不结党结帮。周派的形成,只是其他势力向他的靠拢,除此之外,并无一个核心组识,也无强烈的政治派性。从周的立场而言,他与毛是同一代的人物,不会与四人帮争接班之权。相反,所谓四人帮派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结合,他们政治立场鲜明,但资历却不足以服周派之众,处处感到受周派的抵制,感到周派政治上的“右”,而周派的干部则感觉到四人帮的跋扈。其实,双方的矛盾所在多有,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等级结构下,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派系,这是所有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现象。如何不使派系对立发展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抗,毛主席花了极大心力,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停地探索,最终还是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这个问题只所以难解,今天我们在惨痛的教训之下,却一目了然:原来阶级斗争隐藏在派系斗争之后进行。如果只是周派同四人帮派之间的派系和分工矛盾,只要掺入第三种势力作为平衡,即增加工农兵的参与,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假以时日就会随新的发展而淡化,而毛培养陈永贵、吴桂贤、华国锋、纪登奎、倪志福等一大批工农代表,一方面是为了让工农当家,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形成缓冲。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明的派系,而是暗的敌人。派系是阶级敌人最好的藏身之处,派系的对立是最好的阶级斗争缝隙,而派系本身就具有阶级分化的属性,只要挑拨、煽动到私利压倒公利时,就会分化为敌我。在周派同四人帮派矛盾的后面,就潜伏着以叶邓为代表的复辟派,他们最早吃过文革的苦头,也最早有阶级觉悟(资产阶级的),早已下定决心要实行复辟,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暗中敌人。要知道,周派同四人帮派之间矛盾的真正激化,不是在周总理在台之时,而是在周总理已不能视事之后。因为周总理既无私念,又有宽广的眼光和对派系斗争的深深认识,只要他在台一日,就会一日保证两派矛盾不会失控。事实上,周总理在整个文革期间,对四人帮是相当支持和培养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明白,文革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另外,从已发表的有关四人帮对周的批评来看,也远远不是对抗性质的,四人帮对周总理一向也是十分敬重的。到了邓小平上台后,两派的矛盾被邓小平挑得激烈起来。邓的上台和后来华国锋的上台,本是毛为了缓冲派系矛盾而采取的措施,可惜用人不当,适得其反。对于当时处身矛盾之中的周派和四人帮派,彼此眼红心热之时,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叶邓势力却十分明白谁是敌人,因此当四人帮被抓之后,周派的一部分立即被打成四人帮的党羽,遭到清洗。邓上台后,把周派的势力全部吃掉,安置上自己的人马,除了邓颖超挂一虚名之外,当初周总理手下的干将全部靠边。周派与四人帮派之间的矛盾从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这一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二、周总理同毛主席的关系===== 
逮捕四人帮时,中国共产党想尽办法将毛同江青分开;批毛时,又绞尽脑汁将周同毛分开。也许,短期内的宣传会迷惑人心,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江和毛是分不开的,周和毛更是分不开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江那麽糟糕,毛是难辞包庇纵容之罪的;如果毛真是昏暴,周就是助纣为虐。所以,要不然就是毛周江是一丘之貉,这是反华右派一向的主张,要不然就是毛周江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者,二者必居其一,因毛周江在历史上是一同被捆绑在文革上的。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这二十多年中,文革中的专案调查材料都被说成是逼供信,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迫害老干部的是林彪四人帮,高举小红书的是林彪四人帮,林彪四人帮搞偶象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可周恩来到那去了呢?这是官方至今的忌讳。为什麽忌讳?林彪四人帮可以随便怎麽说,因你把他们打倒了,可不能把周恩来说成是法西斯、是疯子吧?但周恩来不是一样高举小红书,而且重病住院时还在学习毛的指示吗?文革中的干部审查材料没有周的签字大概不会生效吧?重大的专案,包括刘少奇专案周是组长或负责人啊?由于周的地位和能力,周是文革中实际事物的主要经手人啊?要把武斗的事算在四人帮身上容易,要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党政公事也算在四人帮林彪身上,未免太牵强了吧?这些都如何解释?私下里流传着各种说法:周不得不作违心之事,周也犯了错误,周是为了保护好人,周不愿眼见国家大乱,要把力气用在替国家和人民作事上,周不敢顶毛,等等。换句话说:要不然就是周同毛一样犯错误,要不然周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试想,如果周在文革十年中处理的大大小小事务,都是违心的,都是不得已的,周岂不是虚伪到了极点!?然而要把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最正派的人物再说成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怎能让人们接受!?即使说的轻些,周总理是一个不讲原则的和稀泥者,这与他作人作事一丝不苟、严明公正的形象又大相迳庭。说来说去,除非你从人格上否定周,那你就得承认他是自觉的毛派。当然,这些后人替周总理所作的“解释”都是在他去世后强加于他身上的,要真正的认识周总理,必须根据他一生的言行。实际上周和毛是完全不可分开的,从遵义会议之后,周总理就一直是毛主席的最坚决拥护者、最可靠执行人。特别是建国之后,毛周就变的更不可分:毛的方向,周的开劈,毛的决策,周的贯彻,毛的战略,周的执行,毛的宏图,周的实现,不论在国际事务,还是在国内革命建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配合无间。而且越到后来,当越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逐渐掉队时,毛周的关系更为密切。今天,被人诋毁得最多的大跃进,最早是出自周总理的提议;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始终就是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参入的。 
毛主席、周总理的不寻常关系,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今天,有人将此关系说成是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无条件服从或绝对信服。这种讲法,是将毛周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或盲目地相信权威。相反,他们的关系恰恰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和彼此信任上的,所以这种关系才持久、才有力。 让我们看一看毛周关系的有关材料、记录:① 周总理原来是 毛主席的上级,从现实的革命挫败和胜利中, 周总理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高明和伟大,主动从上级变为下级,尊毛主席为领导,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上下级关系;②毛主席、周总理同时出现的场合中,不论是会见外宾、党内会议或大型集会,周总理都是谈笑风生、不亢不卑、无拘无束,他从不察颜善变、阿谀奉承;③毛主席、周总理在国内国际上经历了无数的大小阵仗,从来都是机智镇定,潇洒自如,周总理不是可以被权威所慑服的;反过来,毛主席在重大的决策上总是和周总理商量,即使是不愿公开的想法。例如武汉毛主席给江青的信,谈到对林彪的意见,也是让周总理知道他的想法的。如果以历史人物来比喻毛周关系,比较接近的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说他一直是第二小提琴手,因为他由衷地认识马克思的超越时代。马克思抓住了时代的真理,恩格斯帮助他阐述并发扬此一真理。而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周总理支持他实现此一真理。由于艰巨革命的锻炼,毛周彼此的认识更有过于马恩。 周总理永远把 毛主席的事放在第一位,毛主席对周总理则是无限信任。 
毛主席、周总理彼此深知对方之长: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似乎具有没有止境的吸收能力,他找到了社会进步的源泉----人和阶级,他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的智慧、阶级的智慧全部吸收,成为自己革命的认识、指导和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见人之不能见,想人之不会想,言人之不得言,行人之不敢行,斗人之不敢斗;他斩鲸缚龙,移山倒海,还深奥以通俗,化腐朽为神奇。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不为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所恐吓,不为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所眩惑,不为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而气馁;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才坚信工农力量的无坚不摧,才能以弱胜强,转小为大;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能越站越高,越看越远,越斗越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比艰难、无比宏伟的开拓道路上,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旷世难求,无法模仿。周恩来的伟大,则不在其令人折服的精力智慧,不在其超凡拔萃的能力见识,不在其无休无止的献身热情,不在其守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不在其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而在于产生这些优点的根源,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品质:大公无私。惟其无私,所以磊落;惟其无私,所以献身;惟其无私,所以虚心;惟其无私,所以有自知之明,真正把革命事业放在自我意识之上,珍惜毛泽东的伟大和难得,一心一意将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化为现实政策。毛的高瞻远瞩,周的细致周到,心灵相通,两相补充。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不是天生,而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关系,同样建立在时代革命的共同奋斗之中。 今天,我们看到的对毛主席的明诬、对周总理的暗贬,不过是资本主义得势下的产物,自然是漏洞百出,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能用来愚弄后世的无知者。只要人们从阶级的本质中再去认识那个时代,就会更加珍惜这样的结合。 也许有人会问:毛难道不会错吗?周就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是把历史进程中的开拓性大事等同于日常小事。 
后来的人为了反毛,提出了反对“偶像崇拜”,然人们为何要崇拜偶像?我们知道,世上存在两种权威,一种是自封的,这种权威很快就会被人们所抛弃;另一种是经过考验建立起来的,考验越大,权威也越大,人们就会崇拜。如爱因斯坦死了这麽久,物理学界还不敢轻易否定他的推论,鉴于他在物理学上远超同侪的眼界、划时代的突破,就连他自己都已否定的宇宙常数,还被一再重新提出,这算不算是“偶像崇拜”?科学实验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马克思的著作,在他死后百年,还被社会主义派奉为经典,逐字逐句研究、辩论,这算不算是“偶像崇拜”?毛泽东的权威建立在他对社会革命的划时代突破和他超越同侪的广阔眼界,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认识,正是建立在他同毛主席长期共事的深刻体验中。 
中国革命的几次重大转折,包括国共合作、面向农民、井冈山、长征、延安、抗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总路线、三面红旗、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论战、中苏分裂、印支战争、四清、文革、上海公报、三个世界外交策略等等,其重大的影响越到后来越见其重要,毛周的关系也随时日而各自分工。在方向、方针、战略大事上是毛的远见、决策和部署;在具体化和细致化上是周的执行,这成为中外政治上最成功的典范。然毛的决策周也参与,周的执行毛也过问。周总理与今天自称是“毛泽东思想贡献者”不一样的是,他是谦虚勤奋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始终不渝地贯彻毛泽东的决策,自觉地去帮助发展完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去世后所发生的贬毛,如果周总理在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毛主席曾有一封写给江青的信,信中引用了一段李固给黄琼的话:“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间已经不是完全采用李固的原意,多少有知己难求的感慨,他这封信让江青只给周总理过目,周总理也的确是毛主席少有的知己。   
Time:200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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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1 21: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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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更没有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坚决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首先是革自己“既得利益”和“私心杂念”的命;其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取得最后成功!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彻底灭私两个决裂,绝对平等相对自由,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奉献创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绿色环保生态平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同幸福真正和谐,永恒发展走向崇高!
2004/6/14 11:51:31
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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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976年的前前后后,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有了这个前提,许多问题就清楚了,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有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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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yi
2005/3/29 15:56:55
红色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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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但对于我们左派来说,若要承担引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的话,则事事需慎之又慎.从则个意义上讲,于今天的现实相适应,该文只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毕竟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内因之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了外因外外因是如何限制我们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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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29 20:33:31
重振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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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周的关系错综复杂,远难为常人所了解,决非楼主所言这般理想,不想过多评论,一是出于对两位已逝伟人的尊重,二是本人所知也仅是冰山一角,希望将来更多的党史材料公开后能够真相大白.

补充一句公道话:邓是很注意维护二老的形象的,如果按照当时党内耀邦等同志的想法,还事实于天下的话,恐怕天安门上的像也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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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1 21:18:18
火山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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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对文革的飞行深刻、”应为:“对文革的分析深刻、”“在里”应为“在理”。这篇文章是对毛主席逝世前后的党中央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准确无误、令人信服、通俗易懂的精辟分析!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宣传意义。建议所有浏览本网页的有志之士、共产主义网民们,都要积极勇敢的进行下载、复制、转发这篇文章,要大力传播,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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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0 22:57:56
同心3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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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大家都坚持不懈地努力,事实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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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5 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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