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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运行机制的建设 8 革命与专政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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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网先锋报出版



革命与专政、战争与和平　　　　 



　　　　　　　　　 目　　　 录

　　　　　　 序--------------------------------------------------------

　

是否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

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

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探--------------------------

苏联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成果-------------

战争与和平---------------------------------

毛泽东在坚持国际主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序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路线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是被修正主义者搞得最乱，受到最严重歪曲和篡改的问题。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和巴枯宁、普鲁东、布朗基、拉萨尔派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摧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表示“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列宁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需要专政的国家，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列宁特别强调：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毛主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铁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结构改革”等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发动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逝世以后，戈尔巴乔夫、乃至中国修正主义者，无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学说进行最恶毒、最可恶的攻击。他们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抹布，公开扯起所谓“中国特色”、“三个代表”的黑旗，“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修正主义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潮，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出卖灵魂，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出卖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投靠美帝国主义，他们害怕战争破坏了他们“幸福”的生活，进而害怕革命，剥夺他们既得利益，由于自己不革命，进而反对人民革命，特别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阉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当他们按照“总设计师”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方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以尝试到小资产阶级那种小恩小惠而兴高采烈，对所谓“改革”大加赞赏之时。修正主义者静悄悄地把几百万国防军，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把人民解放军巩固国防，抵御外部入侵之敌的职能转变为对内镇压人民的职能，既讨好了美帝国主义，又为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性质提供了保证，进而推出“公务员制度”从而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当天真的人们从梦中醒来，发现“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是一个骗局，再呼唤“政治体制改革”，那已经是多余的话了，政治体制改革早已进入“高薪养廉”、“腐败安帮”的最后阶段。对官僚制度不利的改革是不会有的。

修正主义者打著“改革”的旗号，在经济战线上打了一场没有屑烟的战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打得七零八落。把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修正主义者得胜回潮，新老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他们的今后任务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滑行，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利益了。

但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是永存。修正主义制造了比以往更广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培养了更强大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他们虽有一时的风光，终究会是短命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宣传被修正主义者故意冷漠了的，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主席的国家学说，希望它能唤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国家就说的认识。

编者：2005-11-25



是否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序言）中又写到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己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己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这三点论述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划清了马克思学说同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学说虽然有时承认阶级斗争，但它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其实，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创立的，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18世纪后期，还是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欧洲的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变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因此，当时的一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基佐和米涅，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键，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线索。

马克思还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85页）可见，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纲，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纲，不可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阶段终断，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最后决战阶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有的不和资产阶级分享的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后，才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被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矛盾双方的地位转化了。即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则由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但是“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革命专政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在这场斗争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防止像苏联东欧和我国那样将革命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无产阶级在战略上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能因为已经取得政权，已经从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而抛弃革命武器。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小资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怎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基本路线，系统地具体实际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本来就是为阶级斗争而诞生而存在的。她的唯一历史使命就是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她从诞生到消亡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武装打垮反革命的武装，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在变革所有制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前两个革命时期剥削阶级都是明火执仗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十分明显，反革命势力随时受到威胁着革命者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时并不需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在思想上时时处处也都十分明确地在一切工作中时时考虑着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形式，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形式己经基本结束，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己经消灭，阶级阵线模糊了，但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影响还存在，党内的民主派在国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贪图享乐，不想继续革命，随时准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道扬镳，去过舒适资产阶级生活。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主席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全党时时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嗅觉，继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处理一切社会重大问题和一切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这对于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唯有这个武器再没有别的什么其它武器可以确保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各项工作，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以在当前，区别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承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搞不搞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在于承认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继续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问“是姓无、还是姓资”，“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姓公、还是姓私”。要时刻警惕和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绝大多数，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反击。要不忘在各个领域里经常批判资产阶级，进行“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控制掌握好全部舆论阵地，使之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要不断深入开展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在各项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贯彻“鞍钢宪法”，办好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不断改革、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加快发展生产力，尽快实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切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员之间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经常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开展整风运动，随时发现清除党和政府、军队里的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法制，严厉打击阶级敌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潮。显然，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修正主义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反常态，置经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纲在他们手里突然“终断”了，“失灵”了。不仅不能继续，而且要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了。其实，所谓“失灵和终断”是假，资产阶级专政是真，彻底否定、彻底批判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谁要是批判修正主义，谁就会受到制裁，那一家报纸、杂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那一家报纸杂志就要被封杀，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者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常搞政治运动，叫人不得安宁。”的确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天也不会安宁的。难道现在再造的千百万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赤贫农户，他们衣食无靠，生活无着就“安宁”吗？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同志有自由吗？如果共产党员自己生活安定了，失去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那种紧迫感，看不到剥削阶级并没有因为失去“天堂”而睡觉，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梦想复辟，那就糟透了。君不见，那些利用改革之机发了大财而被捧为“著名经济学家”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利用党报、电台、电视台呼喊“不要有仇富心理”吗？国有资产、人民的财富被侵吞了，还“不要有仇富心理”。岂不是要人民服服帖帖当奴隶，老爷们打了劳动人民的左脸，还要把右脸也送过去，请他们再“刷”一次吗？这也说明他们内心不安，害怕人民觉醒，起来造反，把他们打倒。

　　既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就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主要是打仗，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敌人失去了武装，也失去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旧社会思想残余还存在，还可以凭借政治思想领域里占有传统残余势力，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不断向革命政权发动的进攻，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由于思想上被解除了武装，流血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们一定要觉醒过来，重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充分揭发和深入批判。同时，利用专政机关和舆论工具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教育提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只有不断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和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才能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我国生产力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持续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还要导致因无法有效地击退资产阶级进攻而使革命最终失败。无论是前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就必须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揭发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站不住脚。同样，无论前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和许多政治运动中都犯有严重的错误，都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这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必须严肃对待这些错误，绝对不能用“不可避免”几个字轻描淡写，掩盖过去。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敌人。这不能用抽象概念来代替，所谓“首恶”，怎样才叫“首恶”，必须明确，如对为首的修正主义者逍遥法外，对一般的协从者，穷追不舍，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错误的。要“稳”就不能随意放权，生杀大权一定要由中央掌握，错杀几个、错划几个“难免论”一定要彻底批判。弄错了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人命关天，错捕、错杀一个也不行，作为父母官，惩错了人，杀错了人，推客观，一句话“难免”、“平反”，马马虎虎对付过去，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一定要追究责任，严重的应当同罪处理。稳是为了“准”，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据确凿，绝对禁止迫、供、信：“狠”要以准为基础，弄准了，该杀的就杀，该判，绝不存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招遥撞骗，党伐、学伐互相勾结，腐败盛行、黄、赌、毒、黑社会猖厥。直到今天，这股反动思潮仍然有恃无恐，更加猖狂，大有不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誓不甘休之势。所以厌烦搞政治运动的情绪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有些老同志过去革命有功劳，党和国家给他们较优厚的待遇，现在满足于养尊处优，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先烈，忘记了人民，不思革命了，疏远政治，甚至于和资产阶级同化了。几千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年轻人大部分本来就没有很好地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读一读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深入思考当今中国、世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侵略罪行，就一定能够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搞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坚持革命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对这个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的同志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容易造成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好人，因而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依人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离开客观实际，凭个人恩怨和主观臆造“阶级敌人”，背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搅乱阶级阵线，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革命行为，怎么可以把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扭在一起，加以抛弃呢，岂不是把小孩和污水一起倒掉吗？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要根据客观现实，稳、准、狠地，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我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确曾发生过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了好人。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意制造混乱，搞乱阶级阵线，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手段。对以广大群众来说是具体政策的掌握上出现的问题，没有紧紧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甚至颠倒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把公务员理解为革命主力和专政工具，把人民群众当作专政对象，搞乱了敌我关系，这正是修正主义者要做的事情。它深刻地教育我们党认识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搞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以致党内矛盾往往混在一起，阵线不像过去那样清楚又可以互相转化不易辨别。再加上潜伏于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中破坏，借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很容易造成误伤，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敌人的力量总是分散的孤立的。因此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应当以团结、教育和转变世界观为主，不能把专政、斗争，曲解为财产和肉体上消灭，生活上不给出路。所以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学会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新课题。但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要导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纲，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取代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团结，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恰恰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认清敌友我的关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没有很好地运用好行政的、教育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急风暴雨的手段去改变不同的世界观，去消灭不同意见的人。这是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一定能够学会在斗争中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的。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好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觉悟，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从革命大局出发，从革命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是一定能克服错误的。而且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了这个规定，凡是一时被整错的同志，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就可以避免伤害好人，缩小打击面。事实证明，不应以受打击面的宽广来确定成绩，一定要以甄别冤假错案的准确性为依据，凡是犯官僚主义错误，偏听偏信，公报私仇，不负责任，主观片面，乱整群众的，一律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过去那种背靠背“揭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阴谋家、野心家提供放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源，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应当面对面并允许被揭发人辩护，才是光明正大的。

　　有些人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更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一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党内在历史上曾经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造所有制为中心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不仅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相反，有利于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如果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经济建设一时取得一些成就也不可能持久，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失败。苏联东欧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确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和经济是属于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说什么几十年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好像是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搞经济建设，反过来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本来就是辩证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因此应当说，几十年始终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展开斗争，而不是围绕着以经济建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建设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经济建设就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经济建设越快，无产阶级受的压迫和剥削越深；相反，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又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越强大，无产阶级政权就越巩固，人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生前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十分注重抓经济建设。他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最早提出我国要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核科学研究，他亲自抓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的制定，亲自总结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批示推广工业上的鞍钢宪法，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等等，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最重视抓经济建设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最早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那种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不要阶级斗争，或者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放到服从的位置上，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一贴解除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麻醉剂。　

　 有人说，“毛泽东生前虽然也抓经济建设，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占用的时间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抓阶级斗争是要占用一些时间的。其实，正由于抓阶级斗争解决了方向道路问题，维护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又赢回了时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以短短十四年时间就爆炸了原子弹，以二十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才实现的，难道不是赢回了时间吗？反过来说，如果方向不明确，即使集中了全部时间，搞经济建设，最后还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只是不敢公开承认这是阶级斗争。结果还是腐败漫延，黄、赌、毒、黑社会猖獗，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失业增加。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是要花费些时间解决推动力问题的，也就是解决怎样实行以经济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抓人的思想革命化，焕发人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人翁思想，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把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借口经济建设去压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在公务员中用物质刺激作为动力，激发人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向钱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这样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发展，但再造一个资产阶级，再造亿万富翁、再造了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了一个失业大军，再造一个赤贫农民，再造了一个劳资对立，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也就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彻底阉割，从而也谈不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

　　　　　　 一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早在1915年和1916年，列宁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在一个时期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这是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要把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不顾一切对苏维埃国家发动武装干涉。无产阶级只能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20年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用自己的实力向帝国主义证明不会被征服之后。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才被帝国主义接受。

当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列宁预计到，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决定这种和平共处的局面，是不会持久的。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

第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帝国主义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他们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义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 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对帝国主义不应抱任何幻想，只有你打痛了敌人，他才会出来讲和，尽管我们愿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我们。只有经过斗争，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相信幻想是不能实现的。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咬牙切齿痛恨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它，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分崩离析，内部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他们才不能不放弃用武力征服苏维埃俄国的念头。

第三， 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时，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方针。特别要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负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愿同我们讲和。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

第四，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五，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是虚伪的。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行为，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在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主席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支持。”

根据毛主席的论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的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互相援助的原则。

第二，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等方面，同世界社会主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

第三，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把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为自身的利益，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的力量，联合各国人民革命力量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使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二



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共处是指国家和国家之间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关的相互关系；所谓和平过渡，是相对于武装革命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内部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問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的问题；和平竞赛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竞赛。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可是，世界上却早就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情况，早就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已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革命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都只能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依靠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承包或包办别国的革命。

列宁说：“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革命的思想传播。从来就没有国家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圣经，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圣经。革命思想的传播是不用签证，不用盖章，不用批准的，不用发通行证的，准要想下禁令也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但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迟早总会发生，并且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都是通过革命。

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用，古罗马的奴隶主阶级，由于靠剥削过活，结果变弱了，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来证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伯恩斯坦却不敢正视，奴隶主的统治是经过无数资的奴隶起义，通过奴隶们的暴动才把它推翻的，并不是由于奴隶主阶级变弱了自动交出政权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变得非常孤立，就能指望它自动交出政权吗？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爆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历史上有那一个国家那一次革命，不是成打皇冠落地，严惩王族遗老的复辟和反抗才取得政权的。

列宁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资本家先生也会用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

巴黎公社革命、苏维埃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东欧各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西方资产阶级也不会心甘情愿的，他们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在共产党内部培养代理人，千方百计地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在人民革命浪潮中，党内资产阶级先生们，天天在那里劝说左派要忍让，要和右派“联合”等等。但是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烈却要求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右派先生们一旦掌握了政权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台尔曼、齐奥赛斯库等等是怎样倒在修正主义者的暴力下面流尽鲜血，也看看他们如何篡改、歪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以至恶毒地攻击已故的革命领袖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以及如何封杀左派理论、左派报刊！和如何放纵右派理论、开放右派言路，公开宣传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鬼话。

是否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当然不是，恩格斯说：“能不能用和平方法来废除私有制？”“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

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根据当时的特殊条件，曾经试图采取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用剌刀回答了和平示威的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流遍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己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国人民喝望和平，毛泽东同志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当时我们党内就有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理论。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诚意，协议墨迹未干，他们就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奍，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用革命的武装去打败反革命武装。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人民是最有利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是不对的。但是这类机会是极罕见的。如果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也许有和平发展的机会。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可能，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国大陆解放以后，仅西藏一个局部地区，虽然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一小撮农奴主仍然“困兽犹斗”，不顾一切地拒绝和平改革，进行武装叛乱。只有在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怎么能设想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为着它们吃人的制度，触角伸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核弹头从脚趾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修正主义者却把它描绘得特别“温和”，甚至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为创造一个“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把政权移交给本国无产阶级呢？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压迫本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能发动侵略，才能进行不义战争。他们要侵略别的国家首先要在本国征集兵员，增加税收，把大批劳动人民及其子女作为牺牲品送到战场上去，经济上加重本国劳动人民的负担。不可能不遭到本国人民的反抗，为了镇压国内反战势力，压迫本国人民，这又需要维持和加强国内武装力量。列宁说：“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

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找，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放弃这条道路的。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堵塞这条道路。所以，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不愿意进行和平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变革。

所谓和平竞赛，更是一个滑稽无比的谎言。竞赛总要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当世界上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代表帝、修、反“三个代表的理论家”硬说，在修正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才建立了“有产劳动阶级的大平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工作者和建设者，都享有同样的主人地位。什么叫“有产劳动阶级”？究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还是不存在阶级，既然有“有产劳动阶级”，那么是不是也要承认有一个无产劳动阶级？如果不承认，那么“阶级”二字作何解释？这样，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就是偏人的鬼话了吗？人们要问，这个“大平台”在那里，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谁和谁座在同一个“大平台”上，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和帝、修、反三个代表座在一个平台上？广大下岗职工和代表封、资、修的大官座在一个大平台上？身无分文、靠加班加点度日的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同不用分文仅凭老子的权力就可以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廉价买到大片土地然后倒手就可获得亿万元的，然后跑到美国去享受的儿子座在一个大平台上？！既然是“公平竞争”，按照他的强盗逻辑，按照“权钱交易”这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广大下岗职工和打工仔、打工妹当然可以和这位高官以及他的子女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用远程导弹武装到牙齿，到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只有弱肉强食，只有侵略和反侵略、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根本不存在和平竞赛。即使某些弱小国家在某一局部资源优势，帝国主义也总是千方百计限至、制裁、掠夺和侵略，根本不存在和平竞赛可言。美国可以无限至地制造核武器，却可以借口伊拉克制造核武器，而出兵攻打伊拉克，可以制造借口朝鲜制造核武器，扬言制裁朝鲜。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拉克和平竞赛，美帝国主义和伊朗、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的朝鲜和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平竞赛？岂不是要杨白劳和黄世仁和平竞赛、叫化子和龙王爷比宝？

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是三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和平共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政策；过渡问题是指各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这是由各国各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关系决定的，是各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政策问题；和平竞赛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才能实行的。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谈论什么社会社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这只能是给劳动人民服用精神鸦片，一服毒害劳动人民的麻醉剂。

　　　　　　　　　　　　　　 

三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我多数国家是不合符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隨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地方提出修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一，《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一段话是马克思写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这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总结了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批判拉萨尔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用非常精辟的语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完善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对马克思这一段语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学说的著名论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四部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五章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一章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是马克思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所得出来的科学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过时说：“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是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是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四十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时常谈论的。”

　 

二，马克思所讲的“革命转变”所包含的内容有如下四个方面

　　

1， 暴力革命问题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就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并认为这三点才是他的新贡献，而且这三点都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解释这段话时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也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3，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马克思曾经于1872年作为巴黎公的主要经验，写进了《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作为对《宣言》的重要修改。

　 4，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

　 列宁说：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导言中，根据巴黎公社失败后二十年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倾向，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上述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提出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化变质，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列宁说：恩格斯写的这个“导言”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列宁严格地、科学地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历史使命出发，和无产阶级革命使命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早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警告：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操的作风；全国解放后一直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特殊化，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贡献

　

1，“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复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列宁第一次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都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列宁提出这个问的理论根据有五条：

　 （1）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剥削阶级事实上有很大的优势。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还面临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自发势力的长期包围。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彻底改造小生产者，需要进行长期复杂耐心的工作。

　 （3）　　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在工人阶级队伍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份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要同旧的资产阶级份子相勾结。

　 （4）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帝国主义必然要同本国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勾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5）　　正因为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毛主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强调“斗私、批修”、“反修、防修”。

　 2，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本质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叫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民主呢？就是只讲民主的形式，不讲阶级实质。列宁还批判考茨基故意混淆政权的管理形式（政体）与政权的阶级实质（国体）的原则区别，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管采取君主制或共和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形式会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如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苏维埃，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性质，尽管在形式上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誉，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也就改变了。

　 3，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总是和国际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

　 列宁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 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典型的情况，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

　 第二， 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广泛的，而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因此，国际的革命力量必须是互相援助的。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正确地估计到欧洲革命的客观形势的基础上，发动了十月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后大力支持和推动欧洲的革命，使一国的胜利作为加速其它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指出：“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借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

　 毛主席说：“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4，关于专政和民主的关系

　 列宁根据马克思提出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根本观点，列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

　 （1）　　专政与民主的关系

　 列宁说： “《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就是说：专政和民主是对立的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去掉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民主总是和专政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专政就无所谓民主，没有民主也无所谓专政。没有没有民主的专政；也没有没有专政的民主，没有专政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专政都是不可思义的。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压迫者，资本家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

　 （2）　　专政和民主的性质

　 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阶级性质。明确指出，只有阶级的专政和阶级的民主，没有超阶级的、纯粹的专政，也没有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修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和 “什么民主范围扩大、民主基础扩大了。”等等谬论，实际上就是鼓吹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超阶级的、纯粹的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民主。

　 专政和民主都是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就是说，专政和民主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专政和民主都不是目的，只是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既然专政和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是互相促进的。就是说，愈是稳、准、狠的对敌人专政，在此条件下，就愈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团结教育自己；反过来在人民内部，民主愈是广泛，就愈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更有效地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总之，正确处理好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就是要团结自己，打击敌人。

　 专政和民主的目的是什么？

　 毛主席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目的，就是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5，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经济。”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有两大任务；

　 第一，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成功地镇压剥削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然采取的各种方式的反抗。“能够领导这一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第二，　 “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原则下，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

　 这里列宁说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仍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思想，说明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列宁还指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使党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群众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当然，我们讲党的领导是讲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四，为什么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1，“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么样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都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历史上己经过时的陈旧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根本不同，它要彻底消灭一彻阶级、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及改变反映这种制度的观念，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本对立的，它没有任何可能从旧社会中产生的条件。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要动员旧社会的一切力量，利用它所控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机器，来阻止这一历史必然性实现。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和共产主义也有区别。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怎么样理解？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时期。”

　　列宁在《论国家》一书中指出：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3，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己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被推翻了，但这些阶级及其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以及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消灭。

　 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什么？

　 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千方百计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鼓吹什么“自由人民国家”、“全民国家”、“民主国家”等等。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国家也和阶级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管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都是如此。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列宁在《论国家》一书指出：1，资本主义社会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在富人和无产阶级中只有一个很小的阶层享受民主，穷人没有时间过问民主。民主只是例外，从来不是完全的；2，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穷人十分之九的居民享受民主，用强力镇压富人的反抗；民主几乎是完全的，只是由于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而受到限制；3，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完全的民主，民主成为习惯，并且因此而消亡-------完全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这不是怪论，而是真理！可见，在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国家以后，虽然由原来少数剥削者统治大多数劳动人民，变成多数人统治一小撮剥削阶级，但也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它同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

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借口时代的性质和条件改变了，再坚持那些“过时的”原则便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因此只有否定这些原则，才能“以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称他们继承发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强制人民去信仰他们那个“当代”的“理论”和“重要思想”。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反对修正主义，也只有反对修正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斗争的胜利，都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得到广泛的普及、丰富和发展。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最后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就只能不断深化和扩展，穷人的斗争就不会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中停止，无产阶级反抗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不会因挫折而停止，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但不会枯竭，而且必然成为烽火燎原之势，越烧越旺盛。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过程、前途、转变和目的的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已经由一百六十多年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检验。这个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作出的历史结论告诉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可能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胜利，因而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也就没有获得彻底解放。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作用。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中心问题是代表哪个阶级――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谋利益。列宁说得好：“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列宁选集》第23卷，第27页）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在思想、理论体系上以及政治、组织路线上确保自己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则，在这个科学技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控制、生产力的主体——工人阶级在资本统治下沦为劳动力商品、而生产又高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当代世界上，一个不在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上明确地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反对产生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的政党，就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革命党。这样，它也就背弃了人类历史发展迄今最先进的文化结晶，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理论，从而蜕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者用空洞的修辞绕弯子，就是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才能培育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只有以革命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剥夺资产阶级政权；只有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才能发挥劳者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直接服务的物质基础。前两个“只有”，指明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目标和方向、出路和转变；后两个“只有”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主力、阻力以及生产关系其它问题。这四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在阶级性质上目标和中心任务：即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运动；而决不允许用花言巧语的欺骗，偷偷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它们在总体上的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它们的实现过程必然遭遇到来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而，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到政治斗争，发展到反对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坚持还是反对这“四个只有”，是识别真假共产党的重要标志。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正是这四个“只有”，才真正代表了具有世界时代特征的历史潮流。真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

　　　对于修正主义阶级属性的实质和历史地位，列宁是这样分析的：“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8页）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修正主义政治思想内容的实质，是主张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帝国主义熄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同上）他们“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修正主义是向被压迫者传布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福音的超级牧师。维护宗教的人都说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很公正地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性，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中国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先富扶后富”的理论如出一辙。　

列宁还分析了修正主义基本特征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3卷，第26页）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页）“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观点和希望的这种‘手法’。最近的事变特别鲜明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 煽动性的’ 、‘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独’抛弃他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应当密切注意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既多，形式也多。现在我们只要指出主要的三点：(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支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改造’，把它改成适合于庇护对机会主义作的各种让步。（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它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的很小一部分，无疑会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及其官僚分子的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醉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替他们联合‘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作辩护。“司徒卢威主义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与分化改组极为活跃。司徒卢威是自由派刊物《解放》杂志的编辑，该刊后来成了自由君主派的机关刊物，此后这一派别又组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列宁称合法马克思主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最初，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司徒卢威，曾结成联盟反对民粹派。这些“热烈的论战”，“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但是联盟不久便分裂了。列宁后来对此作了回顾：联盟中的司徒卢威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意味着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像我们那样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的分析最后把司徒卢威主义界定为“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是国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萌芽。　　　

　因为斯大林始终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那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没有获得成功。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斯大林时代的经验表明，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保持警惕和抵制的态度，敌对势力就很难突破，即使偶然乘隙而入，也很难站住脚。否则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后来出现的事实是，苏共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这种否定为敌对势力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进攻的突破口和登陆的滩头阵地。尤其严重的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人物，是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的核心人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所以，否定斯大林，使敌人能够楔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脏部位，因而直接打击刚刚逝世的斯大林，一开始就对苏共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是至命的一招。因为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由世界第一大党，苏共心脏暴发出来的。所以在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同世界反共势力的斗争中，不论攻防态势如何消长，这个滩头阵地都属于敌方，从而为世界反共势力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支撑点。他们可以借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的名义，向斯大林坚持过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发起进攻。对于这些进攻，苏共不是不反击或者不想反击，而是敌对势力从苏共中央内部、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发动的，并且从刚刚死去的苏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斯大林身上着手，苏共中央根本无法防备，被抓住了“死穴”，患了脑血栓症，一下子成了哑吧，整个苏共顿时摊换，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于后苏联一步一步演变成了定局。 

　　 在苏共放弃阶级斗争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他们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对苏联加紧进行思想渗透。西方资产阶级对苏联渗透主要渠道是：（１）输入西方的生活用品、文艺作品、生活方式、学术思想和政治观念，以占领乃到覆盖苏联的社会意识空间。１９６１年２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说，对共产主义进行思想战必须调动美国国内甚至国际一切可以利用的兵种，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１９６１年英国《电影及电影制作》６月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我们能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要求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思考问。１９８８年，尼克松著书说：“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进入思想战的战场，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支持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副台长曾经露骨的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２）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声援和物质援助，以扶植苏联内容的反共势力。美国参议院给中央情报局拨款，通过各种慈善机关、宗教组织、文化组织、侨民组织和其它非政府组织，从政治、财政、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和其它的反政府势力。（３）向苏联学术界提供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起炉灶。美国上层决策机构说：“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破坏活动”。六十年代初，美国上层机构说：“我们应该想尽办法来鼓励自由的文学在俄国的滋长……来支持苏维埃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以学术交流为管道，源源不断地把西方的文学价值观输送到苏联，为苏联文学界的自由势力提供思想武器。在苏联内部，赫鲁晓夫的“解冻”方针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作品和言论开了绿灯，使它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获得了影响社会的自由。在自由化方针的指导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有不少人把本属敌对性质的思想看成人民内部的不同认识，一些人甚至认敌为友。工人阶级即使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有所抵制也软弱无力。因为苏共否定并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丢掉了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攻的武器，所以西方思潮得以长驱直入，变成苏联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这样，外因就变成了内因，资产阶级思想就能够以内因的身份来影响苏联的变化了。 

　　苏联内部本来就有一些被革命打倒的人和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抛弃的人，他们对革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本来就持否定态度，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以来不敢公开表达。在否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解冻”方针的形势下，他们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这种观念了，可以公开地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经济、政治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了。因为当时苏联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帝国主义压力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有市场。这些人还不是一个经济上的阶级，但是他们一旦得到适当的温度，在政治上就会泯生共同的意识，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由此开局。他们不知疲倦地寻找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黑暗面，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人道”，是所谓“极权制度”。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成员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有一技之长在苏联社会中又享有公民权利，能够公开或半公开活动，成了苏联国内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有形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是西方思想渗透的产物，是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的产物。它一形成，就成为苏联内部否定苏共历史。否定苏联现实的先锋队和核心力量，成为苏联工人阶级的一个有形的对手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在苏联国内的盟军和合法的内应力量。这是苏联国内阶级态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作用。 

　　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在苏联公开地、合法地蔓延，潜移默化，逐步变成了苏联的一种社会性意识，或者说具有社会规模的意识。先是浸染知识界，接着扩散到广大群众中去，最后影响到执政的共产党，成了与工人阶级思想并存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力量。这种社会意识对执政党的浸染终于造就了苏共内部成百上千个具有类似戈尔巴乔夫思想的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孕育，他们陆续走上领导岗位。在党的历次各级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大体都是具有这类思想的人。这样，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具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就成为不可阻挡的事。例如，后来同戈尔巴乔夫发生尖锐矛盾和冲突的利加乔夫就也否定斯大林，也赞同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人道主义，也主张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制度进行“不可逆转的改革”，他只是反对对过去的东西抛弃得过于彻底而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在党中央的重要伙伴，并且始终看不透戈尔巴乔夫，在同戈尔巴乔夫的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被对方压着的着阻止不了事态向违背自己意愿的方向发展。“８.１９事件”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也只是在部分问题上同戈尔巴乔夫有分歧，在事关国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上，并没有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独立的纲领，因而他们在夺权时声明今后将继续奉行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方针，甚至还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企图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这自然吸引不了群众，最后归于失败。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者，但还不敢公开宣布走资本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情况不同。现在已经可以判明，戈尔巴乔夫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人一掌握党中央的权力，就使苏共理论和路线中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上升到主导的、支配的地位，从而使苏共的理论和路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新的质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问题是：党过高估计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管理体制缺乏活力；经济效益差，价格体系不合理，流通渠道不畅，商品短缺；政治体制上过度集权，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得不充分，由于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浪费了大量资源，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经济增和储蓄降为3.5％，在同西方大国的军备竞赛中面临着被拖垮的危险。在经过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代长期的、反复的试验和努力之后，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感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要想进一步提高效益，繁荣经济，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来那种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使改革现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成为一种社会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虽然戈尔巴乔夫早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同雅科夫列夫对苏联“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即“改变制度”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他们认为党和人民还没有换脑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他们尚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因此，戈尔巴乔夫刚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的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例如，１９８６年２月召开的苏共２７大提出，改革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这时期，改革在客观上也没有突破社会主义的框架。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给党和人民换脑筋。在２７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他在书中说：“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改变这种思维”，必须“摈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也就是说，过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已经不行了，必须抛弃掉。 

　　改变思维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对社会主义的说法。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妨碍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影响了吸收人类的先进思想，造成了“精神垄断”。政治垄断导致了“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了“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了“人与文化的异化”。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描述，他就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 

　　他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高于阶级的利益和价值。由此就明确地否定了阶级利益和阶级价值，把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１９8８年，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明确地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要求把它作为苏共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鼓吹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主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公正、１９９０年苏共２月中央全会以及苏共２８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写进了苏共纲领，宣布“苏共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提共产主义。在此之前，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文章，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彻底人道主义化。以后，改革发生了质的变化。 

　　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苏共２８大决定结束意识形态垄断，“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所有制自由平等发展”。在党内“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以使党成为所谓的全民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改掉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１９９１年苏共中央７月全会，又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革新党”，并酝酿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 ”，党最终成为一帮乌合之众。 

　　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路苏共实行了以“多元化”和“民主化”为旗帜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基本路线。多元化概念出自西方国家，意指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多元化”，实际上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恭迎进来，放手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占领地，放手让资产阶级影响和争夺群众。１９８８年苏共第１９次代表会议正式把意识形态多元化确定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方针。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导致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提出民主化的口号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不民主”，只有把政治权利给予所有阶级和所有政治派别才算民主为前提的。它的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求政治权利。在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在实际执行中，事实上是压制、打击社会主义言论，不准工人阶级对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进行批评和斗争。也就是说，提出这一口号的人并没有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只给资产阶级言论自由，不准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 

　　配合以上方针，苏共还提出了一个“公开性”口号。这个口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应该由党和政府垄断，老百姓持不同政见者也同样应该掌握。二是暗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不正确的问题都被掩盖了起来，现在要通过公开性把它们揭露出来。提出这个口号，等于给资产阶级吹响了冲锋号。在这一口号下，“揭露”、批判过去的文章、著作辅天盖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乘机夸大其词、歪曲事实、造谣诽谤。他们把共产党说成“法西斯组织”，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官僚专制”，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把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历史的迷误”，是一部“不光采的历史”等等。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他们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学说，先是否定斯大林和所谓斯大林主义，接着是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最后连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都否定了。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那么，按照这些领袖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党和社会制度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由此得出要“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实际上便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声誉搞臭，使之成为一个贬义词，不再被人民所信任以后，当以实际行动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时，使人很难挺身而出为它说话了。 

　　自从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基本路线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以资本主义的为取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敏锐地看出，这样的改革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他们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他所采取的每一改革步骤几乎都加以赞许，并将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他的改革步骤直接挂起钩来，敦促他不停顿地实施和推进其改革。到后来，甚至连改革的方案都由西方权威机构代为起草，改革的总体计划也要由西方７国首脑会议加以审批。每当党内所谓“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批评的时候，西方国家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打击“传统派”，支持他把改革进行到底。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发起政治攻势。他们成立了上万个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资产阶级势力便要求实行多党制。对这种要求，共产党本来是应该抵制的。然而窃据中央领导地位的戈尔巴乔夫却说“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这样为了表示对这些政党的承认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提出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多党制成为现实以后，资产阶级势力便以多党制意味着各政党一律平等，凭借议会多数取得政权为理由，进而要求取消宪法中对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规定。对此，戈尔巴乔夫又呼应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应该改变，于是就主动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势力利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的机会，通过舆论工具频频发表演说竞选，并组织群众集会对自己进行声援。对此苏共中央指示党“不准干预”，同时又不组织对本党候选人的宣传。结果，共产党在俄罗斯等７个加盟共和国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一批重要城市推动了政权，沦为在野党。１９９１年４月，戈尔巴乔夫又举行“９加１”会议，否定了一个多月前苏联全民公决关于保持苏联的决定，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和结构。这次会议的举行意味着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从合法产生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转移到了未经全体公民授权的共产党同反对派的对话'会议，实行了全国性政治权力的转移。最后戈尔巴乔夫借助于“8.19事件”，解散了苏共。尔后，苏联解体。这样，从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起，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联手进攻下，短短的几年便亡党亡国了。精神变成了物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这场“改革的设计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合作”通常是，他先在理论上提出先进的“思想，然后戈尔巴乔夫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日常口号。他善于根据需要和形势的变化提出一些涵义模糊而又能蛊惑人心的说法，肢解和消灭苏共原有的思想体系。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这本书里谈他的策略时写道，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如果采用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法，轻视妥协和让步等，那就一定要失败。这样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诚实的，高尚的，但是在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具体条件下是利己主义的。需要说假话，有的事采取有意不提的方法，需要耍手腕。施巧计，这样往往能够达到通过‘高尚的’斗争无法达到的目的。”这些话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敌人。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参加共产党呢？他说：“极权主义制度应当通过极权主义的党来摧毁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利用这个党的那种表现为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极权主义性质，才可以摧毁极权主义制度”。他组织的对安德烈耶娃主张实事求是分析苏共历史的文章的围剿，就是利用党组织和党的纪律进行的。雅科夫列夫实际上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对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事实表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是非常严酷的。戈尔巴乔夫依靠雅科夫列夫来设计改革，并不是受骗上当，而是因为思想一致，策略相同，一拍即合。除了前述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以前他就同雅科夫列夫在要“根本改变制度”的问题上达到“共识”以外，在苏共解散以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问题，那将一事无成。”因此，只能提出方向，而不说明目的。一个月后，他又在美国《时代》杂志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这些话充分证明，他和雅科夫列夫一样，是苏共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改革的领导权就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苏共和苏联是党内走资派与党外资产阶级合力搞垮的。 

　　如果说，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理论还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圭臬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圭臬了；如果说，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理论只是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理论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如果说，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路线只是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路线就是放手让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不准无产阶级还击，以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主义了。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后，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实现了历史的东西同逻辑的东西的统一。从苏共二十大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转变起到资本主义复辟实现，中间经过了３５年时间。只要苏共对坚持否定阶级斗争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路线不支持，那么，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

　　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党的基本理论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这里所说的基本理论，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是指在当前历史时期直接指导党的实践的理论。通过常它包括四个要素，即对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现阶段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状况分析；对现阶段社会矛盾，包括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党的基本目标、任务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和策略分析。最后一点要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包括：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标。党的基本理论，党指导思想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依据。如果指导思想错误，基本理论错了，那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错误，党的工作全局就错了。如果基本理论不完善，包含着错误的成分，那么党在实践中就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例如，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苏联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偏高，结果造成经济管理体制过度集中，忽视商品倾向形式的作用，也为后来赫鲁晓夫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留下了可供利用的潜在依据。赫鲁晓夫时期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右的错误的根源，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外，还包括以苏联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左”的估计。后来的苏共，其基本理论的错误就更严重了。基本理论错了，不论党和人民做多少好事，都不能扭转大局。 

　　第二，路线是个纲，纲举则目张。 

　　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共产党自己路线错误，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艰难险阻并不可怕，只要路线正确，就能恰当处置各种问题和困难，化险为夷，如我党三次反”围剿”、抗日战争、经济恢复，等等。如果路线错了。即使形势大好，也会走向失败。 

　 从二十大开始的苏共路线，是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到二十八大，又发展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一条从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到放手让资产阶级进攻的路线。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这条路线的归宿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路线，只不过灭亡的速度有快有慢而已。 

　　这条路线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总形势，决定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滑行的道路和方向。正是在这条路线的作用下，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苏共自上而下基本接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终于导致垮台。 

　　第三，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不应丢弃的武器。 

　　列宁指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页）他又进一步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1卷第32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6卷，第362页）“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否定并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徒有虚名。 

　 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曾过早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片面强调苏联社会内部的一致，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仅仅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和颠覆活动相联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彻底的。 

　　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全民党”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内容。二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从粉饰帝国主义本质、抹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出发，提出“不能只从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的角度看问题”、“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只有朋友、合作和协作”、还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因而，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使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实现“趋同”和“国际社会一体化”。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评论这种说法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展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这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是旦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苏共按阶级斗争熄灭论、两种社会制度趋同论和国际社会一体化论行事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苏联重新崛起并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阶级斗争重新尖锐化的原因。 

　　如果否认和否定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否定阶级斗争所影响的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自己，对于对立的资产阶级并不起作用。资产阶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照例要剥削和压迫雇佣工作和其它劳动者，国际资产阶级照旧以社会主义为敌，千方百计地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是否意识到它为转移。因为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所以，他们如果　不联合起来，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就不能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自觉地进行抵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法学家的社会主义》）。取消阶级斗争，上当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放弃阶级斗争，受损失的更只是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否认阶级斗争，仅仅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己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阶级斗争，就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看不清阶级敌人，甚至看不到阶级敌人，不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变成同隐身人的斗争，而且根本就不去斗争。因此，否定阶级斗争就是放弃武装，就是剥夺无产阶级自卫和生存的武器。抽去阶级斗争以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再具有保卫无产阶级的功能，而且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验表明，有敌对思想存在，敌对思想向我们进攻，这一事情本身并不会导致我们队伍的思想混乱，而不组织甚至禁止同敌对思想斗争才会导致我们队伍的思想混乱。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事实证明，实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政治路线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已不是需要争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第四，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 

　　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拥有群众才拥有力量。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第341页）。“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只有提出符合群众意愿和要求的主张，抓住群众的思想，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巻，第9页）中国有句古语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所谓对群众的领导权，关键是思想方面的领导权（这是与统治权不同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历来把思想教育放在政治工作的首位。中国共产党就是由于引导和武装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才由赤手空拳而得到整个天下的。毛泽东在概括这种规律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选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

　　这个道理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懂得，而且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懂得。美国政治家艾森豪威尔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打了败仗，那么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混乱》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得在多数选票就能得到政权，而得到选民的心就能得到他们手中的票。这个道理，对于政权在不同阶级间的转移也同样适用， 苏联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演变开始的。 

　　第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把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准概括为五条：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属于人民的范畴，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属于人民的敌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还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告诉我们。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量是敌我矛盾。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人民内部是有不同阶级的，因而人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有的是阶级矛盾，有的不是阶级矛盾，不能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一定不具有阶级矛盾性质。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看成阶级矛盾，也不应该把阶级矛盾看成非阶级矛盾。只有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正确地行使无产阶级专政。

　　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国是在铁器尚未使用、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尚未瓦解的情况下，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和先进文化而步入文明时代的。由此导致我国的个体家庭经济长期不能摆脱氏族公社，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发展式的社会。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部落林立的多民族国家，奴隶制的形成就发生在部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之中，其间无时不充斥着强制性力量。所以，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起，就表现出浓烈的集权特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到了公元前221年，周代分封式的统治方式被实现中国统一的秦王朝废除，通过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大国，不但继承了以往社会就表现出的集权传统，而且将其发挥到极致，以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此，中国社会便拉开了权力专制的序幕。我们看到，权力的专制带来了统治权力的绝对化，由此产生了统治者对权力永久占有的强烈欲望----统治权力的世袭化。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化共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病态，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丑剧和悲剧。权力的专制导致君王的贤明昏庸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固然不少，可昏庸的败类有何其多也。他们无德无能，心里变态，行为怪癖，或自负、或浮躁、或残忍、或无常。随便举几例：秦二世胡亥无德无才，受制“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蜀后主“阿斗”懦弱无能，空负孔明旷世奇才；唐敬宗李湛性情乖戾，除去走鸡斗狗，就是“深夜自捕狐狸”；宋徽宗赵佶不问政事，就知道建道观、修宫殿；元顺帝沉迷酒色，专习房术；明武宗竟然入民间掠民女淫乐。王权世袭制度、宫廷皇族纷争、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和帝王权力的无制约等，使得专制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带来统治的病态。它带来了帝王权力的非程序化丧失：要么是宫廷政变、权臣擅政导致王权丧失，要么是宦官、外戚专权导致帝王受制，要么是农民起义带来改朝换代，要么是外敌入侵招致丧国丧权。帝王自负造就了大量佞臣；帝王多疑带来了恐怖政治；帝王贪婪则滋长了代甚一代的政治腐败。有学者统计，自东汉以来九个多世纪里，政府官员人数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国家户籍数增长速度的4.9倍。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专制权力、低薪制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培育下，演出了中国政治中无法想象的腐败活剧。他们侵占田产，使“富者连田迷望、穷者无立椎之地”：宋代奸相蔡京田产达50万亩，清代琦善更是惊人，霸占田产竟达256万亩：他们刮财射利、大肆贪污、收受贿赂，他们官官相护、官商狼狈为奸，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社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因而，国人心目中也一直有种很强烈的”读书做官”意识。本来，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社会也应当按照这各种人才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认可：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做教师、做医生、做律师等等，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都应当有地位。而中国社会似乎只认可“官”这一种职业，结果，社会优秀人才都只有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选择，那就是做官。“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并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基本原则。此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格外强烈的等级尊卑意识。这种意识的最大问题是：将划分社会成员等级的社会性标准等同于自然尺度。一方面，社会按照出身、权力、财产等非自然的社会性标准来划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本身也将这种划分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类似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很难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社会内部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平等竞争的环境。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国人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统治者臣子的草民意识。此种心态自然酿成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力，便挽救了众多的独夫民贼，也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过于曲折的发展历程。人治意识。与前一种心态相对应，中国社会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由此，社会几乎没有为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因如此，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总是俯首听命的奴隶。中国社会中，官大于法是正常的，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官的现象反而让他们觉得别扭。传说中的包公坚持依法办案，铁面无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是其职责的本然要求，可在中国社会中却历来为人们倍加推崇和渲染，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人治社会中必然显得格外突出。通过多少年的奋斗，在中国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正是以其无比的高瞻远瞩预见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新生的腐败阶级分子，所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继续革命呢？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需要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去不断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和动机就是要反修防修，虽然效果似乎并不成功。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国际共运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这样新生的腐败阶级分子，因此，为了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就必须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提出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是能够防止的。

　　根据对苏东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观察，现代修正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一般都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种种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却依实用主义的方法阉割其革命的灵魂。他们口头上挂着人民群众，实际上却代表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他们的共同手法是欺骗。因为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是不得人心的，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是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来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人民觉察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其人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倾覆时才最后说出：“我一生的主要事业已经完成了。”原来他的本意就是要改变苏联是社会制度。他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时从大学时代开始对社会主义开始怀疑的，并认为：“只有从这个制度的顶端，才能有效地改革这个制度。”他一生的事业确实完成了。　

　　（二）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因此他们必然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的旗帜。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全人类的利益超出一切阶级、集团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口号。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现在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实并没有过时，但却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现代修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或借口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完成，不再提或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相当激烈的斗争。他们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口号下，制造思想混乱，实质上不过是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压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一国不是造成极端混乱的思想而垮台的。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记》中说：“只要苏共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要害处。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　

　　（四）在建设路线上，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对市场经济万能论和私有制驱动力的迷信，为了扫除改革制度的强大阻力，他们声嘶力竭地把计划经济贬斥为“斯大林模式”，把它说的一无是处，而实际上却难以解释苏联为何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以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已经实现的公有制而已。　

　　（五）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他们天天都说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却天天在改变其主人翁的地位，收回其已到手的福利，并使其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而其真正依靠的却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者从古至今，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好像上了发条一般地搞修正主义，又是为什么呢。最后，还是阶级利益的改变在作怪。

　　事情是这样，一般的修正主义之产生，不是在一个主义的开始时期，也不是在它的进取时期，而往往是在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赢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当这时候，这个主义的代表阶级，或者阶层，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们会警惕，会在主观意识上否认，但事实是已经存在着了。获得“正宗”地位的主义，往往在这时候与它的核心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要坚持、继续坚持这些主义，就会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要保持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要对主义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事关主义的基础，事关相信这个主义的更多的阶级、阶层、人群，不能明明白白地去干，这是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要偷偷地去干，不争论，神不知鬼不觉地去干。　　　　　

　　获得政权以后的共产党，是既得利益者阶层了，这时候它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个阶层的人，成为了利益阶层，而原来的站在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立场上的一切主义和观念，这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实际地位的改变，必然影响到这个阶层中的人的意识的改变，意识改变以后，他们就产生了改变这个主义的需求，因为这个主义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追求自己利益道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人民公仆、大公无私，为人民牺牲一切，这怎么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要真这样作不是有毛病吗？　　　　　

　　实际地位的改变，影响到人的意识，影响到人选择立场去站的两只脚，影响到人选择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的板凳上。而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暂时还不敢全盘改变，怎么办呢？乾坤大挪移不敢干，先小移一把，来它个修正主义试试，把无产阶级的立场逐渐改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把自己和人民的同志关系逐渐调整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去，因为现在我和你已经志不同道不合了，甚至我和你的利益根本已经是冲突和反对的了，还同什么志？可是表面上，又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说不出口也不敢说。

　　看，修正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并不是他们纯理论地纯学术地一定要修正原来的主义，实在是实际处境发生了变化，不得不去修正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如果不修正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影响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那之前的一系列运动，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反修防修，而有一些人则一不留神就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躇遛，他们成了党政阶层中修正主义利益的代言人，为这些可耻的利益寻找证据，就像一个肮脏的律师为一个明明犯了凶杀罪的罪人辩护，还振振有词。　　　　　

　　所以辨别修正主义的方法，还有一个，便是看他站在那个阶层的立场上，在为那个阶层说话？只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就把修正主义认识清楚了，至于他具体说的什么话，怎么说的，用了哪些理由，和推论，引用了谁的经典理论，都是次要的。一个人不可能站在一个立场上，说反对自己立场的话，做反对自己立场的事，现代社会再后现代，再荒诞，也不会有这样的荒诞，在根本利益上，统治者往往比被统治者更清楚，因为他们的利益比被统治者的利益大，受到损害的时候损失就比被统治者的损失更大，因此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就自然地比被统治者的重视程度高，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研究得往往比被统治者来得深入细致，而实行起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来，又比被统治者有效，因为他们掌握着政权、军队、舆论、经济命脉。

　　新中国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的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的旧中国的基础上诞生的，各种旧思想、旧文化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占据着多数人的思想，束缚着多数人的思想，以前的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包括资产阶级革命，都被封建思想给打败了，或异化了，出现了近代的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改变这些历史定律，打碎由少数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让人民群众不仅在身体上获得自由，也要从思想上获得自由，以免重蹈覆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人民不仅要在组织上掌握政权，而且要在思想上掌握政权，改变几千年的说法，让人民意识到：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不是那些精英、也不是英雄。从中央发布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除资产阶级权利，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提出来的，是个较难懂得纯经济学名词。打个比方简单理解：两个人都从船上卸50袋大米，每人得钱10元，这是平等的(按劳分配原则)，可我10元要养活5人，而你却是单身汉。于是马克就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主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大跃进本意在加速发展生产力,毛主席的思路是：只有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生产关系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的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譬如，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他在当时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提出要“打掉官气”，在另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个问题同当时实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度)联系在一起，并把它纳入资产阶级法权(权利)这个范畴之中。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评级，要加班费，脑力劳动工资高，体力劳动工资低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又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等。毛主席有了上述思想后，开始提出“逐步破除的方针”。即分阶段从片面到全面地破除。在同年的另一次谈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个部份，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应坚决破除，如等级森严，据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另一部份需要保留，比如工资关系，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据上引述，毛泽东对我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据高临下的干群关系，一是以工资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他认为剩余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前进造成了威胁，并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二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改造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沧桑在无产阶级身上留下的“私”的烙印。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针对干部队伍中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腐化变质的倾向，运用大民主的手段，把共产党放到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经受冲击和磨练。毛泽东主席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建立起一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风和中国人民的新民风。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走回头路，不改变颜色。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革命是神圣的，对于反修防修肯定是会发挥很好的效果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就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的政权改变颜色，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坦克和机枪就会对准人民。毛泽东同志正是意识到这里的危险性，才毅然带领全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三是人民群众如何监督来避免政权的腐败。全部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走群众路线，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伟大就体现在这里，这前边二句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权的工作方式，后一句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权的宗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土地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土地改革是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要解决人与物、与土地和财产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和政治结构的革命，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以及政权如何产生、运转、监督、更替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无非是实现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建立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公平更道德的社会，解放生产力，使国家更蓬勃、健康地向前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面临这类问题。而如果这些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就会充满罪恶，充满压迫和奴役，充满人吃人的悲剧！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动荡不安的落后国家就是处在这种可悲的状态。 

　　至于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类问题，社会的各阶层、甚至统治集团内部总会有分歧，因为这是切切实实的利害冲突，有关权力、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在阶级社会里腐败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专利，劳动者的是供玩弄时才被利用，无条件谈论腐败，他们有时也谈论腐败和堕落的问题，这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权夺利。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就是要解决，一部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问题。眼见苏联已经走上了官僚腐败、自我崩溃的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意识到必需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法来防止新中国国家机关腐败变质，保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中。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吐故纳新，大换血。文化大革命的具体作法就是通过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学生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不能认为人民群众根本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当时群众中流行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当权派，批臭封资修，破旧立新，造反，夺权，夺权之后，各种革命继续进行，如教育革命、五七干校、业余大学、劳动大学工农业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评法反儒、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天才观等等。毛泽东认为：要保持政权的纯洁，就必需经常扫除党和政府机关里的污泥浊水，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牛鬼蛇神自己会跳出来！要在江河湖海里学游泳！不要迷信圣人，不要畏惧权威，不要崇拜皇帝！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敢革命！文化大革命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的政治大变革，这是史无前例的。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人民安分守己、莫谈国事，因而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活动和国家管理之外。这剥削阶级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和不平等的政治必然使用的腐朽的统治方式。这样的政权只能靠专制压迫来维持，也必然要走向衰败和灭亡。毛泽东号召、鼓励和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造当权派的反、做学校、企业和国家的主人。所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是大演习、大练兵，学习怎样通过文斗、较为和平地解决社会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达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针对干部队伍中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腐化变质的倾向，运用大民主的手段，把共产党放到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经受冲击和磨练。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建立起一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风和中国人民的新民风。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走回头路，不改变颜色。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让干部在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以达到防修防变的目的，是必要的。建国以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单靠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才能解决问题。中国人民喝望民主。但是，经过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一旦取得了民主又不知怎样去使用民主权利，他们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要么拉帮结派，谋取私利，要么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效甚微甚至后来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没有能够解决一个长期有效的防范修正主义机制问题。但是，他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大革命，就是用非常规的方式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近代的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翻江倒海的改造，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旧文化，旧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统治，但由于持续的时间太长，缺乏经验，没有形成牢固的基础和制度，旧思想又死灰复燃，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重新夺取政权，导致中国今天的现状。我们的前辈付出代价与旧思想做斗争就是为了后人能摆脱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氛围中生活，如果后人不能体会到这些意义，那前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后人可能重蹈覆辙被迫再付出一次代价。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前人付出代价取得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革命，他让人民懂得：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无产阶级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坚持继续革命，而修正主义则大唱反调，鼓吹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取消”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鼓吹拉大差距，确立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平均主义。

　　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修正主义的真正目的则是要在共产主义美梦的幌子下偷偷地实现政权的切换，他们用所谓需要几百年的初级阶段，要劳动人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剥削和压迫，用“不争论”的口号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历史的倒退，以便通过一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窃取无产阶级的政权。我们看到，一俟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便立即暴露出狰狞恐怖的面目，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用比资本家一千倍的贪婪，一万倍的残忍，在吸吮着无产阶级的血，把无产阶级再次推向无比悲惨的的深渊，无产阶级的处境甚至倒退到比革命之前还要糟糕。亿万富豪和亿万工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悬殊，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几乎丧失了全部基本的人权，唯一能够保留的人权仅仅只剩下生存权，甚至生存权、劳动权也得不到保证，人可怜地沦为生存的动物，人的生活成了动物化的生存。

　　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比一切资产阶级更加贪婪，比一切封建地主更加无耻，比一切奴隶主阶级更加残暴！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人性的一切丑恶。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窃取了人民的政权，人民便逐渐丧失一切，军队、司法、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机器都成为维持这种统治的工具。资本家也只是利用资本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剥削，地主也只是利用土地按比例收取地租，而这些新生腐败阶级则直接把国家权力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他们利用国家权力疯狂地榨取和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辛勤积累的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存款，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比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奴隶主阶级更加充满血腥和没有人性。

　　一切腐败的统治阶级都害怕思想的光芒，因为当思想的光芒照亮了人民就会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新生腐败阶级从窃取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致力于一项控制和扼杀人民思想的工程，他们拼命地实行思想专制，限制言论、出版、思想、结社和信仰的自由，他们试图把人民变成没有思想的只会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动物。而一当人民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就会无情地进行镇压，为了维护新生腐败阶级的残暴统治，他们调动了一切武装力量和国家机器用法西斯蒂的手段无比残暴地镇压人民。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他们竟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变国防军对外的职能，可以让“人民子弟兵”用坦克和机枪来虐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社会条件下，社会倒退到比革命之前还要黑暗和落后，他们本来就是复辟倒退势力，希望这个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

　　然而，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用不合法的手段所窃取的政权必须交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被修正主义改变了颜色，被新生腐败阶级篡夺了政权的国家，都无例外地要爆发二次革命！人民终将起来推翻那个充满血腥的新生腐败阶级，毛主席预见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所以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者卷土重来，右倾机会主义开始翻案，于是，一系列昔日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都再一次跳了出来，卖淫嫖娼、吸毒贩毒、黑社会、邪教等等旧社会的丑恶现象风起云涌，席卷中华。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修正主义势力也在中国迅猛抬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各种新生的剥削阶级也像还乡团一样重新崛起，当前的情势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就像前苏东一样，出现了一个残暴的新生腐败统治阶级。

　　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这样新生的腐败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为了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就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观今日之中国，在国际上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在国内则受到新生资产阶级以及腐败分子的打进来和拉出去，分化和瓦解革命队伍，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走向低潮。社会主义制度己经名存实亡，社会主义社会在风雨在飘摇之中，危机在四伏，小妖在狂舞，魔鬼在歌唱。

　　虽然，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分崩离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空前的低潮，但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失败的时候要看到希望和光明。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终将起来推翻那个充满血腥的新生腐败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正在孕育着高潮的到来，我们看到，苏、东瓦解后，苏、东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思想上日趋成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成熟，抗争。同时，共产主义思想也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更是空前活跃，一场空前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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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9/6/4 15:32:39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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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政权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独有，绝不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分享。

毛泽东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发表的两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巴黎公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深刻的总结。从那时起又经过半个世纪，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失去自己的领袖之后，遭受了重大挫折和伤痛。不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东欧以及中国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一片光明的社会主义阵营，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中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蒸蒸日上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黯然失色，不得不滑入低谷。这是一大场触目惊心的大悲剧，是全世界被压迫者最惨重的教训，对这一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共同责任。

　一、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既要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不能忘记我们的总题目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牢记阶级斗争；又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　　

l、毛泽东同志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为当代活生生的历史所证实了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不过斗争是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去团结广大劳动群众，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变了。

　　2、但是无论在苏联和中国，对这个问题都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苏联曾过早宣布了社会主义的建成和社会的一致，赫鲁晓夫则荒谬绝伦地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悖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以致最后演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在我国，虽然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但在他的生前和身后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路线的干扰。表现在党中央高层领导中，有人认为，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阶级斗争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存在”，不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生产力与人民生活需求的供求矛盾，只剩下提高生产力的任务了。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这种错误，认为“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上卷175页)同时在实践上也证明，建国后，尤其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充分说明我国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所谓生产关系“超前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哪里存在过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可惜这一原则性的争论并未在党内充分展开，使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以致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又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巧妙地利用，他们一时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阶级斗争问题推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时又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修改为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这种改变，然后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提出臭名昭著的“猫论”，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一切向钱看，方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想尽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资本主义势力便扶摇直上，不久就出现两极分化，用劳动人民的血喂肥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迅速膨胀起来。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00年内外私营经济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为55%；到2005年所占比重上升为65%，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到2007年比重上升到69%，2008年比重在70%以上。至于官僚资产阶级拥有多少财富，那就无法统计了。与此相适应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断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提出的“不争论”的口号，实际上是只让资产阶级争而让无产阶级三缄其口。这样，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便日渐萎缩，主流意识形态日渐被消解，在思想空前混乱，党内的腐败现象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竞相滋长。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腐朽思想，沉渣泛起。　

党的蜕变是最致命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性组织。如果党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作指导，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无产阶级就彻底解除武装。所谓执政党就完全演变成庸俗的争权夺利的资产阶级官僚的工具，成为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法西斯团体，这多么危险。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谆谆告诫共产党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马恩选集3卷374页)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再度向共产党人发出警告：“现在也还有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恩选集4卷277页)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认真领会的。

　　3、在解决了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

　　回顾我党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由毛泽东领导的时期，对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应当说是坚定正确的和有力的，因之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是主要方面。但不可否认，由于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存在，在右派斗争猖狂进攻面前，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斗争中，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意搞乱阶级阵线，曾经出现了“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我党遭受了惨痛的损失。这是必须引为鉴戒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必须防止“左”的和右的偏向，既承认并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才能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

　　二、既要坚持不懈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者手中真正握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利，达到二者更完满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最扼要最精辟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他明确指出：“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项最重要的课题。它的历史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它不仅包括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包括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外来侵略，还担负着改造小生产者的繁重任务。尤其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还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以至最终达到消灭阶级。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我们应深刻理解其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更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业，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要依靠千百万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实现的。没有群众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而要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的民主是做不到的。搞公务员制度，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劳动群众隔离开来，这就彻底摧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我们说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说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名曰全民实为资产阶级少数剥削者独享的民主。“民主”这个字眼，是被资产阶级和众多的自由主义者弄得最含混的字眼。列宁说得好：“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是阶级的民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国家，都没有什么“纯粹的民主”，抽象的民主，“全民的民主”，而只有阶级的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多数人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少数人的民主。列宁还说，“‘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现在是我们彻底摆脱这种愚弄的时候了。

　　回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当说广大人民群众是获得了相当的民主权利的。如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但从更完全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发挥得很不充分，很不理想，也可说没有完全到位。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工农群众还缺少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国家一切政务和社会重要事务的管理的权利。不这样，就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不能充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既无法实行有力的监督，更无法实现选举、罢免和撤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为避免使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工人阶级对于渎职的官吏，是有随时罢免和撤换的权力的。这一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做到。尤其是党的领导在一定时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往往长时期得不到纠正，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只能徒唤奈何。按理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国家，是由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赋予的权力；而当它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工人阶级却无力监督他们，纠正他们，撤换他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

　　我国当前的处境就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近三十多年来，是我国人民民主最为匮乏的时期。工农大众不仅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沦落为弱势群体，即使一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保障。尽管宪法上明明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自由，但如果有人付诸行动，就会立即遭到禁止和镇压。党内则公然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是提倡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而是片面强调与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实质是在全党推行“奴隶主义”，而自己则实行专制主义。党章上虽有党员民主权利的条款，但有名无实。如敢于对领导人或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则不免动辄得咎。党内民主是同人民民主息息相关的，党内尚如此缺乏民主还谈什么人民民主呢?这种恶劣作风不能不造成党内外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不纠正，是要窒息民族的生机的。

　　应当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和阶级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但同时它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监督。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绝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党的专政和党内几个人的专政。当这个党出现方向路线错误时，无产阶级是有权来纠正的。当这个党不能代表甚至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时，无产阶级完全有权重新组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党来领导自己前进。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呢?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又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可见，劳动者通过某种形式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管理国家，管理各项事业，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没有这一点，劳动者的一切权利也就没有保障了。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其本意正在这里。可惜毛主席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就逝世了。

　　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途中，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并使之与无产阶级专政结合得更好，以便有效地防止党的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以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之后，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比较巩固。根据数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看，这项工程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这是因为，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根子都是很深的；而且它们是同国际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密切联系着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能是高一阵低一阵，是不会停止的。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浪，有时还可以表现得很激烈。如果任何时候，我们放松了这方面的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我国近三十年来的现实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的被颠覆，都是从思想上混乱起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国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比较巩固，是同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而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由于不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并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泛滥。随着西方反动腐朽文化的大量涌入，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不仅反社会主义、反集体主义、反爱国主义的叫嚣不绝于耳，赤裸裸地诅咒历史诅咒革命的反动言论也公然招摇过市。我们曾经坚固的精神长城崩塌了，我们神圣的思想阵地被妖魔化了，马克思主义被剦割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浸透到各个领域，社会正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四、必须端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在政治战线上，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孤立地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不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潭，其结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

　　毛主席逝世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遭到无情的批判与彻底的否定。甚至斥之为“极左”的路线。他们有意混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关系。事实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是人类社会自划分阶级以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某些人凭主观意志对社会现实的歪曲，完全是人为的。绝不能因为过去某些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也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不牢记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客观情况下无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我们搞工作、搞革命，总是既要有纲也要有目。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个反动阶级，就是那时的纲；打仗、土改、建设根据地就是这个纲下的目，也就是工作中心。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革命的锋芒是对准资产阶级，不可能避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生产建设、文化建设等都可以作为中心，就像过去打仗、土改那样，但它毕竟只是目，不能以目代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切实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旦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要寻找原因，立即纠正，严肃处理，但是不能因噎废食。

　　现在，一些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曲解为极“左”思潮。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潮是根本不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从回避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我们制定的路线，只能以这个客观规律为前提，才不致迷失方向。极“左”思潮则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人为地设置对立面，伤害了自己，帮助敌人的错误行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同样，我国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在批判否定和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否定客观实在的右倾思潮。它只看到眼前利益，为小恩小惠所迷惑，失去了正确的前提，看不到长远的目标，抛弃了整体的利益，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惟一的标准和目的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也就落入资产阶级的圈套，为资本主义复辟拆除障碍。

　　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三十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无任何前提地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不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只能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沼，只能在社会发展上走入歧途。尽管在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之后，也提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两个基本点之一，但是两个基本点从来都是一手硬一手软，四项基本原则从来都是软的。而且从来没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是生产建设为中心的纲。以致四项基本原则等于虚设，仅起到装潢的作用。像群众所评说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出卖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下岗，工龄买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资本家入党，懂事长任党委书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大本本不要读，要以时俱进，要学当代的。 

　　只有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才能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建设；而是为创造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的新社会。在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没有政治的经济、思想和文化，也没有没有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政治。把建设与革命分开、政治和经济建设分开、政治和思想、文化分开，是不现实的。必须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以政治为主导，在不断革命中进行建设，在建设中进行不断革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二是人的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二者缺一不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只强调了物质条件，不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相反，不惜用社会倒退的方法，把鼓励人的私欲作为社会的驱动力，以腐朽生活方式的蔓延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把一个好端端的有着良好社会风尚的社会葬送了。这是三十多年来付出的最沉痛的代价，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三十年来，我们名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提高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实际上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比前三十年的速度为快。而真正着力的是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以前三十年生产关系的“超前论”为理由进行的。三大改造之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早已充分说明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把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两种公有制的成就，硬拉回到三大改造前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这是历史惊人的大倒退。信誓旦旦，一再宣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经济成分为补充的诺言，也抛置不顾，使国有经济日渐解体化为私有。现在公有制的比例，甚至比1956年三大改造以前更小更弱，而私有资本却喧宾夺主登堂入室了。当前私有化的浪潮仍在狂卷不已，不仅农村集体经济早已被解散，中小国企早已被卖光送光，即便是尚存的国有制大企业，也在“改制”的名义下处于风雨飘摇瓦解之中。人们清楚看到私有制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而广大劳动者正在中外资本家的奴役下过着艰难和屈辱的生活。这种局面怎么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无论党内党外，经过二十多年的亲身体验，除少数既得利益者之外，对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体制，企图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引入并代替这种体制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这是世人公认的，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也是如此。惟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独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其目的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我国以便使我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戴着红帽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骗局。它把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国。正是它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它带来了无孔不入的拜金主义，正是它带来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大破坏，正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正是它带来了人民的大量失业、贫困、社会犯罪，而另一面却生产过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市场经济的本性却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它给我们带来上述严重的后果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这些市场经济的弊病，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可克服的。尽管其提倡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声言要“理顺”它，“规范”它，“驾驭”它，也只能起到极有限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消极后果。因为这是它本身无政府状态的本性所决定的，是改变不了的，难道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想改变足以置它死地的弊病吗？假若有那位神仙能够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就不会产生了。

　　三十年来，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被一贬再贬，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什么僵化、缺乏活力，什么发展缓慢停滞等等。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谁人不知，苏联的前期和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奇迹是光耀史册的呢?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人均17%)。日本在1814-1929年的增长速度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而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速度高达64%(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莫里斯、迈斯纳在另一处又说，“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从这些事实来看，如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活力，没有优越性，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即使是与以经济成就相炫耀的改革时期年均增长也不过7%。

　　苏联的经济体制活力不足，也是有根据的。然而这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什么过错，而主要是政治上民主不足，限制了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同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作法就要优越得多。例如“鞍钢宪法”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毛主席就说，我们的“鞍钢宪法”比苏联的“马钢宪法”要好。人们看到，在那些民主充分发扬的地方，工人的创造层出不穷，生气勃勃，是十分动人的。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期间，如果不是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工人英雄的劳动，在那东北头顶青天，脚踏草地一片的莽苍苍的荒原上怎么会奇迹般地冒出一个大庆呢?这是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罕见的。

　　我们既然摒弃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呢?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据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形式下，不仅不应过早地废除商品经济，而且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里，毛泽东已经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讲透了。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这就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指导下的有限制的商品经济，是我们的出路。这种经济，可以搞得更好，更繁荣。我们应彻底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人民并非借助资本家才能生活，消除寄生虫，人民会生活得更愉快。

　　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有极大的重要性，应当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科兹，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揭示，在苏联崩溃前夕，党政精英、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这四种力量结成了亲资本主义的联盟，成为冲击和颠覆社会主义体制的最活跃的力量。其中尤以党政精英(党内高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依据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莫斯科的各类精英分子，约有77％是完全支持资本主义的；与此相反，人民群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赞成资本主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党政精英热衷于资本主义体制呢?因为，他们感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太可怜了，尽管他们已经拥有汽车、别墅、生活上享受各种特殊待遇，比自己的同胞要优越得多；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毕竟有许多限制，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转向资本主义，他们就可以拥有生产资料，大量积累财富，并传给自己的儿孙。这样他们的劲头儿怎么会不大呢?再加上他们手中有权，这个很厉害，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堡垒就是这样被从内部攻破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并且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师傅赫鲁晓夫。按毛泽东的说法，这些党政精英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或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吗?不是也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吗?他们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有的仅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民主派，有的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则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他们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总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不该转入社会主义，而应该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在世时，他们巧妙伪装自己，不敢公然发难，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他们便认为时机已到，遂利用党内思想混乱，一部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阴谋策划，分化瓦解，夺取了党政领导大权。他们的政治手法，似乎比苏联的同道来得高明。在政治上他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也绝不说出自己的目的，而是半是欺骗，半是强迫，一步步把中国拖入资本主义的深渊；对老干部则先是利用，等政权到手便一脚踢开，换上他们信任的“新生力量”；对私有化，他们与苏联同道一样热衷，但绝不采用什么“休克疗法”，一步到位，而仅仅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足够的温度、气候，使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极其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便是这样看来很慢实则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占领了。

　　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便是这样被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搞垮的。当年称雄世界的希特勒的数百万大军没有征服的苏联，当年与世界第一号强敌美国对阵而屡战屡胜的中国，却被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击败了。

　　这不能不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变。而这种事变，数十年前，就被一位历史巨人的慧眼看穿了。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样提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任务，以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来的。它是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发展，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座里程碑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成了的社会主义也会垮掉。这已经是国际共运揭示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历史上的革命(例如封建主对奴隶主、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有其不同的特点，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以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和旧的私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要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历史上的革命是以新的剥削阶级、新的私有者夺取政权而告终。因为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社会的“母胎”中生长成熟，只要把政权接过来，改变了妨碍新制度、新生产关系发展的上层建筑，新制度、新生产关系就可以迅速发展。而无剥削的公有制则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剥夺了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改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公有制经济，把农民小私有制经济改造为农民公有制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建成和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讲话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旧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但不止是消灭阶级差别，还要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改变人的私有观念和一切陈腐观念。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任务啊！不经过长期不断的革命，怎么能够完成呢？邓小平仅仅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成是“提高生产力”，难怪毛主席说此人“不懂马列”了。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他亲自领导的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的十年论战中，以及在中国亲身经历的党内外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于上世纪1962年9月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经典论述。1963年他在一次接见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地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正是基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演习。它确实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不仅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个别野心家的图谋，而且极大地锻炼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在各个文化领域，对封、资、修等旧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全面批判，大大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之中存存的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和骄娇二气，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扫荡，使他们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参加劳动也更加自觉了；文化大革命后建立的新班子普遍出现了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蓬勃向上的风尚；尤其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实践告诉人们：命运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出现了走资派，群众是可以造反的，是可以组织力量，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可以说，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开创性的意义，是最深刻最伟大的。不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么不完满，也不管它有一千条一万条缺点错误，仅仅有这一条也就足够伟大了，后世的人民就可以效法了。正像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说的：“公社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永存。” 

　　但同时，我们也无须回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其中，主要的错误是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甚至“虐待俘虏”，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观的教导。再加上挂牌子、坐喷气式等极端不文明的做法，也给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坏名声。这主要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运动开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严格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后来错误倾向出现时，毛主席又强调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惜这些指示并未得到应有的贯彻，而且往往把某些倾向推向极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今天，我们应记取这些教训。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极左思潮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在当时使革命的伟大成果受到损害，而且在毛主席逝世后，又被修正主义的头子利用了。他们正是利用了弥漫一时的不满情绪，才比较顺利地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老实说，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到这一点。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极左为右开辟通道，正是辩证法所展示的规律。　　　　　　　　

总之，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以利再战。在世界上一系列社会主义变质的国家中，当人民不堪忍受所遭遇的苦难时，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必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武器。那时地球上将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大革命。这些革命必然会依据各自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名称，出现不同的样式，不同的创造。中国的再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也必然会在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出现新面貌；不仅会避免过去的缺点错误，而且会做得更好、更理想。一句话，人民是要革命的，我们的预期也是会实现的。

　　七、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及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什么还会产生党内的资产阶级呢? 

　　要知道社会主义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是一个总的看法。具体来说，首先，它在经济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这种分配制度看起来是平等的，实际是不平等的，因为这种“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智力、子女多少等等是不同的，仅仅按等量劳动获取等量的报酬，这种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不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相当长的社会阶段内，由于物质生产状况和人的觉悟程度都还没达到应有的水平，也只能实行这样的制度。从历史的辩证法来看，对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既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加限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如苏联就把“按劳取酬”作了机械的理解，甚至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党政高官、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就拥有许多特殊待遇。他们不仅拥有汽车、别墅和一些特殊供应，少数人还拥有私人飞机。这样就造成他们与普通人民之间的极大差距。特权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转为公有，但是在思想上长期私有制形成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依然根深蒂固，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何况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仍时时在影响着它，敌对势力也不断向它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以上这些思想因素和还要长期存在的商品制度结合起来，不断地产生出资产阶级，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再其次，从政治制度上说，党和国家及企业的领导人，必须经常受到劳动者严格有效的民主监督才能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但往往这种民主没有到位，工人手中没有真实的权力，领导人便成为高踞于工农劳动者头上的统治者，可以利用当权派的地位和权力，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这样特权阶层就出现了。

　　以上种种因素，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旧会产生特权阶层的原因。党内的资产阶级，便是这个特权阶层演变而成的。由于他们与劳动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心理状态也不同。劳动者愿意发展社会主义，而他们却希望强化自己的权力和攫取更多社会财富，这样资本主义道路便自然成为他们的选择。为了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们又特意扶持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于是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这个新资产阶级便结成联盟。他们公然违反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甚至将新资产阶级分子引入党内，以便更迅速地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解除党的武装。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变，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

　　这些事变不能不唤醒我们对巴黎公社一些经验的重新思考。

　　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及党内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由于对上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也由于措施失当，致使党内出现了特权阶层，社会上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的联盟，遂构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终于在不少国家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刻骨铭心的最痛苦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一开始便提出了如下原则：“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出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巴黎公社的这两项规定，对于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同志对于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建国前夕，他就提出我们的党员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之初，又通过严肃的三反、五反运动，来扫除干部身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其间还严厉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等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除此而外，对于我国的分配制度，也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一向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时期惟一可行的分配制度。但同时又认为，在实行按劳分配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工资分配既要有所差别，又不要过分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免出现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有鉴于苏联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出现，于60年代末，他在号召学习马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又特别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要求。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党内出现特权阶层。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和措施得当，使我国社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状况是比较健康的。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使他们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这对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产生和社会上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特别重要的。

　　八、究竟建设一个什么式样的共产党，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我们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它只能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不能同时被称为人民的先锋队和民族的先锋队。它的阶级性是绝不允许模糊和改变的。只有保持它的阶级性，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和战斗性，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l、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灵魂。全体党员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起来，以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全党，使党始终保持革命活力。绝不能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它修正主义的建党思想引入党内，更不能听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胡说。把执政党和革命党对立起来，认为执政党就可以不革命了，就可以告别革命了，就可以成为超阶级的统治者了，这是极其错误的。

　　2、必须保持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才能保持我们党生气勃勃的战斗风格。

　　3、必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项革命实践中锤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并同党内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等机会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同党的干部的官僚化进行顽强的斗争，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才能保持党的不断前进。

　　4、必须始终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坚决拒绝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剥削阶级的分子混入党内，已经混入党内的各类阶级异己分子、腐化分子应清除出党。

　　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九、党的根本路线是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因此我们党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来推动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引导群众在这些斗争中来教育自己和提高自己。

　　建国以来，我党发动的各项群众运动，在推动我国的历史发展上，是功勋卓著的，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其中虽然有些群众运动出了一些缺点和偏差，多半是领导者的责任，群众的根本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今后的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的问题，不是以贵族老爷态度彻底摒弃和否定的问题。

　　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法律己显得薄弱无力。固然，法制建设是轻视不得的，但是轻视群众的监督和必要的群众运动，也是不可取的。应将工农劳动群众的监督和专门机关对干部审查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将群众拒之门外，仅靠政府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事业的方法是不成功的。修正主义者由害怕群众到害怕群众运动，由害怕群众运动到害怕革命，由害怕革命到反对革命。

　　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我们党必须把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来全心全意依靠他们。并以他们为核心把一切革命力量和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坚固有力的统一战线，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霸权政策，并不断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直至胜利。

　　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策的继续”。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是压迫剥削和战争灾祸的总根源。所谓和平、发展，实际是隐让着新的战争，战争必将引起革命，革命将制止战争。和平只能在挫败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可能。离开反帝反霸，空谈和平、发展，不过是对善良人们的欺骗。

　　二十世纪的历史也表明，是否坚决反帝，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也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修正主义者是从来不会真心反帝的。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往往是可耻的投降主义者和民族利己主义者，甚至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他们从来不会真心诚意支持其它民族的正义斗争。列宁说，不反对机会主义，反帝斗争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看法并未过时。而且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投机资本，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他们推销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殖民化。美帝国主义更是全球的元凶和霸主，它所说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为了从美国霸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世界人民只有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各自拉紧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才有可能。这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必须清醒看到，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它处心积虑构成的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由于在中东的得势和对中亚的渗透更扩大了。在台湾问题上，它不仅千方百计阻挠我对台湾的解放，且把支持台独势力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帝战略重点的东移，进一步加强了美日联盟。日本右翼势力也日益嚣张，蠢蠢欲动。其矛头都是针对中国。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高扬国际主义的旗帜，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坚定地与第三世界的人民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向以美帝为首的霸权势力做坚决的斗争。在坚持反帝、坚持国际主义方面，我们应该以毛泽东同志为光辉榜样，既要有不畏强敌敢于战胜强敌的伟大气概，又不受任何敌人的欺骗，才能为世界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苏联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后果

　　　　　　　　　　　　　　　　

　 苏联修正主义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所谓“改革”和“深化改革”的浪潮中，面对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运用的手段不同、所占居的时间长短不同，对社会主义否定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剧烈程度不同、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不同，但都宣称是要革除障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蔽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前进的“僵化体制”——其实是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消灭了当然“蔽端”和“僵化”体制也就不存在了。但苏联修正主义一出现，就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特征特性，总是公开否定原杰出马克思主义式领袖人物——斯大林，从而标榜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平制度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把伟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出现过的失误无限地放大百般攻讦，在充分肯定个人主义重大作用的同时，进行私有观念的重新启蒙并大搞“物质刺激”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污蔑为“教条主义”、“左”和“极左”并始终坚持庸俗的实践观，循序渐进地把一大批主张走资本主义的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提拔到党政军的核心位置或关键岗位，发挥其特殊的渐进推行资本主义的作用，然后又有计划有步骤地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逐步培植起适合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专家学者”基础的同时，却在“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谋福利”的口号声中，一步一步地收回了原广大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取消了整个社会的平等机制而不断地推进两极分化－－培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终使劳动大众重新回到在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什么也没有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等待别人来恩赐剥削、压迫和统治、养活——资产阶级专政。

　　二十世纪90年代初苏共的轰然垮台、苏联的分崩离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重新沦为资本家的奴隶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谜面十分深奥而谜底却十分简单的谜语。许多的所谓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其所得出的“见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并各持一词。特别是与“官方”有着千丝万娄联系的专家们总是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没搞好”、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有的则认为主要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和自己丢掉了老“祖宗”——戈尔巴乔夫改举“新思维”的旗帜，也有的认为是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形成了具有特权的官僚腐败阶层，造成了党脱离工农群众并与之相对立，如此等等。对于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原因，应该说不可能是单一的某方面原因，其根本的起因要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就必须回溯到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所创造的一系列“改革”现象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苏共20大结束时“突然”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和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的秘密报告－－“改革”的总信号和总标志。苏共自赫鲁晓夫集团选择了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去臆造当时这些领导人及其集团的动机和主观愿望究竟如何，只能是通过这条路线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情况来进行客观分析。但由于苏共选择的是一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自己通向死亡的道路，继任的最高领导人及其集团，或主动或被动地沿着这条道路的惯性滑下去，期间虽然也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复，经济上和军事方面还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辉煌，－－芸花一现的回光返照，但是走向死亡的结果则是注定的，而且“改革”越深入死亡的程度就越彻底，“改革”的步伐越快走向灭亡的速度也越迅速。苏共的最后分化和灭亡，苏联的最后解体和分裂等惨剧的爆发，既是苏共选择修正主义式“改革”顺理成章的事，也是这种修正主义式“改革”和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纵观赫鲁晓夫所开创及其后来的继任专家们承接下来的所谓改革，一连串的疑问不得不由然而生：当时是出于个人利欲熏心的需要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位置上公心的良心发现，是站在资产阶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主义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资本主义，是特殊人物的别有用心还是对共产党人真理的发现，是否定社会主义的需要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发展的需要，是真心想破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还是要借机否定伟人、达到获取自身崇拜的预谋，是出于个人私性膨胀原始动力还是准确地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真实愿望，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性的发作还是无产阶级理念和阶级立场的激发，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还是真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目的还是真正要改革障碍社会发展的蔽端，是新生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切身利益需要还是为了维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的需要……等等，历史已被某些官人和专家们故意尘封起来或用一些古怪的不着边际的托辞遮掩和被深藏得不见天日，这些深层的内核东西谁也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大师”们的言行和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进程进行理性分析，只有透过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从中廓清并找到修正主义“改革大师”们本质上是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理出最本质的头绪——“改革”专家和继任“改革”大师们——巧妙地纵容自己的私欲－－循序渐进而又最终实现集团私欲大膨胀并形成总体合力，与时俱进完成了总垮台和总剧变－－现实的总结果。这才是苏共和苏联灭亡的真实历史及客观存在着的本来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量变到质变。

赫鲁晓夫开创的修正时代

　 赫鲁晓夫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国家里，第一个高高举起修正主义“改革”大旗的人，也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进行否定共产党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创始人；既是在苏联公开否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始作蛹者，也是苏共内部第一个以最高决策者身份选择与马克思主义指向相反发展道路的创始人，更是第一个用共产党的行政权力推行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祖师爷。由于苏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并不断前进的，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示范性的效应与作用，所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对苏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腐蚀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引导性作用，其直接产生的恶果也是难于估量的。赫鲁晓夫开创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举动，既为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提供了方向性的“路标”——被后来者纷纷仿效，也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开辟了道路，还为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创造了条件——提供理论依据和手法、实践经验。

一、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的9月，赫鲁晓夫以阴谋手段搞倒了政治对手贝利亚、马林科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后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形成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逐步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所谓改革。赫鲁晓夫既是对前任杰出领导人进行全盘否定树立自己威信的创始人，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最早竖起“改革”大旗并进行所谓改革的大师，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进行资本主义式改造的创立者和推行者。赫鲁晓夫上台后所着手进行的所谓“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干部制度、对外关系领域、法制领域等几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借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拉开序幕，这个报告不具体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客观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只是一味地攻击斯大林个人的特有品德和直接形成的过错，但对执政党应如何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并没有提出明确有效的理论观点，也没有制定出如何有效防范的运作机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当赫氏个人地位稳固后则又人为地掀起了新的个人崇拜，其偏听偏信、任用亲信等等比斯大林有过之而不及。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在党建方面，抛出了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全民国家、共产党建设成全民党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达到的就是要使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阶级斗争复杂化的条件下，变成一个能够代表任何阶级利益梦想永远合法地进行执政的统治集团，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面对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和颠覆，国内新生特权阶级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由无产阶级革命党向高高在上和所谓执政党转变的先例。

（三）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适应“改革”的需要，实行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要求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级更换1/3，区级基层党组织更换1/2，频繁更换不适合“改革”形势标准需要的干部；平反一批斯大林时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所谓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原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解放”出来，并放置到重要岗位上继续让这些人发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更大作用。

（四）经济领域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曾多次尝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农业、商业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基本原则，强调和发展各项生产中的市场调节、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原则，以此来调动劳动者在生产领域中的积极性。

（五）社会阶段定位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所谓的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并在新的党纲中把超阶段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详细论述的和具体的设计和规划。

（六）对外交往关系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与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集团之间，已不在是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关系，而是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必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伙伴关系。

（七）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了适应和促进对内对外“改革”形势的需要，循序渐进地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与“新形势”相配套的国家法律法令，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并最终把“改革”取得的成果固化下来。

二赫鲁晓夫“改革”造成的后果

　 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的10年对苏联原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存在过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领域，都进行了全盘式否定式的“改革”及修正，这此所进行的“改革绝非他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阶级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旧的体制已不在适应而是严重地束缚了一大批各式新生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苏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所谓的改革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搞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为修正主义势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横行从此打开了绿灯。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

（一）有目的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运动的成效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秘密报告”适时抛出，对苏共和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各项革命及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从头顶到脚底被从为制造和故意泼上去的大粪所包裹成了天然的妖魔，是对苏联革命和苏联共产党历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背叛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篡改历史为私欲膨胀服务。

　 赫鲁晓夫把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活生生的斯大林，从生前天堂中的人民救星定为死后的魔王，由历史上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领袖变成了死后的资产阶级式的无耻小人，由过去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变为了死后的革命投机者，由活着的时候是打击反革命势力和反法西斯的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变成了只会摸着地球仪看进展的十足庸人，由过去慈祥父亲般的人物变成了死后无恶不作的妖魔，这在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心中对这种突然的历史性反差是如何感想呢，结论恐怕只能是模糊的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

2．人妖颠倒混淆是非否定苏共。

　 把斯大林由生前党和人民的功臣，变成了死后最大的历史罪人，由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的鲜明旗帜，变成了眼下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由始终忠实维护列宁形象和执行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变成了一贯只会与列宁作对的专家，由一生受共产党员和人民忠心爱戴的领袖，变成了专门欺骗共产党和人民的公敌，由存在于世时无私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变成了死后只会为自己谋权谋利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由终生有着大智大勇和沉着刚强，变成了死后只现残暴及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此等等骇人听闻而又是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历史的真实吗？恐怕只能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给自己乱阵脚，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自己给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制造口实和依据的怪异行动。

3．给历史留下无穷的后患和病灶。

　 赫鲁晓夫集团对斯大林的颠倒黑白的评价，把斯大林时期“批驳”得一塌糊涂和一无是处，给苏共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留下了什么呢？应该说留下的是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根本歪曲、背叛，留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潮流的又一次重大潮弄和反动！制造了共产党中的伟人对待人民是比帝国主义还凶残的“暴徒”事实，开创了一部分伪装的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可以任意夸大事物，并把全部错误归到某个人的名下而把自己标榜为唯一的正确者；给苏共和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乃至整个共产党不能相信、更不能崇拜，否则就会吃亏上当受编；遗产是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原来都是些政治流氓和政治骗子，所说的话都是使人上当的术语；遗留下来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自吹自擂出来的和自己标榜出来的，如果再有人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任何情况也不能相信；遗留下的产物是存在过的苏联历史，都不是真实的而全是假的和伪造的；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判断事物和历史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及标准，完全是根据当权者的想象、需要和爱好而定的。

4．搅乱了马克思主义战线和阵营。

　 私欲膨胀的赫鲁晓夫们对斯大林的所谓重新评价，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以及如何对待和评判革命运动中起到重大甚至是决定作用的伟人是非功过，如何看待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性丰功伟绩与斯大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制造和遗留下了一本厚重的胡涂帐。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这个历史事件的后果，既是对客观存在过历史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更造成了客观上的对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巨大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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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9/6/4 15: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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