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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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读书会 8 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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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风起云涌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2007）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邹诗鹏执笔来源：上海社会科学　　一、总体概况　　（一）一批新著新论涌现、学术活动频繁举行　　本年度国外新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类学术著作几百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论题广泛，既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有原著、基本理论以及人物的研究。哈贝马斯、霍耐特、柯亨、霍布斯鲍姆、大卫·哈维、卡利尼科斯、伊格尔顿、艾伦·伍德、雅克·比岱、诺曼·莱文、齐泽克、拉克劳、哈特、奈格里都有新著问世。同时，国际性的重要刊物，如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历史唯物主义》、《激进哲学》，美国的《每月评论》、《重思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评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科学与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法国的《今日马克思》，意大利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以及澳大利亚的《论纲十一》等，也集中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2006年，国外召开了上百场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或分会。重要的如：“《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英国）、“重思马克思主义”（美国）、“激进哲学协会第7届双年会”（美国）、“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构建”（德国）、“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抉择”（德国）、“当前的工人阶级”（德国）、“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议”（德国）、“容克（Heinz Jung）逝世10周年纪念会议”（德国）、“自由主义的终结”（法国）、“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国）、“哲学对话与当代马克思研究”（法国）、“列菲伏尔思想系列”（法国）、“葛兰西思想系列”（意大利）、“萨格里斯坦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纪念会议”（西班牙）。此外，全球左翼论坛、世界社会论坛、英国“马克思2006：抵抗的节日”、法国“《人道报》节”、葡萄牙“前进节”、古巴“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大型左翼活动中也都包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的分会。　　本年度还出现一些重要的学术争鸣，如围绕大卫·哈维所展开的有关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的持续讨论；围绕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发表25周年而展开的关于历史理论之争；英国关于新新左派及左派发展方向的争论齐泽克与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论；德国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俄罗斯有关修正主义的争论；日本学者关于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争议等。　　（二）注重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与多样化特征凸显　　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注重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及热点问题的研究。诸如帝国主义的新扩展及其困境、布什政府的执政困局、欧盟及其认同危机、经济金融化与经济民主问题、中东问题特别是伊拉克及伊朗问题，以色列殖民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墨西哥总统大选、拉美左派执政现象、美军虐俘事件、人权问题、劳资矛盾与阶级对立、腐败及国家司法机构的蜕变、全球性公民社会的滞后与全球无政府状态、生态环境以及女权主义、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物化，等等，都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而深化了对相关理论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若干年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而有所改善。2006年，卡利尼科斯、伊格尔顿、雅索普、赖特、大卫·哈维、霍耐特、拉克劳、墨菲、比岱、齐泽克、伊恩·亨特等人，都在就诸如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批判、阶级与阶级斗争、政治参与、承认政治、社会正义、话语霸权理论、意识形态、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解放与政治解放、后现代时代的去国家化与去民族化、女权主义、生态政治学等问题上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并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展开批判性对话。　　研究更显全球性与多样性态势。第一，所研究的问题、现象以及研究活动本身都趋于全球化与多样化。诸多主题，如新自由主义、帝国及新帝国主义、阶级与阶级对立、资本积累、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民族性与现代性、技术与消费异化，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全球性与世界性的课题，学术探讨也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范围而具有全球性质。同时，学术研究又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与国家利益背景。欧洲的拉克劳与齐泽克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论，则是在美国《重思马克思主义》上展开的，然而这本身又折射出美国与民粹主义的传统关联及其问题背景。第二，研究成果及其思想，也蕴含着人类整体性与民族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在追求一种令人尊敬的国际主义及其阶级立场。柯亨等人对反恐问题的研究，虽然一方面在继续强化其话语行为理论的特点，同时也张扬其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关怀与价值立场；而先前被指以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为由而强调价值中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也在阐述马克思思想立场方面呈现某种微妙的变化。　　（三）对文献、人物及其流派的研究升温　　由马克思一恩格斯基金会支持，德国、俄罗斯及荷兰等欧洲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及研究机构仍在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版）的编订、整理及出版工作。日本最初参与了这一工作，但随着材料收集、编辑等技术处理经验以及研究能力的积累，他们已开始独立编辑出版新MEGA版，由大村泉任总编；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试刊本）即涩谷版已在1996年出版。30年以前，日本另一位学者广松涉曾依据阿多拉茨基版并用德文编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前些年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并翻译成中文出版。但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等人认为，广松版的质量是无法与涩谷版相提并论的，他们希望中国学界重视新MEGA版而不是广松版。日本新MEGA版的编辑工作值得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但恐怕也不能由此而否定广松涉在编辑马克思原著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由此引发的学术理论方面的探讨与创造。　　在2006年，对马克思主义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取得新进展。俄罗斯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第18卷），本卷的出版对斯大林研究尤其是历史评价将会起到推动作用。俄罗斯以及一些欧洲国家还开展了对第二国际人物如伯恩施坦等人的研究，试图重新评价修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卢森堡、葛兰西显然是2006年的热点人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都侧重于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现时代资本积累、劳动、剥削、新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问题、资本殖民与文化殖民、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关联起来，加以探讨。列宁、希法亭、普朗查斯、阿尔都塞、列菲伏尔等人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和讨论。此外，继2005年萨特诞辰100周年之后，萨特再度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探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在开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的研究，毛泽东、李大钊、李达、邓小平一直是被探讨的核心人物，2006年也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也正在引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左派活动十分活跃，新新左派的出现与拉美左派的崛起值得关注　　200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组织了大量活动。以下这些活动影响较大：3月，“全球左翼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本年度的主题是“挑战帝国”，有1100多位左派人士与会；法国共产党第三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巴黎近郊召开，主题是“反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抗击右派”；5月，巴黎召开了题为“21世纪文明的赌注：抉择，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左派国际会议；7月，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主题为“马克思2006：抵抗的节日”的活动，近5000人与会，卡利尼科斯、托尼·本、伊格尔顿、大卫·哈维、梅札罗斯均参加了活动；9月，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办的“《人道报》节”在巴黎举行，包括50多场研讨会。另外，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欧的左派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葡萄牙共产党举办的“前进节”活动，吸引了数万人参加。再者，第6届世界社会论坛在亚非拉三地举行了主题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大会有近15万人参加，盛况空前，最终形成《巴马科倡议》，强调更为具体地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扫描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活动，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所谓西方新新左派的兴起；二是拉美左派的进一步崛起。　　新新左派的兴起以所谓“优斯顿宣言”（2006）的发表为标志，虽出现在英国，但在当前西方左派中却具有典型意义。在他们看来，当前的新左派，由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走向拒绝国际主义，由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的不满而走向反美主义，由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不满而走向反犹主义，从而已经陷入歧途。而新新左派则试图重建新左派的规范和价值立场，使左派与人类进步所追求的价值重新联系起来。因此，“优斯顿宣言”自称是“新进步主义”，代表西方平等自由主义左派的立场，并把自身的纲领概括为15条原则。“优斯顿宣言”的出现使西方左派中早已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显性化，表明西方左派正在分裂为激进的革命派和温和的改良派，前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统一起来，认为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后者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传统的自我批判，强调一个合理的社会要实现公正与自由的统一。如果说卡利尼科斯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安德森与伊格尔顿的“激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前一种立场，那么“优斯顿宣言”及新新左派则代表了后一种立场；“优斯顿宣言”的代表人物格拉斯就称自己是“自由主义心态的马克思主义者”。　　拉美左派的崛起是近年来的现象，这一现象在2006年进一步推进：左翼力量在智利、巴西、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大选中获胜或连胜，而在墨西哥、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家，左派虽未获执政地位，但仍然发挥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由于左派力量在拉美已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2006年被称为“拉美向左转”年。　　二、专题研究概览　　（一）新自由主义及帝国主义问题研究　　资料显示，对新自由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研究与抵制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左派活动的主题。　　对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　　具体可分为两个路向。一个路向偏重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维度。《历史唯物主义》2006年第4期专题讨论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研究者对《新帝国主义》与艾伦·伍德的《资本与帝国》作了比较，并区分了哈维的帝国概念与哈特、奈格里的“帝国”概念。研究者认为，《新帝国主义》揭示了“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但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 ner）指出，正如伊拉克战争从属于以实现资本积累为目标的全球性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从属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艾伦·伍德、卡利尼科斯等人则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带来国家功能的强化，权力的领土逻辑已成为新帝国主义的支撑，并实际上左右了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进而加剧国家冲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于近些年来国家在军事功能上的强化对全球安全造成的威胁深感不安。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2006）中，哈维则指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　　20世纪90年代，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世界历史已与资本主义同质化，但在近年来出版的《十字路口的美国》中，福山又对美国的国际困境十分担忧，并提出所谓“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方案，整合道德国际主义与军事单边主义。但是，佩里·安德森在《国家》的书评文章中指出，福山通过强化帝国主义提出的设想根本不可能解决“9·11”之后的美国问题。法国学者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则认为，恰恰是“9·11”以来的“新美国世纪”即新的帝国主义战略使新自由主义达到了自身的界限。德国学者哈恩（Erich Hahn）、德佩（Frank Deppe）、比努斯（Gretchen Binus）等人系统研究了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需求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离政治自由主义及启蒙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总体性力量。　　另一个路向偏重于经济。受索罗斯有关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鼓舞，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近年来明确提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当前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2006年激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资本积累与社会积累问题。德罗奈及奥哈拉等人指出，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资本积累与社会积累的关系，不仅不会带来全球性的经济福祉，反而带来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大卫·科茨与马丁·沃尔夫森虽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但并没有形成调节主义式的制度结构。《今日马克思》2006年第2期“新自由主义”专辑也强调，应从帝国主义视角展开对现阶段金融性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帝国现象的分析评价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理论的建设问题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既有左派式的价值批判与抗击模式，也有类似于《帝国》式的学术分析模式。原则上讲，这两种模式并行而不悖，因为价值批判与抗击模式是以学术分析为基础的。而2006年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要求更为审慎地思考自由主义与帝国现象的一定的合理性。美国“《重思马克思主义》2006”第一个专场的主题就是“帝国主义与民主的梦想”，很多学者认为，对于新自由主义诉诸于民主而干涉全球政治的做法，不能像传统左派那样仅仅指责为空洞的话语，而是承认、强调和讨论民主在帝国观点中的建构性意义，承认民主对于实现全球经济与政治正义的价值。这里也涉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继承与阐发，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探讨。德、法、意的学者明确提出，应建设性地解读马克思、希法亭、卢森堡及列宁等的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金融资本理论等，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探讨，则呈现两种路数。一种路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并拒斥自由主义，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左派如卡利尼科斯、多梅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等人的观点。多梅尼克·洛苏尔多在其新著《自由主义的反历史性》中，通过追溯自由主义“从贩卖黑人到推行奴隶制合法化的种种历史”，强调告别“圣传式自由主义”的历史必要性。另一种路数是承认并分析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以此为马克思主义作某种辩护。法国《今日哲学》第1辑中一篇题名为“超越与列维纳斯的先知意识”的文章，指出列维纳斯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探讨，已经破除了自由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从自由到奴役的说法；法国学者还从系谱学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这种研究，也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优斯顿宣言”及新新左派的理论依据。　　关于如何抵抗和克服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的探讨　　研究者不仅研究了当前现实而复杂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克服和抵御方案。帝国化在历史上造就了殖民化，但当下帝国化又造成同质体系及其殖民体系的内爆与抵抗。不仅帝国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受强势国家排斥的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加入反对和抵制的行列。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问题本身就在瓦解现代以来的“西方”概念，并引起日益激烈的讨论。在这一意义上，多种抵御方案，诸如建基于“个人”主义或“自由社会”之上的“多元化”方案，或比岱那种通过构造“世界国家”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帝国政策的方案，或基于民族-国家及地方性的对抗性方案，都包含着值得分辨的政治认同及立场。但是，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仍然要面对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日益加重的掠夺与剥削。正如罗伯特·沃德（Robert Wade）在《新左派评论》第2期《窒息南方》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世界金融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问题，并使南方国家负债累累。大卫·科茨尤其关注中国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及其世界意义。卡利尼科斯则把拉美左派的崛起看成是反全球化运动的新力量，甚至认为查韦斯与莫拉莱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已经超越了不痛不痒的'改革’而开始追求另样的世界”。基于反对美国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拉美左派提出了反自由主义的构想，即“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按照拉美左派思想家哈内克的见解，新自由主义既是经济计划，也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左派一定要予以抵制。拉美左派越来越意识到依附式模式的危机，阿明在《每月评论》上撰文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弗雷斯特·赫尔顿（Forrest Hylton）在《新左派评论》第1期的《玻利维亚的山崩》中指出，拉美国家自由化的初级出口模式的潜力亦已耗尽，建立在殖民基础上的共和秩序也宣告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新自由主义抛弃，倒不如主动放弃——这等于是为莫拉莱斯的选择提供了一种证明。　　（二）阶级问题研究　　阶级问题研究在国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度沉寂。但近年来呈复兴之势，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方向是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另一个方向是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级问题研究。　　阶级问题研究在国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度沉寂。但近年来呈复兴之势，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方向是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主张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流，反对以边际效应理论替代劳动价值论，重视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分析，重视对阶级的集体力量的分析，主张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价值立场上，激进政治经济学反对市场万能，反对消费主义逻辑，强调生活质量，特别强调劳动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及其福利的改善，支持被支配阶级旨在改造社会-经济阶级环境的变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国外后发展国家在阶级问题上的探讨接近于，甚至是依附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方向是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级问题研究。其主题不再是马克思及列宁所强调的阶级冲突，不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所强调的阶级意识，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级异化问题，而是在新技术革命及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在传统工人阶级衰落及其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围绕着新中间阶级以及社会构成等问题展开的带有明显“去阶级化”色彩的分析与探究。　　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地域传统与问题背景。以美国为例，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强调所谓“劳工民粹主义”传统，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下，用“中产阶级社会”避开“工人阶级社会”；而在一种总体的“无阶级社会”传统下，美国在阶级研究上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明显要弱于，甚至服从于非马克思主义视角。但是，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矛盾的尖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美国出版的两部新著，即大卫·哈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以及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虽然主题不一，但都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重要性。美国《每月评论》2006年第7、8月号的主题就是“阶级”。一些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只是确定在经济及财产占有关系上。列宁尤其强调阶级之间的剥削与压迫关系，但没有考虑到阶级关系的动力性质以及阶级之间的协调与服从关系，因而应当加强对于阶级的组织化、阶级意识以及阶级的再生产与自我保存方式的研究，以增强美国社会的自我改良及进化能力。福斯特则将阶级研究上升到相当高度，按照他的判断，当前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且也是20世纪社会科学普遍停滞的症结，就在于缺乏一种完备的阶级理论。一些文章挑战了美国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传统看法，通过对美国阶级的实证分析，指出，美国仍然存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现象，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在增强，但资本家通过调整收入与财富分配仍不可能使所有人受益。一些文章则剖析了统治阶级对整个当代社会系统的控制，主张以权力而不是财富来把握美国的阶级状况。另外，有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引入种族研究及女性研究，探讨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种族学与妇女运动理论的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安德森等努力下，英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传统。近十多年来，安德森、汤普森、伊格尔顿、威廉斯、汤林森、斯图亚特·霍尔等人，使阶级研究在诸如文化理论、生活实践、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全球文化、后现代、后殖民、性别及种族等文化研究及批评领域拓展，但近年来文化研究很不景气。与此同时，“9·11”事件以来英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变化及调整，又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使得阶级研究再次复兴。200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研究，集中于劳资对立、经济危机、剥削、阶级冲突、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研究既贯彻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及其阶级意识，同时又在努力拓展新的视角。譬如，柯亨与伊格尔顿都在研究恐怖主义，前者的视角是话语行动分析，后者则是某种渗透着谱系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分析。围绕迈克尔·莱波维兹（Michael Lebowitz）的《超越资本论》是对资本的研究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的争论，也呈现着不同的阶级倾向性。拉克劳则提出了新的观点，在他看来，由于意识形态已失去同一性，并且成为“空的能指”，因而已不可能将阶级与意识形态同一在一起。　　在德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阶级理论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1991—2006年，仅《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就发表了有关阶级问题的文章50多篇。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赞成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于2003年决定将今后的重点放在“阶级社会”上，并致力于“德国阶级研究”项目。2006年该项目举办的“当前的工人阶级”学术会议，专门研究自微电子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内部的快速分化及其对阶级理论研究的影响。索恩（Manfred Sohn）认为，“工薪阶层”的日趋增加已导致了工人阶级概念的消失，海因斯·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提出了“资本化工人”概念，以描述当前工人阶级的分化与碎片化现象，明德（Renate Müunder）特别分析了列宁的“工人贵族阶层”在当代资本主义管理领域的变化；研究还表明，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产生了一个新的“下层阶级”即“社会无产阶级”；诸如低收入群体、失业者、单身母亲、边缘群体等。也有不少观点认为只存在“不断变化的主体’，并不存在所谓“工人阶级的退化”，海因斯·迪特里希就主张，从生产、分配以及阶级斗争三个层面进行阶级区分，并强调发挥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法国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也在认真思考阶级问题。2006年法国左翼人士比埃尔·库-萨里（Pierre Cours—Salies）、让·洛伊坎（Jean Lojkine）和米歇尔·瓦卡路利斯合著出版了《新阶级斗争》，在法国左翼思想界中引起很大反响，《人道报》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此发表评论文章或举行专题讨论会。《今日马克思》上半年的“异化”专辑也论及当下的阶级冲突等问题。雅克·比岱同意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分，但认为统治阶级应当进一步区分为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所有权极”（the property pole）与建立在组织化机制之上的“权能极”（the competence pole）。比岱认为，马克思本人只考虑市场机制及所有权限，而没有考虑组织及权能极。但对于组织化及权能极的批判，则可表达出对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　　2006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蒂文·怀特（Steve Wright）出版了新著《风暴天堂——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本书力图超越传统左派的分析框架，把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确定为作为历史发展动力根源的阶级斗争，全书系统梳理了战后意大利自治主义理论的理论背景（20世纪50年代反斯大林思潮与工人左翼运动）以及其后20年间的发展，揭示了安东尼奥·内格尔、马里奥·托蒂以及博洛尼亚等的理论贡献，肯定性地指出了自治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激进运动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拉美马克思主义的重点领域。受古巴经验的影响，一些拉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探讨：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崛起过程中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拉美左派的理论与行动逻辑，本身就包含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拉美左派的崛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除了外部原因外，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后发展态势下，拉美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分化也是拉美阶级研究兴起的背景。按照海因斯·迪特里希的观点，阶级斗争之所以在拉美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存在着控制经济权力的寡头集团对国家及其政治权与文化权的控制，这加剧了权力阶层与被排斥阶层的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探讨　　一些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引导意义。与此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也主张通过积极应对当代问题，通过自我变革以及创造性地阐发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一些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引导意义。卡利尼科斯认为，当代左派有三种主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法国后现代主义与平等的自由主义，但是，在他看来，其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区别并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正义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本体论和规范基础，而其他两种资源都是片面的。梅札罗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反市场化性质，也只有它才能抵制越来越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霍布斯鲍姆一度曾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困惑并提出了异议，但霍氏现在认为，从苏联模式中的解放以及全球性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真正开放和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绝无仅有”且“不可思议”的现代性批判价值。在德国，迈特舍尔（Thomas Metscher）提出了“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拒绝多元化的即“复数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n），但他又承认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回答，霍尔茨（Hans Heinz Holz）、豪克（Wolfgang Fritz Haug）、米勒（Eva Müller）等则明确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原理仍然是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比岱在《何谓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请人们从哲学本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作适当区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内在批判，通过严肃地对待现代社会及其自由、平等、理性，通过一种社会理论而非宗教式的思想建构，从而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它表明现代思想如何通过市场与组织走向了它的反面，而马克思主义本身恰恰是这一时代的本质的哲学精神。比岱坦陈了承担马克思主义思想使命的艰难。以P．И．科索拉波夫、B．C．谢苗诺夫、Д．B．赵哈泽为代表的俄罗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在不遗余力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斯拉文看来，必须从源头上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进行考察，揭示马克思主义对于俄罗斯现实生活的意义，历史地反思俄罗斯最近二十年来的变化，重塑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重建价值。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只有马克思才是黑格尔所谓“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思想家，也只有在差异性和外在性纷纷解体的全球化时代，在黑格尔主义终结的历史时刻，马克思思想才真正向我们开放。　　与此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也主张通过积极应对当代问题，通过自我变革以及创造性地阐发来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泽普曼（Werner Seppmann）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应该通过对其思想基础的重构，通过告别理论世界观、依靠实践哲学视角，特别是创造性地接受社会及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从而实现“再政治化”。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的宗旨就是反思、批判和创新。2006年，《德意志哲学杂志》也专门刊文探讨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当代性问题。很多观点认为，应该也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反思与批判；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注意到它所批判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的自我变革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存在片面性与偏见；有的论者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庸俗的和教条化的理解；另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语言的亏空进而导致无力建构相关学科（如美学）。　　2006年，美国桑尼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两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著作：布拉德利·麦克唐纳（Bradley J．Macdonald）的《践行马克思：一种活传统的当代交流》（Performing Marx：Contemporary Negotiations Of a Living Tradition）与马赛厄斯·弗里奇（Matthias Fritsch）的《记忆的承诺》。前一部著作在马克思本人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下，探讨了作为一种活传统的马克思思想如何建设性地向当代开放。后一部著作立足于不正义记忆与正义记忆问题，检视本雅明在对俄国与德国的革命失望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述，并考察德里达在苏联崩溃后对马克思的“弥赛亚式”的继承，从而开放和阐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及其历史哲学。　　依照传统的分析，是否坚持激进的革命立场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程度。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拉克劳式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不考虑甚至要求悬置相应的价值判断。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十分复杂。至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在运用话语分析方面已越来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柯亨的专文《投掷第一块石头：谁可以、谁不可以谴责恐怖主义分子？》以及2005年墨菲出版的新著《论政治》（On the Politics）分别见证了这一动向。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和朱尔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2006年的新著《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中，将卡斯托里亚迪斯列为第一位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论述，以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与左派传统的内在一致性。其实，就连自称是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拉斯，也高度推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在一篇《谈论马克思的十条理由》的文章中，他从十个方面阐发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原创性的阶级社会理论、实践及变革的世界观、异化劳动理论、《资本论》的划时代贡献、商品拜物教理论、阶级分析理论及其社会历史观、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人道主义及自由王国理论、人类解放论及其对道德、法律及文化活动的全方位渗透、本文性与时代性的内在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创造性阐释，在学术意义上也涉及对“修正主义”的重新理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伊则尔曼在2005年出版的《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修正主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认为修正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以及促进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创新方面是有意义的。此书特别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作了辩护，认为伯恩施坦从道德层面对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论证与马克思从经济层面上的论证是互补的。奥氏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俄罗斯学者的肯定，但也有学者认为奥伊则尔曼的研究在价值判断及学术立场上有失公允。奥伊则尔曼的《为修正主义辩护》的出版及其争论不是偶然的，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凸显，很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确定的问题，都在尝试进行开放性的学术探讨。　　（四）若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　　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很多理论问题展开了探讨，本报告其他一些方面已涉及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剥削、劳动、分工、劳动价值论、公平、自由、正义、自然观、语言、空间、性别等，此外，还重点探讨了如下基本理论问题。　　异化　　异化是本年度的热点领域。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上半年刊即异化专题；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第7、8月号的主题也是异化问题。在相关探讨中，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异化与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区分、商品拜物教、异化的扬弃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等思想得到重视和新的解读。很多学者认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伊冯·基尼奥（Yvon Quiniou）通过《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比较研究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从劳动之中、而是从劳动之外寻求人的解放，劳动异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弗兰克·费施巴哈（Franck Fischbach）尝试从齐泽克的“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é）理解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一些研究还通过解读卢卡奇、萨特、海德格尔、弗洛姆、列菲伏尔等人的异化思想，分析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另一些研究将异化与性别问题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本人不仅不反对性欲，而且还展开了对商品社会中性欲堕落为商品的深刻批判，而马克思所批判的状况在当代社会依然在延续并且恶化。梅札罗斯于2006年再版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第五版），在题为《异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演讲中，他指出：在战争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威胁下，市场已越来越成为人所无法控制的异化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时代，危机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阿格尔则明确提出了“异化消费”思想。　　辩证法　　近些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侧重于方法论的指导与分析，强调对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生态问题的具体分析，贡献了不少缜密而精妙的成果。对大卫·哈维来说，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元理论，不仅只是将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联结起来的形式统一，同时也是人与周围环境的沟通及互动关系。在其新著《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哈维贯彻辩证法的分析方法，通过建立“空间论的矩阵”，对空间、社会历史、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精彩分析，显示出辩证法方法对于分析现代性现象的优越性。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克里斯托夫·阿瑟，也在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的内在总体性》的文章中，用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总体性方法”精湛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　　马恩差异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问题是马克思学研究的重点。始作俑者美国学者诺曼·莱文1975年出版了《悲剧性的欺骗：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明确提出马恩差异问题，并在1984年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强化。2006年莱文出版新著《分歧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第一卷：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关联起来，通过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分析，得出恩格斯违背黑格尔的结论，进而强化如下三个结论：（1）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差别；（2）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3）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此外，德国与法国也在探讨马恩差异问题，主张将马克思的思想与以恩格斯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将马克思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理论与恩格斯的文明论区分开来并肯定后者。　　历史理论　　2006年发表了较多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成果。其中围绕柯亨所展开的讨论值得关注。柯亨在1978年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此书将分析方法引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并获得了成功，从而开创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潮。但在2003年柯亨著作出版25周年讨论会上，人们在肯定了柯亨成就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批评，美刊《科学与社会》2006年春季号“柯亨专辑”发表了这些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柯亨分析整个历史过程的理性选择理论。卡利尼科斯的批评最为尖锐，他认为柯亨理性选择的症结在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指出柯亨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且没有站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保罗·诺兰（Paul Nolan）指出，阐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理性选择过程，本身就是历史进化的结果，阿兰·卡林（Alan Carling）则提出一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的首要性机制”来补正柯亨的理性选择理论。二是对柯亨所强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大卫·莱卜曼（David Laibman）提出应重视人类意识及其“意图”（intentionality）对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复杂作用，以确定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保罗·威瑟利（Paul Wetherly）更为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应将国家理论引入历史理论；伦佐·洛伦特（Renzo Lorente）不同意柯亨关于马克思取消劳动分工的说法，因为马克思所要废除的分工是指狭义的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及广义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　　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福利国家的成功，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在70年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理论的复兴，80年代以后则转移或扩展为整个社会科学对国家问题的浓厚兴趣。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处于低潮。新世纪以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及帝国主义批判的开展，国家理论又呈现加强之势，哈贝马斯、吉登斯、大卫·哈维、艾伦·伍德、雅索普、墨菲、比岱等，针对国家与社会、民族一国家、后民族一国家、国家与意识形态霸权、新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去国家化等课题，从政治地理学、激进政治学、话语理论、调节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等各个角度展开研究与建构；对葛兰西、阿尔都塞、普朗查斯、列宁等经典人物的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也是国家理论。2006年，国家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事件或进展则是：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讨论、墨菲新著《论政治》、雅索普对葛兰西空间理论的关注以及比岱的“世界国家”理论，等等。　　民粹主义之争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特别是在欧美、俄罗斯以及拉美地区复活，民粹主义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题。齐泽克与拉克劳则在2006年展开了一场争论。在2005年出版的《论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表征了政治的本质，应当被看成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因而激进主义或解放政治在不主张革命的前提下推进的“特殊议程”是可行的。但齐泽克指出，“后政治”的兴起使得政治被还原为冲突性利益的理性管理，民粹主义也蜕变为“后政治之内在的影子翻版”，民粹主义因其构成性的神秘化倾向从而不可能成为解放政治复兴的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沉湎于“特殊议程”而遗忘普遍革命。拉克劳的反驳认为，一切涉及权力的话语之密切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一切政治认同都是民粹主义的。通过强调权力话语的内在性，拉克劳提出了“立场战争”（a war of position），并批评了齐泽克式的极左主义，认为齐泽克需要的解放主体不是民粹主义的人民，也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而是“火星人”。这场争论虽然只是争论者的独白，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是真实且急迫的。　　民族与宗教理论　　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与宗教的区别，但同时也关注宗教问题，解放神学的兴起显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近些年来全球时代的文化与民族问题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相关问题作深入探讨。近年来，哈贝马斯一直在从事后民族国家、宗教世俗化以及信仰问题的研究；2006年，关于哈贝马斯与宗教的研究又出了两部著作，即《哈贝马斯与神学》与《圣徒与传播：基督徒与哈贝马斯的道德对话》。比岱也在思考民族问题，他认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作为市场与组织的结合，他还区分了阶级-民族-国家结构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奈格里通过后现代的流放处境分析了去国家化与去民族化现象，并指出当代知识分子确立“超越性的世界主义意识”的必要性。　　消费理论　　消费问题日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热点问题。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焦点之一是所谓消费异化思想，这一思想来自于弗洛姆，近些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异化消费”部分取代工薪支付的观点。与此有别，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看来，从生产向消费的主题转换，意味着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工人在生产及劳动领域的矛盾依然存在，消费仍然只是社会生产过程及其关系的一个环节。调节学派也认为主流经济学家以个体消费界定消费行为，根本就没有看到消费本身是一个社会过程，而鲍德里亚式的消费理论则只是从经验、功能性以及统计学上考察消费活动，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主张用“消费的社会化形式”以及“工人阶级消费的社会化形式”取代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调节学派更为关注资本化过程中的消费模式社会化以及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但这种理解是否比鲍德里亚的理论更优越，尚不得而知。但消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鲍德里亚的离世，一定会推进有关消费理论的研究。　　（五）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20世纪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诸如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托派社会主义等思潮及研究却十分活跃，近年来特别活跃的则是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以及以拉美左派及其社会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民族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　　英国学者瑟尔鲍姆（Goran Therborn）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积极的政治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的现代性理论家的关键，他批评当代左派割断了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并把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导的现代性批判蜕化成了文化批判与哲学批判。但瑟尔鲍姆也承认文化批判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当代左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那种三联体，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三联体，已经破裂，因此，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实践中贯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他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存在一个面向时代的反思与开放问题。　　到底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史上，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托派社会主义都曾从道德伦理角度把握社会主义，而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被片面地看成是没有伦理学内涵的唯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多属于道德伦理维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兴起，又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维度。不过，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本质同一关系及其所指向的价值信仰（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学维度。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Tony Andreani）就认为，同时包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可能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维度与伦理维度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当前的理论趋势正是从对立走向对话沟通。近年来相对沉寂的市场社会主义，就在关注社会主义的价值合法性问题。埃瑞克·赖特（Eric Olin Wright）指出，以解放议程为主旨的社会科学应该能够通过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并通过“社会授权”以控制国家尤其是极权主义国家，从而通向享有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位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卫·科茨，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他认为公有制不仅能够发挥稳定的国家经济政治功能，也是社会公正以及人民福祉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英国学者阿林·科特里尔（A．Cotterill）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计划模式，强调在劳动价值论与价值科学基础上实现计划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达到社会生产的最低技术消耗，他相信管理科学与信息技术有助于推进这一模式。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上的安排，也是伦理上的安排，因为没有伦理安排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正如比岱所言：“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底层民众的话语权”。但需要反思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很难实现其预期的社会正义？　　对当代社会主义史的清理、反思与批判　　2006年出版了若干著作，如奈格里与人合著的《再见了，社会主义先生》、保罗·莱波兰克（Paul leblanc）的《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经验：全球化时代共产主义与激进主义研究》，狄奥多尔·A.布尔札克（Theodore A．Burczak）的《哈耶克之后的社会主义》、杰克·卢兹科的《何为左派：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对历史的反差》，都是对现当代社会主义史的反思批判。在《再见了，社会主义先生》中，奈格里等人集中分析了近二十年来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左派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的危机及其抗争战略。奈格里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有关左翼行动尚不成熟的观点，认为在当今时代，因为旧的分配形式已被淘汰，国家权力的离散性也为底层的民众运动提供了空间与自治权，因此左翼的变革仍是可能的。　　对前苏东地区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批判性反思仍然是重点。在俄罗斯，这一研究隶属于其复兴文化传统的浪潮；在东欧，则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自治社会主义传统，并出现了“新社会主义”运动。而在北约东扩的大背景下，相当多的东欧社会主义者又认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2006年，时逢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50周年，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文章，主题集中于斯大林模式，个人崇拜以及“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义等。研究中列宁思想也受到质疑乃至否定，但更多的学者持反对意见。比如法国“一元化的新共产主义”就明确表示：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的否定不能进一步导向对列宁及其“十月革命”的否定。　　在经典左派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卢森堡、葛兰西、普朗查斯一直是“热门”人物。2006年，德国开展了对作为德国左派开创者的阿本德罗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其中，德佩（Frank Deppe）等人明确指出阿氏在宪政框架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已经过时，罗默则主张不应把阿本德罗特的思想过于学术化。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德国学者莱比格尔虽然也承认二者的一定关联，但他仍然认为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阐释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容纳马克思意在通过革命、通过解放被剥削阶级以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不过，他们的确为左派经济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　　比岱实际上正在建立一种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在他那里，组织化机制之上的所有权极与权限权的同一，既实现了对社会底层的整合，也通过将市场与私有财产边缘化从而使组织者本身成为高等阶级及特权阶级；这实际上是对计划体制下权力腐败的分析。按照比岱的分析，计划体制并不等同于理性，而市场体制也不等同于非理性，这一分析将人们带入市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比岱同样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能够解决自身现代性过程中的问题与难题，尤其希望协调好权限权与所有权极之间的矛盾。　　对社会主义现实及未来发展的分析谋划　　近年来，德国学者提出一种颇具号召力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模式，这就是不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社会公正。法国新出现所谓“一元化的新共产主义”，主张重新反思阶级斗争的现状，反思传统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主张建构新的民主机制，即从一种“民主的、自治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走向“以人民运动为中心”的“一元化的”社会主义。迈克尔·莱波维兹（Michael Lebowitz）在新著《当下就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明确主张建立全球社会主义。梅札罗斯则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是资源稀缺条件下最有利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理性的社会控制模式，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不能无限地放大个体，也应当有效地避免前苏联模式对个体的扼杀。另一位激进经济政治学者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则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七点建议，其中有关既利用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抵制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已经具有生态政治学的意向，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还提出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新的理论范式。200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纪实》的主题即“与自然和解”，意在建立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联系，推动生态的可持续性与民主社会主义。　　很多研究及建议直接针对中国。罗默明确地把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大卫·科茨则希望这种既利用又超越市场的中国社会主义经验能够成为全球典范；比岱的分析，也有益于剖析时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德国学者彼特斯（Helmut Peters）通过对中国学者著作的解读，明确反对中国告别国家社会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还强调在分析类似问题时应当尊重中国自身的思想及话语。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动向　　社会主义研究无疑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主题。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立足于现实，围绕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与民族独立的关系、阶级绝对化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胡志明的社会主义思想等主题展开。2006年，越南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以及胡志明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越南高度重视并研究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古巴的研究则围绕古巴模式的社会主义，注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的研究，近年来更多关注古巴民族性、美洲团结、国际新秩序、反帝国主义、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反美洲自由贸易、反恐怖主义等。2006年，古巴还编辑出版了切·格瓦拉的遗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进行了相关探讨。一些学者还致力于反思苏联与古巴的社会主义史，并提出借鉴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议。朝鲜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显然是朝鲜自身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以及金日成主体思想，同时也探讨苏东的历史教训。2006年，朝鲜哲学界将主体思想确定为“人是社会主义存在”并展开论证，强调主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独创性；在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研究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于“先军政治”的论证与阐释，也开展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研究。　　近年来，拉美左派相继在智利、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获得成功，在墨西哥、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出现了所谓“拉美向左转”的现象。实际上，查韦斯执政委内瑞拉并明确推行“新社会主义”以及“21世纪的社会主义”理念以来，拉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就呈兴旺之势。其中有两位理论家的工作值得关注。一位是智利籍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哈内克。在哈内克看来，左派是所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致富逻辑、并为建立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而奋斗的所有力量的总和，而古巴革命与解放神学的兴起则是拉美左派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苏联模式则是“已经失败了的、不人道的和官僚的社会主义”，而拉美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则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也对拉美左派目前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全球化、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导致工人阶级的碎片化，认为政党道路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另一位就是德裔墨西哥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海因斯·迪特里希，其最新著作是《查韦斯与21世纪社会主义》（2005）。海因斯·迪特里希通过古巴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比较，对古巴社会主义改革提出了若干警示性建议。在2006年，他指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参与式民主”，认为委内瑞拉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他强调抵御门罗主义。
------------------------------------------- 实言	2009/3/9 17: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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