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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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历史的反思 8 再论改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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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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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涂改历史的后果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艰难地进行着，按一些所谓社会精英的说法：正在打一场“攻坚战”。只是一场“战役”，竟然长达三十余年。久攻不下，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很坚固的，不是随便动摇得了的，也证明这场“攻坚战”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可以肯定，即使改革“完成”了，国有企业、银行、资源、土地都卖光了，也只能证明其大方向也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再次发生并取得胜利。       


第一节  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修正主义者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糟蹋了，就借“改革”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毛泽东，说“由于他们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搞平均主义打击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经济发展”。其实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不论是解放前的几千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都说明前苏联和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是最辉煌的。把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突变统统归罪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把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某些失误推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头上，归罪于斯大林、毛泽东没有把经济搞好，欺负逝者不能为自己辩护，是十分卑鄙的。他们甚至于把前苏联解体前欠下的2000多亿美元的外债也归罪于斯大林，还要我国从中汲取教训。这完全是颠倒黑白，重复叛徒赫鲁晓夫的一派胡言。试问斯大林死于哪一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从哪一年开始的？为什么现在发生的事件归罪于半个世纪前的斯大林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斯大林对前苏联人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历史是涂改不了的。我们必须把事实搞清楚，理直气壮地为斯大林翻案。
苏联十月革命后，仅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百年才取得的经济文化发展成就，使苏联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二号工业化强国，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强国——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拯救了全人类，在航天和尖端技术方面跑在美国前头。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不会颠倒黑白，把这看作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苏联解体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后，国民经济长期陷入困境，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苏联人民生活也因此急剧下降，苦不堪言，更不能证明什么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能证明修正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的失败。现在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号称中国第几代的领导，竟然也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成是什么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苏联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还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是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这是无耻的叛徒，是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的谎言编造注解。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还可以迷惑一些人，必须用事实予以彻底驳斥。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于1928年，到1957年大约50年时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不管是苏联官方的统计，还是西方的资料，都证明这一时期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1940年前后，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三十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全部自己生产，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竟然凭自己的实力，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以后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惨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号强国，而且在国防和航天技术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产生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势均力敌。如果说，斯大林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没有搞好，又如何解释修正主义者上台以后，江河日下，负债累累，国家解体，主体国家也从世界上第二号强国跌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第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同苏联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在艰难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漫长的、曲折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建立起与苏联人民的血肉联系，并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钦佩和尊敬。然而，自从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以后，思想界理论界或是宣传、舆论、教育界把斯大林模式讲得“一无是处”，甚至比“华尔街老板”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诽谤还要恶毒得多。
究竟什么是斯大林模式？所谓斯大林模式就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忠诚地捍卫列宁主义路线，同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的托季反党联盟、布李右派反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对于在苏联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在三十年代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指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有以下六个特征：
　　（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
　　（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
　　（三）、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
　　（五）、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源泉，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事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
　　（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它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做工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280、281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
    这个斯大林模式也是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制度，是受到劳动人民衷心拥护广泛支持的制度。正是这个斯大林模式，在三十和四十年代苏联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创造了二战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苏联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继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由1913年只相当于美国的6.3%，到1985年达到美国的80%；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使苏联的国民收入1985年是1913年（十月革命前最高年份）的89倍（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统计），其增长速度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是说，在实践中，斯大林模式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硬说苏联经济没有搞上去，斯大林模式失败了，这是弥天大谎！由于战争和国际环境原因，斯大林时代对农业控制过严，人民生活用品工业发展相对慢了一些，这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需要，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必须争取时间着重发展重工业，最快实现工业化，加强国防力量等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苏联在希特勒的突然进攻面前，就会因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而亡党亡国。这国际环境逼出来的，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老爷们找到蛊惑人心的借口，胡说：“苏联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太慢了”，其实，当时苏联经济发展也大大超过了工业化前的生活水平。人们要问，为什么在实现工业化前苏联没有发生解体，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却解体了呢？为什么高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百分之三十，和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相接近的东德也几乎同时崩溃了呢？这些都是斯大林模式失败论和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论无法解释的。所以，只要心怀坦白，不抱任何政治偏见的人，都会在历史事实面前承认，斯大林使苏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历史有力地证明，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是应该肯定和歌颂的。连从二十年代开始在苏联搞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亲历斯大林时代，并在1949年被当作美国间谍关进监狱驱逐出境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也在她所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的前言中客观公正地写道“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
　　正是由于斯大林模式在三十、四十年代取得的辉煌胜利所显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和同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崩溃大倒退的严重危机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二战后相继有十多个国家都基本上根据斯大林模式联系本国国情建立起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斯大林模式就成为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模式。这些国家的实践，都进一步显示了这一模式的优越，从而使这一模式成为人们理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看来，斯大林模式失败论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加以掩盖，借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误导人们错误地认识苏东解体的原因，为当今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辩护。这一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历史的真实不是任人随意改变的。
　　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遗留给苏联人民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上台后，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开始，逐步篡改了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也就是篡改了斯大林模式，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赫鲁晓夫模式，使苏共逐步脱离了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了朝气。当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是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高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大好时机，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美国搞军事竞赛，耽误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所有这些就使苏联的经济发展日趋没落，完全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造成的。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950年至1960年为10.2％，1960年至1970年为7.1％，1970年至1980年为5％，1980年至1985年为3.6％。这才是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渐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真正原因。
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苏修抹粉，企图把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干的坏事，归罪于斯大林，这是不可能得逞的。赫鲁晓夫以反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是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全盘否定马列主义，给苏联党员和人民脸上抹黑，造成思想极大混乱和信仰危机。苏共“二十二大”后又鼓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过”、“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一马列主义的核心，从思想上解除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武装，以致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进攻面前完全丧失了识别和抵御能力，使苏联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迅速走向腐败堕落，跌落不可自拔的资本主义泥潭中。据资料表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大部分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由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斯大林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新思维”、“改革”、“公开化”的旗号，用欺骗苏联人民的手法，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完全丧失，对变了样的马列主义已感到厌恶，对苏共和政府各级官员已深恶痛绝，这就是叶利钦喊一声解散共产党，屹立七十多年的苏联大厦顷刻坍塌的真正原因。
苏联历史演变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苏联解体不仅不是什么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恰恰相反，是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斯大林模式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共产主义的叛徒，长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它惊人地验证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无比正确，验证了毛泽东关于：“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著名论断。经过修正主义者近四十多年的执政岁月，前苏联一步一步地走向腐化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人民从失望到不满，最后，“不堪一击”，红旗终于倒地，像濒危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这不能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
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程，深刻地告诫无产阶级不要以为社会主义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又掌握着政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两种制度经过几十年竞争的结果，恰恰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答案。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运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制度是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这已是为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历史同样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现实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如果不认识这个问题，不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解决，丧失了政权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凭借它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还占有着历史传统优势这一点，还可以打败掌握了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苏联东欧解体的历程还告诫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的主要危险是来自执政党内出修正主义，来自党的领导人看不到还存在着严重阶级斗争的右倾思想。二战中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面临崩溃的危险和逼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强大压力，实施罗斯福新政以后，对无产阶级实行了一些福利收买政策，对生产关系作了某些调整，同时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依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残酷地剥削和掠夺，使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加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这就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孳生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和各种推崇资本主义的右倾思潮。正是这股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在毛泽东逝世后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苏东解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转，走入低潮。在当今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的国际大气候下，无产阶级必须像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坚决彻底批判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从而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推向高潮那样，坚决彻底批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总结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经验出发，坚决打击一味推崇照搬资本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抛弃社会主义的右倾思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推向高潮。
当然，斯大林是有缺点的，苏联共产党也有缺点，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有缺点的，不完善的，都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以后才能取得成功，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要求领导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在极端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不发生任何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当然，尽可能避免错误或尽可能少犯错误，是必要的。问题是错误己经出现，应当如何对待？是站在主人翁立场上，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今后工作中尽可能少犯错误；还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或者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无限上纲，夸大事实，歪曲真像，蒙蔽群众，鼓吹开倒车，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后者是赫鲁晓夫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一贯手法。
正因为发展中的事物是不完善，通过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是必要的，但只能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不断完善生产关系，绝对不是否定一切，推倒重来。有些所谓精英说：所有制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核心，“所有制是绕不过、躲不开的，改革必须触动所有制”，这话没有说错。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化，把公共所有经济甚至是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变革所有制开始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公共占有，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也要从所有制开始的，变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长期的舆论准备之后由戈尔巴乔夫完成。戈氏的所谓“新思维”主张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他们提出，要搞实质性改革，就要从所有制改革入手，叫嚣“人间正道私有化”；提出，国有制改革的出路是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前苏联解体前通过戈氏的“私有化方案”，他的口号是：把属于人民的总体的财产分给人民个体。为了表示公正性，每个居民分得一万卢布的“私有公证券”，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每个公民发了一辆国产小轿车。从浅薄的小生者的眼光来看，这个数量确实不少，但是，用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来衡量，问题就曝露出来了。马克思说：“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9—110页）过量的发行货币，只是意味着增加符号，但不能增加符号所代表的价值，结果只会随着符号总数的增加，使每一符号所能代表的金、银铸币的价值按同一比例减少。事实上每人一万卢布发下去以后，货币迅速贬值，物价飞涨；不到一年这一万卢布的证券只能买到1公斤香肠，到1998年五万卢布仅能换一元人民币。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是俄罗斯国家拨款的50个研究所之一，所长月收入不到2000卢布，所里其他人员也都不到2000卢布，过去2000卢布可以买10双最好的皮鞋，现在只能买到两条鞋带。俄罗斯的主食是面包、洋葱、土豆等，除面包的价钱和中国差不多以外，其他蔬菜的价格大约是中国的二到三倍。   
斯大林时期70%的俄罗斯人就有别墅，现在这些别墅早就残旧了，成了旧房子。其实就是几间小木屋，这些小木屋旁边都有小花园的。现在俄罗斯人每到周末去别墅已不再是一种休息，而是去种地，不是种花草，是为了生活而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去种过冬的蔬菜、粮食等，收割后窖藏起来，有的做成咸菜、果酱，一个秋天要做几十、几百大瓶。这是俄罗斯工资外的收入来源。准确地说，现在俄罗斯经济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而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现在俄罗斯大量国有企业因设备残旧无法更新而倒闭，社会财富被官僚特权阶层鲸吞，大量资金外流，国内资金严重不足，灾难性事故频频发生，国家日益贫困。据资料显示，仅1992——1993年就有200亿至300亿美元流向西方，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0%的人是靠侵吞国有企业发家；90%私人企业老板过去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年通货膨胀率为2500%——3000%。拖欠教师、军人和工人的工资，这是斯大林时期没有的，国有企业被用低得惊人的价格出售，通过小卖大送，或者干脆明卖暗送，落到了少数暴发户手里，用人民的财产培育了一批新贵族。据统计，占人口7％的富翁已经占有全国40％的财富，私有化没有发展经济，反而使经济萎缩，生产连年下降，直到现在仍然在低谷中徘徊！
我们应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清除修正主义者撒布的流毒。对所谓“斯大林模式”不应全盘否定，对我国自己创造的好经验也不应全盘抛弃；对西方经济学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节，苏东崩溃过程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共产党的危机是从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的，毛主席说过：“苏联是早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迟早也要丢”。苏联的解体，归根到底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从思想、立场、观念上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理论到行动都背叛了无产阶级，成为西方资产阶的俘虏，再加上国内诸多矛盾，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鼓噪下，迅速“解体”的，也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其根源从20大赫鲁晓夫当权开始，到1991年“八一九”事件经过三十五年的“改革”，马列主义红旗终于被涂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被撕得粉碎，踩在叶利钦的脚下。这是20大以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苏联共产党内虽然也有过几次抗争企图结束苏联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但是由于核心受挫、政权、军权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经过修正主义者长期腐蚀和败坏，苏联共产党名存实亡，党内外丧失信念，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自然得不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群众的支持。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样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
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搞得“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暂时还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来就是一个叛徒，只是被比他伪装得更巧妙、更狡猾的同伙叶利钦赶下台，两贼相争没有什么可惜。除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挂勋章式的颂扬之外，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都对他鄙视，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
有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光荣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叛徒集团，长期以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党和政府官员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所至，这也是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的。
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信仰危机开始的，党的指导思想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认为“凡是有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精神世界具有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二重性，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社会和个体的综合。人的精神世界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生存的，人的本质是类，是群体。这种类、群体和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成中精神世界的本质属性。但人的自我意识则以个体的生存为载体的，人的肉体的需求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生活中人的个性化膨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类或群体和社会属性被抽去，人的本质被曲解为以个体为本，人和动物的差别就消失。由于利益对个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个性膨胀，人的本性被扭曲，就会破坏类和群体的社会属性，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对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的追求，形成不同的党派，共产党如果不以解放全人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是先人后己，事事为自己打算，人的社会属性被扭曲。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往的革命总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彻底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它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要运用政权去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并开拓通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共产党和别的政党的区别。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他们推行的是个性化膨胀的修正主义路线，效仿剥削阶级，运用政权去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由此引起权力变质。因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是最严重的考验。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自从赫鲁晓夫当权以后，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前苏联的政权一天也没有安宁过，你争我夺，一次一次政变，一个一个被赶下台。前苏联权力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苏联学者有一种说法；列宁认为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相反，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的工具。这两种看法的，都是对的，因为，列宁是对共产党还没有执政的条件下来说的，那时，权力只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路，争取全国人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斗争；斯大林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并不单纯是追求权力的，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意识形态只能为巩固政权、发展政权服务，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服务。苏共执政后如何应用政权的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扫清道路，这是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以后，有相当多的老党员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于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革命胜利以后自然就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逐步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滥用权力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有些人则以入党作为谋取名利的机会。在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上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老党员中产生了居功骄傲，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各级党的组织从单纯的业务观点和经济观点出发，降低了党员的政治标准，有许多投机份子则持大学文凭或卖弄嘴皮子，通过花言巧语，投机混入党内。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批暂时的同路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就飞黄腾达、出卖灵魂、搞特权、向党和人民要名、要利以谋取物质利益为目标。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和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化变质。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把对革命理想和信仰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和灵魂就越肮脏，腐败的成份越高，背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权力特殊化。不能正确看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索取“报酬”的资本，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掌权以前以攫取权力是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在掌权以后，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在苏联有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剥削，却没有消灭权力剥削”。什么是“权力剥削”？就是少数拥有政治特权，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剥削人民。苏联在二战以后就有人以功臣自居，官员的特权越搞越多，例如：（1）特宅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店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户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公仆官僚化。官员不愿意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贪图享乐，凭发号施令过日子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据苏联报刊说，不仅“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坏事不摇头，好事不点头，不解决任何问题，唯唯诺诺过日子，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分钱”。“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当时苏联报刊揭露的涉及苏联中央政府商业部副部长贪污受贿案，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一大批党政官员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案，不单在苏联国内营私舞弊、进行权钱交易。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俄罗斯的暴发户不是靠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趁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之机，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致富的。他们暴富的手段五花八门。诸如拆借银行资金；以股票和证券投机来掌握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利用职权廉价购买国有资产；偷税漏税；有的则勾结外国资本从国有资产的拍卖中赚取暴利。俄罗斯九大富豪之一霍多里科夫斯基以1亿6千8百万美元就买下了年收入3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的约克西石油公司的控股权。波塔宁在第一副总理楚巴伊斯和尼姆佐夫的帮助下，以18亿美元买下了国家电信投资股份公司中国家掌握的25％的准控股权，从而控制了电信垄断企业。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寡头已浸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些亿万富翁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如今，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均被他们控制。众所周知，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是俄罗斯权力机构的晴雨表，谁控制它，谁就能引导俄罗斯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方向。
此外，这些大寡头还能左右俄罗斯外交政策，使外交部听命于他们的指挥。例如，卢克石油公司同伊拉克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合作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协议。于是，俄罗斯外交部便在美伊武器核查危机中千方百计地进行调节。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外交上的事就是生意上的事”。
苏联解体后，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苏共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权力是人民赋与的并服务于人民的。作为执政党的官员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那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谋福利；而夺得了政权的党的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追逐权力作为目的，为自己谋私利，到头来，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即使像苏共这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轰然倒塌！
总之，通过苏联东欧解体的惨痛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客观、清醒、深刻、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矛盾，掌握社会主义社会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搞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是马列主义正确路线，什么是非马列主义的错误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自觉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士。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观察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搞好革命和建设的指中路明灯。所以，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这一伟大理论，用这一伟大理论武装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









第三节，前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剧变”，它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启示？ 
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为实践检验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实验场，仔细观察其实际效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攻击，把握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代价，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号称精英的经济学家故意宣传，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改革难关，社会经济形势正趋向好转。实际上这些报刊报道国际新闻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西方和俄罗斯大通讯社的消息，而这些大通讯社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控制的，倘若俄罗斯经济的病症略有减轻，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一定会大肆宣扬，而俄罗斯经济的病情出现恶化，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则会压低调子报道。９７年初俄罗斯政府通过大量举借高利贷外债，发放了部分长期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俄罗斯和西方新闻媒介都广泛宣扬“形势大好”，９７年国际货币基金在召开的年会上也曾宣称，“俄罗斯经济前景令人感到乐观”，但是，９７年底俄罗斯就开始爆发了金融动荡，而且９８年以来俄财政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戳穿了西方媒介关于俄罗斯经济好转的谎言。墨西哥和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西方报刊也曾广泛将其吹捧为“经济奇迹”，以诱导其它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效仿。 
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前景仍然困难重重，他批评了某些参与俄罗斯改革西方经济学家，为了给自己推荐的错误改革药方辩护，随意制造俄罗斯即将摆脱经济困境的舆论。他说，“他们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接受。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竟然没有数据支持”，“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刚刚宣布取得了改革的胜利”。 
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道路，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政府顾问，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的过程，其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的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其激进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放开价格、工资“一步到位”，放弃政府干预并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供求；解散各级政府的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和明晰产权界定，以求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勒紧对原来国营企业的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这种作法似乎属于“全面、系统的改革”，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的确是很完美，可以实现微观体制转轨和宏观控制的同步化，似乎实践中也应该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曾许诺“半年内控制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增长”，可惜事实却完全相反。
斯蒂格利茨指出，“对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0%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
俄罗斯经济经过连续多年的严重衰退，社会失业和人民贫困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已下降了一半，不仅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生产下降，轻工消费品生产也大滑坡，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的煤炭、石油产量下降了４０％左右，机械产品如机床、拖拉机下降了８０％左右，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也下降了８０％左右。农业方面，俄罗斯的粮食生产下降５０％，牛的饲养头数减少２３％，猪的饲养头数减少３５％，农用拖拉机减少３０％，收割机减少４０％，食品供应严重依赖于进口。
目前，美国通过诱导俄罗斯进行自杀性激进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实力，迫使脆弱的俄罗斯经济全面依赖于西方，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甚至丧失了制订本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俄政府为勉强度日被迫出售战略行业的国有资产，放宽外国资本购买战略行业资产的限制，外国资本正大举进军俄罗斯的石油、通讯等战略领域，俄罗斯的股市价值大约６０％已为外资所拥有。国际货币基金还以推迟贷款来威胁俄罗斯，要求加速大型工业企业的破产进程，以帮助西方垄断资本廉价控制俄罗斯经济，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罗斯已从工业生产大国，沦为西方的矿产等自然资源输出地，他说“我们应该清楚一点：即一个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要找到愿意开发这些资源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难，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时候。然而，更难的是创建一个以产业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1994年，制造业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比重仅为7%，而自然资源投资却占了外国投资总额的57%。1997年，虽然数据依然不够完整，但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外国投资比重进一步下挫，大约为3%左右。投资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吸引，而不是用于生产制造方面”。
斯蒂格利茨还幽默地讽刺道，那些冷战经济学斗士们，似乎自认为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罪恶”的重任。那些主张实行休克疗法人，那些主张迅速实现私有化的人，至今仍认为问题并不是冲击太大，而是药方太小了，冲击太小了。实行的改革还不够激进。药是对的，只是病人没有按医嘱进行治疗！一个俄罗斯的改革者最近讥讽说他们颁布的法律都没有错，就是没有执行罢了。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已从起初的诱骗办法，转向不加掩饰地剥夺前苏东国家的经济主权，如强迫俄罗斯将男性公民领取退休金年龄提高五岁，尽管改革后男性公民的人均寿命比以前下降了五岁，以节省政府经费保证优先偿还欠外国资本的债务，９７年初趁保加利亚出现全国饥荒之机，强迫其廉价出售邮电通讯等战略行业的控股权，强迫乌克兰大批关闭矿山，取消进口产品的质量检查等等。９８年３月２３日俄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解散政府，据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文章报道，“叶利钦的决定与俄内务部于３月初提供的一份报告有关，该报告称改革进程不仅引起了不满情绪，而且正在导致对改革者的强烈仇恨，国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多半是年轻人）准备拿起武器反对政府，如果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话，看来一场武装暴动正在酝酿之中”。叶利钦深知由他在情报部门的亲信所呈送的报告，不同于一般报刊的文章或反对派对俄罗斯局势的估价，该报告所警告的武装暴动并非是危言耸听，阿尔巴尼亚前总统贝里沙当选后曾推行了高压政策，但因他造成的社会灾难导致了民心丧尽，９７年阿南部发生武装暴动时军队竟然自动解散，叶利钦显然担心重蹈阿前总统贝里沙的覆辙，不得不趁早解散不得人心的此届俄罗斯政府，但是，俄罗斯的困境是改革方向的根本失误引起的，不断更换政府也很难缓解已经积众难返的社会矛盾。俄罗斯政治动荡中普里马克夫当选为新总理，他深知以前的市场改革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公开宣称打算纠正以前改革中的错误作法。但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垄断资本从以前改革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普里马克夫采取了不同于以前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对稳定国内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许多新政策触犯了国内外垄断资本的利益，如加强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限制金融寡头将掠夺资产转移到国家，遭到西方和俄罗斯垄断财团的强烈反对和破坏，最终他们怂恿叶利钦罢免了普里马科夫，由叶利钦选择自己在安全部门的亲信担任总理。
八十年代前苏联缩小了同美国的工业化差距，于是认为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联合国有关机构也将前苏联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前苏联改革初期，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过上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罗斯选择资本主义改革道路造成了巨大灾难，非但没有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蜕变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前苏联广大人民因领导人推行改革的失误，付出了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巨大代价，遭受了黑社会泛滥、传染病猖獗和广泛失业的灾难，饱尝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瓦解的痛苦。１９９８年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宣布，不再将俄罗斯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恶化，包括医疗开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财产集中程度和社会贫富差距等等，其人均寿命甚至降低到了不发达国家的水平。６０年代前苏联曾以世界上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保障瓦解，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同改革前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净增加了四百五十多万人，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数是中年人，俄罗斯居民的平均寿命也下降了五岁，这种恶劣情况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类似的社会灾难己经在中国发生了，就意味着多死亡三、四千万无辜的人民，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应容忍类似灾难在中国重演。
二、 揭开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 
９８年俄罗斯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道路的失败，特别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曾经探索过多种改革道路，强化激励、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影响，戈尔巴乔夫认为产权改革才是关键，决定大力推行股份化，并将其称之为“社会化”。
１９９０年，苏共中央向２８大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决定以此来加快经济改革。９１年戈尔巴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发表宏论称“我们愿意实现经济自由，但这主要由社会来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推动人们进入股份企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许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人们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主张激进改革的叶利钦。
叶利钦曾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他主张推行私有化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但是，俄罗斯民众没有料到私有化的结局，竟然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家族的垄断，昔日号称“反腐败英雄”叶利钦，如今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１９９１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早在１９９４年底，俄罗斯已有７０％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统计资料，９８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有５０％陷入了亏损，有２５％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
俄罗斯社会早已广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新兴腐败经理阶层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无法监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种变态的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就无法改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长期性的。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目前，俄罗斯形成了掌握经济命脉的七大垄断财团，通过其拥有的大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提供政治资金和安插内线关系操纵政府决策。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惟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的不同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百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
前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应特别应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前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前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却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９４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前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其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前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秩序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结果是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８０％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９７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９６年总统选举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近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３０％，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１５０％，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实质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９８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８０％，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 

三、 戳穿西方经济理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带来巨大恶果，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启示，就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照搬西方规范经济理论，不能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出发，特别应警惕代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我国经济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一般建立在许多抽象假设基础上的，不仅难以反映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更是南辕北辙。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倡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还直接服务于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一直打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幌子，名为奉行不干预经济政策，实为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借助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国家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但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一些西方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置之不理，最终因社会动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因此声誉扫地，曾经长期陷入一蹶不振。二战后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西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自由主义理论甚至被认为是反动思潮。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过包装又趁机卷土重来，攻击二战后的政府干预经济和的社会改良，公开主张重新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时代”。
尽管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的抨击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显得漏洞百出，仅仅是有争议的非主流学派，但是，在西方右翼政客和大垄断财团的全力支持下，居然在英美等国政坛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八十年代，英、美两国保守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号召，曾再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十年中两度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原来缓和的贫富差距再度显著扩大，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看起来是主张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主张复古倒退。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越来越声誉扫地，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出于政治经济战略利益，仍然通过操纵一些国际权威经济组织，向第三世界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兜售，用贷款附加条件的办法逼迫这些国家就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前苏联、东欧采取的“休克疗法”，也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药方。这些国家普遍因采纳了其错误的政策主张，长期遭受了经济衰退、失业加剧和贫困恶化的巨大痛苦，民族工业逐渐落入西方跨国公司手中。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制造了一些神话般的经济理论陷阱，真正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买办资本以及新兴的政治权贵。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业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贫困率仍高达８５—９０％，经受了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１９９９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９７年５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长，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长，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它牺牲了７０％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
第三个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９６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９８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四、 为什么前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为什么前苏联会放弃“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什么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垮台？
为什么前苏联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军事实力，而且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就业、医疗和养老，却反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制度“剧变”呢？
为什么前苏联“剧变”不是发生在僵化或谨慎改革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全面改革的年代？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存亡而又急待解答的重大问题。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计划经济不完善，这是事实。但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优越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１９１３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的国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反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假若社会主义确实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历史上总是贪婪地掠夺别国资源的西方列强，决不会突然改变本性大发善心，甚至对以前的敌对国家也进行大量的援助。一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曾强迫德国割让了大片工业发达的领土，放弃了７４％的铁矿和２６％的煤矿，而且还需支付难以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世界上有许多人口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拥有一亿多人口和丰富的资源，但主要工业行业几乎都为外国公司垄断，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拥有前苏联同美国抗衡的经济军事实力。  前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前苏联为美国的百分比）             
１９５０年 ６０年 ７０年 ８０年 
国民收入         ３１     ５８  ６５   ６７ 
工业生产         ３０      ５５   ７５   ８０ 
钢产量           ３０      ７１   ９５  １４２ 
发电量           ２２      ３３   ４３   ５３ 
工业用电         ３１      ４６   ６９   ９１ 
原  油           １４      ４２   ７４  １４２ 
天然气           ３ １     ２ ３   ０    ６９ 
化肥产量         ３１      ４３  ８８   １１０ 
化学纤维           ４      ２７  ２８    ３０ 
水泥产量         ２６     ８１  １４１  １８０ 
农业生产         ５５     ７０   ８５    ８５ 
谷物产量         ５６      ６９   ９９    ７０ 
棉花产量         ５４     ４７   １０５  １２２ 
铁    路         ６８    １７５ ２１８  ２４７ 
社会劳动生产率     约４０         约４０ 
工业劳动生产率     ４４ 约  ５３     ５５以上
有些人仅仅将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静态的比较，这种比较是片面的。八十年代中苏外交关系比较紧张，妨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前苏联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动态的比较分析。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五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８０％，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与北欧社会福利国家相差不大，工人农民均享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而且前苏东国家人民没有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就业保障比较西方的失业救济制度，能够为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舒适的环境。前苏联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８４年的中学入学率为１００％，而美国同期的中学入学率为９５％，法国为９０％，西德为８０％，巴西仅为３６％。在社会治安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以社会秩序良好闻名，显著优越于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前苏联、东欧的发展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和美国，但是，这种情况同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起步不同有很大关系，而且西方长期实行的封锁遏制政策也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同起步较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当接近或略胜一筹，在重化工业和高科技方面更为发达，在消费品工业方面可能有所逊色。南欧国家尽管享受欧洲联盟的经济援助，但仍然存在不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近年来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２０％，社会收入分配也更为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也落后于西欧。
前苏联、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包括拉美的许多新兴工业国家，无论在国民收入、工业化水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１９世纪英、美就曾对拉美进行了大量工矿业和铁路投资。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经济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弊病，由于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于私人资本和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贫富差距悬殊，人民贫困严重。１９８０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１．１２亿，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９２亿，占拉美人口的４６％，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墨西哥在６３—７５年间，占人口５０％的穷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１５％下降为１３％，而２０％的富人的收入比重则由４０％上升到６０％，八十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以来，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８５年拉美城市的公开失业率为１１．１％，半失业、隐性失业现象更为严重。尽管拉美国家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但是，由于拉美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贫困严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落后，而中国改革前生产资料分配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医疗卫生事业较发达，因此，拉美许多国家的人均营养水平和人均寿命都落后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拉美国家还存在严重的贩毒和贪污腐败问题，黑社会将贩毒视为积累财富的捷径，许多人为贫困所迫而卷入，致使贩毒现象遍布城乡；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由来已久，丑闻不断，黑社会的贩毒贿赂加重了这个问题。尽管前苏联经济远远优越于拉丁美洲国家，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犯罪猖獗等许多方面，已接近甚至比拉丁美洲国家的状况更为糟糕，这些中国在改革前都是没有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写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十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六十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的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六十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一些社会精英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改革前，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
显然，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投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八十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中国修正主义者不愿相信这是阴谋，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实际是有意误导人们步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继续吃美国人开的药方，这就是自取灭亡，还能作何种解释？
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培养前苏联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少长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分辨能力，容易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培养了盖达尔等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后来分别担任了俄罗斯总理和政府部长的要职，成为俄罗斯推行灾难性“休克疗法”的主力军。西方国家纷纷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谋划策，撒切尔夫人曾亲自向他面授“私有化”的奥秘，趁机诱导前苏联进行自杀性的激进改革，有意利用自由化市场的内在弊端作为战略武器，以求彻底摧毁前苏联作为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提出了“改革阵痛”的烟幕蒙蔽前苏联人民。不幸的是，前苏联的领导人和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仅仅熟悉以前帝国主义时代的“硬战争”，对于西方采取的“软战争”却完全缺乏戒备。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直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办法，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政治、经济改革设想，其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东欧地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举行了有反对派参加的全民自由选举，经济体制方面准备实施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五百天计划”的过程。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符合前苏联国情不难想象。这些改革措施来自西方的规范药方，不仅脱离了前苏联的实际情况，还严重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实践中推行矛盾重重加剧了经济混乱，国民经济从以前缓慢增长变为加速下滑，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产生了怨恨不满情绪，从初期选举中主要投共产党改革派的票，转为投激进反对派的票，最终导致了叶利钦上台和前苏联的解体。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不是不能改革，问题是如何改，朝着什么方向改？，前苏联领导人推行错误的改革政策的，这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西方摧毁前苏联的“软战争”却大获全胜。前苏联人民现在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不幸的是这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对美国和西方是有热情的，但是，由于改革六年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五、 警惕西方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软战争” 
   美国政府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重点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攻心战略，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这是西方家深入研究了前苏联制度的优缺点，专门攻击其薄弱环节的一种精明厉害战略。二战后美国曾依靠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经常采取封锁遏制甚至军事侵略的行径，但是，美国为自己的傲慢态度付出了沉重代价，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领悟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理想主义的优势，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敌，但是，假若西方采取“攻心战”瓦解其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就有可能诱导其领导人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或因改革出现失误不慎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无法获得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的保障，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但是，国内外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专政机构，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因此，即使这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人民也绝对没有机会和平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们，整体上是真心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的，假若他们认为改革符合全社会的利益，甚至愿意为改革而牺牲个人的既得利益，至少不会像资本家那样采取暴力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鉴于侵略战争和封锁遏制的失败教训，意识到难以通过“硬战争”打败社会主义国家，才提出了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发动“攻心战”瓦解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国采取“攻心战”的秘密战略瓦解前苏联，导致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用同样的办法对我国进行“攻心战”，并取得同样的效果，那种所谓中国由于有武太的理论，才避免了，重复苏东复道路，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美国同前苏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尼克松访华也是为了摆脱越南战争困境，因此，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拟定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国近代史上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掠夺，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从来不曾对中国发过善心，反而不断发动战争强加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呢？把掠夺成性的强盗说成慈善家，把帝国主义数百年一直不变贪婪本性，竟然改变了对华态度，甚至变成了战略伙伴，岂不自欺欺人？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态度根本不可能改变。只是由于我国解放后工业化成功和综合国力日益强大，迫使西方国家无力推行侵略掠夺和封锁遏制政策。冷战期间，美国曾花费大量财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战争中不惜耗资近两千亿美元，但是，遭到了惨重失败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无奈中国修正主义者改了”冷战”的国际政治战略，采取了以”软战争”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越战失败之后美国许多国际战略专家提出，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应试图利用一系列新的战略政策武器，来实现支配世界战略格局的目标。美国国际专家的提出的战略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包括局部地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经济文化交流和经济军事制裁手段，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许多著名的国际战略专家还早就提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及早设法阻止这一实力均衡变化趋势。假若我们认为西方积极资助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是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并成为现代化强国，那实在是一种误入西方陷阱的幼稚想法，因为，西方垄断资本绝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我们从许多微妙迹象不难洞察西方的对华战略动机，如８９年布什访华不忘特别拜访方励之，克林顿在白宫“偶然巧遇”达赖喇嘛等等。我们从西方一贯奉行的国际地缘战略方针，以及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大量客观事实，不难知道西方列强时刻都在寻求分裂瓦解中国，假如说西方尚未公开针对中国的秘密战略，仅仅是因为尚未获得类似瓦解前苏联的“胜利”。近年来随着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获得成功之后，美国的国际专家和新闻媒介纷纷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综合国力日趋强大威胁美国的利益，竟然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潜在战略敌人。敞若我们对西方的对华战略缺乏清醒认识，随时可能误入西方列强设下的战略陷阱，为潜藏在正常交往中的战略暗器所重伤，甚至重蹈前苏联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覆辙。从美国政府针对前苏联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们不难知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正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断定，社会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选择，否则美国何必不惜耗费巨资发动秘密“攻心战”，何必将８０％的外援提供给社会主义周围国家，敞若社会主义真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中华民族何以雪洗一百多年来的耻辱，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当然，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强的经济条件资助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国际政治战略的目的。国际文化经济交流的机会增多，为我们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是我们争取民族利益斗争的胜利成果。的确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由于追求富裕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许多人难免急切地希望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以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定带来经济繁荣，没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忽略了造成中、西方之间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以及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状况。西方邀请我国大量的官员、学者进行访问，这些官僚和学究们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舞厅里，弄得头晕脑胀，天昏地转，根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的生活，就妄加推测中西方差距之大，从而动摇了对本国制度的信心。但实际上，他们看到的不是中西方差距的扩大而是缩小，看不到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旧中国的留学生曾倍感西方人的严重歧视，饱尝“东亚病夫”和“劣等民族”的屈辱，甚至激励了许多出身资本家地主家庭的留学生，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深感国家贫穷软弱遭受外人欺负的耻辱，他写道“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法、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西方列强被迫放弃了封锁遏制“硬战争”策略，我国到西方考察或学习的官员和留学生，普遍受到来自强大国家的客人应有的礼遇，从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的截然不同境遇，我们应该体会到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但是，新中国毕竟仅有数十年的工业化历史，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巨大的差距，敞若不从历史的动态角度来进行思考，有些人如此对中西方经济比较产生认识误差，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一定怀疑，西方国际战略家正是希望利用这种认识误差，诱导我们对两种制度的比较产生判断失误，进而瓦解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误导我们作出类似前苏联的错误改革选择，落入美国”攻心战”秘密战略设下的陷阱。某些西方国际组织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派，曾大肆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数年内即可达到西欧国家的富裕水平，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于求富心理，误导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错误政策。事实证明，俄罗斯非但没有因此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善良愿望被自私的政客愚弄了。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能够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如今却沦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乞丐国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没有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惨痛代价中吸取教训，反而重蹈覆辙。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上百年，西方列强再也无法用军事强权威胁我们的民族生存，也无力支付封锁遏制中国的巨大代价，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让我们因急于求富和判断失误而自乱阵脚。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闭关锁国更是没有前途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缺乏清醒的头脑，同样可能出现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崩溃的巨大灾难，从政治、经济上再次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基础比前苏联更为薄弱，这种灾难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打击，无疑将大大超过前苏联解体带来的损失，这种局面也许正是某些西方列强所盼望而无法用枪炮得到的结果。
正如我们的前述分析，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如人民生活贫困、缺乏社会保障及黑社会犯罪猖獗等等，同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惊人的相似，实际上并非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短期阵痛，而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时期，其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以保证私人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度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之后，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有充足的财力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虽然令人羡慕，但这些是经过漫长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积累，掠夺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资源财富基础上建立的。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而经济基础较差，由于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改革开放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如人均营养水平、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成人识字率，等等，已经列居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由联合国委派到发展中国家长期工作的一位日本教授说，他到过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有“三多”，即妓女多、乞丐多、无业游民多，他在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过一种可笑又可悲的事情，汽车刚刚在路边停下，一群声称要帮助“照看汽车”的人就围了上来，如果他说有锁不需要照看，转身汽车轮胎就会被扎一个眼。他曾于８６年访问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觉中国仿佛是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多数人民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可惜这些己经成为过去。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实现工业化，不可避免会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现代工业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而且面临着西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承受巨大的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率一般相当低，大约在１０％—１５％左右，我国正面临着失业，贫困和灾难丛生，工业化进程。我国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投资，结果是国民经济受到西方强国的控制，长期有大量的利润汇出，导致了严重的净资本流失，广大人民怎么可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摆脱贫困落后的处境。
台湾、南朝鲜在殖民地时期非常落后，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封锁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向台湾、南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待遇，如果没有中国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强大压力，从来自私自利的西方列强决不会变得慷慨大方，台湾、南韩也难以获得如此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解放为它们的经济发展也间接地做出了贡献。许多人认为解放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解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用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的居世界第四十多位，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第八位。解放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巨大，以至于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但是，今天这种差距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缩小，以至于西方列强再也无法依靠经济军事强权直接威胁我们，而且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而感到忧心忡忡。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如果我们盲目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对市场经济的利弊缺乏辩证的观点，不珍惜自己取得的巨大成果，甚至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样就很可能重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无疑将更为严重。近年来，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外资垄断许多行业市场，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停产、半停产的职工生活困难，卖淫、贩毒现象死灰复燃加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顽症，这在我国己经出现严重的后果。例如，拉美、东南亚、非洲普遍存在严重的卖淫、贩毒、艾滋病问题，泰国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百分之一，成人的感染率甚至接近百分之三，许多非洲国家因艾滋病泛滥导致了经济崩溃。据我国有关方面估算，如果我国的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泰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将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和各种经济损失，那样不仅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会被拖垮，而且想要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根本不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遣了大量官员和学者考察西方国家，但是，很少有人前往考察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不利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了解。当前我们有必要也派遣大量官员和学者，前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特别是要了解那里的工人、农民，这样才能认识到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社会贫富悬殊和人民生活的艰难痛苦，自觉地珍惜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纠正向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倒退的错误倾向。
如果中国修正主义者和精英们看到苏联和东欧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提醒：阁下请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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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05:43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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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前苏联的路走不通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到列宁在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时说：“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又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毛泽东选集》第1441页）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历史仿佛回到原来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大搞虚无主义，积极向美国靠拢，彻底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奋斗几十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另一方面资助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去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美国政府用所谓非国有化经济理论和政策，引导苏联人民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美国垄断集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精心培训来自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泡制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那些经济学家被美国的霓虹灯弄昏了头脑，唯美国是从，只要是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快被引入了理论迷宫，迷失了政治方向，他们崇拜西方“权威”的改革建议，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心血来潮，标新立异，高高兴兴地上了贼船。在美国政府和国内经济学家的鼓励下，早有复辟资本主义意图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拍即合，无条件地接受来自美国理论。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彼得施瓦茨也不得不承认“前苏联垮台是里根政府的政策所致”。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欣起一场出国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商人都以出国为荣耀，言必美国、日本、欧洲，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美国、日本、欧洲去。对于国内的工人、农民则对不起，不知道。许多经济学家被邀请到美国和俄罗斯“访问” 。如果说当年恩格斯在英国不是成天呆在账房里，也不是和有产阶级打交道，而是经常到工人栖身的地方去，亲自观察工人的苦难和斗争的话；那么，中国修正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在党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却完全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根本不去了解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头钻进资产阶级上层社会，在财团们的餐桌上、资本家提供的资料堆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圈里，弄得脑满肠肥。回国后心气浮躁，不问政治方向，大搞民族虚无主义，妄下雌黄，热心鼓吹美国经济如何发达，美国的经济理论如何先进，积极宣传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尽管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提出警告，“那是陷阱，不是天梯”，但他们不承认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断言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另一方面，叫喊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资本主义还是保守的，俄罗斯一步到位，中国终将第二次向“老大哥”学习。显然，他们同美国政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取得政权的基本目的是完全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主要步骤是禁止苏共活动，解散苏联，对公有财产实行私有化，从而基本上消灭国有经济成分，价格自由化，取消计划管理体制。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就是1993年10月解散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通过叶利钦宪法。
现在，俄罗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这个体系的各种负面现象：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并陷入贫困化，崇尚暴力和压迫，货币具有无上权力。但是，不论这个体系的创造者如何想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他们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时是如何尽心竭力，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由于特殊的条件，显然不同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俄罗斯资本主义主要是非生产性的、投机—高利贷性质的资本主义。新生的俄罗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而是来自商业投机和金融投机的收入。因此，当代俄罗斯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形式，不是工业剥削，而是借助于价格机制、信贷、金融，施展更为精巧和隐蔽的商业—高利贷剥削。
第二，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全国财富的主要部分落入最大的金融大亨手中。全国九大寡头，在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正是他们今天成为俄罗斯的实际主人，内外政策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俄罗斯资本主义是犯罪资本主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处于刑事犯罪和半刑事犯罪机构控制之下，这些机构越来越与国家机关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生活所有各个方面施加强大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外国资本，为帝国主义大国和跨国公司服务。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俄罗斯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给它的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潜力、国防潜力和精神潜力以致命的打击。与1990年相比，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量下降50%以上，“市场改革”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按绝对量计算，超过卫国战争年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给苏联造成的损失10倍。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高技术和高科学含量的部门，这些部门的产量下降了66%。由于打开了世界市场和完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要求，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具有了片面的燃料—原料方位，而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外国资本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形式，把一切可能有前途的东西都攫为己有。投资不断减少，新的资本家由于对现在局势感到极不安全，不肯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本国的经济，宁愿把资本输往国外。“改革”年代投资量减少了75%。现在年投资量大大低于基金的年磨损量。这意味着吃掉了以前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生产潜力。因此灾难和事故的数量每年增加20—25%。农业部门持续遭到破坏，这大大加剧了俄罗斯食品对进口的依赖，造成了对俄罗斯食品安全的威胁。旨在消灭大型农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引起了致命的后果。农业部门产品产量减少了33%。牛的总头数几乎减少了50%，猪——60%，羊——66%以上。失业达到了越来越可怕的规模。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全国也有近900万失业者。此外，还有400多万人不得不在非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工作。经济上自立的人口中，每6人就有1人没有工作保证。熟练工人后备在逐渐消失。生产是靠接近退休或退休年龄的人支撑的。年轻人不从事生产，他们希望做生意和在银行机构中工作。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瓦解成数目众多的地方市场，这造成了俄罗斯地区分散化趋势。不仅前苏联的各共和国之间的，而且俄罗斯联邦本身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体系遭到了破坏。每一个地区都竭力同遥远的外国建立自己的业务往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可怕的程度。联邦中央对北方和远东地区以及其它贫困地区的支持大大削弱了。莫斯科与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地区分立主义日益发展，这现实地危及俄罗斯国家的完整性。金融稳定是令俄罗斯“信息通报者”感到自豪的主要东西，但这是靠人为地抑制卢布货币量达到的。这导致俄罗斯经济的美元化，破坏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体系，引起了欠款的灾难性增加和经济联系的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的发展。“市场改革”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财产方面迅速两极分化。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10%的居民手里，而80%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下降了60—66%。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也有近4000万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最重要食品的消费量减少了25—30%。大多数居民没有钱去购买甚至是最必需的东西。现在俄罗斯消费品市场充裕的现象，是俄罗斯劳动人民绝对贫困化的反面。犯罪率急剧增加。其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倍多。严重犯罪(凶杀、抢劫等等)的数量增加尤为迅速。其动机多半是瓜分财产。少年犯罪具有可怕的规模。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出现犯罪现象。俄罗斯国防能力瘫痪了。军事—工业综合体被消灭了。完全拆除导弹—核武器的危险增大了。军队丧失了回击外部侵略的能力，而不断扩大的护法机关被政府越来越多地用于反对本国人民的战争。俄罗斯智力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潜能不断瓦解。教育制度和大众信息手段，尤其是电子手段，宣传的是反人道的价值观，目的是使青年人道德堕落，使他们毫无历史知识，形成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没有信仰的状况。本国科学界遭到极大的打击。它的财政拨款减少了95%。大多数学者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多半青年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移居国外，在美国、德国和其它国家实验室里工作。保健工作处于困难境地。俄罗斯居民患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如果不根本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仅仅总统和政府的更迭是不可能使经济状况稳定，更不可能发展。克服俄罗斯社会的分裂状态，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俄罗斯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已经陷入深刻的停滞衰退状态。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即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必然使得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俄罗斯瓦解为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大国的几个部分。这个方针将导致俄罗斯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衰落。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市场经济”已经在俄罗斯失败。在退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上建立高效率的经济这个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显然毫无生命力。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都不同，它不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通过自然—历史的道路产生的，而是通过反革命的暴力手段来搞垮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改进”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企图都是绝对徒劳的。实现这一点，既没有国内条件，也没有国外条件。只有通过根本改变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方针，只有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复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俄罗斯摆脱当前的灾难性状态。
美国政府向戈尔巴乔夫推销的改革经济理论，是所谓“科斯产权定律”。本来科斯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只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按照科斯的理论只是要证明，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美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这一结论论证为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大造舆论。我国资产阶级御用的经济学家却不去论证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更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国情；不顾我党和人民群众经过几十年奋斗所创造的成功的经验。有意扭曲和贬低马克思早就阐明了的所有制和流通费用的理论，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到帝国主义和叛徒的粪堆里去寻找改造中国的“法宝”。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说过科斯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假说，甚至连假说也谈不上，连科斯本人也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但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瞄准中国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经济学家迷信资产阶级权威的心理弱点，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授予科斯诺贝尔奖的荣誉。早就抛弃了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中国文人为了欺骗群众，拿科斯的屁股当脸皮，似乎“会发光的就是金子”，只要捧上了诺贝尔奖就是世界公认的真理。不顾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不分青红皂白，忘记党的宗旨，自挖祖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去。把误国害民的科斯理论视为救命的“法宝”拾回来，当作“祖宗牌”供起来。尽管国内外许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再三提出警告，那不是“宝贝”，而是美国政府掷给戈尔巴乔夫并且被苏联人民丢到粪坑里的一块石头！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惊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我国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奢谈什么“产权”，就是要按“生产要素分配”。但他们讲的所谓生产要素，只有财产的物质要素，只有物质财产所有权。却偏偏忘记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否定了和物质要素并列的劳动力产权。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利益是可以侵犯的，劳动者的利益是不值一提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也很清楚在经济学说史上，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就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旗帜上了。在历史上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吞噬了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直到现在，那些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强国，却不仅仅剥夺了劳动力产权，甚残酷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无休止的殖民掠夺和战争野蛮地掠夺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既然谈到资本要素和产权问题，我们就必需明确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产权是资本主要成分。明晰产权关系。首先，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才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学界谈论产权关系，实际上对产权的基本概念很模糊，产权关系也很不清晰。所谓概念上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生产要素的概念模糊。马克思把社会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前者是指生产资料；后者是指活的劳动力。所谓产权就是这两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西方经济学中产权只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所谓按要素分配，只限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参与分配，把劳动力排除在要素分配范围之外，实质上否定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8页）“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产权的概念，但他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本，并把工资和工人本身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 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88页）“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所谓工人本身是资本，是因为他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就是资本的要素；工人本身又是商品，是因为劳动力又被劳动力所有者当商品出卖了。既然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所有者就应该有劳动力产权。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就不能把生产的两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资本要素中排除出去。相应地，既然劳动力是商品，劳动力使用就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
劳动力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它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既然承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就不能否定劳动者享有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等权利，因而不能剥夺劳动力所有者参加分配生产成果的权利。分配和交换是不同的经济范畴，二者是不容混淆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交换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资是劳动力在生产中损耗的价值补偿，这和其它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磨损、消耗的价值补偿以及提取折旧费用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劳动者获得工资理解为“按劳分配”是不对的。马克思指出：“就分配的对象说，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3页）所谓生产的成果，当然是指价值增值部分━━剩余价值或利润。
把工资划入“按劳分配”范围，这在理论上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的定义是相矛盾的。因为，价值和价格都是在交换中实现的，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值、价格和货币。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维持劳动力生存必要的费用，是劳动力价值补偿，不是收益分配。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利润。其实，把工资划入分配范围，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工资是作为价值补偿计入成本的，而成本是不能分配的，分配成本就意味着杀鸡取蛋，意味着散伙，意味着企业灭亡。
劳动力所有者获取工资，又参与利润分配，是不是有两次收益呢？当然不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过程损耗的使用价值，包括劳动者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学习费用、繁衍后代费用，必须得到价值补偿，这是劳动者生存的条件。正如机器、厂房的原有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或消耗掉了，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只能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与原有的使用价值相应的价值作补充。因此，这和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折旧费、更新设备一样，不能算收益。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作为投资就必须有收益，投资的收益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劳动力生产要素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分配是理所当然的。
二、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关系。价值补偿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价值补偿是投资的手段也是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离开价值补偿连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因为，价值不能离开使用价值而存在，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使用价值受到磨损或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相应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要继续生产就必须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来维修、更新、补充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损耗的使用价值。价值补偿只能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保证资本价值不减少。分配是投资的目的，也是消费的前提，投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要生产出来的，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资本要素的收益只有通过分配才能实现，通过分配才能进入交换和消费。在再生产中，首先，要保证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然后根据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提取积累基金和社会必须的各项扣除之后，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才能按投资的份额对利润进行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本。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工资是计入成本的。因此，把工人领取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关系。
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价值补偿是补偿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价值转移、损耗、消失了的价值。因此，价值补偿属于资本支出；分配属于投资收益，分配的对象是生产成果，是扣除成本以后的资本增值部分。可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2、价值补偿作为资本的投入，是获得利润的手段，总是在分配之前；分配作为投资的目的只能在价值补偿和社会必须的扣除并获取利润之后，不可能未补偿先分配；3、价值补偿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论企业盈亏都不可少的，企业盈利工资不会增加，企亏损工资不能减少。没有工资和机器、厂房、原材料的损耗得不到补偿一样，生产就要停止；而分配则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而变化的，盈利多，可以多分配，盈利少则少分配，没有盈利，则不分配。4、利润多少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属于生产成本。利润增加工资不一定会增加，同样利润减少工资也不会减少；5、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量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买卖双方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是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是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资本占有份额分享受利润；6、“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不可通约的。“分配”是资本的收入，俱有明显的排他性。在利润总量已定情况下分配和积累是相背离的，分配越多，积累越少。在可分配量己定情况下，投资各方，一方收益多，另一方收益就少。而交换是可兼容的，交换双方利益互补，交换双方都放弃相应的价值，而从对方手中取得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所以，不能用价值补偿去取代“按劳分配”。不能用商品交换的原则去掩盖劳动力产权；7、“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或者说“按资分配”是同义反复，并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工人本身是资本”，“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都是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区别只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区别，它们是可以换算的。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分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的收益；而“价值补偿”、“等价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交换双方投入和付出价值是对等的，只是补偿损耗，价值总量没有增加，对投资者来说，不是收益而是资本支出。
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以分开。资本经营者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者本身，不是卖身为奴，他还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不可能离开劳动者而存在，而劳动力的使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劳动力所有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磨损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折旧基金作为价值补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同样有损耗，也同样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劳动力的价值作为价值补偿，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进入了劳动过程创造了比原有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产权理应得到承认，劳动者应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三、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扣除价值补偿（即成本）、扩大再生产提留的基金以及社会必须的扣除之后，对生产成果━━利润的分配。所谓“劳”是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产权计量尺度。资本=积累劳动=劳动，生产资料的价值可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活的劳动力构成资本要素。“劳分配”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耗量，按比例分配利润。
资本所有权不仅仅是物质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包含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是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不能进行的。凡生产必须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所谓产权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固然不能凭空创造价值；但是，仅仅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同样不能生成价值。即使是阳光、空气、水这样一些人们生活中一日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没有经过劳动力的作用、加工，也不可能形成价值。劳动力始终是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劳动力的作用，“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仅仅是可能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任何生产资料不使用都是废物，不可能形成产品和价值，不使用的机器不仅造成有形损耗，而且会因技术更新而贬值，造成无形损耗。物质资料即使在劳动力作用下，在新的产品中也只是转移或保留原有的价值。只有劳动力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保留了生产资料和自身的价值，而且增加了新的价值。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的主要成份，同时又是资本，而且是可变资本，使价值增值的资本。劳动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拥有的产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经营者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后支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劳动力一旦卖出，资本经营者就吞食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的收益，劳动者除了取得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外，劳动过程增值的价值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了。虽然劳动力是价值增值的主要成份，但劳动力所有者除了获得体力和脑力消耗的价值的补偿外，无权分偿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劳动者是活的，是有思想的，他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去焕发或抑制劳动力。劳动力产权被侵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被压制，迫使劳动者通过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斗争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劳动者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劳动力产权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消极因素，应当分清作为价值补偿的工资和作为资本要素的劳动力产权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又往往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扼杀，因而不得不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办法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积累过高，剩余价值中除了必要的社会保障外，可分配部分就很少了，这就容易把劳动过程耗费的价值补偿误解为对资本要素的分配。高积累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模糊了劳动力产权和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关系。
仅仅从劳动者领取工资意义上的“多劳多得”只是活劳动力的价值补偿，而不是“按劳分配”。因为， “多劳多得”是对作为成本的活劳动力耗费量的补偿，谁付出的劳动力多，损耗的使用价值就大，当然应得到更多的价值补偿，这是补偿生产成本。分配只能是成本以外的收益，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际上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之间的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各种生产要素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价值量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按损耗价值量的比例分配生产成果。如果仅仅根据活劳动耗费量的补偿称之为“按劳分配”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取利润就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按劳分配”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早就实行“多劳多得”了，资本家也是根据劳动者投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工资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把购买劳动力，作为购劳动者来理解，在那里形式上劳动者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但劳动力一旦出卖，劳动者事实上就是奴隶，他们和被饲养的役畜一样，除了维持生命、学习技术、繁衍后代所必要的费用，别无收益，劳动力产权完全被剥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割裂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内在联系，把劳动者领取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资本经营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称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对劳动力产权的否定，劳动者却是劳而不获。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创造物质财富越来越离不开人的智力。由于智力资源短缺，各资本集团为自身利益，视人才为企业的生命。仅凭这一点，劳动者就可以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当今高科技人才因分配不公而频频跳槽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留住人才，资产阶级不得不给劳动者占有一定的股份，不得不承认知识产权，给技术人才占一定的股份，称之为智力投资，这就为承认劳动力产权提供了依据。
所谓知识产权，本来就属于劳动力产权这个概念之中。承认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事实上就承认了劳动力产权。因为，体力和智力都是投资的结果，体力是智力的基础，体力和智力都是人的劳动能力。由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含量很高，劳动者的任何劳动都需要也要经过学习和专门的训练以及经验的积累。所以，把人力资本、智力投资或知识产权从劳动力产权范围内划分出来，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繁荣和稳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产权必将和物质财产权、人力资本、智力投资、知识产权一样得到社会公认。
我国经济学家们强调，明晰产权关系的关键在于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谓合理的分配制度，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价值，这是建立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标准。但分配制度却在“合理”的名义下肢解为“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两个部分。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然资源占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却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公正的，是对市场经济极大的扭曲。    
劳动力产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最基本、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者的切身利益。只有明晰劳动力产权，才能把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劳动力产权不明晰，劳动力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被剥夺，劳动力产权被侵吞，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完全分离，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将难以深化。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劳动者对管理人员的监督，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当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谈论的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骗人的鬼话!相反，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真正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较为平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流通费用进行过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建立了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只不过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被抽去阶级内容，剥夺劳动力产权后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大谈什么科斯的“交易成本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相比较就完全清楚科斯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了。“交易成本”就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用科斯本人的话来说，它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3，“执行条约的费用”。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流通费用理论，它包括：1，买、卖所费的时间；2，簿记费用；3，货币磨损费用；4，运输费用；5 ，保管费用；6，政府的有关税收，如关税等。将两者对比可以看出科斯的“交易成本”，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流通费用范围，而且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科斯的交易成本论要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本来要发现经济规律就是很艰难的事情，马克思为了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尽毕生的精力。可是，修正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看无产阶级的事业，总是觉得不顺眼，而一旦接触到资产阶级的东西，倍感亲热，得心应手。他们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挖掉祖坟，认贼作父，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经验；否定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千方百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唯西方经济学是从，凡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述过的都不能用、不能讲，讲了就是“极左”、就是教条主义；凡是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过来的就是“改革”、就是“开放”，就是新东西，什么科斯的“伟大发现”、“伟大功绩”等，大加宣扬。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国有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宪法就要改变，它就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了，它们垄断资本统治也就动摇。美国政府深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他们也深感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就会出现斯大林时期那种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就要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心扭转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民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就明晰了，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了，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都用上了，转眼间私有化的方案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还能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政府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其作用在于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信念，瓦解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经济。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在私有化的银行鼓励下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夺走。1997年上半年，俄罗斯私有化企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是私有化并没有使广大人民成为有产者，职工也没有因为私有化这种“明晰产权关系的改革”而成为企业主人，却使国内资产流失严重。例如，低价出售了包括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在内的500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真正价值起码是2，000亿美元，而当时私有化收入仅为72亿美元”。1992年到1997年俄罗斯将8万多家企业私有化。据专家估计，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据俄国家杜马听证会公布的资料，几年里私有化的损失总计为9亿5千万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而通过这种国有资产流失，肥了积极支持私有化的权势集团。例如，在2000年6月曾被俄罗斯总检察院抓起来的俄罗斯最大新闻媒体老板古辛斯基，在俄罗斯搞私有化时，他仅以几万美元就买得一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新闻机构的70%的股份。因此，俄罗斯的私有化被称为，官员的私有化，经理的私有化，影子经济的私有化，和，掠夺的私有化。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财产，反而失去原来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主人翁地位；而那些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某种特权阶层则乘股份化之机将原有的，国有财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变成十足的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俄罗斯等几国经过私有化这种“产权改革”以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据统计，占俄罗斯人口7%的富人已占有全国40%的财富。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下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负责人安东克鲁德林克在他的报告中援引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8年，前苏联阵营中有1400万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在共产党统治崩溃后的第一个5年里，这个人口数字达到1．47亿左右。对此，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日在一篇文章里承认，“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人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实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学，国际机构和政府的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在其它国家，私有化也使劳动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在东欧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出卖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方式；一种是所谓无偿分配的，即以向全体人民赠送用于购买国有资产的有价证券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前一种方式以匈牙利为代表，后一种方式以捷克和波兰为代表。匈牙利的私有化从1990年开始，经过公开拍卖，市场竞价；职工参股；经理买断；投资者参股计划等方式，到1998年宣告完成。经过8年的“改革”原来国有资产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结束，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生产生资料80％以上成为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国家仅仅保留20％以下的社会资产，一批新生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产生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准绝对下降，甚至无家可归。私有化引起匈牙利经济连续衰退从1990年至1997年的8年中，GDP有4年负增长，工业生产3年负增长，农民业生产5年负增长，个人消费5年负增长，投资4年负增长。9年中职工名义工资上升6.5倍，而物价上涨大大超过工资增长，例如：煤气价格比原来增加了80倍，水价和污水排放价格提高100倍，公共交通票价增长10-20倍，各种生活费用都在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普遍下降，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30％以上，退休老人处境最差，平均退休金只是平均净工资的52％。西方媒体对匈牙利经济转轨大加赞扬，说什么“匈牙利私有化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走出低谷”，人民“在改革中遭受一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等等。
捷克斯洛伐克巨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帝国主义操纵的 “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没有及时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巨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在复杂的形势下，隐藏在捷共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份子跳出来了，时任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来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利用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并及时组织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不是群众团体，而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由它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
   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原东德地区，私有化后，国有企业原来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大量失业，沦落街头。1997年，德国官方统计，东德地区失业率为18%。而德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实际失业率应为30%。失业工人增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又使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等形式加剧剥削在业工人，从而使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这正如列宁所说，劳动力“愈供过于求，资本家就愈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生活贫困和失业，受剥削的压制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多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沦经济危机》第29-30页1974年人民出版社）那些提出“私有化建议”的经济学家，对私有化对谁有利的事实一直讳莫如深。
西方国家对私有化的利害关系是从不含糊的。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法新社伦敦2000年11月23日报道说，私有化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几个月的混乱局面后，英国电视四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铁路应收归国有。……铁路系统目前运转不灵的局面，一系列致人的伤亡的事故、司空见惯的对超载、票价和晚点的不满使人们纷纷指责这些公司更关心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乘客的利益……只有18%的保守党支持者赞成铁路私有化。……调查还表明，62%的人反对政府提出的将空运控制权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但一些大臣坚持说，“该计划是为空运实行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改造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而在拉美，人民不断掀起反对西方推行的，包括私有化的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斗争浪潮。1995年2月巴西群众举行示威，抗议生活保险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在尼加拉瓜，通信公司私有化和削减大学补贴的政策引起社会风潮，造成自由主义政策，反对村社土地私有化……1996年3月18日，7万多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执行石油工业私有化计划。1994年5月至1996年3月，乌拉圭三个主要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就私有化举行公决。1996年，玻利维亚人民上街抗议，反对石油公司私有化。近年，在厄瓜多尔出现大规模的反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运动。由于拉美各国都出现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2000年大选时，墨西哥执政党的4个候选人都打出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以争取选票。这说明，在被西方称之为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墨西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名声却很臭。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尽管始终有人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持批评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不管一些“学者”、“精英”怎样从“经济学”高度向人民讲授私有化的“优点”，但经历过私有化过程的教训并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朴素原理的人民，从现实生活中，在事实面前体会到私有化是“老百姓真正的灾难”。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二十多年，西方“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产权重组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九大寡头手中控制了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占有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崩溃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由原来的企业主人而是沦为雇佣工人，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得不到保证。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暴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弗利兹，早在1992年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他的上级官员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的声势日益高涨，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999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批准逮捕俄著名金融寡头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风声不对，在检察院做出此项决定前逃往国外，俄总检察院宣布联邦通缉令，要求全国司法机关和国际刑警一旦发现古的下落，可立即拘捕。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闻风逃到国外去。被私有化弄得焦头烂额的普京发出了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惊惶失措，乱了阵脚。
多年来俄罗斯私有化造成的恶果，人们早已深恶痛绝，预感到风向终究要变化，只是变化来得太迟了，恶果己经积累成为巨大灾难，但是，变化总算来了。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普京总统愤怒地抨击了金融寡头，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据报道，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挽救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指出，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继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后，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三宗重大灾难事件。普京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严重老化是导致事故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那些经济学家不是不了解俄罗斯的改革情况。由于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不愿意向国内人民说明实情，许多反映实情的文章被认为夸大了负面被打入冷宫，国内人民很难了解俄罗斯的悲惨状况。其实，类似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多年不再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很难预料。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却仍然欺骗国内人民说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谈何容易，即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也是打击私有化，抨击金融寡头的结果，而且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还会留在国外回不来，他们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掠夺。
在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出门必有保镖跟随，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周围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民十分贫困，许多处于赤贫状态的居民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失业青年随处可见，向行人乞讨。有些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俄罗斯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寡头的失算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是“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普京当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去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尝了改革失败的苦果之后，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普京。回归马克思是俄罗斯人民的心愿。




第五节    警惕叛徒挖祖坟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评论己经逝世的领袖，指责他们这也不对，那也不行。横看不符合“国际惯例”，竖看没有“中国特色”，总可以抓住了能够中伤逝者的把柄。可是这些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共产主义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已经穷尽真理，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相反，在共产党内生活中规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正是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否认共产党有什么不会犯错误的“神人”。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的。既要革命就不怕犯错误，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谁要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像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那样整齐划一，笔直前进，一帆风顺，每走一步都必须事先得到保证只能胜利，不会失败，不会有任何曲折和错误才能进行，谁就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阻止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能结束。……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鲁迅说过的：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都总是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是一个有亿万人参加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事业，怎么可以设想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抓住前人工作中的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佘，这是一切反动派惯用手法。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哪一个剥削阶级不犯错误，而且继续在犯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中国修正主义者这一类搞复辟、倒退的资产阶级老爷所犯的错误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谁要是抓住革命进程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开历史倒车，否定前人斗争的成果，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当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错误“不可避免”就敷衍了事，必须抱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错误，认真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科学，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338页）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不随意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总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科学。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继承人，列宁的理论和观点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但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继承者，他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事业的继承人，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很高，对他的信任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信任。1917年4月在彼得堡的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列宁高度赞扬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一个任何事情都可交给他的党员和活动家，在执行我们的路线上他是最可靠的”。（《莫洛托夫访谈录》第261页）正因为这一点，引起一些人的忌妒心理。“当列宁患病时，当他的病情恶化时，医生们禁止探视列宁。但克鲁普斯卡娅却同意。在这一点上，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同上》第255页）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利用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经常违反医嘱，在列宁病榻旁活动，病人连续不断地受干扰，给列宁接连三次误诊，多次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列宁的病越治越坏。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责成斯大林监督必需执行医嘱，斯大林不得不严厉批评克鲁普斯卡娅，造成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关系复杂化。莫洛托夫认为“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表现不好”。“非常糟糕。她简直是个坏党员，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干了些什么”。（同上）事实证明，斯大林是苏联第一把手中唯一不仅没有贬低而是维护自己前任威信的人。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他总是忠诚告诫人民，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斯大林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正是由于斯大林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上了高峰，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仅仅把斯大林的坟墓挖掉了，列宁的甚至马克思的坟墓也要挖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当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坚决顶住由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刮起的歪风。
当赫鲁晓夫攻击中共中央为斯大林辩护时，中共中央回答说：“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这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二评苏共中共的公开信》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时，苏共中央领导核心中，有像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等一大批领导是不同意的，在出席苏共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代表心情沉重，低着头，一言不发，说明对斯大林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在国际上也有毛泽东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是持反对态度的。而现在如果有人在我们党内做秘密报告，恐怕不会再有这个条件了。所以，修正主义者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可能更顺利一些，而不是更困难一些。不过，中国人民也从苏东资本主义复辟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中吸取了教训，群众的觉醒可能更快一些。
    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党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正像伟大导师列宁和毛泽东生前曾一再强调过的那样，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也像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那样，他为人民革命事业曾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有缺点和错误，甚至犯过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并不是像某些人讲的那种文过饰非，一切功劳归自己，一切错误归他人的伪君子，他是有自我批评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1960年在《十年经验总结》一文中讲到“我本人也有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0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5页）1962年1月23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的讲话》中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的谈话中讲到：“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彭德怀自传》296页)可见，毛泽东并不是知错不改的人。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我国产生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逆流。有些当时在中央的负责人甚至扯起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旗当虎皮。把毛主席在世时自己参预制定甚至一手策划干出来的事，全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并且加以评头品足，指责中伤。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出来的，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美国人是不挖祖坟的，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历届后任总是为前任补台，从不会有拆台的事发生，尽管像尼克松在台上时水门事件被揭露，但他下台以后，后任也就以补台为主，不再纠缠以前的琐事。克林顿在任期间，性丑闻叠出，下台以后，并不指责旧事，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不仅如此，连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新生资本家还耗资上千万元请他到中国社主义讲坛上来宣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有人辩解说：资本家愿意出钱请他来，人们也愿意听，我们有什么办法？说得好。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受，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会主义主权国家丧失了舆论导向，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竟然精精乐道地为资产阶级用高价聘请帝国主义的头目提供论坛，这是什么主权国家？相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舆论却有许多办法，诸多限制，这里却没有自由和愿意可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写在党章上、写在宪法里的。为什么不坚持？
，我们的媒体都以挂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诸多西方媒体头条消息为荣，许多街头小报的消息堂而皇之地上了我们的网站和某些报刊的要闻栏目。中国媒体为美国人作宣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美国人从电视中看到的只是令人热血沸腾的镜头，而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如今可以用国旗包装。假如你关注一下完整的图像，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现实中”。而我们的媒体通过翻译而给予中国读者的，就是用美国国旗包装过的“图像”，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人恰恰正需要的就是有人替他们来营造这样一种气氛。
美国人说要围剿本拉登，我们的政府就急忙表态支持，大报、小报和网站通通跟着喊打本拉登；美国人说恐怖分子要对美国搞袭击了，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就不分青红皂白，郑重其事地将这些新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完全让美国政府牵着鼻子走，生怕落后人半步。
美国人要禁止朝鲜制造核武器，我国政府竟然抢在美国政府前面，“谴责”友好隣帮，表明自己完全站在美国政府同一个立而场上，心甘情愿作美国人的鹰犬。
美国政府对付新闻记者却是很有一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媒体讲什么话，甚至上午讲什么，下午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美国的政治家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关素质，他们不仅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不应告诉媒体，更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记者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却并不解背景的情况下，全文照录的方式翻译美国的新闻，成了美国政府的“扬声器”，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长美国人的威风，灭中国人的意志，这是美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国内主要网站在新闻主页上放了布什的大照片，照片上还写着几个大字：“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美军攻打伊拉克开始后，国内媒体为了搞到所谓的独家新闻，就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翻译，甚至连那些宣传色彩极浓的照片也扒下来直接放在自己的网页上、版面上。连美国的媒体也未必会为布什或五角大楼做这样赤裸裸的宣传。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代理人不仅挖了共产党人的祖坟，而且在借尸还魂。





第二章    挖祖坟的赫鲁晓夫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人们称之为秘密报告。这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这次代表大会成为苏共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炮制的，其出台的内幕一直鲜为人知，最近十余年被掩盖着的事实真相才陆续揭开。五十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个报告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苏联的剧变和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今年俄罗斯报刊为纪念苏共二十大五十周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秘密报告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看法。本章对秘密报告作出评述。

第一节、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苏共二十大是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决定是苏共中央于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作出的。当时确定的大会议程有以下四项：（一）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机关。当时没有提出要在大会上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在秘密会议上做这样的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匆忙作出的。
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过去不少人认为批判个人崇拜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为了讲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斯大林逝世后说起。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并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成为主要领导人。贝利亚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在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这三人为首的三个派系。当时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赫鲁晓夫因羽翼未丰，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摇摆于各个派系之间的状态。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来说，斯大林在世时实行的某些政策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做法需要改变，过去犯的错误需要纠正。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认识到这一点，同时觉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虽然像是在斯大林灵前宣誓，但是在举行葬礼后的第二天，即1953年3月10日，他就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苏联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由个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须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 Ю.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2005年，第618页）态度改变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象。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3月19日以后，苏联报刊实际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与十来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声和热情歌颂声形成强烈反差。马林科夫提议在1953年4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并作了讲话的准备和起草了全会的决议。他准备的发言稿开头这样说：“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重要的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理解在我们这里得到广泛流传，结果对个人崇拜进行着有害的宣传。用不着证明，这种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本身无非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见1989年10月27日《真理报》。后来因为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领导集团内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全会没有开成。
上述事实说明，马林科夫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贝利亚也不甘落后，他提出各种具体建议并开始采取各种行动。他提议颁布大赦令，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一批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尽管贝利亚提出的某些建议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不难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应负的责任，达到笼络人心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动引起了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猜疑。当时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主要发生在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而与贝利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的赫鲁晓夫支持马林科夫，他与和其他领导成员进行密谈，指出贝利亚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领导集团内的危险性，说服他们对贝利亚采取行动。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日至7日中央全会讨论贝利亚的问题，马林科夫作了报告并作了总结，赫鲁晓夫等人都发了言。全会决定撤销贝利亚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1953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七月全会上做总结时，又谈到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而且在于直接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他说，“我们应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写进全会决议“他为了说明个人崇拜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引用了马克思1877年写给法国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以下的一段话：“我‘不生气’，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摈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39～640页。
 这段话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也引用了。马林科夫还就有人在全会上的发言中涉及到了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表态说：“任何个人都不敢、不能、不应该和不愿意扮演继承人的角色。作为伟大的斯大林的继承人的，是党的领导人的紧密团结的集体……”尽管如此，马林科夫的主张并未取得多数人毫无保留的支持，会上提出暂时不把批判个人崇拜这件事公之于众，因此在关于召开全会的公报里对此只字未提。
但是马林科夫继续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1953年7月，他组织人起草了一个苏共中央关于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十周年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作了完全不同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后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的要求。此决议未能通过，但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名义于7月下旬全文发表。接着《真理报》又先后发表了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的《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决议草案的内容，有的刊物发表了一些批判个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马林科夫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批判个人崇拜的运动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没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边，甚至表面上也对贝利亚采取友好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的发言中对他的这种“策略”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人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我也散过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谈，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对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对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在政治上进行摊牌的前夕，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静”，真是难能可贵。这也说明，要制服“奸诈之徒”就要比“奸诈之徒”更奸诈。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为了加强对中央书记处的控制，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关键岗位上，积极开展活动，更多地干涉党务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领导集团内的地位有所增强。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就在这一次全会上，他被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速记记录，赫鲁晓夫是在9月7日晚6时的会议上这样被批准为第一书记的： 
马林科夫：同志们，全会议程到此结束，但是中央主席团有一个建议。
同志们，中央主席团建议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需要对此事作说明吗？
喊声：不需要。
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么进行表决。赞成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马林科夫：那么全会到此结束。现在宣布散会。 
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回忆，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是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中间休息时突然提出来的，未经任何酝酿和讨论。事后卡冈诺维奇问马林科夫这是谁的主意，马林科夫回答说，全会开幕前布尔加宁要他在全会上提出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建议，并以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马林科夫不同意，那么他布尔加宁就自己来提。马林科夫觉察到这不是布尔加宁一个人的意见，就同意了。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79页。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重要职位及其人选就是这样产生的。
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政治形势和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主要在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也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样反对个人崇拜，这可从下面的一件事看出来。1953年3月19日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其中说道：“苏联文学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赫鲁晓夫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求撤销总编西蒙诺夫的职务。所以西蒙诺夫说，这时赫鲁晓夫大概已想要过一段时间给斯大林下结论，已在考虑他三年后在二十大讲的那些事情。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一书，1997年，第503页。
但是在他当上第一书记时，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他觉得不便与他的竞争对手唱一个调子，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积极干预内政和外交事务、掌握更大的权力上。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提出进一步批判个人崇拜问题，相反，重新对斯大林作了某种肯定。1954年2月4日，苏斯洛夫取得赫鲁晓夫同意，指示全国主要报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社论，指出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并且紧密联系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活动说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据某些论者分析，赫鲁晓夫在1954年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为了打击此案件主要策划者马林科夫。关于这个案件下面还要说到。
1955年2月赫鲁晓夫终于迫使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在关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的争论中击败了莫洛托夫，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在这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才暴露出来，开始把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卡冈诺维奇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赫鲁晓夫的变化：“1955年10月，在党代会前四个月，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议案。赫鲁晓夫本人在党代会前五个月还在发言和谈话中称列宁和斯大林是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说是他们保证了我们的胜利。这是代表大会前五个月的事！” 见К.西蒙诺夫的《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文版，1989年，第268页。
 卡冈诺维奇提起这件事，显然意在嘲笑赫鲁晓夫的变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不再像往常那样开纪念会，只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他的提议遭到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对，却得到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人的支持，结果获得通过。
12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有关的问题，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未经充分讨论就决定成立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审查有关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该委员会的成员除波斯彼洛夫外，还有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鲁坚科、谢罗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1月23日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先后出席了参加垦荒的先进青年大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例会。他们在休息室里讨论了一些迫切问题，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做的总结报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将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规模镇压的情况向大会报告。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追述，不过他把争论的时间说成是在二十大开幕之后了。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文版（上册），1997年，第87页。
2月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会报告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情况问题。当时传讯了曾担任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的罗多斯。赫鲁晓夫在罗多斯讲述时不断插话说：“有过错的是职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来做这些事。有过错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过错。”阿里斯托夫问他“有没有勇气说真话”。别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应当承认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当时你是支持的！”卡冈诺维奇激动地说：“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问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时间居于领导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布尔加宁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认为“报告里可以不说斯大林是继承者，不夸大他个人的作用”。伏罗希洛夫对党应当知道全部真相这一点表示同意，但是他说：“斯大林有没有他的一份过错？有的，肮脏的东西很多，您说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们不能避而不谈。但是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以免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莫洛托夫赞同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说道：“应当恢复事实真相。但是要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是真的。有过做得不对的地方，做过丢脸的事——这也是事实。应当权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会前未必来得及这样做。”赫鲁晓夫在做总结时说：“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用野蛮的方法做这件事。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人身上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抹掉了。随心所欲地处置一切。”他同意暂不向代表大会报告，不过提出不要给斯大林以过高的地位，应清理一下各种宣传画和书籍，多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2～293页。这是赫鲁晓夫的供词，不能全信。
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一次开会，这是决定是否向代表大会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听取了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1935年到1940年是我国对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年代” ，在这期间“根据从事反苏活动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被处决”。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17页。这给与会者以很大震动。赫鲁晓夫乘机再次提出向代表大会报告大清洗的事，他说：“斯大林当不了领袖这一点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灭了，那还是什么领袖？应当勇敢些，讲真话……原因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页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想在总结报告中增加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在讨论总结报告时，每个领导成员“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即使这观点与总结报告不一致”。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3～294页。
 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将在大会上讲个人崇拜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这时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另做一个报告的问题。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们提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充分准备，最好把这个报告放到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时来做。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和不让我们提前做出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就做第二个报告。”《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尽管最后大家都同意做一个专门讲个人崇拜的报告，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分歧很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斯大林辩护。莫洛托夫说：“三十年来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进行了工业化，斯大林逝世后我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卡冈诺维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采取冷静的态度，不把这三十年抹掉”。伏罗希洛夫则说：“那时有敌人。斯大林在对敌斗争中变得凶狠了。不过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符合人性的东西。”他主张采取谨慎态度。米高扬认为斯大林在1934年前表现得很英勇，而后来干了许多可怕的事，篡了权。布尔加宁提出应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党的功绩归于斯大林。马林科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不做“一般讲斯大林的报告”，而把一切与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他还说，“无论与敌人进行什么样的斗争，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大批杀害干部”。别尔乌辛主张在报告里不讲好的一面，只讲他如何篡权，消灭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杀害干部等。萨布罗夫要求对代表大会讲明一切。他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立场不对，说斯大林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阿里斯托夫也对上述三人提出批评，他相信向代表大会讲明真相不会使党丧失威信。最后赫鲁晓夫作了总结发言，他说：“我们大家都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但这并不能束缚我们。既然事实摆出来了，就〔需要〕加以说明，否则〔就会变得〕好像我们是为他的行为辩护。不〔应该〕害怕。〔但是应该〕不当庸人，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要彻底揭示个人的作用。”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350页。赫鲁晓夫提议由波斯彼洛夫担任报告人，主席团多数人认为这个报告最好由赫鲁晓夫来做，赫鲁晓夫同意了。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把列宁的“政治遗嘱”和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分发给代表大会代表。
2月13日，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决定把在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建议提交中央全会批准。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根据会议记录，赫鲁晓夫先谈到总结报告，他说：“主席团审议了这个报告并且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们认为怎么样？这报告不是代表主席团的，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怎么样，全会要不要听取这个报告？”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同意！明天再听！”于是总结报告就这样“批准”了。赫鲁晓夫接着说，“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主席团会议决定此报告由我这个第一书记来做。不会有人反对吧？”见Ю.阿克秀京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和苏联1953～1964年的社会情绪》一书，2004年，第163～164页。他看到没有人表示反对，便宣布全会结束。这次五分钟的会议解决了上述两个大问题，这种做法与1953年9月批准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做法如出一辙。
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这时代表们手中已拿着发给他们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和他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久前审议和批准的总结报告里，本来有“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里夺走了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三十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贯彻实行了列宁的遗训”这样一句话，而赫鲁晓夫宣读时把这句话去掉了。可是报告却增加了批判个人崇拜的内容，其中说道：“中央坚决反对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它把某一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同时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导致他们的创造积极性的降低。个人崇拜的流行，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有时造成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102页。但是没有点斯大林的名。大会通过的关于总结报告的决议中也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在进行大会讨论时，有七位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说得很简短，具有表态性，他们这样做，像莫洛托夫后来说的那样，是因为担心出现分裂而表明他们没有不同意见。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主要从加强集体领导的角度谈反对个人崇拜。女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则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说起，讲了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消极影响。达吉斯坦代表达尼亚洛夫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发言最激烈的是米高扬。他说，“大约二十年来，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被马克思和列宁先后谴责过的个人崇拜盛行一时，当然这不能不给党内的状况和党的活动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02页。只有他一个人点了斯大林的名，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述“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大概他在发表这样的高论时忘记了三年多前在十九大的发言中说过的话，当时他称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天才著作”，说它“以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已经走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以及通往轮廓日益清晰的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在世界历史和我国历史的现阶段中，不深刻领会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提供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则和道路的新学说，要生活、建设和斗争是不能想象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文版，1955年，第495，497页。米高扬还号召历史学家重新阐述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谈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25页他的发言遭到部分代表和客人的反对，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甚至递条子表示抗议。然而总的说来，大会是按照原定议程进行的，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比较正常。尽管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里作为“创新”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但是错误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纲领，如果不是这个秘密报告，暂时还不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涛。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赫鲁晓夫手中还只有以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调查报告。他对这份报告不满意，于是临时设法加以修改和充实。根据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和《真理报》总编的谢皮洛夫回忆，在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即2月15日，他发了言后回到座位上，赫鲁晓夫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和这些人（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什么也干不了，而我还是想揭露个人崇拜问题。您能帮忙吗？”谢皮洛夫点了点头。于是他们离开会场来到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赫鲁晓夫要谢皮洛夫留下，让他对报告进行加工和补充，并给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权。谢皮洛夫整整写了两天半，写完后交给了赫鲁晓夫。据他说，后来在听赫鲁晓夫宣读报告时发现其中有整段整段他添加的话。整个报告究竟是谁最后定稿的，他不知道。 见Д.谢皮洛夫的谈话，《星火画报》1996年第2期第66页。
 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副馆长普罗祖缅希科夫的说法，报告的”坯子”是上述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参与加工的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阿里斯托夫和谢皮洛夫。此外还从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准备的发言稿中汲取了一部分。最后，赫鲁晓夫在做报告时脱离稿子，“即兴”讲了一些话。 见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而《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一书的编者之一阿尔季佐夫在一次谈话中说，2月13日中央全会决定增加报告的起草人员。2月18日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签署的报告第一稿提交给了赫鲁晓夫。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了一些内容。他的话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成为后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基础。不过他并不否认谢皮洛夫参与了这项工作。 尽管各种说法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少数人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改、未按照程序进行讨论就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苏共第二十大代表大会原订的全部议程于2月24日结束，这一天晚上代表们已投票选举了新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而赫鲁晓夫却安排在这之后做他的秘密报告。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他的报告如安排在投票前可能会遭到代表们的反对而影响选举结果。秘密会议不是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在2月24日午夜举行，而是在2月25日上午。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都凭特别入场券入场。应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的成员大多被拒之门外。可是却邀请了一些不是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到会。大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不是由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这样就有理由说：这不是代表大会的继续而是另一次会议。赫鲁晓夫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五个小时。参加过这次大会的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大厅里死一般地寂静。既听不到座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震动极其巨大。我个人也感到压抑，不知道相信谁才好……内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赫鲁晓夫讲的是实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这样想。”见1996年2月21日《文学报》。据说赫鲁晓夫做报告时甚至有人当场晕了过去。报告结束后，没有按照议事规程组织讨论，根本没有让代表们发表意见，而是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只有十几行字的关于报告的简短决议，就匆匆宣布散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既不全部录音，也不安排速记员做详细记录，这又是与历来的做法相悖的。
有的俄罗斯论者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人在大会期间通过紧张的“地下”活动加上去的。 见1996年2月15日《俄罗斯真理报》 显然，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不正常的。他把秘密报告的补充和加工称为“地下”活动，不免有点夸张，不过这个报告由少数几个人拼凑成后未按照规定进行讨论和批准就拿到大会上宣读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也在十年前指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见《请斯大林同志讲话》，增订版，2002年，第489～490页。2001年他又指出，赫鲁晓夫在新的中央机关已经选出后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秘密报告，那么人们就要问：赫鲁晓夫代表的是哪个中央？他还说，在大会最后的议程结束后，代表们的受权也告结束，他们通过的决议就失去合法性。 见《星火画报》2006年第7期第20页。
代表大会闭幕后，对这份匆忙拼凑而成的报告进行了加工，以供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之用。这个文本在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传阅过程中被泄漏，译成英文刊登在1956年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上。西方有关部门又将其返译为俄文广为散发。在传播过程中版本不断增加。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苏霍杰耶夫说，这个报告最后共有十一个版本。在苏联国内到1989年才公开发表，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据听过这个报告的人说，它与赫鲁晓夫当年在台上讲的不完全符合。有人指出，其中“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笑声”、“全场一片愤怒声”、“全场活跃”等字样是加工的人加上去的，因为当时全场自始至终一片沉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现在已无法知道当年赫鲁晓夫讲的确切内容。现在只能以1989年公开发表的本子为根据。





第二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讲了些什么

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调查报告只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而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所做的报告内容大大增加了，时限从三十年代延长到五十年代初。它的开头部分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接着就开始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然后讲战争年代斯大林的活动（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数民族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战后年代的镇压行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传略》中和其他场合进行“自我吹嘘”的表现。最后是结论部分。
    秘密报告虽然一开头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但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个人崇拜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更没有讲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和形成过程。赫鲁晓夫袭用上世纪二十年代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宁于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对这封信的补充，摘引了其中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同时赫鲁晓夫又宣读了克鲁普斯卡娅向加米涅夫叙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对待她的信以及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来说明斯大林的为人。应该指出，当年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柯夫等六人逐个进行了评述，指出了他们的长处和弱点，赫鲁晓夫只引用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无疑是为了给代表们造成列宁只对斯大林有意见的印象。至于说到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那么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作了很好的说明，她说，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事“具有纯粹个人的性质，与政治毫无关系……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央全会根据医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进行监督，不要让人们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间告诉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让他激动，以免使病情恶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诉他此类消息而申斥了他们。伊里奇偶然知道了这一点，——而此类保护制度通常都使人觉得难以忍受，——就对斯大林进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结了。不用说，如果伊里奇当时不像我指出的那样病情很重，他会对这件事做出另一种反应。关于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出示。”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宣读这两封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秘密报告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他说，在1935－1937－1938年这个时期，“形成了在国家部门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做法，开头针对那些早已被党击破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针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针对那些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最艰苦年代肩负重担的忠诚的共产党人，那些曾积极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卫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赫鲁晓夫虽然称反对派为”列宁主义的敌人，出于种种考虑没有为他们平反，但是认为他们都是无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为的受害者。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87、298～299页。他向大会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调查报告中的材料，说1934年第十七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70％）被捕和被枪决，出席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有半数以上（一千一百零八名）被捕，以此来说明镇压规模之大。《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页。 他指责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说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违反任何法制任意处置不同意见的人。他严厉谴责国家保安机关粗暴破坏法制的种种行为，并且指出，这种做法是经过斯大林批准的。他还说，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开始的，并且强调这个案件的有关情况至今还有“许多无法说明和无法理解的地方”。《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138页。[5] 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内务部人员干的。这里顺便提一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吩咐杀死的，目的在于吓唬人民。《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第242页。
     而二十大后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改革”年代又重新进行调查，仍然如此。关于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关系紧张的断言，早已为事实推翻。可见这是赫鲁晓夫的猜测。报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鲁祖塔克的申诉书以及讲述了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来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从而把这场肃反完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残杀无辜的惨剧，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存在不存在应加以镇压的敌对分子的问题，不讲他所说的错案具体错在哪里，根本不提1938年联共（布）中央采取的纠偏措施和对破坏法制的人的惩治，这就歪曲了历史真相。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因此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看待各个阶级、政党和个人的活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赫鲁晓夫恰恰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从国际上说，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西欧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对它采取敌视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及其反共的叫嚣和侵略扩张的野心，使得苏联一直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下，需要从各方面做好反对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的准备。而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敌对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余波未息，反对派的首领们仍在进行活动。而且苏联当局从获取的情报发现，他们正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肃反运动，无论对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说，这也是备战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战开始后，西欧不少国家在法西斯发起进攻后一触即溃，德国第五纵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苏联在法西斯入侵后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彻底肃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年到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气愤的野蛮行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 转引自《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
当然，肃反犯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在三十年代下半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斯大林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及时调整政策，有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思想问题和党内斗争的问题，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轻易地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杀了不少受到怀疑或罪不当诛的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对这一切斯大林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不能单纯用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来解释，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这里还有别的因素起了作用。首先，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况下那样对各种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其次，有一些异己分子混入了执法机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肆意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当时的气氛下，有人或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取得信任，或为了得到升迁，进行相互揭发，乱攀乱咬，弄得一时真假难辨。在干部队伍中，尤其在高级干部中，有一批对肃反过于热心的人，他们表现得异常积极，采取了许多过头的做法，这些人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理直气壮地指责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高级干部当中的一个。
    根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通过他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谢罗夫和他直接领导的保管各种档案材料的苏共中央总务部的有关人员，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现在担任直属总统的平反委员会秘书长的纳乌莫夫证实，销毁的材料达十一纸袋之多。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同时，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依说，谢罗夫还帮助赫鲁晓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签名见2000年7月17日《独立报》。 但是尽管赫鲁晓夫及其亲信作了很大努力，仍无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迹。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里说：“克格勃的档案里保存着能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州委领导人的文件”。另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秘书波利亚科夫说，1937年赫鲁晓夫每天都给莫斯科内务局打电话询问逮捕犯人的情况，他说：“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卢加或梁赞。”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需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往前走。”截止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书记中有三十五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许多苏维埃机关、工会、经济部门、共青团的领导人以及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鲁晓夫参加的“三人小组”签发的。见В.科日诺夫的《俄罗斯－二十世纪（1939－1964）》一书，2002年，第355－356页。 1938年1月他调到乌克兰工作后，那里有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以及州委书记等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和长期的有期徒刑。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在这期间他还向斯大林写信告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乌克兰每月报送审批逮捕的为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人，而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两千到三千人，请求您采取紧急措施。热爱您的Н.赫鲁晓夫。” 转引自《请斯大林同志讲话》一书，1995年，第322页历史学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档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证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曾请求批准枪决八千五百人，把三万三千人送往劳改营，而调到乌克兰后，请求枪决或关押三万人。见2006年2月26日《卫报》。 这些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本人曾对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改革”年代起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说：“赫鲁晓夫并没有少让人流血，而与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 《论据与事实报》2003年第25期。 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为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制造理论依据。他说，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就企图这样做，说什么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9页。他又说，混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别有用心分子和无耻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和这次全会根据叶若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以党的名义来掩饰大规模的恐怖行动。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0页。斯大林确实曾几次说过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话，这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时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联共（布）十六大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页。 而到1937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他在上面赫鲁晓夫提到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页。 斯大林明明说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赫鲁晓夫却硬说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说的是这些残余将“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赫鲁晓夫改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赫鲁晓夫的篡改流传甚广。科索拉波夫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却没有想到去与斯大林的原文核对一下。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时，肃反运动已过去了二十来年，当年的错误正在纠正或已经纠正，它将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人本应采取冷静态度，引导全党在查明事实和全部真相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过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可是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这样做，他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和夸张的语言讲述过去发生的事，并且即兴发挥，加上自己的臆测和推断，同时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诉，来揭露斯大林和其他当权者的“残暴”和“不人道”，这增强了报告的揭露性和煽动性，而没有对造成悲剧的原因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做出像样的分析和说明，他这样做，实际上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炮弹。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举世公认的，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夸大他在肃反方面的错误外，还应把他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于是大讲他的失误。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战争年代的所谓错误和失算成为秘密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报告的这一部分的特点是歪曲事情的本来面目，毫无根据地下各种断语，编造事实，达到了信口开河的程度。
     首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战争初期发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说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6页。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对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德军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置若罔闻”，他的“这种漫不经心，漠视明显的事实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敌军在战争一开始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我国的大量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众多军事干部，打乱军队的指挥，结果我们无力阻止敌军向我国内地推进”。[《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而实际情况是，希特勒上台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们实行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就包含着备战的目的。尽管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去的基础太差，与德国比较，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够。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还说，“斯大林在战前曾认为，只有到1943年我们才能与德国人势均力敌”。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0～41页。 因此斯大林想尽各种办法以推迟战争的爆发。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进行军队部署和采取具体的备战措施时尽可能不使对方发觉，以免对方以此为借口提前发起进攻。在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确实从各种渠道得到各种情报。那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说，他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看这些情报，什么样的情报都有，所说的德军发动进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时苏联尚未与英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斯大林对丘吉尔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认为丘吉尔这样做另有所图。根据他的看法，德国在结束西欧的军事行动之前不会东进，并不完全相信德国会在近期入侵苏联，因而也就没有要求边境军区部队立即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直到接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发动进攻的报告后，才下达备战和反击的命令。这就使得苏联红军在战争爆发后一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损失。应该说，这是斯大林判断上的失误，是一位领导人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漠视各种情报和信号”，不作迎战准备。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战争初期的失利还因为1937年到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据诬蔑性的指控杀害了大批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这里他指的是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案件以及在这之后对部队干部的清洗。应该指出，这是事出有因的。图哈切夫斯基当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握有实权。苏联政府从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他与德国军方联系密切并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于5月中旬亲笔写信，告知他从德国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斯大林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很快在笔供中承认了犯罪事实，于是军事法庭迅速做出判决，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成为在军队里开始清洗的讯号。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采取坚决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万一确有此事而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设想。问题过于匆忙地做出死刑判决，如果发现错误就无法补救。同时，当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及其副手们在清除渗透到部队的外国代理人的过程中搞过了头，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则借口政治不可靠而从部队中清除了约四万名有经验的指挥员，这些做法确实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赫鲁晓夫指摘斯大林时，大概又“忘记”了他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基辅军区也搞了大规模清洗，他和其他领导人在一份报告里说，那里的九名军长被全部被撤换，二十五名师长撤换了二十四名，九名旅长撤换了五名，其他各级干部被撤换的比例也很大。《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631～632页。 不过联共（布）中央于1938年开始纠正这些做法，恢复了一万一千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杰出统帅的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人）的军籍，从而减轻了损失。另一方面，战争爆发后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倒戈行为，这说明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错案一直有不同意见。当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确实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反对为他们平反。一些历史学家也持这样的态度。最近作家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说，开头他曾为图哈切夫斯基辩护，认为他是无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改变了看法。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页。赫鲁晓夫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分析当时得到的情报（尤其是贝奈斯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笼统地把错误的产生归结为斯大林的多疑，这就再次歪曲了历史真相。
     在谈到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断定说，“在前线遭到最初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来临了……在这之后他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去见他，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况需要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时，他才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149页。可是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远在基辅，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斯大林这时的心情和表现。翻一翻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他从他在秘密报告中痛加批判的贝利亚那里听来的。事实是：在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不顾身体有病（根据他身边的人说，这时斯大林得了严重的咽喉脓肿，体温高达四十度。 见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领袖们身边》一书，1997年，第75页。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发表命令，调兵遣将，领导抗击敌军的斗争；他对政府部门进行改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他安排军工生产，以保证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他在做大量的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会见各方面人士，鼓舞他们的斗志。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一本来访者登记簿逐日逐时地记下了这些日子斯大林会见的人。根据登记簿记载，1941年6月22日即战争爆发的一天，他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3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6月24日会见了二十人次，6月25日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6日会见了二十八人次，6月27日会见三十人次，6月28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在他会见的人当中有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人民委员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会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216～220页。 在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边，对情况最为了解。诗人丘耶夫在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人这样写道，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了语言能力，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说惊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现出来。斯大林无疑有他的难处。要说心情不沉重是荒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绘成不是他当时的样子——居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当然很荒谬。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连惊慌失措或丧失语言能力的时间都没有。”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60页。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又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没有到过任何一条战线和任何一个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线处于稳定状态时闪电式地去过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的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这些命令常常没有考虑到该作战地段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导致重大的人员损失。”《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作为例子，他讲了1942年5月的进攻哈尔科夫的战役。他说，当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时，西南方面军领导做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并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却要求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说明形势。然后他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电话，却让马林科夫转告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结果牺牲了十几万士兵的生命。 这样就把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150页。
   首先应该指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到过任何战线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根据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曾两次亲临前线，谢尔戈带着电台陪同前往。 С.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1994年，第181～183页。华西列夫斯基也在回忆录里写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过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视察。而且在华西列夫斯基看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来说，这样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党中央和大本营最合适，因为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各种各样的情报源源不断，他能及时了解军事行动的过程以及各方面军的需求和困难，做出有效的和正确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中文版，2003年，第484页。    
至于说到哈尔科夫战役，那么应该指出，进攻哈尔科夫的计划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和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提出来的。总参谋长认为实施这次战役是冒险的，建议不要进行。但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必获全胜，于是斯大林才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开头进展顺利，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敌军突破了防线，到5月18日，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建议停止进攻。根据朱可夫回忆，5月18日他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朱可夫特别指出：“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下册），1985年，第493页。就连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沃尔科戈诺夫也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朱可夫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如果这是赫鲁晓夫健忘，那倒也好说，但是如果是为了推托历史责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见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235～237页。 
    赫鲁晓夫在叙述他如何与华西列夫斯基通电话时，编造了“斯大林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谎言。麦列茨科夫元帅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话。赫鲁晓夫还指责斯大林在红军阻挡住了敌人并转入进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正面攻击的战术，反对采取侧翼迂回和切入敌人后方的方法，给红军造成无谓的牺牲。”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懂得及时改变战术、自以为是、歇斯底里地固执己见、贬低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须对许多战役重新评价，做出新的解释”。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可见在他看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是完全不够格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听一听朱可夫的意见。这位对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统帅和杰出军事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赫鲁晓夫还谈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数民族居民全部迁往中亚内地的事，说当时战事已出现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这样做“绝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上册），1985年，第344页。说这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的粗暴践踏”。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2页。这里赫鲁晓夫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1943年战局确实出现了大的转折，红军开始反攻，但是列宁格勒周围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时土耳其陈兵苏联南部边境等待时机，可见形势还比较复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向西推进，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有意不谈这些民族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的普遍性以及德国占领期间或大军压境时他们严重的背叛行为，当时投靠德国和与德国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极少数上层分子，在这方面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战时的表现作了专门研究后指出，在战争期间许多人逃避服兵役，在当地组织反革命武装团伙一百九十七个，参加者甚至有当地的许多干部，曾两次发起暴动，袭击红军，支持德国人，保护降落该地的德国伞兵等等”。 见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国的'高加索之鹰'》一文，载《俄罗斯特种部队报》2000年第10期。 然而尽管如此，把整个民族强行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会引起不满，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当年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并赢得最后胜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有的俄罗斯论者指出，在二战中美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迁往内地的集中营，可是至今没有人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提出过指责。 见《对话》杂志1991年第4期第64页。 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没有道理的。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采取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德国侵略者的功绩，在他看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报告时也许出于某种考虑，没有把这看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在回忆录里就这样做了。他说，“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国家就会把备战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没有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战争将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军队没有斯大林的领导也会取得胜利，甚至会少遭受一些损失。”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40、243页。 在谈到战后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用叙述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同样方式，讲了“列宁格勒案件”、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和“医生案件”，同样把造成这些悲剧的责任归之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同时提到了贝利亚所起的作用。这里着重讲一下“列宁格勒案件”。我们知道，战后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以日丹诺夫为首，称为列宁格勒派，其成员有曾在列宁格勒工作、后来分别担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则由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后来靠拢他们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组成。战后斯大林有意退位，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他比较看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认为他们年轻有为，这就引起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的强烈妒忌，于是展开了一场争权斗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利用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向中央报告统计数字失实一事向斯大林告状，引起了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强烈不满，斯大林从此不再信任他。他们以同样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接着他们捏造事实说两人闹独立性，企图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对立起来，把俄联邦与苏联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宣布列宁格勒为俄联邦首都等等。最后两人和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反对政府和叛国，受到镇压。在制造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马林科夫。而熟悉情况的前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苏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也是“列宁格勒案件”的策划者之一。 见2006年2月10～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而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当时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负责审理这个案件。见С.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1994年，第325～326页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讲“列宁格勒案件”，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任意处理”和“喜怒无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出于同样的目的，抛出了苏南关系问题，在揭露斯大林“丧失了现实感”以及“表现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莫洛托夫。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他说：“这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1948年问世的他的《传略》是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 这里说的《传略》，应是1947年出版的修订第2版他认为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校改过的书“表现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是把一个人神化，把他说成永不会犯错误的圣哲，说成‘最伟大的领袖’和‘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的范例”。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他认为没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写的几段话就可说明这一点。于是他先引用了书中这样一段话：“在列宁不能工作后，在与怀疑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形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们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以实现列宁遗训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这段话确实是斯大林添加的，不过“斯大林原话中具体说明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集体，赫鲁晓夫用删节号把这名单删去了，”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长长的名单与他关于斯大林突出个人的断言相抵触，也许是由于他见到这个领导核心的名单中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又引了斯大林紧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话：“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担负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一点自负、自满和自我欣赏的表现。”《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引用时删去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方面的伟大作用，宣称：“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大概他认为这后半部分与他关于斯大林“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说法不符，就大笔一挥删去了，而且不加删节号。
   更为可笑的是，赫鲁晓夫还把书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词句的话完全当成斯大林添加的话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调子。例如斯大林把书中原来的“斯大林大元帅是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造者”改为“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学说”一句中“学说”二字改为“原理”。《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 此外还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原理”、“命题”或“结论”。赫鲁晓夫那样做，一方面说明他连原件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书记弄不清“创造”与“发展”、“学说”与“原理”、“理论”、“命题”、“结论”孰高孰低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样时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诸如“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头衔，而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见他的选择性是很强的。
   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它缺乏严谨的结构，叙述混乱，不同段落用以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有的段落简直就是报告人个人在讲他编造的故事，而且有时他个人的感情色彩甚浓。这个报告确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种大拼盘式的和低质量的东西，如果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发表，那是他个人的事，也许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风格，但是他却硬要借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那简直是丢中央委员会的脸。
   赫鲁晓夫虽然大讲什么个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个人崇拜是什么问题；虽然说了一些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实际上并不那么做，他压制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一点也为后来他大权独揽后的恶劣表现和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事实所证明。因此赫鲁晓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诚然，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列举了不少事实，尤其是与三十年代大清洗有关的事实。但是他在讲这些事实时，如上所说，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同时进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编造各种谎言，这样就使得事实与谎言搅和在一起，变成半真半假的东西。著名作家列昂诺夫说过：“上等的谎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东西制造的。”这样的谎言比一般的谎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大量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和许多历史事实已经弄清的今天，还有人继续相信赫鲁晓夫的谎言并加以传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鲁晓夫在报告里就利用这种“上等的谎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独断专行、不容异见、残暴无礼、病态地猜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不动就杀人的独裁者和暴君。虽然报告里有“过去斯大林曾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很大功劳”这样的词句，并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与反对派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借口没有给自己提出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的任务而对他所说的功劳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说明。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嘴。实际上，报告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所用语言来说，不像是对一位有过功劳、但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像对一个制造了无数悲剧和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诉和宣判，这事实上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在讲个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失误和巨大的损失时，把一切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如同著名学者科日诺夫所说的那样，他还在绕着个人崇拜转，因为仍然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有人把这种表现称为“反过来的个人崇拜”。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仍然是在宣扬他所说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即“反过来的个人崇拜”。






第三节、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坚决要求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为此使用了各种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和造谣惑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当年曾受过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为什么他对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过去崇拜过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了解这个人过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这样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等。
   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库尔斯克农村，十四岁那年随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先在德国人开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后在矿区一家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应该指出，关于他当过矿工之说不确。1918年他参加了红军，不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本人曾在与剧作家沙特罗夫谈话时这样说：“您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时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年轻的红军战士赶到一个剧院去开会，说有一位中央来的同志要讲话。出来一个矮小的，比我还要矮小的红头发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开口讲话，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起来。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讲话的人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这就是说，他是由布哈林领进门的。他在回忆录里用赞扬的语气回忆起了布哈林，说“他这一代人是读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成长的，说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等”。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49～50页。 
   国内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顿巴斯矿区工作。在二十年代初党内斗争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边，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转向。根据卡冈诺维奇回忆，1925年他以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到顿巴斯视察，然后参加了州党代会。这时大会代表赫鲁晓夫来找他，求他帮忙。他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对他说：“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是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我请求您这位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3]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第565页。“卡冈诺维奇见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便答应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不久把他安排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往基辅，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长。1929年赫鲁晓夫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业学院，但知道通不过入学考试，便又去找已调回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帮忙，卡冈诺维奇答应了。赫鲁晓夫入学后，没有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立即投入到学院内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去，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时他已把他崇拜过的偶像完全抛弃了。当时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卡冈诺维奇便决定提拔他为学院党支部书记。他还碰上了后来对他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这时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正好也在工业学院学习，是党组织的一个干部，经常与赫鲁晓夫碰头。她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当卡冈诺维奇要调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而同斯大林商量时，斯大林欣然同意，这与阿利卢耶娃常在他面前称赞赫鲁晓夫不无关系。” 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1997年，第566页。 从此赫鲁晓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往事时说：“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着他从1925年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有益的事，同时也有错误和缺点，这是谁也免不了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个‘高位’对他来说太高了……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登上了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身居最高职位后头脑就发起昏来了，便开始胡闹，这对他本人、尤其对党和国家是很危险的，何况他明显地缺乏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年，第567页。卡冈诺维奇的这段话是在八十年代末说的，他在谈到那个忘恩负义、把他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赫鲁晓夫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却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卡冈诺维奇，这样写道：“像卡冈诺维奇这样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说为了斯大林的某种事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他就会把亲生父亲给杀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冈诺维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会喊得嗓门比谁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处逮捕和揭露“敌人”。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0页。把他们两人的话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品格的不同。其实，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恰好说明，他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写成“знако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与剧作家沙特罗夫的谈话中说：“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而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们当中的人。”《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22页。 这些话是他晚年说的，总算还有一点自责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这个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斯大林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到他的别墅聚会时，常常拿赫鲁晓夫取乐，强迫他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这时赫鲁晓夫只好扭动他胖乎乎的身躯，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着巴掌。有人说，斯大林常让赫鲁晓夫扮演小丑的角色，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这似乎是确实的。由此看来，斯大林在给自己的《传略》添写的话中没有把赫鲁晓夫列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名单，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鲁晓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头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对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领袖怀有崇敬之心。《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7、23～24页但是随着直接接触的增多，对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认斯大林有高人一头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某种无法归入任何范畴的野蛮的东西”，逐渐产生一种敬畏和恐惧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担心出差错而获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对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着，心里是肯定是不满的。同时他把自己与某些受到处置的人相比，觉得斯大林对自己还可以。因此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剧作家沙特罗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时，他回答说，“不是个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对待我要比对待别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几乎认为我是他的‘宠儿’。我家只有儿媳一人坐过牢。他有时把我称为波兰特务，叫我赫鲁晓夫斯基，强迫我跳舞，总的说来，就这些。与别人的遭遇无法相比”。《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那么这里又要问，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做那个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呢？一位名叫阿尔帕托夫的学者的说法比较简单，他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行为称为“奴仆找死去的老爷报仇”。见1998年4月17日《独立报》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依也说，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鲁晓夫，甚至糟践他。可以感觉到，长期积累的怨气一旦得到发泄的机会，他什么话说不出来！] 见2000年7月27日《独立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实际上是在与斯大林“算个人的旧账”，说他“没有真正谴责破坏法制的行为和赫鲁晓夫自己也参加的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对斯大林作了绝对主观的评价，把发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真理报》2006年2月21～27日。
政论家布尔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听了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的录音后说：“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他还说，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赫鲁晓夫自己在同沙特罗夫谈话时也承认这一点。当沙特罗夫问他对什么事感到后悔，他回答道：“最感到后悔的是让许多人流了血。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我虔诚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在布尔拉茨基看来，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是为了卸掉多年来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也是对斯大林的反抗。
   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制造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秘密报告首次披露大规模镇压的行为，推脱自己对许多无辜者被杀和被关押的责任；第二，力图表明是他使国家摆脱了恐惧，让代表们相信，只有他当政，才能保证不发生各种违法行为；第三，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单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给自己腾出位置，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俄罗斯社会学研究部门“列瓦达中心”主任列瓦达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对赫鲁晓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可作不同解释，他本人也多次试图说明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解释当中最合理的是这样的说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主要的。《新时代》杂志2006年第8期第23页。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鲁晓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做报告的，本来应该客观冷静，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可是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兴发挥，对斯大林进行无端的攻击，这确实像是一个受了半辈子气的奴仆发泄对已故主人的愤恨，或者像布尔拉茨基说的那样，是多年来蓄积在内心的反抗的总爆发。当然，作为当年大规模镇压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着重讲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这样做，也如同列瓦达所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己在回忆录也曾谈到过。据他的回忆，他在劝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同意他做秘密报告时曾说：“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辈子有一次能够认罪，那么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谅解，也能受到宽容对待。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是否应该做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只能在现在的二十大就做。到二十一大时再做就晚了，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们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再做一个报告。”《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这里他也把进行劝说的时间说成“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实际上可能是在会前讨论是否决定做秘密报告时说的。另据他的女儿拉达证实，赫鲁晓夫在家里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惟一的机会，要么我们现在就讲，要么让人民把我们消灭掉，而且他们那样做是对的。”见2006年2月14日《新闻报》。
   至于说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根据。上面提到过，他口头上虽然说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他虽然提出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然而实际上他在准备做秘密报告的过程中就严重违背党内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后来当他把党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并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自己作宣传，唱赞歌。当时也有一些人对他阿谀奉承，赞扬他的“功绩”，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赫鲁晓夫却是一个丑角一类的人物，他的种种表现，使他获得了不少雅号。人们根据他的愚昧和无知，称他为“登上宝座的傻瓜伊万”；根据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说空话大话和造谣撒谎，称他为“饶舌的人”。他对玉米情有独钟，不问自然条件如何，要求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普遍种玉米，因而被称为“玉米迷”。他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开始时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后来仓皇撤退，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而他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时名扬世界。当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曾说，毫无疑问，有过个人崇拜，但是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也搞个人崇拜这一套，确实有点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斐尔的信中谈到后者的剧本《济金根》时说：“您的《济金根》完全是走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1972年，第343～344页。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实际存在的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进来。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的洪炉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觉的学习改造，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也有人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队伍，放松甚至不进行自我改造，凭着自己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和迎合领导的本领，在革命队伍内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和斯大林严格的管束下，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出过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现偏差和错误时，由于他们的过分热心和努力，给事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由于制度上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逐渐形成为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赫鲁晓夫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这个集团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现，是这个集团为维护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冷战”中做法有所改变，开始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渗透，并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而在苏联国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三十年代和战后镇压行动中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西方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这在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领导集团中相当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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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07:37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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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过整理和修改后，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关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内和社会各界极其强烈的反响。有人形容这犹如爆炸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过去对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态度的多数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恶毒诽谤，仍然相信“斯大林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骄傲的格鲁吉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纷纷起来反对，在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巴统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当局悍然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几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这是从1918年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开了武力镇压的先例。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感到震惊之余，思想上出现很多问题，开始怀疑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相当多思想发生了变化的干部，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以及历次镇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亲属，还有早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那些未改变立场的后代则表示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双手沾满了鲜血，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维埃制度联系起来，把苏联说成专制独裁的国家，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
    二十大闭幕后，苏共中央用各种不同方式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各个党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党内斗争的加剧，自由派加强了活动，各国领导人受到了冲击，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危机。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导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同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最后苏联进行了武装干涉，才把事件平息下去。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1999年，第6页。他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1956年4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主要从正面阐述党中央的立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着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这些分歧后来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六十年代的公开论战。
    在二十大闭幕后不久，秘密报告落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中，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个报告泄漏出去的过程说法不一。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领导人曾把秘密报告的文本送给参加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阅读。而贝鲁特于3月12日去世，有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报告文本，把它复制后在华沙市场上出售，一个美国人用三百美元买了一份，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20] 见《赫鲁晓夫——同时代人回忆》一书，第32～33页。 还有一种说法，它与前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即秘密报告是从波兰泄漏出去的，不过方法和途径与前一种说法不同。按照这种说法，这份报告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的人在华沙弄到的，此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秘书的好友，他在女秘书的桌子上看到了报告的文本，便从她那里借了出来，直奔以色列使馆，因为他正准备到以色列定居，想把此报告作为见面礼。于是他把报告交给了以色列使馆，以色列使馆复制后转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3月30日的报导 此外还有别的说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份报告后大喜过望，决定立刻译成英语发表。它于6月4日全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两天后法国《世界报》也发表了这份报告。然后又返译成俄语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在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播送。同时还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场宣传战很快收到了效果。同情和支持苏联的人大大减少，许多原来靠拢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转引自2006年2月12日《每周新闻》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知识界开始出现一股后来被称为“解冻”的自由化浪潮。关于“解冻”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它源自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小说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讲到严冬即将过去，“已到解冻时节”，“春天就在眼前”，已听得见“春天的喧闹声”等等。显然这里所说的严冬指的是斯大林时期。至于“解冻”一词并非爱伦堡首次使用。诗人扎鲍洛茨基早在1948年就写过《解冻》一诗，表达了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情，这首诗到1953年10月才发表出来，不过也在爱伦堡的小说之前。此外，美国记者索兹贝格于1956年写过《大解冻》（《The Big Thaw》）一书，“解冻”一词在西方流行开来，大概与此有关。二十大后，这股浪潮迅速在知识界扩散开来，形成了不小的声势，淹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片思想阵地，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在文学界影响尤为深远。出现了一批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那么大的混乱，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他一方面担心反对批判个人崇拜的呼声愈来愈高而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遭到削弱，担心那些本来就反对这样做的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加强，对他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害怕在秘密报告推动下进一步泛滥起来的自由化浪潮把他淹没，使他遭到灭顶之灾。他被迫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安抚反对者，而对自由化浪潮一度采取遏制政策。本来他策划要在二十大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个人崇拜。从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朱可夫向赫鲁晓夫呈送了他准备在全会作的题为《关于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的稿子，谢皮洛夫则准备在会上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批判个人崇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取消了。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行动进行解释，它对斯大林的功过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且语气也与秘密报告有所区别。这表明赫鲁晓夫等人似乎要在掀起这场运动后暂时刹车。如上所述，1956年下半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了争取支持和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改变了调门，开始肯定斯大林。12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说：“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正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粉碎了我们的敌人。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因为在为了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步而对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曾经合作。”《真理报》1957年1月1日。
   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又在中国使馆为我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经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不可分割的……我们批评斯大林，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共产党员。我们批评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有错误……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战斗。”《真理报》1957年1月19日。
 一个月后，即在2月18日，他又在保加利亚驻苏使馆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这些表白，当然是言不由衷，是在演戏，因为像他的女儿所说的那样，他有戏子的气质。同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又谈到了斯大林，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和将来都将同所有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诽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强调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真理报》1957年11月7日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他首先就应与他自己作斗争，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发动这场诽谤斯大林的运动的。
   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防止波匈事件在苏联重演，苏共中央于1956年12月给各级党组织发了密信，要求对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采取坚决措施，对肇事者进行镇压，加强对书报的检查。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2月，莫斯科大学开除了百余名“进行反共政治活动”的学生，把他们送往工厂劳动改造。取缔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组织。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对该杂志的“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免除了该杂志主编的职务。对暴露阴暗面的“解冻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然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没有停止。赫鲁晓夫本来并不那么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他就思想观点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在理论上 一窍不通，很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很快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卷了进去，愈来愈深地陷入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视已形成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的事实，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日益扩大，无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大谈苏联已消灭了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所谓的“两全”理论。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所有这些加上二十大提出的“三和”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可是他仍然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讲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宣布将在二十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这完全是用来欺骗群众的谎言。
    在二十二大上，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掀起了第二个反斯大林的浪潮。他在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里除了重复在二十大说过的一些话外，对斯大林提出了新的指责。这次批判斯大林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有许多人跟着他这样做。大会闭幕前通过了关于把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陵墓的决议。过去曾经流传过的“焚尸扬灰”说不确，斯大林的灵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根据陵墓警卫队长莫什科夫的回忆，“安葬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0月31日凌晨二时他应召到了克里姆林宫，这时中央主席团成员正在讨论把斯大林灵柩埋葬在何处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埋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意见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的支持。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穆希金诺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很难向人们做解释，建议安葬在陵墓后面宫墙旁。赫鲁晓夫勉强同意了。决定后立即开始行动。为了不引人注意和不引发抗议活动，全部迁葬工作在夜间秘密进行。当天晚6时，借口参加十月革命节检阅的莫斯科卫戍部队要进行排练，封锁了红场。9时许挖好了墓穴，接着把斯大林的灵柩匆匆埋了进去。与此同时换下了陵墓入口的上方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的石匾。第二天早晨游客看到石匾上只有列宁一人的名字了。” 见《独立报》2001年10月31日。
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推倒斯大林纪念像和纪念碑的行动。许多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和农庄纷纷易名。应该特别指出的是，1961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这是发生举世闻名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城市。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夫愤慨地说，“西欧不少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仍然以斯大林格勒命名，而在苏联地图上从此却找不到了这个城市”。 见《小说报》1998年第7期第57页。 另一方面，再一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各种报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攻击斯大林、丑化他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笼，其中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8226;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应该说，赫鲁晓夫本来就是一个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政客，他再次掀起反斯大林的浪潮，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过他这样做有其具体的政治目的，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的分析，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虽然在1957年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是他们在党内仍有较大影响。在二十二大召开前，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写信，对苏共纲领草案提出批评，赫鲁晓夫担心莫洛托夫的观点会获得支持，于是便想通过再次批判斯大林来揭露他们过去参与镇压行动的错误，达到清除他们的目的。第二，在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批判斯大林影射攻击中国。第三，赫鲁晓夫再次批判斯大林，是为了进一步毁坏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声，实现取而代之的目标。”[ 见2006年2月17～20日《真理报》。 然而应该说，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实现他提出的修正主义纲领扫清障碍。
   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明显下降。诚然，有的人开头曾赞赏赫鲁晓夫的“勇气”跟着他反对个人崇拜，但不久也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于是转而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寻求别的寄托。有人形象地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从“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经过“没有值得崇拜的个人的崇拜”（”культ без личности”），然后到“现金崇拜”（“культ наличности”）。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成灾准备了合适的土壤，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对刚走上和正要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其中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或“六十年代人”，这些人后来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为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组成了一支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骨干队伍。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六十年代人”。 见《莫斯科新闻》1995年第22期。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19页。他又说：“后来，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0页。最近戈尔巴乔夫又承认二十大与他实行的“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俄罗斯报》2006年2月14日。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不同派别的政论家对二十大到苏联解体的过程的描述有其相似之处。自由派的布尔拉茨基说：“二十大后，在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沟。开头形成了一个缺口，后来社会上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个拥护斯大林和反对二十大，另一个反对斯大林和拥护二十大。接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自愿’下台、勃列日涅夫的二十年停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升沉、叶利钦的白色革命、私有化和向市场过渡的剧变，——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大。”《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 而属于左派的卡拉－穆尔扎则说：“二十大打击了苏维埃制度，使得它没有恢复过来。这样做是由于恶意、愚蠢还是由于疏忽，这并不重要，但客观上是犯了叛国罪。赫鲁晓夫损坏了支撑国家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修理它，只抹了一层油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裂缝抠大，使得整个建筑物倒塌。现在我们怎么也无法从瓦砾堆下爬出来。”《反电视银幕网》，2006年3月16日 由此可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运动一脉相承，已成为现在不少俄罗斯人的共识。
   至于说对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和态度问题，那么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曾经存在过严重的分歧。报告出笼时，许多老革命家和普通的工农群众表示坚决反对，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为它叫好。另外还有一些人虽不完全赞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是认为揭露个人崇拜的问题有其积极意义。当时赫鲁晓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要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曾经迷惑过一些人。但是当他大权在握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仍用他自己谴责过的老办法对付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把所谓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发挥到极致，使得许多人大失所望。这自然使得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更使许多人看清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实质。如同一位名叫索洛韦依奇克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和苏联的崩溃，这对许多苏联传统主义者和爱国者给二十大以否定的评价起了决定作用，而在他们眼里赫鲁晓夫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前辈”。《全球选择》2006年2月24日 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经过今昔对比，改变了对斯大林的态度。另一位名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论者说：“不管‘解冻’时如何揭露斯大林，不管六十年代人如何哀号，不管‘改革’年代如何诅咒，反共分子’当政的十年就足以把所有的诅咒勾销掉，并且在实际上证明，谁对老百姓更亲。”《明天报》2006年第10期。近年来，根据多次民意调查，肯定斯大林的人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年前，以舍宁为首的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政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共”在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列宁陵墓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是由共产党联盟－苏共这个联合组织中的一派做出的，应该说它反映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意志和愿望。
   自从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早已成为历史，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节、如何看待对个人崇拜以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人物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有所作为。而历来的剥削阶级往往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制造对他们的崇拜，以达到欺骗和蒙蔽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的目的。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应该说，个人崇拜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由于他们个人超群的智慧和品德以及所起的杰出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很自然的。一般说来，人民群众的这种表现不应与某些人有意制造个人崇拜行为等同起来。而杰出的领袖人物总是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反对和阻止对自己的过分赞扬和崇拜。许多事实证明，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在1931年12月13日在回答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提出的“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的问题时说：“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他接着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1979年，第298页。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1947年出版的《传略》中亲笔添上了后面的这句话，并在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再次强调这一点。见1999年3月19～22日《真理报》
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斯大林见到后非常生气，他于2月16日给出版社写信说：“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他接着说：“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96页 可见，斯大林坚决反对过分颂扬他个人，并把问题提到两种对立的历史观的高度来加以说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在刚才提到过的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批评《传略》中“好话太多，过分赞扬个人的作用”，说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在苏维埃时代，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工厂和农庄成为一种风气。1925年，察里津省当局决定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给省委书记写信表态说，他不要求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如果他们一定要改名的话，就以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米宁的名字命名。他在信中说，他“不追求名望和荣誉”，恳切地请求不要把他“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去”，“以免造成相反的印象”。 《史料》杂志2003年第3期第54－55页。不过最后察里津还是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用强迫和威胁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察里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38年，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说他收到了人民群众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苏联首都的信件，便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并组织人起草了准备送交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草案。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通过加里宁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表明自己的态度。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127页。
上世纪三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曾经提出，“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建议使用“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赫鲁晓夫表示支持，据说他曾在一次讲话中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两人都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责。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在那次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反对把他的思想观点抬高为学说。他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整整发现了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斯大林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苏联英雄称号，理由是他个人“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勇敢精神”。他没有接受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到他逝世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嘉奖处处长才把这枚勋章拿出来别在枕头上。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1页。这与“勋章迷”勃列日涅夫形成鲜明的对照。
莫洛托夫还谈到斯大林曾为他接受了大元帅军衔表示后悔。关于授予斯大林大元帅军衔的建议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人提出来的。开头斯大林拒绝接受，后来在这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勉强同意了。事后他愈想愈觉得不应接受，说道：“我要这一切干什么呢？”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0页。可是那位战时只当过方面军军事委员、没有实际指挥过一次战斗的赫鲁晓夫却想得到苏联元帅的军衔。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曾对莫洛托夫说过，他曾收到一张为授予赫鲁晓夫元帅军衔征求意见的表格，因为授予元帅军衔需征得战时成为元帅的高级将领的同意。此事是战时曾与赫鲁晓夫共事过的叶廖缅科策划的，最后因遭到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诺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元帅的反对而未成。[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83页。
   1945年6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议“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463页。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人民群众的尊重。
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时，各界人士就如何庆祝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中包括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献给斯大林的胜利纪念碑和设立斯大林生平活动纪念馆、在莫斯科大学的大楼前树立宏伟的斯大林像、规定斯大林的生日为每年的全民节日、设立斯大林勋章、授予斯大林高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称号、在斯大林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战斗的城市建立斯大林纪念碑等等。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通过莫洛托夫告诫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说：“谦虚一点为好。”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6～787页。
类似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说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说明斯大林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和清醒的认识，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对和阻止那些夸大个人作用和过分颂扬他本人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尽管他在理论上对这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但是在一片颂扬声中有时也不免飘飘然起来。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有深刻了解的莫洛托夫这样说过：“斯大林开头曾与对他的崇拜作过斗争，后来有点喜欢了。”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8页 当然，在当时的气氛中，斯大林不需要授意和指使某些人这样做，他只要对某些做法采取默许的态度而不加以坚决制止，就足以使对他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在他的晚年就是如此。上面提到过，夸大个人作用和肯定“英雄创造历史”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而传统观念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不易一时改变，有时它在不知不觉之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连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纠缠。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实行“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974年，第271～272页。 是多么的重要。
应该说，斯大林面对人们对他的过分的颂扬心里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像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为自己受到如此尊重感到有些高兴，另一方面，又对无休止的、有时失去分寸的赞扬感到不快。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上世纪在访苏期间曾与斯大林坦率地谈论过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并在《1937年&#8226;莫斯科》一书中作了记录。书中说，斯大林不掩饰他对过分的崇拜的厌烦，为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应付各种活动和仪式感到可惜。他责备工人和农民们忙于这些不该忙的事而不设法培养较高的趣味，并且对游行时在他眼前出现的“那个蓄小胡子的人成千上万大得吓人的画像”进行了嘲讽。书中还说，斯大林之所以忍受着，是因为知道这些过节般的活动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并且认为他们颂扬的不是作为个别人的他，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的他。 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70页。 确实，斯大林有时把他个人与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甚至在谈到他自己时使用第三人称。有这样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在一些朋友的鼓动和所在单位领导的纵容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斯大林得知后训斥儿子说：“你以为你是斯大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指着斯大林的画像大声喊道：“斯大林——这是他！” 见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由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个人和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他也就把人们对他的颂扬看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颂扬，而且是对他领导的党的方针路线的肯定和拥护。这大概是他没有对那些过分热情的表现采取断然措施加以阻止的又一个原因。当然，树立领导人的威望对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来说能起很大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反而有可能使得领导人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损失。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的特点。俄罗斯人富于感情，容易受情绪的支配。刚才提到过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访苏期间还有一个发现，这就是“俄罗斯人喜欢夸张，他们讲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都用最高级，当他们能有机会发泄他们的强烈情感时，就感到高兴”。 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页。许多俄罗斯人确实有这种表现，能毫不吝啬地使用“英明”、“伟大”等字眼来形容他们拥戴的人，动不动就称之为“天才”；他们喜欢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树碑立传，用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俄罗斯人的这个特点，现在仍然表现出来。许多人由于对普京有好感，在他上台后不久还没有干出什么英雄业绩的情况下，就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因此，如果对俄罗斯的社会历史情况和俄罗斯人的特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看到当年对斯大林的近乎狂热的崇拜也就不会感到突然和奇怪了。
应该说，人民群众出自内心地尊敬和热爱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是真诚的，他们的某些过分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在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当中也有不少人在与斯大林共事的过程中对他的思想和品德有了全面的了解，承认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因而抱敬佩的态度。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说过一些过分颂扬的话，这在当时的气氛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对斯大林评价上仍然持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就是这些人的最突出的代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领导层中有相当多的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斯大林生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蓄意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这些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是有“功劳”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又成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英雄”。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就是如此，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更有他突出的表现。
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就本质来说，是布哈林分子，但是没有跟布哈林走，为了获取信任和得到升迁，把自己打扮成“最忠诚的斯大林分子”。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1、434页。 他在斯大林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各种场合狂热地吹捧和颂扬斯大林，成为制造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之一。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忠心”和“热情”。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代表乌克兰党组织作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发言，其中有三十二次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对斯大林进行了热烈的赞扬，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2～785页。 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发表的文章中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390页。 这大概是他首次称斯大林为“父亲”。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时，赫鲁晓夫又发表祝词，这篇祝词以这样的口号结束：“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  《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这时赫鲁晓夫想要表明他在感情上与斯大林更加靠近了，在“父亲”前面加上了“亲生”二字。 
刚才提到过，斯大林有时对过分颂扬他个人的做法表示厌烦，甚至认为有人故意这样做是为了破坏他的威信。他曾生气地对福伊希特万格说：“一个阿谀奉承的笨蛋要比一百个敌人有害得多。” 《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303页。应该说，在他周围这种“阿谀奉承的笨蛋”不止一个，其中包括赫鲁晓夫。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识破，而且信任他们和委以重任。
以上简略地分析了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把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并指责斯大林制造对他自己的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可看到斯大林本人对这一切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起来的。斯大林在1922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尚无足够的威望，在党内地位尚未巩固，而他本人也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列宁规定的党内生活的准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党内民主发扬得较好，因而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不存在对他的个人崇拜问题。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提出的方针路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时他的威望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众多领导人当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党内外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29年他五十岁寿辰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用几个版的篇幅刊登颂扬他的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1930年开始到处挂起他的画像来了，他的画像也出现在当年十月革命节的游行队伍中。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说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了。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充满着对斯大林的一片赞扬声。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真理报》发表社论，其中称斯大林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文章以这样的口号结束：“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大会期间，红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基洛夫在讲话时称斯大林为“光荣的、坚强的列宁主义者”和“光荣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代表大会代表和外国客人们在发言和致贺词时，也对斯大林进行了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洛米纳泽等人在发言中为了表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起劲赞扬斯大林，话说得比一般人都过头。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后开始的大清洗，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自愿地和被迫地唱赞歌的人愈来愈多。到这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大大进了一步。
上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不主张“权威原则看成绝对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553页。Ф[认为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权威，就没有统一意志，也就难以进行胜利的斗争。斯大林的巨大威望，曾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他的颂扬过了头，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这就不能不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它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扬，使得集体领导被削弱，权力集中到了斯大林一个人手中，助长了一系列不良倾向，形成了一整套习惯做法，造成了某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直接间接的损失。因此，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产生，就要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加以保证。要尊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党内有关全局的方针路线问题，应在全党组织讨论；而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广泛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由少数几个人在密室策划后作出决定。这样做才能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和防止个人专权现象的出现。
由于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意志代替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斯大林的信任成为干部获得重用和升迁的最重要的条件。许多人就是因为得到斯大林的信任才走上领导岗位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崇敬斯大林同时又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是他们队伍中也混进了相当多为了个人名利阿谀奉承的小人，赫鲁晓夫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莫洛托夫这样说过，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很多，而且还将更多”。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8页。 但是由于这些人只听命于斯大林，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久而久之，他们逐步形成为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篡党夺权，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早在1939年在与柯伦泰谈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将被歪曲和遭到污辱，首先是在国外，我们国内也将会这样做……我也同样会蒙受骂名，受到诽谤。将会把许多坏事加到我头上。”《对话》杂志1998年第8期第94页。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战争年代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将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96页。当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斯大林充满着仇恨，在他生前就极尽造谣、诬蔑、攻击之能事。斯大林这样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他未必想到，在他死后带头辱骂和诽谤他，把许多坏事加在他头上，往他的坟上扔垃圾的人，竟是当年一口一声“亲爹”、对他百般恭维、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只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造谣诬蔑和辱骂而已，他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扭转了苏联发展的方向。这个政治痞子型的人物得势后作威作福，居然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折腾达十多年之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极其严重的后果。最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继承他的衣钵，搞垮了苏联，造成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可以说，这是赫鲁晓夫制造个人崇拜、获得斯大林信任而爬上高位后取得的最大“成就”。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应该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保持高度的警惕，制定一切必要的制度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赫鲁晓夫现象的再次出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社会公仆”。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335页。 在总结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时，重温巴黎公社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逐步实行这两条，才能对公职人员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才能避免“恶仆欺主”和“主仆易位”的现象的出现，才能阻止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形成，从而有效地防止制度内部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上面提到过，个人崇拜的盛行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树立唯物史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一些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是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防止党变质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应该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贯是很重视的。远的不说，就说他晚年的情况。他不顾年迈体弱仍进行理论问题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重要著作。根据谢皮洛夫的回忆，1952年斯大林对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要求谢皮洛夫牵头编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指出，“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出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劳动者来，不然我们就要灭亡。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8年第5期第200页。这里斯大林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两天对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说：“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 《明天报》1997年第50期。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语重心长的告诫，应该时刻牢记。
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场的反斯大林的闹剧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场者和观众愈来愈少，看来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不会甘心悄然离开舞台的。不过他们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几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台词，已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了。当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对斯大林进行了一番糟践后，又在回忆录里用他特有的粗俗语言恶狠狠地说道：“他（指斯大林。——引者）值几个钱？他算什么天才？什么苏联人民的‘亲生父亲’？……他身上的遮盖物将被扯下，他将一丝不挂地展现在苏联人民面前，在历史上占据一个对他合适的位置。”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186页。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和后继者们如何攻击他和咒骂他，如何对他进行造谣中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尊敬他和怀念他。他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已为他在历史上树立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丰碑。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而回过头来看看赫鲁晓夫。此人身后除了留下反复无常的政客、巧舌如簧的撒谎者和革命事业的背叛者的名声以及一大堆劣迹和笑料外，还有什么呢？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已剥蚀了他身上的各种遮盖物，倒是他自己已经“一丝不挂地”展现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自然也将在历史上占据一个适合于他的不光彩的位置。





     


 第六节     来自俄罗斯的报告


      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那些不肖子孙们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如今，在苏联解体、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澄清的问题有：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的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证明：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在历史上对于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解密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央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夸大渲染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第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了。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8226;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1】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做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
“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年——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2】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都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3】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4】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5】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8226;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6】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的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7】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账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8226;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8】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第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9】这就是所谓的“消灭4万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第四，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时期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在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是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第五，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8226;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8226;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10 】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11】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对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真正看清楚。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12】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要民主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决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是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人应该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13】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8226;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8226;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8226;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8226;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第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19】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
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1】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2】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四、历史的风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卷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8226;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23】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在事实面前，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1、瓦&#8226;别洛策尔科夫：《自由、权力和所有权》，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3、《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莫斯科俄文版。
4、《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
6、《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7、《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第24—25页，1997年莫斯科版。
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0、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
1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3、《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4、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5、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6、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7、《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1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8226;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8226;伊&#8226;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转引自：《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3、符&#8226;苏霍捷耶夫：《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
24、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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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11:57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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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何处去？


第一节  旧中国是一个濒临绝境的烂摊子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新、旧中国是历史上相连的两个环节，不能割断历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了解过去，才能了解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了解将来，对旧中国认识不清楚，就无法说清楚新中国，不了解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就不能了解现在和预测将来。 
     旧中国一个灾难深沉，民不聊生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民，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在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终于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行列之中。
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工业，经过了100多年畸型发展，工业人均产值不到比利时的1/15，其规模非常之小、产量非常之低。以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已经达到并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为比较，不仅在所有品种中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 2000多倍，而且在大多数主要品种（如钢材、水泥、发电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于印度，就如此之低的工业生产量中，外国资本还占到约70%，国内资本仅占约30%，而在国内资本中，官僚资本又占统治地位，以1946年为例，占到80%。
      旧中国不仅工业规模产量小得可怜，结构还很畸形。生产资料产值很低（约占30%以下），生活消费资料产值较高（约占70%以上）。工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半从事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较大的城市。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是由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提供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以上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县城以下的地方的交通运输连胶皮轮的车辆都很罕见，一般都是些木轮的有的还带个铁箍的牛马车、人力车、手推独轮车，而最穷的连这样的车子也没有，就是肩扛人挑，独木桥，羊肠小道。
    旧中国虽然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国前，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农户总数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50%，占农户总数70%的贫雇农仅只占15%。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更没有电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停留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产量很低，如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棉花22斤。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却不能自给。生活方式也与千百年前没有多少不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竹片粘上松树脂点燃的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面鱼肉，像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进口，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砖瓦房，即使三和土（石灰、沙、泥土）墙，也只能用竹篾代替钢筋，家具和墙壁上的钉子一般是用竹钉，铁钉是很少见的。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嚥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旧中国的万般苦难，尤以农村为甚。
     旧中国虽然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个“秀才”了。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从（1912-1947）36年中旧中国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因此，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海外飘零。
     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愚昧和禁锢，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镇压和迫害，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鲁迅把这种旧中国的反动文化统治比喻成“吃人”的文化。旧朝的遗老们仇视和抵御先进文化。马克思比喻旧中国政治制度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接触外界新鲜空气和阳光就要腐烂解体。清王朝为了维护这具政治僵尸，采用了多种防腐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闭关自守，严禁它的臣民与外人接触。鸦片战争初期，信使报告皇上大事不好，英国人用铁做的船打过来了。皇帝说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缝衣针掉到水里都沉下去，怎么有铁做的船呢？此话传到厨房，厨师说也可能，我洗锅时，锅是浮水的。这话又传到皇帝那里，皇说：叫他拿锅来浮给我看，铁锅怎么能浮水呢？厨师后悔多嘴了，闹不好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求神拜佛，要神明保佑锅不要沉下去，战战竞竞的背着铁锅到皇帝面前，幸好铁锅浮起来。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以与后，清王朝更是排斥新生事物的遗风更是盛行，对先进文化更严加防范，对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拒于千里之外，就是先进技术也不能接受。例如：同治年间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全长一公里。遗老们认为，自古以来只有泥土路、石板路，哪里有铁路的？闻所未闻。伤风败俗，以是派兵把它拆除了。光绪二年（一八六二年），英国人在上海铺了第二条铁路，从上海到吴松口。清政府以同样的理由，用二十五万五千两白银从英国人手里购买回来拆毁，把铁轨、车厢运到台湾打狗港沉入海底。英国人铺的第三条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十八公里。这次没有拆除，但规定不准用火车头拉，只能用驴，马拉。遗老们认为火车头是怪物太可怕了，黑孚孚的大家伙，吃那么多煤和水，头上一冒烟又叫又跑，吓死人，这就是铁路史上马拉火车的大笑话。直到解放前还有人把自行车说成洋马，据说这东西很怪，不吃草跑得很快。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更不待说了。清王朝推翻后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抗日战争期间，解区流行的一首战歌是《大刀进行曲》歌词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就是八路军当年打日本的武器。“铁镢铲头粉枪土炮，消灭蒋狗仔”。这就是当年解放战争的武器。   
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为落后。千百年来，各种瘟疫疯狂肆虐流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规划、措施，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医疗保健条件，像结核病、血吸虫、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克山病、伤寒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根本无法控制，甚至一般感冒也无法医治，信任诬婆、诬医，求拜鬼神，任其疯狂屠戳残害广大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称为“东亚病夫”。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连年不断，营养不良，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生命保障能力微弱，建国前的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低于美国的68.6岁和印度的41岁。在整个旧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早晨开门看见乞丐冻死或饿死在门口或者路边，是常有的事。哪个农村没有“乱葬岗”？哪儿的城市和矿山没有“万人坑”？
     “弱国无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才刚刚掀过去五十余年。它铭记在还活着的老一辈的记忆中，它镌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遗存之中。就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国，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家落后到了尽头！民族祸患到了尽头！人民苦难到了尽头！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泥潭中，煎熬着，挣扎着。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整个现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嬗变的积存而已。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对历史认识上的片面和歪曲，是以后新的曲折和灾难根源的二十多年来，现在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搅浑搅乱人民的视听，这是十分可鄙的。    













第二节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人类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饱受这个时代几乎所有压迫形式蹂躏的、苦难异常深重的旧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敢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人民大众同甘苦，有铁的纪律，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畏强暴、不畏艰难险阻，敢于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动势力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敢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干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工人阶级先进份子，联合广大的有觉悟的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由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富政治经验、崇高道德品质，并不断清洗自身的污泥浊水，能够抵御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有着高度警觉和抗拒能力的，纯洁的，坚强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长期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考验，经历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上厮杀和谈判桌上较量、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斗争考验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各种党内斗争和饥饿与险恶自然环境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通过所有这些炼狱的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二十世纪各种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握有最强大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三座大山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的压迫下——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居人口多数的社会中创建和进行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长期以来在党员总数中居多数的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思想会带到党内并产生影响。但是即使在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时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农村工作中，都在自觉地以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水平上来。毛泽东同志从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必须把小资产阶级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在党的领导下，从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中，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专家和科学家、文艺家，蔚然成风，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奇观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曾经犯有多种形式的错误，错误路线多次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又总是自己纠正错误，把错误作为一种财富，用它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总结自己教训中更加团结、在政治上理论上越来越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久经考验的党，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办，中国共产党员早就有思想准备，一定能够团结起来拔除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毒瘤。
    以弱胜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敢于刺刀见红，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和面包加黄油，用飞机大炮、原子弹等最先进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强国血战到底，一个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和自身错误屡屡被逼迫到死亡边缘，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他们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直到把敌人打败，获得新生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受过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失败、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品尝艰难、同各族人民长期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群众基础的党，一个坚韧不拔，无论内外敌对力量多么强大、多么狡滑、无论自己的错误多么严重、无论失败多么惨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终究压不垮、剿不灭、杀不光、打不倒、骗不了、拆不散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伟力在人民群众之中，她领导人民通过不同阶段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创造巨大成就，从造不出一辆自行车开始到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导弹、核武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黑社会现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与健康水平，结束1840年以来“东亚病夫”的历史，使到处遭受侮辱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继续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继承这些斗争的伟大传统和经验，依靠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团结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阶级、阶层，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
   总之，这中国共产党是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为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幸而有今天的地位发挥了最大作用、付出了最大牺牲的，为民族的更大的、全面的进步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各族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工人阶级、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功勋，来自它基于工人阶级性质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和蓬勃发展的生命的源泉，成为它的全部经验的结晶。
    关于在中国条件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全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建立、巩固、发展、深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有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独特创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部分。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道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的奋斗的老一代人，没有这些经历的年轻人对于这些真理的认识和体会，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总是有一次一次的磨难考验着共产党人每一次磨难都会唤起对先前似乎已经认识的真理的重新认识，而且越是沉重的磨难，真理也越是光彩熠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中国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历史，包括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每一页都在继续写下毛泽东同志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现实生命力的证词。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锻造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最忠诚的儿子。他真正彻底地把人民解放的事业看作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准则。当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时候，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本国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时候，他是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当共产党执政而某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的授权谋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时候，他是党内腐败倒退现象的最不留情的敌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即便这种行为出自他所缔造和担任最高领导者的共产党内、出自曾经同他一道战斗并且建树过功勋的高层人物，也必须坚决地进行处理。他同人民完全融合在一起，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牺牲数位亲人的生命也毫不退缩。同时，他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也把清除党内腐败倒退现象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
   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党和人民为一方，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为另一方，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会出现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里大量存在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怎样逐步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在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情况下、在历史创造的实践中继续前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纪律等脱离群众以至于一部分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一般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和应该通过党内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在研究苏共走向腐败、衰落乃至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的时候，可以责备它的党内教育、党内法规不够完善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党内教育和法规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集中苏共党内教育和法规的条文，大约可以有几大厚册——尤其在于这种教育和法规永远不能脱离、更不能代替人民的监督。否则不过形同虚设而已。应该记住，即使解决党内问题，人民群众仍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为着使党内腐败倒退现象不至于发展到越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范围而沉疴难愈，不至于形成同权力结合的利益集团而尾大不掉，不至于走到改变党和政权性质的严重地步，或者为着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危险局面的时候拯救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只能是党内大多数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只能求助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在于，在他看来，执政地位、伟大功勋、光荣历史、崇高威望、领导职务，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惧怕群众、同群众些许隔离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的理由；在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错误同群众利益之间，只能选择后者而决不能选择前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反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包括多次发动整风运动、听取各种意见和批评，包括规定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自群众的即使是激烈的、错误的批评和意见，都表现着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这种信任和拥戴，要比成吨成吨的评功摆好、阿谀奉承有价值得多。相反，如果群众对党的工作、国家的命运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受到挫伤，陷入政治上的消沉和冷漠，满足于寻求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倒是一种悲剧了。
   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条件下，怎样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蜕化、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和成果不会丧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列宁只是刚刚接触这个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和国内建设方面，为此做出了贡献，但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就逝世了。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显示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实践意义。
   他认为，在党同群众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在开展党内斗争的同时，需要直接诉诸群众，来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有如此的胸怀和气量，能够如此鲜明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党内发生的问题，这对于任何处于执政地位的剥削阶级来说，这在任何剥削阶级政党中，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数不清的王冠和权杖，皇帝、国王、总统们沾沾自喜地陶醉于别人喊自己“万岁”的呼声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同志这样呼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同志有过错误。中国党有过错误。人民也会有错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要求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源泉。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是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着人民的利益，也需要人民的付出，而且有些牺牲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人民比较地能够原谅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也比较地容易得到纠正。
   列宁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这两位历史巨人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的问题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们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注：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 
   毛泽东同志把终生献给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
   人民的评价，是对他的功过的最权威的裁决。有知识分子基于阶级本性或个人某些不公平遭遇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身攻击、编造历史、诬陷栽赃。但是，在毛主席离开自己人民二十多年以来，出现无数新的歌曲，却惟独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能够继续广为传播；出现无数反映群众情绪、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甚或嘲讽的政治性的民谣与笑话，却惟独没有一句表现出对毛主席的丝毫不敬；出现无数新的或仿佛新的政治概念，却惟独毛主席的那些平易而深刻的警句，比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最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口上；出现无数新的画像和美术作品，却惟独他的肖像贴在农民的炕头、挂在汽车方向盘的旁边。任何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的企图，总是被人民的轻蔑冲卷得无地自容。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事业，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已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情绪、意愿、历史选择融为一体。
   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同样也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历史的真理，与共产党的生命同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度勃起、在世界人民结束西方全球化的新的历史创造的进程中，它将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
    我们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曾经有过曲折和灾难，而且还会遇到过去不曾遇到的曲折和灾难，但是那种关于在中国重演一回苏联悲剧的设计，尽管可以得势一时，但终究是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设计家是近视眼，只看到鼻尖子下的蝇头小利，不懂得历史、不懂得现实、不懂得人民。
   现代中国政治的全部秘密，凝结为三个字——毛泽东。那么多曾经喧闹显赫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或者终究将烟消云散，他却深深地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一切文件会议、路线政策、战略模式、高谈宏论、奇思怪想、谎言谬说，只要事涉国家民族的全局和命运，都躲不开毛泽东，都不能不归结为同这位已经逝世的人物的对话。有人怀念、赞同、歌颂，有人抨击、否定、嘲讽。尽管故做姿态的冷落淡化和不动声色的压抑规避也无济于事，而且是越往后，毛主席就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以至于糟蹋毛主席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言辞委婉，背叛他的时候也不得不多少挂上毛主席的花环。
    毛泽东与其说属于过去，不如说他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心、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民的旗帜。可以预言，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发挥毛泽东思想那样巨大而深刻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已经去世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云世态的变化，中国人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尤其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对他的感情不是减弱了，而是愈来愈加深厚了。对他的认识不是模糊了，而是愈来愈加鲜明了。人们认识到，毛主席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抹不掉的。但是，在这位历史巨人逝世后，却遭遇了种种不幸。一种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及怀恨革命的分子，疯狂地掀起了否定贬低毛泽东的狂潮，并进而把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创立的伟大功绩涂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另一种则不同，他们表面上仍部分承认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笼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却徒有空言，并不准备去实行，只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无害的神像供奉起来；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新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正像充斥市场的假货一样，尽管装饰着许多五光十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却是毫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赝品。任凭叫卖者一再声嚷：“这是真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品牌！它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只能让识者啼笑皆非。 以上三种表现纵横交织，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空前的大混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戕害，自然是极其严重的。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扎的根子太深，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昭如日月，数年以前，却忽然从民间涌起了“毛泽东热”。这股热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任何人布置，这股风，完全是不期而至地铺天盖地而来。许许多多城乡的汽车司机驾驶室里挂起了毛主席的肖像牌，把这位老人当作吉祥的象征了。毛主席纪念堂每天来参谒的不下三四万人，每逢节假日，甚至可以达到五六万人，甚至还多。这无疑是中国最壮丽的一道风景线，是一道无坚不摧的情深义重的长城，也是一条孕育着光明与希望的奔流不息的江河！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多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被虚化了，淡化了，大大地淡化了。不要说许许多多的人被无形的力量驱赶到钱眼里，对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也为数不少，对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已经很少有人读了。许多县团级干部甚至更高的干部，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甚至在书店里买不到《共产党宣言》。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假充马列的冒牌货能够畅行无阻？为什么一些很容易识别的谬论人们看不出来，反而让它们风头十足地流行？其原因就是不学马列是最痛苦的教训。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那些政治和理论骗子。他在林彪事件发生前的沿途讲话中还谆谆告诫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现在的情况不是比哪个时候还严重吗？那时大多数干部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书的，总还是扎下了一些根子，现在呢？恐怕与马列的著作已经十分疏远了，更别说那些腐化干部，不是到歌厅舞，就是搓麻将去了。读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是与人民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攸关的大事，更不要说与青年的健康成长有直接的关联了。回想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延安去寻找真理？除了旧社会的压力外，还不就是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的火种吗？不就是从迷茫中看到了一点朦胧的真理之光吗？如果我们从根本上疏远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的火种岂不是要熄灭了吗？当然，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革命的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近年来有些大学里，一批很有志气的青年，发出了“寻找毛泽东”的呼唤，并且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埋头苦读了。他们的学习很有效果，有些人已经读完了《资本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信念，以至观察社会问题的眼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至于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同志，苦读马列，深入群众就更为迫切和必要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是为金钱和虚名而写作，他是不会逃避现实、回避矛盾的。而要正视社会现实，就必须有不怕矛盾的勇气，还要有透彻的观察和正确的反映。而缺乏马列主义的素养，是很难理清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一要学习马列，二要学习社会。现在有些文艺工作者，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也不以为然，这怎么行？因此，读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还是很有必要的。鲁迅的文章那样深刻犀利，基本观点比某些共产党人还正确，是同他认真钻研过马列著作，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分不开的。同时，鲁迅本人也曾告诫文学青年不应只看文学作品，还要读点理论书籍。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作为一个中国人，此生不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那将是最大的憾事。 苦读马列和深入群众这两者要密切联系起来。因为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它本身是战斗和实践性很强的东西。学习它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同时，只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社会实践的主体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仅仅在书斋里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





第三节  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在我国曾经发动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锋芒直指毛泽东，目的在于为两个“彻底否定”寻找理论根据。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命题是正确的，方法是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逻辑上则是混乱的，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其结论是错误的，结果是有害的，最后也是以否定者被否定而告终。事实上在实践的检验下，包括这场讨论的导演——邓小平和胡耀帮在内，己经被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历史发展“检验下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哲学命题，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并且特别坚持的老命题。但是，这场争论的倡导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抓住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作为这场争论的切入点。刻意模糊华国锋和毛泽东的界限，把别人提出的 “两个凡是”的口号，倒扣在毛泽东头上，作为攻击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依据”，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种偷换概念，张冠李戴，一箭双雕的手段，除了证明“讨论”的逻辑混乱，命题不准外，在理论上也是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是有确切的内含的。
首先，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2，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3，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念的总结。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験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检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箭和靶的关系，是“的”和“矢”的关系，所谓有“的”放“矢”，实践在检验理论时，这个实践必须是在理论确定范围之内，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本身。对那些背离理论的盲目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实践，是无的放矢、乱放箭，甚至放暗箭，本来就和理论本身毫无关系，二者根本没有同一性，当然不能成为检验理论的依据。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出现的“五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但是“五风” 不仅不是“三面红旗”的本质属性，而且是损害“三面红旗”的蛀虫，它和“三面红旗”没有任何关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当然不可能成为检验“三面红旗”、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依据。试问：“用狗肉汤灌山药，亩产可达到120万斤”这是什么“理论”，有什么“实践”？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什么必然联系，怎么成为检验“三面红旗”的标准？要吹牛，讲假话不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照样可以吹，照样可以讲，怎么能算到“三面红旗”账上，算到毛泽东头上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是天天在造谣诬蔑共产党吗？难道敌人的攻击和诽谤，也要共产党和毛泽东承包下来吗？本来像这一类蓄意欺骗组织的不纯份子是应当坚决清除出去的，可惜我们却用“不可避免”几个字保护下来。如果从思想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影响；从政治路线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清除借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机，蓄意讲假话，讲大话，钻进党的领机关来破坏和捣乱的机会主义份子；从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坚决抵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的歪风，严肃处理欺骗组织的投机份子，把群众运动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这场讨论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讨论的倡导者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无心引导人们去研究“五风”的风源，“五风”制造者的动机和“五风”的危害，如何从实践中吸取教训，防止“五风”的再次发生，只是达到了贬斥毛泽东就算达到了目的，草草收场。人民不禁要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提出过可以按照“五风”的任何一项内容办事？既然“五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三面红旗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把“五风”带来的恶果算到毛泽东头上，算到“三面红旗”账上，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再如：毛主席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本来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在贯彻执行中，有些人故意搞乱阶级阵綫，不分阶级，乱打乱斗，误伤好人，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然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混为一谈；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总题目丢到脑后，把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乱打乱斗说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有意混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阶级斗争为纲是人类社会自划分阶级以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某些人凭主观意志对社会现实的扭曲，完全是人为的。绝不能因为过去某些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也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不牢记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否则，无产阶级政权就难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客观情况下无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毛主席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两个概念是区分开来的。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林彪、“四人帮”歪曲“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一切则是错误的；正如：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作为当时中央领导反右斗争的负责邓小平却来一个按人口比例分配指标，扩大了打击面，一样是错误的。
第三，不能模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界限。正如列宁所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是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第534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段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毛泽东说的：“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5-216页）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可能一步穷尽真理，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完善，问题也不在于实践中是否了犯错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要经过反复试验的过程的。列宁说过：“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已经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又说：“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适当的办法为止”。（《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问题在于一些人心怀鬼胎，他们抓住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中某些暂时的或局部的缺点、错误，当作全局的和整体的错误加以攻击，借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达到否定一切的目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人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一遇到艰难革命意志就衰退，向资产阶级投降，如果按照“彻底否定”的观点来看，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巴黎公社革命不是失败了吗？中国革命早就应当收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是惨重失败了吗？相反，贪污盗窃应提倡，因为，他们发财了，成功了。但是历史却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规定的方向发展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首先赞扬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革命迟早还会发生，并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全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又发生了，并且胜利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了，但只要世界上贫困、失业和挨饿存在，革命总是要发生的。问题还在于这场讨论的倡导者为服从思想体系的需要，以牺牲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在模模糊糊中草草收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还加上一个注，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考查，还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沿续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总纲，到了邓小平手里就断了。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要彻底否定，而且要批判。那么，究竟是时代的性质变了，还是邓小平搞错了呢？究竟现在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自列宁到斯大林直到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是节节胜利的，而赫鲁晓夫之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节节后退。今天，美帝霸权主义武装到牙齿，横行无忌。到处挑起战争，他们把侵略叫做“进驻”、“反恐”、“行民主，保人权”，只许它无限量地制造核武器、生化武器，不许别人制造自卫武器；它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用导弹打利比亚，炸苏丹，抓巴拿马总统，侵略南斯拉夫，进攻索马里；可以任意给别国戴“无赖国家”的帽子；可以在公海上检查任何国家的船只；以帮助科威特为名赖在科威特不走，同时用86万吨炸弹攻打伊拉克，以伊拉克制造核武器为借口，再次入侵伊拉克，抓走萨达姆，霸占伊拉克；以“反恐”为借口，入侵阿富汗，以朝鲜制造核武器为借口，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炸我大使馆，侵犯我领空，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它把联合国宪章践踏无余，视联合国如敝屣。这些事实能够说，现在“时代”变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世界太平了，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因此“以阶级斗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说什么“以时俱进”，究竟要把中国共产党引进到什么地方去，去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的全局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提出严格科学规定，从而揭露时代的本质。列宁对时代的划分提出了科学的论断：“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的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斯大林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斯大林全集》第六卷，62页）的科学论断的。毛主席在1966年特别指出：我们的“时代没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列宁开始的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性质有没有变，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说，“时代变了”，现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阶级合作”的时代了。斯大林说没有变，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逝世以后赫晓夫说时代变了，现在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了，因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总路线”。就是说；苏联己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全民党”了。当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核火箭武装到牙齿，称霸全球，到处挑起战争，到处侵略的时候，闭着眼睛说什么（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连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都不要，连小学生都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了，还要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呢？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赫鲁晓夫时指出：我们的时代没有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阶级分析出发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并且指出这个时代至少需要二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时邓小平也是中央主要领导之一，党的基本路线的讨论他是参加了的。但毛泽东逝世以后还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提出，时代变了，现在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己经没有斗争了，不存在战争危险了，因而世界上没有战争了，而是和平和稳定时期，我国和美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并且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以后就更不成问题了。在国内阶级己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因而“阶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要弃为抹布，要受到重重的批判了。江泽民进一步在实践上修改了党章，修改了宪法，共产党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先进生力的代表，因而资本家也可成为共产党员了。可见，中国修正主义者确实发展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理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歧途，故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切割为无数小段，企图用一个小段、一部分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来证明，所谓现在“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去“论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己经“过时”。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入歧途，新老修正主义者，千遍万遍地重复“现在世界形势变了”，我们经济比美国落后，要老老实实地跪在美国人脚下，稳定才能求生存，稳定求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不仅是“三和两全”而且要“三和一少” 。和帝国主义要和、和修正主义要和、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少支援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我们不是很穷吗？穷就要讨好美国大资本家，多引进外资，少支援别人。
一切剥削阶级口上都挂满了仁义道德，他们肚里装的却是追求最大的剥削量。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内部高价收买的走狗、工贼，他们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卖的都是挂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药。从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蒲列哈诺夫、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修正主义者念的都是一本经：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消灭私有制、全面建成公有制。一句话，否定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总是吞吞吐吐瞎说，臆造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工贼们一贯使用的手段。
历史是公正的，在两个“彻底否定”，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来，尽管有人提出一些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的“伟大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实践。但是，社会实践的结论是无情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火箭、炸弹、战争和屠杀回答我们，党内资产阶级总是以官场贪污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文化腐败，黄、赌、毒、黑社会横行，工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下岗工人日益增多，贫富差别迅速拉大，两极分化不可歇止，大量国有资产被洗窃出国外，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台独份子猖獗，作为回报。实践又从另一方面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比正确。









第四节  “猫论”是中国修正主义理论的总纲
 

过去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理论，其实不对。他有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措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推销他那种“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方针，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根据“猫”的需要而产生。这个“猫”当然是人格化的“猫”，是资本化的“猫”，与“猫”相对立的“老鼠”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化的“老鼠”，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者。“猫”要有用武之地，猫的活动场所，活动舞台就是市场经济。一些御用文人凭借“猫论”大做特做文章。直至把它抬高到“伟大的理论”的至圣地位。曾几何时，这种“猫论”身价百倍，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呼啸着、回荡着，把整个中国弄得昏天黑地。并且，成为指导那些权贵们思考一切问题、做一切工作、制订一切计划、对待一切事情的总方针。    
“猫”的利爪最终是要抓到“老鼠”。这个“老鼠”是“金老鼠”，就是人们梦呓以求的“财富”，就是“价值”。抓老鼠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是想方设法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不剥削那里有金钱，那里有财富。凭借市场经济大舞台大显身手，只要抓到“金钱”身价就能提高百倍、千万倍。因为这是人的生存、生活的真义，是人生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类生存都不能离开“它”，所以逮到它，就等于逮到了一切。而有了“金钱”，纵然是“鬼”，也得乖乖地给他“推磨”，由于金钱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为了给金钱开路，就不应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要批判平均主义，不应当缩小差距，而是要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道理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说过，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亏气短，怕露老底，又要做，因此提出“不要争论”，默默的“做”就是了。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既是对左派理论家的警告，也是对右派的起示，要明白“先做起来”，要懂得金钱的功能，金钱神奇的力量，有了钱什么都好办。沙士比亚早就描写过：“咦，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头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也呕吐，有了这些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猫”经过梳装打扮，就可头上添花就更迷人了。
其实，“不争论”，的陈词滥调。中国人民早就领教了，谁也不愿再听到这类谎言。但人们希望发财、国家需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发展的，慈禧太后、亨利二、东条英机、希特拉、老布什、小布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等那一个不求发展啊，又有哪个人不想富裕的，杨白老、赵光腚也是做梦都想发财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叫做“邓小平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找不到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发展总比背叛好听一些。要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环境，所以“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民主都是稳定的破坏因素。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大字报、大辩论，通通见鬼去。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不言而喻，只许左派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再争论，乱说乱动，就是妨碍社会稳定，就要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社会主义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早该受批判。为了硬道理，“压倒一切”，不叫阶级斗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一个“抓”字好听一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使受剥削者“明白”当你的肝脏被剥者吃掉时，你应当高兴，因为他看得起你，他喜欢你才剥削你，要告他心脏更有营养，虽然痛苦一些，但要顾全大局，多作贡献，不能反抗。不反抗就能做到“三个有利”这又是国际惯例，那一个国家、那一个统治者不讲“三个有利”呢？美国要“三个有利”、伊拉克也要“三个有利”，那一个国家不要三个有利。这也是小学生也懂得的常识。为了“发展”、为了“三个有利”被剥削者就要明智一些，不能反抗，不要批评。如要反抗，要挣扎。莫怪！早就有准备了，解放军己改为武警部队了，他的对外职能早己转变对内职能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伸着两个硬手是要打人的，”谁防碍发展，谁就应该挨打。当然，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好办！先富裕了的人富得流油了，就会卖刀买牛，到时就会立地成佛，反过来扶持后富的人，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乐章，多么响亮的口号。但是，人们雪亮的眼睛终于看清楚 “猫”的屁股上盖着修正主义的印章，也就纷纷摇头，哗然散去了。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的以“猫”为纲和“三个有利”、的“硬道理”，无疑是最权威的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向无敌。这个“神猫”一旦跳出笼子，生龙活虎，不论肥猫、瘦猫、大猫、小猫、白猫、黑猫，各显神通，开展大规模的抓老鼠活动。这样，在神州大地上，不管“长城内外”还是“大河上下”；不管“党政军领导”还是“普通百姓”；不管“军队”还是“地方”；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工厂”还是“学校”；不管“医院”还是“商场”，自然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抓钱运动”。因为，只有“抓到钱”赚到“票子”，“发家致富”，才能赢得人们尊敬，成为“人上人”。于是，资本家“吃香”了；地主又“回乡”了；公务员“经商”了；老百姓心伤了。“老板”当上了时代的“宠儿”；“发财”变成了人们最主要、最常见的问候语。一批又一批善于诈骗和精心包装的“老板”，带着“企业家”、“老总”、“红顶商人”的桂冠粉墨登场，难怪有人戏称，中国正开展着一场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猫逮老鼠”运动。
     有了邓老板的“猫论”这个纲，又有“三个有利” 拉大差距、批平均主义，保资产阶级法权和“不争论”的依据以及“硬道理”的支持，“压倒一切”作保障，两个硬手齐抓共管的手段，还有什么不放心！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批又一批当权者，无不兴高采烈，雄纠纠，气昂昂，理直气壮地从事以逮老鼠活动。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从来没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要想个法子、出个点子、批个条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全都上来了。正如列宁早就描写过的那样，他们说：资本家“己经捞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了”。（《列宁全集》34卷，第242页）大官也罢，小官也罢，老板也罢，医生也罢，教师也罢，流氓罢，痞子也罢，男人也罢，女人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求金钱、就是抓“票子”。只要是“私利”，什么手段不必计较，“越狡诈、奸滑越好”。“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是通例。贪得越多功劳越大，官越大越保险，“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9页）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古今中外共同的信条，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也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的重要环节。由此，全党全民“抓老鼠”、 “摸石头”，今日不捞，更待何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像洪水猛兽一般全方位的泛滥开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肉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贪污；腐败；权、钱、色交易；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制假售假；黄、赌、毒沉渣泛起；封建迷信盛行；艾滋病蔓延；车匪路霸层出不穷；盗贼抢劫屡见不鲜，真正是繁淫娼盛；世风日下，犯罪日升，人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刚上任的“官”说：“不捞白不捞”；即将离任的“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上了台就赶快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公务员可以出卖灵魂，买官、卖官、买党票、卖党票，假教授满街走；老师为了“增收”可以“乱收费”；医生为了“红包”可以谋财害命；女人为了“票子”可以出卖肉体；“公安”为了“奖金”可以刑讯逼供，可以纵容犯罪；商人为了“利润”可以制假售假；流浪者为了钱可以杀人越货、偷、蒙、拐、骗，“红顶商人”为了中饱私囊可以变着法子“化公为私”，财会人员可以做假账，把国有资产落入个人腰包……。
      既然“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了“真经”。那么，“不管，好人，坏人，抓到，票子，就是能人”，只要抓到票子什么手段都是“合法”的，有了钱非法的也可变为合法，抓不到钱，合法也是非法！既然有了“不管，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先搞起来再说”，这面黑旗，也就“不管公有，还是私有，只要抓到手里就归我所有。于是，搞股份制把国有转向集体，造个假账由集体所有转化为私有，最后，卷款向国外流。因为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就，都成了“私有化发展经济”的最好教材。这样，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纷纷出国取“洋经”，回国孜孜追求和资本主义“接轨”，也成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道路”。由此，经“精英”们制订出的一系列“化公为私”的“转轨”方案、政策；一系列全面西化的“接轨”制度、法规畅通无阻，指导着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致于共产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只不过在嘴上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做做秀而巳；致于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特殊国情，数亿万人下岗工人、失业大军、赤贫的农民要耐心等待，“不要有仇富心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好事，先富的人会回头扶持后富的。
 由于邓小平一伙及其推行的路线就是腐败的根源，这样的“反腐败”便必然是“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也不断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反腐败”成了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掩护和障眼法。就在这“反腐败”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了不归之路。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和审计局也公布过一些数字，有多少在这场“运动”中被提拔重用的“精英”、“能人”、老总、小总和各级政府官员们，被揭露落马，但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天线不长或者踩错了油门，撞上了邓老板或江老板的脚才会跌跤。    
现在我们面前清楚地展现出以“猫论为纲”，以“不争论”为舆论工具，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幌子，“稳定压倒一切”为大捧，以“两手抓，两手都要两手硬”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和“以先富扶后富”的麻醉剂。是一整套引导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是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自始至终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也没有阶级斗的字样，也看不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让人感觉到他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我们从一个“硬”字中又确确实实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创造”和霸道，说他“创造”是说古今中外所有哲学著作中，我们只知“绝对真理、相对真理”，从未听过什么“硬道理”，有硬道理，必有软“软道理”，那么什么道理是软道理呢？我们只知道掌握政策要有原则性和灵活性，要学会弹钢琴。却不知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这个“硬”字中我们看到从头到脚充满着资产阶级专政的火药味！
人们终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全国解放以来凡是这个人过问的、动了脑筋抓过的领域和行业，都是发生破坏最大的，重视的早，破坏的早，重视的多，破坏的多。反右是这样，农业是这样，科技也是这样，教育是这样地，他的改革开放落实到哪里，资本主义就从哪里发展起来。实践的检验已经千万次证明了，修正主义的毒水流到那里，禾苗就死到那里！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硬道理的发明权属于邓小平，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使用过硬道理这个范畴，古今中外只有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理由充足还是不充足，没有听说过什么硬道理的宏论。有硬道理当然就有软道理，那什么才是软道理呢？唯物辩证法认识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道理或者说是真理也一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硬道理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在邓小平的硬道理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一）这是社会成本最高的一种发展。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在生产力以及卫生保健方面大约损失1700亿美元。”（《参考消息》2005年2月6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的最大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到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1997年因下岗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2000年达到7.4%”（《强国论坛》2005年6月3日）。“健康不安全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仅2002年就高达八千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百分之七左右”（《百度快照》2005年1月26日）“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占货品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还高出3倍”（《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
（二）这是整体效益最差的一种发展。例如，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指出，中国“全员劳动生产力、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国际贸易、农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6个指标仍排名世界第80以后”；中国“2001年GDP和GNP的世界比重不到4%，比1960年的世界比重还低一些，排名也与1960年一样”（《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3期）。上海中国电动工具协会的材料证明，中国“目前生产数量占全世界电动生产工具数量的80%，销售金额占20%，利润仅占1%”（《强国论坛》2005年9月1日）。
　　（三）这是泡沫水分最多的一种发展。不仅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下海经商热、股市热等等造成的泡沫非常严重，全国省级的统计数据就有39%以上的水分。如此长期地、大规模地制造经济泡沫，是其他任何时期都难以相比的。
　　（四）这是欠内债外债最多的一种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累计引进外国资金超过1万亿美元”（《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30日）。中国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投资率——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而这个国家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不良贷款水平，就已经告诉你这是一种多么糟糕的投资。国际标准和贫困率机构最近估计中国的银行已经放出了大约价值65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或者大约40%的末偿还贷款。”（《改革内参》2005年第21期）加上其他内外债，各种形式的“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即全国平均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左右的债务。（《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
（五）这是贫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种发展。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文写道：“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瞭望》2005年8月10日）“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别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23日）。可见中国无疑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拉开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六）这是对外商外资依赖性最大的一种发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宗燕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新华社》2005年9月10日电）青年经济学家左大培说：“目前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控制，形成了一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主人公论坛》2005年7月20日）“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30日）。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庆太郎声称：“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投资，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参考消息》2004年5月30日）
（七）这是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最重的一种发展。“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3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中国最多拿到8%。所以，已经有媒体将中国企业比作‘国际民工’。”（《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在美国有人估计，过去10年来，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
（八）这是腐败最严重的一种发展。在腐败的人数、干部级别及造成的损失等方面，都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多元）。“腐败的经济损失是难以在现有的国民经济账户中予以反映的。这账户的计算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只是‘加法’或‘加法累计’，故它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名义GDP，与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国民福利’相差甚远。”（胡鞍钢，《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
（九）这是留下隐患最多最大的一种发展。比如，“一年大的群体性事件就有6万件左右”（温铁军，《主人公论坛》2005年6月29日），就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一种反映。再如，随着世界经贸规则的实施，我们的银行及其他重要行业，将更多地控制在外资手里。一有风吹草动，那时我们即使能够挽救危局，也难免会受到巨大损失。
以上所引用的数据，难免有不实之处。因无法核实和找到更精确的材料，只能引用它们作参考。但基本事实无疑能够说明，受庸俗发展观影响的发展，势必会程度不同地发生以物为本，单边、畸形、泡沫化等问题；势必导致真正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率，比公布的GDP增长率要低得多。正因为这样，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不快的问题。他们说：“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得多么迅速，而是多么缓慢”。“鉴于中国充足的机会和投资，它本应比其所做到的更快地提高其生活水平”（《改革内参》2005年第21期）。现在我们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实际速度肯定会比“大灾之年”快得多。可以说，认为庸俗发展观“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目前欺骗性最大、危害性最大、破除起来阻力最大的一种迷信。使多数人从这张“王牌”的影响下警醒过来，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最关键、最根本、最有深远影响的一项任务。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完成这一任务还要经过深入的教育、反复的争论、艰苦的斗争。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节    不许沾污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有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因此，旗帜必须是最有号召力，最有战斗力，最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当代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曾经有人提议，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名义命名。但恩格斯并不因此主张在党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因为这一理论的创立以马克思为主，因此，恩格斯认为旗帜上只写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就足够了，写上两个人的名字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妥的。党的旗帜上没有恩格斯的名字，并不表明恩格斯不伟大，反而更显示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同样伟大。后来，有马列主义的提法，一是因为十月革命的巨大世界影响，使列宁的名字传向了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从理论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有巨大贡献，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有资格有必要被强调；二是列宁作为苏联建国的第一人，首先在苏联有资格有必要被强调。后来，应该说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有巨大贡献的，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名字应该是有资格写上党的旗帜的，提出斯大林主义的口号。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有列宁一个人的名字就足够了，作为苏联开国领袖，有列宁一个人的名字就足够了。党的旗帜上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反而显示了斯大林的伟大。再后来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倒也有理论实践的“创新”，叫做“三和三全”，“新思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倒还有点自知之明，没有什么“列宁主义，赫鲁晓夫理论、戈尔巴乔夫重要思想”之类的提法写到党的旗帜上，否则岂不在历史上又留下一个笑柄。当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的长期考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党内有同志建议把毛泽东主义写到了党的旗帜上，毛泽东不同意，后来搞了一个妥协，为了不和马列主义并列，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何况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首先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因而，是有资格有必要被强调的。至于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巨大的国际影响，具有越来越大的号召力，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有资格和有必要在世界被强调，这就产生了国外“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旗帜上的名字都是革命的需要，战斗的需要，决不是想涂抹就涂抹，想写就写上谁的名就随便可以写上去的。历史上，杨家将的“杨”字大旗，那是杨令公的旗帜，决不必要再写上“六郎宗保”的名字，写上了是会被金乌术笑话的。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硬要把人民大众唾弃什么“理论”和“代表”的所谓“重要思想”涂抹在党的旗帜上，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的东西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既然是一脉相承，又为什么要荒废祖坟，独树异帜呢？在党的旗帜上多写几个名字，反而会给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毕竟它是中国式的，在中国单独提出来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即使如此，毛泽东仍十分谨慎，不让提“主义”，只让提“思想”邓小平只提毛泽东思想，这不单纯是一个谦虚问题，现在的三段式提法虽明确说明是一面旗帜，说的是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把毛泽东思想搞丢了，在中国最有权威成为中国人民精神支柱的还是毛泽东思想，别的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反而给历史留下笑柄，三段式提法实有对现任领导阿姨奉承和庸俗化之嫌，不利于克服党内某种颇为盛行的阿姨奉承之风。共产党要站稳脚跟，要重在固本，本固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切忌头重脚轻，树空根弱，人民的精神支柱就是共产党的心和根，有人说，只提毛泽东思想，那不是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不以毛泽东时代为荣，那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吗? 中国人民精神支柱的根子就在毛泽东时代，苏联人民现在想回到列宁时代而不可得还不是教训吗? 由于三段式提法过于冗长，就造成了领导讲话时，时而全提，时而只提其中一部分的现象，旗帜成了狗皮膏药，想帖就帖，想揭就揭，极不严肃。如果，今天出一个成语就是一个理论，明天想出一个单词又是重要思想，都涂抹到旗帜上，那就不是指引方向的革命红旗了，而成了完全没有号召力的仪仗队里的彩旗和啦啦队了。当前，严重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与我们的旗帜由战斗司令部的红旗变成街头巷尾的彩旗有极大关系，与任意涂抹旗帜有极大关系。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统一中国和强大中国，只有毛泽东能够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的旗帜。革命的旗帜是鲜红的，绝对不能让人为了出风头像贴狗皮膏药那样，东一块西一块随便沾污。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统一全民族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共同奋！我们严肃对待旗帜问题是保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第一举措。敢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敢不敢吸取历史教训，敢不敢抵制物欲横流的污泥浊水，敢不敢防腐反变是对中国人民最好的考验。对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更不会有什么“极左”回潮了。从历史来看，孔孟之道绵延两千年,也并没有突出什么董仲舒之论，程朱之理，才铸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稳固的精神支柱，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支柱。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无视过去的教训和后来不断的发展。 


























第四章  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第一节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者，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理论与实践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直到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要批判的，但借用批判“两个凡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则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样是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凡是”不仅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也是毛泽东历来所反对的，把它倒扣在毛泽东头上，借此攻击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乘机提出“彻底否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否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彻底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彻底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否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运动反修大论战”，“彻底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霸斗争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毛主席早就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理论，帖上自己的标签，“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阉割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彻底砍掉，硬要在党章里塞进根本不存在的什么“理论”和什么“重要思想”，甚至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这些东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是亲子鉴定证明二者基因完全不同，他们是一批冒牌货。
任何一位伟人、政党、组织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与结论，都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历史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发展充分证明，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中、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是中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保证！任何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都将受到良心的责备和历史的惩罚。
在西方统治者需要两类人物，一类是印度的甘地，另一类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之流。甘地跪着造反，不要民族尊严，用讨乞的方式让印度半岛独立，他的“不抵抗”主义，虽然使印度独立了，但也让印度分裂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而且使印度成为了一个封建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只在特权阶层内部体现，既没有损害西方的利益，也保住了西方的体面，印度至今是英联邦的成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出卖灵魂，从共产党内部蛀空共产党，他的“改革”、“新思维”，按照美国的要求去裁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倒，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把好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推倒，把敢于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分裂得支离破碎，其主体国家俄罗斯跌落三流国家，心甘情愿地作美国人的家犬，免除了西方的心腹大患，使美国人骄横一世，称霸世界。中国修正主义者步苏修叛徒的后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丢得一干二净，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引向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提供了条件。对于这样两类人物，美国人眼里都是好人，是英雄。甘地得到了“圣雄”的称号，赫鲁晓夫成了美帝的宠物、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诺贝尔奖，美国大财团称赞叶利钦改变了为中国为他出版传记！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屈服的反帝、反修的斗士，是帝、修、反的死对头。1949年推倒的三座大山，其中头一座就是帝国主义，但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除了领导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外，还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特别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较量过。同帝国主义硬碰硬，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9年以前，和蒋介石打了28年仗，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大三战役，这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史上的史诗。全国解放以后又正面和帝国主义真正较量，打了五大决战，就是朝鲜战争、抗法援越、中印边境自卫战、抗美援越和中苏边境自卫战，五次大战。这五大决战都是同共和国和民族的命运、荣辱、盛衰息息相关的。28年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打垮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800万军队。使新中国成为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外五大打败了西方战功赫赫的名将，如法国的名将纳瓦尔将军和美国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将军，一个个都成为毛泽东手下败将，不仅损兵折将，还丢了官，颜面扫地。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打遍天下全无敌。想当年，西方帝国主义靠炮舰征服东方，现在也要用炮舰把它赶出去。这就是东方民族面对的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就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解放后五次对外作战比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三大战役更加伟大，更加艰难，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晚年领导的最后两次大决战，因为对手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以尤为艰苦卓绝，完全打出了毛泽东作为一名反帝战士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打出了毛泽东扶弱锄强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这种特有的威武不屈的革命胆略，同美苏两霸在印支半岛和中国北疆进行的斗争，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高高地举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大旗。
   在帝、修、反的代表人物看来，毛泽东是最难对付的，因为新中国虽然不很强大，但毛泽东是又尖又利的硬骨头，横放在他们的喉管里，让他们想吞又吞不下去，想吐又吐不出来，最后还得掉几滴眼泪来，不给他们一点情面，丢尽了霸权主义者的面子，既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又使中国走向富强，一个新中国高高地矗立在世界东方。凡是妨害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宗法、官僚买办、腐朽的程朱儒家理论，都几乎被他消灭殆尽。他的理论成了世界受压迫受奴役人民的指路明灯。大长中国人长志气，毫不客气地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威风，长江上炮轰大英帝国舰队，朝鲜战场上以劣胜强，打败了号称世界上头号强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毛泽东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了反修大论战，用笔杆子把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批得体无完肤，弄得他内外交困，颜面扫地。又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胆略顶住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妄图控制中国的野心。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连一根天线也不要修正主义支援的情况下发展“两弹一星”、并且开展中印反击战、抗美援越等等。毛泽东成为世界巨人，他说话响彻云霄，连美帝国主义也不敢不听，越战时期，毛主席对美国说：“你们的陆军不能越过17度线”，美国不敢不听，自始至终不敢跨越17度线半步。
朝鲜战争，正如二次大战名将布莱德雷所说，是“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对抗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人眼中，就像美式足球明星队的四九人队（美军）赢了超级杯（二战）后，和大学校队（中国军队）较量，却被打得狼狈不堪。 
   对美国而言，这个历史教训，就是不要和中国“正面”冲突，影响所及，前后有七位美国总统反对涉入世界各地的剿共战争。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台海危机，艾森豪一度慎重考虑对大陆投掷核弹，以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毁灭中国的军事潜力，但艾森豪后来放弃了这种所谓的”预防性战争”的构想。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八二三炮战”，在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大量军援；但为了避免与中国的冲突升级，美护航舰队只到金马外，后来更提出外岛中立化、台海双方放弃武力、国军撤出外岛部分兵力的建议。这种既军援又怕战事扩大，和中国既对抗又进行华沙谈判的策略，主要也是怕引发更大冲突，怕韩战历史重演。 
   越战时，美国决策者也是惧怕中国直接参战。当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怀丁的名著《中国跨过鸭绿江》，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中美双方的默契是，只要美国不从地面进攻北越，中国就不直接参战，虽然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并派出了少量军队。有人分析，美国害怕与中国直接交手的心理，其实比河内在战争中所用的任何武器都更有效。朝鲜战争对美国最现实最不容忽视的教训，就是要特别留意中国在战争前发出的信息。 
   当年麦克阿瑟接近鸭绿江时，中国透过印度大使发出了警告；麦帅的反应是：中国岂敢参战？大多数美国人也信以为如此。中国当时确实是小虾米，没有挑战大鲸鱼的本钱，不过事实证明，“企图”是可以超越“能力”的。 
   美国从此不敢轻视中国的警告，这是此后面对与中国冲突时，美国格外要采取预防性外交和预防性军事的原因。然而，朝鲜战争毕竟已经过了五十年，再深刻的教训也会逐渐淡忘──何况斗转星移，已是“换了人间”？当我们谈论海湾战争时，我们总是从技术角度着眼，讨论这场战争对未来军事科技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民及军队最现实的影响就是：终于走出了失败的阴影，不但是军事上的绝对胜利，更是政治上及道义上的绝对胜利。 正如朝鲜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是百年耻辱的终结一样，海湾战争对美国人而言是越战耻辱的终结。从1975年到1991年，仅仅十六年，美国人就从失败的谷底走向胜利的巅峰。海湾战争结束后直到现在，也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运用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充满了自信，他们依然会遇到挫折，比如在索马里，但那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麻烦。美国军队再次赢得了超级杯，他们还会记得上次卫冕失利时的教训吗？正所谓彼长此消。 
     八十年代是美军卧薪尝胆、总结教训、励精图治的十年，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限责任公司”生意最红火的十年，也是我军装备与周边国家拉开差距的十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军队经商对军队的腐蚀力及对士气的打击到底有多大。现在，这支军队去对垒美军，已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可言，对朝鲜那种艰苦卓绝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东西。辉煌的时代过去了。 
     同样，在太平洋的那边，“绝对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还是处理任何危机时的一条原则吗？这正是美国的底牌，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但，也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骄傲了。光荣属于祖辈！现在有人竟然不仅在毛泽东脸上抹黑，而且在毛岸英脸上抹黑、在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脸上抹黑，在战斗英雄和革命先烈脸上抹黑，在中国人脸上抹黑。
 外国元首到北京为能见到毛泽东感到荣耀，心情却特别激动，尼克松、田中角容及当时法国总统在回忆录中都绘声绘色，心情激动。和现在一些领导者以能见到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话感到荣耀，把子女送到美国去享受资本家的生活为满足，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尔特里尔说，如果毛泽东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还不如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的生活。在中国革命中，毛主席家里牺牲了6个直系亲属，他的爱子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打到德国栢林去，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苏联留学回国后，还有意不安排工作，先后送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劳动锻炼，最后送到朝鲜战场上去，牺牲在朝鲜。毛泽东去世后，什么物质财产都没有留给后代。有人说他把儿子送去朝鲜是为了“镀金”。这完全是反动派的言论，是别有用心。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战场上去？也可以把你的儿子送抗洪抢险第一线去镀金嘛！难道说你们就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废品吗？至于送到战场上去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毛泽东是打过仗的，比谁都清楚，毛岸英同志牺牲后，有人责怪毛泽东不该把毛岸英送去朝鲜，毛主席说：“我主张抗美援朝，我不把儿子送去，谁送去？谁不爱自己的儿子？”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害怕毛主席，原因就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精神，他让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聚集成不可摧毁的长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败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官商士绅结合形成特权腐败阶层，攫取了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让大量的贫民流离失所，从而引起了革命所造成的。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端掉了老的官商士绅阶层及其价值观，让中国走向了平民社会。
    中国修正主义者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倾向，别有用心的人大搞虚无主义，兴高采烈地呼喊“两个都不要维护和遵循”的修正主义口号。提出的一系列“彻底否定”的谬论，他们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汇合成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共、反华、反革命的潮流。中国修正主义者明白地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事，不必具体描述它，只应抓当前建设致富。在所谓“解放思想，淡化意识型态”的反革命呼喊，淡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拿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削减、甚至取消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刊杂志被砍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但修正主义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口头上不能不叫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从不忘记加上一个限制词“主要是学当代的，大本本不要去读”。谁是当代的，谁的著作叫大本本？！党的干部都只能读一些只言片语，甚至拿一句成语就可以成指导全党的“重要思想”？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怎么提高，党的事业怎样发展？不仅如此，甚至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成为空洞无物的装饰，换上一些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高举修正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口号。人民要问，高举的理论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没有说清楚，谁也没有说清楚过。代表那三个？他自己的行为表明他只能代表，帝、修、反，封、资、修？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说是代表“先进文化”，他自己就代表了最落后，最反动的文化，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的十项“先进”文化；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他和美国总统一个腔调；说是代表人民群众，劳动人民不买账，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卫道士，提倡搞特殊化，批判平均主义；反对缩小三大差别，提倡拉大差距，千百万人民群众上访无门，千千万万打工仔无住处、无卫生设备、无安全保障、无人权保障、更无人格保障，两亿工人彻底成了资本的奴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开创大庆的老人，给几个钱买断，他们的疾病养老无保障，他的子孙就业受教育更无保障；十亿农民啃土为生，医疗、教育、养老、残疾等均无法解决。有一位老经济学家在南京朝天宫，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个叹息说“媳妇下岗了，上了前线，另一个也摇头说，女儿也下岗了，也上了前线”。大惑不解，问什么叫上前线？原来去卖淫。大吃一惊，顿时心跳不己，无论如何意料不到，怜惜万分，欲哭无泪。城市是这样，哪个普通农民又怎么可能有五千元供孩子上中学，有两三万元供子孙上大学？社会的另一面，大老板锦衣玉食、高车驷马，住着花园别墅，养着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二奶和外室，另有不挂名的妓女和初夜权作补充，按照特权阶层的意志，修改宪法、修改党章、修改婚姻法。国家的资产与资源，一天天地私有化，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去当资本家、搞剥削。请问：到底是为哪类人民服务？与此相呼应，党内外毫无根据的中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于一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灵魂，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迅速严重地泛滥开来。贪污、腐败首先从党内，党的领导机关发展起来并像癌细胞那样从上到下迅猛向全社会扩散，直接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事件，黄、赌、毒、黑社会像瘟疫一样繁殖起来，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下岗失业者同时再生出来，赤贫农户空前扩大，在台湾省台独份子气焰十分嚣张，台湾的反动派公然叫喊“一边一国论”，社会动荡不安；在国际上，美国政府赤膊上阵，导演反华大合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领空受侵犯，中国飞机被撞，向台湾出售大批军用物资和战略武器，支持达赖分裂我国，党内修正主义者却软弱无能，反而害怕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甚至主动表示和美国搞什么这个“联合”，那个“联合”。不知羞耻地喧称自己是侵略者的“战略伙伴”等等。这一切究其根源，不能不承认是一系列“彻底否定”，制造信仰危机，削弱甚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彻底否定”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并且全面放弃国际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党内外、国内外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证明了党内外、国内外人民大众的疑虑与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权力和舆论导向把准确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不成文的限制，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它不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的有力证明，国内外一次又一次自发地兴起毛泽东热，有力地宣告“彻底否定论”观点的破产，而且也向我们表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是不容贬斥的。现在官僚阶级又出现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价值观已经形成，平民社会的基础也已形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绝不会成功的。历史车轮是倒退不了的，总有一天那些民族败类会被扫进历史的拉圾堆里去的。 历史的发展再三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节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贡献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而且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１９３６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并且这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与国内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修正主义日益猖獗，他们内外勾结起来形成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和捍卫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人民继十月革命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胜利，继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对列宁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提出的上述几个重大历史任务都有正确的论述。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真正形成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上解决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问题，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马列主义的大旗，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她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不少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孙中山，蒋介石，以及他们之前的各路军阀包括这些军阀之前的袁世凯。他们没有能力和智慧将中国带出衰败的困境。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最高领导岗位上的。曾经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担当最高领导。但是经过筛选，历史最终把引导中国人民走出苦海责任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与伦比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应当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一要讲清楚产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指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内容，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的时代；二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无产阶级革命本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当然是国际性的；三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联系，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只有这样才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志气；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自从党的七大正式提出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历史的发展，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不断地加以科学概括，经过半个多世纪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中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这个定义和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而从“七大”起一直到５０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则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这一次国际反修大论战，比起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大论战规模要大得多、理论和实践上要深刻得多、任务艰巨得多。因为，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有十二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缔造的，并在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领导下作为国际共运的旗手的大党。而苏共领导集团变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自然消失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他根据苏联和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修的新的斗争条件下，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制定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６０年代提出，“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科学的概括，也是提出“第三个里程碑”的依据。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反映了中国修正主义者虽然羽毛未演丰，但己经登上了历史午台，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櫀改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征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不见了，作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帝、反修的革命的旗帜不见了。因此，这个定义比前面概括的定义不是前进了，而是大大的后退了，不是更科学了，而是更缩水了。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己经不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再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了。从此公开向“三和两全”，“三和一少”的路线倒退。应当指出：这个决议本身是在文化大革命流产以后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个怪胎，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既要坚持自己的错误，又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思想；既不甘心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又不敢公开砍旗；因而显得理亏气短。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愤愤不平；对中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又恐惧不安。因而采取了一种砍旗的动机和护旗的姿态，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保留外壳和内部蛀空，心中不平不满，外表则上小心翼翼，畏首畏尾，模棱两可，羞羞答答，战战竞竞，十分矛盾的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首先， 这个定义模糊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发展了。列宁是在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条件下，搞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首先打开了缺口，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毛泽东是在列宁的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领导下全世界有十三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被帝国主义国家称之为“铁幕”的大好形势下，和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复杂环境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引领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阵线的苏联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并且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不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32页）同样，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不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而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取得的胜利，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对全世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反修大论战的光辉文献，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所阐发的原则，都不仅仅对于中国才有意义，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个定义也模糊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既然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四条路线”：（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一条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题目，的一整套理论全被否定了。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只是一句像“啊尔陀佛”一样空洞的、毫无实际内容的教义。这个定义不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被抽去了。尽管空喊一万遍“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个定义还特别加了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实际是多余的装饰，既然毛泽东思想的实际内容被否定了，还有什么“结晶”。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定义的本意是想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人的共同创造的，但这一层意思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贡献相比拟的，提出这一点，并没有抬高谁与贬低谁的意思，而是历史的事实与结论。恩格斯在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在定义列宁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加进去这样一些思想和内容，因为这本来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第三，这个定义切断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也没有说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是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讲详细一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谈到毛泽东时代的划分问题。列宁在区分时代的标志时指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毛泽东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１９６４年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是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四，这个定义也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因为，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为前提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第三次反修大论战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被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自然就不存在了。
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覆灭的教训以及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侵略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要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团结第二世界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彻底否定”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无论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科学的和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理论，尚且采取扬弃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表现，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融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来一个彻底否定呢？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岂不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事实上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下的定义本身就否定了自己。既然毛泽东思想被彻底否定了。那么，在那里所强调的所谓“集体”，岂不是一大批蠢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智慧”也只是被他们自己不断否定的“水货”，谈不上什么“结晶”，这就打了自己的嘴巴！它不仅给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抹黑，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民脸上抹黑，甚至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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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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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
                         产生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正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充分暴露，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及其新的矛盾的充分暴露，对俄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及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列宁于二十世纪初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一样，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也是应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旦出现就以全新的战斗姿态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
　　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和十月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二战后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都相继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必然要引起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时代的局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都只作过原则的预见，没有具体的论述、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着那些矛盾？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其发展规律是什么？其主要革命斗争对象斗争任务是什么？同以往的革命相比，在战略策略上，斗争方法斗争特点有些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问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正确指导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将革命推向新的胜利。
　　苏联早在1936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最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本来是应该在革命实践中提出和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但是，由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新情况新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理论上还来不及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便逝世了。这正是他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篡夺苏共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将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葬送的历史原因。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内部发生分裂，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已经无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却刚刚起步，国内呈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在国际上顶住了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国际共运的中心由苏联转移到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他又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以短短三年的时间，创造性地胜利完成了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具有古今中外伟人中少见的极其渊博的知识、又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长期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极其谙熟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始终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国际共运动中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论战，领导全世界被剥削人民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面对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高瞻远瞩，善于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发现分析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就使毛泽东具备了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一切条件。
　　我们党1956年召开的“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新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状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毛泽东认为“还要再斟酌”，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一再强调“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没有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是我们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人们永远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37页）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一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发展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当它的内在固有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党的八大召开时，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刚刚基本完成，究竟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尚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1957年的五、六月间，资产阶级右派，在匈牙利事件和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影响下，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它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暴露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联系国际上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随着我国和国际共产运动实践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断发生，随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大论战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进行了许多概括和论述，从各个方面深入揭示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内涵，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集中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
　　毛泽东这一系列教导，使我们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认清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从经济上消灭了原有的阶级对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甘失败，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等的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诸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主要矛盾，紧紧地把握处理好这一主要矛盾，才能解决好其他所有的矛盾，从而保证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一问题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变质瓦解，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革命已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3）这一矛盾斗争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政治势力的大搏斗，两种政治思想、世界观的斗争。表现在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表现在气候适合时，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海外反动势力，策动暴乱和反革命政变，颠覆社会主义制度；（4）这一矛盾斗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经受住和平演变的考验，避免出修正主义。如果出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识别并起来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因此，这一矛盾斗争的重点在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这一矛盾斗争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都能畅所欲言，真正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始终坚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严肃党的纪律，经常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有效措施和各种形式，加强全体党员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对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的监督。（6）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宣传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发扬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我党和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如何遵循客观规律继续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毛泽东从分析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便创立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未曾系统解决而为当今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普遍遇到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它同列宁在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新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伟大理论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没有列宁上述理论的提出，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那么，没有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决，无产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无法冲过敌人设置的新的关隘，就会被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变修、解体、颠覆，无可置疑地指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列主义，它大大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五节、两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观　　

有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修正主义者的提法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和“八大”的提法是一致。另一种提法是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观点却是相背离的。究竟那一种是正确呢？这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关系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是必须弄清楚的。
　　列宁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列宁全集》38卷，409页）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共性中发现特殊性，并且必须捉住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区别事物的根据。如果不弄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该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规律。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同认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一样，也必须捉住它的内在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凭某个“权威”，说了算。
　　如果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仅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历时期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都是存在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解决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间的界限，因而是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规律的。因为这一矛盾反映的问题，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即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不断改进提高技术，以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当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形态都普遍存在的共同性的矛盾，它反映不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在的不同的特殊本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不是构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当然也不能构成我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历史上和当今所有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永远需要发展生产，永远都有不同的需求，因而，都永远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和一个发展规律。由此看来，需要和生产的矛盾，尽管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矛盾，也是我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证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十分重视解决的矛盾。但是，它绝对不是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前进动力的主要矛盾，而是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和永恒的课题。
　　那么，根据什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只能从界定该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在阶级社会里，只能从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去寻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构成该社会形态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本质，人们才能从中发现该社会形态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也只能从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上的矛盾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及其斗争，才是构成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历史上各阶级社会，也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往历史的阶级社会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而无产阶级并不是以掌握政权为目标，而在于运用手中的政权去消灭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和消灭无产阶级政权本身。所以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它既不是独立完整的阶级社会，也不是独立完整的无阶级社会，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既在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和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又保留有许多资产阶级权利和旧社会的东西，这一点又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它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的任务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等一切领域里又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协调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和作为社会生产力最重要因素的人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逐步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以便为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培育高尚文明的精神条件。列宁说：“被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根据上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点和其任务，寻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直接从未来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更不能撇开现阶段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单纯从发展生产力方面去寻找，而是要从人们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动态观念中和对于保卫这一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生活中，以及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领域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的矛盾对立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思想领域里继续革命的政治态度上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既和以往的社会有同一性，又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标志着在生产方式中已经基本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来自旧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对待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对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要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上，都还存在有原来的阶级烙印，不可能很快消失。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私有制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私有观念，作为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集体主义思想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还占很大优势，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也将经常地极大地冲击影响腐蚀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及其后代，从而使一些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拥护者，甚至堕落成为腐化变质分子、帝国主义的奴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得不长期保留着的三大差别、按劳分配（其实只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商品、货币制度等资产阶级权利，还会使社会上孳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广泛存在和影响，资产阶级权力的存在，必然要经常影响腐蚀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失去或放松党内斗争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就会使共产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孳生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共产党内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对此不清醒、不警觉、不斗争，就会使党逐渐走向反面，马列主义的党会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制度会由党内演变成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时机成熟时公开易旗，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国内修正主义分子、官僚特权阶层、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以及各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海外反动势力，内外结合，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合力，平时进行隐蔽活动，一遇气候适宜，就会公开兴风作浪，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一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从以上情况可以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生产方式上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对抗，但是还存在着极其广泛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人们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还存在着拥护和反对、坚决保卫和妄图推翻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因而它必然还要长期存在着极其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它绝不是只在一定范围内，而是普遍存在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这一斗争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要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势力搞复辟的图谋。要求防止和战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走资派，伙同帝国主义、海外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要求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提高广大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的党对于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头脑不清醒，解决不好，一出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分析认识我国新的最重要的国情后，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据。
　　修正主义者否定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脱离了我国的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左”错误。可是，通过上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实情况的具体分析，和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来，苏联、东欧崩溃和我国发展历史趋势，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恰恰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在认识上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仍然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产生这一严重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因而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右倾错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制造了“八九”政治事件，“法轮功”其目的正在于推翻共产党和共和国；直到今天，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仍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的公开在报刊上宣传“共产主义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是“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根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他们那一套左的祸国殃民的，信念”，因而要“消解”即消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叫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产权问题”，即“改革私有制关系和调整私有制结构”；应允许“私营经济等非共有制经济，喧宾夺主”，“民营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他们甚至连近代史上林则徐、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都一一加以否定，公开宣传“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但是“不躲避下流”。伴随这些舆论而来的，我国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现实的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建国初期的新的资产阶级，重新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根本利益的激烈对抗，重新造就了城市无产阶级、失业大军和赤贫农民。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腐败久治无效，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的各种腐朽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如洪水一样泛滥成灾，世风每况愈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到处都充满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有些人看不清我国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可以说是属于认识问题，那么，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极左”，脱离中国国情，那恐怕他不是闭眼不正视现实，就是患了反左病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暴露了一些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或者根本不正视现实，而且也暴露了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以后，代表新旧社会形态的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并在新制度巩固以前成为新社会形态存在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常常出现旧制度的暂时复辟，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较量，新的社会政治势力彻底战胜旧的社会政治势力，使新制度得到巩固，这一矛盾才会作为主要矛盾消失，新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中固有的主要矛盾，才开始显露出来，上升为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一部世界史记载着，不管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各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新旧社会政治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这一社会现象几乎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更替时普遍的规律，我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宣布共和国成立后，到1660年仅十一年就被封建王朝查理二世推翻了。从此出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将近三十年的复辟时期。经1688年政变，又恢复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统治。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曾经出现过两次封建王朝复辟和两次帝制复辟。其中波旁王朝复辟长达十六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统治。
　　历史上的新旧社会形态更替，都是属于阶级社会形态的更替，仅仅是剥削方式的更换，并不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新旧两种社会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尚且如此激烈，而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并彻底消灭产生阶级的社会条件的最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的顽强反抗，也会引起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因此，这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必然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激烈得多。这是可想而知的。一些人硬是把这一矛盾和斗争估计得那样简单，那样轻松和天真浪漫，以为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从此泰然无事，放心地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了，这只能是幻想，硬是把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论断看得那样肤浅，以为冠以“极左”的帽子，一句话就可以轻率地否定，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具有根本对抗性质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斗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斗倒无产阶级，最终不是为资本主义唱挽歌，就是为社会主义唱挽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正是对这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概括，任何人企图否定它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东欧解体就是这样。前车已覆，后车可鉴。
    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广义的概念，它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经济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当今美帝企图独霸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要争取尽快赶上和超过美国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威胁，没有经济危机困扰，正是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不断的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能合理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长久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道路。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为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坚决清除来自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潮的腐蚀、严禁“五风”，防止盲目冒进、贪大、贪多、贪快、防止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极“左”倾向再度发生，我国就完全可以继续实现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稳妥地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这已是我国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因此，当今我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就是珍惜和巩固发展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现实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首先要重视认真抓好阶级斗争，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防止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复辟。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事实上根据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掩盖了我国在现实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企图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物质刺激驱动来发展生产力，因而认为，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极左”；认为我国生产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条件；胡说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既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并根据这一理论，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企业为骨干，代替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共有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是，在这条道路下，社会向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贫穷，再造了亿万富翁和城市无产阶级和失业大军，再造赤贫的农民，官员腐败、官商纠结、道德败坏、黑社会猖獗、黄、赌、毒泛滥，根本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问题的。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原来58年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现在跑了50多年，才发现“不合格”、“超前”了，是“极左”，断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再“初”几十年，上百年，还要遥遥无期地“初”下去，老老实实地回头再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再造一个资产阶级、一个亿万富翁、再造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一个失业大军、再造成一个赤贫的农民，只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才能再来一次夺取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现在还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发展生产力的“补课”。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连新民主主义也不巩固了，还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按照这种观点，我国只能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流血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拿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当儿戏，拿全国人民的命运开玩笑的修正主义观点。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于在苏联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十分慎重的。他考虑到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当时苏联具体国情的五条原则，其中指出对于中小个体生产者要逐渐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中，即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指出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要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这样，列宁把当时苏联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斯大林遵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苏联式的被人们称之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模式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后来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基本上遵照列宁的原则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很难划分初级阶段、中阶段、高级阶段或别的什么阶段的，因而是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的人民公社化也是指在逐渐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年苏联合作化时期差不多，并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的。并不存在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存在 “极左”超前的问题。中国修正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苏联和我国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由此而得出的我国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根据了。



























第五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第一节  是否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识别
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序言）中又写到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己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己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三点论述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划清了马克思学说同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学说虽然有时承认阶级斗争，但它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创立的，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18世纪后期，还是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欧洲的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变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因此，当时的一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基佐和米涅，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键。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线索。马克思还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去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来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85页）可见，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仍然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最后决战阶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地地道的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有的不和资产阶级分享的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后，才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被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矛盾双方的地位转化了。即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则由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但是“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革命专政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在这场斗争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防止像苏联东欧那样将革命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无产阶级在战略上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能因为已经取得政权，已经从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而抛弃革命武器。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小资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怎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基本路线，系统地具体实际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本来就是为阶级斗争而诞生而存在的。她的唯一历史使命就是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她从诞生到消亡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武装打垮反革命的武装，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在变革所有制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前两个革命时期剥削阶级都是明火执仗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十分明显，反革命势力随时受到威胁着革命者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时并不需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在思想上时时处处也都十分明确地在一切工作中时时考虑着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形式，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形式己经基本结束，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己经消灭，阶级阵线模糊了，但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影响还存在，党内的民主派在国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贪图享乐，不想继续革命，随时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道扬镳，去过舒适资产阶级生活。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还是长期限的、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全党时时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嗅觉，继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处理一切社会重大问题和一切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这对于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唯有这个武器再没有别的什么其他武器可以确保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各项工作，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以在当前，区别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承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搞不搞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在于承认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继续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问“姓无、姓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要时刻警惕和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绝大多数，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反击。要不忘在各个领域里经常批判资产阶级，进行“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控制掌握好全部舆论阵地，使之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要不断深入开展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在各项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抓革命上促生产，贯彻“鞍钢宪法”，办好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改革、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加快发展生产力，尽快实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切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员之间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经常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开展整风运动，随时发现清除党和政府、军队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法制，严厉打击各种阶级敌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违反社会治安的活动。显然，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后，经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总纲突然断了，不仅不能继续，而且要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者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常搞政治运动，叫人不得安宁”。的确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天也不会安宁的。难道现在再造的千百万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赤贫农户，他们衣食无靠，生活无着就“安宁”吗？如果共产党员自己生活安定了，失去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那种紧迫感，看不到剥削阶级并没有因为失去“天堂”而睡觉，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梦想复辟，那就糟透了。君不见，那些利用改革之机发了大财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利用“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利用党报呼喊“不要有仇富心理”吗？国有资产、人民的财富被侵吞了，还“不要有仇富心理”。岂不是要人民服服帖帖当奴隶，老爷们打了劳动人民的左脸，还要把右脸也送过去。这说明他们内心不安，害怕人民觉醒，起来造反，把他们打倒。
既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就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主要是打仗，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夺取政权。现在敌人失去了武装，也失去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旧社会思想残余还存在，还可以凭借政治思想领域里占有传统残余势力，不断向革命政权发动的进攻，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充分揭发和深入批判。同时，利用专政机关和舆论工具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教育提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只有不断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和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才能避免走向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道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生产力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持续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必然要导致因无法有效地击退资产阶级进攻而使革命最终失败。无论是前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就必须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站不住脚。同样，无论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和许多政治运动中都犯有严重的错误，都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这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必须严肃对待这些错误，绝对不能用“不可避免”几个字轻描淡写，掩盖过去。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敌人。这不能用抽象概念来代替，所谓“首恶”，怎样才叫“首恶”，必须明确，如法轮功的首恶者李洪志至今逍遥法外，对一般的协从者，穷追不舍，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错误的。要“稳”就不能随意放权，生杀大权一定要由中央掌握，错杀几个、错划几个难免论一定要彻底批判。弄错了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人命关天，错捕、错杀一个也不行，作为父母官，整错了人，杀错了人，推客观，一句话“难免”、“平反”，马马虎虎对付过去，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一定要追究责任，严重的应当同罪处理。稳是为了“准”，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据确凿，绝对禁止迫、供、信；“狠”要以准为基础，弄准了，该杀的就杀，该判，绝不存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招遥撞骗，党伐学伐互相勾结，腐败盛行、黄、赌、毒、黑社会猖厥。直到今天，这股反动思潮仍然有恃无恐，更加猖狂，大有不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誓不罢休之势。所以厌烦搞政治运动的情绪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有些老同志过去革命有功劳，党和国家给他们较优厚的待遇，现在满足于养尊处优，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先烈，忘记了人民，不思革命了，疏远政治，甚至于同化了。如果中国一旦重演苏联东欧的悲剧，那时革命理想、前途，几千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年轻人大部分就没有很好地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读一读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深入思考当今中国、世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侵略罪行，就一定能够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搞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对这个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的同志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容易造成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好人，因而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官僚主义者凭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制造矛盾，挑动一部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律，违反党的政策，扰乱党的阶级路线，破坏党的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行为。我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确曾发生过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了好人，这正是一些坏人和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的。对以一些基层干部来说，是对运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出现的问题，没有紧紧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甚至颠倒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把公务员理解为革命主力和专政工具，把人民群众当作专政对象，这就搞乱了敌我关系。它深刻地教育我们党认识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搞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当然由于思想觉悟不高，阶级阵线不像过去那样清楚，再加上潜伏于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把水搅混，从中破坏，借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很容易造成误伤，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敌人的力量总是分散的孤立的。因此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应当以团结、教育和转变世界观为主，不能把专政、斗争，曲解为精神和肉体上消灭，生活上不给出路。所以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学会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新课题。但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要导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纲，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取代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团结，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恰恰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认清敌友我的关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没有很好地运用好行政的、教育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粗暴的手段去改变不同的世界观，去消灭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拉帮结派，制造冤假错案，人为地设定“阶级敌人”。这是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依据。只要我们党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一定能够学会在斗争中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的。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好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觉悟，从革命大局出发，从革命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是一定能克服错误的。而且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了这个规定，凡是一时被整错的同志，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就可以避免伤害好人，缩小打击面。事实证明，不应以受打击面的宽广来确定成绩，一定要以甄别冤假错案的准确性为依据，凡是犯官僚主义错误，偏听偏信，公报私仇，不负责任，主观片面，错整群众的，一律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过去那种背靠背“揭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阴谋家、野心家提供放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源，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应当面对面并允许被揭发人辩护，才是光明正大的。
　　有些人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更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一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党内在历史上曾经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造所有制为中心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不仅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相反，有利于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如果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经济建设一时取得一些成就也不可能持久，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失败。苏联东欧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确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和经济是属于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说什么几十年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好像是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搞经济建设，反过来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本来就是辩证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因此应当说，几十年始终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展开斗争，而不是围绕着以经济建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建设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经济建设就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经济建设越快，无产阶级受的压迫和剥削越深；相反，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又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越强大，无产阶级政权就越巩固，人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生前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十分注重抓经济建设。他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最早提出我国要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核科学研究，他亲自抓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的制定，亲自总结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批示推广工业上的鞍钢宪法，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等等，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最重视抓经济建设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最早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邓小平要求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不要阶级斗争，或者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放到服从的位置上，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一贴解除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麻醉剂。　
有人说，“毛泽东生前虽然也抓经济建设，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占用的时间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抓阶级斗争是要占用一些时间的。其实，正由于抓阶级斗争解决了方向道路问题，维护了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又赢回了时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以短短十四年时间就爆炸了原子弹，以二十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才实现的，难道不是赢回了时间吗？反过来说，如果方向不明确，即使集中了全部时间，搞经济建设，最后还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占用了很多时间，花费很大精力抓改革。为保证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力批判各种抵触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推动生产，结果还是腐败漫延，黄、赌、毒、黑社会猖獗，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失业增加。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是要花费些时间解决推动力问题的，也就是解决怎样实行以经济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抓人的思想革命化，焕发人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人翁思想，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把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借口经济建设去压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在公务员中用物质刺激作为动力，激发人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择手段地一切向钱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这样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发展，再造一个资产阶级，再造亿万富翁、再造了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了一个失业大军，再造一个赤贫农民，再造了一个劳资对立，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也就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彻底阉割，从而也谈不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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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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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毛泽东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课题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二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并且把这一革命理论与实践作为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准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理论、他的思想，完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他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任何一个理论原则，也没有减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一个原则。他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就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2页）。列宁讲到:“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档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和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5页）。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页）可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继续和发展，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要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５６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和完善的，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唯物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是彻底的革命学说，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的科学体系，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彻底革命的理论，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树起来的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旗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己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一个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理论指南。
１９６７年对继续革命理论又概括为六条：
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打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上述六条，是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人们一百次庄严地宣布“彻底否定”之后，历史却是一百零一次证明这一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一系列“彻底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是正确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在全世界一浪高过一浪，这便是证明。毛泽东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样，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这两条路线分别从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两方面提出来的，他们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绝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两条路线既讲政治路线，又讲经济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又强调了经济建设的地位，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两点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阶级斗争为纲”，是在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政权不巩固或修正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重新轮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路线是正确。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路线和方针，都是错误的。 
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曾经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观点，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任意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错误认识，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廓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像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斗争范围不是将越来越扩大、而是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改造或同化树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因而，对立和对抗范围将越来越小。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的意义，即使是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也要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形象地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比喻为“分析中的综合”，强调通过教育使之同化，他说：要洗脸的政策，不要杀头的政策。人是可以教育的，牛可以教会耕田，马可以教会打仗，人为什么不能教好。他亲手抓典型，把末代皇帝和国民党战犯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不断从对立中寻求同一性，求大同存小异，使对立和对抗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中国修正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对人民群众极不负责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分不清人民内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关系，把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实际问题，上升为认识问题；把认识上的差距上升为思想问题；把思想上的差距上升政治问题，甚至层层加码，逐级上升，至自我设置的对立面以死地而后快！搞官僚主义，“以我为中心”，强迫命令，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待劳动群众，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中不同的认识，一律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甚至毫不负责任地、机械地、不加分析地、按比例划分敌我关系，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观念不彻底肃清，危害非常大。他们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或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或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像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苏联与东欧已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极大的历史性错误。
    修正主者歪曲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它解释为“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谁也无法说清楚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这样提出和解释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根据，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如果把林彪或别人提出的口号，栽赃给毛泽东，用“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毛泽东头上，实在太拙劣，太肤浅不过了。有人又提出的另一个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论点的出发点的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个论点，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我国党政机关也不存在贪污腐败，不存在两极分化。这里只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二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只要把眼睛轻轻闭上，放手让各级党、政领导腐败堕落，贪污盗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是多余的，可以被彻底驳倒。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可是，就在他们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和以后的平定“89风波”事件却是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岂不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也是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可以设想当时如不粉碎林彪集团，不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中国的局面将是怎么样？事实上，无论国内反革命动乱、贪污腐败成风，还是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否定不了的。
首先必须指出，讲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理论和实践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拿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起来，做到“有的放矢”，有些人拿了毛泽东思想这枝箭，“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毛泽东选集》第821页。例如：反右斗争，毛泽东估计全国知识份子有500万，右派数量很少，充其量不会超过1％，全国大约不到五万人左右。当然这也仅仅是阶级估量，不是定性分析。但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不问实际简单地要求全国各地，通通按人口指标的1%分配，结果全国搞出55万人，比毛泽东原来估计高出15倍之多。显然，在人的问题上采取如此粗糙的方法，是完全背离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陈伯达证实：反右期间，北大有许多看大字报，当时，邓小平是反右办公室主任，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他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泽东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甚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泽东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陆定一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当然，毛泽东说过：“我是中央主席全国的错误直接的应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但具体负责的同志这把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像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同样是唯心的推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当然，如果这个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站得住脚的论据。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找不到出处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事实上，现在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己经证明，“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否则无法解释发生在苏联、东欧的突变和我国的大量贪污腐败和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关于上海《文汇报》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部分领导权己被资产阶级篡权了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要把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这是就斗争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夺取全部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并不是由毛泽东主观臆造出来的。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的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法轮功”的出现以及党内高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黄、赌、毒、黑社会猖獗，这难道是用紫袍黑衫掩盖得了的吗？这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应当忘记，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和１９６０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文化大革命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则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对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是针对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并且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之所在。所以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借故驳倒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说明这些人不学无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是党的同路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过程、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讲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残余、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可以停顿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应该结束了，从１９５６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不是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论点，还能是什么？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起先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后来又散布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革命，甚至连同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当然是必须彻底地禁止的。    
毛泽东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了任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正确与成功的路子，从根本上讲是我党、我们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并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革命的自觉性。同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选好接班人，在整个运动中被一些阴谋家和野心家所利用，并且又采取了大民主那样一种方法，割裂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由于群众是分阶级的，阶级是由党来领导的，失去党的领导与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方式，因而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与错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论，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失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像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因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彻底”，只是消极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利用，并且已经形成造成极大危害的组织路线、组织基础，并没有触动，相反更加巩固起来了。众所周知，在文革中林彪为巩固其阵地，组织上破坏了我党长期以来执行的正确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艰难地培养和建立起来的，久经考验和经过长期锻炼的干部队伍搞垮以后，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既没有经过革命的锻炼又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所谓头头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已经掌握实权的各级领导，换了一个面孔，同样打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路线，把敢干维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当作保守派、顽固派、捣乱份子打下去。在组织上却保留和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今天官场腐败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腐败，是错误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指导思和事实上肯定或默认了由林彪集团的错误路线下为结党营私，吸收提拔起来的坏党员和坏干部的组织基础的必然结果。
   修正主义者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三十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后的三十年里，就在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军队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直至爆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那样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彻底破产！
    有些人口头上也承认，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阶级斗争又怎么凭空出现了呢？难道世界上还有过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从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认识出发，所以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一切工作中尽量避免提有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甚至连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为羞答答装饰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动的东西，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提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带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就会把思想战线搞乱，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所以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这正是由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策动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上，也没有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一直宣扬的“批判平均主义、主张扩大差别”和“产权论”以及“价值论”“国退民进论”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又提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用这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矛盾来代替社会主义特殊阶段的特殊矛盾，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这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放在任何社会制度、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适用的，难道古往今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欧洲、非洲各国不也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吗？而且，不仅供不应求时存在，在供过于求时同样存在，现在我国不是也要求扩大内需吗？所以，这个观点只能认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不能认为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回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具有的那种特殊性质的矛盾。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过去，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做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他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的立论是没科学根据的。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是一切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改革开放目的应当是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不是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其实，生产和需求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不是什么“领导”、“权威”的“指示”为标准的。    
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没有阶级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阶级都是不存在的。无阶级的政治与无政治的阶级和无阶级、无政治的社会主义是一样荒谬的。这种错误的结论必然导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当然，毛泽东指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才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修正主义者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当然是非科学的，甚至是一派胡言！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危险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说，过去他们搞革命本来就是多余的，是无畏的。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其次，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在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经济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第三，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古巴，朝鲜却没有复辟了呢？第四，能不能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其实，经济没有搞上去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正如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不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１９５６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２０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从总体上讲，他仍然是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途径。他不断地强调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根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早在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在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中，曾七次讲到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真理。我们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在坚持和继承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探索并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把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应当是把毛泽东生前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仅是对我们党１９５６年以来进行改革探索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毛泽东１９５６年以来直至逝世期间所建树的理论与实践业绩的继承与发展。不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与方针，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根本上都是由毛泽东创立起来的，第一位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毛泽东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１９８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国内出现的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以及失业大军，亿万赤贫的农民。一方面，社会财富集中在逾来逾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贫困和愚昧扩散面逾来逾广。给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必须坚决给以纠正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而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也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应当在根本肯定的前提下纠正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根据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不仅把无产阶级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三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修论战



从1956年赫鲁晓夫上开始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了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所谓规模最大的反修大论战，不仅是涉及范围最广，全世界几十个党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论战；理论也是共运史上最深刻、论证也是最深分的。投入大论战的行列也是最庞大，任务也是最繁重的。共产主义从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新历史条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问题，不能避开对苏共２０大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性质的评价。因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在反修大论战中邓小平尽管当时也参加了这一场斗争，并且装扮成反修斗士。但毛泽东逝世以后，修正主义面目大暴露，竟然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面前检讨，把这场斗争重新定性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把这次大论战看成为国际共运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一次互相干扰别的政党的大内战，他们并不把赫鲁晓夫主义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而仅仅看成是彼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争斗，把反修大论战看作为干预兄弟党的内部事务，都犯了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已，甚至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当作“废话”。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是十分可恶的，他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向狭隘民族主义倒退。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己经证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正因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此后又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这条路线，历经三十多年的逐步演变，终于使苏联党和国家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蜕变。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曾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实践证明，对赫鲁晓夫修主义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取消主义者，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正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谁还能够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及其所作所为不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只有修主义者和潜伏我们党内投机份子，才会继续说出这样的废话与瞎话来！
   当然，在修正主义的面目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发生识别不清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修正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要顺利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继续打着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否则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天也无法混下去。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就容易给我们的同志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那时的苏共并没有搞了修正主义，而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因而苏联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比中国更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这个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者，从而被看成是继承赫鲁晓夫改革路线的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认为我们批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讲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于我们党在一些文件、材料和出版物中几乎所有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上，这种观点和认识在毛泽东逝世后就迅速抬头了。他们把那场反修大论战，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干扰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争论。是一场本来“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这样，也就可以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制造分裂的帽子反扣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己的头上来。他们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当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按照这样一个观点分析，那么，不仅是毛泽东，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列宁、斯大林反对修主义的斗争都是错误的。邓小平甚至就我们党对陶里亚蒂“结构改革论”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向意共领导道歉，说什么“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思想、理论从来就是国际性的。过去无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用什么方式去禁止和扼杀革命理论，都无际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样风行全球。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反而把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干预别的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的纠纷，而美帝国主义却不领这个情，他们照样用各种方式包括使用武力去干涉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内政。我国政府却跟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指挥捧转，今天辱骂本&#8226;拉登，明天指责伊拉克，指责社会主义朝鲜民主义共和国……。这不是“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里还有一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说明我们党已经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党了。
否定派一方面，从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找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对外方针上进行重大调整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在停止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向我去曾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党进行自我批评，非常积极地恢复了“兄弟党”的关系。热情地欢迎“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来访，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叛徒们身上。郑重地宣布中苏两党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形势是绝对不会按照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而发展的。相反，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欧洲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什么东西了，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幻想和幼稚想法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发展打得粉碎了。他们批判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兄弟”和“同志”当成修正主义了，可是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主义者，却对齐奥赛斯库这样的老革命家格杀勿论。不久连苏联和东欧这些所谓的党也彻底覆灭了，两党的真正“结束了过去”，无法“恢复关系”，等待“开辟”的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未来”。
正如列宁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和看得远。他老人家是见微而知著，而中国修正主义者甚至到事变完全展开后还看不出来。毛泽东早在苏共２０大召开之后不久，就提出：我看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苏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被丢掉了。１９７０年，我们党为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发表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社论中，甚至预见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斯拉夫帝国总有一天会搞到瓦解的地步。令人为之叹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幸被毛泽东言中了。
   如果说，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做出了不屈服于苏修压力，坚决地勇敢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党和国家不仅避免了沦为苏修卫星国的地位，保卫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的反修、防修教育，为我们今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经过邓小平30年来的“改革”，毛泽东这把刀子大概也丢掉了，今天的中国离俄罗斯并不远，所谓“庆幸我国还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之说，只不过是一贴麻醉剂罢了。如果说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反修大论战的性质的话，那么，经过１９８９年以来国内国际上一系列事变后，恐怕再也没有人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就中苏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同赫鲁晓夫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了。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中，在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正像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样，毛泽东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必然会结出自己的理论之果。在大论战中，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思想，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而这一斗争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它完全是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指导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就会走上苏联那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是肯定还是否定当代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因为否定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就必然要否定赫鲁晓夫主义的修正主义与取消主义实质，同时还要否定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否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成我们的亲兄弟，就会弄到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地步，就会把革命阵线彻底搞乱。而且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正当我们把赫鲁晓夫事业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当作“同志”来欢迎，把苏联党作为“兄弟党”与之恢复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戈尔巴乔夫“同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都剥得精光，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违。事实上，苏联修正主义者还不愿把邓小平一伙当作他们的“同志”，而邓小平等一厢情愿地投靠苏修和人家称兄道弟，一颗炽热的心被浇了一瓢冰冷的雪水。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际玩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竟然还有人坚持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改革家，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马大哈，而是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是钻到中国共党的心脏来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大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真正的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不会放过这些丑类的！并且要像毛泽东当年对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样，坚决揭露他们，彻底批判他们，和他们斗争到底，以防止通过这些丑类的手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




第四节、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人们在深深地思索着：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之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人们的结论必然会是很不相同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怎么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怎么看，我们是用不着去讨论的。那么，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但中国修正主义者则断言，“苏联之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因为斯大林没有把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是经济落后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搞上去，则是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他们避而不谈苏联东欧国家产生修正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毫无根据地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最主要的原因归之于经济的落后上，归之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政策上。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所以不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垮了苏联，而是由斯大林搞垮了苏联，搞垮了社会主义。这样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建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这一伙败类手中搞得四分五裂、一塌糊涂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一直否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并崇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当着苏联东欧相继最终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不愿意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巨变与苏联东欧各国党变修的真实情况，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只是由于其改革的政策与策略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避而不谈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他们的辞典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说：毛泽东只是批判修正主义，事实上什么是修正主义连他本人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改革派”，仿佛世界上就只有“左”倾教条主义存在，根本没有修正主义这个东西！但是，这种理论说教就像“阿Ｑ主义”一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至多只能说服和安慰自己罢了，而要以其荒谬绝伦的理论力量来说服革命的党员干部、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说服革命的知识分子、说服理论战线的同志们，是十分困难的！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特别是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来观察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这些国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党内国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寻找代理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苏联东欧的演变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还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还可能死而复生，从这块土地上再产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了，在党和政府里不断孳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下，正日益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阶级力量。它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尖锐斗争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之所在，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苏联东欧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国外和国内比，国内是主要的；党外和党内比，党内是主要的；下层和上层比，上层是主要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使苏联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它说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同样重要的，说明防止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颠覆的斗争，与防止和粉碎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即防止党和国家自身变质的斗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一句话，它十分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它从一个反面证明了１９８９年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阶级实质，说明了在我国党和政府的机体内、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产生腐败作风以及一部分人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说明了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及其伟大意义。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反腐败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执政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并不存在着改变其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它却标志着党和政府里的一些官员正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完全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从苏联与东欧变修的血的教训中，从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中，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在不断产生的严酷的现实斗争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毛泽东生前特别强调把苏联变修与历史上剥削阶级革命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联系起来，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革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如果从发生在１６世纪中叶的尼德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经历了3００多年的尖锐斗争，才在世界上最终站住了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形式的政体，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但仍然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存在了１０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从此又出现了近３０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后于１６８８年在荷兰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荷兰军队的直接帮助下，才把期图亚特王朝推翻了，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才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政治统治。但是，被打垮的封建势力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之后一直到１７４５年的五十多年里，詹姆士二世、三世曾先后发动了四次武装暴乱，企图再度复辟，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英国还有王朝复辟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复辟势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进行反攻的力量，只好把斗争转向文字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进而打出了“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复辟调子，继续进行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295页）因此，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到１７４５年詹姆士三世的儿子发动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１０５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２００多年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还要更加激烈的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法国一国的范围，而以整个欧洲为舞台，成了以法国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另一方在国际范围里的大较量。先后七次同欧洲反法联盟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前后经历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间曾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三共和国成立，历经８０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尖锐的国内斗争以及长时期的国际间的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
    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７７５年独立战争到１８６５年南北战争结束，也经历了９０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彻底战胜了长期统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封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封建王冠，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最终被打掉，其间经历了多少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如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军伐混战，帝制和共和反复更替，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做皇帝梦。现在世界上还有少数国家仍然是帝王在那里统治着。可见人类战胜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个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曲折的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则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的伟大革命，因而必然要经历更加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轻易地宣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经济基础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样看问题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特别重视并深刻揭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规律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很重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十分强调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不仅要十分重视被打倒的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外部敌人直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革命政权本身的蜕化变质，十分警惕新生革命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并且认为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可能得而复失。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时，不但指出公社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进军，对被推翻的敌人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警惕不够，犯了错误，而且提出了怎样防止公社自身变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公社采取的两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策：一是普选制，二是对公社官员普遍实行低工资制。认为这是防止公社的官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重大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经验，他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经验，更加深刻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更加十分重视防止苏维埃政权自身变质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底，他在领导俄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之后，便立即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清党斗争。党的严重不纯的状况与党内现实的尖锐的斗争，使他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不把那些趁着革命高潮浪头混进党内来的各种危害分子、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认为这一斗争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白匪叛乱的斗争同样是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经过这次十分严肃的清党斗争，到１９２３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俄共党员人数从１９２１年的７３万人减少到３８万人，减少了４８％。党员人数虽然一时减少了，但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在质量上提高了，从而党更加坚强了。这是列宁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所领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对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斗争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在执政以前，要使党不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并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党就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辨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２３页）“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同上书第４３４页）第二国际的变质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坚决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他们自己就存在着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早期对拉萨尔派、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没有坚决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与方针，他们和机会主义头子讲团结，一味地向机会主义者迁就和让步，执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调和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同样没有执行恩格斯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指示，没有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组织上实行彻底决裂，这是第二国际左派在斗争中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党内斗争的发展，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败，党变不变质，就更直接是关系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是被推翻的国内资产阶级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主要通过武装叛乱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另一种则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即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权自身变质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这第二种较之第一种更为危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就是修正主义头子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修正主义这个阶梯而实现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复辟斗争必须和反修斗争一道进行下去，并且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党和国家的自身变质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党内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根本性胜利。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尤其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曲折性与长期性。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毛泽东正是从苏联变修的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上述伟大思想推向前进，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伟大科学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供了尖锐的思想理论武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航向。
    究竟到了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才可能最终解决了呢？才算彻底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这只有等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才可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彻底消除了。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对不能说这个话的。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十分强调一国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已经是一场国际范围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国际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并且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现时所取得的胜利还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而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由先进国家来完成。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这之前，当着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管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都不能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并且历史的发展证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就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长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７０多年后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它向我们更加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之后，如果有人仍然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他们简直就变成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或马大哈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些混入共产党队伍里来的修正主义分子！
    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事实与血的教训，不仅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作了历史性结论，同时也为发生在我们党内的历史性争论作了结论，它彻底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也是对我们党内有些同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斗争所采取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错误做法的有力批判。人们对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的理论，却轻率地来一个“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一个深刻而伟大的科学理论却被看作是一种很幼稚的主观主义的和十分浮浅的错误学说，进而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历史最终还是会还一个公道给人类，任何以轻薄的态度嘲弄时代巨人的人，”彻底否定”历史巨人学说的人，结果必然会落到被嘲弄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对毛泽东学说与革命斗争实践进行”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人们，最终会被人民所否定！






第五节、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同的含义，这不是咬文嚼字，打口水仗，而是有着重大差别的。社会主义一旦加上定语，恐怕就难逃失败的宿命！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有许多特色的社会主义，如：空想的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工团的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市场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铁托的社会主义、尼赫鲁的主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队伍里，都是穿上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目前欧洲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搞，中国也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确处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制定革命政策的基础。必须严格区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一种提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变、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但又要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而定，这是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理论，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一种提法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是脱离一般的个别，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既没有确定的内涵的，又没有确定的形式；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依据，又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一般形式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说到底这种社会主义既是和资本主义接轨的，符合资本主义惯例（即所谓国际惯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的、和谐的、没有阶级斗争的和资本主义接轨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脱钩、符合资本主义惯例而以无产阶级专政背离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的理论概念，的内涵明确地规定。“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我完全同意 “不包括”的说法。把毛泽东思想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划分出来，没有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背叛马克思主义，又硬说是一脉相承。但是，也有羞羞答答的地方，他始终没有勇气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包涵的内容来划分，而是重演老修正主义者的故技，在时代问题上打圈子。
划分时代的依据是什么？列宁说：“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脱离运动的一般型 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 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那么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变了没有？毛主席说：没有变，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列宁“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理解的“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从伯恩施坦到中国修正主者异口同声地说变了。现在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告别革命的时代了，是三无世界了。当代修正主义者说：“这里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讲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当代’，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历史时期，按照近代史的划分，从1840年以来开始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这段历史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来以前，都属于近代史。过去是将”五，四运动”划为近代史的下限，但是，历史我们说历史又是在向前发展，所以目前是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算做近代史的下限。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算现代中国的历史。更谎唐的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76年就去世了，毛泽东思想就不属于当代中国这一历史时段的理论了。’”这里一口气说了“近代、现代、当代；十一届三中全会、1840年、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逝世”九个划分时代的标准。那么，我们要问，你这个历史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有什么科学根据？是根据某一领导人意志，想怎么划分就怎么划分，还是根据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内容？
“过时论”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借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依据”。最为谎谬的是当代修正主义者，竟然把毛主席逝世也作为划分时代的依据。既然毛泽东逝世了毛泽东思想就不属于当代了，那么邓小平不是也死了吗，江泽民不是也下台了吗？按照当代修正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既然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没有执政，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了，那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当然也就不是“当代”的了。 
从理论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能把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的“马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混为一谈，前者是强调脱离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个别；后者是和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个别，是马克思一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个别。列宁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这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对立面（个别和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的（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既然“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当代修正主义者篡改了列宁的观点，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和一般的社会主义不同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而是特殊的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是批判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而是和谐的阶级合作，符合资本主义惯例和资本主义接轨，和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无产阶级、厄杀无产阶级革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这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多了，一百国家就有一百种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特色，德国的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铁托的社会主义、希特勒的社主义----。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谁都可以套用的标签，没有阶级标准，毫无实阶级内容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列宁继续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般的概念，不是悬挂在空中的，他只能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表现出来。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排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阶级斗争性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和资本主义接轨、符合资本主义惯例的社会主义。列宁还说：“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剦割了社会主义的灵魂，批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搞阶级合作，阶级和谐的社会主义。列宁还说：“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具体的措施建设社会主义。而当代修正主义却根本排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阶级斗争、扩大阶级差别，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可能也不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一向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要照抄别人的经验，要符合本国的国情，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来建设。而修正主义者则把毛主席这一思想篡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看起来，前后两种提法没有多大差别，似乎后一种提法更简单、更易理解一些。其实，前后两种观点根本不同。前一种提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变、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但又要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而定，这是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理论，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一种提法却剦割了社会主义的灵魂，根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从表面看还挂着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实际上是表明要建设的是一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特殊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早就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 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当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一样，掩饰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还要梳妆打扮才能出台，他说：“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地位没有丝毫地动摇。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它既然有基础理论，又有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就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所包括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些创新的理论。如果要讲这些创新理论渊源的话，它仍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历史渊源的关系是不容割断的。”人们要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那一点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那一点是脉相承的？“历史渊源的关系是不容割断”。那么它们之间有那一点还可以联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翻版，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什么特色，完全是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抄来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在时代变了，的所谓“过时”的借口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修正主义者同样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在“以时俱进”的画皮掩盖下到公开宣布“不包括”，直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肃反扩大化为借口，批判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修正主义者，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借口，批判毛主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路线；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中国修正主义者如实效仿，如法炮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股份制方式瓦解公有制，中国修正主义者照样鼓吹一股就灵；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大搞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中国修正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有那一点不是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继承来的，那一点不是脉相承的？这个历史渊源怎么可以割断呢？
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用一枪一弹，不费吹恢之力，把拥有几百万军队，打垮蒋家王朝，战胜现代化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军队的中国共产党改造了。今后就是怎样去对付那些“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老顽固”了！  
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原则的理论，才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正像马克思所讲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丢掉无产阶级的政权，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失去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灵魂。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就是否定马克主义普遍原理，这样空谈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必然要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的。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要承认本国的具体实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看不到本国的特殊性一切照搬照抄，书本知识和外国经验，就是教条主义。只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承认特殊性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容。
   毛泽东从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把握的，他从来就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在探索实践中有些人曾经偏离了理论，造成过严重的失误，但这个理论原则是正确的。而现今所做的理论概括本身就离开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实践上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原则的。因此，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普遍原理，带实用主义色彩的“猫论”“三个代表”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于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不但难于科学地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更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和当前日益严重的官僚腐败以及混乱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绝对不是用“不要争论”所能掩盖过去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才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借拨乱反正的名义，把毛泽东本来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或否定；把探索中出现的某种偏差夸大为理论本质上的错误，把盲目的“实践”甚至把别人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当作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评头品足，这是近三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倒退了的根本原因。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总结，来一个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回顾历史，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斯大林授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1948年我们党内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文革期间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口号，毛主席批评：“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eaghr，就是教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174页）毛泽东逝世后。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什么独立的别的“理论”和“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理论”，说成是发端于毛泽东逝世以后。岂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伟大理论，是我国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科学表述。这个历史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作。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长剧的一段，不是两台戏，硬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历史从整篇党史中划分出来，认为是和过去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独立一段，也许是事实，不过得承认那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走回头路。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和 毛主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早就由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据吴冷西同志回忆，１９５６年，毛泽东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时，曾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毛泽东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是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领导和指导下，按毛泽东的观点写出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的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相反，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才是真正照抄前苏联的一整套东西，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斜路的。
有人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互相矛盾的，是根本办不到的，因而是错误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当然不是无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第一，是坚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设路线；第四，是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难道说现在被捧为金科玉律的，所谓既要讲效率、又要节省时间、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就不矛盾，就可以办到，被称为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就是正确的。正如列宁说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不是偏见的话，谁都可以分辩出二者之间，那一种更正确，更有气魄。当然，在贯彻执行总路线中，有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进而把“多快”理解为胡说八道理，信口开河的讲假话，搞“浮夸”出现的“五风” （官僚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这不是总路线的本质属性，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总路线基本精神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不能和总路线混为一谈的。要正确贯彻执行总路线就必须坚决批判和纠正“五风”。不能“因噎而废食”。
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与实践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伟大旗手！中国修正主义者把苏联人民的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称为伟大的改革家、“亲爱的同志”，把戈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 抄袭下来作为我国改革的指导方针，一笔勾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伟大历史贡献，而用浓重的笔墨去涂抹毛泽东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这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过去搞教条主义，主张闭关锁国，固守陈规。只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这分明是有意歪曲历史。早在1949年8月，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就讲到“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我们怎么能够闭着眼睛说瞎话呢？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胜利斗争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还只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早在1963年毛泽东说过，“香港要到1997年才能收回来”。当时香港的主权为什么不收回？这是党和毛主席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后来，由于苏联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东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及时改变我国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早在１９７２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１３套合成氨项目，从７３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口号，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完全是毛泽东探索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其实，从华国锋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就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７３亿美元，这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是沿着党中央早己确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了抬高某些人，把１９７８年利用外资被称之为“洋跃进”犯了严重错误，而后来大量引进外资却是“创造”，如此扭曲历史，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至于“一国两制”更是被炒得无以复加，多年来被捧为是邓小平“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超人智慧”、“非凡胆识”、“杰出创造”、“伟大谋略”所做出的“英明决策”，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似乎这些是邓小平名彪青史的一张王牌。只要我们撕开一张簿簿的面纱，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951年毛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西藏不必急于民主改革，可以暂时保留农奴制。关于台湾问题更有明确的指示就更清楚了。1996年第四期《人物》杂志发表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一文，用详实、具体的史料为世人讲述了真实的历史。
    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实际工作，制定出了一套名为“一纲四目”的对台工作总方针。中共中央自建国以后，对台湾、香港和澳门，就一直执行着基本相同的方针、政策，这是因为这三个地区，尽管当政势力分属不同国家，但是他们都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个对台工作总方针，也就是对港、澳工作总方针的基础。
    “一国两制”原来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一纲四目”的盗版！他把“一纲四目”，来了个“一国两制”的包装，插上他的商标，便成为了邓小平的“拳头产品”，必须让历史回复它本来的面貌，把事实还给毛泽东！
    
附：毛泽东、周恩来自制订的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对台工作方针的调整与发展的方针政策。
   建国初期，中共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为此，1950年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八”事件后退到内地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湾籍士兵集中起来，在“台湾训练团”学习，并制定了具体的解放台湾的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6月28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侵略、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6年，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但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进行实质问题的探讨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童小鹏和凌云做具体工作。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6日，首先到北京来探路的是香港记者曹聚仁。周恩来接见了他。在谈话中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抗战时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台湾当局也做出了反应。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他们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这次会见谈了实质性的问题。中共指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宋宜山来一趟北京，当然不可能就解决。而这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划峡而治”。1958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调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都有其积极性，至少表明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的事，别的国家无权干涉。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8月23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矛盾，打击美国佬的嚣张气焰，粉碎美国企图霸占台湾，划峡而治的阴谋。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抵美”政策。道理很简单，与其台湾被美国占领，不如让蒋介石看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
   章士钊是一位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他在北洋政府时代担任过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1949年3月国共和谈时，曾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到北平谈判，在台湾上层有较多影响。他和毛泽东是老朋友，早在1920年，曾经以两万银元支持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毛泽东有了嘱托，章士钊欣然应命，给蒋介石写了信。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很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台湾当局收到这封信，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聚仁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此事。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随后，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当局转送中共的和谈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相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由内地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1960年7月，章士钊再到香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9时，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和章士钊作了一次长谈，童小鹏在场。当时台湾又派了几个人来摸底。周恩来对章士钊说：雷啸岭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按：雷和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话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止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换掉更好吗？但蒋介石大概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要爆炸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60年代初，台湾已多次来人，彼此也都有所了解。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并经主席审定的中共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毛泽东说过由我们给）；三、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说，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这时内地遇到了“三年困难”，蒋介石又叫嚷起“反攻大陆”。有一次，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从1956年起，党中央指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中共建议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要从长计议，但已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抵美”的目的。毛泽东对台湾的实力派蒋氏父子和陈诚是很重视的。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也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了蒋介石，促进他们内部的团结。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和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讲反共八股，包括两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使台湾问题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此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谈判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中共也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中共又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他们为对台工作、争取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虽然祖国统一尚未实现，但他们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摘自《人物》1996年第4期）
现在回头看，从“台湾当局收到章士釗的信，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到邓小平糊糊涂涂地把李登辉不提反攻大陆错误认为是比较开明的人：从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到李登辉、陈水偏公开搞台独：从《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到美国向台湾大量销售军火来看，邓小平的理论那一点伟大、江泽民的思想那一点重要？从前面的论述和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伟大理论”、什么“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理论。
所谓“三个代表”，也被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共产党人深切地感到旧文化对中华民族危害之广之深，五四运动起就领导全国人民从旧文化的营垒里杀出来。孔学就是旧文化消极面的集中代表。毛泽东和鲁迅对批孔是极坚决、极彻底的。近年来，竟在以“三个代表”的名义下刮起一股怪风，又把孔二先生捧出来了，吹上天了。到处修孔庙，读经书。而且还不讲阶级，不分敌我，把孔二先生的“中庸之道”、“和为贵”也引入我们共产党的哲学，要中国人民再一次做驯服的工具、做驯服的奴隶。在反孔、批孔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巨人的思想是相通的。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发动的批孔运动，因为孔学对中华民族统治几千年之久，实在毒害太深了，不彻底地从孔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人民的精神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而现在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先进文化的代表，一方面却再次把孔学捧到头上。在以时俱进的愰子下退回到“五四”运动之前去。
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已被他们从根本上丢掉了。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搞了50年才发现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初级阶段还要搞二百年。这分明是百分百的形而上学，是复辟倒退的理论，还要扣上那个了发展是硬道理，岂不自打嘴巴？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这在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生产力论” 、所谓“猫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形而上学取代革命的辩证法。还要特别指出，他那两个硬手是抓谁，打谁的，除了颠倒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越抓党的干部越腐败，越抓下岗工人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外，到现在为止他抓到了什么？说明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坚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一种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才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有什么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三个代表”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提法。是机会主义者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党和国家的阶级性，这一科学命题的假马克思主义。
   从党的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但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哲学著作，而且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连一篇读书心得也没有，有许多东西是信口开河，毫不负责任的言论。捧得像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一系列反修大论战的文章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的理论还要高，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修正主义者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党章里，不惜代价请美财团为他立传，这并不表明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也不会永垂不朽。相反，中国人民、全世界劳动人民将永远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员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易为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










第六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影响久远的大思想家：一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作为儒家学说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被中国人民认识，受到应有的批判；一位是毛泽东，他是中国社会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开创新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更是久远的。并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的大思想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同样是久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坚持用这一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新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不朽的科学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学说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块里程碑。在列宁之后，毛泽东继斯大林之后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考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写出了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的科学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不仅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也是他第一个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宇宙观非常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与理论，从而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继列宁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块里程碑。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是继列宁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领导人。这个第三个里程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它深刻地反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三个发展阶段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由于阶级关系和革命阵营的关系，只能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总路线；到了列宁时期，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据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总路线；随着革命的深入，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三条总路线，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革命形势发展了，阶级阵线扩大了，革命对象更集中、更准确了，提法更具体了。而且只有毛泽东才具备代表这一时代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伟大代表。任何人都不能淹没或改变对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评价。如果我们是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试问在当代，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时代的革命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而且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还有哪一位革命领导人可以代替毛泽东的地位，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是在列宁之后，在过去没有过，在现在也没有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也不能随便树上一位来代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发生，人们常常把竖子打扮成英雄，把小英雄打扮成大英雄。这种恶作剧尽管可以喧闹一时，但它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承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曾经疯狂地蔑视和攻击斯大林同志并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不就是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吗？！而斯大林却仍然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十分断然地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尽力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会再三出现研究毛泽东热，这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在世界，将会长盛不衰地继续下去。不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西方“毛泽东学”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一生的论文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该书的序言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１／４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的平衡，在国内领导了９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转引自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１９９４年１月号第４４页）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蜕变，而中国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首先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就一团混乱，接连更换了几个头目之后，同样面临亿万群众包围之中，历史车轮终将缓漫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是不行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要经过反复试验，不断修改和补充才能成功的。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古不变的教条，或者无的放矢，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难于抗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且一步一步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一系例修正主义理论上和政治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把苏东变修归咎于斯大林理论上犯了错误，那是黑白颠倒，政治上的欺骗，不会有任何说服力。因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并不是按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前苏联的，相反他们完全背离了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苏联。当然，苏联的变修和复辟可以说是因为斯大林同志没有选好接班人，马林戈夫过于软弱，在许多方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而未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十月革命的果实得而复失；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坚持用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以其巨大革命勇气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以苏联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顶住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逆流，从而保住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前进的红色根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但是，在事实上中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没有解决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体制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闹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解放贫苦的人民。官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这是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行之有效的好传统，这是共产党能够打败蒋家王朝，取得革命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是万万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全国解放以后本来应当保持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论职位高、资格多老，一律都是普通劳动者，都应当同老百姓同甘苦，不许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我们却丢掉了革命传统，实行等级制、工资制、军衔制。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权利提供了保证，为民主派和新生资产阶级提供了繁殖场。居功骄傲，争权夺利，论资排辈、论功行偿，追求享受，高人一等，脱离群众，搞特权、顺势而来。假若当时硬着头皮顶着，坚持供给制，硬性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同群众同甘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许搞特殊。这样，资产阶级民主派会闹情绪，有的甚至可能退出共产党，但对淡薄名利、纯洁党的队伍有益。南街村和大寨大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虽然发觉了这个问题，1952年斯大林针对中国军队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彭德怀表示54年可实行薪金制，接着1956年搞军衔制，对此毛主席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不仅拒绝接受大元帅军衔还写了《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在国内外、党内外压力下终于抵御不住。后来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工农兵代表，但太晚了，挑选上的一些人大多数也是不行的，如林、华、王、邓等。毛主席逝世后民主派公开扯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旗。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批判平均主义，不仅不是缩小差别，而是公开叫喊要大胆扩大差距。复辟的锣鼓就这样敲响了。第二是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一旦得到适当的温度，就迅速膨胀起来，农村首先推倒人民公社，分田到户。三是调查研究和对客观条件的分析，对干部缺乏对历史的考察，忘记了群众，没有放手到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去考察、考验和选拔接班人的对象和范围划得太小了，目标过多地依赖直观和周围的人群，过多地强调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和“工作能力”，缺乏世界观和理论考察，虽然毛主席是重视思想政治表现的，如批判片面追求各项政策升学率、强调重在政治表现等，但在干部队伍中民主派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重在政治表现始终不会被重视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当着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由于苏联党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巨大的世界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共运的发展也像第二国际德国党的领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的情况那样，一下子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跟着变修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了低潮，遭到十分严重的挫折。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大论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怎么估价会过高。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价上，提出所谓“三个七十年”以及 “新纪元”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划分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大时期与大阶段，必须像列宁那样，十分严格地坚持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统一起来的原则，是由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准备革命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即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胜利与列宁斯大林进一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即列宁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时期。适应这一历史的新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是根据列宁在本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五十年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依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依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中国修正主义像鹦鹉学舌似地编造出所谓“三个七十年”的划分法，从根本上离开了列宁关于时代划分的科学准则，根本无法得到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之后，却又抬出了以１９７８年为历史分界线的“第三个七十年”这样一个历史新阶段，并以所谓“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为这一新的里程碑的时代标志。难怪俗话说：“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这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毛泽东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历来反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今天更不能一方面贬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大树特树“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绝对权威。历史终究还得用事实来说话的，人为地拔高与贬低谁，都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以为这样就可以离开地球，飞向月球，长得比任何人都高，一定会闹出笑话来。如果说在列宁主义之后斯大林曾经批评那些“大树特树”斯大林为名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时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文革期间，1948年曾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林彪曾经提出“四个伟大”和“在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均受到毛泽东坚决抵御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吹嘘什么“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发展阶段，那是怎么也粘贴不上去的，因为在他们指导下，除了苏联、东欧的崩溃，中国的倒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分五裂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硬要粘贴上去，人们会发现老马的胡子上爬出一个又肥又大的蚤子来，那是多么不雅！
    所以，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称得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光环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那样，毛泽东也是这样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后，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正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寄希望中国也走上苏联东欧那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革命运动走向了低潮，但只是走向低潮而已，只是历史的一个曲折而已，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结束。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并不表明修正主义的强大与胜利，而恰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表明了世界革命正深入到遂道的深处，向着尽头缓漫发展，黑暗终将过去，形势必将从低潮走向高潮，表明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发展行将成为过去。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不是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854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是在曲折斗争中前进的，但不管发生怎样的历史曲折，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整个世界将继续处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民必然要重新走向二次革命，再一次用他们的双手去埋葬黑暗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整个世界将或迟或早走向革命，这个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
   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特别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亦即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历史指导意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科学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表现，它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走向二次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指引世界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大旗，深入批判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革命形势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但要反复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同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党最光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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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25:34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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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初次尝试




  
   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初次尝试，任何理论提出都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成功，决不应当抓住某些不足提出“彻底否定”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彻底否定”的口号，从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尚且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施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尚且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从理论和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实践已经证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苦心培养刘少奇这是谁都看得清楚。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把手，由于刘少奇在党内无论资历和功绩都不甚显著，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主席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高岗发难大肆批刘少奇，被毛泽东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少奇，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以树立其威信。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实际上仍然是反对刘少奇，因为他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企图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检讨，引起当时中央常委大多数反感，在大多数要求一彻到底处理彭德怀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处理了彭德怀，但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待遇不变。
但是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认定如果继续让刘少奇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少奇多次在中央检讨，但刘少奇并没有真正从路线斗争高度吸取教训，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迫使几个学生自杀，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就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镳。
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我们党领导干部中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要改变也比较困难。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搬石头”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对基层干部一律靠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阻止了这一做法，并指出：“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确保四大自由”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刘少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或反映，而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好像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一向反对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主张。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再三强调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解放军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不能减少，要保持高度警惕性，所以和刘少奇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强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显然是别有用心。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毛主席当时指出：“剥削有功？不一定这样讲”。同样一个问题朱德同志的表述就不一样，他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获得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消灭；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朱德选集》第261—262页）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是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毛泽东则强调必须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要保持清醒头脑要有正确的认识。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搞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方式上，毛泽东主张党外整风，刘少奇主张党内整风。他们的分歧源于对党外整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不同认识。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源，消除官僚主义必须靠党外整风；知识分子的性质与表现以及党对国家政权牢牢控制决定了党外整风不会出现社会动乱。刘少奇认为，主观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源，消除主观主义党内整风就够了，用不着党外整风；党外整风会使党成为矛头所向，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社会混乱。
第六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和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删掉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七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八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像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
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不论怎么样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有功劳的，他的死毛主席当然也有领导责任。另一个方面，从别的一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出后的情况看，路线斗争也只能如此。事实上只要不彻底只要留下窝根，他的社会基础必然发生作用，重新出山是必然的。而一旦复出，变本加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更加坚定，反映了党内阶级斗争极端复杂和尖锐。
　　
　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四人帮”主观上并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是力求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也不能否定“四人帮”患了“左派”右幼稚病的错误，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很好地团结左派，教育中间派，力争分化和瓦解右派。把“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或者说“四人帮”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不能否认不管是林彪集团，还是“四人帮”成员，他们曾经是革命的，都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或者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历史上战功显赫，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创建的，如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中的问题做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据此，又推论出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并进而推论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应当是极“左”的，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极“左”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毛泽东同志批其为极右是错误的，继续了“左”的路线和方针。好像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罪过在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论点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甚至颠倒黑白。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铰肉机，今天是坐上宾，明天是阶下囚”、“要把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扶上台”、“要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是穷过渡”，与今天持“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观点人如出一辙！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从反面为我们上了一课，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的暴露，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把他们粉碎了，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所取得的胜利，怎么能说成是我们党的胜利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都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来的事实出发进行客观的和辩证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的批判，当作对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有力证据，好像他们的罪恶活动，都是源于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同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反而用这样两盆污水、祸水来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当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林彪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贡献的，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得到一定的温度和土壤才能暴露出来。毛泽东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在他没有走向反面以前预先把他打倒。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打不倒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世界观上隐藏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且不谈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曾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说抗美援朝这样一件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事，当中央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然推辞了，反而认为中国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去养病。毛泽东同志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是看一贯表现的。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看“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谗言的蒙弊，但他在政治上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确实是我们党内许多领导人所不能比的，而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毛泽东同志也爱吃蜜糖，好听颂歌，因而被林彪的那些吹捧和两面派的行为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警惕。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种警惕中，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认清了林彪的本质，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一是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鼓吹和掀起“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别有用心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同志从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坚持反对“天才论”。多次表示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继续那样讲。毛泽东严厉批判了以杨成武同志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撰写的，原著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才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人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一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动乱中的陈伯达》第１４０页）很显然，这些批评同样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９页）。 
　  第二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十二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示“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三是关于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的几件事。一是毛泽东同志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十五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还是写上了。二是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泽东同志否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对毛泽东同志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了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８４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指陈伯达）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陈伯达这次又“脚踏两只船”。（《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８７页）三是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 
  第四是九大之后，在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则更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之多，一定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坚决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林彪，反而抓住这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搞掉林彪反党集团，这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了。事情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九大党章上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违反常规的条文，并不反映毛泽东同志的真实意见和意志，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意见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的。它并不表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阴暗思想的看法和警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以说他更加不信任林彪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之后毛泽东同志坚决不把国家政权交给林彪，为什么九大召开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同志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一直是那么信任林彪，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从来就没有警惕；如果谁最能吹捧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就信任谁，就提拔谁；对九大党章的那些条文就是真心地同意了？真正下决心把党权、政权、军权交给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有此后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挖掉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而不是大失败。
  　林彪集团成员从变质直至走向覆灭，完全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希望他们这样，并且一再批评、教育、挽救他们，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但他们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不但不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越走越远，终于从党的“同路人”走到反面去了。这恰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英明论断，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犯了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正如恩格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过去曾经是革命者、后来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的人们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第１８２页）马克思的大女婿沙尔龙格，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家、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但后来却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马克思曾经很钟爱的外孙让龙格，后来也成了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这都能怪马克思吗？！
　第四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讲的“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了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在制定《决议》时有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而使评价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大革命”的命了。
　这里，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第一，正如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的实践与方针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无疑应当负很大的领导责任，但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责任与林彪集团利用派性斗争、挑动内战、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活动，也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从林彪八、一五讲话来看，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把本来可以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问题，推到敌我矛盾方面去，是绝对错误的。基于林彪这种认识，决定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不同政见者采取怀疑一切和最残酷的斗争、无情打击、斩尽杀绝的方针。据张玉凤说：林彪事件暴露以后，康生等人背着毛主席伪造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欺骗群众，对此毛主席非常愤怒，说：他们企图造成事实迫他承认，并多次在周恩来和高层将帅中表明“你们不要信那封信，我不是神，如果早就看出林彪的阴谋，就交不成战友了”。说明革命阵营内部也不是纯而又纯的。　
第三，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的滔天罪行，揭露他们的罪行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教育党和人民群众，而绝不应当把这一批判同时作为批判毛泽东同志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和事实依据，当作必须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绝不能颠倒了这个是非界线。
　所以，要想抓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说法，不作具体分析，而采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想一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三七开”的结论，想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办不到的。当然毛泽东同志“三七开”的说法是否就很准确，就完全合乎实际，我们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说“三七开”或者“四六开”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讲要根本肯定而不能根本否定。这是讲的总的评价。至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与评价，具体的功过得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全对就是全对，全错就是全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我们就讲几分，而不能用“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公式去套，也不能搬“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样的公式。
　要看到，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搞垮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头子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廿二日《光明日报》）；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再过上一百年、一千年，无论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评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都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来。只有站在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立场上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第六章 谁对“五风”负责




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往往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作为借口攻击毛泽东。直到现在人们只要谈起大跃进时期刮遍全国的“五风”无不惊叹，如此荒唐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那么，究竟谁应该对“五风”负责。         
    
第一节  何为“五风”？


所谓“五风”就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这五股歪风是和毛泽东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或者说五种作风）相对抗的，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党风、文风、学风”“三风”毫不相容，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毫不相干的一种极端反动的、落后和腐朽的思想作风。“五风”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是放大了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五风”是封建地主、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作风，是剥削阶级思想残余在共产党内的反映。主要表现是上级凭主观愿望出发搞高指标，下级为捧场和迎合上级的喜好，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群众利益搞浮夸虚报，不讲科学分析，把群众当阿斗，睁开眼睛讲瞎话。只要盲从、强迫群众苦干蛮干，不要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凭借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对人民施强迫命令，不懂装懂，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狂想、妄想，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五风”是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发动群众运动必然出现的一种消极的副产品，因为群众是分阶级的，在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的条件下发动群众运动，各种投机份子，都争取时机登场表演，特别是一些投机钻进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捞取政治资本的需要，必然争取时机表现自己。这种情况在苏联、东欧各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发生过。1930年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五风”，当时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就是批判和纠正当时的“五风”而写的。这五股歪风的产生，也是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分不开的，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一位领导，应当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去寻找。从历史根源来看，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都没有经历过，政治上缺乏民主，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贫苦农民一般提不了意见，提了意见也不会被接受，反而给扣上帽子。从思想根源来看，在中国并不像欧洲。如：德国、法国那样有一个批判唯心主义和神学的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革命，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神学、封建迷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思想基础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猖獗，强迫命令，宿命论、奴隶主义盛行；从社会根源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但中国革命是通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革命胜利后基本上没有机会对广大的干部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训练，也不可能对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清理。毛泽东同志虽然发过几次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例如：对《武训传》的批判，但对《清宫秘史》，评《水浒》对《红楼梦》的批判等，但阻力一直很大，至今还有人认为是错误的。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和闭塞的社会生活，大多数干部对如何管理政权，如何管理经济，处于盲目状态，甚至延用封建主义那一套管理模式。革命胜利后有大批军人转入地方，成为地方的骨干，但这些人中也渗杂了不少从国民党旧军队解放过来的军官和士兵，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学习和改造的机会，旧军阀作风仍然存在。全国解放后中央虽然赋予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但人民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民主意识都比较低，国家法制也不健全。而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有些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刑事犯罪份子，有些是城市中的流氓解放后流入农村的二流子，这些人一般比贫苦农民见识广，能说会道，善于投机取巧，辨别风向。党要迅速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需要急剧扩充干部队伍，派到基层的工作队既不了解情况，又缺泛严格训练，既没有文化、政治觉悟又低，不仅匆促上阵，也不安心农村工作，都希望早日结束农村生活，赶回城市去，因而不可能了解农村，仅仅凭直觉，偏听偏信，吸收党员，建立基层政权，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这些被重用的人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一旦执掌了基层政权，就故伎重演，根据亲缘、血缘、地缘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任人为亲，打击和排斥非宗亲人员，搞乱了阶级阵线，把劳动群众当作专政对象，滥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去对付劳动群众，颠倒敌我关系。正因为基层干部本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又缺少理论修养和革命锻炼，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盛行。在一切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形势下，“五风”成了获取党票，官票的手段。“报喜不报忧”自然盛行起来，使“五风”的制造有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市场。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虽然多次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但并没有像战争年代那样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也没有形成学习制度，也没有适当的措施进行整顿，虽然也办有各级“党校”，但是据笔者调查，在基层党校领导干部，多数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人比较好一点的最多可以做半个传声筒。因此所谓党校“学习”多半流于形式，成为走后门、交“朋友”，欺骗党、欺骗组织的经验交流站和腐败培训基地。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军队中的命令主义也带到地方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的民主作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也不排除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中，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实事求是地说“五风”不是毛泽东搞起来的。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共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企图扼杀新生的伊拉克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时，美帝国主义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煽动准备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炮击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平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叛乱问题。所以，国内事务，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其他同志负责。“五风”正巧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首先发现了这股歪风，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并着手纠正“五风”。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毛泽东为制定中国革命路线和政策需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占有详细资料，对敌、友、我各方的力量进行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唯一一位对中国国情作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的领导人，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建筑在对中国国情作深入的周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革命斗争中升华起来的。可惜，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的身份变了，地位变了。中央一方面，出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出于对领袖的安全考虑，制定了许多政策，限制了毛泽东或者说切断了毛泽东联系群众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党委或地方领导，为了虚报成绩，为调查研究设置障碍，阻塞领袖和群众的直接联系，为制造“五风”开了方便之门。所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归咎个人，应当从制度上来解释。
“五风”作为一种社会不良思潮，危害是很大，纠正也比较困难。因为，真真假假，上上下下，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积极的和消极的融合在一起，既要保护刚刚调动起来的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继续鼓励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又要引导群众讲科学，自觉纠正“五风”。而一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成为“五风”的己得利益者，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在保护群众积极性的名义下，欺下瞒上，患得患失，鼓励和纵容 “五风”。因而，出现明知不对也不敢批评，明知假话也要说，明知不符合事实也要上报的怪事，使党的事业受到极大的危害。“五风”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把出现“五风”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头上，这是不公平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当然，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创造和发明，都是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与教训才能成功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偏差也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是无益的，正确的做法就是认真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第二节，“五风”的产生
    
 “公社”这个名称毛泽东是赞成的。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毛泽东、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都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就主观上说中央领导都是满腔热情的。不管人民公社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不在于名称和组织形式。以人民公社化中曾经出现过“五风”影响经济建设为借口，推倒人民公社，提倡单干是别有用心的。现在从南街村和小岗村两个典型，一个坚持集体所有制，走向共同富裕；一个坚持单干，农民生活贫困不堪，的事例充分证明，“五风”完全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在实际工作中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离开科学走向空想。
1953—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于是在制定和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舞下，出现了一种超越常规的狂热性。其中刘少奇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导同志，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说：“可以搞很多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还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做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一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有很大的吸引力。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他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应当说这些观点当时代表了许多领导同志的意见，不只是刘少奇一个人，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并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个人的意志和良好愿望强加与社会、扭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斯大林在集体农庄化中前经严肃地批评一些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话，那么我们的领导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是很不应该的。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时，沿途再次为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打气助威。在山东寿张县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光明日报，1958-08-04.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还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人民日报，1958-09-30. 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说明刘少奇和许多领导根本不懂农业，完全离开了科学，受情绪支配，陷入空想。1958年9月23日，刘少奇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再一次谈到：“现在困难很多，用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不合算。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花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不懂农业，不懂经济。胜利冲昏了头脑，陷入了空想，把梦想当作现实，按照胡说八道去设计、决策与发动这场运动。在经济学方面从马克思关于“重新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思想，向斯大林的集体所有制后退，然后从对帝、修、反的愤怒情绪出发，把空想当作现实，结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落入了赫鲁晓夫的圈套。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又说：“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公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报导：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其实，刘少奇同志的所谓的共产主义萌芽，也不过是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这些设施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五条基本条件相去甚远。其实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有了。把目标放得那样低，也说明我们的领导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刚刚转变过来，并没有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陷入狂热的幻想中。我们拿刘少奇同志作为代表，是因为他是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不是说中央其他领导的头脑就不发热，其实，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等都发热。
 从总体来看，毛泽东比刘少奇以及其他领导人更加慎重一些、更接近科学。这里不仿把刘少奇所讲的问题和毛泽东所讲的有关问题归纳起来对比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
    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
    赫鲁晓夫讲：苏联要在十五年在工业产量和农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在旧的中国、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少奇同志到徐水视察，作了如下指示：
    第一，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同样用孟子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徐水县委要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河南商丘视察红薯实验地时，有的干部说亩产13万斤。毛泽东得知过去亩产情况后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到4000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8年8月13毛泽东在天津观察新立村稻田时，有关领导说到亩产10万斤时，毛主席说：“放大炮，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8月下旬，毛泽东召开北戴河会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接着发表文章，指出：有人头脑太热了，要冷静分析，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可见，中央领导中确实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绝缘相反的世界观。
    







第三节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全国各报都为“五风”制造舆论

     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抛弃会议的决议，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吹响了“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这篇社论作为舆论导向，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社论鼓吹人民公社，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明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写道：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毛泽东对这种急于求成的提法本来就有意见，特别在后面加了“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半句。可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提到：“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把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对此毛泽东曾抱怨说：“后半句是我加上去的，发表时竟被删去”。像这样一些重要的牵扯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把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去并且写在《决议》上的半句删去，自行决定发表，当然不是《人民日报》所能决定的。说明当时中央管宣传口的领导层中“左”倾情绪是一股很强大的势力。    
    
“共产风”的出现

     共产党是信仰唯物论的，但只要落入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圈套，就会脱离实际跌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中。看来是矛盾，然而是事实。全国解放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办事不能讲原则、讲实际的。全国解放后由于压力减少了，官僚主义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加上头脑发热，逐步孳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陷入空想，不自觉地成为“五风”的鼓动者。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怎么样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这一条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作了具体阐述。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还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还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
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把主张“穷过渡”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欺骗群众，欺负逝者不能为自己辩护，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五风”出现和我党长期存在的党风、文风、学风不正有关。毛泽东虽然在延安就多次强调要整顿党风、文风、学风，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尊重唯物主义，但这个最起码的常识，并没有引起党内外，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在一些人眼里唯物主义是保守的，右倾的，唯心主义和胡思乱想才是革命的。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头脑里唯物主义很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据陶鲁笳同志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1959年3月上海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话中提到陈云的方案，主张把钢、粮、棉四大生产指标降下来，但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不同意，各大区中央局书记如：柯庆施、李井泉之流却坚决顶着，当王任重、陶鲁笳、说到指标太高，实现不了时，柯庆施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可见堂堂的政治局委员连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常识都不要，竟然公开宣传主观唯心主义。李井泉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曾希圣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李静主编《丰泽园》第206页）他们明明知道有人搞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不但不批评，返而夸奖。所以毛主席说：“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6页）
    第一，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人民日报》1958年7月14日到18日，报导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情况：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他不仅不想一想这些究竟有什么根据，也不问一问他们实践的结果，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反而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对这样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经人民日报一宣传，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顿时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毛主席批评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一百头，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6页）
    1958年8月，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寿张县了解的高产丰产情况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少奇同志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说道：“那样做真有效果吗？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这那里是调查研究，间直是在神经病院里听疯子讲胡话。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少奇同志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说明他不仅不懂农业，连起码的数字概念也没有，岂有不瞎指挥的道理。    
第二，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少种多收，“实行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
    1958年9月10日到11日，少奇同志在徐水县看过很多丰产“卫星田”后，向商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詹登科和陪同的省、地、县委负责人提议，要大家具体地算一算账，比如说种高粱，是一亩亩产2万斤的合算，还是十亩亩产2000斤合算。又说：“大概是少种多产的合算一些”。还鼓励他们“大胆实验”，“失败了也不批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说明，当时少奇同志把自己想当然的数目字当作现实的基础，并且在这个虚构的数目上去推算，比浮夸更浮夸。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他到江苏视察，和淮阴地委的同志们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又说：“种得少，种得好，但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经他这么一讲，人民日报一吹，全国一些省、市就盲目“照办”，我国本来土地少人多，也搞土地休闲，造成粮食大减产。
   第三，主张高产密植，搞瞎指挥。
    1958年9月10日到11日，少奇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丰产地的时候，看过移栽密植的玉米时，说：“你们这里种大畦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说明他根本不知道，禾苗插得太深会烂根，株距行距的疏密是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土质、水资源和土地的肥力决定的。不是想疏就疏，想密就密的，太密会发热烂苗、生虫，提出用鼓风机来吹，更是谎谬，首先风口的禾苗被吹干，再说太密风也吹不进去，根本不起作用。
第四，片面强调“全民大炼钢铁”，“搞人海战术”。
    1958年7月14日，少奇同志到山东视察时，对于“冶炼钢铁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所有的工厂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炼，不要依赖别人，农村一些没有矿石的地方，可以组织一个班子到有矿石的地方开采冶炼，自己出人出钱，要请出矿石的地方协助”。这实际上回到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社会去了。经《人民日报》报导各省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一个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浪潮汹涌全国。下面看看各省的情况：
   福建省“向钢铁进军”已经形成群众运动，炼铁成功的捷报不断从城市和一些小城镇传来，炼铁已遍地开花。
    安徽省委要求凡有铁矿石的地方，无论机关、工厂、农业社、学校、居民委员会，都采用土法炼铁。省委机关带头办四个小高炉，全省计划全年建小高炉7300个。
    河南省大建小高炉，计划在今年内建成土高炉和简易小高炉3万座。
    浙江省争取在7月底以前建好1万座炼铁小高炉。
    贵州省今年建五个“九、五、四”。省炼钢会议确定在贵阳、遵义、都匀、水成、福泉等五个地方建年产9万吨生铁，5万吨钢，4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工厂。
   湖北省以土带洋又快又省，全省正在兴建的小高炉有200多座，数以千计的土高炉星罗棋布。
    江苏省全民动员，猛干三个月，不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居民也投入了大搞钢铁的浪潮。常州戚墅堰区，一个区的居民就搜集了65吨耐火砖。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用一只汽油桶和从猪圈里找出来的耐火砖，炼出了中炭钢。全省计划在7、8、9三个月内猛干一场，到9月底产钢4万4千吨到6万吨。(195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山西盂县人民在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办起近800个厂矿以后，现在又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按人口平均的钢铁产量，明年要压倒英国。(195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从《人民日报》报导少奇同志的指示看，十分清楚告诉人民：
    第一，在城市“所有的工厂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炼(钢铁)，不要依赖别人，在农村有矿石的地区和没有矿石的地区，都要大炼钢铁”，“一些没有矿石的地区”，就“自己出人出钱，到有矿石的地方去采矿冶炼”。
    第二，要“全民动员，猛干三个月”，“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居民”都要投入到大搞钢铁的浪潮中去。安徽省、江苏省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河南省、浙江省、贵州省、湖北省也都行动了。凡没有行动的，要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中去。
    第三，大炼钢铁并不难，“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用一只汽油桶和从猪圈里找出的耐火砖就炼出了中炭钢”。大家要破除迷信！
    当时吹“五风”是一个气候，各级各地的领导都离开了客观实际，搞吹牛竞赛。北京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陆定一、上海、华东有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中南、广东有政治局委员陶铸、西南、四川有政治局委员李井泉、还有那个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圣希等等，都是“五风”的制造者与鼓吹者。 
   《人民日报》是党报，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吹，全国上下都要跟着吹，谁也不敢不吹。《人民日报》鼓吹“五风”。起了很坏的作用。1985年7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广东农村已开始出现农业技术革命全面高涨的新形势。一是先进分子大量涌现，他们突破陈规，大胆实验，例如每亩地一造要生产出5500斤稻谷，13万斤番薯，30万斤甘蔗，1万斤柑桔和养出1000斤重的猪”。又说：“稻谷取得高产的关键在于实行密植，增加穗数。因此，高产田采取”蚂蚁出洞”，即零点五寸(株距)乘四寸(行距)的插秧法，每亩插足200000株，可得1亿3500万粒，折合为6750斤。就以实收85％计算，每亩产量可以超过5500斤”。陶铸说：“有了这些敢想敢为的人到处兴风作浪，就会使农业生产战线上一个巨浪接着一个巨浪向前涌进”。(《广东农业技术革命的形势》1958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陶铸是中南地区负责人，他这样一吹，经《人民日报》一报导，不但中南地区深受其害，全国也深受其害。西南地区负责人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还进一步创造，不仅搞”蚂蚁出洞”还加一个“双龙过海”的高度密植法。从此，强迫命令、瞎指挥，大搞种植高度密植，大搞禾苗并蔸的歪风遍及全国；从数蔸数算棵粒估计产量的浮夸风遍及全国。广西宽民县庆远镇党委书记覃昌，就是学习高度密植的做法，强迫社员将36亩长了一尺多高的田禾移并到一亩地里，日夜派民兵看守，四面用鼓风机吹风，但不到一个星期，全部枯黄死掉，造成严重损失。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的所谓“亩产13万斤”，则是强迫命令社员将几十亩成熟了的谷禾移植到一亩地里，收获时，将谷前门挑进，后门挑出，反复过秤。号称平均亩产13万零434斤10两4钱的高产“记录”。组织成千上万人参观，造成严重的劳民伤财。《人民日报》是这样介绍他们经验的：这块田是采取“并禾”办法，从另外18.9亩抽穗的田里移来的。据估计总共约有130多万蔸，每蔸8穗左右，密植程度几乎用手插不进去，分不出行距和株距。(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那么环江县搞的“并禾”办法是从《人民日报》学来的。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说他们的经验做法是：“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社论说：“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意义”。“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同志的模样……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下面是《人民日报》对实验田“成功”的系列报导。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第四小队，小麦丰产实验田亩产730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丰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二九颗“卫星”。
    福建省闽候县林浦农业社欧子连生产队试验田亩产干谷3275斤2两3钱，比过去这个队亩产550斤增加4倍9 。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福建省闽侯县连坡农业社第一队试验田，早稻亩产干谷5806斤8両5钱。
    江西省邻阳县庙前乡党委书记程序梧种水稻高产试验田，亩产干谷4088斤3两。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举行早稻丰收大会，庆祝早稻亩产9195斤13両的最高记录。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试验田，亩产干谷达10597斤8両。
    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看出搞浮夸放大炮，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大家放心吹下去，吹得越疯狂越好。
第一，稻谷亩产“卫星”，在7月18日以前虽然放的大炮一个比一个大，但都徘徊在5000斤以内，是小心翼翼地放，一个比一个大一点，不敢大突破。
    第二，到了7月30日以后，则大胆的突破了，由18日的5806斤，升到9195斤。而到了30日则突破万斤了。
    1958年7月14到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刘少奇视察山东寿张参观台前社的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的地瓜和宏津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田受到 “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不敢想的，你们做了，这是个革命”。 夸奖后，都把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看成是革命，一下子就敢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这一块1.06亩的高产实验田，是社主任王乾成等四人培育的。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记录。参加验收的有湖北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候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他们获得高产的措施是将秧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了，仍毅然决然把这些秧苗拔起来，将田再深耕施足肥料后，然后将本田的秧和另外田的秧，一起植到这块地里，形成蔸数难分的高度密植，把鸡蛋随便地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稻禾密到什么程度。据此《人民日报》还以《田边一看豁然开朗》为标题，报导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人，赞扬他们每亩密植达80万蔸以上，获得将近37000斤高产，更赞扬丰产的主要培育人之一的社主任王乾成介绍情况时说的：“我们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这些“科学家”赞扬并相信这块高产田的丰产数字。毛泽东指出：“不要迷信科学家，但要相信科学”。严厉批评了这种浮夸风。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说：这样高产记录的取得，是建国一社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打破陈规，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它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社论中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等说法，与“科学家还没有想到的你们做到了”和突击一个个“闯”字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既然讲假话的受表扬，讲真的就要受批评，讲假话的算是革命，是共产主义风格，那么讲真话的就一定是反革命，是资本主义了。从此，下面大炮越放越大，《人民日报》越报导越多。
    大面积的丰产“卫星”的浮夸风出现了，早稻频报大面积丰收：湖北省孝感县全县平均亩产1700多斤。安徽省安庆专区产量跃增3倍。江西全省增产84亿斤。抢登了8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
    广西早稻增产近倍。湖南16个县市增产2.2倍。四川温江地区平均亩产900多斤。( 8月16日《人民日报》)
安徽头一炮，实现早稻千斤省。( 8月22日《人民日报》)
    江苏又一早稻千斤省。( 8月24日《人民日报》)
    湖北全省早稻获得了平均亩产千斤以上的大丰收。( 8月29日《人民日报》)
    我国几个月来国民经济条条战线空前大捷，新建750万个工业单位，产粮7000亿斤，产棉7000万担。( 9月6日《人民日报》)
    《大面积高产红旗插遍田野》：安徽----800万亩中稻超千斤。山东----30多个早秋作物获千斤县。( 9月19日《人民日报》)
    陕西皮棉总产量可达480万担。( 9月27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中稻平均亩产干谷806斤。( 10月3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产粮800亿斤，由缺粮省变为余粮省。( 10月6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安国县，战胜三十年来没有过的大旱，粮食(包括小麦)亩产可达3000斤。(10月6日《人民日报》)
    山西实现玉米千斤省。( 10月10日《人民日报》)    
    四川跃居粮食千斤省。( 10月24日《人民日报》)
    广东粮食亩产1600斤，300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增产2.6倍。( 11月21日《人民日报》
福建省英湖社实验地再夺高产冠军：花生亩产1324斤。( 8月17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中稻亩产43000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阜阳县阜泉19社，高梁亩产3897.9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
    福建省漳浦县车鳌乡农冲社花生实验地亩产花生24176斤。( 8月24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庆丰社亩产高梁5333斤。( 8月24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谢集乡公社玉米亩产25715斤。( 8月31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9月1日《人民日报》)
    广东出奇迹，一亩中稻6万斤。( 9月5日《人民日报》)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的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记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采用并秧办法，创造中稻亩产82525斤的高产成绩。( 9月18日《人民日报》)
    青海省出现小麦亩产8585斤记录。( 9月22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沈丘县第十二人民公社焦刘营队亩产谷子26968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临湘县万晋乡双洲庄实验地，芝麻亩产2440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浏阳县甘薯亩产56万多斤。( 10月23日《人民日报》)
    山西省长治专区规划实行“三三制”用总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树种草，三分之一休闲。( 10月24日《人民日报》)
    以上这些报导，指的中央领导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出自《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在报纸报导“五风”盛行之初，毛泽东于1958年4月11日，曾找他提出批评，并叫他召开一个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统一思想，扭转方向。要吴冷西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邓小平，要他主持管宣传口的同志开会研究，发出通知。吴冷西按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但不久，陆定一对吴冷西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讲”。致使会议开不成。(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页)
    吴冷西还说：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越演越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批评说，“人不要不如猪，碰了墙就要转弯”。“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就有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就有变成国民党的中央社的危险”。而刘少奇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 136---140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告诚全党：“头脑要热又要冷”。“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多次强调：“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800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2页）这些话在毛泽东的文稿中多次出现，周恩来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这些话。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要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河南商丘视察红薯实验地时，有的干部说亩产13万斤。毛泽东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到4000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当天，地、县、乡三级党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不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党委会议后，又开了干部大会贯彻。像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都知道，但被压下去了，不作任何宣传。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在参观新立村稻田时，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1958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按劳分配”。会议刚结束三天，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大肆鼓吹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大刮“共产风”。
   1958年12月1日，在中央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毛泽东这里讲的“头脑只爱热不爱冷”的人，当然包括中央一级领导人。而且不排除是一种预谋或阴谋的行为。由于中央一些领导一味的坚持高指标，坚持“共产风”致使毛泽东纠正“五风”的工作迟迟不能落实。
    薄一波说：“应当公正的说，对于1958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十一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1959年2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4月开了上海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都是纠‘左’的。在这几次会议上，毛泽东从理论上、政策上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法则，实行按劳分配，反对超越阶段和剥夺农民；强调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科学原理；主张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吴冷西说：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已告诫全党，要注意防“左”的问题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一种“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其实“左”和右都一样，都是“抢班夺权”的一种手段，右是公开夺权，“左”是暗中抢班，“左”更难防，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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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27:01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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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毛泽东力纠“五风”
    
      第一节，毛泽东组织调查组


为了有效地纠正“五风”1958年10月，毛泽东特别委托吴冷西、田家英两位同志分别到农村作调查研究。
一、调查研究
以下是吴冷西同志调查情况和毛泽东的评论：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不要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要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吴冷西和田家英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下去不要张扬。“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7页）吴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下去。

     （一）、情况调查过程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行1958年10月1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他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吴冷西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吴冷西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的一县一社〉
    吴冷西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 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介绍，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因为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 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其中刘庄大队，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既讲成绩也讲困难。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新乡兴宁人民公社。是一个4000户，２ 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东郭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都分开住，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公社干部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刘少奇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还推广河南的经验说：“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男女老少换班，就是男女老少分别编班，以便调动去做各自力能胜任的工作”。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见《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

      （二），毛泽东的意见    

     〈1〉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吴冷西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他汇报。吴冷西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吴冷西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吴冷西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2〉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对供给制也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要42元(菜肉末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吴冷西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
“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认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泽东说：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  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四、 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 95---103页)
    三，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对“共产主义”解释。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谈到“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在河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第四条，“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在江苏省推广。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向江苏介绍，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 (人均) 达到150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 (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可见主张“穷过渡”的还不只是刘少奇，还有彭真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毛泽东苦笑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他愤怒申斥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苦衷

    鼓吹“五风”对人民日报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人民日报还要听中央的安排。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是，宣传口第一把关人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第二把关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第三把关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连消息也不发，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批评他“是死人办报”。57年6月，被免除了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中写道：邓拓被免职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158页)这就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文革”初期毛主席为什么拿“三家村”开刀，而刘、邓、彭（真）则死保三家村。
     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主要责任不是他，而是把宣传口把关的主要负责人。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精神准备，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页)
   吴冷西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吴冷西说毛泽东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邓拓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煽风点火，推波助浪，是有他的内在原因的。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宣传口的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宣传口的把关人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当由宣传口的中央把关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72页)
    吴冷西道出了问题的所在：宣传口的中央把关人，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态度。


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

    从1956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政权，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吸取这一严重教训，他要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在当时还不能公开说。他是以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出的。

    一  毛泽东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过程。

    1956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讲了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的问题，他提出国家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党的主席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实行这种任期制。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子退下来，搞理论研究。
    中共“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基于这种考虑，“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名誉主席是为毛泽东不当党的主席后设的荣誉职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要辞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他嘱托黄炎培、陈叔通二老透露消息，以便有所准备，打通思想。不料黄、陈二老思想不通。第二天即“五一”节，他两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披沥直陈，希望毛主席再任一届国家主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并未根本巩固，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刘、周阅后，将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5日对黄、陈的信写了批注：“国家的基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为不连任而有所损失”。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任届的次数，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但他坚持不再连任，理由是：①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不可连任。②赲~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任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害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了起来，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他要求将黄、陈的信和他的批注，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许全兴：《毛主席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31--32页)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作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我的身体状况也极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得误会。(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报研究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399-400页 )

    二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提议并发表了公报，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指出毛泽东专做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抽出较多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十一所师范院校合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下)1988年版189页)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日程有三：一是讨论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二是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三是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在讨论国家人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提议刘少奇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得到大家同意。全会同时通过其他有关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会议决定这些候选人的提名将在同各方面协商之后，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195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1959年4月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其实，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1958年1月底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文件下发后，以及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有关讲话下发后，刘少奇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当时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且不久将是国家主席和未来党的主席，是毛泽东的直接继承人。

    三  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有接班人没有？毛泽东说：我们党从“七大”起就定刘少奇了。“八大”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这两个都可以。但邓小平很有发展前途，是六个常委中最年青的一个，今年五十二岁。(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151页)当然这只是当时中央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不高，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建树。从他提出的“模论” （模着石头过河）这条河的彼岸当然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硬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和“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充其量只是一句成语，谈不上什么理论，如果和毛泽东的《两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工作方法而论，毛泽东强调“要学会弹钢琴，”一手软一手硬，一面讲原则，一面讲教育、要团结、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策略；和“统筹兼顾”，既讲局部利益又要讲全局利益，既讲眼前利益又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辩证法相比较，证明邓小平不懂得辩证法，不懂马列主义。他自己就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其实，小本本都是一些阐述观点的，还不是理论性的，马列主义理论都在大本本中论述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然鼓励干部不要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他的哲学基础，他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根本不懂辩证法。他的“改革”就是“过河”，要越过楚河汉界，摸着苏修走过的路，从社会主义此岸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决心己经下定，就要突出一个“闯”字；突出一个“敢”字。他翻手为云，复手为雨，随心所欲。毛主席在世时，他是反修斗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谋，是比“阶级斗争为纲”还要“钢”的执行者，一棍子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打下去。毛主席逝世以后，立即换脸，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在他手里一下子就断掉了。他曾经扮演的反修斗士的角色，这时自动跪在修正主义者脚下，宣布投降，在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面前检讨，承认过去讲的全是废话。
甚至攻击毛泽东时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那么，这20年邓小平在那里，他在干什么？邓小平1952年12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参加揭发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4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6年参加筹备中共“八大”召开工作，在“八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选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行政上仍为国务院副总理。就是说被耽误的这二十年，正是他在中央身居要职的二十年，是他在中央负责具体把握政策的二十年，这个责任他要不要负，再看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除把农业搞垮、国有企业搞垮，搞出大量贪官污吏，大量失业下岗和赤贫农民，造出大批亿万富翁外，中国又搞出了什么？
    

    四  毛泽东讲设立一线二线的问题。

    1  设立一线二线的指导思想。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405页)
    毛泽东借鉴苏联的教训，所以从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即设立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其实，在“八大”以前，毛泽东就有意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了。
   2  设立一线二线后出现的问题。
    自1956年“反冒进”以后，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意见、主张并不能顺利贯彻，感到党内有阻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心里有气，说：关于人大代表会的报告，我两年没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他对计划部门不事先通报情况十分恼火。他在1月12日的会上讲：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说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子流走了。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出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又批评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2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不辞职？11月二中全会后，1月省委书记会议，3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些同志的心。(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213---214页)
    毛泽东从1956年至1957年底，搞一线二线出现的问题。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尊重他，有事不和他商量，我行我素，但为了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他们，使他能够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办事，另一方面，1958年以后，仍然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仍居二线。但一旦发现问题，毛泽东就出面努力纠正。并且主动承担错误责任，”因为我是党的主席嘛!不管是直接的错误，还是间接的错误，我都有责任。包括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五风”问题。毛泽东都主动的承担了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接班人能够健康成长。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这样说的：“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可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所以，我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作，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的还是制定“二十三条”那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所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我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是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405页)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的，“引起警觉的还是制定《二十三条》那时候”。由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鼓吹和推行“共产风”、“高指标风”、“浮夸风”，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然后又惊慌失措，提出“包产到户，包括单干”，并加以推行，此后，农村掀起了一股单干风，不到两年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革、工、烈、干属)户，五保户。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言下之意，你们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决定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挖资本主义根子。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对当时形势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么就不要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9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起草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扶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1964年7月5日，她写了长达万言的工作汇报，即“桃园经验”。介绍运动的全过程，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即“四清运动”) 是比土改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地一场革命，现在阶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
中共中央于9月1日，转批了这个“经验”，认为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在当时起了“典型”示范作用。绝大多数工作队都模仿“桃园经验”的做法。
    1964年5月15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估计，认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9月，刘少奇主持修订“后十条”，即第二个“十条”，于1964年9月18日，由中共中央发出。“后十条”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群众运动”，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指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阶级斗争进行分析，工作队到农村搞扎根串联，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从理论上讲，全国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斗争仍然那么严重。是不好理解的。王光美同志总结的经验毕竟是从现实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特别是农村的阶级阵线并不清楚。这是因为武装夺取政权以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党在干部上、思想上、教育上、政策上都准备不足。大批原来地下工作干部转为公开身份，他们许多人并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地方工作的经验，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一般的政策观念谈不上，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朝权在手，就把群众，作为专政对象。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干部和士兵、甚至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旧军队，从军队转入地方，从北方调到南方，语言、风俗、本地情况都不了解；特别是大批原来在城市的流氓，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和刑事犯罪份子，在全国解放以后，从城市流入农村，外来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识别，仅凭“感想”出发，那些人一般比农民更能说会道，他们不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道理，失去警惕性，容易骗取信任，乘机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基层的领导权。全国解放后，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这也是事实。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刮得那么凶猛，纠正那么困难，就足于说明问题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必要的，也确实是比土改更深刻的革命。但这些都说明，问题在上面，在党内，应当从党内从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清除党内和党的领导中的不纯份子是必要的。所以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混进党内的不纯份子是必要的，也是符合运动实际的。但刘邓却把斗争矛头指向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打死老虎，显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是转移了大方向，当然是错误的，总之，情况十分复杂。   
 毛泽东感到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建议中央研究这一问题，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然而，邓小平明知这个会议是毛主席建议召开的，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却借口主席年纪大，以照顾身体为由，叫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并说这次会议只讨论具体政策，不一定非参加不可。毛泽东本来就有意见，当然是要参加的。在会上，毛泽东刚发言不久，就被刘少奇插话打断，而且，长篇大论，视毛泽东为无物。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我是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
    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少奇认为问题不在上层，而在下面。毛泽东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在上层。一个要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要自上而下的改良，问题就出在这里。毛泽东的观点是有根据的，纠正“五风”这么艰难，足于证明这一点，只不过是刘邓自己在圈子范围内，觉察不到而已。
后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发布)。这次会议提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改变了以往把所有干部都看成被整的对象，和仅由工作队领导的做法；运动中不搞打击一大片，不搞神秘化；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304---306页)(高树：《历史巨人毛泽东论》141页)(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358---359页)
     其实，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出现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了，只是没有公开化。据陈伯达说：刘少奇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难说，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刘少奇不反修，这显然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重大分歧。刘少奇在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
在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写的《邓小平》一书中说到：邓小平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准备七月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依靠现有的大多数人，准备通过选举的办法，把毛泽东党的主席职务选掉。选毛泽东为党中央名誉主席。这个职务是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根据邓小平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设立的。一部分党的中央委员已聚集在北京。可是毛泽东还在外地。他于7月16日为显示自己身体矫健，以显眼的做法在武汉横渡宽15公里长江，五千人在江中伴游，十万人在江岸助兴。翼日，他才出现在北京，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组，提出，要么撤回工作组，要么他们自己也到烈火中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168页)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节    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五风”

一，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抵制“五风”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吴冷西是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据他回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
    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有的说三年实现，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 70、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三  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点出了是政治局委员。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指的是谁就很清楚了。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他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 104页)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一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像，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人民日报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3-444页）
 四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2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浪。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他们却借口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说。
     吴冷西回忆说：1959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审批，刘少奇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1959年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强调：“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从去年9月，大家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月我到郑州才发现这一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选》第215页）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36---141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而发的。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少奇同志和恩来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142页)

  二， 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郑州会议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五风”的意见：
    一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1958年报9月4日和10日讲话)
    二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指出有些人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
    三  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  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 1958年11月9日)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毛泽东从1952年起提议各级领导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至少有15次之多。在郑州会议同样提出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并要求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中央和各级领导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 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

    为继续纠“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陈伯达说：“以钢为纲”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泽东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固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五  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六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
    《决议》毛泽东修改时加进一段精彩的文字，指出：“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这是针对《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的错误讲的。
二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  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夸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指导作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名单人选，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作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356页)刘少奇组阁增加毛泽东纠正“五风”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力纠正“五风”，并且亲手在《决定》中加了大量纠“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却只字未提到，坚持“共产风”的势力还相当大，说明毛泽东今后纠”共产风”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宣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毛泽东的呼声较微弱，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

                     第二次郑州会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  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当时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  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纠正“五风”受阻毛泽东只好实践，你们不给我贯彻，我自己贯彻的诺言，直接写信给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



三，  为反“五风”， 致省、地、县、社、队的公开信


(《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的信发出以后在党内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在庐山虽然积极反“左”，据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就写到（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见《庐山会议实录》201页）为什么就不说毛主席多次纠正“五风”不力，不得不超越各级领直接向全党写公开信这一事实呢？
从上述种种事实表明：“五风”闹得如此之凶、如此无理、如此荒唐，纠正“五风”又如此艰难，和各级地方领导的思想作风是分不开的，因为，夸大成绩是领的功劳，符合领导的意志和愿望，可以提拔。讲真话，显不出领导的成绩，不利于领导升迁，不符合领导的意志和愿望，自然得不到提拔，这是直到现在仍然难于纠正五风的原因。作为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处位置，他所肩负的责任，不允许他不从战略方面，政权的巩固方面去思考许多问题。从战略目标出发，他是绝对不允许“五风”存在下去的，这也是他往往处于少数地位的原因。

在庐山整彭德怀是纠正“五风”中的一个插曲

彭德怀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民主革命时期彭德怀无疑是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在革命战争年代彭德怀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他终究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后，他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居功骄傲了，根据他的功劳应当在中央有更重要的工作，但根据他的才能在党内政治与国家经济管理工作中，彭德怀只是主管一个中央分局、一个部门。刘少奇、特别是邓小平等反而在他头上主持全局工作。以功臣自居的彭德怀有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来说，却是不允许的。他依仗的自身功劳和威望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这个不满。也超越了党所许可的范围。当时，我国在内政外交方面都碰到了严重问题。就国内来说，由于“出现五风”经济上严重失调，国际上由于赫鲁晓夫背叛和支持印度对我国侵略，弄得内外交困。正当党中央需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时侯，彭德怀却不很好配合，反而跟着赫鲁晓夫高唱反对个人崇拜的调子，作为身居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显然是不适应的。
早在1954年参与高岗的密谋，要刘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怀，毛泽东还是尽力把他分离出来。根据黄克诚的揭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这才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被迫明确做出选择，如果要继续支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执政，必须排除彭德怀这个重大干扰因素。而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内容根本构不成反对毛泽东的罪名，毛泽东也确实没有对这封信特别重视。最后彭德怀被打倒也与他的信件无关，罪名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实际上是因为彭德怀对高层政治权力分配不满，在1954年和1959年两次公开发作，得罪了多数常委，才导致了自己受到政治处分的后果。
根据黄克成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交代：“彭德怀同志写信时，估计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7月23日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信发出以后，彭德怀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传单，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交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存在要他检讨，和他争权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检讨。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１９３页）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的庐山会议过程说：“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卫士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卫士们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毛泽东一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卫士去看看。卫士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到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批评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毛泽东的卫士田永玉回忆，中央一些人当时要把彭德怀彻底打倒，是毛泽东竭力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并为此还亲自去做了一些同志的工作，彭德怀才得以保住政治局委员身份的。
毛泽东是上山之前就拟订了讨论大纲，归结为十八个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彭德怀在意见书中间提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许多帮闲文人渲染为大大得罪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坚决要把彭德怀整下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的7月23日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这个狂热性。据陈伯达说在。批彭之前，他在毛泽东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泽东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泽东是否彭自己写的？毛泽东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德怀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泽东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才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伯达谈话，又由彭真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压力下要甚么给甚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根据毛泽东卫士们的回忆，本来在7月底毛泽东已经吩咐要收拾行李下山，结果有人却要求毛泽东改变行程，留下来主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以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本来庐山会议是形势分析会，最后变成对反党集团的斗争。看来当时处理彭怀政治局常委大多数是统一的，毛泽东也是积极的。说毛泽东是唯心的，这种说法未演必站得住脚，因为文化革命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
后来毛泽东发现退居二线后直到文革之前说到处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1962年8月12日批评中央组织部说“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毛泽东还说财经口各部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地方，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彭德怀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很关键的人物。在中央高层可是很没有人缘的，不仅作风霸道和跋扈，而且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水不高。由于长期居功骄傲，没有很好地学习和改造思想，很难说他身上具备一个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更不用说个人形象了。实际上彭德怀的人生比较漫长，做过许多独具特色的事情，特别是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个人的自我评价是极高的，实际上颇有林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之高标。作为政治家，彭德怀个人是具有非常严重的知识与性格方面缺陷的，他不是没有主持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恐怕始终没有具备团结大家共同作好工作的素质。这其实不奇怪，一代革命家多是粗人出身，都不是今天那种官场上圆滑的政客，做人做事多有不足之处，这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场景，毛泽东主张从宽处理不必过分计较，当然是有道理的。
周恩来揭发彭德怀的军阀主义作风时说：“1930年春夏之间，彭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杀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残部被国民党招降，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在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军阀主义的手段。长征中主张以军阀主义的办法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错误地主张以军治党”。当时由于他打了败仗，枪支弹药少了一点，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彭竟使用军阀吞并手段，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队实行火并。袁、王当时均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部队也有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彭为了吞并这个部队，给他们捏造了叛变的罪名，骗他们在永新集结，调遣了三个纵队将他们解决，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杀，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完全丧失。彭历史上流寇思想极为严重。平江起义后，东窜西窜，杀人放火，把东固城全区房子烧光。夜袭万寨，烧了一条街。并曾说：“要使三十里路无人烟，叫敌人不敢来围剿”。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由于彭的骄横跋扈军阀主义作风，广大干部对彭则是敬而远之。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汉还恬不知耻地说：“打人不算军阀主义，要看打人的条件而定，打人都算军阀主义的话，那我打人多了”。彭一到井冈山就对陈毅讲：旧社会不提拔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报复。由于他拿参军当入股，所以他给有些人讲：我在旧社会，不是杀头，就是当总司令，当皇帝。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有的报告上写着“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不转还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彭曾经对徐某说：一军团站在毛主席方面，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李富春是个大草包。
1943年2月8日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彭德怀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个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会，他叫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就搞这么个东西”。
1935年红军过草地后，中央决定一、三军团合并，成立陕甘支队。在彭的直接影响和指示之下，彭雪枫也散布“一军团杀了三军团的干部”“三军团四师三个团的政治委员都要解职”等。在吴起镇时，彭德怀曾当着钟赤兵的面，诽谤毛主席呆在后方，不上前线，好睡觉，把文件压在枕头底下闹情绪等。
一些省份修了招待所，彭就到处造谣说：这都是给毛泽东同志修别墅。
1954年6月彭德怀到齐公岛，别人问及主席健康时，他对某军校同志说：“毛主席整天蹲在屋子里，除非房子塌了他是不会出来的”。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反五风，中直接写信给各级领导和贫下中农，他说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归自己，要骂娘等等”。（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352页）
    彭德怀议论林彪，到朝鲜在干部中讲：“我这个人和林彪相比，他比我聪明，但我比他身体好，我命苦，在西北钻山沟，到朝鲜还是钻山沟”。“林彪同志吃的开就是因为他会喊毛主席万岁”。“林彪过去是排长，是由老兵指挥的”。“林彪同志在中央苏区反对博古时没骨头，不硬”。
韩先楚同志揭发：“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说：“他（指周总理）到哪里，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也有人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彭德怀在庐山挨整，不在于他是否讲老实话，而在于彭德怀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居功骄傲、缺乏党性修养、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由于彭德怀极端狂妄，得罪了中央政治局所有领导，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打乱了会议计划，毛主席原定结束会议，准备下山，却被政治局常委强求留下，继续如开中央全会，解决彭德怀问题。在讨论中大多数意见，把彭德怀一撤到底，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待遇不变，会后毛主席也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八月份的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说明，彭德怀的问题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决定，毛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为了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不作这样处理。但是，事后所有的人都推卸责任，把恶名留给毛泽东。当然彭德怀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他在路线问题上必须十分清醒，不能有丝毫糊涂。从苏联共产党内莫洛托夫、马林柯夫夫等人和赫鲁晓夫斗争中国防部长朱可夫的糊涂和朱可夫所起的作用证明彭德怀是一个关键人物。从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韩先楚等人所揭露内容看，证明彭德怀的思想修养、政治素质不高，思想政治路线上也是糊涂的。早在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建议军队“要讨论朱可夫所犯的错误”，“吸取苏联的教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9页）但彭德怀不但没有从苏联吸取教训，反而外外孝仿苏联，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很迟钝的。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朱可夫犯错误的经过，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会。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走得太远，损害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威信，决定摆免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推选莫洛托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委员。当时十位主席团委员中有七位支持，三位反对，主席团中多数认为，没有必要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但时任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暗地里把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来，强行召开中央委员会，结果莫洛托夫等被打为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得逞后，并不认为朱可夫立了什么“功”相反使他认识到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重要，由于朱可夫不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不久赫鲁晓夫就把朱可夫撤换了。（参见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把那些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么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7月14日毛主席看了彭德怀送来的信，毛主席认为有些看法与彭德怀不一致，把这封信送常委传阅，16日开常委会讨论彭德怀的信，7月23日开政治局扩大会，按理作为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应坐在前排，可是这次他却坐在最后一排，毛主席当然也不高兴。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彭德怀甚至说“军队不跟我走，我可以到乡下去，重建军队”。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最先走出会场，毛主席往住处走到半道正好遇见彭德怀，毛主席心平气静地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说说吧！”彭德怀的脸，唰，一下子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生硬地大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气哼哼地走开。毛主席说：“没有关系，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7月27日，政治局常委集体找彭德怀谈话。毛主席说：“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的气，这次到庐山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彭德怀说：“为什么不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过程？”毛主席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这时彭德怀呼地站起来，拉开嗓门大声吼起来。这位大将军竟说出了骂人的粗话。在场的常委无不为之震惊。（参见李静编著《实话实说---丰泽园》第222页）
有人说：“彭德怀无非在庐山讲了真话”。当然，真话是要讲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讲假话当然不行。但毛泽东也是讲真话的。问题在于真话对谁讲、站在什么立场上讲、用什么方式讲。讲话不分敌、我、友，作为站阶级斗争最前列的国防部长是不行的。不能认为不管什么场合只要讲真话就成了。同样，在国际上帝、修、反，国内反动派共同利用“三面红旗”攻击党中央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情况下，作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然应当站在主人翁地位讲话，要维护党和领袖的尊严，一致对敌。对在国际和国内复杂的形势面前如果看法不一致，是不可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是要把事情搞乱的。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毛泽东做了很多少次检查，一直在纠正错误，他们就听不进去。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带头纠正，左，上海会议，毛泽东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彭德怀挖苦说：，您不是早就挂帅了，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毛泽东在船上呼吁团结，彭德怀又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凭个人意气办事是不行的？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团结，不要凝聚力，不顾大局是不行的。可见，彭德怀反“左”确实是带有盲目性，客观上迎合了赫鲁晓夫和国内外反动派的要求。按彭德怀当时的职务来看，这种糊涂思想不解决，反“五风”就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会给国内外的敌人钻空子。毛泽东曾对李银桥说过：“我对彭德怀没有个人成见，他骂几句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是党的团结，总不能让他们几个人把我们党的团结破坏掉么！”。“现在，美国和苏联都在反对我们，蒋介石也火上添柴，国内的右派也贼心不死呢！彭德怀这个时候在党内再一闹，如果顶不住，天下岂不是大乱了吗？批他们几个人，是为了党的团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历史的真言》第766页）这是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反对彭德怀的最好的注释。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来看，主要的也不是批评右倾。而是批评他是“民主派”，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大英雄，他的功劳很大，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停顿了，亭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了，欣赏等级制和资产阶级法权了。从他极力推行军衔制和吹捧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证明他的思想路线是模糊的，不清醒的。许多人把彭德怀当作右倾来批判，实质上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右倾，这是从总的思想倾向来讲的。不是说他反对大跃进中的“左倾”不对。




第四节   “五风”的社会历史根源

  “五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良作风，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有过，当时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就是批评当时苏联普遍出现的“五风”而写的，当然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应当说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五风”本来就是私有制的个人主义观念和资产阶级思潮反映到共产党内来的不良作风。“五风”的出现，不在于人民公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也不在于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现在，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搞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五风”照样存在，同样盛行。官场腐败，社会公德败坏，就是“五风”的继续和发展。远的不说，就1998年5月下旬，朱熔基在国家计委主任王春正、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人陪同下，来到安徽省南陵县考察，原来认为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南陵又是芜湖的粮仓，要去看一看粮食收购政策落实情况。当南陵县委得知朱总理要来检查落实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委和芜湖市委领导都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农民早已不生产粮食了。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开放价格差距很大，地方财政补贴有困难，压价农民又亏损，农民不愿种粮食，粮仓是空的。听说总理要来南陵县，无论是芜湖还是南陵都不希望他失望，于是只好造成假，南陵县峨岭粮站是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六号仓有少量的粮食外，其他基本是空的。造假从五月十八日开始，向全芜湖市调动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出动二百多人参预粮食运输和进仓工作忙了四天四夜，小镇所有饭店和茶馆通宵经营；粮站外面气车络绎不绝。当朱总理走进三号仓，走向粮食高处时是心旷神怡，他那里知道这是一个假山啊！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到小岗村视察，出现的“五风”并不比1958年逊色。1978年安徽省滁县地区的来安县的十二里半公社在全国农村首先推行“包产到户”，由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最早推行“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王业美受批判，结果改革先锋的桂冠就转带到比十二里半公社晚两个多月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头上。当年为了丑化人民公社和美化单干，有意宣传小岗人民敢于“斗争”和搞单干的决心，还造谣说是小岗人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搞单干的，全村还订有“秘密契约”家家按过指模，为了加强宣传效果，后来又说按的是血手印。二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重点早已从农村转入城市，农村的改革开放也不再有那位中央领导过问了。一天江泽民突然想起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他的想象中小岗村二十年来一定变化很大，一定富得流油了。要在农村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到小岗村去视察肯定有“经典”价值。于是决定1998年9月22日参观小岗村。可惜二十年来小岗村的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因负担日重生活并不没有改善，这样总书记脸上就无光了。为了增加农民对总书记的感情，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不能不对小岗村进行梳装打扮，这样，一场弄虚作假的戏剧就演出了。小岗村人做梦也想不到，一天省委领导会亲自率领交通厅、建设厅、教育厅、水利厅、卫生厅、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赶到小岗村来，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改变小岗村的面貌。县教委主任徐彪负责指挥兴建一所可容师生160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号开学，到总书记视察那一天，凡适龄儿童都要到学校座上一天。接着建设厅、水利厅、卫生厅联手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民吃上自来水。然后由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个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从上到下上一遍涂料，使小岗村摇身一变成为“全新”的房子，又为一家一户建造卫生厕所；林业局领导亲带领一大批专家，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之上，精心护理保证棵棵成活；村党支部办公室平地而起，“大包干”展览馆的“秘密契约”和博物馆的“真藏”也泡制出来了，说是小岗村的大包干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其意义不小于1949年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党政领导的所作所为，把小岗村的群众弄糊涂了，这究竟为什么？直到人们得知是江总书记要来视察时，才幌然大悟。可是小岗村的人民并不买账。他们说：“你们早不帮，晚不帮，单栋江总书记要来看小岗了，小岗村小学校就办开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了小康，显然是给人看的”。农民说：那个“秘密契约也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那里的手指模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农民调查》233页）总书记和人民心联心，总书记带领农民实现小康，的文章自然就泡制出来了。但总书记走了，小岗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了，可是花去的钱从那里出？只好不了了，可是电话月租费是要出的。小岗农民说：我的生活没有改变，98年江泽民要来参观哄动一时，强迫装了电话，不打也要出钱，干脆送给别人，可是房子还是一样可以看到白云蓝天，下雨漏个不停。可见“五风”的出现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有。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发现其根源：
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没有经历过。思想上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封建残余深刻影响根深蒂固。从封建神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封建文化跳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既没有经历哲学唯物主义改造，也没有对神学进行清算。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真理，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其中也有许多人为反帝、反封建，求得民主投入革命的。加上我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革命形势快速发展。干部数量上和思想理论上准备都不足，许多地方干部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北方人转业到南方，他们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和条件，匆促上阵，既没有领导地方的经验，又没有思想理论上的武装，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党的政策；既不了解南方农村风俗，又不了解农民，语言也不通。而且这些从部队转业的军人又往往是从国民党旧军队收编过来的，他们参加革命以后忙于打仗，根本没有学习革命理论和改造世界观的机会。而全国解放后地方政权也只能在一片混乱中产生。有许多本来就是流氓、二流子、或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跑出来的刑事犯罪份子乘全国解放特敕的机会流入村，他们本来就是善于交际的投机份子，仅凭能说会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被派到基层去的干部，本来就苦以难和群众交流，对送上门来投报，实在求之不得，根本料想不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道理。这些人靠佈弄是非，混入革命队伍，成为地方骨干。他们一旦当了官，凭借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颠倒敌我关系。真正劳动者，本来文化水平低，见识就狭窄，受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只是逆来顺受，连说话都困难，不具备领导能力，难于选中，只有再次受坏干部压制。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干部们特别是基层干部，无论政治素质、政策水平还是文化素质都十分低下。而且新政权的政策法规都不完善，往往照搬国民党那一套，凭长官意志办事，靠高压政策，个人说了算，造成民主稀缺，专政不到位，敌我颠倒的政治环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出现“五风”的社会基础。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封建神学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些干部在个人名利驱动下，虚火上升，内寒外烧，应时出现“五风”，是不足为奇的。
无论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十分注意对敌我双方的调查和分析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位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者。可是全国解放以后，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干部问题不少，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基层干部作过调查和分析，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变了，许多规章制度出于安全的考虑限制了他，人为地、制度性地切断了领袖和群众的联系，他不能自由出入于群众之中，他自己就多次抱怨，没有自由，不能作社会调查，不能上馆子，不能上街买东西。这是治安制度和坚持群众路线中的矛盾。其实，所谓“安全”并不安全，很明显就毛主席身边安排一个李志绥医生就足以说明了。解放后，刘少奇在一线工作，感觉到了基层干部问题不少，同样不能亲身深入群众，解剖麻雀，提出过一些口号，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搬石头”，“四清”，“桃园经验”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没有在理论上对基层干部形成的状况做出历史的和有说服力的分析，直观一上知道问题出在党内干部身上，从感情上不敢承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面，知道整坏干部；另一方面，又不敢承认，要保住当权派，再加上各处当权派为了转移目标，总是拿地、富、反、坏“开刀”，其实所谓地、富是死老虎，反、坏许多是坏干部帮派为自己脱身制造出来的替罪羊，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没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认识，提出过以简单的口号，当然不得要领。毛泽东则从理论上去概括。认识上的差别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经营体制来说：无论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采取”政社合一”的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的思想觉悟以及干部的素质、管理水平不相适应的。无论和本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和合作制或者是马克思所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之后的“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不同的，是超越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的。是不利于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进行过合作社的宣传和试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也包含有合作制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欧文和傅立叶的理论，并从理论上详尽地论述了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的思想和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面临着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列宁一再“提醒读者注意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关于农民问题所说的话。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要剥夺小农，认为只有用示范的力量向他们表明使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斯大林指出：“必须根据自愿的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
1956年以前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比较深透，他一再强调：“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的农业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思想显然是把农业合作社看作是独立经济组织，它和政权机构是分开的，政府对合作社只是起组织和引导作用。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否定私有制以后重建的“个人所有制”。 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政府只是起引导的作用，并没有“政社合一”的意思。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政府起着引导和组织的职能被扩张为领导，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理论上模糊了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依据，在现实中政府和经济组织溶为一体，为打破自愿互利原则创造了条件，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形式被扭曲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的宗旨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深得人心的，我们的领袖是得到群众信任的，在人民群众中是有威信的。这就为一些干部在党组织的名义下制造“五风”提供了组织保障。所以“五风”如此荒唐、如此不得人心，却如此普遍；纠正“五风”如此艰难，如此肆疟，这绝对不能认为是某几个少数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工作作风问题。其根本原因，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外，还要从经营机制中找寻。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不是解放以后才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农村也有过不同范围和不同形式的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式。早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在解放区，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变工队，也是一种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户占有小块土地，又缺乏农业生产资料，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时季节性、临时性的互助组便转变为常年性的固定的互助组，暂时克服了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后又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产生了供销合作社、信用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私人占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价入股，由农业社统一经营，按股份红。供销合作社则是农村劳动者自愿集股并在国家大力扶持下组织起来的商业组织，收购和推销农副产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农村，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信用合作社是农村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大力发展农村储蓄和低息贷款，打击高利贷，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三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些股份合作经济对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合作制在我国早就有过实践，它不仅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且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起点。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农村普遍建立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区别，主要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由私有财产变为集体财产，分配不再依据财产占有，而仅仅以劳动为尺度，从此农民财产占有上的差别被否定，农村产权关系被淡化了、模糊了。农民的“自由”、“自主”观念消失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组织和政权的关系混合了，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中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含义被抽去，把专政用到处理人民内部事务中来，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由此遗留下许多问题。它是和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被否定以后，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关于“自愿互利的原则”相违背的。
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本应及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连高级社都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又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央文件中明文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精简机构角度考虑是对的。但是这样，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远远超出了农村生产力和人民的思想觉以及干部管理水平。在“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思想指的导下，干部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派上了用场，为了迎合上级的意愿，大搞“一平二调”，分配上“大拉平”，农民的个人财产完全被否定，集体产权关系模糊，农村生产关系被扭曲；供销合作社名存实亡，被国营企业吞食，长期没有股金分红；信用合作社变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农民入股资金的比重微不足道。农村股份制的概念被消灭了，进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完全架空，农村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否定私有制以后，重建个人所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思想。这就不能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经过实践是可以经过总结经验加以纠正的，可是修正主义者却抓住这个缺点，利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乘机煽动农民分田单干。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小岗村的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签了合同，户户打上手印（后来又说是血手印），决定包产到户的，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其实，真是如此的话，当时在第一线主特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早就应该下台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台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政是分不开的。但党和政府都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存在和发展都赖于经济基础，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根据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制定的，受经济基础影响，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在党、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如何理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使党和政府自觉地约束手中的权力，使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既保证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不受干扰，又对企业领导人的行为进行民主监督，确保大多数所有者的意志和愿望得以实现，确保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举和罢免企业领导人。而不是超越和混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和经济关系。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政治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我们党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当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去选择企业领导人，去决定经营策略。党、政领导既不了解企业，也无权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更不能包办企业的经济活动。只有这样企业领导人才有可能对群众负责，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行政长官负责，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去迎合党、政领导人的愿望。
既然马克思以前己经有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产生，并且对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作过深刻的评述，而在论述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经营机制时，却没有使用”合作制”和”股份制”、”集体经济”的概念，而使用”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新的概念。这当然不是蔬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自由人联合体”强调的是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联合体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应当是相对独立的，而不是“合一”的，党和政府只是服务机构，不是领导和指挥机关。在“政社合一”的经营机制中，所有者、劳动者是难于独立自主的。如果说，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还能够强调“自愿”的原则的话，那么，人民公社时期强调“政社合一”以后公社的领导只能靠上级党、政领导任命，所有者和劳动者没有选择企业领导的权利、没有经营决策权，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自由”了。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集体所有制的管理模式事实上超越客观规律。当然，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试验也是无可指责的。有人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急躁冒进的产物”。急躁当然不好，但难以避免。我们提倡急而不躁。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往往出现离开现实的，浮躁的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急而不躁，马克思、列宁，天天盼望革命高潮到来，急天下人民所急，天下的穷人还在挨饿，还在受压迫和受剥削，不急不行。全世界所有弱小民族都是急，因为侵略者的屠刀在他头上飞舞，不急不行。中国人是急的，三年时间打垮蒋家王朝，不急就没有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新中国很穷，穷就要挨打，穷就要挨饿，美帝和苏修的鼻子早就伸过来了。可见，急不完全是坏事，但“浮躁”却不行。一但浮躁起来，就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急就是左倾”。说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左派，是真真实实的左，不带引号的左。难道有右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浮躁却是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郑重的态度，但要在实践中才能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认识过程中是否有错误，而在于有没有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在于对理性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是否敢于承认错误和修正错误。毛泽东早就讲过：“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说明理论的提出可能包含有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出现某种偏差，而全盘否定前人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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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28:21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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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改革就是创新，倒退没有出路



第一节  尊重历史，尊重辩证法


改革就是创新，因循守旧，不可能改革。但所谓创新，不是否定一切，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虚无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改革是扬弃，有批判、有继承。批判就是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要继承和保留合理的部分，吸取其合理精华，然后才谈得上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糟粕。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修正主义者竟然孤注一掷，把几千万先烈流血奋斗、亿万人艰苦创业的伟大成果付之东流。一切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小孩和污水一起倒掉。他们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亳不含糊地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要小心地摸索前苏联从社会主义社会此岸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彼岸去的路。在和“国际接轨”的借口下，按照资本主义的要求，“修章改宪”，完全否定了几十年的革命成果，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不够格”的名义下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打着国际惯例的名义，挂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以明晰产权为错口，化公为私，“拍卖”国有企业；以合理配置资源为借口，否定计划经济，搞垮国有企业，建立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开路；把比较公平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平均主义，代之以拉大差距，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为借口，鼓励剥削，培植腐败；一方面，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借以为蒙蔽群众。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己经消灭了阶级、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竟然剪断了人类历史沿续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把大部分野战军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的对外职能转变为对内职能，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一只硬手压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咽喉，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另只硬手保护着新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要争论”没有是非曲直，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赚了钱就有道理，就是人才，就是上等人，有钱的可以买权致富，有权的可以卖权致富，权、钱、人身、灵魂、道德、良心、都可以作为赚钱的工具。有天线的赚大钱，没有天线的也要想办法赚钱，上面有人能通天贪污腐化有保障。上面没有人的，要削尖脑袋往上爬。
复辟先从小资产阶级天然王国的农村开始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分田单干，推倒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骂得一无是处，把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作法捧上天，胡说只要单干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了。的确选择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确实用心良苦，选取对了。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情况如何? 下面举两个典型为例：一是当年被捧为第一个敢吃螃蟹，首倡搞单干的小岗村带头人严富昌说：“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说实话，我并没有脱贫”。“我住的房子，白天可以看白云，晚上可以看星星，下雨漏个不停”；1998年因为江泽民要来小岗看一看全国首先搞单干的农民是否富得流油了，为了欺骗江泽民政府强迫给安了个电话，不打电话也要钱，我把电话送给别人了，农民被送回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老家去了。另一个典型是河南临颖南街村，农民吸取了搞单的教训，迅速返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的是集体化道路。也经过二十多年，现在南街村，户户住的三室一厅，席梦思床、电灯、电话、电视、用具、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上大学都是集体供应；阔气的办公楼，文化俱乐部，图书馆也盖好了，每人每月四十斤粮，吃菜到集体市场去买，一律一毛八一斤，此外，养老、退休、医疗等多项福利齐全。都是集体供应。难怪小岗农民参观南街村后赞叹不己，大呼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大当。
像南街一样坚持集体所有发展经济的有，大寨、半壁店、韩庄、周家庄、洪林、华西大队、刘庄.....。全国有七千多个。这些农村顶着修正主义的压力往前走，有力地证明农村集体化的道路是引导农民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分田单干、搞私有化的路是行不通的。
我国经济经历过从繁荣到衰退再到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为：1750年，占32.8%；1800年，占33.3%；1830年，占29.8%；1860年，占19.7%；1880年，占12.5%；1900年，占6.2%。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只是近代中国才逐步衰落，直到1949年以前，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之一。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日本人公开叫嚣不要把中国人看作是人，几千万中国人被屠杀、妇女被奸污、被活埋、儿童被虐杀、做制造细菌的试验品，放到靶场上作为练习射击的活靶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个本来很贫弱又经过长期战争磨难的新中国。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决心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在摇篮里。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又乘人之危企图控制新中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把他顶回去，出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在珍宝岛向我军开火，支持印度挑起边界冲突；美国在朝鲜战争后转向南方，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且多次派遣武装特务窜犯沿海。
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每一次都以割地赔款和失败而告终，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大片的领土被占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
新中国建立后，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世界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的30年。这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又经过27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繁荣昌盛，成为全世界压迫民族和人民响往的圣地，中华民族以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不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感到由衷自豪，就是包括曾经进行过殊死较量的敌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甚至于赞扬。例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总统、总理、首相、其他官员、学者一致公认，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历史”、“提高了工农的地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以此相反，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却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一方面是美国学者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另一方面是当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实际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说：“发展非常缓慢”、“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多大发展”。 前后二者反差之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邓小平这几句话，给国内外宣传口定了调子。一时间国内外帝、修、反无不为之振奋，开始了对新中国又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谩骂，什么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华民族的浩劫”、“封建专制”、“法西斯”、“计划经济死路一条”等等。这样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毛主席在世时的新中国27年和毛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江泽民主持下的27年作为一个比较。
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也抹不掉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与1979年相比，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1949年与1979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的倍数分别为：粮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发电量64.6，钢217，水泥111，木材8.6，棉纱7.1，硫酸174.0，纯碱15.8，烧碱120.7，农用化肥1774.7；基本建设投资1979年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产品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即使与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04、6.59、1.0；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原煤3.8、原油71.6、发电量13.6、钢5.4、水泥9.8、木材1.0、化纤1631.5、纱2.1、布1.4、硫酸10.1、纯碱1.9、烧碱8，2、农用化肥69.6。
     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倍数中，农业是最小的，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亿亩，占世界的7%，相当于美国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国的11%、印度的43.5%。在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在耕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近两倍，这是一个奇迹，是数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结果。到1979年，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中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33.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达到7122.1万马力；农业用电282.7亿度；农用化肥生产量1065万吨；各种化学农药生产量54万吨；再加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优化，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极大的增强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弱不禁风”灾害频仍的苦难局面。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改变，仅靠个人承包、分田单干是根本办不到的。
     农业发展的周期长，投资大。但农业一旦有了长足的进步，就会给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如人力、资金、原料等。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职工队伍增加了8300多万，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业交通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为其他行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有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为城市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业就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结果之一。
     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是基础原材料行业另一个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成就。1979年，我国煤炭产量就达到6.35亿吨，相当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有了煤炭，才能发电、炼钢，才能烧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砖块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制造化肥，才能做饭取暖，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因此，煤炭产量的意义与其他各项指标的意义是不同的，必须充分认识煤炭工业发展的意义。     
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发展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比1949年，各类在校生总数增长了8.1倍，其中高等学校8.7倍、中等学校47.5倍、小学6.0倍。全国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70.5万，相当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些方面的成就，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全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农作物新品种，领先世界的籼型杂交水稻在四亿多亩农田中推广。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吨级电渣重熔炉、五十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在国防科技方面，自1964年起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1970年起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并于1975年掌握实现成功返回技术，1980年成功试飞“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及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科技方面也发展迅速，有的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在医药卫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总之，这些成就说明，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比于1952年为2.6倍，其中农民、非农业居民分别为2.5倍、2.7倍。1979年全国职工总人数达到9967万，相当于1952年的6.2倍。在旧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解放后，各类高、中、初等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的主体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职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医疗免费。从六十年代起，全国的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在旧中国千百年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灭。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飞速发展。1840年清朝时，我国人口就已达到4.1亿，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9年建国时才达到5.4亿，而三十年后的1979年总人口即达9.6亿，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新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也不得不占用和消耗了各种社会资源。
    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的支持。所有这些铁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邓小平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完全否定了。转而吹嘘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似乎许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的命题，江泽民甚至把“实事求是”封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但根本找不到他的论断有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
    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甚至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设方面，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能够长期大幅度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技术方面，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的。而且，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
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占28%，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了近70岁。正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等等。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发展还是很快的。怎么能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    
 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邓小平没有勇气说明他在反右和大跃进中所担任的角色，他要负什么责任，也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很不诚实的。
    尽管在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邓小平之流的严重干扰。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大的。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1958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7%，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7%，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         
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尽管该书在说明中加上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字样，但是，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是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和邓小平、江泽民统治下的二十七年的统计资料证明。邓小平、江泽民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节，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新中国的全部历史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在真理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实践作为理论的尺度，是因为实践本身具有真理的品质。但实践作为衡量理论的尺度，它必须在该理论的内含中，不是在确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背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行动，不能成为检验该理论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人制造“五风”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损失。当然不能由此得出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错误的结论。因为，从世界观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三面红旗”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五风”理论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二者是根不能兼容；“三面红旗”的理论中并没有“五风”的内容。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恰恰证明“五风”是背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盲目行动必然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才是经过实践检验所证明的真理。当然，在贯彻执行《三面红旗》的实践中，出现“五风”也给党和人民提出了必须完善管理体制，杜绝“五风”发生的要求。
二，也不能把政治运动和在运动中人为地执行错误的政策混淆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政权，需要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打击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但在运动中必须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但有人以权谋私，背离中央的政策，欺上瞒下，另立土政策，在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甚至颠倒了敌我关系，帮助了敌人，伤害了人民群众。这当然不能由此证明政治运动是错误的、没有必要的。因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和扩大打击面，甚至搞冤假错案，既不是政治运动的手段也不是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因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政治运动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执行错误的政策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质属性，只能证明在政治运动中必须坚决纠正官僚主义，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真理。正因为在实践中党的正确政策经常被扭曲，说明干部素质低或者有阶级敌人在破坏和捣乱，扰乱阶级阵线。所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展政治运动提高干部素质和肃清不纯份子是必要的。
三，不能把政治运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政治运动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需要，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是上层建筑赖于存在的基础，上层建筑被扭曲当然也会影响经济建设，但这不是经济体制本身，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或者错误地执行某项政策。正如帽子不合戴，不是头脑笨的原因。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是林彪、“四人帮”推行错误政策，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建设。但文化革命和计划经济没有关系，文化大革命前己经搞计划经济了。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中由于基层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执行错误政策，挫伤了好人，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而误认为是经济体制不行。相反，现在党风败坏，社会腐败才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才是不搞政治运动的结果。
四，在经济建设中不能把经济手段的运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两码事。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要求经济建设要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至于如何计划那是具体操作的问题。计划是主观的，市场需求则是客观实在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计划和市场统一，但在制定计划时往往由于缺乏调查研究，造成计划和市场分离，主观主义和客观脱节，造成计划失误。但主观主义、脱离实际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属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计划工作者在制定计划前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不能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计划失误，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力求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要求。
总之，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这些事实不应是细枝末节，而应是“全部总和”。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文选》第2卷，第396页）有人拿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相比较，似乎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只是否定前三十年。其实，水有源，树有根，历史是有联贯性的，任何人要割断历史是不可能的，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必然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同时也就否定建国前二十八年，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否定他们自己。在一些人账本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一连串“荒唐”记录。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前三十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不成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占有形式，经过长期内外实践，证明它减弱了广大经营者对财产的关切度，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局面，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参见深圳商报2001.12.24《实践的科学总结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他看来，前三十年一无是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是错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错误的；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错误的；三线建设是错误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修大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加上二十多年物资紧缺，粮、油、肉、布料、肥皂、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各项运动中都出现过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迫、供、信，冤假错案，一言堂的错误，还有文化娱乐单调等等。总之，一无是处，一片黑暗。在这位作者眼里，新中国五十多年中，至少有三十年是黑暗的。这样即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既然全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全盘否定。那么，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邓小平又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因而邓小平理论本身也就没有合理的成份了，邓小平理论就是只是悬在空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成为一句奉承的空话。人民有资格问这位作者，这三十年他在干什么，在一系列错误路线指导下，是怎样爬上高位的？这位作者奢谈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年才建立了“有产劳动阶级的大平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工作者和建设者，都享有同样的主人地位。且先不说这篇宏论，连话都说不清楚，什么叫“有产劳动阶级”？究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还是不存在阶级，既然有“有产劳动阶级”，那么是不是也要承认有一个无产阶级？如果不承认，那么“阶级”二字作何解释？这样，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就是偏人的鬼话了吗？人们要问，这个”大平台”在那里，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谁和谁座在同一个“大平台”上，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和这位前深圳市委书记座在一个平台上？广大下岗职工和这位全国政协常委座在一个大平台上？身无分文、靠加班加点度日的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同不用分文仅凭老子的权力就可以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廉价买到大片土地然后倒手就可获得亿万元的这位中央候补委员的儿子座在一个大平台上？！既然是“公平竞争”，按照他的强盗逻辑，按照“权钱交易”这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广大下岗职工和打工仔、打工妹当然可以和这位高官以及他的子女自由竞争。只是自己既无钱又无权，无能爬不到“大平台”上去这就不能怪谁了。不妨看看这位高官三十年来的关系理顺了没有，他和他的儿子严重的贪污犯罪的事实交待了没有？在他领导的地方社会上贪污和腐败和黄、赌、毒泛滥、黑社会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改革前三十年所没有的。
我们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关键是要好好总结在资本主义封锁包围（冷战时期）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去否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性的最艰难探索时期而成就巨大的伟大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分贬斥，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会紊乱、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满艰险，本身就是探索和创新，是在失败与教训中前进。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亿万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向着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蒋匪残帮还未肃清，美国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伟大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国际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民族尊严；国内取得了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剿匪镇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胜利，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荡涤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此，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向集体走向人民公社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更为人们所忽略的是，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吗？只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我们那段伟大的岁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决不能跟着中国修正主义者们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夸大事实的刻意贬斥。因为这实质上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了党的辉煌的历史、否定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事实求是，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思想混乱、理想崩溃、道德下滑、邪气张扬、“西化”成风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想做而根本做不到，而我们的一些人们则轻而易举地帮助他们实现了。所以陈水扁就职演说最得意之语莫过于 “我们台湾，五十年来，不仅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且创造了民主的奇迹”。在这里，陈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抹杀是毫不奇怪的，同时也对五十年来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民主、自由一并抹杀了。对陈水扁这种“台独”、“卖国贼”、“西化分子”来说，他不就是希望你大陆乱吗？他不是作奸日本说要把中国“裁为七截”就没有“中国威胁”论了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继续鼓噪着这种论调，推动着这种氛围。前苏联就是这样，戈氏“新思维”来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又一次迅速迷漫开来，国内“痛恨”社会主义之风盛行，斥之左也独裁，右也不民主，只有西方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天堂，西方便诱之以“鱼饵”，叶氏便成为了爆破苏维埃大夏的“急先锋”。历史除了有惊人的相似还有惊人的反复：曾几何时，一种曾被共产党人所深刻认识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唾弃的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剥削制度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奉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会制度的圭臬，无怪乎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舆论教育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一个“民主”国家右一个“法制”国家，而使无产阶级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成了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口声声要和资本主义接轨，这是多么悲哀呵！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不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苏联的解体，归根到底是个政治是非的大问题，是从思想、立场、观念上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理论到行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俘虏，再加上国内诸多矛盾，西方加速鼓噪，“解体”是势在必然。毛主席说过苏联是早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迟早也要丢，其根源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对中国来说，一位诚实的外国学者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一种否定风。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奋发向上，共产主义风格昂扬，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干群关系亲如一家，社会正气冲天，歪风邪气扫地，蒋匪帮胆寒，帝修反心惊的这么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时代贬斥得一无是处，那只能是得来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所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是对于20世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由于封建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迟缓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又由于近百年帝国主义的侵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要求得独立、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应有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这种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侵略和反侵略，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仍然是我们在长期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斗争形式。既要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它们的长处和有益的经验，又不允许任何国家企图让我们吞下他们的苦果，不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在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刚刚打过许多年的仗，百废待兴，而且在军事实力上同美国相差悬殊，毛泽东毅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教训了美国，使他们懂得尊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中国人民。当苏联以大兵压境要挟中国企图使我们屈服的时候，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他还远见卓识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性任务。除了非凡的民族英雄，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能够做到的。现在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浅薄文人，学着美国人的腔调，说什么不该在朝鲜出兵，中国牺牲太大，上了斯大林的当等等。他们根本不懂得，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中国人民是在同美国人出枪、蒋介石出人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性格。
    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苏联东欧剧变，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似乎已成客观趋势。我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总之是我们面对着全新的形势，有了许多毛泽东当时所没有的条件，也有许多新的风险。可以实行对外开放，又加入WTO，有可能在国际范围更多地发展经济交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面临被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危险。这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比如美国的统治者毫不隐晦地声言，他们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或“接触”的政策，有时还对两者进行激烈的争论。“遏制”就是要阻挠中国的发展，“接触”就是实行逐步的演变；他们变换运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手段，其目的都是一个，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可以说，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技术交流，寻求外界帮助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是我们的策略性任务，是我们的重要手段；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奋斗，并且对外灵活运用各种相应的合作形式和斗争方法，始终保持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独立自主的发展，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我们的战略性任务，是我们的根本。而策略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因此，毛泽东关于世界矛盾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分析，关于维护独立和提升中国地位的思想，关于“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策略，以及那种“骨头最硬”和“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宝贵性格，我们不仅永远不能丢，而且要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 
    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是毛泽东分析和解决中国出路问题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过政治的和社会的一定准备，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大创造。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或叫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就把发展生产力、实行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这就是常说的“一化三改”。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于50年代下半叶开始了如何更好发展生产力的探索，同时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提出了如何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见并在实际中进行尝试，包括“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大辩论”等。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又与苏联不同的、可以避免苏联体制弊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做法没有按照原来的预想进行，或者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没有按照预定的政策办事，失败了。但是，无论这些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多少失误和造成多少损失，其思想内涵的深远意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后来继续探索的宝贵指南和借鉴。实际上这正是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开端。即使在探索中有不少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保持较高的速度。谁也不能否认，一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一是实现了“两弹一星”工程，使我国在能源通信和国防工业等尖端科学领域处在比较先进的地位。这些都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应有地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主要矛盾来抓。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更重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管理国家的权力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全国人民所享有，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在中国，资源比较缺乏、经济基础薄弱而又人口众多，更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天下大乱。为了巩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写在我们的宪法里。他反复强调建立和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见《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822－823页）他特别重视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认为劳动人民不仅要享有劳动、休息、受教育、文化娱乐等等权利，更重要的是要享有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利。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十分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国家干部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谋取特权等各种腐败行为，警惕某些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此，他提出过很多主张，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定期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等等。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培养接班人这样的错误。但我们总结这些失误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纠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分清，是理论上失误，还是有人利用职权对群众施加政治压力蛮干；是抱有政治阴谋蓄意破坏，还是动机不纯为骗取领导信任；是对理论的误解，还是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偏差。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必须明确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大众的根本政治权利，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一向强调要“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但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另一回事，尽管所有提干报告，第一条都标明：该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根最廉价的标签。有人曾经作过调查，无论那一级国家机关中，基本上没把是否把握或者是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提拔干部的条件。所谓“当官靠后台，四化看电台”。血缘、亲缘、人缘、金钱关系，成为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的唯一标准。相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坚持革命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存私情的，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被排除在革命事业接班之外。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中国革命事业一样，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能离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建设好这个党就至关重要。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而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进行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因而特别艰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里有详细论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一是注意以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二是特别注意在革命战争和军事生活的烈火中锻炼党的队伍的无产阶级品格；三是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形式。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仍然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其要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质和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总的说来是革命尚未成功并且遗留下不少问题。但是试验的不成功并不能否定提出问题的必要和解决问题不可能发生错误。
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比以前壮大了几十倍，其中包括相当部分的从事科技管理等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还有大量农民一批批地转变为工人。虽然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总的说来比较低，但他们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增大，内外都使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许多党员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忘记了党的原则；特别是有些党的干部，热衷于以权谋私，热衷于傍大款即同中外资本家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甚至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其中有的则蜕化为腐败分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同样是没有先例的和特别艰巨的任务。然而既然我们的先辈们在民主革命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下能够把党建设好，现在就没有理由不建设好我们的党。问题是要很好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有关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成败交错的探索思路，并把它同今天新的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总结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奋斗经验的理论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能丢。
    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己经存在有几千年，人类从来没有摆脱一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痛苦和灾难的深渊。如果私有制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的话，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变革所有制了。私有制能够挽救中国，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也始终未能挽救中国。这就证明，将国有企业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割开到个人手中，才叫产权明晰。这是小资产阶级狭隘观念，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多余的。
实践证明，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在公有制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只有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才是真正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前党政干部廉洁，克已奉公，说明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本来就是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巨大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说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使新中国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当然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但绝不是推倒重来，重新回到私有制轨道上去，而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把财产分割到个人手中。创造比较宽松的经营环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才能防御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打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它优越于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不容争议的。
那位《突破》的作者攻击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试问这位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起来的原深圳市委书记，他自己家族的产权明晰了没有，既然如此明晰，还有什么可“保”，他有什么资格议论产权明晰？这几年，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在拍卖国有企业。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卖了多少家，原价值多少，卖得多少钱，有多少钱进入国库，谁也不知道。俄罗斯搞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还年年报账。从1992年到1996年，五年间卖掉一半多，所得收入占那五年间俄罗斯财政收入的0.15％。数目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有个数字。我国出卖国有企业，连数字也没有，这才是最不明晰的。







第三节   改革要符合中国国情

我国集权制的管理的形式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古代汉武帝就实行“官盐铁、国家垄断工商”的政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在我国推行了几千年。千年不朽，内中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经济纲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按照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是垄断性的，还是竞争性的，只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都归国家所有，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不管是独占性的，还是非独占性的，只要是操纵国民之生计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如银行、铁路、航空等，都要由国家经营管理。毛泽东说：“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现在，提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经济学家，有意压缩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用垄断性和竞争性的概念，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一概排除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外。不仅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局限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而且进一步局限于某些自然垄断性领域，进一步压缩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使国有经济仅仅局限在国家安全行业和独家垄断经营的行业中，如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等。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切竞争性行业退出去：其中包括农业；采掘业；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运输；贸易；保险业；旅游业；金融业。这样，国家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众所周知，私人资本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最敏感的经济，经济繁荣时随时一涌而上导致投资膨胀，而通货紧缩时则可以迅速撤退造成投资饥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转移。如果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可以隔岸观火，静待渔利。只要私人资本占了主体地位，社会生产和流通就只能是排斥计划，由市场来支配。可见，私有化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无论那一个国家都必须掌握经济实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有些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政府干预下的统制经济，而经济运行和党政活动没有必然联系的，主张彻底废除计划体制，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并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企要彻底分开。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计划经济是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在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流通社会化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计划化己经迅速发展起来了。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起支配地位的就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企业越大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广，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达到了包含许多工厂实体的水平。而随着世界上超越国家界限的跨国公司的出现，计划就成为国际性的。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配置的劳动力资源将迅速减少，假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要生产100架飞机，就会向中国某工厂下生产100个起落架的定单，这定单就是计划。我国某生产厂不会因生产100个起落架而亏损，而生产10000个起落架而盈利，相反，由于有计划生产减少由于生产而造成损失。决定起落架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飞机数量。当然，计划不一定“完善”，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资源，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事后分配）是对立的。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政府应当从对立面的差异中寻找同一性。的在历史上，有“专制式”计划和“民主式”计划；“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同样，在历史上也以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一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形式只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存在过，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当然，可能存在着一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作坊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事前分配，这是在计划指导下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另一种是事后分配，需求基于一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有优势和劣势，事前分配，往往由于需求是未知和不定的，容易产生主观和客观脱节，使计划无效而造成供不应求或供过以求导致资源损失；事后分配，则往往由于生产和流通无序造成产品重复或短缺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政府的职能应当是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建立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目标。
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9页)可见，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市场经济上并通过政企分开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制约经济基础发展，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每当经济建设取得成就，总是归功于党的政策正确，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哪一项成就与党的政策无关；同样，经济建设出现偏差，总是归咎于党的政策失误，也没有人去否认这一事实。这就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客存在的，否定不了的。既然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的改革就只能在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基础上，通过调整上层建筑来推动经济发展，不应当否定历史，否定我党几十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切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其实，连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国内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党、政、企分开。其实，所谓分开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否定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的政策。正如轮船偏离了航向，就把舵和船体分开一样是错误的。积极的政策应该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权的监督，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整顿党的队伍，调整航向，开足马力向前进！
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也办不到。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会改变；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心脏，党不执政，政权的性质就要改变，党、政是分不开的。第三，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经济是政权赖于存在的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当然，公有制可以是大范围的，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都可以看作为公有制，但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脱离了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就不再是国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被动摇，上层建筑就要倒塌。显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离开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的。“两个分开”实际上割裂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因而不仅不可能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且恰恰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相悖。
毛泽东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标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关于战略战术中以弱胜强的军事原则，关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方面的论述，不仅是我们过去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而且在他著作中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我们在经济建设、企业改革中仍应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以期在我们这样经济科技较落后的国家能用相对短的时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这些年来，人们淡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而大兴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效果非常糟糕。





第九章  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第一节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辟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写在《党章》上，写在《宪法》里的，这不是可不可争论的问题，而是不容争论的问题。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标致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生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那么改革就失败了。这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政变。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者在打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界限的幌子下，提出一系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把人民的思想搞得混乱不堪，这是和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不相容的。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有个人的私利，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意图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既然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系以全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中国在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人民正在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
俄罗斯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再国有化，二是建立合理的计划经济或新型的计划经济。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当然，并不是简单恢复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确有缺点，应加以改革，而不应抛弃，关键是制订计划要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许多教训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识破骗子。这是最困难的，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是因为他不易被人的直觉所识破，如果轻易被识破了，他就不成为骗子了，因此，工作中暴露出缺点或错误，不一定是骗子；工作中小心谨慎，不一定不是骗子，但骗子总是在适当时候大胆暴露真面目的，迟早会给人识破的，不然他就成不了骗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资本主义化，人民就不会跟他们走。所以，他们用“转型”这个词句把他们要达到的目的隐蔽起来，向那里“转”？这是不能公开的，只能说向市场经济转，但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对称的概念，不敢公开说明向资本主义转。因而，只说眼前利益，不讲长远利益，只讲局部利益，不讲全局利益，只讲第一步，不讲第二步，每走一步，他们只告诉你这一步要干什么，而不说下一步要干什么，更不说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绝不能搞私有化。中国修正主义者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宝典”，把国有企业卖掉，将大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再将股份公司卖给私人。据说企业卖掉产权就明晰了，企业领导人就会关心企业的利益，企业就可以盈利了。但现实情况却和这类专家们开了一个玩笑。事实上上市公司几乎都有是做假帐和实际上是“亏损”的。下面仅以几个有代表性的大集团公司的情况为例：

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亏损榜：


公司名称     亏损额（亿）      所在城市　　　　　  

深中华          22　       深圳
吉林化工　　　　18　　　　　　   吉林   
深石化　　　　　15　　　　　　    深圳   
科龙电器　　　　15　　　　　　   顺德   
莱英达　　　　　10　　　　　　   深圳   
万家乐　　　　　 9　　　　　　   顺德   
深康佳           7　       深圳

按照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应该是计划经济保留最多的地方腐败最严重，离计划经济越远的地方企业负担最轻，效益最好。然而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全国企业效益最好一族的上市公司，其中效益最差的居然来自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和改革的最前沿—顺德，深圳是从建特区开始就和计划经济脱钩的，直到现在都是全国经济最自由的地方，然而包办了全国上市公司亏损前7名的一半以上名额。顺德从80年代就是全国地方改革的榜样，在拥有全国最多上市公司（3家，还有美的）的县级市美誉的同时，也拥有“亏损全国第一”的美誉，3家上市公司两家亏损进入全国前6名，另一家业绩倒退。然而，就是在那家亏损15亿多，加上去年亏损8亿多的科龙电器，公司总裁的年薪居然以百万美元计算，位居全国第一，当地镇长也眼红，下海做了科龙董事长，而这和计划经济有何关系？
   目前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势力越大，社会主义的前途越渺茫。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所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同志”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今日之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结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却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的高级官员，他们利用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归结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你们有什么有好办法保证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呢？这些俄罗斯学者不仅持有系统的理性分析，而且还满怀着对昔日的留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感情上的因素，遵照他们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现状分析

改革没有先进理论作指导，一开始就是骗局，其要害是不说明改革的理论、动力、前途、目标、方向、策略。推行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一切“跟着感觉走”，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矛头首先指向计划经济中的某些不完善的缺点，如重复建设，一些企业领导从本位主义出发，争设备，生产和流通中出现盲目性以及官僚主义等，作为突破口。对这些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克服并且正在克服的东西，大造舆论，夸大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存在问题，毫无根据地吹嘘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合理配置资源等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就是一些思想懒汉，他们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被推翻正是因为不能合理配置资源，计划经济是最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的。至于有重复建设，争设备、盲目建设等造成资源浪费，正是要在改革中必须通过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树立全国一盘旗的思想加以克服的。修正主义者绕过计划经济，直接提出搞市场经济的口号。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搞私有制，他们当时不敢直接提出搞私有制，绕个弯先搞股份制，通过造假帐，虚估资产，并购国有企业。然后高值上市，鼓吹什么一股就灵，把国有企业向私有化推进。提出“抓大放小”，实际上大的可以分割成几个中小企业一起放。口头讲主要是对效益低的企业进行改革，后来提出所谓靓女先嫁，再到0转让、负值转让等。一把双刃刀直指国有企业。为了搞垮国有企业，编造出一套所谓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经营者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企业经营者不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低，只有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私营企业，把经营者的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的神话。这是公开扯起私有化的大旗，为复辟资本主义找借口。其实，和财产占有方式和经营好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国有企业也有盈利的，私营企业也有亏损的，正如许多人投资购买股票，这里不仅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完全是私人的事情，都很关心股票价格，都希望盈利。但股票市场却不认账，股票价格却一直下跌，并不因为是私人投资和私人关心股市，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就可以盈利。一样的道理，事实上，国有企业由于是公有制，不仅企业领导人关心企业效益，所有职工都是企业的主人，人人都在关心企业经济效益。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权和所有权本来就是分开的，资本主义企业也一样，出资者不一定经营企业，经营者不一定是出资者，经理也是雇员。没有那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不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但这只是主观愿望，而市场状况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把贪污腐败看作是国有企业的特产、是公有制造成的话，那是不公正的。私有制在中国、在世界上实行了几千年，无论古今中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一个朝代不腐败。满清政府不腐败、国民党不腐败、资本家不腐败、资本主义国家官员不贪污腐败？恰恰相反，全国解放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是世界上举世公认的最廉洁，最公平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民政府。无论是贞观之治、开元天宝、康乾盛世，都不能和这个政府相比。无可否认，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中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败，但这正是因为公有制受到侵害的结果，正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附产品。正是因为信仰受到威胁，党风遭到破坏，干部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腐败和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改革现行的干部制度，不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继续搞特权化、公务员制、终身制，任命制，一言堂，继续搞私有化，什么措施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把国有企业出卖或送给私人，化公为私，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是鼓励贪污和腐败的措施，不贪污靠工资收入的厂长、经理那里有巨额的资金去收购国有企业，不受贿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将属下的国有企业廉价或相送给私人？显然，把国有企业推回到经营者就是所有者的小生产私人作坊的企业制度去，不仅仅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曲解，而且是开历史的倒车。
指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高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据1955年公布的数字来看，国营现代化企业同私营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30倍之多，国营现代化工企业每人年均产值二万到三万元，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仟元，百人以上合作社是二仟元，小型合作社是一仟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12页）事实上指责国有经济一定要亏损是没有根据的。
一、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手中接过的只是经过长期战火摧残后剩下一堆破烂的“工业残渣”，国库和大部分工业设备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基本上没有国有经济，由于没收了官僚主义的资本，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值的34.2%，到开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2年已经进一步增加到52.8%。这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工业经济中，不仅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已经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只占到43.1%，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26.7%。公有制经济还远没有居于主体地位。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固定资产240亿元，而1998年己发展到约8万亿元。这是白手起家，仅凭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双手干出来的，如果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这8万亿元是从那里掉下来的？
二、改制以来公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由于实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对非公有制经济一直采取减免税收、鼓励、扶持等优惠措施，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出售”和对大型企业实施公司、股份化改制，使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企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据对2004年底经济普查，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19.2万个，比1996年216万个减少196.8万个，下降91.1%；比2001年36.9万个减少17.7万个，下降48.2%；仅占二、三产业企业法人数的5.5%，集体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45.6万个，比1996年501万个减少455.4万个，下降90.9%；比2001年85.6万个减少40万个，下降46.9%，仅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0.5%；而私营企业法人数达198.2万个，比1996年82万个增加116.2万个，增长1.42倍；比2001年增加65.9万个，增长49.7%，占企业法人总数的61%，外商企业法人数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私企和外企注册资本8万亿元（其中私人资本5.1万亿元）加上第一产业中农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和股市中大股民的资产，超过公有制企业资本10.1万亿元。   
据透露，国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额资产流失，穷庙富方丈是社会共识。80年代每年流失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亿元，21世纪每年至少流失1500亿元以上，2004年仅中央181家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按此推算，27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人均达1万元以上。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国资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地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
   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到2003年底已改制3430家，改制面达81.2%，到2004年4月，已有3377家关闭破产，占企业总数的近80%；核销资产2238亿元，下岗失业职工达620多万人。国资委主管的大型骨干企业509家，改制面达79.4%，2004年转让国有企业产权3599家。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196家，到2006年底只剩下161家，减少35家。计划在最近二年内只保留80-100家。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国有产权转让存在着：自卖自买、暗箱操作、实行零收购和低价收购、资产评估不实、虚增成本及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独占、私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和职工权益等严重问题。后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至今未查处一宗违规案件，也未惩处一个始作俑者。仅国有工业企业数2005年比1994年就减少了90523个，国有工业职工人数2005年比1992年减少3480.6万人，其中制造业工人减少2927万人。
   到2006年中国、建设和工商三大商行都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化改制。辽宁、北京等省推出上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国内外私营公司拍卖。国企改制仍在大规模进行，国有资产仍在大量流失。
   从就业结构来看，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99.86%下降到2005年16.2%，下降8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0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由1978年仅占0.04%猛升到2005年83.8%，总人数高达63553万人，上升83.8个百分点。在农业，由原100%为集体农业，经过“包干到户”后变为97%为家庭经济（2005年家庭经营务农人数在28841万人），坚持村集体为3%，约有892万人（像华西、韩村河、刘庄、南街村等。）乡镇企业，由原100%为集体经济，到2005年，在总人数14272万人中，按2002年集体人数占28.6%推算，为4082万人；私营企业人数占26.4%，为3768万人；个体企业人数占45%，人数为6422万人。即坚持集体的人数占28.6%，个体私营人数占71.4%。在城镇，公有经济单位人数减少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到2005年为6488万人，比1978年减少963万人，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下降42.4%；占全国和城镇就业比重由1978年分别占18.6%和78.3%，下降到2005年的8.6%和23.7%，降低10.0和54.6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就业人数2005年为810万人，比1978年减少1238万人，比1991年减少2818万人，下降77.7%；占城镇就业比重由1978年21.5%下降到2005年2.9%，降低18.6个百分点。截至2005年底，城镇公有制单位人数仅剩下7298万人，比最高时（国企与1995年比较，集体与1991年比）减少7591万人。从上述就业结构变化看，也反映出公有经济单位职工减少、下岗，而私有经济人数增加、比重大幅度上升。
   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前已经绝迹，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却迅猛发展。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9.56万户发展到2005年430.1万户，比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和1952年14.59万户增长33.9倍和28.5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21.4万个增到2005年1109.9万个，比1949年的16万个和1952年81万个增长68.4倍和12.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164万人增到2005年5824.1万人，比1949年的296万人和1952年367万人增长18.7倍和14.9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84.5亿元增到2004年经济普查数51000亿元，比1949年的14.4亿元和1952年21.9亿元增长3540.7倍和2327.8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97.4亿元增到2005年47778.2亿元，比1949年68.3亿元和1952年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698.5倍和453.2倍。
   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把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当今中国私营企业比对私改造前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和上千倍。只是修正主义者才闭着眼睛说：中国不存在资本家阶级。
   而且当今中国还存在对公有制企业改制后成为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截至2005年底批准的“三资”企业已达55.46万个，2005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企业26万户，注册资本8120亿美元（合66516.6亿元），其中外商出资6319亿美元（合51763.4亿元），外方控股占77.8%，即整个“三资”企业是外商控股控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农村还存在承包大户和私营农场。这都构成了当今中国新的有产阶级。
   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90.5%下降到1998年20.7%，降低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97.9%下降到1998年37.2%，降低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5年，国有、集体、股合、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4387.3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6.5%（其中国有占2.1%，集体联营占3.1%和股合制占1.3%），而非公有制商业却占93.5%（其中私营股份公司销售收入7821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11.6%，私营企业销售收入16285.9亿元，占24%。外商企业销售收入7325.5亿元，占10.9%）。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的销售额高达31357.1亿元，占全国零售额46.7%。也就是说，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占100%下降到1999年37.5%，下降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制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降低50.0个百分点，不包括控股部分占19.8%；下降57.8个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1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进行股份制或股合制改造，改制后的股合制企业私人占股62.1%，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到2004年为10586.4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下降到4.6%。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7022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1.6%，不包括控股部分为34002亿元（为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之和），下降到仅占15.3%。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6.2%，不含国有控股部分，只占19.9%。而非公有制工业从不占比重到占45.5%和2004年占63.8%或80.1%（含国有控股部分），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0.8亿元猛增到1999年22928亿元和2004年经济普查统计在私营经济中（个体经济改为私营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04%上升到12.1%。私营工业创产值由1989年97.4亿元增到1999年7688亿元和2004年49705.2亿元，及2005年47778.2亿元（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占比重由0.5%上升到1999年占6.1%和2004年22.4%及2005年17.8%（规模以上数）。已由私人操纵的股份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99年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57744.4亿元，占比重由10.9%上升到26%；外企工业由1980年创产值0.3亿元，增到1990年526亿元，1999年18954.2亿元和2004年67137.8亿元，及2005年79860.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0年2.2%上升到1999年15%和2004年30.2%。此外，2004年还有私人控股占62.1的股合制和私人占股48.4%的联营企业，创产值356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6%。
    据《人民日报》2005年2月28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在非公有经济兴旺发达的同时，公有制工业经济衰退没落还表现在工业企业户数和人数上，全部国有工业户数，2005年只剩下27477户（含控股企业），比1978年83700户减少56223户，比1995年118000户减少90523户，下降76.7%；2005年国有工业职工人数1040.4万人，比1978年3139万人数减少2098.6万人，比1992年4521万人减少3480.6万人，下降77%。城镇集体工业人数由1978年1215万人增到1991年1898万人，再减到2005年243.8万人，2005年分别比1978年和1991年减少971.2万人和1654.2万，下降87.2%。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来看，据计算，在1999年国有及控股企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占56.2%下降到36.15%，集体经济从42.9%下降到11.5%；非公有制经济从0.9%上升到52.4%，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从0.9%上升到40.2%，1999年外资经济占7.6%；私人股份经济占4.5%。另据拉美社北京2002年10月14日电，到2001年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已下降到37%，其中国有经济已下降到23%，非公有制经济已上升到占63%，私营及股份制经济占40%，外资经济占17%，个体经济占6%。
   另据测算，2003年GDP中国有、集体和非公有经济比重分别为33%、15%和52%。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文说，国有、个私、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文件中说，私营个体已占GDP1/3以上。外资已占中国GDP的近1/3。据经合组织2005年9月16日发布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推出到2003年，私营部门的增加值已占非农产业的57%，中国私营和外资的增加值已占GDP的2/3以上。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
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将民营经济中去掉集体部分，加上国有控股中私有部分，推算截至2005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61%，而公有制经济则下降到仅占39%，只起补充作用。
   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马立诚在《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中介绍说，非公有经济已创造中国70%以上的GDP。以上数据说明，公有制经济在走下坡路，而非公有制经济无论在户数、人数和产值方面，都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三、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迅速拉开。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迅速拉开。城乡差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比较，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为405元：138元；到2005年分别为9393元：2531元。以2005年与1978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193.5%扩大到271.1%，扩大了1.4倍；城乡绝对差由267元增到6892元，扩大了25.7倍。
   再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较，在1978年二者之比是：343.4：133.6，到2005年二者之比为10493：3254.9。将2005年与1978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157%扩大到222.4%，扩大了1.42倍；绝对差由209.8元扩大到7238元，扩大了34.5倍。
   按城镇最高收入与农村最低收入相比较，城乡差别更大。1990年上海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与甘肃农村居民最低收入之比为2050：431，到2005年上海与贵州之比为18645：1877元。2005年与1990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1990年375.6%扩大到2005年893.3%，扩大了2.39倍；城乡绝对差由1990年1619元扩大到2005年16768元，扩大了10.36倍。从同一地区城乡差别来看，1990年云南城乡居民收入为1367：541，城乡之比为2.53：1（以农村为1），到2005年云南城乡居民收入为9265.9：2041.8（元），城乡之比为4.54：1，15年城乡差别扩大了2.31倍。西藏2003年城乡之比为5.18：1。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仍达3.54倍。即使先富起来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粤北地区人均GDP2004年也相差4.34倍（5200：973美元）。以上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额扩大的情况，即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所缩小，但随后又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占全国总人口82%的乡村人口，人均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38.9%上升到1985年占53.8%再下降到2005年31.0%，比1985年降低22.8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67.6%下降到2005年33.8%（包括县城）。降低33.8个百分点。国际一般情况，在人均GDP800-1000美元阶段，城镇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1.7倍，而中国却由1978年的1.57倍扩大到2005年的2.56倍，高于国际一般水平的0.86倍。
   再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看，从1985年起呈逐年扩大之趋势。1985年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收入之比为1384：483和438；1990年，三者的收入是2676：860和783；到2005年三者的收入是28773.1：3134.9和2495.8。将2005年高、低、困难户收入与1985年相比较，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收入相比较，相对差由187%扩大到817.8%，扩大了4.37倍；绝对差额由901元扩大到25638.2元，差距扩大了28.5倍；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收入相比较，相对差由216%扩大到1052.9%，扩大了28.5倍；绝对差额由946元扩大到26177.3元，扩大了27.78倍。从地区城镇居民最高与最低收入来看，1980年上海与贵州相比为560元：316元，到2005年上海与新疆相比为18645元：7990.2元，相对差由77.2%扩大到133.3%，扩大了1.73倍；绝对差额由244元扩大到10654.8元，扩大了42.7倍。2003年深圳市人均GDP高达23177美元，为同年青海省西宁市854美元的27.1倍。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内，在职与离退休之间，同一级别在地区间，在不同的单位，每月高低收入差距在3000到10000元以上；企业经管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在20倍以上。
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较，1997年20%最高收入户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9年为3.4倍，2000年再扩大到3.6倍。另据《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第47页，按五等分划分，2001年20%最低农户年收入只有308.7元，而20%最高农户人均收入高达31632.8元，高低相差101.5倍。2005年高低20%平均年收入为7747：1067元，相对差为6.26倍，绝对差为6680元，相对差比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大。从绝对差来看，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比，1978年上海与甘肃相比为281元：101元，到2005年上海与贵州相比为8247.8元：1877元，农民收入高低相比，相对差从178.2%扩大到339.4%，扩大了1.9倍，绝对差额从180元扩大到6370.8元，扩大了35.4倍。
从贫富差距来看，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差距允许警戒区内，0.4-0.5为差距过大，0.5以上为差距极端不合理，会造成社会动乱。据有人测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9年0.16上升1995年0.389，再上升到2000年0.417，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01年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胡鞍钢等人提出目前基尼系数已高达0.50，并被世行确认，按国际标准已属绝对不平均，并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为0.45或0.50，都超出了0.4这个警戒线，属于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0.34和世界平均0.4的水平，超过日本0.28，印度0.33和美国0.42的水平，与拉丁美洲0.49和黑非洲0.47，同属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
    据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仅储蓄存款一项1999年底达59622亿元，整个金融资产在7万多亿元以上）60.4%，其中1.3%的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千万元以上，据报道，仅深圳市储蓄存款在亿元以上就达24人）；而占43.73%的最贫穷的家庭（每户拥有5000元以下）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的359倍。这个差距超过美国。据美联储对美国家庭收入调查，近5年来（1997-2001年），美国10%最富有家庭拥有的净资产（扣除债务）增长69%。平均每户资产达83.36万美元，而20%最穷的家庭净资产只增加20%，平均每户仅有7900美元，贫富家庭净资产相差104.5倍，中国贫富家庭资产相差倍数大于美国254.5倍。按五等法划分，最高的20%的家庭，平均拥有金融资产146615元，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55.4%；而最低的20%的家庭，平均只拥有金融资产4298元，仅占全部金融资产1.5%。高低相差33.1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相差53.9个百分点。
    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已超过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丁美洲的10%的富户占有50%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另据权威部门消息，1997年中国最穷的20%的家庭户仅占全部收入4.7%，而最富的20%的家庭户却占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收入差距也超过美国。据美《商业周刊》1994年报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4.4%，中国穷户仅比它多占0.3个百分点；最富的20%家庭拥有全部收入44.6%，中国最富户比它要多占5.6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毫不逊色。
   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于2002年5-7月对8个省市大中小城市的抽样调查，10%最低收入家庭仅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家庭却占有45%。在8亿多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存款大户拥有80%的存款，或15%的储蓄大户拥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按2002年总储蓄8.69万亿元测算，15%的储户拥有4.345万亿元的存款。
   据联合国开发署统计，除确认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外，还提出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仅占总收入和总消费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总收入和消费的50%。（《北京参考》2005年10月17日）再次证实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
    据媒体和互联网消息，中国最富有的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2900多高干子弟掌握了2万多亿元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还存在上百万与外国、外商勾结、算计国家；靠外商控制企业、行业、产业；按照外国老板的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中国，左右中国的政策和决策；靠出卖情报、机密获取外国的津贴、好处费；损害国家利益，而拿咨询费、课题费等买办阶级，《瞭望周刊》2006年第41期就指出存在这样一个买办阶级。
    据媒体报道，1993年中国有百万富翁500个，1994年有5000个，1995年有100万个，1996年以后有300万个，到1999年拥有百万以上资产的约有500多万个，其中亿万富翁有1000个以上。上述估计是有事实依据的。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4年公布出有名有姓的大陆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17人。2000年11月《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国有50名私企主榜上有名。资产在4200万美元――25亿美元，即合3.5亿－207亿元人民币。
   《新财富》2003年4月号首次推出2002年内地400名富豪，资产在61.1-2亿元以上，总资产在3031亿元，平均每个富豪资产在7.6亿元。
   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2006年10月初，美林及凯捷发布《亚太区财富报告》：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富豪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比2002年增加11万个，约占亚太地区富翁总数的13.5%，其中资产超3千万美元的超级富翁占亚太地区总数的29.1%，即接近1/3，32万户富豪总资产15900亿美元（合13.0248万亿人民币），比2003年9690亿美元增加6210亿美元；总资产相当于2005年全国GDP的22350亿美元的71.1%。32万户富豪平均户资产达500万美元（合4095.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3.4倍，相当于同年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2583.6倍。
   《福布斯》发布2004年中国200名富豪榜，首富为荣智健，资本为14.9亿美元，（合123亿元），最末一位（第200位）资产达0.79亿美元，合6.54亿元，即200名私企主全部是亿万富翁。200名富豪中准资产为1.41亿美元（合11.67亿元）。2005年内地富豪榜，由第200名增到400名，都是亿万富翁。其中前100名拥有的总财富从上年290亿美元上升到410亿美元（合3393.6亿元），增长41.3%，其中前50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中国现有6个贫困省5千万农民年纯收入的总和；前300名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2年的纯收入。前200名富豪平均资产达1.24亿美元（合102635万元），相当于2005年全国人均GDP14040元的72348.3倍，比上年200名平均资产0.8亿美元增长55%。
   胡润从1999年开始排出内地百富榜，2004年排列顺序与《福布斯》略有不同。胡润百富榜榜首是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资产105亿元，而他在上年只有18亿元，一年新增87亿元，第二名陈天桥资产从40亿元上升到88亿元，一年新增财富44亿元。最末名（第100位）财富：1999年为0.5亿元，2000年3.5亿元，2001年5亿元，2002年7亿元，2003年9亿元，2004年高达12.5亿元。2005年也扩容为400名，最低门槛降为5亿元，即400名全是拥有5亿元以上的亿万富翁。财富超100亿元的由上年1人增到5人。
   据2006年4月出版《新财富》评选出内地500名富豪榜，其中名列前十位富豪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4年前以40万美元加技术入股，至今（2006年3月底）已拥有财富203亿元居富豪榜榜首，玖龙纸业张菌夫妇以194.6亿元列第2名；以1000元起家的国美电器老总黄光裕以148.3亿元列第三名，广州合生创展、珠江投资老总朱孟依以147.8亿元列第4名，北京“网易”主办人丁磊以136.3亿元列第6名，中信泰老板荣智健以99.3亿元列第7名，恒大实业老板许永印以72亿元列第8位，上海房地产大王许荣茂以69.6亿元列第9位，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以67亿元列第10名。
   胡润于2006年9月发布内地2006年500名富豪榜，《福布斯》于11月2日发布内地400名富豪榜。两榜入选门槛都从上年5亿元提高到8亿元。胡润富豪榜首是破烂王张菌，资产270亿元，第二名是黄光裕资产为200亿元，而《福布斯》富豪榜首是黄光裕，资产为180.9亿元。黄光裕资产比上年增加75.9-95亿元。黄光裕不仅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零售商业的巨霸，而且还成为北京中关村地产主人。中国富豪在近年来以年增1倍-5倍的速度增长财富，是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
   此外，仅规模以上的工业私有股份制企业，到2005年有130491家（超过国有及控股企业总数27477个），拥有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资产0.8787亿元。另据对中国股市调查，在2000年5500万个股民中，大股民有35.67万户，按沪市大股民占市价总值10.67%推算，大股民约拥有5131.3亿元的金融资产（48090.9×10.67%＝5131.3亿元），平均每个大股民拥有143.9万元。1999年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注册资本3439亿元，其中不乏百万资产的富翁；农村大包干后农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2005年已达7155.6亿元，比1985年的792.5亿元增长8倍多，其中也有百万资产以上的富翁；据报刊透露，在农村和集市还有约1000亿元以上的民间借贷资本。据对乡镇企业进行股合制改造后的1999年统计，私人占股66.3%（其中股份制企业私人占股66.8%，股合制占66.1%），拥有私人资本金1495亿元，平均每户拥有资产75.56万元，还不包括原来已经是私营、个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表现在私人（包括法人、个体、外商）占乡镇企业生产的增加值的比重，由1999年占60.2%上升到2000年占70%。
    据2004年经济普查，在二、三产业中有股合制企业法人单位数10.7万户，私人占股62.1%，集体占股24.9%，国有资本占股12.1%，外商占股0.9%。因此就整个股合制来看，它是私人控股的私有经济。
   除此以外，还有像于志安、周北方等人那样的部分大中型国企“老总”，靠转移国有资产，“分社会主义蛋糕”而实现私人资本积累，或趁国企拍卖和“股份化”之机，摇身一变成为私企老板；还有像成克杰、胡长青、慕绥新、王怀忠、王雪冰、张恩照、陈良宇等贪官污吏，利用权钱交换，收受贿赂而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的。此外，还有名人、名家通过合法手段成为富翁的。
   据报道，北京市上市公司董事长持股市值2002年在9600元至50.9万元，平安保险公司懂事长马明哲年薪461800000元，原深圳市副市长武捷思调任广东省粤海集团担任董事长，把粤海卖给外商，自己留任担总经理，年薪500万。媒体报道，招行行长2005年年薪267.85万元，2006年预计将达800万元，仅一年持股和年薪就成为几十万、百万的富翁比比皆是。据香港《明报》2003年3月10日报道，北京颐和园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以来，媒体报道，昆明一盒月饼31万元，一部手机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上海紫园一套住房高达1.3亿元。2006年上海“汤臣一品”豪宅一套高达1.4亿元。北京一富豪夫妻俩闹离婚，暴出有47套住房、47辆轿车和9家公司的家产。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赌钱，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媒体报道，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茂大厦举行一场超“百万元婚礼”。真可谓中国的富翁已经富得流油，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
    在中国百万、亿万富翁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贫困阶层。主要有以下7种人：（1）长期失业者，一般每月发50-100元生活补贴，许多内地不发失业费。（2）下岗无业人员，一般每人每月发80-320元生活费，不少城市未按最低生活费标准发放，有的以“自谋职业”推向社会不管。（3）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因有病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及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一般按每月每人发放60-230元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村“五保户”原由集体保证供应，大包干后，开始由每户轮流供应，现内地不少贫困村无人照顾，任其“自生自灭”。（4）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一些最贫困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5）早年退休人员。内地不少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6）停产、半停产国有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补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7）多子女家庭和重灾重病户家庭等。据民政部统计，2003年上半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增到2182.7万人，1-6月累计支出“低保”资金71.04亿元。每人每月平均补助金额，最高的北京市231元，最低的河北省仅发35元（河南2004年5月人均每月50.4元，甘肃人均最高78元）。全国平均每人每月仅有55元，每人每天1.77元，仅合每天0.22美元，大大低于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据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3月18日答记者问时说，目前按625元脱贫线划分，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2003年统计数字为2900万）。如果把标准再提高200元（年收入达825元），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另据社保部消息，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为3000万，低收入人口为6000万左右，约占农村总人口10%。联合国划定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线。中国在2004年以前，农村居民人均每天生活费都不足1美元，应属贫困人口。如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936.4元，按8.2768元兑1美元汇率测算合354.8美元，每人每天只有0.97美元，不足1美元。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4.9元，按当年平均汇价8.1917元/1美元测算，合397.3美元，每人每天收入合1.089美元，总体上已脱离贫困线。但2005年按5等份划分农村居民收入，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测算，中等收入户以下都不足每天有1美元。其中低收入户年收入1067元，每天收入仅为0.357美元，低消费透支481元；中低收入户年纯收入2018元，每天收入为0.675美元，中等户年收入2851元，每天收入为0.954美元。上述低等、中低等和中等收入户占农村总人口60%，按此测算，农村有贫困人口1.7-4.5亿人。官方统计，按年收入683元（仅合每天人均收入0.228美元），农村仅有贫困人口2365万人。
    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05年报告中提出，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城市包括失业、下岗和退休仍需救济的贫困人口在3200-5000万人左右。占城市10%的低收入户和5%的困难户，在2004年以前都达不到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但2005年，低收入户勉强达到，但困难户仍然达不到。占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3134.9元，折合美元每天为1.048美元收入，刚刚达到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占城市总人口5%的困难户年收入2495.8元，折合美元每天仅有0.83美元收入；应属贫困人口。按2005年城镇总人口56212万人推算，困难户人口为2810.6万人。这是中国截至2005年在城镇新近涌现出的贫困人口。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1985年239万增到2005年835万人，登记失业率从1990年2.5%上升到2005年4.2%。200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6488万人，比1997年减少4556万人，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其中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比1995年减少4723万人，国有工业职工人数减少3480.6万人，其中制造业工人到2005年减少2927万人。制造业工人下岗失业沦为城镇贫困阶层。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2004年就达3000多万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再就业1900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1100万人，待业率达36.6%。人们共认，一旦失业或下岗就立刻跌入贫困阶层。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离退休及退职人数从1985年1637万人猛增到2005年5088万人，其中企业达到3842万人，虽然近几年提高了退休养老金，但内地不少企业特别是转制改制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不能按时按量发放，几乎多数企业老职工医疗费不能报销，生活十分窘迫。
    民政部到2003年底，确定符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条件的人口就达930万户、2241万人（按大中小城市划分低保线在78-319元/人&#8226;月）。具体分布情况是：特困职工959万人（在职职工197万，下岗职工205万，离岗职工460万，退休职工97万）；失业人员349万；职工家庭及其他人员659万：“三无”对象86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及其职工家庭总人数1632万人，占低保线总人数75.6%，加上在岗和退休职工高达87.8%。2005年底城市低保户数994.6万户，人口2334.1万人。总体上看，中国低保线低于联合国提出的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线。将城乡相加（农村按1.7-4.5亿人计算），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约在1.98-4.7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5.1-36.6%左右。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2001年调查测算，日均低于1国际元（相当于2000年美元兑欧元的比值）的贫困率（指日均1国际元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按2001年总人口127627万人推算，贫困人口是21186万人；按日均低于2国际元的贫困率为46.7%，按总人口推算，有贫困人口56902万人。（《2005国际统计年鉴》第211页）
   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10月发布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的蓝皮书介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约占总人口1/10。即使全国最富的上海市，低保人数也由2001年的33.85万人增到2004年的44.1万人（占总人口4.43%），增长30.3%。即使人均收入每人每天达到1美元以上的低收入家庭，在大中城市生活仍然很艰难。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2006年1-9月，20%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7304元（每月812元，全年9744元，按11月　1美元＝7.8元汇率测算，每人每天有3.38美元收入，比国际贫困线高出2倍多），人均消费支出6837.9元，收入减去支出仅剩下1.4元，生活压力很大。20%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为37.4%，高出全市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而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为31.6%，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其中支付医疗保障费819.6元，人均教育费支出684.6元，占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全市平均水平。由此说，即使人均每天收入达到3美元以上，在北京生活仍然很艰难，更不用说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就更加困苦了。那种经济发展了，贫困人口就消亡的理念在私有化市场经济社会里是不能成立的。
四，改制以来，国有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1997年，全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由1978年的42.1亿元增加到831亿元，增加18.8倍；盈利企业的利润总额则由1978年的509亿元减少到1997年的428亿元，减少16％。这428亿元的利润，按当年汇率折算，仅相当于51.6亿美元，仅占当年引进外资644.1亿美元的8％。1997年，在3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25个行业全行业亏损，占66％。除大型企业利润总额达631.9亿元外，中小企业总算账都是亏损的，中型企业亏损103.3亿元，小型企业亏损100.8亿元。
五，公有经济比重缩小，非公有经济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9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发生了变化，公有制经济增长7倍，非公有制经济增长117倍，从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96.2％下降到63％；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3.8％上升到37％。同一时期，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从62.3％下降到44％，集体经济比重从33.9％下降到19％；在非公有制经济中，个体经济比重从1.4％上升到6％，私营经济比重从0.8％上升14％，外资经济比重从1.6％上升到17％。
从比重变化的速度来看，这14年间，公有制经济比重平均每年下降2.37个百分点，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37个百分点。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快于集体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外资经济比重的上升快于私营，私营快于个体。
1985年到1999年各种所有制经济注册资本比重如下：1985年：公有制：96.2%，其中国有经济：62.3%；集体经济：33.9%；非公有制：3.8%；其中：个体经济：1.4%；私营经济：0.8%；外资经济：1.6%：1990年：公有制：90.4%；其中国有经济：61.4%；集体所有制：29.0%；非公有制：9.6%；其中：个体经济：1.6%；私营经济：2.7%；外资经济：5.3%；1995年：公有制：73.2%：其中：国有经济：46.5%；集体所有制：26.75%；非公有经济：26.8%；其中：个体经济：2.4%；私营经济：8.2%；外资经济：16.2%；1999年：公有经济：63.0%；其中：国有经济44.0%；集体所有制：19.0%：非公有经济：37.0%；其中：个体经济6.0%；私营经济14.0%；外资经济17.0%。
1985年至1999年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增减％：14年公有经济减33.2%；每年平均减2.37%；其中：国有经济14年减18.3%；每年平均减1.31%；集体所有制：14年减14.9%；每年平均减1.06%；非公有经济14年增：33.2%；每年平均增长2.37%；其中：个体经济增长4.6%；每年平均增长0.33%；私营经济增长：13.2%；平均每年增长0.94%；外资经济增长15.4%；平均每年增长1.10%。
1999年，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2％，其中国有经济为40％，集体经济为22％；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38％。
分产业来看：工业是总资产最多的生产部门（占注册资本的45％），然而其中公有制所占比重最低。1985年到1999年，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从99.2％下降到58％；非公有制资产则从0.8％上升到41.3 ％。
在资产比重、从业人员、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一半或一半以上：
资产比重看1985年、1999年工业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1985年公有制资产99.2%：其中：国有经济74.6%；集体经济24.6%；非公有制0.8%；其中：个体经济0.4%；私营经济0.1%；外资经济0.3%；1999年公有制资产58.0%；其中；国有经济：37.0%；集体所有制21.0%；非公有经济：41.3%；其中：个体经济7.4%；私营经济15.9%；外资经济18.0%；其他0.7%。
从业人员：1985年：公有经济91.1%；其中国有经济41.1%；集体经济50.0%；非公有经济8.9%；其中：个体经济8.7%；私营经济0.1%；外资经济01%；1999年：公有经济：52.8%；其中：国有经济22.3%；集体经济30.5%；非公有经济：46.2%：其中：个体经济22.4%；私营经济16.0%；外资经济7.8%；其他1.0%。
工业总产值：1985年公有经济97.0%；其中国有经济64.9%；集体经济32.1%；非公有经济：3.0%；其中：个体经济1.8%；私营经济0.4%；外资经济0.8%；其他0.8%；1999年：公有经济53.5%；其中：国有经济24.4%；集体经济29.1%；非公有经济45.8%；其中：个体经济18.2%；私营经济16.3%；外资经济11.3%；其他0.7%。
以上事实说明公有制中，工业特别是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幅度最大。在农业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为61％，其中国有经济为35％，集体经济为26％；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39％，主要是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商开办的农场、农副产品加工，以及投资承包荒山、荒地搞种养殖业。
国内外贸易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3％，非公有制经济为37％，其中私营经济为27％，个体经济为6％，外资经济为4％。
建筑业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77％，其中国有经济为47％，集体经济为30％；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23％。
运输与邮电业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76％，其中国有经济为66％、集体经济为10％；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24％。这是由于铁路、航空、远洋运输以及国内长途的水上运输基本上由国有企业经营。在短途客货运输中，私营和个体经济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起重要作用，其比重占14％左右。
1999年，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7％，其中国有经济占55％、集体经济占12％；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33％。
总的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将被取消。1979年至199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6％，其中第一产业年增长4.9％；第二产业年增长11.5％（工业增长11.7％），第三产业年增长10.4％，上述情况说明公有制迅速下滑，非公有制急剧膨胀。
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允许并鼓励多种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并不是要削足适履或割肉补疮。废除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拍卖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取消革命传统，培育腐败，削弱现有的公有经济去恢复私有制，重复俄罗斯走过的老路。我国现在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在总体上已经逼近甚至降到50%以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己经彻底动摇。
六、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总资产和总产值的比重不断缩小。1992年底，国有企业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是：工业占48％，商业占30％。到2000年工业已降到25％，低于建国初期1950年的水平；商业中降到10％。有人提出，经济的比重应按总资产计算，现在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仍有7万多亿元，占有社会总资产2／3，提供的产品只占全社会产品的1／3。但是，不能忘记国有企业的总负债情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5年，国有企业的总负债是总资产的66％。据近年公布的数字，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一般占总资产的80％。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国有资产大约1万4000多亿元。总负债约5万6000多亿元，假定全部由银行贷出（企业之间互相贷款利息还要高）每年按10%的利息计算，仅利息一项每年就要上缴银行5600多亿元的。目前，国有资产还在不断被拍卖，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在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还在下降。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以此相适应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也在下降，1997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9027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5.5％，比1952年的41.5％下降16个百分点，比1978年的80.8％下降55.3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继续下降，社会主义经基础必将动摇。
七、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比较好的。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除3家中国企业外，其它“497强”都是资本主义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是341878亿美元，而总营业额为114535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33.5％，实际营业额并不高。“500强”的总利润为4520亿美元，是总资产的1.32％，总营业额的3.9％，经济效益也是较低的。“500强”中有46家亏损，亏损面为9.2％。1998年，“世界500强”的总资产为389893亿美元，总营业额为114634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29.4％。也就是说，100万元资本，只做了29万多元生意。利润总额为4403亿美元，是总营业额的3.84%，是总资产的1.129％，只有我国银行存款利率的一半。1998年的“世界500强”中，有65家亏损，亏损面为15％。1998年的“世界500强”中，有6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全都盈利。说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大型企业盈利，中小型企业亏损也证明计划经济是有生命力的。
八、改制以来国有企业亏损十分严重，为什么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亏损，改制以后反而出现大面积亏损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由于计划功能的弱化，导致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史较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几百年。我国又是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靠外国支持，更不可能侵略别国来搞原始积累，而国力又有限，发展经济只能靠自力更生和内部积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国家、民族最需要的项目上，才能用超常速度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改制以后，由于计划功能弱化，追逐利润，把大量资金用在低水平的建设、重复建设方面。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对900多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普查，有一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像家用洗衣机、内燃机、金属切割机床、汽车、复印机、彩电、录像机、微波炉、空调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一半以下，许多厂房、写字楼空无一人，租售不出去。
2、改制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改革不完全是建设，改革首先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过去不破坏私有和市场经济，就立不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现在同样不破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破坏国有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指责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私营企业经济效益高，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企业赖于生存的条件被破坏，都是不可能盈利的。正如全国解放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生产、流通和消费都受到约束，即原材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渠道由国家计划控制了，私营企业要盈利就很困难。有许多老国有企业是按照当年备战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由于备战状态转变为和平时期、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计划调节转化为市场竞争，资源配置和原材料的供需、产品销售都发生了变化，企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悬在风雨飘摇之中，由盈利转向亏损和陨落，这是必然的。这个责任根本不应由国有企业承担，只能证明了改制本身是错误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根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改革原来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是废除原有规章制度，新的法规又立不起来，成为无章可循；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而是从根本上推倒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举例来说，过去认为我是贫油国家，但石油是战略物资，国家不能没有石油，为了取得石油，国家用很高的代价去进口设备，以很高的成本从油母页岩中提炼石油。随着油田的发现，用从油母页岩中提炼石油的时代过去了，原有设备过时了，企业选址也不能适应和平环境的要求。但企业仍然存在，为利用石油附产品而建立起来的企业仍然存在，城市仍然存在，这些企业的工人和城市居民仍然存在，这些都是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是不能废弃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统筹兼顾，通过计划手段调节资源，企业还能够维持和发展。但改制以后，在拨改贷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由于资源控制，这些企业的生产和流通受到限制，亏损是必然的。作为一个城市主体企业一倒，配套企业一起倒下，左邻右舍全受牵连。所以，搞虚无主义，斩断历史的联系，提倡市场万能、计划无用论，改制万能的理论是错误的。
3．财政对国有企业取之过多、予之太少。国家对国有企业只顾收缴税利，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财政支出根本没有计划，年年大幅度增长，连年赤字，赤字额度越来越大，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582亿元，不问财源状况，只顾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只有指向国有企业。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国有企业部分达4441亿元，比1978年的985亿元增长3.5倍，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71.10％。自80年代初财政“拨改贷”以后，仅经营性基本建设这一块形成的本息有七、八千亿元，截止1998年底国家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已近5万亿元。改革后，国家财政已经基本上停止对国有企业直接出资，企业扩大再生产，只能依靠自身积累。1997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全年缴纳的产品销售税、共达2479亿元，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8.9％，比当年利润总额427.8亿元多4.8倍，而当年企业的利润总额仅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1.5％。这还不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当年全部国有企业上交的721亿元的所得税中，有很大部分来自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1997年国家财政支出达9233.6亿元，在向国有企业拨款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比1978年的1112亿元增长7.2倍。增长最突出的是行政管理费，该项支出由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996.5亿元，增长17.8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人数也由1978年的43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080万人，增长1.5倍。在公务员中增产节约，开源节流，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早就不见了。有些公务员一家占用几套福利房，而且都是大面积的，住不完就出租，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国家财政连年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却不思节俭，巧立名目，多种名义争取出国考察，争相购买豪华轿车、建造高档的楼、堂、馆、所和装修办公楼，不管是那个城市建设最豪华，设备最高档的一定是政府机关，深圳市有些区政府门前的广场就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一个比一个豪华阔气，这些中央领导能不知道？全国各地区都有中央首长的高级别墅。
4．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整整减了二十多年，不但没有减轻，且越来越重。究其原因：有政策因素，有历史因素，有社会大环境因素、也有企业自身因素，从表现形式看有来自外部的，有来自内部的，有来自纵向的，有来自横向的。国有企业负担过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生产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和其他借款来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1997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对工业的短期贷款余额为16527亿元，前面说到世界500强的利润总额为1．129%，还不到我国存款利息的一半，而我国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利息按一年期年利率10．08％，当年应交利息1653亿元，相当于世界500强企业利润率9倍以上。从八十年代初国家财政拨款改贷款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改由银行贷款，按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长期负债13640亿元推算（按1996年8月23日公布的一年以上至三年的年利率为10.98％，三年以上至五年的年率为11.7％）利息约为1498亿或1596亿元。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两项应交利息约为3151亿或3249亿元，超过了向财政上交流转税2479亿元的27％或31％。利息沉重，由于金融机构享有大量利差，银行的干部和职工大得其利，任何城市最豪华的高楼大厦往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银行职工的住房是最阔气，工资福利待遇也是最高。1997年金融、保险业职工是各行各业职工中工资水平最高的，比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高64％。最终，由于企业无力还债，银行也背上了大量不良资产的包袱，存在着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而国有企业，80%以上企业和80%以上的生产资金全靠贷（借）款来维持，由于自有资金太少，国有企业每年贷（借）款总额平均1400—1500万元以上，付出利息高达200万元。企业的效益几乎全转移动国家银行和其他部门去了。连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正常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
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非常普遍，社会负担过重。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要保证职工的住房、医疗、文化、娱乐、子女就业、劳动保险、人身保险、安全生活福利等。总之，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要企业包起来，这样这些开支每年过百万元。再加上社会的各种文山会海、评比捡查、税收、审计、参观、调查、采访、考察、说情拜访等等。
全国共有各类企业460万家，国有企业占40%左右，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2000多家。这些企业固定资产约占全部企业的67.4%，工业产值占54.9%，实现利税占61.1%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约有30%左右的设备超过了折旧年限，90%以上的设备属于非现代化装备。加上近年来在技术改造上无力投资，使主要装备没有得到更新换代，生产技术处于低水平。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多，使多数企业外无竞争力，内无动力。比如，企业的人事权，用工权和工资总额受国家严格控制，该要的人要不到，不要的人塞进来，该出的人出不去，干部终身制，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企业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吃国家给企业的工资总额这个“大锅饭”，严重地打击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政策不公也是造成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国有企业税赋比日本高28%，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高得多，企业的盈利几乎都以各种形式转嫁给了国家和社会。这种“渴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无非是保两头挖中间（即保上缴国家财政、保职工工资福利，挖空企业），这是我国体制与外国的差异。日本的做法是各占50%即企业（公司）实现税利100万元只上缴国家50万元，50万元留给企业（公司）作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这是致富于企业。只有企业富，国家才能富。而我国的国有企业，一般留利不到10%。税收政策不公，承包政策，合资政策等等也有许多不公之处，这是造成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5．进出口产品费用高。我国内地从国外输入货物和输出国外的货物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1995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比1978年增长88.6倍，而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则占香港转口贸易的88.5％，香港从内地的转口贸易附加值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港英当局统计，1995年香港的转口货值达10204亿港元，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为6364亿港元，去往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为3480亿港元，若按1994年平均约25％的毛利计算，1995香港从内地转口贸易中获得的转口毛利即在2040亿港元左右。中国对美的出口是经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转口的增值率高达40％，其中玩具、服装的转口增值率甚至超过100％。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在通过香港转口过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价值转给了香港。
6．我国的国有工业在进入市场之前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势，进入市场时又不能与其它所有制工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西方的大工业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雄厚资金、掌握了最现代化的技术。而我国的工业基本上是建国后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除少数产品外，技术一般比较落后，设备陈旧，资金更不富裕，老企业改造负担繁重，再加上“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和轻装上阵在税收等方面又享有优惠政策的外资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实在显得非常乏力。
7．削弱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必然产生腐败。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信仰危机、党风败坏，党在企业中的职能削弱、干部腐败、党员政治水准的下降，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膨胀，他们一手拿“钱”可以通天，上至中央最高层的“向方宝剑”；一手握“权”可以对付群众，可以挥金如土。官商勾结，互相利用，不法行为没有监督，无所顾忌。贪污受贿、侵占公款、化公为私，已成为国有企业中腐败的普遍行为。在国有企业中进行贪污、贿赂以及玩忽职守等经济犯罪的“蛀虫”利用企业改组、联合之机，侵吞、私分、挪用企业资产；有的在本企业中大肆进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造成了企业严重亏损，以至将原本效益好的企业“吃”成了“亏损大户”；有的身在特困企业，乘机化公为私，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
8．由于监管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损失浪费是触目惊心的。全国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这些项目或未经批准就开工，或未报建，或不进行公开的招投标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拉动内需，中央做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而“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中央增发的国债收入。
9．弄虚作假、失于核算、账目混乱的现象很普遍。1999年财政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共抽查110户企业，有102户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费用、利润核算不实等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占抽查总数的92.7％。会计师事务所由集体制改为合伙制，相信私营会计师事务所，不相信国营和集体会计师事务所。事实证明，合伙制比集体经营更坏，假账更多，犯罪更多。
10，管理不善，用人不当，造成国有企业亏损，是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问题，与所有制无关。私营企业也有用人不当，造成企业亏损，所有者直接受损失，但私营企业主，可以立即辞退经理。国有企业名为聘用制，实为终身制。党政领导、人事部门凭私人关系，任人为亲，用错了人不用追究上级党政领导的责任，为官商勾结提供了保证，在深圳早期大型企业的领导，大多数挟款外逃，往往一逃就上亿、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几百亿元，全国究竟有多少资本被转移到国外，恐怕难以公布。即使没有外逃的，企业搞不好，也只是调换个单位又是总经理。既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什么只能由这些缺德无能的人来做企业领导，不能让能干的人来领导企业呢？显然是和把国家所有，变为企业所有，企业领导人所有的指导思想有关。必须改革干部管理制度，用人不当，是最严重的失职，应直接追究上级党委和人事部门的责任，严重的应当与犯罪人同罪，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买官、卖官、权钱交易、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太子党都成了大老板，从道理上讲，领导干部的子女也应当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升官发财是他的本事，但事实上，官官相护，权力资本，权钱交易，是不言自明的。这也说明，党的领干部早已把党的宗旨，党的信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1．官本位严重，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建国初期国内人民的生活尽管十艰苦，大批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难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工资制度改革”，知识分子地位更低，“知识经济”、“科教兴国”只是空洞的口号，没任何措施去落实。实际上知识分子政治和生活待遇不断降低，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引进外资，但是，许多人从出生、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喝着祖国母亲的乳汁，到国外深造几年后却不回祖国服务而是留在了国外。改革开放后去国外留学的达27万人，去国外留学的一般是大学毕业生的尖子，但回国服务的仅有9万人左右，2／3都留在国外。国有企业中原已就业的工程技术人才也有不少“跳槽”到三资企业为外国人服务。科研人员根本不愿留在大学工作，即使有少数愿意到大学来工作，也只是为了安排家属和作为过渡性的跳扳，造成大学后勤人员膨胀，教研人员奇缺。国内大学毕业生也大量被外资企业聘用，许多党政军领导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留洋，为多吃几块“洋面包”感到光荣致之！说明党的领导本身对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信心。
12．保护民族工业不力，关税壁垒作用逐渐减弱。从1997年10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关税，其特点是降税幅度大，降税面宽；关税总水平由23％降低到17％，平均降幅为26％，共有4874种进口商品的税率作了不同程度的下调，占总税目的73.50％。从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签字到1997年的四年间，中国多次大幅度主动降低关税，关税降低幅度已达60％。中国近来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随之而来的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求“利益均沾”。可以预料，加入wto以后，随着关税税率的进一步降低和更多产品的大量进口，将使我国本来就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民族工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又会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九、由于长期以来国有工业积累少，而导致经济实力相对减弱。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合计54063.9亿元，负债合计35648.3亿元，净资产仅为18415.6亿元；如再扣除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7625亿元，生产经营性净资产仅为10790.6亿元（尚未扣除因技术落后等不可能变现的资产）；如按8.27元人民币折合一美元计算，则折合为1305亿美元。到1999年6月末，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2860.2亿美元，若外资的2／3用于工业则达1906.8亿美元，外资大大超过了国有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国有工业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外资已在一些行业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逐步形成控制和准控制局面。由于国有企业阵地迅猛缩小，城镇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就业人数1997年为710万人，仅比1978年的544万人增长30.5％，年均递增1.5％。城镇不仅无力吸纳新成长的劳动力，就是原已在岗的人也大量下岗。1997年的失业人员中，因下岗而离开单位的占40.9％，毕业后未找到工作的占32.9％，原单位破产的占6.8％，辞职和被辞退以及合同期满不续聘的占5.7％，其它原因占13.7％。以国有经济为主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以国有经济为主干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早或迟会让位给资产阶级专政。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后，名义上也可仍由共产党执政，但其实质已经改变，这个政权执行的政策将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不利于中华民族，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也仍将存在，中华民族也仍将存在。但那时的中国，已不是光明的中国，而是黑暗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将是一小撮剥削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乐园、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那时中国将变成贫富悬殊、大量失业、犯罪猖獗、环境严重污染的帝国主义附庸国，甚至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已解体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工业基础和科技文化水平较之前苏联落后，中国剧变后的状况会不如今日的独联体。如果那样，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还谈什么建成高度物质文化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光辉前程！
十、各类企业经济效益比较。所谓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高，也是没有根据的。从1989年我国各类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对比的事实证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比各类企业经济效益差：税赋负担过重。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不断地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使企业的流转税占利税总额的比重，1988年的39.5%上升到80%，企业留利由14.8%下降到89%。后国家又提出“利税分流、税后承包、税后还贷”政策。但是这个政策仍单纯立足国家多收，企业仍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的状态。另外，税率不一也使国有企业税赋过重。全民所有制税赋为55%，远远高过其他各类企业。全国各类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情况是：国有企40.98%，集体企业为27.24%，不到“三资”企业的三分之一。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税制结构，人为造成了各类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是造成国有企业缺乏活力。
1，按每百元产值的税金和利润测算，国有企业税金13.28元，利 润9.58元，利税合计22.86元；其中的大中型企业税金13.71元；利润12.54元，利税合计26.25元；集体所有制企业，税金5．52元；利润5．47元，税利合计10．99元；其中乡镇企业税金4．88元，利润4．99元，税利合计9．87元；中外合资企业税金5.06元，利润8．66元，税利合计13．72元；外资企业税金2.41元，利润8.31元，税利合计10.72元。
2，每百元销售收入的税金和利润： 国有企业税金9.28元，利润6.69元，税利合计15.97元；其中的大中型企业税金10.63元 ，利润9.72元，税利合计20.35元；集体所有制企业税金5.26元，利润5.26元，税利合计10.52元；其中的乡镇企业税金5.08元，利润5.18元，税利合计10.26元；中外合资企业税金4.75元，利润7.81元，税利合计12.38元；外资企业税金0.02元，利润10.90元，税利合计10.92元。
上述两项说明：在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好。无论按每百元产值的利税来看，还是销售利税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都是最高的，其产值利税比外资企业高1.2倍到1.5倍；国有企业交纳的税金却比外资企业高4.5倍到4.7倍。按每百元销售收入的利税合计，国有企业比外资企业高一半到一倍，而国有企业交纳的税金是外资企业的464倍到531倍。国有企业不光是给国家纳税，还要把利润上交给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税金和利润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1971－1975年占87.4％；1976－1989年占86.2％；1981－1985年占82.5 ％；1986－1990年占72.8％；1991－1995年占71.3％。1996年，国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的1／3，而提供的利税占全国的2／3；国有企业的税负比集体经济高1.7倍，比股份制经济和合作经济高6倍，比外资企业高3.1倍，比个体、私营经济高14倍。1999年，各种企业上交的所得税合计1216.1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上缴719.63亿元，占59.17％；集体经济上缴172.93亿元，占14.23％；其它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共上缴323.57亿元，占26.6％。如果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被搞垮了，国家财政将失去了主要支柱，将会有更多的教师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见，一向强调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在这里就忘记了“公平”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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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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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危险来自修正主义路线 

风无源不起，天无云不雨。风源就是“猫论”和不许问姓“社”姓“资”、不许问姓“公”姓“私”的修正主义路线。所谓不问姓公姓私，就是只许他们搞私有化，不许搞公有化。所谓不争论就是，不许老百姓批评，只许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许搞社会主义。只许腐败，不许清政亷洁，除了经济和政治腐败外，思想和理论上腐败，学术腐败、科研、国防、教育、医僚卫生、金融、社会保险、生活作风全面腐败。各种不正之风一股接着一股吹来。私有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出，我国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80%下降到1995年的33%。据江苏省体改委透露，该省滨海县属的74%的家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全部转为民营，这是继山东诸城国企全部民营化之后我国出现的又一大面积国企民营化的地区。该县转制的企业中有资产高达7000多万的集团，也有名列江苏省五大名酒企业的知名公司。民营，也许还包括着某种程度或留作门面的集体所有成份。而2000年12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5位经营者买断了南京航海仪器二厂的所有产权，国有资产从该企业完全退出。该厂拥有823名职工，改制前净资产为1900多万元。此次买断企业产权的5个人中，在该厂任了17年厂长的徐向东个人控股51%，享有绝对控股权，另外4人为副厂长、副书记，没有其他职工入股。这里连民营的招牌也不要了，100%的属于私人所有。像温州这样大的地区，已基本实现私有化，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2001年年底的统计，非公有制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市85%，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市的83%，它们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抡起反极左的大棒，压制和打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不同意见的同志。但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邓小平论及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意见。可是，邓小平讲话历来是不算数的，他的话音末落，出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先是说抓大放小、其实，大的卖得更早，更烂。起初说只卖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后来变为靓女先嫁，连国家银行也嫁出去。一开始说只要国有控股能保证公有为主体，后来100%卖断，给私人包括独资甚至外资。她们说“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原则”。据此提出拍卖国有企业的主张，还想方设法缩小国企生存空间，使之陷入困境，逼迫走入或转制或卖或送，恨不得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实现所谓 “0”转让。至于工人群众的出路，对不起，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连工龄也卖断了，把职工一脚踢出企业之外，一送了之。职工工作岗位没有了，社会保险阶级化，只保障官僚和新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重新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打工崽、打工妹，重新走进了被雇佣、被剥削、被压迫的行列；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的地位，全是泡沫。绝大多数工人工资年薪不超过一万，而企业领导却大发横财，中国平安三位高管税后年薪将超4500万元。如果按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社会主义国家就为资本主义取代了，还有什么国家可言。
（二），外资企业控制我国一些经济领域的状况。
在全国上下竞相引进外资和外资企业的大潮中，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500强，已逐步有计划有目的地掌握控制了我国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和行业，首先，表现在最赚钱的进出口贸易方面，据统计，外资企业完成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03年4721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额8510亿美元的55.5%；2004年6632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1546亿美元的57.4%，2004年比上年增长1.9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外资企业进口3246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57.8%。出口占57%，进口大于出口0.8个百分点，这说明他们是里外赚钱的，不仅垄断了我国进出口贸易，除了赚大钱外，还享受出口退税待遇，而且是进口大于出口，他们可以借口进原材料，把一些不必要的原材料和一些短缺的商品带进来，卖高价钱，同时又把外汇汇出国外，带来的不是顺差而是逆差。2006年7月4日的《参考消息》指出，“中国贸易在GDP中的比重，从1994年的42.3%升到目前的64.6%”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对外贸易占64.6%，其中外资企业又占57.4%，去年我国的GDP增长9.4，外贸占6.07，外资企业又占3.84，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弱的靠不住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便会很快垮下来。
其次，在国内市场与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市场份额”，“中国每个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统计显示，载止2004年底，外商在23个行业中注册户数242284家，投资总额13112亿美元，按8.27：1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108436亿元，超过了原国有企业总资产十万亿元的大关。其中制造业170654户，投资7913亿美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4453户，投资222亿美元；批发零售10214户，投资233亿美元；金融业168户，投资48亿美元；房地产业12598户，投资1660亿美元等。
目前，外资企业已在我国许多领域进行争夺，如：从人们吃的开始，河南的“双汇发展是一个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大型屠宰、肉制品加工及鲜肉经销企业，拥有70亿元总资产，年销售收入201亿元，年利润3.71亿元，在全国食品工业中排行第一，这样一个营利高，效益好，关乎人民生活的大型企业，今年4月26日以20.1亿元将国有股权（占总股份的35.72%），卖给了美国的高盛集团，连同其收购的“海宇集团”25%的股份，高盛的股份达到60.72%，成了双汇发展的控股人，另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已超过双汇发展的，雨润集团，高盛集团投资已占13%”（《大河报》2006年5月12日）；高档食品和保健食品也多为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喝的奶制品，大部分为外商控制，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饮料工业除娃哈哈外，全被外资企业兼并或搞垮；穿的高档皮毛制品，高档西服、衬衣、运动服、鞋类，也多为外资企业生产经营；用的家电“18个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仍是外国控制。安阳彩玻集团，虽研制出一些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但在彩电升级换代（模拟电视被液晶等电视替代）时期，2003年以近5000万美元误购了美国康宁公司即将被淘汰的模拟电视九条玻壳生产线，目前投产的只有3条（每恢复一条需再投资3000万美元），其余6条，有的连包装都未拆开就要报废，该企业由盈转亏，2005年出现5490万元的亏损，有被外资兼并的可能，这也是跟着跨国公司爬行的结果；“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加上富士公司，两家占有我国市场的75%”，“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服务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有垄断地位”，“手机行业，绝大部分为外资企业控制”，“本土企业的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及至生产线，大部分从跨国公司购买，它们早已赚够了，近期又采用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纷纷退出市场”。民用飞机和军用先进战机及零部件，全部从美、欧、苏进口，连日常用的洗衣粉，肥皂，香皂，洗涤用品，许多也为外资企业控制。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终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我国的流通领域已全部为私有企业控制，目前大型企业又被外资企业控制，公有制企业能不垮掉吗？还有它发展的空间吗？
其三，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装备工业的主休是机械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设备，我国投资占C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2/3以上。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一落后一引进，的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非但如此，跨国公司在赚饱的同时，开始其用心险恶的彻底扼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漫延之势。如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原大连电机厂和第二电机厂都是国家重点企业，先后与新加坡，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三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的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来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西北轴承在2001年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决策的情况下，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其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家，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据2/3控股地位，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由于德方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工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唯一的利润点，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约，外方控股70%，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手中，杭齿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
另外，橡胶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税高利大，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众多大型跨国公司涌入该行业，争夺我国市场。自1993年后，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国外一些跨国公司控股，到2000年，外商独资与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能力与产量已占到我国轮胎70%以上。
其四，金融保险领域更是世界垄断资本争控的对象。随着我国金融保险行业对外资开放时间的推移，若不加控制，上述被兼并控制的局面必将在金融保险行业重演。有报载2005年外企在保险行业的保资收入已首次超过中方。
近年查获的贪污受贿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占44.5%。国有亏损企业贪污受贿案件占48％，有的地方更高达60%以上，一九九九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率明显上升，而且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的案件也明显增多，手段不断翻新。有的把国有资产转入小金库私分，有的以购房款、集资高额利息、另发年薪、奖金等名义私分，有的挪用公款帐外经营、炒股票、存取利息、还债，有的携巨款潜逃。还有的要货单位暂不付款，等过了三年划为呆帐后再索回据为己有。有的利用股份制改造，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股份分红时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国家股分配红利不上缴，不按规定纳税等。国有企业贪贿作案手法也呈现各种特性，例如盗卖物资、提高采购价收取回扣，收入不入帐，虚报外汇比价，失职被骗，替他人担保，挥霍挪用公款等。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所造成的，例如产权管理混乱，监督机制不健全，厂长、经理经营管理权力过大，但企业亏损却与其个人风险没有关系，权力大责任小。而资产投资、营运、处置、评估、审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监管乏力，交易中黑箱操作问题突出，也都造成国有企业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贿赂犯罪案件高达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七件，涉及中共官员四万零一百九十五人；而中共各级法院全年共判处中共官员贪污贿赂两万零一百二十人。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由2001年年初的四百多万人扩大到年末的一千一百二十多万人。近几年是由中央财政给的。过去只有1亿元，2001年拨了23亿。2002年46亿。近年来，内地因涉嫌贪污受贿或其他经济问题而携款潜逃的贪官有四千多人，被卷走的公款达50多亿元人民币，因此，追逃，成了中国各级公安检察机关的新任务。仅北京市2001年缉捕归案的疑犯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七成是国企总经理或党政官员，涉案金额近5亿元。总理朱熔基曾公开表示，这些贪官污吏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们追回，绳之于法。2001年底揭发的中国银行开平分行行长携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被转移到香港及加拿大。
（三）跨国公司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当前，在我国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是，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国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这样的改革只能是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这样的开放是没有自主互利原则，让民族工业伤筋动骨，其后果也只能是能危及国家安全。事实证明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是一条卖国政策。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装备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门类多，产品相关性强，行业分工细，相互替代性弱。 
    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我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我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放到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怪圈里。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国企困难确实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受到“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超前市场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振兴装备工业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瞄准我们体制机制的弱点和竞争实力的差距，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 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 ，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拿去了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控股地位，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由于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外方控股70%。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 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常变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已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正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目前， 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 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许多 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 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 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 ，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上列八个案例中， 佳联、西北轴承、大连两电机厂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上柴揭露了卡特比勒恶意并 购企图、终止合资，是惟一例外。“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 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外商独资趋势增强。 
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 4.3万家，独资占70%。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 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种种迹象 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 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 ，按计划实施的。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 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 “吐痰论”流氓行径！1 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 15%。 2 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 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 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轴）。3 霸王条款 ：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利用我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提出种独 资（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 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 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 主要因素。4 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 全部股权。三、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当前在改革“攻坚 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 跨国公司。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 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杭州市政府干部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他们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 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的政绩大于关心国家 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我们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 “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 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 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我们却敞开大门，低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 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对大连电机合资案，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行业标兵企业被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外商拿走， 国家花了大力气的投资转眼就没了。“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 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 …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西北轴承合资案，我们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 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 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 ，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合资使我 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 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它想以杭齿的市 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 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 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 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五、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我国加入 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我国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我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①补充企业资金不足；②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③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 但是，“总结国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 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 、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30%-40%。 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 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 赶走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由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与我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韩国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却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崽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是拿国家的主权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我国装备工业？ 
五、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我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我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我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我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我国各产业就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职责。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象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四）中国官方腐败的主要类型；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２%—16.８%。“上述计算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由于腐败活动十分隐蔽，难以获取准确的资料和信息，对腐败损失做出精确估计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些数字主要用了如下三种方法估算出来的：一是根据寻租理论对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各类租金进行估计；二是官方统计公布的腐败事件引起的损失；三是根据官方披露的腐败事件和有关数据进行估计。
胡鞍钢把腐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    政府失控造成的腐败。其中：
一是税收流失性腐败，是指违反公平竞争的各种合法税收减免引起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的流失。这类损失每年有5700亿元—6800亿元，是腐败造成经济损失的最主要的形式。
二是地下经济腐败，即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其产值和收入未
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这种腐败主要表现为：走私贩私、毒品生产、运输及黑市等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部分或全部收入隐匿不报、逃避税收等利用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以及私下交易、现金交易、劳务交易等一些未统计的地下经济。其中走私造成的损失每年有300亿元—340亿元。
三是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主要涉及政府出资或援助的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政府采购合同中的腐败损失；政府其他公共支出包括由政府资助的机构支出中的腐败损失。这种腐败，既是经济腐败，又是政治腐败。中国许多重大的腐败损失常常发生在这些领域。这类腐败每年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有2575亿元—3410亿元。
四是寻租性腐败，当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这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流失。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是电力业，根据他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损失在560亿元—1120亿元之间，而民航的垄断“租金”每年也多达75亿元—100亿元。垄断把消费者收益转给垄断生产者，创造出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据估计这类损失每年达1300亿元—2020亿元。 1998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8万亿元，当年增长率为7.8%，经济总量净增6240亿元。
据专家们统计，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的成果都消失在以下几个黑洞里了。几年来，我国治理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成本每年约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的5%。世界银行的专家对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失做了评估，认为1995的损失为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1998年仅长江发洪水所造成的直接灾害损失就达2500亿元，加上全国其他灾害和污染损失，总数至少六七千亿元，也就是说，一年7.8%的增长完全被自然灾害和治污成本所抵消，仅此一类损失，当年的国民财富就面临负增长的危险。
第二，据有关资料估计，每年因重复建设项目而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约占当年投资总额的10%以上，98年应为3000亿元左右；1998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8650亿元，而“豆腐渣工程”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000亿元。
第三，社会每年公款吃喝招待和民间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不良消费习惯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000-2000亿元。
第四，因行贿受贿等社会腐败现象所造成的社会财富不良敛聚，存款外逃而形成的损失约为1000亿元-2000亿元。我国银行存款每年以15-20%的速度递增，近几年来年净增1万多亿元，这其中有多少是平民老百姓的存款？
目前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依然太低，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年至1998年，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７%人被立案侦查，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人。“这意味着一个人贪污受贿，只有6%的概率被绳之以法，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就会惹得很多人心动了”。
据《学习时报》报道，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以上，加上3000亿元公费出国费用，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它占2005年度中央财政收入的1/3。是中央财政在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的8倍，用于“三农”支出的3倍，用于安排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43倍，用于抗灾救灾资金的100倍，用于扶贫资金的56倍。可建五座三峡大坝，等于三年的国防军费，可培养1000万名大学本科生，可解决全国所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样腐败的官僚，这样的国家，工人、农民会热爱它，用生命去保卫它吗？


（五），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银行资产流失。目前中国100多家银行先后完成了由外资参股控股的任务，在这场竞相贱卖银行股的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据统计，仅仅十多家银行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这个损失意味着拿走了我们2006年GDP增长额的六分之五，拿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拿走了全国2年半的公费医疗（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计算），拿走了全国2年多的教育经费，拿走了当年全国房地产的六分之五……这还只是十几家银行贱卖的损失，全国100多家银行损失会有多少！全国所有行业外资又拿走了多少！中国在连续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耗尽全国资源换取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份资料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
说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有历史为证，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赔款总额共13亿银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3亿英镑；日本侵略中国14年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上述十几家银行股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2000亿美元，并且绝大部分还仅仅是一年的损失！再看耗尽中国资源浸透中国劳工血泪的1.4万亿外汇，按照中方5%、外商95%的利润分配比例，中国储备1.4万亿外汇的同时，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28万亿美元的利润，折合人民币超过210万亿，也就是说，仅外汇储备这一项，13亿中国人每人就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利润超过16万元人民币。付出如此惊人代价获取的外汇却不能用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因为用在老百姓身上没有投资效益，而且，成立了外汇投资公司，负责把这1.4万亿外汇再送还给西方发达国家。
最让国人痛彻心肺的还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财富浩劫，面对惊人财富浩劫，国家商务部的官员宣布，目前外资收购中国资产的规模还很小，要继续扩大规模；中央银行发表专文宣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目前中国的银行已经100%地由外资参股，继续深化改革，无非是要把所有银行都像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那样整个送给外资。商务部是管商品的，中央银行是管货币的，他们两家如此表态，国人还有什么指望！为什么中国的政府部门就不能像其它国家政府部门那样维护本国利益呢？1997年美国龙星投资公司趁金融危机之际，低价收购韩国外汇银行股份，今年卖掉赚取了46亿美元，韩国举国震惊，首尔警车呼啸，美国龙星公司和韩国外汇银行的高管人员接连被捕，可是在一年损失就超过韩国十年损失50倍的中国，不仅银行高管人员没有被捕，甚至还发表文章向全国人民宣战：要继续“坚定不移动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要像当年卖光国有企业那样把银行也卖光。银行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甚至包括整个国防都会被外人控制，国家主权将不复存在。
这份资料或许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美国对中国的“双重关怀”：一方面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铁桶包围，并且操纵中国台独藏独僵独势力分裂中国；另一方面又全力推动中国改革，甚至威胁中国改革不能放慢速度，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去年来北京时就警告中国：“如果中国放慢改革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损害”。本月5日，美国众议院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金融业对美国企业全面开放，随即由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组成的庞大游说团降落北京，迅速渗透到商务部，银监会以及各大银行，当然这种活动肯定还少不了北京大学。美国游说团和北京大学内外联手的攻关活动，加上美国众议院决议的恐吓，中国人民银行正副行长先后宣布：中国将要解除金融管制。
流氓强盗的欲望从来都是由退缩忍让刺激起来的，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几乎亡国灭种换取的基本教训。可是眼下我们又在重复历史的悲剧，并且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历史的悲剧。每年超过1万亿元的银行资产流失，引起了美国对中国整个60万亿金融资产的欲望，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数百万亿财富的欲望。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正在“磨刀霍霍向牛羊”，准备宰杀世界殖民史上这头最肥大的国际奶牛。国内各种官僚、买办、汉奸力量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配合国际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瘫痪中国和精神上麻醉中国。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
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每股价格1.16元。当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8月15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13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018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84倍。该股国内发行价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
2，中国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４０３亿），收购不到20%的股份，购买价格1.22元．当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9月7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35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1932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4.8倍。国内发行价3.0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52倍。
３，兴业银行
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１０亿股，2007年初上市后，当年股价就达62.8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1股，目前股价已超过40元，投资增殖１０倍，净赚130多亿，按照深发展２０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800多亿总市值。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１０００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能不能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
德意志银行和萨尔&#8226;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23元多，净赚112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市值近10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
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２００６年５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接近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０７年国内Ａ股发行上市又赚取100多亿，合计将近900多亿，6倍多回报。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
7，中国建设银行
中央汇金公司将60亿股建行H股三折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上市前，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约300亿人民币)，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上市首日9.05元，市值达2932亿人民币，2家净赚2600多亿元。建行A股发行价6.45元，是外资购买价的6倍多，申购资金超过2万亿。2008年5月27日晚，建设银行一纸公告震惊了世界：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将于6月5日前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00939.HK)以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下称美国银行），建设银行的H股收盘价是6.94港币/股，折价率高达65.13%！即美国银行从中央汇金公司手中买走的建设银行的60亿H股，只相当于市场价的34.87%，仅此一笔买卖，中央汇金公司白白让利271.2亿港元于美国银行！并且，该公告还宣布，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低价，继续从中央汇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将在这一系列的买卖过程中累计套得1085亿港元的无风险收益！
８，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１９．９％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57元，花旗净赚100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再赚取100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
２００４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１.１（约８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8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１０，中信银行
２００６年，西班牙毕尔巴鄂维茨卡亚对外银行（BBVA）以5.01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银行5%股权，且之后有权增持至9.9%.，每股价格2.77。同时BBVA还以4.88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在香港的金融平台——中信国金15%的股权。按照2007年8月28日盘中12.88元价格计算，净赚近200亿人民币，日后行权将再赚取数倍。该股国内发行价5.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1倍。
１１，南京银行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国际金融公司以每股1.21元的价格，出资2.19亿元人民币，购买了南京银行1.81亿股股份，后将其中部分股份转让给法国巴黎银行。按照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盘中价格25.12元计算，每股净赚43.28亿元。２００５年，法国巴黎银行以每股３.０４元购入南京市商业银行19.2％股权，总作价7.04亿元人民币，按照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盘中价格计算，净赚51亿多人民币。该股国内发行价11元，是外资购买价的9.1倍。
１２，宁波银行
2006年新加坡华侨银行以5.7亿元人民币收购2.5亿股，每股2.28元，按照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已超过80亿人民币，一年赚取78亿元人民币．该股国内发行价是9.2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倍多。
１３，北京银行
2005年荷兰国际集团下属ING 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总投资达到17.8 亿元，折合每股1.78元，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同时，国际金融公司购入北京银行5%的股份。按照上市首日盘中价格25元计算，两家外资公司获利近300亿。控制市值1550亿市值完全外资控制。该股国内发行价12.5元，是外资购买价的7倍，申购资金超过1.9万亿。该银行1996成立，8年自从增加8倍，利润累计100亿，各项指标在亚洲银行排名中都名列前茅。
１４，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以每股2.49元的价格将4.68亿股转让给国际金融公司、汇丰银行等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总股本18％。上市后三家外资公司至少能赚140亿元以上
１５，广州发展银行
今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６０亿，就控制了拥有３５５８亿元总资产、２７家分行、５０２家网点，与世界８３个国家和地区９１７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５００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６０亿，共１８０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１８０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１６，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100港币。今年２月又募集Ａ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港股市值超过2800亿港元，Ａ股约6000亿人民币，总市值近9000亿。汇丰原本10％，又花86亿人民币购买了高盛和摩根9.9％，目前获利超过1500亿人民币。并且形成“一拖四”的控股结构，直接控股平安寿险(控股99%)、平安产险(控股99%)、平安信托(控股99.3%)和平安海外(控股100%)；平安信托又控制平安银行(控股73%)和平安证券(控股75%)，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其所收集的产险、寿险、信托、投行、商业银行等数张金融牌照，均被齐齐端上国际资本市场。
１７，１１０家城市银行正在贱卖中
渤海银行被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19.9%的股份。西安银行被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参股5%，并且规定在未来四年内以期权投资的方式认购西安银行总股份的24.9%。济南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购入11%的股权，并规定对方有权在2008年5月将所持股份增至20%。杭州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斥资6.25亿元获取19.9%的股权。
１８，新华人寿
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公开持股比例为19%，加上苏黎世公司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部分，所持股份总数已超过56％，也就是说，新华人寿上市前已经变成外资公司。苏黎世公司投资34亿，一旦上市，控制市值至少800亿，净赚大约500亿。控股新华人寿是典型的抗战模式：80万日军控制200万伪军，200万伪军控制1000万汉奸，1000万汉奸管理4万万中国人。

（六），掏空中国的战略资源！

“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已经过时，而今多数中国人不会反对。我们中国“地大”可以说得过去，而物却是寡。何况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若以此作为分母，各类物质资源储量，除于这个分母——以人均来算，在世界的排位，确在后座。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的中国人一方面在惊呼中国资源如何匮乏；另一方面，在WTO的名义下各地都在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把我国仅有的几类优势资源，大量地贱卖出国！并且为了创建某一地方的所谓出口创汇的政绩，这些地方竟将某些我国特有的优势资源，自己相互压价，反过来去讨好手持洋钱的外国人“接轨”。真是“自作贱，不可医”！
（一）中国目前有哪些资源，在世界上还算得上优势呢？
一、 有色金属方面：
1、铟：储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应量的80%。主要用于平板显示器、合金、半导体数据传输、航天产品的制造。
    2、钨：世界储量第一。占全球供应量的为85%。主要用于硬质合金、特种钢等产品，并被广泛用于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信息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牙齿”。
    3、钼：储量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供应量的24%。用于炼制各类合金钢、不锈钢、耐热钢、超级合金，在军事工业中应用广泛，被称作“战争金属”。
    4、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供应量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用于制造复合材料，镁、铝、钛等合金材料，广泛应用与信息工业、电子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被形象地比喻为“工业味精”。
    5、锗：储量居世界第一。产量占全球的50%。主要用于夜视仪、热成像仪、石油产品催化剂、太阳能电池等生产，并被广泛用于光纤通讯领域。
     6、其它有色金属，如钽、铌、钴……等等，储量也在世界前矛，产销量更是列是世界前列。这些金属在现代高科技工业中应用十分广泛，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上各类有色金属、特别是地球储量较小有色金属（俗称小金属）。在我国的产销量均是名列世界前列。小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出口列时间第一。
二、 其它方面
1、煤炭：储量是否是世界第一还当另说，煤炭的用途就不必说了吧，作为“工业的粮食”，相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其意义是何等的重要。去年我国统计的产量肯定是世界第一！这还不包括小煤窑私采烂挖的。而且，我国的优质煤和焦炭的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
    2、氟化工产品、氢氟酸：产量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氟化物制品在橡胶、塑料上有中重要的用途，合成的四氟橡胶和四氟乙烯，分别被称作“橡胶王”和“塑料王”。而氟化铀是核工业和核武器制造的必要材料。所以说氟是核工业的基础，也不为过。
（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白了就是资源的竞争。过去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奴役，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占有殖民地的人力资源，并奴役他们——如非洲黑奴的买卖、中国的劳工被大量押往北美等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殖民者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的物质资源。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靠火枪、大炮，乃至军舰、飞机、坦克来夺取别国资源的办法，虽然现在也还是重要的手段，而且是最后手段。但现在已经 不是被那些老牌列强采取的必然手段了。特别是“全球化”这个怪物出现之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那些所谓的新贵列强们，并不是首选传统的血腥战争了。虽然他们常常以动用武力来讹诈其它国家。但他们也认识到，达到他们的目的，并非一定要通过血腥的热战。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制定的所谓“游戏规则”，通过商战、经济战、金融战、情报战、信息战等不是显得十分血腥的战争，掠夺到了比他们过去几百年通过血腥侵略、屠杀所掠夺到的物资还要多得多！软刀子，杀人于无形之中哪！这样的软掠夺，软杀伤，比他们过去的硬抢、硬杀伤更厉害。就像蚂蝗一样，吸了你的血，同时释放一种麻醉素，使你毫无知觉。有人曾经在南方丛林中，看到一头强壮的水牛被无数树蚂蝗吸血，进而不知不觉地死去了。中国就是走在世界丛林里的牛，蚂蝗们正扭动着贪婪的身子，蜂拥而来。
（三）煤炭、蒸汽机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使我们这个星球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机器化大工业。从而一举奠定了煤炭为“工业的粮食”的地位。而今，煤炭在工业的基础地位虽然已经让位给了石油，然而，在当今的基础工业中，煤炭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目前世界石油价格飞涨，作为传统能源的煤炭，在我国能源战略上，更显示出砥柱中流的作用。我不否认，我国的煤炭出口，对于出口创汇的国民经济总策略有一定的贡献。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煤炭资源虽然丰富，但毕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把优质的煤层全挖完卖光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挖什么？
    小日本采购商拿着订单，到处压价，我们的优质煤只卖了次煤的钱！甚至我们炼好的优质焦炭，只卖了以前的煤钱！他们还可通过美元等外币的贬值，使这些出口创汇更加不值钱。就像以前美国佬玩过的“广场协议”的把戏。
    很多地方，很多单位，为了争的所谓的外商订单，不惜相互压价，自己国内斗得头破血流。让这些外商们坐收渔翁之利。这种贱卖国家资源之举，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他们把子孙后代的福祉，因眼前的一点小利而贱卖掉了！我们虽然不是主张禁止出口煤炭，但应该加强监管，要有控制、有配额。在这方面，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什么“一统就死”。外国人就是在等着我们的“一放就乱”。我们曾经昂起头说：“外国人在中国国门口架几门大炮；就想征服我们中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 “小日本拿几块集成电路、几辆二流的汽车；就换走巨轮里宝贵资源！”
（四）正当我们的贸易部门为我们的出口产品，被反倾销官司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美国却又宣布了更严格的对华出口限制措施。我们在拼命地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人家却拼命堵着，不让他们的东西卖给我们。
    其实，美国佬针对我们的禁运，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1949年立国到现在，我们这几十年，是在美国的禁运声中自己发展起来的。以前，凡是和所谓的军工制造有关的一切物资、技术、机械设备都属于禁运范围。甚至包括不锈钢焊条。后来建交了，虽然对于民用的东西有些放宽，而且也是经常有起伏，但对于他们认为“关键性”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放宽过。什么知识产权问题？说白了禁运和限制出口这都是遏止中国的手段。他们最渴望的是对中国进行石油禁运。只是碍于WTO规则，他们不太好办。就像WTO框架下我们也不能完全禁止煤炭出口一样。
    但是，美国佬操控国际石油市场的手段，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在我们觉得吃亏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值得好好总结，深入思考吗？难道我们就想不出一条“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吗？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出口设限的？我们有没有必要设限？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掌控的？我们有没有必要掌控？
（五）2006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经历了石油一次又一次创历史新高。从65美元/桶一路飙升到史无前例的75美元/桶，现在已经上到了76.5。我们还遇到了铁矿石疯涨的尴尬。我们的外贸部门和钢铁企业，既在抱怨巴西、澳大利亚的矿主资本家们不按常规出牌，去年涨了70%，今年还要涨。又在抱怨日、韩、欧等钢铁企业竟然先和他们达成了涨价协议，弄得中国的企业没有一点回旋余地。这表面看来是中国企业的尴尬，实际上是在资源争夺时，他们早就蓄谋已久阴招。这一切就是针对我们中国来的！
每当我们在国际上受到伤害时，我们经常自我潮解地说，我们是刚进入人家的圈子，初学者，就当交学费吧？而我们一笔笔地交着昂贵的学费时，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受伤害的为什么总是我们？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们为什么不能想想办法，把某些操控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晚清时代，就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之长而制夷”的方略。现在我们更应该研究一下别人是怎么干的。
    美国佬，他们自己的油井封存不采，还搞大量的石油战略储备。并且，时常利用石油的战略储备，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
    日本，采用以买办代理，诱使我们各地企业、外贸出口公司竞相压价的方法，大量低价收购、储备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大量低价收购、储备有色小金属、及其化合物；更有甚者，他们大量以超低价收购我们的优质煤炭，填入他们的海湾，储备起来作为他们的人造煤田！
除此之外，日本还是亚太地区浓缩铀储备最多的国家。难怪他们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可以叫嚣：“日本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制造出一千颗原子弹！”以他们的浓缩铀的储量，和他们的技术储备，以及他们处心积虑地准备，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是无聊的任意发淫威的狂吠；他们在短时期内制造出核武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这几年我到过国内大多数的稀土厂。包括目前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稀土企业——包头的一家稀土有限公司。因为全世界的稀土80%以上的储量在中国，中国的稀土80%以上在包头的白云矿区。我到他们公司的大门口，以及稀土研究院的大门口，都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句话出自邓小平之口。中东是世界的油库，以前也都是列强们掌控一切，西方大佬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油田，廉价甚至不化钱就掠夺了他们的石油资源。现在他们把油田收回了很大部分，而且成立了“欧佩克”——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终于夺得了相当一部分石油市场的操控权！
    而作为中国特有的稀土——这类现代工业，特别是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物资。中国有自己的掌控权了吗？很遗憾，前几年我们非但没有掌控。而且大量的贱卖，到相互压价。例如长江流域某省的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把氯化钕（钕，稀土元素的一种）由90年代初的五十多万一吨，一下降到几万元一吨。有些稀土制品，4个9纯度的价格，过去几年连以前两个9 纯度的价格都卖不到。搞稀土的人都知道，纯度差一个9，价格就相差十倍。难怪小日本在暗暗窃喜、大量储备！
     国内的一些稀土和其他小金属的出口商们，和一些日本的代理商们。你们这样的贱卖中国特有的物资，和当初满清割地赔款的卖国行经有区别吗？！好在我国的稀土界元老和专家们，经过几年的呼吁，使前几年那种现象逐步得到纠正。但我们离总设计师提出的“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样一个战略牵制的目标，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由于石油的飞涨，铁矿石的猛涨，以及，电解铜等有色金属的大涨，使中国人民逐步意识到，中国应该到寻求反制的时候了。CCTV等媒体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事了。这是好事！
虽然我们醒悟的有点晚，但作为大众意识的代言人的媒体，开始醒悟，开始寻访专家、寻求对策。并以媒体的公众影响力，鼓动一下，这样就离触动决策层的时间不远了！该行业的有识之士，在不断地上下呼吁，已经快十个年头了！这十年中，日本已经大量囤积了稀土和有色小金属。我们已经有点晚了！我们应该抓紧夺回我们的掌控权，监管和限制并重；并做好我们的战略储备。在有步骤的筹建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
有色小金属战略储备。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战略储备。
    动用政府力量，整合生产企业。实行国家统一收购。使这些我们国家特有的战略物资，达到他们自己应有的价位。并对HF（氢氟酸）等核工业材料，实施严格的出口配额管理，对于潜在的敌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对煤炭出口实行控制管理。只有实施严格监管，我们才能在进口我们所急需的物资和设备上有谈判的砝码。
   监管和限制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不应该在物价上涨和出口下滑时患得患失。眼光应该放远一点。等到我们真正掌控住这些战略物资的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就有了说话的物质资本！

（七），中国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1、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消息，截至2005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2810.45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比上年末增加335.53亿美元，增长13.56%。其中，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249.02亿美元，增加6.14亿美元，上升0.49%；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561.43亿美元，增加329.38亿美元，增长26.73%，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55.56%。在2810.45亿美元外债余额中，登记外债余额为1902.45亿美元，贸易信贷余额为908亿美元。在登记外债余额中，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债务余额为330.07亿美元，占17.35%；中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610.76亿美元，占32.10%；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505.13亿美元，占26.55%；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408.09亿美元，占21.45%；中资企业债务余额为45.76亿美元，占2.41%；其他机构债务余额为2.64亿美元，占0.14%。2005年，中国新借入登记中长期外债246.6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0.7亿美元，下降0.28%；偿还外债本金207.51亿美元，增加45.96亿美元，增长28.45%；支付外债利息30.82亿美元，减少8.39亿美元，下降21.40%。 
2、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全球之冠的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
3、我国的财政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到2002年，当年国债的发行总数已突破7000多亿元，内债余额已达到数万亿元，外债余额也接近2000多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部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高达到4万多亿元，金融危机同样也在日益加深；我国城乡社会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从形成到急剧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单是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就有2800多万人下岗失业，到2003年底单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就高达2200多万人，中国已经变成为资本家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4、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l万亿元以上，约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5、 “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
6、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中，有的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消费大大超过了教育经费与国防开支。
7、公车消费接近国防开支。“公务员一天耗电量，普通百姓用19天”。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分别被用于领导和司机的私事上。 
8、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实际上，己经改革失效。
9、中国向出口导向的市场体系的转换将它的自然环境推向了崩溃。它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自然资源也被迅速采用化学农业所滥用。例如，在1978到1984年间，化学肥料的使用翻了一倍，而对绿色肥料的使用大大地减少了。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导致高度的土壤侵蚀和盐碱化，损害野生生物，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健康。中国大约40％的可耕地退化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被重金属（镉砷铅等）污染。农业废水，和倾入河流的城市废水以及工业废水一起导致中国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中国的环境危机：“我们的原材料很稀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而我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城市在发展，但是沙漠地区也在同时扩大；可居住和可用土地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
10、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
------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我们从两个方面，把现在的贪官外逃资金和当年的满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相比较：一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初，在这60多年里，中国在大大小小的列强的威逼下，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之多，加之跨的年头有60 年之久，我们究竟一共赔了多少?第二是金银度量和今天公制单位作一个换算:
　　古代的，一两，==约40克g
　　按照2005年8月最新的国际市场贵重金属交易价格换算
　　每公斤白银kg==2080元人民币
　　每克g==2.08元人民币
　　一两白银=40克g=2.08x40=83.2元人民币
　　从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901年这60 多年中的所有牵扯到赔款的条约总和:
　　1842年 8月赔款白银 2100万两
　　1857年 6月赔款白银 400 万两
　　1876年 9月赔款白银 20 万两
　　1860年10月赔款白银 800 万两
　　1903年12月赔款白银 50 万两
　　1858年6月赔款白银  200 万两
　　1860年10月赔款白银 800 万两
　　1876年10月赔款白银 509 万两
　　1895年4月 赔款白银 2亿3000万两
　　1874年8月赔款白银  40 万两
　　1901年9月 赔款白银 4.5亿两
　　以上总和60多年总共赔款85519万两
　　这8.5519亿两的白银值多少钱人民币？
　　8.5519亿两白银X83.2元=711，51808亿人民币，约等：712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满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 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
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 多年里，我国的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有500亿美圆之巨，500亿美圆X8.27=4135亿人民币：
　　这两个数字相比较：
　　清廷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
　　今日贪官20年转移4135亿人民币
　　后者是前者的5.8倍!
我们对清朝末期的看法，往往感觉一片漆黑，那些穿长袍马褂的狗官除了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一无是处，但是要和今天的相比，贪官们要比长袍马褂们强多了，也先进多了，后者比前者在以指数倍的方式增长!至少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是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遭遇抢劫一样，把银子掏给强盗实在非己所愿，而今天的贪官则是主动的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国外的，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最终消失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的鼓动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其目的就在于推倒人民公社，推倒集体经济，走单干的道路。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小岗村复辟倒退的道路根本行不通。相反一大批如南街村、华西村等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新农村，像初升的大阳，蓬勃发展起来。这引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烦恼和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压制集体经济，在分田到户的基础上，又设计了以剥夺农民的土地为目标的“土地股份制”。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资源。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资源。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以后按土地份额入股，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股份分司，而是通过大款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强行征集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款们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他们成为中国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仍然只能留在原地而又丧失土地的游民。这些无业无地的农牧民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无依无靠的外来农民工，没有任社会保障，无权享有任何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圈地运动后的游民：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业无地任人宰割流串人口。
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国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国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国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反思的时候了。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国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国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国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国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国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国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说，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国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
特别是，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国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国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国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成为官僚控制的有中国特色的土地的市场化，农村土地成为由地方官员摆布的经济孤岛，外资可以隨进隨出，目前外资进攻中国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国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泽东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今天美国人自己不相信GDP，却成功地把中国人变成了GDP的忠实信徒，直到今天仍然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醉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杀，土地市场化将要造成的上百万亿财富，将是比2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60万亿金融资产更加巨大的一块肥肉，必然会引来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吞噬，再加上外资贿赂赃款可以通过境外账号支付，对受贿官员十分安全，外资完全可以利用腐败手段控制我们主持土地股份制的官员，财富浩劫将在所难免。西方发达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为外资进入中国抢劫资产设置“投资保险”，如果抢劫成功，将是一石四鸟，剥掉中国四张皮：通过购并企业（银行）国有资产剥掉第一张皮，通过进入城市房地产剥掉第二张皮，通过进入证券市场剥掉第三张皮，通过进入农村耕地市场剥掉第四张皮；相反，如果抢劫失败，没有瓜分到中国巨额资产，就用升值后的人民币换回更多美元打道回国，至少不会赔钱。到目前为止，外资对中国的财富抢劫十分成功，前三张皮剥的十分顺利，剥掉农村耕地这最后一张皮的下刀处已经确定：土地市场化。18亿亩耕地开始成为外资瓜分对象，劫掠中华民族最后资源的第三次大瓜分开始了。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三，土地股份制引起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把农民彻底推向绝路，随时爆发社会大动乱。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整个城市的所有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民工却不拥有其中一间房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贫富差距。为什么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就在于民工的家乡还有一块土地，民工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生活退路。家乡的土地成为城市民工的生活退路，城市民工又成为家乡老幼脱贫的希望；前有希望，后有退路，所以再苦再穷再不公平，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并且城市打工赚钱和家乡种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互补的生态圈，这是民工能够接受历史罕见超低工资的根本原因。
土地股份制将会在两个方面把农民彻底逼向绝路，一方面，丧失土地断绝活路的亿万农民只能举家前往城市谋生，而天文数字的高额房价又形成了农民无法跨越的城市壁垒，如狼似虎的城市执法大队也铲除了形成贫民窟的条件，农民将完全陷入绝路；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赚钱的民工被切断了回乡娶妻生子的生活退路，只能被迫滞留城市，面对耸入云霄的高价房屋和高价美女，对于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房屋的民工来讲，同样是陷入生活绝境。土地私有化把农民抛向城市，城市高房价又把农民挡在城外，那些希望破灭后路断绝的数亿农民将完全变成绝望盲目的流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民大潮，流民大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造反其实大都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流民既没有生活希望也没有生活退路，甚至连做牛做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为盗为匪就只有造反革命，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从历史上，流民造反往往具有双重作用：如果能迅速形成统一力量，则具有改朝换代的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形成统一力量，结果就是分裂、动乱和内战，虽然最终仍然会形成统一，但是代价极其惨重，往往是白骨盈野、千里血河，能完整活下来的百姓家庭极其罕见，正是从这极其惨烈的历史遭遇中，老百姓才总结经验是“宁愿造反而死，不愿饿死”。中国老百姓己经深感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一旦起来造反，一旦发生内乱，后果之惨烈将有可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内乱。
第四，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必定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形成能源粮食双双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通过榨干中国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温家宝总理宣布，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18亿亩耕地。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可不是说一说就可以算数的，在土地市场化的条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官员要卖又怎么样？要守住底线，就要有政策和措施，就只有坚持农村耕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耕地占有的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目前中国最后一块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的财产就是土地。一旦耕地私有化市场化全面铺开，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会全面崩溃，因为，一亩地用来种麦子和用来开发房地产，其利润相差何止千倍万倍！在利润的推动下，大量耕地将会如同雪崩般地放弃耕作、改变用途。耕地的市场化，将会在两个方面把中国置于死地：一方面，耕地锐减会使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从来就是战略物资，前苏联对美关系陷入被动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从粮食进口开始的，世界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既抬高粮价大赚其钱，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大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那一个国家负担得起？外国人一旦卡住我们的脖子，我们就站也站不起来，他们就可以迫使我们听话，无论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只能答应，把中国完全变成未来地球村里的世界性奴隶。另一方面，耕地市场化增加了农产品的土地成本，就会提高城市食品价格；要维护城市居民利益控制粮食价格，又会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外资趁机低价收购中国耕地，控制中国农业；当中国的农业和城市食品工业都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就还剩下一句空话，甚至连独立国防都很难保证，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食堂采购都高喊“哈喽”依赖外资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依靠什么实现统一和发展？谈到这里，虽然惊惧的冷汗浃背，却不由得越来越钦佩美国，美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上兵伐谋”，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而毁人之国”，这些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东方智慧之花，居然在太平洋彼岸结出了战略之果。同时也越来越佩服中国的右派，中国右派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右派，总是占尽先机、胜券在握：当左派右派争论改革应该姓资姓社时，右派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企业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企业被瓜分而奔走呼号时，右派又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银行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银行被瓜分而悲愤呐喊时，右派又开始引领外资悄悄扑向了农村18亿亩耕地——中国的右派不仅最聪明，并且独具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是爱国势力，甚至是极端的爱国势力，唯独中国的右派是卖国势力，并且是彻底的卖国势力。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国际惯例在瓜分我们。这次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自己上门，主动接轨，自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自己插上让国际垄断资本吸允财富的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如果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那么实际上，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完全被极少数卖国贼和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 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 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 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 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 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 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 ～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 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 htt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 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 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 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 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 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就是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如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像南海事件一样，像美国敢如此这般猖狂的挑衅中国，而中国政府又该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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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8/9/14 1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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