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的计划。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国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 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佩带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 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 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e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 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 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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