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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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努力学懂弄通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基本原理,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在现有的条件下,努力实践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坛短信(0 新)
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 8 忆当年沂水青年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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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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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当年沂水青年奔赴延安
                            文/尹平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日寇从平津一带入侵到黄河以北,威胁山东,韩复渠屈膝投降。在临沂乡师求学的王涛、周元同和在沂水瑞博小学任教职员的李松舟、尹平符,决定一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
         北伐战争以后,沂水面貌依旧:土匪横行,军阀混战,土豪劣绅压榨,苛捐杂税加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严酷统治,更是使人窒息,白色恐怖越来越凶,以至于在1933年镇压刀会暴动,制造了“黄石山惨案”,屠杀无辜群众近4000人。这一年,沂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低潮。“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它带来的问题是,以谁为主领导抗战救国?抗战能否胜利?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怎样开展?青年的革命理想及其应该走的道路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摆在有志青年的面前,看你怎样抉择,这就是我们向往延安的根由。
        1937年10月,李松舟同志把听到延安抗大招生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王涛、周元同准备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欢欣鼓舞。于是辞职筹资离家登程。我们沿着去临沂、台儿庄、徐州的路线,靠着两条腿一步步走到徐州。在徐州火车站,北风凛冽,寒冷刺骨,煞是难熬。可是我们向往延安的心是火热的,哪里顾得天寒地冻和长途跋涉。在这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见到了汹涌的人流从华东、华北聚集的人群.奔向阜阳,奔向武汉。其中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去寻找安身之处,更多的是前线溃逃下来的士兵夹杂在逃亡的青年学生之中。当我们买到火车票挤上车厢时,百般拥挤,吵嘴骂娘者有之,几天饿饭的有之,甚至竟然有人被挤下车道丧生而无人过问!真是一片混乱,不堪人目。
        陇海路上的火车时开时停。火车行进到风陵渡时,为了安全通过,避免敌人的空袭或炮击,不得不在夜间偷渡,缓缓而行,好歹总算到达了历史名城西安。
        西安故都经过了“双十二事变”的洗礼,更加闻名于世。城垣黑色砖墙上写着“团结御侮”四个大字。据说就是事变时青年学生们写上去的。现在虽是新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但仍笼罩在国民党“限共。溶共”的气氛之下,即便是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前,也有国民党设的特务纸烟店在监视办事处的活动。
        我们一行在西安一家报馆里找到王光华同志。他是沂水1933年武装暴动失败后,辗转各地,终于和党取得联系而来西安工作的。他介绍我们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然后又让我们到西安以北叨里的三原县云阳镇。在云阳镇,有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是我党中央派出冯文彬和胡乔木等领导同志主办的。校址是在一座破庙里,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上海、南京、山东、江苏以及南洋新加坡等地,汇集到这革命的熔炉里。这些青年,看上去仍然是旧中国各阶层的缩影。有的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提皮箱;有的短衣短裤,学生装;有的西
装革履,还有身穿旗袍的妇女。听课时,大家集合在破庙的广场上,以砖代凳或在背包上盘腿而坐。睡觉就在庙堂的谷草铺上,早晨起来或是跑步或是唱歌。青训班的领导干部和教师,为我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革命的三民主义等,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听得心领神会。大家都有一个崇高的愿望和信念:要抗日救国干革命,就要在这里得到丰富的精神营养。
        这个青训班,实际上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预科,又是初步考察新学员的考场。所以,当学习一段课程后,领导提出了抗大招生的问题。我们从沂水来的同学,很顺利地得到了去延安抗大的批准。可是也有不顺利的,有一位从日本归来身穿军衣的同学就没有批准。青训班指导员告诉他,去延安五六百里路程,路途上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后来在抗大学习时,我们又碰到了那位不相识的同学,原来他不是乘汽车而是徒步来延安的。据说毛泽东主席曾讲,青年们冲过了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就是很大的考验了,不必再经人学测验,编人班内学习好了。可见,党是向着不顾个人安危真诚干革命的一切进步青年敞开大门的。
        延安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当时校长在前线,教务长罗瑞卿同志领导教学。我们到抗大后,编人第三期(前两期是红大)。刚到这里,是住在红大二期学员自己动手挖在半山腰的窑洞里,不久又搬到肤施县城里的城隍庙旧址。
      这时我们见到王光华同志,他也是从西安来抗大三期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30年代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杜剑华同志。此时他在中央党校工作。这样,从沂水来延安的同志已有6名了。
        从1938年1月5日到达延安起,我们编班后穿上了灰色棉军衣,腰扎皮带,红色领章,成为光荣的八路军一员,开始了军政干校的学习生活。艾思奇和任白戈两同志为我们讲唯物辩证法,从事实出发,用启发引导的方式,解决我们一些唯心论的糊涂观念,极为深刻。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抗大的教学非常关心,或兼讲课,或作报告。毛主席那高瞻远瞩、知识渊博的见解,幽默诙谐,深入浅出的比喻,使人听了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久久不能忘怀。对于怎样打败日本侵略者,克服悲观论和速胜论,有了正确的认识。
        在抗大除听课、学习讨论外,在集合或休息时则歌声嚷亮,此起彼伏,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延安颂、抗大校歌,一首接一首,啦啦队互相挑战,彼此呼应,真是声震山岳,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景象,培育我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祖国的解放与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准备着一切。这就与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与革命希望寄托在延安。
        1938年4月,我们毕业了。不,应该说在抗大只学习了一半,还有一半应该在前线继续学习。同学们唱起了毕业歌:“……别了同学们,我们相见在前线。”
        抗大学习结业后,我们要走的大方向已定。但是,从沂水来的同学,还有个人的愿望未能实现。原来我们4人虽然情况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除了抗日救国之外,都要求人党或恢复组织生活,以便更好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因为我们4个人都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有的同学在武装暴动后失掉了组织联系。我们怎么不为这最重要的问题而关心。着急呢?我们的要求都得到了解决,如王涛。周元同两同志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或不久即去—一五师。我和李松舟同志为了便于解决人党问题,被批准回到敌后家乡进行抗战工作。
        我和李松舟同志,经过西安乘车到达徐州,没有遇到阻难。此时,苏鲁战区在徐州召开了台儿庄祝捷大会,同时也召开了牛振东旅长阵亡追悼会。这都是为保卫徐州而进行的战斗,以阻止日寇迅速南下。在徐州,我们遇到了沂水老乡刘自然,他是代表王德林源东北抗日联军军官)部队参加庆祝大会的。我们相约一道经陇海新安镇,走到临沂城内住下。此时,日寇正在围攻临沂城,城周围战斗激烈,整夜枪炮声不绝于耳,如同睡在被服厂的缝纫机旁一样。次日拂晓,敌机又来轰炸。我们住的旅馆旁边就投来一颗炸弹而起火。我们紧急行动,顾不得整理服装,用长衫包起 28册《解放》志,出城门奔向东南,然后通过敌人战线空隙,回到了沂水家乡,参加了我们刚拉起来的游击队——四支队六大队。
        六大队队长鲁宾是新派来的干部。刚出狱不久的邵德军同志担任政委,他对我们很熟悉,他派我们到各地扩军拉队伍,开展对敌斗争,一直到抗战胜利。
    半个多世纪,每当秋天到来,我们奔赴延安的 情景就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当年延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终生难忘。我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谨以此文纪念奔赴延安。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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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27 12: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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