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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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当代中国 8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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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鸣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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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周恩来》,影片所具备的优点是肯定的,但影片因当时的形势所需出现了几处不真实的误导,却一直使我梗梗在喉。
下边仅仅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

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故事片《周恩来》一开始,就是周总理坐在红旗轿车中在北京大街上行驶,他从车窗看出去,见大街上疯狂进行的红卫兵“革命”活动十分不满,脸色阴沉,眉头紧锁……
这就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周恩来是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
事实是这样的吗?
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举了手的。或许他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不一样,但他也真诚地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深挖修正主义根子”,“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专政”。
1966年6月15日,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面对数万名地拉那欢迎群众发表讲话:“……当前我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近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我们有信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信心将来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周恩来这篇讲话得到过毛泽东的由衷夸奖。
如果有人硬要说周恩来讲的都是违心的话,把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心里绝不赞成。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说过:“应该让全国舆论都知道,我今后就靠他们一文一武,文是周恩来,讲生产;武是林彪,他不仅指挥打仗有一套,搞文化大革命也很在行!”其实,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他是想让全体干部都过一过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关(陈毅曾形象地喻为“引火烧身,下楼洗澡”),他希望林彪、江青是点火派,周恩来是灭火派。所以,周恩来才能在毛泽东支持下保护了大批的老干部(当然,对朱德、陈毅、贺龙等许多老干部,毛泽东都亲自出面说了要保的话)。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落了个“全面迫害革命老干部”的罪名。
以保护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为例:1967年7月18日,“五一六”兵团数百名红卫兵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总理办公室围攻周恩来,为首的吴传启要周恩来回答十个问题,其中第三条就是:“你暗自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到底是什么居心……”周恩来大喝一声:“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周恩来有天大的胆子敢那么做吗?”
再以保护朱德为例:1967年2月9日,新北大公社聂元梓在戚本禹支持下,要联合人大三红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当面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据传毛泽东当时十分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怎能连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朱老总在国际国内有着极高威望,我是要保他的!你去告诉戚本禹,如果硬要开什么批朱大会,就搬两把椅子,我也去。”
周恩来还说了一句:“那就搬三把椅子吧,咱仨老伙计同甘共苦!”一场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
贺龙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最初红卫兵写大字报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都是要保他的。毛泽东当面向贺龙说过:“我评价你还是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我当你的保皇派。”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要把贺龙揪出来批斗,周恩来专门找来贺龙说:“不要计较群众运动的态度,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吗!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吗!”对于红卫兵的批斗,周恩来用自己的车子将贺龙秘密送至北京西山军事禁区加以保护,并珍重承诺:“到了秋天我去接你!”
到了8月1日建军节,周恩来在凌晨两点接见了体委总部和批斗贺龙联络站的造反派,就批斗贺龙一事还做出指示:“要将贺龙同志揪出西山公开批斗,中央是不允许的。毛主席说过,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我可以告诉你们,首先,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主席和我都是保他的;其次,贺龙同志也不是一贯正确,比如,他领导了南昌起义,但他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再比如,贺龙在湘鄂西肃反,冤杀了夏曦同志……总之,贺龙同志犯过不少错误。今晚的庆祝建军节宴会没有让他参加,原因也在于此。”仍强调:“按照毛主席‘背靠背’的指示先对贺龙批判。”
到了8月下旬,由于王力的煽动再加上“五一六兵团”刮起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武斗风盛行,贺龙十分气愤,几次私下里讲道:要打中央文革小组的黑枪,还要开着汽车和王力、关锋撞上去拼命!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听了肖华的汇报以后,又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才指示把贺龙抓起来,严密监控!
也许正是因为周恩来的这一指示,贺龙才在被监控的生活中受迫害而死,终使周恩来“秋天接你”成了空诺,在后来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惭愧不已,连连鞠躬。
总之,周恩来在保护干部、遏制极左势力的危害和蔓延中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热情的、忠诚的、也是非常积极的。当然,做为一个国务院总理,做为一个“灭火人”,他需要顶的压力和工作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无论如何,那个坐在车上愁眉苦脸的周恩来与天安门广场指挥百万红卫兵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我不能联想在一起……

    二、周恩来对江青和对邓小平的态度

    在故事片《周恩来》中包括近几十年来所有的描写文革的文章、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文革十年里周恩来与江青有着很激烈的斗争和冲突,而对于邓小平则有如同亲兄弟一般的信任和支持。这当然有许多是属于事实,但里边的偏激和夸大也是显而易见的。
周恩来与江青在战争年代和共和国前十七年以及文革初期应该是很好的关系。
据传1937年6月,江青初到延安时,就是通过周恩来认识的毛泽东。到了1938年,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之后,建议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愿意充当他俩介绍人的还是周恩来。关于这件事情的传闻很多,这只是一种,仅供参考。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由于他俩的性格不同,经常会出现一些夫妻斗嘴现象,每次发生矛盾,江青总是跑到周恩来住处哭诉,周恩来也回回都当了他们的和事佬。
建国以后,江青有一段时间因身体的原因没有做具体工作。到了1963年,是周恩来的提议,江青才担任了中央文艺部的处长,应该说在此之前,江和周都是很好的关系。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3月21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曾和江青谈道:“以前我对群众运动理解的也不深刻,通过今天的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我更加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发动群众,从来的运动都没有这样的广泛和深入,群众真正起来了!江青同志你功不可没呀!”
江青当时还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总理是主席的最可靠助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长,我得好好向您学习哪!”
4月1日,周恩来针对刘少奇的问题请求毛泽东成立专案组对之来个彻底审查,他曾提出建议道:“我建议专案组工作应该由江青同志挂帅,康老协助。江青同志比我敏感,看问题尖锐,我是甘拜下风啊!”
5月中旬,以蒯大富、吴传启、林杰为首的一批红卫兵搞了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事件,妄图把周恩来打成叛徒。江青得知此事后,先是同周恩来打了招呼,要其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又调集了《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上海各大报纸和周恩来送来的《申报》合订本、《时报》合订本以及四中全会后的《大事记》进行核实。
5月18日,数千名红卫兵围着中南海周恩来的轿车要打倒周恩来,毛泽东得讯后大怒,说:“胡闹!周总理能打倒吗?天不灭周,反周国必亡,懂不懂?赶快派陈伯达去制止这些无知的小将。”
5月21日,江青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部分高校红卫兵领袖开会,郑重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怀疑他!他送来的材料我研究了几天几夜,无懈可击呀!尤其是叛徒顾顺章在各大报纸上悬赏,要花三千大洋要买周总理的人头,这都证明了周总理不是叛徒,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并声称:“此事不要再讲了,谁讲谁负责!”
    由此可见,文革初期江与周之间基本上是合睦的。
至于后来的事情发展则有着一定的原因。那是周恩来错保并重用了等小平,江青等人才和周有了矛盾。
说起邓小平,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与之有着较好的同志关系。建国后,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货色,周恩来是反对的,但周一直都把这些当做是党内的思想斗争,为了党内的团结,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忍让是有意见的,这些意见也仅仅体现在自己的诗词《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七绝•屈原》中,没有公开表示过。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在毛刘二人大是大非争论下,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他选择了毛泽东。
196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检讨。检讨后,他和周恩来有过一段谈话,他说:“我的许多所谓错误其实都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即使有错,也不能只让我和小平顶着,难道你周恩来就没有责任吗?”
周恩来当即反击道:“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派王光美同志进驻清华逮捕蒯大富是谁决定的?你阴谋召开非法地中央全会要改朝换代又是谁决定的?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分庭抗礼,简直令人不能容忍!这里有我的责任吗?大量的事实证明,从遵义会议召开以来,你一直都在静观待变,投机钻营。你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不高,而是根本就没有举!我再次警告你,现在你是认识问题,可千万别最后闹成个立场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他还向闻声赶来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等人动员道:“现在看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问题不小,明后天的讨论会你们要敞开思想揭发批判!万万不可上了贼船!”
在此之后的几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都发言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说:“从一系列的事实已经证明,刘少奇确确实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头子。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却没有背叛他那个阶级,也根本不可能去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服务。一九二五年他被国民党逮捕,怎么出来的?我怀疑是叛徒,应该认真查一查!”
他还说:“至于邓小平,他也是一贯的喜欢推行资本主义那一套,是个投机革命者。战争年代他担任二野政委,功劳都是人家刘伯承同志的吗!”
1974年夏天,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就某些人私下里讲江青的坏话进行了批评:“有些同志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受过冲击的老干部,对文革三个指头的反感,可以理解。他们重新工作后,对于四个现代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但是,他们如果始终纠缠于每个人每件事都必定会出现的一些小错误方面,那他们必定会再犯新的错误!”
然而,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对于文革中出现的极左思潮是深为不满的。1968年,他就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又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为了反对极左思潮思潮,他又不得不依靠后期解放出来的邓小平。
    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重新启用邓小平。而邓小平此时也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在1972年8月3日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1973年解放出了邓小平,周恩来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住院治疗,把国务院的大权交给了邓小平。而邓也就在这时候开始否定文革,大刮右倾翻案风。对于这些情况,江青等文革派当然是反对的,而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仅凭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探视和传言,治理整顿的成绩听说了,翻案的事情却不知道,他当然会夸奖邓“做的工作比我好,”而保邓护邓之心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就有了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恩来到长沙找毛泽东谈人事的那次会见和王洪文的所谓“告状”。(我怎么都不理解,王洪文做为党中央副主席到毛泽东那里汇报邓小平的情况就是告状,而叶剑英、李先念多次到医院打扰周恩来休息,替邓小平说好话,打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的小报告就属于正常)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很多地方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工农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不正说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反对邓小平是正确的吗?
基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一些袒护,江青开始对周恩来不满,也做出不少反对周恩来的事情。但他们之间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作方法和思想路线的不同,根本没有到了那种敌我斗争的地步。
比如,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很多人都说江青把周恩来比做宋江,想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我在很早以前对此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宋江应该指的是邓小平,我有三点理由:
一、宋江架空晁盖,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中架空毛主席和周恩来,而周恩来有病住院了,他能去架空毛主席吗?
二、宋江一上台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邓小平一上台就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而周恩来一直就在台上,一直掌着大权,一直忠实地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抛出过什么东西?
三、宋江招降纳叛,亲近的是卢俊义、柴大官人,与刘唐、石秀、阮氏三雄这些劳动人民完全隔着心,邓小平一上台就解放了大批的走资派,看不起陈永贵、吴桂贤等工农干部,从内心里也拥护剥削制度,鄙视工农群众,而周恩来……谁不知道他和工农群众、工农干部是心贴着心呢?
此外,拿邓小平与宋江做比较,还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亦正亦斜,有功有过;都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都是投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得到过革命领袖的赏识;都和领袖人物面和心不和,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又都日夜梦想篡权篡位,而一旦上了台,立刻否定领袖人物以往的做法,朝着另一个极端走……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江青一直和周恩来关系很好,而且毛主席历来是很重用和保护周恩来的,公然反对毛泽东重用和保护的人?量她江青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有人说,江青反对周恩来是为了抢班夺权,可是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入膏肓,江青再傻也不会去反对一个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老人吧?
最近在某刊物上发表的当初作为“梁效写作组”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周一良说:“追查梁效的罪行中,很突出的一条是跟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孔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组成员都很难过……”这就是个有力的证据。
把江青反对邓小平说成是反对周恩来,无非是借用周的光环掩护邓而已,这种说法既牵强附会,又用心险恶之极!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都可看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放手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还多次夸奖了他的成绩,那是寄希望于邓小平让他把国家往四个现代化目标上引,如果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周恩来也决不会答应!

       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

故事片《周恩来》中还有一个情节: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恩来抱着重病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周问候毛:“近来身体怎么样?”毛笑哈哈地回道:“很好啊,能吃能睡,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样的写法完全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那就是毛泽东把一切工作都扔给了周恩来,自己却躲在长沙享清闲。而周恩来却要抱着病危的残躯忍受着生命危险去朝见领袖……这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误导。
其实,自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便开始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极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有时甚至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根本无法工作。尤其是到了1973年,毛泽东又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眼病,视力基本上为零,已经无法工作。他怎么能料到另一个生命垂危的战友周恩来会在叶剑英等人“逼迫”下来到长沙呢?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如同一个神话。按照两人不同的性格,我敢说他们若处在社会的普通百姓身份,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且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成为一大奇迹,也成为中华民族和几亿华夏儿女的最大福音。
战争年代,两个人之间的密切配合就不说了,单是他俩的晚年关系就常常令人有一种揪人心肺的感动。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之后,突然病重起来。周恩来得知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工作人员从他的表现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指示医务人员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和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毛泽东有个“闪失”,周恩来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呢!
这之后,紧接着周恩来也出现了便血的病象。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并多次关照周恩来“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文件”、“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为了减轻周恩来的负担,1973年,毛泽东又解放了邓小平,让他主持国务院工作。
1974年2月,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更加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月20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此致信给毛泽东: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肠病的地方……”
几天后,毛泽东品质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
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够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了几次手术等。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使用的沙发,曾经是又大又笨的那种,对于长时间坐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工作人员给他另外设计了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许多蜂窝形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就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脚还勉强可以着地,像总理坐上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赶快给总理送一个去。”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周恩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感情啊!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
    1973年,毛泽东视力因患白内障而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外事活动中耀眼的摄影灯。周恩来为此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告诉工作人员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试。如果不合适请告诉我,再给主席另配。”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5年8月,医生决定要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尽管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不放心。他不顾自己的严重病情,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就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才放心离去。
1975年10月,周恩来病情加重,无法进食,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他的下身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每天都要问一下毛泽东的病况。
到了1976年元月,周恩来高烧不断,时时处于昏迷。但他醒来时恰好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便让秘书去买来报纸,把诗词读给他听。即使在他的弥留之际,他还是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主席,主席的身体怎么样了?”
“没有大的变化,还是那样。”医生小声回答。
“只要主席还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了过去。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戴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样的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周恩来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成功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人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人民万岁”是发自他们内心肺腑的口号,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十分的糟糕,他讲话困难,含糊不清,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再后来,他的两条腿也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挪不动了。
两个伟人同时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之中,却不能相见。他们一个在北海西岸的305医院,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但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正侧卧在床上看文件,工作人员张耀祠急匆匆地赶来,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依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他也不可能参加。他派人送来了一个花圈,放在曾与他携手战斗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兄弟告别。
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衰老的脸上不断的流下来。
周恩来逝世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的情绪不好。他不愿说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
但有一天,毛远新告诉他,上海有人贴出大字报,说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把周恩来赞颂的太过分了,说悼词“结论应该推翻”时,毛泽东愤然答道:“攻击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作的结论是不能改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赞成的!”
毛泽东对与他共事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来,信任周恩来,也知道人民爱戴周恩来,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周恩来。
反之,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也是无限忠诚的。他自觉的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地协助毛泽东完成了两件大事,既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大事,也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事,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说他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不确切的,他和江青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江青“敢于斗争”,而周恩来则“善于斗争”。
说他无比信任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支持了邓小平也是不确切的,他过于相信了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在邓小平的问题上,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是错在了仁慈。
我们愿意爱戴这样的周恩来!
我们决不愿意爱戴三十多年来被舆论喉舌改变了模样的周恩来,因为与毛泽东面和心不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同四人帮做了坚决斗争、力保邓小平主持工作——结果使得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周恩来,对共产主义没有忠诚!
而敬爱的周恩来和他的爱人邓颖超生前曾多次说过:“英特纳雄耐尔是一定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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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2007/12/17 1:04:57
luxiaowe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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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就应该多象老一辈那样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为了全体劳动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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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6:21:03
luxiaowe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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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对周恩来是有些看法,感到他是支持走资派的,当面拥毛内心保修,是坏人保护神,假共产主义者,还说他是个伪君子,像电视片朱元璋里面胡惟庸如今看了这篇文章总理还是人民总理,我读过<<周恩来文选>>特别下卷四个现代化那篇,假如照那里面去干,中国到处是南街村,真是十亿神州尽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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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6:30:43
朝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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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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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红
2007/12/25 9:59:23
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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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澄清历史的好文章!和大多数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总理决不是像现在舆论上表露的那样,是个两面三刀的两面派,阴谋家。如果真是那样,主席岂不是天下第一大傻蛋?还能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从而开始社会主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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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金
2007/12/25 12:27:56
胡杨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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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资产阶级右派文人,借一切机会篡改历史,为邓小平涂脂抹粉。在他们笔下,129师和中野都是邓小平在大显神通,刘伯承反而成了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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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以养德
2008/2/26 18: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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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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