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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 臂 挡 车

——从谢韬、辛子陵的四反谬论说开去

吴 健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一文已在社会上流传。今年初,《炎黄春秋》编辑部把该文题目改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在第二期头篇地位正式发表。辛子陵是国防大学退休正师级研究员宋科大校的笔名,《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作者1994年退休前后多年来对党对毛泽东口诛笔伐的必然产物。该书巳于今年7月在香港出版,其基本内容与谢韬所作序言及作者早在2005年5月20日发表的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一文完全一致。谢序辛著中全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党的领导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既明显又猖狂。

本文作者考虑到近年来社会各界许多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谢序辛著的好文章,自感很难超越,故采用了“摘要与点评”的形式。其好处是简单明了 ,一目了然。这也算我为声讨谢、辛等四反谬论出上一点力。

四反谬论 背弃共运

韬、辛子陵的四反主要谬论如下:

一. 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二. 反对暴力革命,力主和平过渡。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

三. 民主社会主义“赤化”了英国、美国。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四. 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或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五.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 “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六.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使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0,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七. 党内“左派”根本否定改革开放。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八. 中央主要领导人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后者是由辛子陵争得和建立的。 
⒈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 (按:最后一句话,谢序公开发表时被删除了) 
⒉ 辛子陵“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按:原文为我与陈叔平教授)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九. 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胡说。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⒈ 引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股份公司以及马克思对此的论述后,说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
⒉ 引证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大段话时,说什么恩格斯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后竟胡说什么恩格斯“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⒊ 又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十. 不是伯恩斯坦而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斯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十一.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⒈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按:原文为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按:原文为毛泽东)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
⒊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按:公开发表时把列宁、毛泽东的名字删除了)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4.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第,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⒌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我们党(按:原文为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以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十二.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

⒈ “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
⒉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⒊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
⒋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十三. 民主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

⒈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恩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⒉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十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⒊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四 .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

⒈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按:最后一句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
⒉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按:括号内的话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
⒊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按:括号内的话公开发表时改为“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按:括号内的话是公开发表时加上的)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⒋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按:本条公开发表时删除了)
⒌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做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按:民主国家指西方国家)议会的职权”。(按:本条公开发表时删除了)
⒍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按:本条公开发表时删除了)

十五. 我党我国真可能走向灭亡,失尽人心丢掉政权。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按:当今担负救党救国之重任者,唯谢韬、辛子陵是也?)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按:张友渔同志这段话我们无法考证,辩明真假。它倒表明谢韬心虚,企图在上帝那里找个人来为其壮胆)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以上我们罗列了谢序辛著的十五条四反谬论。“四反”这顶帽子合适吗?我们坚信全党,全国人民必定会“亮察”!会看透!

绝非个别 已成一帮

当前,社会各界涉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不少,其中多数是学术探讨。像谢韬、辛子陵那样的人是极少数,但也并非仅此二人而已,他们巳经形成了一帮。本文在此试举几个重量级人物,供大家“亮察”。

一、徐景安。他曾经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现任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近期我们看到他的一本题为《中国走向》的书,该书是近一两年40篇文章之集成。徐景安的《中国走向》与谢韬的《中国前途》,真是相互呼应,心心相印。在此,我们仅以其两篇文章看他跟谢、辛二人“呼应”、“相印”到了何等地步。一篇是2006年6月5日他发表的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四评西山会议之争》的文章。(按:从文章题目便能看出谢、辛——徐景安——西山会议主持人高尚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篇是2006年8月25日的题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章。现摘录二文主要谬论如下:

1. 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我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害裕,……。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第三、实现社会和谐,……。”(见《中国走向》第71—72页)

2. 中国的社会主义称不上是社会主义。“用这三个标准衡量,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可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上书,第72页)“民间的说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质疑改革的左派,认定中国走的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多数改革派人士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当然,官方是不认可、不赞同上述说法的。于是采取了‘不争论’、‘只做不说’、‘模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同上书,第135页)

3. 欧洲、美国更象社会主义。“用三个标准来看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第一、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第三、社会和谐方面,北欧国家做得比较好,贫富差距不大,犯罪现象很少,社会比较安定。”(同上书,第72页)

4. 欧美资本主义是天堂,中国社会主义是地狱。“先说我与左派共同认同的标准: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这没分歧吧。接下来,认民众自由选择,应该是争着去社会主义天堂,死活不去资本主义地狱;反过来,千方百计要离开的一定不是天堂,而千方百计争着要去的一定不是地狱。用这个标准看,欧美国家是移民、偷渡的首选,所以欧美不是资本主义地狱,而是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成份。改革前的中国,移民、偷渡非常严重,证明那时的中国不是天堂,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到处都有中国人,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当然移民、偷渡的也还不少,……。”(同上书,第73页)(按:徐先生真会吹嘘又会讽刺呀!)

5. 资本主义怎么会生长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长出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这是客观原因。从主观因素看,我归纳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被动式。美国是民选政府,为了争取选票,讨好选民,……看来民主制催生了社会主义,凡是实行民主,不管愿意不愿意,就得照顾大众利益,就会产生社会主义。二是主动式。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这就是资本主义主动嫁接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巳经消除了‘三大差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看来意见是对的。三是目标式。社会民主党人不赞同马克思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主张议会斗争,争取多数,合法取得政权,再推行社会主义。这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北欧相继取得了执政地位,创建了我们称之谓福利资本主义。……这才像社会主义。这说明,资本主义要发展,不能只考虑资本一方的利益,而是要兼顾‘利益攸关方’,即社会各方的利益。这就是马克思创造的社会主义理念。”(同上书,第73—74页)

6上. 批评结构社会主义:坚持私有制,否定公有制。“结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加公有制,计划的程度又取决于公有化程度,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同上书,第136页)“对公有制问题,更不应结构至上,而要以功能来检验。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来决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直接公有制还是间接公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作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依然是结构论。”(同上书,第139页)“请洼意,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后,并没有说建立公有制。……我理解,马克思没有消灭私有产权的思想,只是改造私有制,成为共有制、或股份制。”(同上书,第140页)“左派质疑改革的两张王牌,一是背离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公共产品缺失。前一个指责是错的,后一个指责是对的。然而左派不明白,这两种指责的内在矛盾,为了前者,必须放弃后者;或者为了后者,必须放弃前者”。(同上书,第141页)(按:也就是说必须放弃公有制为主体,改为私有制)

6中. 宣扬功能社会主义:脱离经济基础,侈谈共同富裕。 “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质疑结构社会主义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从而开创了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上书,第136页》)“邓小平的功能社会主义,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同上书第137页)“王占阳教授最早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功能论的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同上书,第137页)“实践证明,结构社会主义只能带来普遍贫穷,倒退不是出路。按照普遍幸福、共同富裕的功能社会主义理念,中国改革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是当今世界大趋势、大潮流。顺之昌,逆之亡。”(同上书,第143页)

6下. 私有制十社会福利=民主社会主义。(按:徐文没有专门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他十分重视与信仰西方民主自由。该书第二篇“中国政治改革的选择”的六篇文章充分表明这一点,最后一文的题目就是“让我们都来学习民主”。) “四项基本原则中,……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再坚持了。理由是专政与法制是对立的,我们要健全法制,建立法治国家,就不能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同上书,第90页)“自由、民主、博爱、人权、共和、平等、正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创造的价值观,体现了对人、人的权利的尊重,巳成为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同上书,第109页)“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创造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概念,侧重个人权利的保障,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同上书,第111页)

二、 高尚全。参与我国党政决策智囊团的重要人物,他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八年,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2006年3月7日,首都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在高尚全、迟福林主持下,在杏林山庄召开了一天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据说这是一个内部的、躲避记者的、无所不谈的、什么话都可以讲的会议。从高尚全等领导意图与会议气氛来说,这是一个关起门来开的黑会,人称“新西山会议”。会议开始由高尚全首先作重点发言,经过他的引导和“抛砖引玉”,少数与会人员跳得老高,尤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最甚。本来,这个会是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事,结局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十分突出。当贺卫方放肆地发出一系列四反谬论时,高尚全不仅插话帮腔,而且在会议结束小结时,他公然说什么“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大家”之中毫无疑问包括贺卫方。当这次黑会暴露于世时,贺卫方一系列根本改变中国政体与仿效台湾模式等谬论,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高尚全一看大事不妙,在新西山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急忙站出来发表声明,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张的政权更迭”(《中国新闻周刊》第12期,2006年4月3日)。可是讲晚了,你高尚全在西山会议上不巳经称此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吗?你如今想与贺卫方划清界线,巳经划不清了!别抹着良心讲假话了!

现将贺卫方并得到高尚全首肯的四反主要谬论如下:

1. 宣扬西方民主自由,要以台湾模式为中国改革方向。“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2. 左翼猖獗,右翼畏缩。“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么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高尚全紧接着说:“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凡事要左三分,左比右好,左是革命,右不是革命,凡事是左好,是革命,到处可以批评人家,最后得到好处的就是这些人。”

3. 瓦解中国共产党,欲使党陷于困境。“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欢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

4. 中国共产党存在与总书记职务严重违法。“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地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反宪政。“我接下来简要的讲一下法制方面的几个大的问题,点到为止。第一方面是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

6. 宪法规定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第三方面,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7. 我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第四方面是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司法体系现在正在稳步的下降,司法的地位稳步的下降。现在周永康同志到最高法院视察工作,肖扬向周永康同志汇报工作,全世界讲法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叫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近开的是“十六”大,“十六”大政治架构很严重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越来越不独立,最近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地强化,而不是弱化。”

8. 民法基础是私有制,一定要推动私有化。“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9. 共产党和市场的结合,不是结婚而是通奸。张曙光说:“现在有个问题,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小米资本家(按:原文如此),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贺卫方接着说:“所以,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165页)请世人看看,贺卫方的上述谬论,完全可以说条条都与我们党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邓小平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现象”时,说到“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174页)请大家看看,新西山会议与这个民主讨论会何其相似!
现在让我们来看高尚全自己说了些什么?从他的谬论中可以看出,高尚全赞同贺卫方的四反谬论不是偶然的。高尚全的“人民社会主义”也与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徐景安的功能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即公众的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人民社会主义。”(2006年9月下旬在一个研究会上的发言,见《学习时报》2006年11月13日)

2. 人民社会主义的五个特征。“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 (出处同上)(按:五大特征唯独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总纲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被徐景安称之谓什么结构社会主义。但无论是徐景安所赞尝的功能社会主义,还是高尚全宣扬的人民社会主义,都是违反我国现行宪法的。)

3. 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能作为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巳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历史上德国曾经实行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拉萨尔……鼓吹过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德国希特勒……把国家社会主义作为执政纲领,……以上案例表明,……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作为区分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也是极其荒谬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国有化才是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源自高尚全同一时期在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长文)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总纲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高尚全把我国国有经济与德国希特勒的国有化相提并论,这既“极其荒谬”,更违反我国宪法。至于“国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一说,如果提不出出处,这就是造谣。)

4. 人民社会主义即坚持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浙江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我曾多次讲过,希望浙江的今天成为全国的明天,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经过我的考察,浙江省巳经形成了民本经济的格局。什么是民本经济呢?就是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言的,其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浙江省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只占28.5%,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比例仅为21.3%”(出处同上) (按:高尚全所说的民有、民营的“民”,不是人民的“民”,而是在民字掩盖下的“私”。这从高尚全在上述引文中列举的浙江公私经济比重,足以证明他所说的民有、民营实为“私有”“私营”之意。真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5. 民主政治是人民社会主义的特征。“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是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高举这个旗帜,否则人民不会真正拥护你。”接着高尚全说由于他提了这个建议,“在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增加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在批判‘自由化’、‘西化’时,要注意不要把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批进去了,这样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是很不利的。” (出自近期发表在一个内部刊物上的文章)

对于这一条我们需要着重说说: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在谈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这一问题时更需要注意,归根到底这是被一些人所蔑视的“姓社姓资”这个重大原则间题。邓小平在1987年2月6日的文章题目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他接着说:“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作为方法是共性,作为服务就有个牲,这个道理不是很清楚的吗?!再说现代化,东方西方有共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个性。邓小平在1986年9月28日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说:“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出处同上书第181页)请看,谁说不能讲姓社姓资!至于高尚全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所谓的“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邓小平早在1985年5月20日、6月6日先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就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出处同上书第123、125页)我们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分清民主、自由、人权的本质与形式、个性与共性。

三 、 张、王、韩、王。张维迎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学术界十分活跃。在新西山会议上,他也跳得相当高。高尚全在会议开场白的“抛砖”引出了一块“玉”——张维迎,二人配合得很紧。高尚全讲到此次争论的第四个特点是“缺乏理性”时,张维迎在接着的发言中一开头就提到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并大讲“理性思考”的四条。当高尚全批评有人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时,张维迎借机大讲涉及各个方面的既得利益,并赞扬“高主任”讲的收入分配问题很重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新西山会议有些人谈起当前关于改革问题的争论因而对“意识形态”大加指责时,张维迎竟进一步提出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改革的约束,公然否定上了党章、宪法的党和国家一切事业的唯一指导思想。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2006年6月19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文章。他所要改造的思维方式,也是针对“传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在2006年第5期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发表了《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的文章。他所宣扬的新理念,就是披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衣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国版。 近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人民网理论频道先后发表了五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公然提出所谓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上述四人以“突破”、“改造”、“创新”、和“超越”为名,妄图埋葬马克思主义为实的行径,不正好说明他们乃是一路货色吗?!

1. 张维迎: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意识形态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谁也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个包含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国有企改革方案,国有资产就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模摸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反倒没有办法避免。”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织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老一辈经济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必须改革,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活跃起来了,他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实用性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够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而是专心地研究经济如何更好地运转。”(见《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第16页)

2. 王长江:需要我们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要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被淘汰,两种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都不能不从对方的理论和实践中吸收合理的内容,这就出现了某种相互交汇的过程。这种相互交汇,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出现了除传统意义上的‘左’和右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两者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对于这种状态,我们既不能简单定义为‘左’,也不能简单定义为右,毋宁说是汲取了双方特长之后的一种进步。” “究竟怎样看待和评价人类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共同难题的探索?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一种是对探索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观点简单进行阶级定性的思维,即……。另一种是淡化意识形态的思维,即不给这些思想和观点定性,尤其不强调它们的阶级性(当然有时也往往是有意识地模糊这种阶级性)。在很长一个时期,共产党持的是前一种态度,社会党和其他政党取后一种态度。后一种态度通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的思谁方式,甚至是反动阶级维护旧观念、旧制度的一种手法。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戏剧性地转变了方向。以阶级定性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并未战胜落后的用阶级调和来思考问题的方法,更没有把它消灭掉,而是一直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 “上述思维方式之所以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设到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执政党担起了行使公共权力的责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标,即整合国家和社会,并推动其发展。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而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次,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这样一来,各种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按:我国宪法序言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看来王教授他要由各种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的合作取而代之了。)就有了相互学习借鉴的很大空间。仅仅这两条,就强烈地需要我们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 (按: 王长江早在三年前就提出意识形态的问题了,不过那时称之为“调整”,而今已上升到“改造”。王教授当前大讲苏共意识形态僵化的教训,其矛头所指是十分清楚的。)

3. 韩庆祥: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即新意识形态,首要的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元和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人的发展也呈现一种新的状态。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社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同时,一些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现代理念也逐渐确立起来了。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从权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从‘人情’走向理性;从依附走向自立;从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与功能的统一。”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从社会存在到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一元主导’性社会,即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和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元主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逐渐呈现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社会日趋成为多样化社会。……面对社会的多样化和人们的多种诉求,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尊重,消极对待。……另一种是予以尊重、积极对待。也就是积极整合他们的合理要求,努力凝聚他门当中一些有效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使社会走向和谐社会。……整合和凝聚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人们能‘各得其所’与‘和谐相处’,其基本特征,就是力求保持各种力量和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并达到共生共进。要言之,就是追求多样和谐。”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5期第8-9页)(按: 韩庆祥关于“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的新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要害是:取消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一切事业中唯一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一元化绝不能为新理念、新思维的多样化所取代。韩教授2003年5月10日发表的题为“试论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深层解读十六大精神”和2004年7月5日发表的题为“我们说了哪些新话──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大创新”两篇文章,把西方人本主义硬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韩教授“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一文与上述两文的基本点一样,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为名,宣扬西方人本主义为实。)

4. 王占阳: 他所说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何意? 在《努力实现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文中,王占阳称,“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实现的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所针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目标就是要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所有这些内容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理念,这就是:建设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亲兄弟》一文中,王占阳称,“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但在我看来,它们实际只是一对既经常打架、又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巳经发展成为了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车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与社会。”“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也正是要着力构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相和谐的新社会。” “继续对‘资本主义’这四个字讳莫如深,实在已经毫无必要。这层‘窗户纸’,确实巳该捅破了。”(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四、 李 锐。 “(1917——),曾任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原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有本书介绍李锐说他是“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不对!历史表明,李锐乃是议毛、贬毛、批毛、反毛的专家。真是悲剧!前些年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保健医生写了一本丑化毛泽东的书,不过它只能在海外出版,人也流浪在外。比这本书为害百倍的李锐的许多文著却能在国内众多新闻出版单位发表,他还口口声声念叨新闻不自由呢?曾担任中央委员等高级职务的李锐够自由的了!这不也是一种官“商”结合的权贵主义吗?!

1. 2007年2月,在《炎黄春秋》上李锐与谢韬同时同调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他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些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不够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巳有反思的。”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巳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30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50年代(我)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还有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

2. 其实,在我国批判马、列、斯、毛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宗师不是谢韬,而是李锐。请看早在1997年3月,整整十年前的李锐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所写的。(该文见《李锐论说文选》第30页) “可以说,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又都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发展还在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到,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顾准对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人类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继承,错的东西也不应当回避。马克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弄清楚还会犯错误。” “最近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后觉得深受启发。”

3. 借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竭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甚至要求改变我国国体。2002年11月党的16大闭幕不久,李锐就在200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了他在会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在2月20日下午在北京家中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现将“建议”与“专访”先后摘录如下。 “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按:作为20世纪世界潮流的民主化,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化。请参阅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的题为“美国为何对中国推销民主”一文,见《环球时报》2007年5月16日第11版) “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巳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按:又一个符合世界潮流!这是关系到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涉及到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谁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要不要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等重大原则。其实,“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已经闻世,其中有个版本把我国划为十个阶层,工人阶级下降为老八,农民为老九,贫民为老十。请问李锐先生,你是否认同?) “1980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按:怪哉!苏联垮台竟归罪到40年前的斯大林,你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何偏袒,其中必有玄机。如果不幸中国有一天“垮台”了,看来要到西天去追讨毛泽东了。试问,你和谢韬们该怎么说呢?)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按:真佩服!约60年前听的传达至今还记得,还印象非常深?) “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按:对“几十年的”遭迂,真是念念不忘啊!)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按:李锐张口闭口讲的宪法、民主、自由等等完全来源于“西方几百年”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吗?!)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按:连邓小平都带上了!看来人间只有一个人不会犯错误——李锐。请问,你研究与批判毛泽东几十年,难道你对毛泽东还没有“搞清楚”?)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 (按: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第一章中,说“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个党员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高度信仰及其行动,能做到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吗?!但这种崇高信仰竟被李锐诬称为宗教,还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从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呢!去年我们见到过一本题为《信仰是怎样铸成的——重走红军长征路》的书,按李锐的说法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宣扬“宗教”呢?) “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巳经占全国一多半了。”(按:看来你的民主化、现代化,还有一个私有化吧!)


4. 谁只要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谁就能得到李锐的关爱和支持。李锐为人作书序的不少,其中有本吴宗黄写的题为“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书。(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初版)李锐不仅大力支持,而且也发挥自己的谬论。先看“再认识”一书的“目录:……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第五章 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按:如此根本否定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书,能得到李锐的作序支持,说明他们是同心人,同路人!) 李锐作序说:“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断变化,这也可以说是在遵循着马克思预言的航标不断前进。” “我们一直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而列宁主义、尤其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同马克思主义又有区别。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争论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更加片面的理解,如关于政党和专政的理论,主张专制极权,强调集中、纪律,轻视自由、民主、人权。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凭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专制独裁的手段,全民都得遵守。” “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出发,到创立新的理论和学说,许多学者都在做这件大事。河北保定以吴宗黄为首的一批学者,多年来探索……。现在吴宗黄的新著《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就要出版了,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我又写了上面这样一些话。”

5.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成为“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为之终身奋斗的人。而口口声声说他是从延安窑洞走过来的老人——李锐却不是这样。观其一生他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为“中国民主奋斗”而一心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民主主义者。李锐在为吴敏同志新著《民主探求录》所作序言中说了些什么呢?“我们这些耄耋之人,大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巳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 “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讯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按:李锐作序的初稿为2004年5月5日,题目为“何时宪政大开张”,正稿为5月16日,10月出版时有“个别删节”。以下摘录的来自初稿)“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近三百年来,保证实现民主的宪法与宪政,可说已成风靡全球的政治文明了。放眼世界,现在仍旧是专制的国家,还剩下几个呢?” “西方国家的宪政,由全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巳成为社会习惯,因此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出现不了强人政治,也不需要语录当家,舆论一律: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互相指责,竟见分岐通过议会解决;各种报纸互相竞争,揭恶扬善,广开言路,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设新闻检查机构。(这次美军在伊拉克虐俘即由美国自己的报纸揭发。)当然,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按:以上两段均表明,李锐要在中国实现的宪政,是西方宪政。) “民主的大道理,说起来谁都懂得,宣传民主的文章也不少见,但为什么还是只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还是喜欢权威主义呢?问题就在积习难除,仍是党政不分,党大于法,一把手说了算,‘百代皆行秦政治’也!孙中山的阴影、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呵!” “我在‘七五旬寿诗’中曾有感叹句:‘何时做个自由人’。今年‘八十进八有感’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权且作为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吧。”

五、高 放。今年5月31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高放先生集中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一文。以一句“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义语”的惊世之言,以其二者“百年分合”的胡言乱语,还把胡乔木同志抬出来为其撑腰等等,这真是为他同校共事的谢韬送上了一份厚礼。现摘要如下:

1. 两类政党、两种社会思潮本来同宗、同根、同义、同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类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政治社会思潮,本来同宗、同根、同义、同党。回顾百年国际共运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来龙去脉。”“当时马恩的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8226;李卜克内西——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回事。他有过这样一段名言:‘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的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组织社会。’‘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这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互为基础、不可分离的精辟说明,同时也说出了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从这段名言可知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义语,科学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要以科学为指导。”(按:李卜克内西这里讲的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现在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它不能说成是加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两字在社会主义之前或之后,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在题为“从对抗转向合作”一节中,他先写了社会党方面,接着写中国共产党,其主要涉及胡乔木同志,也涉及党的主要领导人。 “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也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讲得相当精辟,这里摘录如下:‘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奉行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民主的,在国际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共产主义也搞不成’。‘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侯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按:关于列宁的建党思想是不是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呢?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材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一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答案。我们摘引其中的两段:“在建党初期,列宁使用比较多的概会是‘集中制’。但他在强调集中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随着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到190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了党章。后来,列宁又把这个组织原则推广到共产国际的各国党。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明确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见《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254页) “列宁主张,党内既要实行民主,又要实行集中。但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在沙皇统治和国内战争时期,强调集中多些;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则强调民主多些。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民主与集中都是不可偏废的,既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也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相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第310—311页)既然列宁的建党思想是民主集中制,它能扩大到共产国际时只讲集中制吗?乔木同志失言了,你列宁只讲集中,我就大讲民主。这不,高放先生就借你的威望来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了!)

3. 在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一节,宣杨西方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则是早先有人提出过的“资本社会主义”了。“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念,我们过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然而在当今世界,巳经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了;第二,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增加。我用21个字来界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用这个定义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种种新情况。……瑞典既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可以说当今瑞典是一个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也有高度的社会化和有所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国家也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再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也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我们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 “从当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按:我们和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样的国家,竟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竟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你能影响它什么呢?当美国要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时,连联合国都阻止不了它,你有何能耐?当战争面临失败美国才想到要联合国去“擦屁股”,你又能怎样?说要同美国这一软硬两手并举的战争贩子“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真想得美?!看来,我们国家可以撤消国防部,另立一个“和谐部”,而这部长人选非高放先生莫属。)

时代车轮 滚滚向前



我在开头巳交待,本文所以采用摘要与点评的形式,因为前面所摘谬论的方方面面都巳受到各界、各方、各地的深揭与痛批。

我们的老红军、老同志、老领导——郑天翔、李尔重、马宾、宋涛、魏巍、张全景、王忍之、刘国光、有林、李力安、李成瑞、卢之超、韩树英、张云声、刘实、韩西雅、詹武、田心铭、徐非光、孙永仁等在这场事关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姓马姓修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可贵的表率作用。

还有一大批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杰作。首都北京举其若干篇: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笔名:辛程)是发表文章较早又多的一位教授,他的重要文章有《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必须警惕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我国泛滥》。 中组部张全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 中宣部卢之超:《谢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理论局李长征:《评说自由化的“易帜”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中联部肖楠:《我们要理解和读懂恩格斯——评谢韬先生有关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两种说法》 ,北京大学梁柱:《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颠覆中国的主要危险》, 中央政研室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原中流杂态社孙瑞林(笔名武兵):《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共十二节), 国防大学林伯野:《批判谢韬反共文章,打退修正主义思潮的猖狂进攻》与《切中时弊,振聋发聩——读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铁道部党校吴秉元:《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三评谢韬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 中央党校谭乃彰:《毛泽东当年号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线》, 中国社科院徐崇温:《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 清华大学刘书林:《民主社会主义思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脉胳》, 中国社科院张树华:《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我们放眼中华大地,从北京到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苏州、武汉、昆明、开封以及太原等地纷纷召开了研讨会和座谈会,齐声讨伐谢、辛的乱党谬论。北京中国社科院的冯颜利、吕薇洲、高伟、翟胜:《强国富民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国家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综述》。南京大学的奚兆永,他以《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为总题并分设若干小题,竟一连发表了十八评之多;还有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李炳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海的文章不少, 如蔡仲德:《要正视“民主社会主义”流行的现实》与《空前变革的空前挑战——谢韬和李锐给我们的启示》, 高为学:《岂能以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与《“股份公司”使资本主义“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吗?》, 董乐辅:《“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是亡党亡国论》。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评报协会《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商榷》。 无津的李振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导致苏联解体的严重恶果》、《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与《东欧剧变与民主社会主义》。 浙江社科联裘真:《浙江理论工作者集会迎头痛击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 楚天舒:《武汉网友聚会批判谢韬反动言论》, 武汉新四军老战士:《满纸荒唐言》。 肖力:《中国要“科学社会主义”不要“民主社会主义”——昆明地区举行批判谢韬奇谈谬论座谈会》。 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紫砂执笔:《反对民主社会主义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山西社科院雷忠勤:《谢韬为何歪曲恩格斯》。 四川革命老军人庞虎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驳马克思主义的公敌——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书稿作序的谢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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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那么多的好文章,我的态度是掌握其基本观点以及领会其丰富内容。此外,本文以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为中心,谈一点我的看法: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二、两种不同的时代观,三、当代国际环境与牢记敌我矛盾。

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

1. 如何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对于认清当前世界形势、国际关系以及正确执行对外方针,极为重要。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与误解甚多,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二是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三是现代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最近我们看到了以高放为首几位教授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一书。有意思的是,其中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高放在今年5月那篇长文中讲过“本是同根生”与“百年分合”的惊人之言,可在本书中不显见。否则,此书怎能有一节“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该书第316页)呢。当然,这本教科书是集体创作,但对于高放来说,彼说“同、分、合”,此说“挑战”,这明显是言不由衷。二者必有一是假话,让我们信哪个呢?

2. 要正确认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著名论断。高放在上述教科书中写道:“可是,事隔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破坏和多次革命冲击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健在;尤其是以信息化为龙头的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全面的新变化,似乎还焕发了青春活力。”(见第308页)显然,在高放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早巳不是“垂而不死”,而是什么“死而复生”、“返老还童”了?
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过《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内涵》一文,着重阐明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原理的含意。它有三条:第一,过渡性,此是基本含意。所以列宁曾经说,“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其过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的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第二,长期性。帝国主义的灭亡,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年前有同志作文,他以列宁的许多论断证明,所谓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是“行将就木”的“顷刻灭亡”的资本主义。这是对列宁思想的极大误解。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1914年说“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还不能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列宁说这个时代巳经开始了,“然而仅仅是开始”。这都证明列宁对上述过渡具有长期性的科学判断。第三,曲折性。列宁曾经说:“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帝国主义灭亡,即过渡的曲折性,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源自“事物矛盾运动的的曲折性”。(请阅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马克思主义者论资本帝国主义》一书) 但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上世纪90年前后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历史上这一“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

对此,邓小平是看到了。就在1992年初,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政治思想动态,他在南方各地视察期间《谈话要点》的最后讲了很有针对性的一段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

总起来说,我们一定要牢记上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明察当代世界的指针!

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总是向前发展的,科技因素将是决定性的,故称之为“第一生产力”。至于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将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动”,源自生产力,而生产关系对“动”则起着“推”或“阻”的作用,当然其推力与阻力还有大小之分;这两种力往往同时存在,从而形成一种合力。推力源自社会正常需求,阻力来自社会失常需求,二者相互影响的结果形成一种合力,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此种认识,我们认为符合恩格斯在1890年一封信中谈到历史创造与历史事变原因时,讲到的“总的合力”的含意。

现在,我们来回答关于相对稳定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没有发生特大经济危机,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相对稳定。对此,我们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看西方世界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其社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经研究,战后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巳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国家的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大大加强。各国政府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两大国策——凯恩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力主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其重点是刺激社会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消灭经济危机”;而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核心的福利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是相适应的。这两项国策推广到国外,就是对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求公开的政治统治,而力求经济控制,实行改杀鸡取卵为养鸡取蛋的手法。

当然,西方国家在后期要转向新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没有完全放弃。刺激需求与福利政策的结果是扩大了国内外市场,从而使经济较快增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随之社会相对稳定。但此种稳定具有相对性。其实西方世界争市场夺资源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连北极海底的主权也吵了起来。世界上一切政治冲突,直至战争,那一个离得了争夺市场、抢占资源这个经济因素的根本呢?美国发动侵占伊拉克的战争,最近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公然说“确实是为了石油”!

二、两种不同的时代观

1. 在时代问题上,我对高放先生的观点有些赞成,但有许多不赞成。主要的不同意见有三条:

A. 教科书第五章开头提出在新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需要采取的新战略六条(见第293页),其要害是告别战争、告别革命、和平过渡与和平共处的“两告”、“两和”论。我们党确实讲过“新的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但这丝毫没有完全、永远可以避免之意。至于“难以再依靠战争引起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一说,是典型的“两告”论。请注意,战争除了世界大战,还有西方世界的国内战争;你高放先生能保证这两方面的战争都永远永远地消失了?至于“通过和平与发展去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这是清清楚楚的和平过渡论。说到“不能再以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心来领导世界革命”是无的放失,我们党谁这样说了?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容后讨论。

B. 对上文第一节提到的对“人类社会正面临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时代”的论述尚可,但由此提出的“三个一”世界,是极其错误的。高放先生是这样写的:“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社会生产进一步自动化、社会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在增强,世界一体、天下一家、全球一村的进程在加快。”(见第296页)(按:在世界上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条件下,世界能一体吗?天下能一家吗?全球能一村吗?)

C. 上文第二节提出“人类社会正面临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协作、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教科书中关于大小时代或大时代小阶段的提法我们可以认同,因为我们的时代观是“大小时代结合论”。但对大小时代的划分,分析和论证,特别是关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我们有根本不同之处。教科书写道:“至于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将要采取新的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再出现我们过去所推论的由战争引起革命,或由经济危机引起暴力革命的形势,看来革命将要通过较长期逐步的斗争去实现。所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大体上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一个共处、协作、竞争和斗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见第305页)这就是本文在前面提到过的带有理论色彩的“两告”、“两和”论。高放先生在书中讲到和平共处时代时也说上几句“斗争”、“长期”、“尖锐”的话,可是紧接着他竟然说:“但是要斗而不破,斗而有理有利有节;要斗智、斗勇、斗法(遵循国际法,维护国际法),而不是斗气、斗力、比武。”(见第304页) (按:美国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还“有理”?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美国霸主义政治的斗争要守谁家制定的国际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是在斗气?)他又说:“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这样的时代,两种制度国家的领导人都认识到在当前核时代要尽量避免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否则就可能是核冬天的到来,全人类的灾难。”(见同上)真是惊人,人间有了上帝了,高放先生竟然能知道美国布什之流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核战争的危害,并“尽量避免”。当然,美国不敢轻易发动核战争,但也不会是绝对不敢;要不,它要大量保存并继续研究生产新的核武器干什么?二次大战结束前夕日本失败在即,美国为什么要在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要是高放先生能够保证美国今后不会动用核武器,我们真愿祝他长命百岁、千岁。说到和平共处当然好,但这是一个外交概念,关键是美国帝国主义是不是真心想跟你“共处”,否则上世纪1990年前后为什么会发生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请不要忘记美国当年驻苏联大使馆和现今驻中国大使馆都不是吃干饭的!!!

2. 本文所持的时代观和方法论

我在2000年5月写过《时代观与方法论》一文,发表于《当代思潮》同年8月第4期。现摘录几条如下:

A. 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大小时代结合论。大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时间很长,可能会有若干个世纪。小时代严格地讲是大时代发展中的阶段。大时代的发展将经历多个阶段,从而逐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研究时代问题务必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时代要掌握发展观、矛盾论、分析法。任何事物始终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有发展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会有特点,从而呈现出时代发展的阶段性。大小时代结合论符合时代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B. 关于大时代。“大时代的核心是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即从资本主义逐步在全世界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渡时代的社会基础是一球两制,即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社会体系。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而它是由‘四大矛盾’构成的。一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四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与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即垄断资车主义、并在‘一球两制’格局中占主体的条件下,时代矛盾运动具有激化与缓和的两种基本形态,过渡的实现具有飞跃与渐进的两种基本形式。整个过渡时代将在‘激化——缓和——激化’的矛盾运动、‘动荡——稳定——动荡’的世界态势、以及‘飞跃——渐进——飞跃’的发展规律中向前发展。在全世界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长期性、曲折性、阶段性。”

C. 关于小时代(上)。“所谓小时代,即大时代发展中的阶段。‘过渡’时代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巳经历了20世纪上半世纪战争与革命的第一阶段,现正经历着下半世纪开始以来的和平与发展的第二阶段。” “大时代发展过程出现这一阶段性的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态势巳由极端动荡逐渐转化为相对稳定,其矛盾运动由极端激化逐渐转化为相对缓和;(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从高潮转入低潮;(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四)世界和平力量的联合与发展。”

D . 关于小时代(下)。“和平与发展阶段具有四个特征:(1)世界的相对和平,(2)对话与对抗,(3)发展与不平衡,(4)联合与竞争。世界的和平是总体而言,就局部来说战争一直不断;国际关系中的对话成为普遍形式,但常常出现大的对抗,即使在对话之中也存在对抗;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发展极其不平衡;特别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在各种领域中都有联合、合作,但其中存在在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在世界上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和平、对话、发展与合作均具相对性,而战争、对抗、不平衡与竞争均具绝对性。当今时代就是在这种相对与绝对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不仅大时代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当今小时代的发展也有阶段性。从世界政治发展的态势而言,它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到50年代是东攻西守、南攻北守的阶段,那时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60、70年代是东西、南北的相持阶段,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南北对话’遭拒绝,北方国家以‘双边对话’的分化策略应对是其突出反映之一。80年代以来是西攻东守、北攻南守阶段,从美国为首的新霸权主义以文武两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东西两端夹攻,到克林顿主义的全球战略,促使北京动乱、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而第三世界屡屡发生事端。以上表明小时代的发展也是曲折的,同样具有‘激化——缓和——激化’的规律性。” “总之,和平与发展阶段绝不是矛盾斗争的熄灭。恰恰相反,在和平、对话、发展与联合的条件下,当今世界诸关系、诸领域、诸矛盾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与尖锐性。其焦点是既有总体和平又有局部战争、既有对话又有对抗、既有发展又极不平衡、既有合作又激烈竞争的二重性。牢记这种二重性,并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及时掌握其主与次、量与质的变化,以确定或调整党和国家的对策。既要敢于同霸权主义硬的一手抗争,又要善于同霸权主义软的一手周旋。这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胆略、高度智慧与领导艺术。”

E. 关于大小时代的辩证结合。“大小时代的结合是辩证的结合,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统一。大时代的基本矛盾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过程,具有普遍性;小时代的矛盾是大时代各个阶段的矛盾,具有特殊性。这种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即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如果‘激化——缓和——激化’是矛盾运动的一个周期,而每个周期的结束都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部分质变,那么大时代将经历若干个这样的周期才能完成它的全过程。正是在这基础上呈现出时代发展的曲折性与阶段性。” “大时代矛盾运动的上述规律,决定了当今的和平与发展阶段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为世界矛盾极端激化与世界态势极端动荡的大时代发展的第三阶段;过渡时代必将前进一大步,出现时代发展的新的飞跃,这是由矛盾的普遍性决定的。但第三阶段绝不会是第一阶段——战争与革命阶段一模一样的重演,它将具有这一阶段的特点;革命高潮必将再次出现,但它的范围、形式、手段与途径则是特殊的、具体的。过渡时代正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结合运动中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直至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3 . 只要把我们的大小时代的辩证结合论与高放先生对大小时代观的论述相对照,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十分清楚的。作为后者时代观核心的“两告”、“两和”论,我们实在无法赞同。

三、当代国际环境与牢记敌我矛盾

1.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本文“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但“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对于我国今天来说,当然首先要关注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千万不能忘记敌我矛盾,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敌我矛盾。高放先生所以抛出“世界一体”、“天下一家”、“全球一村”的“三一”论,就在于他从根本上忘记了国际敌我矛盾。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基本理论,而不是谈外交事务。在外交活动中,我们可以讲友好合作,也可以碰杯起舞。但在认识与对待国际关系、特别是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时,切记我国与美国人民的关系是内部矛盾,而与美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关系是敌我矛盾。高放先生所以看不到这一点,归根到底是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当然,即使是我国的外交事务,也一定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对此,我不在这里进行理论分析与学术论证,而是列举以下三篇好文章的摘要,以引起人们对当今国际敌我矛盾的关注。

2. 去年12月,广东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好书,它是一位名叫约翰.珀金斯的美国人所写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最近《嘹望》新闻周刊记者丛亚平在该周刊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上述一书的文章,题目为:《美国“经济杀手”揭秘》。这一文章的重要提示是,“珀金斯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早巳抛弃了建国理想,变成‘帝国霸权’;‘帝国霸权’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导致了‘9.11悲剧’的发生。” 记者丛亚平在文章开头写道:“书中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经济手段’破坏他国经济安全、致使他国屈服的秘密。”接着说:“正如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珀金斯作为一个‘经济杀手’所亲历的那样,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其目标是以经济手段操纵别国——‘经济杀手’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最后丛亚平以现实情况对该书的补充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珀金斯退出‘经济杀手’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而此书都是记述亲身经历,因此对近20多年经济杀手的手法变化,书中没有涉及。而现实的情况是,随着这些年经济泡沫不断扩大,针对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升值国家,披着专家外衣的‘经济杀手’们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如用大量注水的美元抡购发展中国家被低估的廉价实物资产,用贿赂等手段抡夺、贱买并购大量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国有资产,对当地重要产业和龙头企业实施‘斩首行动’等,试图打垮和占领当地众多产业和市场,使发展中国家失去自己产业升级的空间和经济发展后劲,永远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廉价加工业的经济奴仆。”(按:记者同志此话讲得真好啊!我们对西方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千万千万要保持惊惕啊!但我们有些人真是糊涂,有的大城市还请跨国公司的头头们来当顾问呢?)

3. 2007年第5期的《国外理论动态》,发表了一个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末来》一文.杂志在文章开头写了一段前言,点出了该文的基本点,“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政策未来十年中将迎来一次质变:为了防止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危机、中国的社会动荡以及美国的严重衰退或中美的军事对抗,跨国公司将从局部控制中国转向通过发动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全面控制中国: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这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努力将会遭遇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控制和争夺的对象,后者将利用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激烈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将被迫改变。”(见第33页)再摘录文章中的两段:“在某个时侯,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中国是否会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代理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何时会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金融部门和贸易,以及这种经济权力何时在中国的政府内得以表现出来。”(见第37页)(按:这位美国人讲的也是跨国公司!真是“值得我们惊惕”啊!!中国亿万人民绝不容许我们伟大祖国,沦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奴仆”!“附属物”!)

4. 2007年7月9日第28期《嘹望》新闻周刊,发表了顾迈男、杨琳二位写的题为《重温七七 常存忧患》一文。文中的重温者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年巳91岁的新华总社老社长朱穆之。文章最后两段是:“在这位见证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独主的老人看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内忧’和‘外患’,认清中国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不会主动邀请中国与它们平起平坐,他们对中国的怀疑、分化的企图从未改变,这从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西方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争取最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同时,也必须坚定地沿着英烈们用鲜血铺就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按: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西方国家不会与中国平起平坐,这是正在迈向百岁之老人发出的肺腑之言,真值得人们深思!!)

一切真正善良的人们:世界不太平,人间敌人在!!切不要相信那些骗子散布的国货“三一世界”、洋货“三和世界”等等的一切谎言谬论!!

毛泽东有句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当代的国际形势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这只真老虎,还具有凶煞老虎与笑面老虎、强盗与美女的二重性。


※ ※ ※ 


《居安思危》——苏联亡党的历史教训

我想借中国社科院一批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推出的这部电视剧(2006年6月出品)解说词中的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害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是铁证。请看《解说词》:按照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取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从根本上取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比叶利钦赤裸裸鼓吹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苏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2. 俄罗斯在觉醒,我们要深思。“目前,世界社会主义无疑仍然处于低潮。但一切不屈不挠、继续顽强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所有共产党人,难道不应该停步深思吗?”“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经历了十多年的动荡和劫难之后,俄罗斯的各界巳经开始反思。”“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把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界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按:俄罗斯人既反省自已,又给我们忠告,这是多么珍贵啊!!)

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曲折发展中前进。“当然,俄罗斯的复兴可能还会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们深信,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我们也深信,随着生产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着苏联解体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和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最后,我要说两句: 

你看,“螳臂挡车”,自不量力!
你听,时代前进的车轮,不仍在滚滚向前吗!


——完——
2007年9月25日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科前学术带头人,教授,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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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7/10/10 23:49:14
李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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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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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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