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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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8 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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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第一节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者，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理论与实践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直到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要批判的，但借用批判“两个凡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则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样是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凡是”不仅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也是毛泽东历来所反对的，把它倒扣在毛泽东头上，借此攻击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乘机提出“彻底否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否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彻底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彻底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否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运动反修大论战”，“彻底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霸斗争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毛主席早就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理论，帖上自己的标签，“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阉割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彻底砍掉，硬要在党章里塞进根本不存在的什么“理论”和什么“重要思想”，甚至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这些东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是亲子鉴定证明二者基因完全不同，他们是一批冒牌货。
任何一位伟人、政党、组织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与结论，都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历史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发展充分证明，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中、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是中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保证！任何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都将受到良心的责备和历史的惩罚。
在西方统治者需要两类人物，一类是印度的甘地，另一类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之流。甘地跪着造反，不要民族尊严，用讨乞的方式让印度半岛独立，他的“不抵抗”主义，虽然使印度独立了，但也让印度分裂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而且使印度成为了一个封建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只在特权阶层内部体现，既没有损害西方的利益，也保住了西方的体面，印度至今是英联邦的成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出卖灵魂，从共产党内部蛀空共产党，他的“改革”、“新思维”，按照美国的要求去裁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倒，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把好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推倒，把敢于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分裂得支离破碎，其主体国家俄罗斯跌落三流国家，心甘情愿地做美国人的家犬，免除了西方的心腹大患，使美国人骄横一世，称霸世界。中国修正主义者步苏修叛徒的后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丢得一干二净，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引向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提供了条件。对于这样两类人物，美国人眼里都是好人，是英雄。甘地得到了“圣雄”的称号，赫鲁晓夫成了美帝的宠物、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诺贝尔奖，美国大财团称赞叶利钦改变了为中国为他出版传记！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屈服的反帝、反修的斗士，是帝、修、反的死对头。1949年推倒的三座大山，其中头一座就是帝国主义，但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除了领导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外，还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特别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较量过。同帝国主义硬碰硬，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9年以前，和蒋介石打了28年仗，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大三战役，这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史上的史诗。全国解放以后又正面和帝国主义真正较量，打了五大决战，就是朝鲜战争、抗法援越、中印边境自卫战、抗美援越和中苏边境自卫战，五次大战。这五大决战都是同共和国和民族的命运、荣辱、盛衰息息相关的。28年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打垮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800万军队。使新中国成为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外五大打败了西方战功赫赫的名将，如法国的名将纳瓦尔将军和美国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将军，一个个都成为毛泽东手下败将，不仅损兵折将，还丢了官，颜面扫地。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打遍天下全无敌。想当年，西方帝国主义靠炮舰征服东方，现在也要用炮舰把它赶出去。这就是东方民族面对的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就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解放后五次对外作战比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三大战役更加伟大，更加艰难，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晚年领导的最后两次大决战，因为对手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以尤为艰苦卓绝，完全打出了毛泽东作为一名反帝战士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打出了毛泽东扶弱锄强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这种特有的威武不屈的革命胆略，同美苏两霸在印支半岛和中国北疆进行的斗争，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高高地举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大旗。
   在帝、修、反的代表人物看来，毛泽东是最难对付的，因为新中国虽然不很强大，但毛泽东是又尖又利的硬骨头，横放在他们的喉管里，让他们想吞又吞不下去，想吐又吐不出来，最后还得掉几滴眼泪来，不给他们一点情面，丢尽了霸权主义者的面子，既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又使中国走向富强，一个新中国高高地矗立在世界东方。凡是妨害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宗法、官僚买办、腐朽的程朱儒家理论，都几乎被他消灭殆尽。他的理论成了世界受压迫受奴役人民的指路明灯。大长中国人长志气，毫不客气地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威风，长江上炮轰大英帝国舰队，朝鲜战场上以劣胜强，打败了号称世界上头号强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毛泽东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了反修大论战，用笔杆子把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批得体无完肤，弄得他内外交困，颜面扫地。又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胆略顶住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妄图控制中国的野心。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连一根天线也不要修正主义支援的情况下发展“两弹一星”、并且开展中印反击战、抗美援越等等。毛泽东成为世界巨人，他说话响彻云霄，连美帝国主义也不敢不听，越战时期，毛主席对美国说：“你们的陆军不能越过17度线”，美国不敢不听，自始至终不敢跨越17度线半步。
朝鲜战争，正如二次大战名将布莱德雷所说，是“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对抗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人眼中，就像美式足球明星队的四九人队（美军）赢了超级杯（二战）后，和大学校队（中国军队）较量，却被打得狼狈不堪。 
   对美国而言，这个历史教训，就是不要和中国“正面”冲突，影响所及，前后有七位美国总统反对涉入世界各地的剿共战争。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台海危机，艾森豪一度慎重考虑对大陆投掷核弹，以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毁灭中国的军事潜力，但艾森豪后来放弃了这种所谓的“预防性战争”的构想。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八二三炮战”，在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大量军援；但为了避免与中国的冲突升级，美护航舰队只到金马外，后来更提出外岛中立化、台海双方放弃武力、国军撤出外岛部分兵力的建议。这种既军援又怕战事扩大，和中国既对抗又进行华沙谈判的策略，主要也是怕引发更大冲突，怕韩战历史重演。 
   越战时，美国决策者也是惧怕中国直接参战。当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怀丁的名著《中国跨过鸭绿江》，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中美双方的默契是，只要美国不从地面进攻北越，中国就不直接参战，虽然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并派出了少量军队。有人分析，美国害怕与中国直接交手的心理，其实比河内在战争中所用的任何武器都更有效。朝鲜战争对美国最现实最不容忽视的教训，就是要特别留意中国在战争前发出的信息。 
   当年麦克阿瑟接近鸭绿江时，中国透过印度大使发出了警告；麦帅的反应是：中国岂敢参战？大多数美国人也信以为如此。中国当时确实是小虾米，没有挑战大鲸鱼的本钱，不过事实证明，“企图”是可以超越“能力”的。 
   美国从此不敢轻视中国的警告，这是此后面对与中国冲突时，美国格外要采取预防性外交和预防性军事的原因。然而，朝鲜战争毕竟已经过了五十年，再深刻的教训也会逐渐淡忘──何况斗转星移，已是“换了人间”？当我们谈论海湾战争时，我们总是从技术角度着眼，讨论这场战争对未来军事科技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民及军队最现实的影响就是：终于走出了失败的阴影，不但是军事上的绝对胜利，更是政治上及道义上的绝对胜利。 正如朝鲜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是百年耻辱的终结一样，海湾战争对美国人而言是越战耻辱的终结。从1975年到1991年，仅仅十六年，美国人就从失败的谷底走向胜利的巅峰。海湾战争结束后直到现在，也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运用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充满了自信，他们依然会遇到挫折，比如在索马里，但那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麻烦。美国军队再次赢得了超级杯，他们还会记得上次卫冕失利时的教训吗？正所谓彼长此消。 
     八十年代是美军卧薪尝胆、总结教训、励精图治的十年，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限责任公司”生意最红火的十年，也是我军装备与周边国家拉开差距的十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军队经商对军队的腐蚀力及对士气的打击到底有多大。现在，这支军队去对垒美军，已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可言，对朝鲜那种艰苦卓绝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像的东西。辉煌的时代过去了。 
     同样，在太平洋的那边，“绝对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还是处理任何危机时的一条原则吗？这正是美国的底牌，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但，也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骄傲了。光荣属于祖辈！现在有人竟然不仅在毛泽东脸上抹黑，而且在毛岸英脸上抹黑、在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脸上抹黑，在战斗英雄和革命先烈脸上抹黑，在中国人脸上抹黑。
 外国元首到北京为能见到毛泽东感到荣耀，心情却特别激动，尼克松、田中角容及当时法国总统在回忆录中都绘声绘色，心情激动。和现在一些领导者以能见到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话感到荣耀，把子女送到美国去享受资本家的生活为满足，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尔特里尔说，如果毛泽东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还不如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的生活。在中国革命中，毛主席家里牺牲了6个直系亲属，他的爱子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打到德国栢林去，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苏联留学回国后，还有意不安排工作，先后送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劳动锻炼，最后送到朝鲜战场上去，牺牲在朝鲜。毛泽东去世后，什么物质财产都没有留给后代。有人说他把儿子送去朝鲜是为了“镀金”。这完全是反动派的言论，是别有用心。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战场上去？也可以把你的儿子送抗洪抢险第一线去镀金嘛！难道说你们就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废品吗？至于送到战场上去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毛泽东是打过仗的，比谁都清楚，毛岸英同志牺牲后，有人责怪毛泽东不该把毛岸英送去朝鲜，毛主席说：“我主张抗美援朝，我不把儿子送去，谁送去？谁不爱自己的儿子？”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害怕毛主席，原因就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精神，他让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聚集成不可摧毁的长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败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官商士绅结合形成特权腐败阶层，攫取了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让大量的贫民流离失所，从而引起了革命所造成的。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端掉了老的官商士绅阶层及其价值观，让中国走向了平民社会。
    中国修正主义者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倾向，别有用心的人大搞虚无主义，兴高采烈地呼喊“两个都不要维护和遵循”的修正主义口号。提出的一系列“彻底否定”的谬论，他们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汇合成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共、反华、反革命的潮流。中国修正主义者明白地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事，不必具体描述它，只应抓当前建设致富。在所谓“解放思想，淡化意识型态”的反革命呼喊，淡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拿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削减、甚至取消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刊杂志被砍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但修正主义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口头上不能不叫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从不忘记加上一个限制词“主要是学当代的，大本本不要去读”。谁是当代的，谁的著作叫大本本？！党的干部都只能读一些只言片语，甚至拿一句成语就可以成指导全党的“重要思想”？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怎么提高，党的事业怎样发展？不仅如此，甚至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成为空洞无物的装饰，换上一些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高举修正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口号。人民要问，高举的理论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没有说清楚，谁也没有说清楚过。代表那三个？他自己的行为表明他只能代表，帝、修、反，封、资、修？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说是代表“先进文化”，他自己就代表了最落后，最反动的文化，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的十项“先进”文化；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他和美国总统一个腔调；说是代表人民群众，劳动人民不买帐，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卫道士，提倡搞特殊化，批判平均主义；反对缩小三大差别，提倡拉大差距，千百万人民群众上访无门，千千万万打工仔无住处、无卫生设备、无安全保障、无人权保障、更无人格保障，两亿工人彻底成了资本的奴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开创大庆的老人，给几个钱买断，他们的疾病养老无保障，他的子孙就业受教育更无保障；十亿农民啃土为生，医疗、教育、养老、残疾等均无法解决。有一位老经济学家在南京朝天宫，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个叹息说“媳妇下岗了，上了前线，另一个也摇头说，女儿也下岗了，也上了前线”。大惑不解，问什么叫上前线？原来去卖淫。大吃一惊，顿时心跳不己，无论如何意料不到，怜惜万分，欲哭无泪。城市是这样，哪个普通农民又怎么可能有五千元供孩子上中学，有两三万元供子孙上大学？社会的另一面，大老板锦衣玉食、高车驷马，住着花园别墅，养着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二奶和外室，另有不挂名的妓女和初夜权作补充，按照特权阶层的意志，修改宪法、修改党章、修改婚姻法。国家的资产与资源，一天天地私有化，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去当资本家、搞剥削。请问：到底是为哪类人民服务？与此相呼应，党内外毫无根据的中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于一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灵魂，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迅速严重地泛滥开来。贪污、腐败首先从党内，党的领导机关发展起来并像癌细胞那样从上到下迅猛向全社会扩散，直接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事件，黄、赌、毒、黑社会像瘟疫一样繁殖起来，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下岗失业者同时再生出来，赤贫农户空前扩大，在台湾省台独份子气焰十分嚣张，台湾的反动派公然叫喊“一边一国论”，社会动荡不安；在国际上，美国政府赤膊上阵，导演反华大合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领空受侵犯，中国飞机被撞，向台湾出售大批军用物资和战略武器，支持达赖分裂我国，党内修正主义者却软弱无能，反而害怕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甚至主动表示和美国搞什么这个“联合”，那个“联合”。不知羞耻地喧称自己是侵略者的“战略伙伴”等等。这一切究其根源，不能不承认是一系列“彻底否定”，制造信仰危机，削弱甚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彻底否定”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并且全面放弃国际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党内外、国内外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证明了党内外、国内外人民大众的疑虑与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权力和舆论导向把准确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不成文的限制，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它不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的有力证明，国内外一次又一次自发地兴起毛泽东热，有力地宣告“彻底否定论”观点的破产，而且也向我们表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是不容贬斥的。现在官僚阶级又出现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价值观已经形成，平民社会的基础也已形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绝不会成功的。历史车轮是倒退不了的，总有一天那些民族败类会被扫进历史的拉圾堆里去的。 历史的发展再三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节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贡献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而且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１９３６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并且这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与国内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修正主义日益猖獗，他们内外勾结起来形成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和捍卫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人民继十月革命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胜利，继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对列宁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提出的上述几个重大历史任务都有正确的论述。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真正形成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上解决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问题，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马列主义的大旗，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她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不少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孙中山，蒋介石，以及他们之前的各路军阀包括这些军阀之前的袁世凯。他们没有能力和智慧将中国带出衰败的困境。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最高领导岗位上的。曾经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担当最高领导。但是经过筛选，历史最终把引导中国人民走出苦海责任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与伦比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应当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一要讲清楚产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指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内容，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的时代；二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无产阶级革命本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当然是国际性的；三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联系，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只有这样才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志气；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自从党的七大正式提出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历史的发展，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不断地加以科学概括，经过半个多世纪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中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这个定义和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而从“七大”起一直到５０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则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这一次国际反修大论战，比起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大论战规模要大得多、理论和实践上要深刻得多、任务艰巨得多。因为，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有十二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缔造的，并在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领导下作为国际共运的旗手的大党。而苏共领导集团变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自然消失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他根据苏联和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修的新的斗争条件下，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制定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６０年代提出，“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科学的概括，也是提出“第三个里程碑”的依据。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反映了中国修正主义者虽然羽毛未演丰，但己经登上了历史午台，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櫀改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征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不见了，作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帝、反修的革命的旗帜不见了。因此，这个定义比前面概括的定义不是前进了，而是大大的后退了，不是更科学了，而是更缩水了。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己经不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再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了。从此公开向“三和两全”，“三和一少”的路线倒退。应当指出：这个决议本身是在文化大革命流产以后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个怪胎，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既要坚持自己的错误，又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思想；既不甘心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又不敢公开砍旗；因而显得理亏气短。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愤愤不平；对中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又恐惧不安。因而采取了一种砍旗的动机和护旗的姿态，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保留外壳和内部蛀空，心中不平不满，外表则上小心翼翼，畏首畏尾，模棱两可，羞羞答答，战战竞竞，十分矛盾的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首先， 这个定义模糊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发展了。列宁是在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条件下，搞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首先打开了缺口，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毛泽东是在列宁的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领导下全世界有十三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被帝国主义国家称之为“铁幕”的大好形势下，和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复杂环境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引领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阵线的苏联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并且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不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32页）同样，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不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而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取得的胜利，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对全世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反修大论战的光辉文献，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所阐发的原则，都不仅仅对于中国才有意义，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个定义也模糊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既然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四条路线”：（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一条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题目，的一整套理论全被否定了。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只是一句像“啊尔陀佛”一样空洞的、毫无实际内容的教义。这个定义不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被抽去了。尽管空喊一万遍“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个定义还特别加了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实际是多余的装饰，既然毛泽东思想的实际内容被否定了，还有什么“结晶”。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定义的本意是想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人的共同创造的，但这一层意思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贡献相比拟的，提出这一点，并没有抬高谁与贬低谁的意思，而是历史的事实与结论。恩格斯在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在定义列宁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加进去这样一些思想和内容，因为这本来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第三，这个定义切断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也没有说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是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讲详细一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谈到毛泽东时代的划分问题。列宁在区分时代的标志时指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毛泽东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１９６４年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是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四，这个定义也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因为，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为前提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第三次反修大论战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被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自然就不存在了。
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覆灭的教训以及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侵略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要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团结第二世界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彻底否定”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无论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科学的和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理论，尚且采取扬弃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表现，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融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来一个彻底否定呢？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岂不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事实上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下的定义本身就否定了自己。既然毛泽东思想被彻底否定了。那么，在那里所强调的所谓“集体”，岂不是一大批蠢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智慧”也只是被他们自己不断否定的“水货”，谈不上什么“结晶”，这就打了自己的嘴巴！它不仅给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抹黑，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民脸上抹黑，甚至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脸上抹黑。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
                         产生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正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充分暴露，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及其新的矛盾的充分暴露，对俄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及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列宁于二十世纪初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一样，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也是应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旦出现就以全新的战斗姿态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
　　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和十月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二战后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都相继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必然要引起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时代的局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都只作过原则的预见，没有具体的论述、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着那些矛盾？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其发展规律是什么？其主要革命斗争对象斗争任务是什么？同以往的革命相比，在战略策略上，斗争方法斗争特点有些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问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正确指导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将革命推向新的胜利。
　　苏联早在1936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最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本来是应该在革命实践中提出和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但是，由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新情况新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理论上还来不及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便逝世了。这正是他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篡夺苏共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将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葬送的历史原因。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内部发生分裂，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已经无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却刚刚起步，国内呈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在国际上顶住了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国际共运的中心由苏联转移到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他又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以短短三年的时间，创造性地胜利完成了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具有古今中外伟人中少见的极其渊博的知识、又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长期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极其谙熟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始终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国际共运动中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论战，领导全世界被剥削人民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面对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高瞻远瞩，善于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发现分析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就使毛泽东具备了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一切条件。
　　我们党1956年召开的“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新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状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毛泽东认为“还要再斟酌”，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一再强调“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没有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是我们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人们永远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37页）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一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发展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当它的内在固有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党的八大召开时，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刚刚基本完成，究竟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尚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1957年的五、六月间，资产阶级右派，在匈牙利事件和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影响下，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它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暴露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联系国际上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随着我国和国际共产运动实践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断发生，随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大论战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进行了许多概括和论述，从各个方面深入揭示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内涵，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集中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
　　毛泽东这一系列教导，使我们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认清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从经济上消灭了原有的阶级对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甘失败，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等的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诸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主要矛盾，紧紧地把握处理好这一主要矛盾，才能解决好其他所有的矛盾，从而保证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一问题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变质瓦解，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革命已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3）这一矛盾斗争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政治势力的大搏斗，两种政治思想、世界观的斗争。表现在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表现在气候适合时，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海外反动势力，策动暴乱和反革命政变，颠覆社会主义制度；（4）这一矛盾斗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经受住和平演变的考验，避免出修正主义。如果出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识别并起来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因此，这一矛盾斗争的重点在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这一矛盾斗争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都能畅所欲言，真正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始终坚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严肃党的纪律，经常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有效措施和各种形式，加强全体党员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对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的监督。（6）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宣传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发扬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我党和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如何遵循客观规律继续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毛泽东从分析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便创立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未曾系统解决而为当今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普遍遇到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它同列宁在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新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伟大理论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没有列宁上述理论的提出，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那么，没有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决，无产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无法冲过敌人设置的新的关隘，就会被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变修、解体、颠覆，无可置疑地指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列主义，它大大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五节、两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观　　

有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修正主义者的提法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和“八大”的提法是一致。另一种提法是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观点却是相背离的。究竟那一种是正确呢？这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关系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是必须弄清楚的。
　　列宁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列宁全集》38卷，409页）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共性中发现特殊性，并且必须捉住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区别事物的根据。如果不弄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该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规律。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同认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一样，也必须捉住它的内在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凭某个“权威”，说了算。
　　如果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仅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历时期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都是存在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解决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间的界限，因而是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规律的。因为这一矛盾反映的问题，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即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不断改进提高技术，以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当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形态都普遍存在的共同性的矛盾，它反映不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在的不同的特殊本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不是构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当然也不能构成我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历史上和当今所有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永远需要发展生产，永远都有不同的需求，因而，都永远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和一个发展规律。由此看来，需要和生产的矛盾，尽管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矛盾，也是我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证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十分重视解决的矛盾。但是，它绝对不是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前进动力的主要矛盾，而是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和永恒的课题。
　　那么，根据什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只能从界定该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在阶级社会里，只能从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去寻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构成该社会形态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本质，人们才能从中发现该社会形态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也只能从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上的矛盾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及其斗争，才是构成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历史上各阶级社会，也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往历史的阶级社会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而无产阶级并不是以掌握政权为目标，而在于运用手中的政权去消灭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和消灭无产阶级政权本身。所以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它既不是独立完整的阶级社会，也不是独立完整的无阶级社会，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既在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和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又保留有许多资产阶级权利和旧社会的东西，这一点又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它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的任务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等一切领域里又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协调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和作为社会生产力最重要因素的人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逐步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以便为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培育高尚文明的精神条件。列宁说：“被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根据上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点和其任务，寻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直接从未来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更不能撇开现阶段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单纯从发展生产力方面去寻找，而是要从人们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动态观念中和对于保卫这一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生活中，以及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领域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的矛盾对立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思想领域里继续革命的政治态度上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既和以往的社会有同一性，又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标志着在生产方式中已经基本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来自旧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对待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对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要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上，都还存在有原来的阶级烙印，不可能很快消失。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私有制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私有观念，作为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集体主义思想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还占很大优势，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也将经常地极大地冲击影响腐蚀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及其后代，从而使一些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拥护者，甚至堕落成为腐化变质分子、帝国主义的奴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得不长期保留着的三大差别、按劳分配（其实只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商品、货币制度等资产阶级权利，还会使社会上孳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广泛存在和影响，资产阶级权力的存在，必然要经常影响腐蚀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失去或放松党内斗争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就会使共产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孳生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共产党内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对此不清醒、不警觉、不斗争，就会使党逐渐走向反面，马列主义的党会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制度会由党内演变成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时机成熟时公开易旗，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国内修正主义分子、官僚特权阶层、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以及各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海外反动势力，内外结合，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合力，平时进行隐蔽活动，一遇气候适宜，就会公开兴风作浪，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一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从以上情况可以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生产方式上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对抗，但是还存在着极其广泛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人们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还存在着拥护和反对、坚决保卫和妄图推翻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因而它必然还要长期存在着极其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它绝不是只在一定范围内，而是普遍存在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这一斗争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要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势力搞复辟的图谋。要求防止和战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走资派，伙同帝国主义、海外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要求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提高广大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的党对于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头脑不清醒，解决不好，一出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分析认识我国新的最重要的国情后，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据。
　　修正主义者否定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脱离了我国的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左”错误。可是，通过上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实情况的具体分析，和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来，苏联、东欧崩溃和我国发展历史趋势，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恰恰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在认识上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仍然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产生这一严重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因而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右倾错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制造了“八九”政治事件，“法轮功”其目的正在于推翻共产党和共和国；直到今天，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仍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的公开在报刊上宣传“共产主义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是“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根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他们那一套左的祸国殃民的，信念，”，因而要“消解”即消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叫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产权问题”，即“改革私有制关系和调整私有制结构”；应允许“私营经济等非共有制经济，喧宾夺主，”，“民营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并且提出“社会领导层”只能由“有产阶级”中“最有能力弥合社会基本冲突的”阶层担任，“把建设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自己的任务，明白无误地把主权性质的这个秘密告诉民众，同时也告诉自己，这意味着在实际上对多数人的专政”。他们甚至连近代史上林则徐、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都一一加以否定，公开宣传“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但是“不躲避下流”。伴随这些舆论而来的，我国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现实的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建国初期的新的资产阶级，重新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根本利益的激烈对抗，重新造就了城市无产阶级、失业大军和赤贫农民。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腐败久治无效，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的各种腐朽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如洪水一样泛滥成灾，世风每况愈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到处都充满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有些人看不清我国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可以说是属于认识问题，那么，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极左”，脱离中国国情，那恐怕他不是闭眼不正视现实，就是患了反左病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暴露了一些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或者根本不正视现实，而且也暴露了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以后，代表新旧社会形态的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并在新制度巩固以前成为新社会形态存在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常常出现旧制度的暂时复辟，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较量，新的社会政治势力彻底战胜旧的社会政治势力，使新制度得到巩固，这一矛盾才会作为主要矛盾消失，新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中固有的主要矛盾，才开始显露出来，上升为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一部世界史记载着，不管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各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新旧社会政治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这一社会现象几乎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更替时普遍的规律，我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宣布共和国成立后，到1660年仅十一年就被封建王朝查理二世推翻了。从此出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将近三十年的复辟时期。经1688年政变，又恢复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统治。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曾经出现过两次封建王朝复辟和两次帝制复辟。其中波旁王朝复辟长达十六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统治。
　　历史上的新旧社会形态更替，都是属于阶级社会形态的更替，仅仅是剥削方式的更换，并不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新旧两种社会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尚且如此激烈，而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并彻底消灭产生阶级的社会条件的最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的顽强反抗，也会引起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因此，这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必然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激烈得多。这是可想而知的。一些人硬是把这一矛盾和斗争估计得那样简单，那样轻松和天真浪漫，以为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从此泰然无事，放心地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了，这只能是幻想，硬是把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论断看得那样肤浅，以为冠以“极左”的帽子，一句话就可以轻率地否定，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具有根本对抗性质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斗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斗倒无产阶级，最终不是为资本主义唱挽歌，就是为社会主义唱挽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正是对这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概括，任何人企图否定它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东欧解体就是这样。前车已覆，后车可鉴。
    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广义的概念，它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经济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当今美帝企图独霸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要争取尽快赶上和超过美国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威胁，没有经济危机困扰，正是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不断的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能合理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长久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道路。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为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坚决清除来自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潮的腐蚀、严禁“五风”，防止盲目冒进、贪大、贪多、贪快、防止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极“左”倾向再度发生，我国就完全可以继续实现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稳妥地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这已是我国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因此，当今我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就是珍惜和巩固发展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现实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首先要重视认真抓好阶级斗争，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防止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复辟。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事实上根据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掩盖了我国在现实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企图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物质刺激驱动来发展生产力，因而认为，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极左”；认为我国生产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条件；胡说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既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并根据这一理论，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企业为骨干，代替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共有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是，在这条道路下，社会向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贫穷，再造了亿万富翁和城市无产阶级和失业大军，再造赤贫的农民，官员腐败、官商纠结、道德败坏、黑社会猖獗、黄、赌、毒泛滥，根本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问题的。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原来58年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现在跑了50多年，才发现“不合格”、“超前”了，是“极左”，断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再“初”几十年，上百年，还要遥遥无期地“初”下去，老老实实地回头再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再造一个资产阶级、一个亿万富翁、再造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一个失业大军、再造成一个赤贫的农民，只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才能再来一次夺取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现在还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发展生产力的“补课”。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连新民主主义也不巩固了，还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按照这种观点，我国只能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流血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拿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当儿戏，拿全国人民的命运开玩笑的修正主义观点。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于在苏联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十分慎重的。他考虑到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当时苏联具体国情的五条原则，其中指出对于中小个体生产者要逐渐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中，即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指出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要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这样，列宁把当时苏联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斯大林遵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苏联式的被人们称之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模式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后来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基本上遵照列宁的原则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很难划分初级阶段、中阶段、高级阶段或别的什么阶段的，因而是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的人民公社化也是指在逐渐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年苏联合作化时期差不多，并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的。并不存在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存在 “极左”超前的问题。中国修正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苏联和我国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由此而得出的我国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根据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第一节  是否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识别
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序言）中又写到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己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己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三点论述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划清了马克思学说同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学说虽然有时承认阶级斗争，但它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创立的，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18世纪后期，还是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欧洲的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变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因此，当时的一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基佐和米涅，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键。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线索。马克思还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去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来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85页）可见，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仍然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最后决战阶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地地道的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有的不和资产阶级分享的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后，才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被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矛盾双方的地位转化了。即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则由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但是“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革命专政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在这场斗争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防止像苏联东欧那样将革命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无产阶级在战略上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能因为已经取得政权，已经从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而抛弃革命武器。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小资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怎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基本路线，系统地具体实际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本来就是为阶级斗争而诞生而存在的。她的唯一历史使命就是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她从诞生到消亡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武装打垮反革命的武装，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在变革所有制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前两个革命时期剥削阶级都是明火执仗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十分明显，反革命势力随时受到威胁着革命者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时并不需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在思想上时时处处也都十分明确地在一切工作中时时考虑着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形式，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形式己经基本结束，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己经消灭，阶级阵线模糊了，但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影响还存在，党内的民主派在国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贪图享乐，不想继续革命，随时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道扬镳，去过舒适资产阶级生活。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还是长期限的、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全党时时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嗅觉，继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处理一切社会重大问题和一切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这对于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唯有这个武器再没有别的什么其他武器可以确保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各项工作，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以在当前，区别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承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搞不搞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在于承认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继续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问“姓无、姓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要时刻警惕和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绝大多数，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反击。要不忘在各个领域里经常批判资产阶级，进行“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控制掌握好全部舆论阵地，使之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要不断深入开展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在各项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抓革命上促生产，贯彻“鞍钢宪法”，办好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改革、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加快发展生产力，尽快实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切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员之间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经常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开展整风运动，随时发现清除党和政府、军队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法制，严厉打击各种阶级敌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违反社会治安的活动。显然，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后，经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总纲突然断了，不仅不能继续，而且要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者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常搞政治运动，叫人不得安宁”。的确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天也不会安宁的。难道现在再造的千百万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赤贫农户，他们衣食无靠，生活无着就“安宁”吗？如果共产党员自己生活安定了，失去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那种紧迫感，看不到剥削阶级并没有因为失去“天堂”而睡觉，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梦想复辟，那就糟透了。君不见，那些利用改革之机发了大财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利用“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利用党报呼喊“不要有仇富心理”吗？国有资产、人民的财富被侵吞了，还“不要有仇富心理”。岂不是要人民服服帖帖当奴隶，老爷们打了劳动人民的左脸，还要把右脸也送过去。这说明他们内心不安，害怕人民觉醒，起来造反，把他们打倒。
既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就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主要是打仗，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夺取政权。现在敌人失去了武装，也失去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旧社会思想残余还存在，还可以凭借政治思想领域里占有传统残余势力，不断向革命政权发动的进攻，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充分揭发和深入批判。同时，利用专政机关和舆论工具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教育提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只有不断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和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才能避免走向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道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生产力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持续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必然要导致因无法有效地击退资产阶级进攻而使革命最终失败。无论是前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就必须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站不住脚。同样，无论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和许多政治运动中都犯有严重的错误，都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这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必须严肃对待这些错误，绝对不能用“不可避免”几个字轻描淡写，掩盖过去。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敌人。这不能用抽象概念来代替，所谓“首恶”，怎样才叫“首恶”，必须明确，如法轮功的首恶者李洪志至今消遥法外，对一般的协从者，穷追不舍，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错误的。要“稳”就不能随意放权，生杀大权一定要由中央掌握，错杀几个、错划几个难免论一定要彻底批判。弄错了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人命关天，错捕、错杀一个也不行，作为父母官，整错了人，杀错了人，推客观，一句话“难免”、“平反”，马马虎虎对付过去，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一定要追究责任，严重的应当同罪处理。稳是为了“准”，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据确凿，绝对禁止迫、供、信；“狠”要以准为基础，弄准了，该杀的就杀，该判，绝不存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招遥撞骗，党伐学伐互相勾结，腐败盛行、黄、赌、毒、黑社会猖厥。直到今天，这股反动思潮仍然有恃无恐，更加猖狂，大有不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誓不罢休之势。所以厌烦搞政治运动的情绪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有些老同志过去革命有功劳，党和国家给他们较优厚的待遇，现在满足于养尊处优，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先烈，忘记了人民，不思革命了，疏远政治，甚至于同化了。如果中国一旦重演苏联东欧的悲剧，那时革命理想、前途，几千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年轻人大部分就没有很好地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读一读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深入思考当今中国、世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侵略罪行，就一定能够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搞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对这个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的同志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容易造成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好人，因而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官僚主义者凭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制造矛盾，挑动一部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律，违反党的政策，扰乱党的阶级路线，破坏党的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行为。我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确曾发生过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了好人，这正是一些坏人和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的。对以一些基层干部来说，是对运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出现的问题，没有紧紧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甚至颠倒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把公务员理解为革命主力和专政工具，把人民群众当作专政对象，这就搞乱了敌我关系。它深刻地教育我们党认识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搞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当然由于思想觉悟不高，阶级阵线不像过去那样清楚，再加上潜伏于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把水搅混，从中破坏，借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很容易造成误伤，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敌人的力量总是分散的孤立的。因此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应当以团结、教育和转变世界观为主，不能把专政、斗争，曲解为精神和肉体上消灭，生活上不给出路。所以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学会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新课题。但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要导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纲，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取代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团结，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恰恰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认清敌友我的关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没有很好地运用好行政的、教育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粗暴的手段去改变不同的世界观，去消灭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拉帮结派，制造冤假错案，人为地设定“阶级敌人”。这是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依据。只要我们党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一定能够学会在斗争中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的。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好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觉悟，从革命大局出发，从革命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是一定能克服错误的。而且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了这个规定，凡是一时被整错的同志，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就可以避免伤害好人，缩小打击面。事实证明，不应以受打击面的宽广来确定成绩，一定要以甄别冤假错案的准确性为依据，凡是犯官僚主义错误，偏听偏信，公报私仇，不负责任，主观片面，错整群众的，一律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过去那种背靠背“揭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阴谋家、野心家提供放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源，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应当面对面并允许被揭发人辩护，才是光明正大的。
　　有些人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更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一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党内在历史上曾经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造所有制为中心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不仅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相反，有利于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如果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经济建设一时取得一些成就也不可能持久，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失败。苏联东欧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确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和经济是属于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说什么几十年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好像是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搞经济建设，反过来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本来就是辩证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因此应当说，几十年始终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展开斗争，而不是围绕着以经济建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建设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经济建设就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经济建设越快，无产阶级受的压迫和剥削越深；相反，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又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越强大，无产阶级政权就越巩固，人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生前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十分注重抓经济建设。他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最早提出我国要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核科学研究，他亲自抓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的制定，亲自总结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批示推广工业上的鞍钢宪法，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等等，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最重视抓经济建设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最早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邓小平要求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不要阶级斗争，或者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放到服从的位置上，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一贴解除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麻醉剂。　
有人说，“毛泽东生前虽然也抓经济建设，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占用的时间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抓阶级斗争是要占用一些时间的。其实，正由于抓阶级斗争解决了方向道路问题，维护了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又赢回了时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以短短十四年时间就爆炸了原子弹，以二十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才实现的，难道不是赢回了时间吗？反过来说，如果方向不明确，即使集中了全部时间，搞经济建设，最后还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占用了很多时间，花费很大精力抓改革。为保证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力批判各种抵触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推动生产，结果还是腐败漫延，黄、赌、毒、黑社会猖獗，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失业增加。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是要花费些时间解决推动力问题的，也就是解决怎样实行以经济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抓人的思想革命化，焕发人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人翁思想，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把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借口经济建设去压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在公务员中用物质刺激作为动力，激发人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择手段地一切向钱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这样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发展，再造一个资产阶级，再造亿万富翁、再造了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了一个失业大军，再造一个赤贫农民，再造了一个劳资对立，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也就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彻底阉割，从而也谈不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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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7/9/1 12:42:55
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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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毛泽东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课题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二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并且把这一革命理论与实践作为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准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理论、他的思想，完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他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任何一个理论原则，也没有减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一个原则。他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就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2页）。列宁讲到:“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档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和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5页）。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页）可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继续和发展，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要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５６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和完善的，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唯物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是彻底的革命学说，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的科学体系，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彻底革命的理论，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树起来的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旗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己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一个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理论指南。
１９６７年对继续革命理论又概括为六条：
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打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上述六条，是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人们一百次庄严地宣布“彻底否定”之后，历史却是一百零一次证明这一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一系列“彻底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是正确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在全世界一浪高过一浪，这便是证明。毛泽东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样，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这两条路线分别从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两方面提出来的，他们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绝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两条路线既讲政治路线，又讲经济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又强调了经济建设的地位，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两点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阶级斗争为纲”，是在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政权不巩固或修正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重新轮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路线是正确。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路线和方针，都是错误的。 
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曾经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观点，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任意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错误认识，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廓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像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斗争范围不是将越来越扩大、而是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改造或同化树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因而，对立和对抗范围将越来越小。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的意义，即使是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也要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形象地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比喻为“分析中的综合”，强调通过教育使之同化，他说：要洗脸的政策，不要杀头的政策。人是可以教育的，牛可以教会耕田，马可以教会打仗，人为什么不能教好。他亲手抓典型，把末代皇帝和国民党战犯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不断从对立中寻求同一性，求大同存小异，使对立和对抗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中国修正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对人民群众极不负责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分不清人民内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关系，把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实际问题，上升为认识问题；把认识上的差距上升为思想问题；把思想上的差距上升政治问题，甚至层层加码，逐级上升，至自我设置的对立面以死地而后快！搞官僚主义，“以我为中心”，强迫命令，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待劳动群众，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中不同的认识，一律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甚至毫不负责任地、机械地、不加分析地、按比例划分敌我关系，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观念不彻底肃清，危害非常大。他们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或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或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像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苏联与东欧已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极大的历史性错误。
    修正主者歪曲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它解释为“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谁也无法说清楚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这样提出和解释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根据，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如果把林彪或别人提出的口号，栽赃给毛泽东，用“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毛泽东头上，实在太拙劣，太肤浅不过了。有人又提出的另一个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论点的出发点的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个论点，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我国党政机关也不存在贪污腐败，不存在两极分化。这里只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二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只要把眼睛轻轻闭上，放手让各级党、政领导腐败堕落，贪污盗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是多余的，可以被彻底驳倒。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可是，就在他们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和以后的平定“89风波”事件却是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岂不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也是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可以设想当时如不粉碎林彪集团，不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中国的局面将是怎么样？事实上，无论国内反革命动乱、贪污腐败成风，还是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否定不了的。
首先必须指出，讲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理论和实践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拿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起来，做到“有的放矢”，有些人拿了毛泽东思想这枝箭，“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毛泽东选集》第821页。例如：反右斗争，毛泽东估计全国知识份子有500万，右派数量很少，充其量不会超过1％，全国大约不到五万人左右。当然这也仅仅是阶级估量，不是定性分析。但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不问实际简单地要求全国各地，通通按人口指标的1%分配，结果全国搞出55万人，比毛泽东原来估计高出15倍之多。显然，在人的问题上采取如此粗糙的方法，是完全背离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陈伯达证实：“反右期间，北大有许多看大字报，当时，邓小平是反右办公室主任，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他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泽东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甚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泽东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陆定一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当然，毛泽东说过：“我是中央主席全国的错误直接的应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但具体负责的同志这把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像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同样是唯心的推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当然，如果这个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站得住脚的论据。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找不到出处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事实上，现在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己经证明，“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否则无法解释发生在苏联、东欧的突变和我国的大量贪污腐败和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关于上海《文汇报》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并不是由毛泽东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阶级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法轮功”的出现以及党内高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黄、赌、毒、黑社会猖獗，这难道是用紫袍黑衫掩盖得了的吗？这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且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和１９６０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则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对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针对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并且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之所在。所以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借故驳倒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说明这些人不学无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是党的同路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过程、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讲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残余、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可以停顿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应该结束了，从１９５６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不是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论点，还能是什么？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起先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后来又散布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革命，甚至连同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当然是必须彻底地禁止的。    
毛泽东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了任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正确与成功的路子，从根本上讲是我党、我们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并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选好接班人，在整个运动中被一些阴谋家和野心家所利用，并且又采取了大民主那样一种方法，完全割裂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由于群众是分阶级的，阶级是由党来领导的，失去党的领导与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方式，因而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与错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论，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失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像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因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彻底”，只是消极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利用，并且已经形成造成极大危害的组织路线、组织基础，并没有触动，相反更加巩固起来了。众所周知，在文革中林彪为巩固其阵地，组织上破坏了我党长期以来执行的正确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艰难地培养和建立起来的，久经考验和经过长期锻炼的干部队伍搞垮以后，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既没有经过革命的锻炼又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所谓头头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已经掌握实权的各级领导，换了一个面孔，同样打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路线，把敢干维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当作保守派、顽固派打下去。在组织上却保留和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今天官场腐败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腐败，是错误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指导思和事实上肯定或默认了由林彪集团的错误路线下吸收提拔起来的坏党员和坏干部的组织基础的必然结果。
   修正主义者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十几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后的十几年里，就在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军队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直至爆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那样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彻底破产！
    有些人口头上也承认，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阶级斗争又怎么凭空出现了呢？难道理世界上还有过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从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认识出发，所以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一切工作中尽量避免提有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甚至连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为羞答答装饰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动的东西，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提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带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就会把思想战线搞乱，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所以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这正是由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策动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上，也没有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一直宣扬的“产权论”和“价值论”“国退民进论”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又提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用这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矛盾来代替社会主义特殊阶段的特殊矛盾，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这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放在任何社会制度、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适用的，难道古往今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欧洲、非洲各国不也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吗？而且，不仅供不应求时存在，在供过于求时同样存在，现在我国不是也要求扩大内需吗？所以，这个观点只能认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不能认为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回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具有的那种特殊性质的主要矛盾。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过去，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做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他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的立论是没科学根据的。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改革开放目的应当是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不是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其实，生产和需求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不是什么“领导”、“权威”的“指示”为标准的。    
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没有阶级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阶级都是不存在的。无阶级的政治与无政治的阶级和无阶级、无政治的社会主义是一样荒谬的。这种错误的结论必然导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当然，毛泽东指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才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修正主义者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当然是非科学的，甚至是一派胡言！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危险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说，过去他们搞革命本来就是多余的，是无畏的。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其次，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在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经济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第三，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古巴，朝鲜却没有复辟了呢？第四，能不能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其实，经济没有搞上去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正如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不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１９５６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２０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从总体上讲，他仍然是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途径。他不断地强调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根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早在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在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中，曾七次讲到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真理。我们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在坚持和继承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探索并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把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应当是把毛泽东生前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仅是对我们党１９５６年以来进行改革探索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毛泽东１９５６年以来直至逝世期间所建树的理论与实践业绩的继承与发展。不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与方针，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根本上都是由毛泽东创立起来的，第一位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毛泽东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１９８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国内出现的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以及失业大军，亿万赤贫的农民。一方面，社会财富集中在逾来逾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贫困和愚昧扩散面逾来逾广。给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必须坚决给以纠正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而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也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应当在根本肯定的前提下纠正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根据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不仅把无产阶级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三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修论战



从1956年赫鲁晓夫上开始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了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所谓规模最大的反修大论战，不仅是涉及范围最广，全世界几十个党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论战；理论也是共运史上最深刻、论证也是最深分的。投入大论战的行列也是最庞大，任务也是最繁重的。共产主义从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新历史条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问题，不能避开对苏共２０大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性质的评价。因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反修大论战中邓小平尽管当时也参加了这一场斗争，并且装扮成反修斗士。但毛泽东逝世以后，修正主义面目大暴露，竟然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面前检讨，把这场斗争重新定性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把这次大论战看成为国际共运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一次互相干扰别的政党的大内战，他们并不把赫鲁晓夫主义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而仅仅看成是彼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争斗，把反修大论战看作为干预兄弟党的内部事务，都犯了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已，甚至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当作“废话”。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是十分可恶的，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向狭隘民族主义的一次大倒退。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己经证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正因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此后又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这条路线，历经三十多年的逐步演变，终于使苏联党和国家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蜕变。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曾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实践证明，对赫鲁晓夫修主义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取消主义者，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正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谁还能够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及其所作所为不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只有修主义者和潜伏我们党内投机份子，才会继续说出这样的废话与瞎话来！
   当然，在修正主义的面目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发生识别不清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修正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要顺利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继续打着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否则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天也无法混下去。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就容易给我们的同志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那时的苏共并没有搞了修正主义，而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因而苏联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比中国更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这个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者，从而被看成是继承赫鲁晓夫改革路线的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认为我们批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讲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于我们党在一些文件、材料和出版物中几乎所有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上，这种观点和认识在毛泽东逝世后就迅速抬头了。他们把那场反修大论战，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干扰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争论。是一场本来“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这样，也就可以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制造分裂的帽子反扣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己的头上来。他们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当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按照这样一个观点分析，那么，不仅是毛泽东，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列宁、斯大林反对修主义的斗争都是错误的。邓小平甚至就我们党对陶里亚蒂“结构改革论”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向意共领导道歉，说什么“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思想、理论从来就是国际性的。过去无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用什么方式去禁止和扼杀革命理论，都无际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样风行全球。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反而把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干预别的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的纠纷，而美帝国主义却不领这个情，他们照样用各种方式包括使用武力去干涉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内政。我国政府却跟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指挥捧转，今天辱骂本•拉登，明天指责伊拉克……。就是不讲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说明我们党已经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党了。从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否定派一方面，找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对外方针上进行重大调整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在停止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向我去曾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党进行自我批评，非常积极地恢复了“兄弟党”的关系。热情地欢迎“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来访，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叛徒们身上。郑重地宣布中苏两党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形势是绝对不会按照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而发展的。相反，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欧洲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什么东西了，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幻想和幼稚想法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发展打得粉碎了。他们批判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兄弟”和“同志”当成修正主义了，可是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主义者，却对齐奥赛斯库这样的老革命家格杀勿论。不久连苏联和东欧这些所谓的党也彻底覆灭了，两党的真正“结束了过去”，无法“恢复关系”，等待“开辟”的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如列宁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和看得远。他老人家是见微而知著，而中国修正主义者甚至到事变完全展开后还看不出来。毛泽东早在苏共２０大召开之后不久，就提出：我看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苏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被丢掉了。１９７０年，我们党为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发表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社论中，甚至预见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斯拉夫帝国总有一天会搞到瓦解的地步。令人为之叹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幸被毛泽东言中了。
   如果说，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做出了不屈服于苏修压力，坚决地勇敢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党和国家不仅避免了沦为苏修卫星国的地位，保卫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的反修、防修教育，为我们今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经过邓小平20多年来的“改革”，毛泽东这把刀子大概也丢掉了，今天的中国离俄罗斯并不远，所谓“庆幸我国还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之说，只不过是一贴麻醉剂罢了。如果说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反修大论战的性质的话，那么，经过１９８９年以来国内国际上一系列事变后，恐怕再也没有人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就中苏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同赫鲁晓夫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了。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中，在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正像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样，毛泽东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必然会结出自己的理论之果。在大论战中，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思想，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而这一斗争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它完全是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指导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就会走上苏联那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是肯定还是否定当代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因为否定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就必然要否定赫鲁晓夫主义的修正主义与取消主义实质，同时还要否定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否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成我们的亲兄弟，就会弄到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地步，就会把革命阵线彻底搞乱。而且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正当我们把赫鲁晓夫事业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当作“同志”来欢迎，把苏联党作为“兄弟党”与之恢复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戈尔巴乔夫“同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都剥得精光，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违。事实上，苏联修正主义者还不愿把邓小平一伙当作他们的“同志”，而邓小平等一厢情愿地投靠苏修和人家称兄道弟，一颗炽热的心被浇了一瓢冰冷的雪水。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际玩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竟然还有人坚持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改革家，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马大哈，而是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是钻到中国共党的心脏来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大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真正的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不会放过这些丑类的！并且要像毛泽东当年对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样，坚决揭露他们，彻底批判他们，和他们斗争到底，以防止通过这些丑类的手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






第四节、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人们在深深地思索着：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之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人们的结论必然会是很不相同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怎么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怎么看，我们是用不着去讨论的。那么，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但中国修正主义者则断言，“苏联之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因为斯大林没有把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是经济落后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搞上去，则是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他们避而不谈苏联东欧国家产生修正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毫无根据地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最主要的原因归之于经济的落后上，归之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政策上。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所以不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垮了苏联，而是由斯大林搞垮了苏联，搞垮了社会主义。这样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建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这一伙败类手中搞得四分五裂、一塌糊涂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一直否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并崇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当着苏联东欧相继最终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不愿意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巨变与苏联东欧各国党变修的真实情况，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只是由于其改革的政策与策略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避而不谈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他们的辞典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说：毛泽东只是批判修正主义，事实上什么是修正主义连他本人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改革派”，仿佛世界上就只有“左”倾教条主义存在，根本没有修正主义这个东西！但是，这种理论说教就像“阿Ｑ主义”一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至多只能说服和安慰自己罢了，而要以其荒谬绝伦的理论力量来说服革命的党员干部、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说服革命的知识分子、说服理论战线的同志们，是十分困难的！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特别是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来观察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这些国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党内国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寻找代理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苏联东欧的演变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还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还可能死而复生，从这块土地上再产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了，在党和政府里不断孳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下，正日益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阶级力量。它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尖锐斗争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之所在，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苏联东欧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国外和国内比，国内是主要的；党外和党内比，党内是主要的；下层和上层比，上层是主要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使苏联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它说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同样重要的，说明防止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颠覆的斗争，与防止和粉碎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即防止党和国家自身变质的斗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一句话，它十分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它从一个反面证明了１９８９年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阶级实质，说明了在我国党和政府的机体内、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产生腐败作风以及一部分人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说明了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及其伟大意义。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反腐败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执政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并不存在着改变其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它却标志着党和政府里的一些官员正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完全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从苏联与东欧变修的血的教训中，从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中，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在不断产生的严酷的现实斗争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毛泽东生前特别强调把苏联变修与历史上剥削阶级革命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联系起来，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革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如果从发生在１６世纪中叶的尼德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经历了3００多年的尖锐斗争，才在世界上最终站住了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形式的政体，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但仍然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存在了１０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从此又出现了近３０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后于１６８８年在荷兰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荷兰军队的直接帮助下，才把期图亚特王朝推翻了，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才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政治统治。但是，被打垮的封建势力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之后一直到１７４５年的五十多年里，詹姆士二世、三世曾先后发动了四次武装暴乱，企图再度复辟，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英国还有王朝复辟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复辟势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进行反攻的力量，只好把斗争转向文字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进而打出了“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复辟调子，继续进行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295页）因此，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到１７４５年詹姆士三世的儿子发动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１０５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２００多年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还要更加激烈的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法国一国的范围，而以整个欧洲为舞台，成了以法国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另一方在国际范围里的大较量。先后七次同欧洲反法联盟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前后经历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间曾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三共和国成立，历经８０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尖锐的国内斗争以及长时期的国际间的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
    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７７５年独立战争到１８６５年南北战争结束，也经历了９０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彻底战胜了长期统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封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封建王冠，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最终被打掉，其间经历了多少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如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军伐混战，帝制和共和反复更替，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做皇帝梦。现在世界上还有少数国家仍然是帝王在那里统治着。可见人类战胜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个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曲折的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则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的伟大革命，因而必然要经历更加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轻易地宣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经济基础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样看问题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特别重视并深刻揭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规律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很重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十分强调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不仅要十分重视被打倒的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外部敌人直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革命政权本身的蜕化变质，十分警惕新生革命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并且认为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可能得而复失。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时，不但指出公社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进军，对被推翻的敌人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警惕不够，犯了错误，而且提出了怎样防止公社自身变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公社采取的两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策：一是普选制，二是对公社官员普遍实行低工资制。认为这是防止公社的官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重大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经验，他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经验，更加深刻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更加十分重视防止苏维埃政权自身变质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底，他在领导俄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之后，便立即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清党斗争。党的严重不纯的状况与党内现实的尖锐的斗争，使他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不把那些趁着革命高潮浪头混进党内来的各种危害分子、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认为这一斗争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白匪叛乱的斗争同样是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经过这次十分严肃的清党斗争，到１９２３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俄共党员人数从１９２１年的７３万人减少到３８万人，减少了４８％。党员人数虽然一时减少了，但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在质量上提高了，从而党更加坚强了。这是列宁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所领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对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斗争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在执政以前，要使党不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并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党就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辨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２３页）“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同上书第４３４页）第二国际的变质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坚决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他们自己就存在着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早期对拉萨尔派、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没有坚决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与方针，他们和机会主义头子讲团结，一味地向机会主义者迁就和让步，执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调和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同样没有执行恩格斯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指示，没有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组织上实行彻底决裂，这是第二国际左派在斗争中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党内斗争的发展，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败，党变不变质，就更直接是关系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是被推翻的国内资产阶级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主要通过武装叛乱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另一种则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即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权自身变质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这第二种较之第一种更为危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就是修正主义头子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修正主义这个阶梯而实现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复辟斗争必须和反修斗争一道进行下去，并且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党和国家的自身变质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党内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根本性胜利。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尤其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曲折性与长期性。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毛泽东正是从苏联变修的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上述伟大思想推向前进，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伟大科学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供了尖锐的思想理论武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航向。
    究竟到了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才可能最终解决了呢？才算彻底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这只有等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才可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彻底消除了。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对不能说这个话的。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十分强调一国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已经是一场国际范围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国际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并且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现时所取得的胜利还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而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由先进国家来完成。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这之前，当着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管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都不能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并且历史的发展证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就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长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７０多年后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它向我们更加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之后，如果有人仍然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他们简直就变成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或马大哈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些混入共产党队伍里来的修正主义分子！
    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事实与血的教训，不仅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作了历史性结论，同时也为发生在我们党内的历史性争论作了结论，它彻底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也是对我们党内有些同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斗争所采取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错误做法的有力批判。人们对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的理论，却轻率地来一个“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一个深刻而伟大的科学理论却被看作是一种很幼稚的主观主义的和十分浮浅的错误学说，进而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历史最终还是会还一个公道给人类，任何以轻薄的态度嘲弄时代巨人的人，“彻底否定”历史巨人学说的人，结果必然会落到被嘲弄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对毛泽东学说与革命斗争实践进行“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人们，最终会被人民所否定！






第五节、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同的含义，这不是咬文嚼字，打口水仗，而是有着重大差别的。社会主义一旦加上定语，恐怕就难逃失败的宿命！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空想的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工团的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市场的社会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先后向资本主义发起过挑战，最终都败下阵来。在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队伍里，不乏穿上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也不乏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混杂其中。民主社会主义目前欧洲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搞，戈尔巴乔夫也在搞，效果如何，不言自明。
正确处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制定革命政策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一种提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变、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但又要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而定，这是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理论，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一种提法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是脱离一般的个别，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既没有确定的内涵的，又没有确定的形式；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依据，又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般形式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说到底这种社会主义既是和资本主义接轨的，符合资本主义惯例（即所谓国际惯例）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的，半资产阶级半封建的；也可以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脱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列宁说过：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莫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参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96页）事实上，任何企图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去谈论本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都是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列宁说：“对立面（个别和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的（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片面强调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有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命题的理论原则可以成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确定内容的、不可促摸的东西，世界上就必然会有多少国家、地区就会有多少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多元化理解，并且不仅会导致革命队伍中在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会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大混乱，这是有利于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所以，必须明确地肯定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提法；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回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上来，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这三个发展阶段斗争的最伟大的理论表现。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所以，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同样也是由毛泽东开创与奠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新的发展，并且这也就是这一伟大理论的核心。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可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他能完成的第一件大事，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步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马克思列宁都未能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因此，这种探索必然是艰难的、曲折的，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拓者。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发动并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创始人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中国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说得很明确，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发端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不是由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而是发端于毛泽东逝世以后的１９７８年。由邓小平年提出来的。这就是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实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修正主义路线，它和在这之前，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党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建树，也没有这样的实践。并且认为毛泽东逝世以后才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第一次是以党的七大开始，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作为党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第二次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他们自己就把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剔除出来，对立起来了。尽管他们也在标榜，这一理论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上升为党的新的伟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成为我们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的伟大精神支柱，但是，既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两个对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种提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无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联接起来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９月的一次谈话中还郑重地指出：“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这“过分夸张”绝不是一种谦词而已，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拿历史开玩笑。江泽民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竟然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不仅不能抬高邓小平，反而把邓小平弄到十分尴尬的地步，因为邓小平在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主席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无论在中国、在世界上只要多少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存在独立的意义。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也不要照搬书本上的条条，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解放思想，谈不上“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只能是空谈。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个发明权归于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受得起吗？因为，这个提法本身不是实事求是。
对中国革命历史阶段的划分，把1978年以后的革命叫做“第二次、第三次革命”，把1978年以前的革命叫做“第一次革命”，这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这恐怕是连提出命题的人自己也不敢承认。既然不是继续革命，那么这个“第二次、第三次革命”，是哪一个阶级推翻哪一个阶级的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是什么？据此又臆造出一个与“中国革命的上、中、下篇”与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中国革命的中篇”、“邓小平理论”和“下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甚至所谓“以时俱进”也当作马克思主义宝典，进而上升为全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高扬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扬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高扬为我国民族振兴的新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才是真正的“凡是”了。这个“当代”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1919年1921年？还是1949年以来、1956年以来、还是1978年以来？或者是1992年以来？抑或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这绝不是由哪位想修正就随便修正得了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现在不过80多年，如果换一个领导人就算一代，滥用一句成语，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理论。那么从1921年到现在就有上10代了，到5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党章”就要成为成语大词典。    
从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于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市场经济这个用词。最早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是列宁，但列宁并不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追求是目标，而是作为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提出来的。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的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现在竟然把市场经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提出来，甚至于所谓“猫论”，“不争论姓资、姓社”、“三个代表”一类胡说八道，也宣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羞辱，是爬在马克思胡子上的一个跳蚤，面对这些所谓理论，马克思也许要再一次重申：“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1页） 
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走的应当是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原则的理论，才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正像马克思所讲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丢掉无产阶级的政权，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失去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灵魂。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就是否定马克主义普遍原理，高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空谈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必然要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的。所以，关于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理论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理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要承认本国的具体实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看不到本国的特殊性一切照搬照抄，书本知识和外国经验，就是教条主义。只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承认特殊性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容。
   毛泽东从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把握的，他从来就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在探索实践中有些人曾经偏离了理论，造成过严重的失误，但这个理论原则是正确的。而现今所做的理论概括本身就离开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实践上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原则的。因此，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普遍原理，带实用主义色彩的“猫论”“以时俱进”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于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不但难于科学地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更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和当前日益严重的官僚腐败以及混乱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绝对不是用“不要争论”所能掩盖过去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才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借拨乱反正的名义，把毛泽东本来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或否定；把探索中出现的某种偏差夸大为理论本质上的错误，把盲目的“实践”甚至把别人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当作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评头品足，这是近三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倒退了的根本原因。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总结，来一个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回顾历史，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斯大林授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1948年我们党内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文革期间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口号，毛主席批评：“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eaghr，就是教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174页）毛泽东逝世后。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什么独立的别的理论和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理论”，说成是发端于毛泽东逝世以后。这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伟大理论，是我国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科学表述。这个历史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作。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长剧的一段，不是两台戏，硬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历史从整篇党史中划分出来，认为是和过去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独立一段，也许是事实，不过得承认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和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早就由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据吴冷西同志回忆，１９５６年，毛泽东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时，曾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毛泽东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是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领导和指导下，按毛泽东的观点写出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的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相反，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才是真正照抄前苏联的一整套东西，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斜路的。
有人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互相矛盾的，是根本办不到的，因而是错误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当然不是无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第一，是坚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设路线；第四，是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难道说现在被捧为金科玉律的，所谓既要讲效率、又要节省时间、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就不矛盾，就可以办到，被称为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就是正确的。正如列宁说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不是偏见的话，谁都可以分辩出二者之间，那一种更正确，更有气魄。当然，在贯彻执行总路线中，有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进而把“多快”理解为胡说八道理，信口开河的讲假话，搞“浮夸”出现的“五风” （官僚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这不是总路线的本质属性，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总路线基本精神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不能和总路线混为一谈的。要正确贯彻执行总路线就必须坚决批判和纠正“五风”。不能“因噎而废食”。
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与实践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伟大旗手！中国修正主义者把苏联人民的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称为伟大的改革家、“亲爱的同志”，把戈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 抄袭下来作为我国改革的指导方针，一笔勾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伟大历史贡献，而用浓重的笔墨去涂抹毛泽东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这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过去搞教条主义，主张闭关锁国，固守陈规。只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有意歪曲历史。早在1949年8月，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就讲到“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我们怎么能够闭着眼睛说瞎话呢？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胜利斗争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还只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早在1963年毛泽东说过，“香港要到1997年才能收回来”。当时香港的主权为什么不收回？这是党和毛主席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后来，由于苏联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东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及时改变我国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早在１９７２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１３套合成氨项目，从７３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口号，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完全是毛泽东探索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其实，从华国锋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就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７３亿美元，这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是沿着党中央早己确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了抬高某些人，把１９７８年利用外资被称之为“洋跃进”犯了严重错误，而后来大量引进外资却是“创造”，如此扭曲历史，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所以，不仅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不应当被抹杀掉，就是华国锋、胡耀帮、赴紫阳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当被抹杀。
至于“一国两制”更是被炒得无以复加，多年来被捧为是邓小平“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超人智慧”、非凡胆识什、“杰出创造”、“伟大谋略”所做出的“英明决策”，是邓小平“不可磨灭的功绩”，似乎这是邓小平名彪青史的一张王牌。只要我们撕开一张簿簿的面纱，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951年毛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西藏不必急于民主改革，可以暂时保留农奴制。关于台湾问题更有明确的指示就更明确了。1996年第四期《人物》杂志发表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一文，用详实、具体的史料为世人讲述了真实的历史。
    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实际工作，制定出了一套名为“一纲四目”的对台工作总方针。中共中央自建国以后，对台湾、香港和澳门，就一直执行着基本相同的方针、政策，这是因为这三个地区，尽管当政势力分属不同国家，但是他们都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个对台工作总方针，也就是对港澳工作总方针的基础。
  有趣的是，“一国两制”原来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一纲四目”的盗版！他把“一纲四目”，来了个“一国两制”的包装，插上他的商标，便成为了邓小平的“拳头产品”，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且让历史回复它本来的面貌，把事实还给毛泽东！
    附：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对台工作方针的调整与发展，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订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
   建国初期，中共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为此，1950年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八”事件后退到内地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湾籍士兵集中起来，在“台湾训练团”学习，并制定了具体的解放台湾的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6月28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侵略、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6年，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但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进行实质问题的探讨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童小鹏和凌云做具体工作。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6日，首先到北京来探路的是香港记者曹聚仁。周恩来接见了他。在谈话中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抗战时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台湾当局也作出了反应。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他们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这次会见谈了实质性的问题。中共指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宋宜山来一趟北京，当然不可能就解决。而这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划峡而治”。1958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调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都有其积极性，至少表明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的事，别的国家无权干涉。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8月23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矛盾，打击美国佬的嚣张气焰，粉碎美国企图霸占台湾，划峡而治的阴谋。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抵美”政策。道理很简单，与其台湾被美国占领，不如让蒋介石看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
   章士钊是一位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他在北洋政府时代担任过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1949年3月国共和谈时，曾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到北平谈判，在台湾上层有较多影响。他和毛泽东是老朋友，早在1920年，曾经以两万银元支持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毛泽东有了嘱托，章士钊欣然应命，给蒋介石写了信。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很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台湾当局收到这封信，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聚仁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此事。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随后，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当局转送中共的和谈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相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由内地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1960年7月，章士钊再到香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9时，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和章士钊作了一次长谈，童小鹏在场。当时台湾又派了几个人来摸底。周恩来对章士钊说：雷啸岭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按：雷和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话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止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换掉更好吗？但蒋介石大概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要爆炸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60年代初，台湾已多次来人，彼此也都有所了解。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并经主席审定的中共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毛泽东说过由我们给）；三、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说，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这时内地遇到了“三年困难”，蒋介石又叫嚷起“反攻大陆”。有一次，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从1956年起，党中央指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中共建议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要从长计议，但已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抵美”的目的。毛泽东对台湾的实力派蒋氏父子和陈诚是很重视的。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也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了蒋介石，促进他们内部的团结。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和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讲反共八股，包括两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使台湾问题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此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谈判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中共也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中共又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他们为对台工作、争取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虽然祖国统一尚未实现，但他们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摘自《人物》1996年第4期）
现在回头看，从“台湾当局收到章士釗的信，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到邓小平糊糊涂涂地把李登辉不提反攻大陆错误认为是比较开明的人：从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到李登辉、陈水偏公开搞台独：从《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到美国向台湾大量销售军火来看，邓小平的理论那一点伟大、江泽民的思想那一点重要？从前面的论述和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伟大理论”、什么“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理论。
所谓“以时俱进”只不过是的一句成语，也被当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共产党人深切地感到旧文化对中华民族危害之广之深，五四运动起就领导全国人民从旧文化的营垒里杀出来。孔学就是旧文化消极面的集中代表。毛泽东和鲁迅对批孔是极坚决、极彻底的。近年来，竟在以时俱进的名义下刮起一股怪风，又把孔二先生捧出来了，吹上天了。到处修孔庙，读经书。而且还不讲阶级，不分敌我，把孔二先生的“和为贵”也引入我们共产党的哲学，要中国人民再一次做驯服的工具、做驯服的奴隶吗？在反孔、批孔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巨人的思想是相通的。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发动的批孔运动，因为孔学对中华民族统治几千年之久，实在毒害太深了，不彻底地从孔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人民的精神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而现在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先进文化的代表，一方面却再次把孔学捧到头上。在以时俱进的愰子下退回到“五四”运动之前去。
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已被他们从根本上丢掉了。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搞了50年才发现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初级阶段还要搞二百年。这分明是百分百的形而上学，是复辟倒退的理论，还要扣上那个了展是硬道理，岂不自打嘴巴？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这在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生产力论” 、所谓“猫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形而上学取代革命的辩证法。还要特别指出，他那两个硬手是抓谁，打谁的，除了颠倒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越抓党的干部越腐败，越抓下岗工人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外，到现在为止他抓到了什么？说明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坚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一种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才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有什么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三个代表”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提法。是机会主义者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党和国家的阶级性，这一科学命题的假马克思主义。
   从党的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但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哲学著作，而且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连一篇读书心得也没有，有许多东西是信口开河，毫不负责任的言论。捧得像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一系列反修大论战的文章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的理论还要高，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修正主义者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党章里，不惜代价请美财团为他立传，这并不表明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也不会永垂不朽。相反，中国人民、全世界劳动人民将永远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员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易为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






第六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影响久远的大思想家：一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作为儒家学说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被中国人民认识，受到应有的批判；一位是毛泽东，他是中国社会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开创新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更是久远的。并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的大思想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同样是久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坚持用这一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新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不朽的科学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学说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块里程碑。在列宁之后，毛泽东继斯大林之后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考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写出了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的科学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不仅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也是他第一个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宇宙观非常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与理论，从而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继列宁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块里程碑。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是继列宁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领导人。这个第三个里程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它深刻地反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三个发展阶段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由于阶级关系和革命阵营的关系，只能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总路线；到了列宁时期，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据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总路线；随着革命的深入，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三条总路线，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革命形势发展了，阶级阵线扩大了，革命对象更集中、更准确了，提法更具体了。而且只有毛泽东才具备代表这一时代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伟大代表。任何人都不能淹没或改变对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评价。如果我们是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试问在当代，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时代的革命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而且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还有哪一位革命领导人可以代替毛泽东的地位，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是在列宁之后，在过去没有过，在现在也没有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也不能随便树上一位来代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发生，人们常常把竖子打扮成英雄，把小英雄打扮成大英雄。这种恶作剧尽管可以喧闹一时，但它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承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曾经疯狂地蔑视和攻击斯大林同志并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不就是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吗？！而斯大林却仍然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十分断然地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尽力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会再三出现研究毛泽东热，这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在世界，将会长盛不衰地继续下去。不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西方“毛泽东学”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一生的论文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该书的序言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１／４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的平衡，在国内领导了９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转引自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１９９４年１月号第４４页）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蜕变，而中国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首先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就一团混乱，接连更换了几个头目之后，同样面临亿万群众包围之中，历史车轮终将缓漫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是不行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要经过反复试验，不断修改和补充才能成功的。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古不变的教条，或者无的放矢，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难于抗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且一步一步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一系例修正主义理论上和政治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把苏东变修归咎于斯大林理论上犯了错误，那是黑白颠倒，政治上的欺骗，不会有任何说服力。因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并不是按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前苏联的，相反他们完全背离了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苏联。当然，苏联的变修和复辟可以说是因为斯大林同志没有选好接班人，马林戈夫过于软弱，在许多方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而未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十月革命的果实得而复失；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坚持用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以其巨大革命勇气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以苏联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顶住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逆流，从而保住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前进的红色根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但是，在事实上中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没有解决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体制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闹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解放贫苦的人民。官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这是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行之有效的好传统，这是共产党能够打败蒋家王朝，取得革命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是万万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全国解放以后本来应当保持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论职位高、资格多老，一律都是普通劳动者，都应当同老百姓同甘苦，不许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我们却丢掉了革命传统，实行等级制、工资制、军衔制。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权利提供了保证，为民主派和新生资产阶级提供了繁殖场。居功骄傲，争权夺利，论资排辈、论功行偿，追求享受，高人一等，脱离群众，搞特权、顺势而来。假若当时硬着头皮顶着，坚持供给制，硬性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同群众同甘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许搞特殊。这样，资产阶级民主派会闹情绪，有的甚至可能退出共产党，但对淡薄名利、纯洁党的队伍有益。南街村和大寨大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虽然发觉了这个问题，1952年斯大林针对中国军队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彭德怀表示54年可实行薪金制，接着1956年搞军衔制，对此毛主席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不仅拒绝接受大元帅军衔还写了《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在国内外、党内外压力下终于抵御不住。后来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工农兵代表，但太晚了，挑选上的一些人大多数也是不行的，如林、华、王、邓等。毛主席逝世后民主派公开扯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旗。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批判平均主义，不仅不是缩小差别，而是公开叫喊要大胆扩大差距。复辟的锣鼓就这样敲响了。第二是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一旦得到适当的温度，就迅速膨胀起来，农村首先推倒人民公社，分田到户。三是调查研究和对客观条件的分析，对干部缺乏对历史的考察，忘记了群众，没有放手到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去考察、考验和选拔接班人的对象和范围划得太小了，目标过多地依赖直观和周围的人群，过多地强调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和“工作能力”，缺乏世界观和理论考察，虽然毛主席是重视思想政治表现的，如批判片面追求各项政策升学率、强调重在政治表现等，但在干部队伍中民主派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重在政治表现始终不会被重视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当着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由于苏联党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巨大的世界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共运的发展也像第二国际德国党的领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的情况那样，一下子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跟着变修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了低潮，遭到十分严重的挫折。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大论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怎么估价会过高。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价上，提出所谓“三个七十年”以及 “新纪元”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划分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大时期与大阶段，必须像列宁那样，十分严格地坚持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统一起来的原则，是由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准备革命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即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胜利与列宁斯大林进一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即列宁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时期。适应这一历史的新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是根据列宁在本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五十年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依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依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中国修正主义像鹦鹉学舌似地编造出所谓“三个七十年”的划分法，从根本上离开了列宁关于时代划分的科学准则，根本无法得到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之后，却又抬出了以１９７８年为历史分界线的“第三个七十年”这样一个历史新阶段，并以所谓“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为这一新的里程碑的时代标志。难怪俗话说：“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这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毛泽东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历来反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今天更不能一方面贬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大树特树“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绝对权威。历史终究还得用事实来说话的，人为地拔高与贬低谁，都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以为这样就可以离开地球，飞向月球，长得比任何人都高，一定会闹出笑话来。如果说在列宁主义之后斯大林曾经批评那些“大树特树”斯大林为名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时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文革期间，1948年曾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林彪曾经提出“四个伟大”和“在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均受到毛泽东坚决抵御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吹嘘什么“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发展阶段，那是怎么也粘贴不上去的，因为在他们指导下，除了苏联、东欧的崩溃，中国的倒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分五裂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硬要粘贴上去，人们会发现老马的胡子上爬出一个又肥又大的蚤子来，那是多么不雅！
    所以，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称得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光环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那样，毛泽东也是这样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后，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正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寄希望中国也走上苏联东欧那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革命运动走向了低潮，但只是走向低潮而已，只是历史的一个曲折而已，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结束。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并不表明修正主义的强大与胜利，而恰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表明了世界革命正深入到遂道的深处，向着尽头缓漫发展，黑暗终将过去，形势必将从低潮走向高潮，表明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发展行将成为过去。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不是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854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是在曲折斗争中前进的，但不管发生怎样的历史曲折，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整个世界将继续处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民必然要重新走向二次革命，再一次用他们的双手去埋葬黑暗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整个世界将或迟或早走向革命，这个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
   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特别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亦即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历史指导意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科学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表现，它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走向二次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指引世界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大旗，深入批判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革命形势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但要反复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同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党最光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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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7/9/1 12: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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