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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07/21749.html
个人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好，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特此转贴。
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研究
作者：子虚乌有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
自人类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官僚机构与官僚组织就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进一步推动了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理性”的发展，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是把官僚化看作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认为官僚化及其伴生物官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所必然带来的弊端。
与现代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现代的、理性的官僚政治具有某些长处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却是坚决反对官僚政治的。他认为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国家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国家和官僚机构是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而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国家和官僚机构得以产生的阶级社会一样。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①]
然而，现实是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讽刺。凡是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革命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反而使新的官僚机构以更大的规模，更强有力的职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于是，防止官僚阶层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们毕生关心的问题。早在俄国革命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临终前，他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作为列宁革命事业继承者的毛泽东更是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滋生蔓延倾注了其毕生的精力。从整风运动到四清，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次次的理论探索，一轮轮的群众运动,把其本人和中国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也未能最终探索出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有效办法。文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更使经历了大混乱后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仰。然而手段的错误并不能掩盖目的的合理性，结果的惨烈也不能作为肆无忌惮地歪曲动机的理由。
苏东剧变，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终于揭开了隐藏在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的面纱，这些苏共的高官在输掉了整个国家和灵魂之后却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新权贵，抛弃社会主义外衣对他们来说砸碎的只是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当苏共高官砸碎社会主义锁链在全世界炫耀他们的富甲天下时，谎言再也掩盖不了真相，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在苏联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了。
早在列宁刚逝世后，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斗争时就提出了“老近卫军”发生官僚主义蜕化问题。他指责斯大林垄断党的机关权力，压制民主，禁止不同派别的存在。当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败北被驱逐出境后，他开始系统地研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他指出，在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下，苏联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团结起来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的统治，使“官僚独裁统治”让位于“苏维埃民主”，那么这些官僚就会在未来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被托洛茨基称作官僚特权阶层的苏共高官们，凭借着人民群众所赋予的社会权力享有全社会普通群众所没有且无法想象的一切：特供商品、汽车别墅、出国机会、疗养度假、免费医疗保健以及各种其它免费服务等物质享受及特权，这种与普通群众的普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应有尽有的优越性，有如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所供认的那样：自然使得“一个人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适的环境所包围着，而一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而“所有这些都是精心安排的：一个局长没有私人汽车，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员会的车队给他自己或他的下属派车。副部长有他自己的伏尔加小轿车，部长则不仅有伏尔加，而且车上还装有电话……但是，如果你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使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家仆包括三名厨师、三名女服务员、一名侍女和一名领导着若干助手的园丁……别墅有自己的电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一位摄影师就会到来，同时还有可供挑选的电影。至于医疗服务，药品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克里姆林宫医护中心’的病房十分宽大，摆满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灯……‘克里姆林宫特供’，向最上层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当于成本一半的价格，包括最高质量的食品”等等[②]。
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腐朽奢靡的生活相比，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官僚腐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由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的敏感及其厌恶，中国采取了从批评教育到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措施去限制、监督、防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的一些局限性，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形成对官僚阶层真正长期有效的制度上的约束。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忽视了从政治体制上对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我国官僚阶层的腐败提供了许多寻租的途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黑白勾结等腐败行为严重地侵蚀了我党和政府的机体，成为制约社会稳定持久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开始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打击我国各级官员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这些都表现出我党坚决与官僚腐败问题作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不能总是在理论上回避官僚特权阶层这一敏感问题，只有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官僚特权阶层的潜在性和危害性，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特权阶层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防止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妨碍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
二、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原因
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尽管在我国还属于比较敏感的问题，但由于苏东剧变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许多学者认识到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原因，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并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斯大林模式并不是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是它得以肆无忌惮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已。要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统治者阶层的社会性质及其与人民的关系。
1、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官僚统治者阶层进行准确的定性，是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很多人会想到苏联，想到斯大林模式，很少有人会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改良党，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党员高层形成特殊利益的结果，曼德尔把社会民主党的蜕变称为与苏联“工人国家官僚化”相对的“工人组织官僚化”。他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指出：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壮大，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本来社会民主党应该与无产阶级“没有不同的利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而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组织和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些既有的斗争成果在他们眼中越来越重要。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与无产阶级开始具有了不同的利益，彻底改造社会的要求在他们的目标中的地位越来越轻了，对失去既有成果——既得利益——的担心则越来越重了。这促使社会民主党越发依赖于议会道路，唯恐在议会外的斗争会让资产阶级找到借口，毁掉他们既有的成果。迷信议会、迷信合法手段和惧怕群众在议会外直接行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信单靠议会手段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③]尽管社会民主党从革命党到改良党的转变还存在很多客观的因素，但曼德尔的理论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新视角，既然特殊利益在社会民主党中也存在，我们就不能说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 ，我们应从中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的特殊性和他们与人民的不同利益。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天然是革命的，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更是除了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一旦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他还能被称为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旦代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还是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吗？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其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要对矛盾的次要方面国家机构的官僚统治者进行完全的、全面的监督，以时刻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现象的发生。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总是对立统一存在的，统治阶级消灭了，与其对应的被统治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封建社会替代了奴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这对矛盾统一体就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地主和农民这对矛盾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这对矛盾统一体也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对矛盾统一体。无产是相对于资产存在的，消灭了资产阶级，怎么会还有无产阶级呢？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因而也就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更不能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其实是没有提出过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他所谓的公有制指的是社会所有制，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者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联合劳动。由于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实现社会所有制的条件，所以苏联和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国有制。在生产资料国有制条件下，虽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但由于劳动者众多，因而无法使生产资料掌握在每一个劳动者手中，必须要通过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出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并由这些公共机构的负责人代替劳动者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是分离的，从而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以权谋私创造了机会，如果这些国家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占有超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从而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造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共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⑤]群众监督使官僚的行为处于透明状态，从而抑制了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而低薪养廉则使追求个人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主动远离政府机构，从而保证生产资料占有权能真正掌握在社会公仆手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未能形成有关国家官僚阶层特殊利益的概念，必然会为官僚特权阶层提供形成既得利益的温床。由于人们未能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因而未能把防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也未能采取正确地抑制官僚特权的方法，从而使官僚腐败在社会主义国家无限膨胀，以至最终发展为官僚特权阶层，使马克思“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担忧成为现实。
２、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
如果我们说列宁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罪魁祸首，这对列宁是不公正的。在1903年，列宁的确是非常强调党对工人阶级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的，而工人阶级只是充当一个被“灌输”的角色。但是那只是在建党初期，党还不是个群众性政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革命是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行动，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统一且集中的政党的领导。列宁并不认为集中将继续适用于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性政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经常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在临终前强调要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
遗憾的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并没有遵从列宁的遗愿。斯大林创立的集权官僚制度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使民主集中制成为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集权制度,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在党内形成。
斯大林模式的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政治混乱、经济落后的国家，因而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任务。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加速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于是，急于发展经济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领导人就忽视了官僚化这一社会主义的大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危害性，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附属任务来对待，甚至为加速经济发展而人为强化社会主义的集权官僚制度。这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中央集权代替了群众监督，等级工资代替了低薪养廉。失去了群众监督的国家权力即使完成了快速发展经济的现实任务，却无法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等一系列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惟上是从的等级制度则使国家权力掌握在溜须拍马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手中，劳动者的权力被官僚窃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家窃取的权力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归还给社会，而是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国家对社会的吞噬日益严重，社会组织随着集中的强化一步步纳入了国家和官僚的统治之中。
苏联模式的集权官僚制最突出的特点有二：1、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下级由上级任命，对上级负责，感受不到来自底层的压力。2、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被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两个特点使苏联模式的国家制度失去了任何群众监督的可能性，官僚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中，人民没有任何制约官僚的办法，人民所期望的清正廉明的政治最终只有寄托在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上。一旦领导者自身的革命素养降低，官僚主义导致的腐败便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最终腐蚀了社会主义国家大厦的根基，一个由列宁缔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群众的沉默中悄然解体。
由于苏联模式的集权官僚体制几乎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沿用，因而苏联的解体就成了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资产阶级学者高呼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不战而胜。而在我看来，苏联的解体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模式的集权官僚制国家限制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官僚腐败肆意横行，因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历史的最低潮。我们只要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民主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就一定能够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新的高潮。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胜利的信心。由于这次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它极大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与以往任何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它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及接踵而至的群众愤世嫉俗的情绪和玩世不恭的冷漠。这种失去信心的冷漠使群众失去了对新社会的想象力，人们尽管对现状不满，确找不到出路，因而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资本的强势统治，长期处于一种没有战斗力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唯一出路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官有化问题，才能防止国有资产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的私产。然而，他们在立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了一个问题：如果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私有化只会使这些既得利益合法化，难道承认官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就是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出路吗？在这方面，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苏联解体并没有在俄罗斯产生人们期待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相反却形成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权贵资本主义，前苏联高官摇身一变成了垄断一切的金融寡头，而俄罗斯的大部分百姓却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他们不仅没有捞到民主，而且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提供的很多生活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还不是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最大灾难，对于俄罗斯而言，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从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靠国家卖资源，妇女卖肉体维持GDP增长的三流国家。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所言：“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命脉和潜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⑥]
由于人们习惯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形式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所以人们轻率地得出结论：民主=资本主义；专制=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在人们看来就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在经过学术论证后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人们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便被告知，任何试图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最终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祭品，苏东剧变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不是人类要选择资本主义，而是我们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
很多学者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所以才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转而去宣传和赞美资本主义，他们都普遍相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是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只要资本主义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必然会随之消失，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解决社会主义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唯一出路。
如果资本主义真的代表民主、自由，股份制真的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消灭了剥削，那么我想谁也不会反对资本全球化，谁也不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还会有人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过时。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苏东剧变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力量的制约，资本主义又日渐回归野蛮。福利的削减、投机的盛行、帝国主义的复兴，这一切看似逆历史潮流的现象，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全球化以来，资本的扩张已达到了地球的极限，然而资本所到之处，不仅未见民主的成效，反而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如果资本主义真的代表民主和繁荣，为何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除了几个发达国家外，我们并未见到资本主义创造更多的人间奇迹。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逻辑使资本主义的存在必然伴随着贫富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在资本主义刚诞生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是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进行的，资本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因而英、法等先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那种条件下诞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世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后果也由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当今世界，正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边缘国家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富裕正是建立在落后国家的贫穷之上的，除非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体系的结构，否则民主自由只是掩盖资本统治的装饰而已，这个装饰之所以显得迷人，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使人们失去了替代资本主义的意愿。正如新左派学者黄纪苏所言：“人民看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实践中制造新阶级，而且还不打算在观念上承认新阶级；自己被剥夺不算，还要被愚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⑦]。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现实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不满也是现实的，缺乏的是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纲领或新方案，缺乏的是一个与已经破产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民主的社会主义里，人们既不受资本的剥削也不受官僚的奴役。
恩格斯在建党时曾经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这个民主制不仅包括民主的形式，也包括民主的实质。资本主义民主是形式民主，本质上是以资本和财富为本位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以人为本，以尊重劳动为基础的，它并不排斥形式民主，但还要赋予人民真正的自决权利。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你吃饭的手段掌握在别人手中，你就永远不可能感觉到自己是主。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可以骂总统，却不能骂老板，但事实上与你朝夕相处，让你寝食难安的是老板，而不是总统。允许选举总统，并不能改变劳动者被雇佣的地位，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不过是人民的鸦片。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由于民主的缺失，导致人民的权力被官僚窃取，以致形成了一个靠垄断权力剥削大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个阶层的统治下，即使给予了劳动者一些剩余产品，也不可能使劳动者感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的权力被官僚窃取，并不在于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国有制并不必然导致官有制，而在于那些代替人民掌握国家财产的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的权力并没有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国家的财产也就成了国家财产管理者的私产，所谓“全民所有”即“全民皆无”不过是这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障眼法，他们宣传这种观点不是为了国家和全民，而是为了通过私有化达到彻底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故意搞垮国有企业，然后又对外宣称由于国企不是私人财产，所以产权不明晰，注定搞不好。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它的产权属于全国人民，它的效益与全国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只要我们设计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业绩处于国企职工的监督之下，使国有企业的收益与国企职工的福利和国家的税收挂钩，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能够选举出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把国有企业的效益搞好，为了防止吃“大锅饭”的行为，我们可以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那些优秀的管理者可以得到高于普通工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但是由于企业不属于管理者所有，所以管理者一旦没有把企业经营好或者侵犯了职工的权益，职工就可以通过选举，罢免他们的职务，为了他们那高于普通工人几十倍的工资，他们也一定会把企业管理好。那种认为私有制才有效率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现代企业包括资本主义大公司的特点也是资产者与管理者分离，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垄断公司最大的区别只是把属于大资本的、寄生的、垄断的收益收归国有，再通过公共财政返还于民而已。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由于民主缺失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绝不是私有化所能解决的，真正有效且符合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彻底的民主，把国家篡夺的社会权力归还给社会，赋予人民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权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⑨]
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言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关键的核心环节是在我国实现权力体制民主化。《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实现权力体制民主化,是宪法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获得彻底的解放。在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江泽民同志多次说：“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⑩]既然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那么积极领导人民行使权力,实现权力体制民主化,使人民群众逐步掌握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就成了党实现自己最高理想不可逾越的阶段。在权力体制民主化中,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处于核心地位,不是权力支配人民,而是人民支配权力,权力是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中介。在这个体制中,人民拥有选举、监督以及随时罢免官员的权力,人民拥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官员必须根据人民意志行使权力并及时纠正权力运作中的偏差,只有通过这些重要环节,才能最终保证权力忠于人民的利益，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区区几万字的《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揭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是因为它以人类最理性的声音发表了实现世界大同的宣言。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能葬送在腐败的官僚手中，只要我们真心愿意为这个事业的重生贡献力量，只要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喊喊反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口号，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官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死敌，一定能够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胜利的彼岸。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4页。
[②] 姜赞东：《权力拜物教略论——兼析前苏东社会主义转型的深层原因》，《学术前沿》2004年，第7期。
[③] 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6页。
[⑥] 吴恩远：《还历史公正 ——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
[⑦]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4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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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
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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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16 14:4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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