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原创]毛泽东:人民民主实践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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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8 [原创]毛泽东:人民民主实践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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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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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02毛泽东：人民民主实践的伟大先驱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封建主义专制的历史，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什么人？那就是吃大多数劳动人民。为了争取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改良者可谓是诡计多瑞呕心沥血，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最据有推动力的是历次农民起义，都举起了“均贫富、等贵贱”“法平等”“平买平卖”的大旗，而最终革命胜利的果实都被官僚窃取，或蜕化变质成为新的官僚阶级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做威作福。连近代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专制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抹不尽的阴影与观念，从而形成：中国没有民主只有封建专制的定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是完全附合历史潮流的，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人民革命的继续，把几千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变成现实。同时他克服了过去农民革命的狭隘、短见和封建残余意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指导中国革命从而获得成功。那么如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不退化变质，不重蹈历史上的官僚化腐败化专制化的老路子？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即人民监督并管理国家的理论学说，杀了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以警示各级领导干部。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将民主的希望变成客现实的呢? 现在流行一种掩人耳目的谎谬说法，说“反右”“文革”罢免刘少奇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是毛主席一人决定一个所为，是不讲民主讲专制的结果。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众所周知“反右”时刘邓陶都在职在位大权在手，都是干将，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但一谈到中的国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免，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借题发挥，大肆攻击诬蔑诋毁是毛主席个人专制，不讲民主，一些不明真象没有头脑的人也跟随着瞎起哄，说什么文革不讲民主把国家主席都罢免了。国家主席被打倒罢免能证明罢免行动是错误的吗？那么希特勒被罢免也证明希特勒是正确的？其实一个人因不代表人民利益被罢免是完全正常的，而且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你是国家领导人、首相、总统就可以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骑在人民的头上做威作福，更不能置人民的生死而不顾。按照人民民主的要求，一个人不论其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被罢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难道人民的公仆就离不开办公室轿宾馆和优厚的待遇和人民打成一片？哪个法律规定不能罢免国家领导人的职权？资本主义都可以为何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如果不能，哪和人民不能罢免皇帝有什么不同？那社会主义岂不成了封建王朝了？所以“能上能下”是共产党平等人民民主思想的体现，它克服了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能上不能下的奴隶制等级意识，实现了传统的人类“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真正的平等关系。那个国家主席真的是文革的发动者一个人打下去的吗？让我们看看走资派改革家所不愿公开的事实吧。196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参会共133人（其中委员候补委员59人），表决通过《关于叛乱、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32人举手赞成，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没举手，132比1，这不是民主是什么？民主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其程序必需合法，就是由合法的组织进行的，公开公平的；另一个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错误服从正确。其实民主表决只是个形式，关键是看内容本身是否正确，是否据有无产阶级性质是否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难道一百人组成的伪政权代表赞成把中国划入日本版图，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光要看民主的形式是否正确，更要看民主的内容是否正确，那就是要看为什么人的民主？民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社会主义还是为资本主义？为人民还是为少数官僚？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群众，还是为百分之十却占有国家百分之八十财富的人？这才是关键与民主的根本所在。那么不同的社会制度、阶级性质和利益集团就会有不同的民主方式和内容，其民主的目的就完全不同。一个自私自利的民主肯定是自私的，而一个大公无私者所主张的民主肯定是大公无私的；那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民主，肯定是抛弃大多数人并让他们穷下去的民主。有人说：那个不赞成罢免走资派（搞腐败违法侵权搞下岗的基础）职务的人拒绝了强权对她名义的盗窃，拒绝了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强奸，捍卫了良知与尊严，在天寒地冻的险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赞美毫无立场原则与是非标准，按他的这个逻辑，反人类的个别法西斯岂不也成了拒绝强权强奸捍卫尊严与良知的英雄了？为了防止一个官僚腐败集团取代另一个官僚腐败集团,防止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大权在握的高干蜕化变质成为新的寄生虫，防止“农民出身的朱洪武”重当皇帝的状况，毛泽东一生都在苦心经营着人民民主，进行着反修防修即反贪防贪反腐防腐的人民民主运动，所以毛泽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人民的象征，人民意志的代表者、体现者、执行者，他的民主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即使在右派法西斯专制下的政权内是少数，那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不属于官僚民主，而属于人民民主！是他创造性地实践并实现了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人民民主愿望。
------------------------------------------- 《咏梅赞毛泽东》天地饥寒出梢躯，根连万物托大地；明香回荡透四海，百花怒放毒草稀！	2007/3/3 10:46:57

岁月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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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人民的象征，人民意志的代表者、体现者、执行者，他的民主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说得好！坚决支持！
------------------------------------------- 岁月无痕	2007/3/3 22: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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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作者：武兵 …………………………………………………………………………………………………… 目录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可否定的四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对立六关于两种所有制和两种分配制度如何比较问题七无耻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八歪曲新经济政策，攻击列宁主义九歪曲“三大改造”政策，否定毛泽东思想十鼓吹资产阶级专政，要中国走西方宪政道路十一颠倒黑白，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十二切不可忘记苏东各国的前车之鉴 …………………………………………………………………………………………………… 去年12月初，笔者在网上看到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题目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下简称《序言》）。《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转载了这个“序言”。这家杂志可能考虑“稳妥起见”吧，把题目稍稍改动一下，取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此外还把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名隐去，在个别露骨的词句上做了点“技术处理”。然而，不管这家杂志怎么掩饰，谢韬先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还是暴露无余。可以说，凡是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年来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最为猖狂、最为露骨的反动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不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要不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最为可气也可笑的是，这位资本主义的吹鼓手，竟然不择手段的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们进行造谣、攻击和污蔑，胡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什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胡说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而修正主义的创始人伯恩施坦则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这样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充斥于文章的始终。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遵循这一教导，笔者对此“奇文”中的几个主要观点和谬论，分别作些粗浅的分析与评论。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谢韬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摆到“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的位置上。在他的笔下，18世纪以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而“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号称是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都有哪些国家是“胜利”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呢？谢韬先生列出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谢韬先生特别注明：欧盟15国中就有13个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其阵容之庞大，气势之恢弘，前途之无量了。谢韬先生兴奋地形容说，欧洲已经是“红潮涌动”，“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出现了，并且吹捧它们给“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 谢韬先生把民主社会主义吹得如此悬乎，捧得如此之高，它究竟是个什么宝贝东西呢？让我们来看看已经被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上是怎么注释的：“民主社会主义：标榜社会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思潮。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口号，并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宣言中公开提出，他们用民主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如何不能以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为目标’。宣扬一种特殊的‘第三条道路’，即‘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革命，失去任何现实内容’，‘只要通过不断改良，社会才能发生变化’。赞扬资本和国家经济职能的‘社会化’。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化’。声称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制已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简明社会学词典》，第2292页）按着《词典》的这个解释，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用所谓“新资本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冒充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反对“剥夺剥夺者”，用改良主义的私有制冒充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理论上，反对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用机会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用阶级调和，掩盖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概括起来一句话，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与社会主义根本不沾边。对照谢韬先生的《序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序言》所鼓吹的那一套，基本上是这几个“反对”的范畴。《序言》提出的“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所谓“混合私有制”，就是私有制；所谓“民主宪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与“福利保障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是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谬论之一。谢韬先生在《序言》里不厌其烦地重弹这个老调。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并撒谎说：“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仅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要“推翻和消灭的关系”吗？社会主义究竟是通过“和平长入”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笔者以为，有这样两点——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为了弄清是非，还是要谈一谈。首先，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首先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之路根本就行不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都有很多深刻、精辟的论述。为了加深我们的思想认识，笔者不妨摘抄几段：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版第1卷第828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说：“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恩格斯：《反杜林论》1957年版第190页）“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7页）列宁说：“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1卷第691页）斯大林说：“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它的旧军队，粉碎它的官僚机关，粉碎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752页）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保卫十月革命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83~284页）笔者认为，无须再引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几段精辟的论述，完全可以驳倒谢韬先生的那些陈词滥调。至于谢韬先生所说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显然这是个谣言。笔者将在后面谈及这些问题。再从实践层面看。历史已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理论的正确。从20世纪初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70年代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说，所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依靠枪秆子，武装夺取的政权，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以后也不会有。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可否定的谢韬先生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其赞美与维护资本主义、贬低与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他攻击列宁和毛泽东所开创的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暴力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又是什么“黯然失色”。他说：“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里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 又说：社会主义由于“均贫”，“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等等。诚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早有论述。谢韬先生这段话的目的不在这里，它的目的是在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同时，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定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谢韬先生不是说“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做出判断和选择”吗？那么好吧，我们就用历史事实来做出判断吧。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在几十年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公有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在大战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比英、法等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但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却比它们快得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建设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旧中国资本主义前前后后搞了近百年，结果民族资本只占到全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部固定资本的20％，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都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控制。到解放前夕，民族工业更是濒临绝境，不仅化学、电气等部门的工厂纷纷倒闭，连中国民族资本赖以起家的纺织、面粉业也遭到扼杀，立足不住。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个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许多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中国将无法治愈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无法改变几百年的停滞状态。但是，我们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接着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高速度发展。1949——1978年，我国的重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长90.6倍。轻工业总产值增长19.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0几倍。工农业生产总值，30年平均每年增长9．5％。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到上世纪80年代，已拥有30多万个工交企业。所有这些，不仅是旧中国的经济无法比拟，连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做不到的。不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成就巨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总数占世界不到1／3的原来经济基础大多数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这些事实，怎么能说是“黯然失色”呢？两种制度相比之下，真正“黯然失色”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得到了民主和自由，有了做人的权利，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的主人。这是谢韬先生所说的“空想”吗？“乌托邦”吗？不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第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制止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政治力量和中流砥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美国发动的侵朝、侵越战争中，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越南人民一道，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以没有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决定的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和在它支持下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的榜样力量，它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亚、非、拉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今天，人们常说那一段历史是什么“冷战”时代。之所以出现这个“冷战”局面，在一定意义上看，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并且使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受到沉重打击和削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使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为所欲为。第五，诚然，我们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还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前进。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它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进军路上，还需要继续革命，继续斗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大多是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还处于追赶超的阶段。此外，由于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道路上，还充满荆棘和风险的考验。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既没有结束，也没有缓和，还将激烈地进行下去。第六，在谢韬先生看来，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回头路，复辟了资本主义，就是什么“暴力革命失败了”，“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了，而“民主社会主义胜利了”，并且“正在改变世界”。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稍微懂得点马克思主义ABC常识和稍微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都清楚，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错误，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路线，而引起的亡党亡国的悲剧和社会的大倒退。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和改革“精英”们，不是也在那里大喊大叫，苏联和我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吗？毛主席当年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曾经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尖锐地指出：“只要我们是全面的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重要的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83~284页）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是客观的、正确的评价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而且也坚决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除此之外，这些改革“精英”们，还指责我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散布什么要吸取苏联和东欧“经济没有搞上去”和“体制僵化”的“教训”；主张“补资本主义课”，走“卡夫丁峡谷”，等等。虽然这些谬论都是无视基本事实不屑一顾的胡说八道，但是，这股思潮，在我国还是很有市场的，并且来势汹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决定的吧。总而言之，谢韬先生所竭力反对与否定的“暴力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我们需要坚持和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他竭力主张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个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因此，接下来就引出我们以下的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哪里？四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实行私有制，就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7~28页）本来这个问题已经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经典著作里，在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科学地明确地回答。也就是说，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主要特征等基本问题上，已经被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所认同，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然而从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伯恩施坦开始，就不断地重复提出并且歪曲这个本已清楚的科学定义和内涵。既是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又是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前，他还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忠实的学生，然而，就在恩格斯刚刚逝世后的第2年，他就迅速地变了一副面孔。1896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1899年他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列宁说，这是一本“叛变变节”的书。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归纳了自1896年以来他所散布的谬论。接下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赫鲁晓夫、戈尔巴桥夫、叶利钦等这些曾经是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先生们都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歪曲、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这些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叛徒们，在马列主义照妖镜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面前一个个原形毕露，全都滚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也围绕这些问题曾经出现多次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也同样全都滚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某些改革“精英”们，又把新老修正主义这面破旗打出来，招摇过市。谢韬先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谬论，就是重弹修正主义的老调。谢韬先生这篇《序言》采用诡辩和偷梁换柱的手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企图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特别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上做文章。他的许多言论读起来是非常可笑的。（一）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截然对立的立场，非此即彼，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谢韬先生像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显然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然而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只好转弯抹角地来推销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和主张。他说：“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谢韬先生的这些话，是在“开导”人们：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同程度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按着他这个“定律”推理，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被社会主义“赤化”了，连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头子都是社会主义者了。这样论来论去，谢韬先生硬是把姓私说成姓公，把姓资说成姓社，把姓修说成姓马！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真乃荒唐至极。应当看到，像谢韬先生这样散布歪理邪说的“歪嘴和尚”，在当今中国，并不是个别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例如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同时发表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的访谈录一文，就与谢韬的歪理邪说类似。李锐先生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些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不够科学。”李锐所说的“经典作家的理论”，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了。李锐与谢韬，一个反对“消灭私有制”，一个反对“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他们的主张完全一样，直截了当地反对公有制，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集中起来一句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生们，一方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一方面又搅尽脑汁歪曲社会主义。就是这篇“访谈录”上，李锐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试问，没有公有制的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怎么可能“过得好一点”呢？的确，歪曲社会主义的本来定义，已经成为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某些政治势力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一个时髦的借口和手法。他们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为借口，试图把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黑货加以“包装”，以假社会主义冒充真社会主义，来蒙骗群众。为了实现这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就炮制了许多实行私有制“有理”、“有利”的理论，例如什么“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啊，什么“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效率高”啊，“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公平”啊，“国有经济可以只求质量不求数量”啊，“要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啊，“私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主体”啊，因此需要“国退民进”、“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公有经济“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实现“企业转制”、“社会转型”。为了加快这种“转制”还提出什么“冰棍理论”、“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等等。总之，他们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快速地、彻底地引向私有制的深渊。前几年号称“曹破产”的曹思源就公开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号称著名作家的张贤亮就声称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并呼喊“私有化万岁”；被改革“精英”们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叫嚷“中国应加速私有化”，走“美国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像这样大喊大叫走资本主义私有制道路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张五常、余杰、焦国标、李志绥、刘再复、马立诚、钱理群、王若水、刘晓波、袁伟时、张戎、高文谦、朱学勤、贺卫方、任仲夷、张维迎，等等。各界，各领域，都有这样一批人。至于跑到国外投到帝国主义怀抱的那些汉奸、走狗和民运分子，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都是姓“私”、姓“资”派。谢韬不过是新暴露出来的这支帝国主义别动队中的一个新成员罢了。（二）《序言》兜售资本主义的股份制，胡说西方的股份公司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性质，“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谢韬先生有比较长的一段话。摘抄如下：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结束语’指出：‘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接着马克思的这段话，谢韬先生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 其实，谢韬先生乞求于马克思帮忙的这两段话，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们打开《资本论》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谢韬先生的两段话就出自这里。在这一章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或曰股份公司的定性是十分明确的。笔者从中也摘录出三段（其中谢韬先生已经引用了两句，但，是掐头去尾，意思不完整）。（1）马克思说：股份公司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作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组成公司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当作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2）马克思说：“把股份制度——它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会按相同的程度越是把私人的产业破坏——撇开不说，信用又为资本家个人或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个人，提供在一定限界内绝对支配别人所有的资本，别人所有的财产，并由此支配别人的劳动权利。对社会资本（不是自有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说：“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都引向资本的集中，也就是引向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扩大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自己头上来了。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它的贯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3）马克思说：“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内，是表现一种对抗的形式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资本论》第3卷501、502、504、505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现，这种“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依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就是说，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和“限界内”对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的一种形式上的“扬弃”，这种“扬弃”不过是一种以集团资本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本性质。由股份资本带来的利润，即股东以股息的形式所取得的收入，仍然来源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股份资本的建立和发展，在加强了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把资本“引向最大规模的剥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对雇佣劳动的压榨，也促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应当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这一章里，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性质、特点、作用、后果等阐述得已经一清二楚了。至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这句话，笔者理解，是指它为将来由整个社会来实行剥夺私人资本，也就是说为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这个唯一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或者说“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下，股份公司的出现，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完成”或已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任何事实和可能。马克思上述这些话，也根本就没有谢韬先生所诠释的这个意思。谢韬先生想偷换概念，歪曲马克思，大概是行不通的。至于谢韬先生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等，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罢了。笔者后面还要谈及这个问题。（三）谢韬先生声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行了“计划”经济，解决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序言》说：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谢韬先生这样讲，无非是想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国家干预”，有了“计划”，又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就缓和了，甚至不存在了。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大量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并不像谢韬先生说的那么乐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要是实行私有制，就不可能真正的完全的实现计划经济，也不可能“解决”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关于谢韬提出的所谓的“计划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当年针对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计划性”问题的歪曲，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这里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列宁的这个论述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个工厂企业的生产计划性是资本家所需要的，然而正像列宁所说，“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生产活动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实行“计划性”，克服“无政府”的。恩格斯指出：“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们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也如生产一般已在单纯生物学方面提升了他们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从这个组织起将开辟一个新历史时代的纪元，那时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部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将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致使得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暗然失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75页）笔者理解，恩格斯指出的这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开辟新历史时代的纪元”的，就是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社会主义。诚然，我们也注意到，二战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某些调整。战后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一般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战前一般是10—20％，后来已达25—45％或更高水平。没有这种调整，没有国家的力量，耗资巨大的原子能工厂、复杂的宇宙航行技术、广泛的现代化公用设施、投资大而见效慢的基础工业、庞大的科学试验机构等等，要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修修补补的办法进行调整，根本不可能消除其固有的矛盾，不可能杜绝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这种调整，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些依靠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收入通过征收所得税等形式拿回来还给资本家。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我们知道，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恩斯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吃香起来，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凯恩斯主义来化解他们固有的矛盾和周期性问题，然而最终并没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即使“罗斯福新政”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采取发行公债，大搞财政赤字，维持高通货膨胀率等强制性的手段，扩大社会投资，刺激经济增长。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物价每年平均增长率在1.4—3.4％之间，60年代上升到2.6—5.8％，到了70年代，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竟高达两位数字。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也收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延缓危机到来的作用。但是，这不过是使急性病变为慢性病，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从1825年发生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后的近200年来，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一直是没有消除过，总是此伏彼起。特别是1929—1933年发生的空前大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造成4000万人失业。据《世界经济统计年鉴》1978年版的资料显示，二战以来（1948至1974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次数：国家经济危机次数最高的一次下降幅度（%）最长的一次下降月数美国 .........6 ........................-13.8 ...................................17 英国 .........6 ........................-23.6 ...................................22 西德 .........5 ........................-11.4 ...................................15 法国 .........4.........................-16.3 ...................................12 日本 .........7 ........................-20.8....................................15 从表上可以看出，在26年中，这5个国家大约每6~7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另据统计，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共出现过31个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平均为48个月。对此，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在我们的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 有报道说，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又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连续两年的私人消费的增长低于投资的增长，生产过剩的局面已成事实。然而，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等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使美国获得机遇，经济持续增长长达10年的时间。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看到李慎明同志刚刚发表的文章《世界社会主义现状及发展的若干问题》。文章认为：9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10年繁荣的根本前提之一，就是搞垮了苏东。原苏联加东欧8国，工业总产值曾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强。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化不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垮苏东后，原苏东国家急剧衰落，大量资金、人才和廉价原材料、技术、市场等主要被美国占据。这对推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美国已无此战略空间。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加快加重美国经济衰退。”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裂，美国经济步入萧条。从2000年至2003年，美国13次降息，经济仍没有复苏的迹象。布什政府于2001年、2003年分别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工厂设备使用率重新达到80％以上，失业率从2003年第二、三季度的6．1％下降到2006年第一季度的4．7％。……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人40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5页）笔者认为，李慎明同志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也比较深刻。笔者想补充的是，美国虽然没有了苏东的“战略空间”，但不等于他不寻找新的“战略空间”。美国既然能搞垮苏联和东欧，难道就不想搞垮我国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我国怎样主动地与美国“和谐相处”，怎样地构建“战略伙伴”和“利益犹关方”的友好关系，其亡我之心从来也没有死过，今后也不会死。要知道，经济全球化已把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联系在一起，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资企业在我国已经成了气候，目前，在我国众多竞争性行业中外资已占半壁江山。我国的外贸出口额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现在的工业增加值当中，37%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这样一种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有报道说，我国目前1万多亿外汇储备中的2/3，即6000—700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债券，而美国却贪得无厌，一再强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以便从中捞取更多好处和利益。此外，台湾地区实际上还在美国的操控之下，美国时不时的暗地鼓动陈水扁闹闹“台独”，并一批接一批地出售给台湾武器装备。这些都是美国对我国施压的筹码，都是他们搞垮我国的新的“战略空间”。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是不能不警惕的。以上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谢韬先生所认为的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得到“解决”的观点是肤浅的，短视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国家干预的办法，还是利用战争的办法，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对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主要特征之一，和它相对立的分配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是在对社会产品作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以劳动为尺度，给劳动者分配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这一原则，这是对人剥削人的旧分配制度的彻底革命。劳动人民再也不是为地主、资本家流汗卖命，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创造美好的生活而劳动，能够激发劳动群众的极大热情，促进生产发展。列宁说过，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列宁选集》第3卷560——561页)。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谢韬先生也散布了许多混乱思想。（一）他认为剥削、差别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谢韬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谢韬先生的这段转弯抹角的话，中心意思是维护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主要包含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他认为“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是故意混淆“空想”和“科学”这样两种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有答案。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些区别是不难识别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恰恰是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质和根源，及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规律。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找不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途径，幻想通过“实验”和“感化”有产者，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永恒正义的美好社会。这些充分表明其理论的局限性和不成熟。因此，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强调反对“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呢？！驴唇不对马嘴！其次，谢韬先生所说的“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的本意是，工人阶级不要“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样看来，谢淘先生是不够公平的，既然资产阶级可以“过分”地“强调”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过分”地“强调”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呢？而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和教训恰恰是没有“强调”以暴力革命——被谢韬先生认为是“过分”的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是否强调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阶级压迫，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区别于谢韬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从这一点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差远了！我们知道，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毕竟还是早期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多少还代表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心声。而民主社会主义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的无数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我们再来看另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吧。他在1841年所写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844年马克思在赞扬魏特林这本书时写道：“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民主社会主义的先生们连魏特林这样的“巨人的童鞋”都没有，有的只是资产阶级“侏儒的烂鞋”吧！再次，所谓“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事实。说到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制度，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永恒化。这是新老修正主义“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翻版。（二）福利制度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序言》引用《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一书中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美国……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又说：“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谢韬先生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化”，实行了“共同富裕”的福利制度，这种“共同富裕”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而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劫富济贫”，是“共同贫穷”，是“把资产者变成无产者”。在这里，是与非，再一次地被谢韬先生给颠倒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福利制度”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搞清楚以下几点。第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缓和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确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工人阶级的福利方面，作了一些改良性的调整。例如有些国家（如日本、西德）的某些企业采取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等措施，诱使工人为企业取得更大利润卖力。资产阶级采取了“把蛋糕做得大一点”的欺骗手段，从攫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点点来，对工人的工资、福利作一些提高和改善，使得阶级矛盾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得到某些暂时的缓和。但是，这些改良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被统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这一基本状态。战后，实行福利制度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剩余价值率不是减少，而是大为提高。1947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46%，1975年提高到263％；西德1950年工业中剩余价值率为204％，1974年提高到265％；日本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为275％，1960年421％，到1976年上升到431%。这说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实际是大大加重了。另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支主要是依靠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所得税，而这项赋税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头上。如战前的1938年，美国国家收入中，劳动人民负担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占21％，战后，1977年增长到74．4%5。目前，美国工人纳的税就占其收入的20％或更多。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无产者变成有产者”的“共同富裕”。谢韬先生的这个命题是个子虚乌有的命题。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那就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方面的取得了“成功”，而绝不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取得了“成功”。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改良”和“调整”工人阶级福利政策的同时，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进一步拉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战后，它们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原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它们通过资本输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有资料显示，1938年，美、英、德、法资本输出总额为390亿美元。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到1988年为止累计为768．37亿美元，而仅在1950—1988年的39年间所获取的利润高达1773．59亿美元，为投资额的2．3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利润率一般要比国内高一倍以上。1976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净额是17亿美元，汇回的利润却达69亿美元，这还不算在国外再投资的部分。截至1972年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同年赚取的纯利润即达24亿美元，利润率高达130％。借贷资本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从70年代初的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3200亿美元。1988年发展中国家为偿付债务支付的款项高达1424亿美元，为当年所得贷款（923亿美元）的1.54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规模也超过战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宗原料、初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而进口的制成品价格却不断上涨。据国外经济学者估计，1973年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联合提高石油价格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每年大约达1000亿至1500亿美元。伊朗一位政府官员指出：“一小撮工业国家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时间里，得以把廉价石油作为推动其经济的日益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为其进口付出越来越昂贵的代价。”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有资料记载，仅从1951年到1973年问，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就损失了1300多亿美元。进入80年代以来，仅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就损失了1500亿美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困难，压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提高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加上对某些商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锐减，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1965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1988年，前者为后者的23．46倍。1987年，占人口总数的16.2%的发达国家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81．5％，而占人口总数83．8％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少数非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只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摘自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此外，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世界前225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额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5亿人（世界人口的47％）年收入的总和。（另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07年3月10日报道，2006年度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揭晓。2006年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达到了创纪录的793人，比1998年增加102人，富翁总资产则增加18%，达到2.6万亿美元）仅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500亿美元）、沃尔顿家族（480亿美元）及沃伦•巴菲特（330亿美元）三家的财富就已超过了包括阿富汗、也门、赞比亚在内的48个发展中国家的总和。《报告》显示，1998年全球的消费已达到24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6倍，但消费仍然集中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有将近10亿人口仍然得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全球1/5的最富裕人口消耗了86％的生产资源。（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27期）又据2006年12月5日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研究资料透露，世界上一半的财富集中在2%的富人手里，1%的富豪拥有世界上40%的财富，世界人口的50%只拥有世界财富的1%。（2006年12月26日西班牙《起义报》）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4倍多。（《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3页）大量事实表明，是垄断资本主义造成了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的局面。（三）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两极分化也还严重的存在着，并没有消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两极分化，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级是贫困的积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苦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据1999年《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有1亿多人，失业者至少有3700万人，无家可归者1亿人，预期寿命在60岁以下者将近2亿人。谢韬先生在散布资本主义国家“关心弱势群体”实行“共同富裕”的谎话的同时，又进一步解释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按《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作者辛子陵的说法是：“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保护私有制的前提下消灭了三大差别”，“西欧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谢韬先生所谓的什么“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什么“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什么“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骗人鬼话。历史早已经证明，由于资本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大差别”不可能“消灭”，“调节分配”，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就在2007年3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还以《日本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题，对日本的这种“差别”做了详细报道。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事实多得很，无须一一去列举了。谢韬先生对美国是情有独钟的，他说：“最近点算结果，……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看看被谢韬先生称之为已经“赤化”样板的美国的真实情况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据，美国居民户收入基尼系数1980年为0．403，到1999年已上升为0．457，升幅为13．4％。同期，收入最低的20％的人在总收人中所占比例，从4．3％下降到3．6％，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所占比例，则从43．7％上升到49．4％。在这30年中，不平等程度明显扩大。再据《福布斯》杂志1995年的调查，美国最富的1％居民户拥有全国近40％的财富，而80％的居民户只拥有16％的财富。可见，美国的财富在迅速向少数富人手里集中。在这20年间，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比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工资差距，从1980年的42：l上升到1998年的419：1。美国无论就物质财富还是贫穷，都居于世界的首位，个人平均收入最高，而按人的贫困指数来看，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占总人口将近16.5％，1/5的人为功能性文盲，13％的人活不到60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13页）此外，美国2006年7月28日公布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每天晚上有75万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这是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23年来针对无家可归者的第一份观察研究报告。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群中，从年龄看，41%在31~50岁之间，21%是儿童；从种族看，59%是少数民族；报告还提到其中的1/5是退役老兵。然而，对这个数字还有争议，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无家可归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全国人口的1%，即300万。（2007年3月2日《劳动报》）这就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增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与日益贫困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所谓“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事实上，在现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工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资本家利润的增长率。如美国五百家最大公司，1975一1977年，利润由378亿增至525亿美元，增长39％，而工人的工资从1967年~1976年却只增加5%。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7年2月23日在《美国的富翁爱钱了》的专题报道中透露：“美国公司总裁20年前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的22倍，而今天，这个差距已经是224倍。因此可见，工人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财富都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法新社2007年2月25日有一则报道说：麦克拉奇报业集团对美国2005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处于深度或者极深度贫困状态的美国人增长了26％。研究发现，贫困人口出现大幅增长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但利润分配不均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身陷贫困。报告说：在2001年经历暂时经济衰退后，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快速提升，但工资和就业机会增长率没能同步上升。同时，国家收入流向企业利润的份额过大，也影响了工资水平。报告指出，在过去30多年中，美国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2007年3月3日《参考消息》）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赤化”！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四）产业工人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地位。谢韬先生提出：“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因此“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 谢韬先生的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诚然，战后由于在原子能、电子、化学和航天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引起了工人阶级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分为三大产业。用他们的标准来划分，第一产业是指广义的农业部门(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广义的工业部门（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广义的服务行业；凡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部门，如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甚至色情服务、赌博行业等都包括在第三产业内。战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变化就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迅速上升。有资料记载有三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1950年，美国、英国、西德、加拿大的农业在本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分别为7％、6％、10％和13%。到1968年则分别降为3％、3％、4％和5％。1952年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农业人口分别为681万、111万、470万和1，719万，到1970年分别减少到346万、78万、226万和886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食物的劳动越来越少了。二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下降，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上升。这具体表现为所谓“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明显增长。在5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一国的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50％，达到55％。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的比重分别为45％、37%、41％、46%、40％和47％。到1968年时，美国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已上升为60％，加拿大和英国比重则迅速上升到62％和57％，日本、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比重也分别上升为48％、43％、46％和49%。70年代初期，以上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已超过50％，并且都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雇佣劳动总人数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所谓“第三产业”的工作人员取得的。例如，在美国，从1950年到1973年，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9％降为31．6％，而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则从59．1％增为68．4％。又如，从1958年到1968年，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34．5％增至40．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大批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既是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展开的结果，也是垄断资本统治日趋加强的具体表现。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就使非物质生产部门有可能大量增加就业人员。例如，美国由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每一个农业劳动力能供养的人数迅速增加。1950年，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能供养15．5人，1970年增加到42人，1973年已达50人，到70年代末更增加到了60人。1982年能供应78人。正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才能在农业劳动者人数绝对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农产品继续增产。同样的道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物质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在某些时期甚至是绝对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客观上要求以较复杂、较熟练的劳动来取代简单劳动，这样就引起生产中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比重的下降和工程技术人员比重的增长。例如，1950-- 1973年，美国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从2，300万增为2，900万，但在全国就业人员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9％降至35％。在战后几十年中，所谓“白领’’职工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快。1950年，美国的职员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少，而到1973年，职员的人数约超过后者的三分之一，占全部就业人数的几乎一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工人阶级结构中发生的这些变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进行欺骗宣传的假象。早在谢韬先生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大肆鼓吹所谓“白领革命”，竭力掩盖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胡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中非物质生产部门比重的上升，“第三产业”各部门中就业人员的迅速增长，以及经过专业训练后掌握技术的熟练职工的大量增加，是一种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普遍的客观发展趋势。虽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白领”职工的比重在增长，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人员的比重在下降，但这只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白领”职工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说来，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增长，工人阶级的社会范围在扩大。那些在企业中和研究机构中操纵电子计算机和调整自动装置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谢韬先生同以往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一样企图以所谓“蓝领阶层急剧缩小”来否认工人阶级的存在，从而抹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是徒劳的！！！
-------------------------------------------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更没有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坚决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首先是革自己“既得利益”和“私心杂念”的命；其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取得最后成功！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彻底灭私两个决裂，绝对平等相对自由，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奉献创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绿色环保生态平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同幸福真正和谐，永恒发展走向崇高！	2007/4/26 1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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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原创]毛泽东:人民民主实践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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