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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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先锋报（综合版）按时间排列 8 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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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作者：邢家鲤首先，这个问题针对的对象是进步青年，是愿意学习马列主义、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学生。关于世界观改造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针对统战对象，一种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对人进行世界观的教育，还有一种是针对资本家的，即通过思想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世界观改造是针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我们当前的大背景是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的是阶级的世界。整个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美国有个战争贩子，叫奥尔布莱特，在越南发表反共演讲，说：你们不就是一个大家伙带着两个小家伙吗。她把中国比作大家伙，越南和古巴比作小家伙，至于朝鲜就不在话下了，言下之意，用不了多久，就都搞垮你们。国外环境不容乐观，国内环境原来是我们包围资本家，现在还很难说。我们生活的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进攻的年代。89年以后，自由化思潮的进攻从未停止过，同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世界出现了反共高潮；而同时我们又长期放弃对青年的教育。现在都讲先进文化，但是书籍报刊、电视媒体中属于先进文化的东西并不多。而青年学生就生活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拉锯战里面。在阶级社会的背景下，找职业就是一种争夺青年的手段。在大家选择职业的时候，要明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就曾经说过：不要忘记你们的同龄人。现在每年出生2000万人口，教育部统计，普及小学教育的有1500万，经过初中入学、巩固和升学率的限制，到初中毕业1300万。而到了上高中，把中专、中技等全部计算在内，完成学业的有500-700万，其中普通与职业高中毕业的各一半。这样下来，总共有200-300万学生参加高考，这才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宝塔尖：大学生，每年招收大学生大约是100万。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普及了高等教育。其中一个是美国，高等教育包括所有的社区大学、专业教育等占总人数50％，准确讲美国应该是高等教育半普及。还有一个国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很强大，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就是苏联。苏联执行的是11年中等技术教育，文化程度很高，真正的普及了高等教育，这是列宁、斯大林的功劳——他们使一个原来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变成了人民的文化程度先进的国家。工农盖了大学，但工农上不了大学。劳动人民知道，国家的强盛需要一批具有高等知识的人，所以工农建了大学。有一个台湾人，叫劭逸夫，喜欢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投钱建图书馆，他来清华也投了2000万，但清华没像其他学校那样命名为“逸夫馆”，只是在图书馆里面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劭逸夫捐款2000万。结果他很不高兴。后来我向何东昌同志提起此事，何东昌说，他捐的那两个钱算什么，清华的图书馆国家投了好几个亿呢，给他立一块牌子就不错了。清华大学主要是国家投资兴建的，国家的投资还不是工农创造出来的。作为知识分子，要教育别人，自己必须首先受教育。大学是劳动人民建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就是铁的逻辑。清华的解放，曾经牺牲了很多的解放军，当时不是用重武器打下来的，而是为了保护清华的校园设施解放军拼刺刀打下来的。清华的解放是解放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的道理，知识分子必须为工农服务。为谁服务，这是铁的逻辑。其次，谈一下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57年毛主席写《十大关系》，其中论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只是毛，而生产关系则是皮，知识分子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阶级，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相应的阶级上，就像毛依附在皮上一样。建国以后，老的皮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能依附在新的皮——公有制上。人生存在社会之中，有一个常识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旧社会，有蒋先生，有资本家，地下党员要想成功开展工作，首先要在蒋先生那混饭吃，然后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推翻国民党的事业。解放后，一共有5张皮：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私营资本，合作社，个体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了56年，5张皮变成了一张皮：公有制。其中又分为两块：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时候，无论知识分子愿意不愿意，都要依附在这两张皮上，所以说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并不是说他们的世界观都改造了，只能说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而目前，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的皮又多了，有外商独资的，有国有的，有合资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相应的也就存在依附其上的各种知识分子。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需要依附在一定的阶级上的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会变的；正因为知识分子会变，而要使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到底也就十分困难。青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能否保留自己的革命朝气。事务总是要变化的，不变不符合辩证法。没有全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总是从就得东西里面脱胎出来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从旧世界中来的，曾经长期接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影响，因此带着旧社会的烙印。但是工人阶级是不会变的。现在经常宣传某下个工人经过如何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老板。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背后必须有一大帮工人，一个资本家骑在一个工人头上是发不了财的。一个下岗工人由工人变成了资本家，必然同时有几十个、上百个老百姓变成工人，工人始终是大多数。这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个单个的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获得本阶级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获得整个阶级的解放。以前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很不好的做法：如果一个人不作研究或做不来研究了，就想把他送到这边来当老师。我当时回绝他们说：我们这有人教书教不下去了，要不要送到你们那去搞科研。教育事业是要塑造一代人灵魂的，培养出一代新人是很难的，这决定了教师的素质必须非常过硬，思想品质必须非常高尚。古代有一个传说，说达摩面壁二十年，结果他的影子就留在了石壁上。这个故事在教育业上很有意义，它比喻教师的人品什么样，他在学生心里留下的东西就好比达摩的影子留在石壁上一样，教师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只有教师正直，学生才可能是正直的。而政治教师要是成为两面派，就应当马上开除掉。现在主张课堂上不争论，就是让政治教师成为两面派，我们不能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育学生。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在分化。原来清华老机械系有一个学生，他父亲在前门仙鱼口开了家“庆林春”茶庄，就在全聚德对面，在老北京是很有名的。这个学生在学校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当时还是真诚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同时声明不继承父亲的产业。当然他的哥哥很高兴，可以独吞家产了。后来他入了党，做了机械系党支委的书记。还有一位上海有名的雷家药铺的千金，也和家里划清界限，入了党。他们俩就成了一对夫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先是女的与多年未联系的在香港的父亲发生联系，然后跑到香港继承爸爸的财产，然后男的跟着女的也跑了。后来男的从香港回来，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德国在北京公司的代理人，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外国人很清楚，一定要争取清华的知识分子来做他们的代理人，因为清华的校友，各部委的领导、各科研单位的带头人都有，办起事来方便得很。老机械系的这俩走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民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又变为买办资产阶级。我一次和三个学生一起聚会，结果发现四个人四派：一个学生是国企的经理，一个是私企的老板，还有一个是律师。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不同的。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劳动人民不会高看知识分子的，我们也不要为了以后可以得到工农的特殊待遇现在才为他们服务。在劳动人民看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殊，无非跟他们一样而已。同时，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共产党更不能脱离人民。如果共产党脱离了工农，那就是共产党的悲哀，因为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的灭亡就是历史的必然。知识分子要为工农服务，而能够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一生为劳动人民服务是我们最高的、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钱学森在“两弹一星”的表彰大会上说，他一生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他的导师对他说“你的成就超过了我”，他觉得这是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得到了外国科学界如此的认可，因骄傲而激动；第二次是他入党的时候，他为他不但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而激动；第三次是他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被表彰为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他为自己能够为人民做出贡献而激动。钱学森接下来说：我一生有过三次激动，这次表彰大会我就不激动了吧。当时全场的科学家寂静了几秒钟，然后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知识分子是不稳定的，是会变化的，而同时客观环境又非常严峻。根本的转变是立场的转变，如果我能在临死前说：我没有背叛工农，这也就可以了。周总理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对自己所做的革命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深刻的检讨，但他又说在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上我不检讨，我始终都是站在革命一边的。一个人具体工作中不能避免犯错误，但不能在革命气节上犯错误。最近又开始宣传一个人，叫周作人，这就不能不说一下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师生抗议日本侵略而南迁，当时身为新国民党39军新党部成员的周作人是留在了北京的，即留在了伪北大，看守校产。同时做了华北教委的督办，期间竟然有一次穿日本军装，去慰劳皇军。由此可见其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文人。知识分子要过“三关”。首先他应该有民族的立场，对美国怎么看，对日本怎么看。在“五八”游行时，美国人躲在大使馆里说：别看他们现在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来游行，过两天他们就得来排队领签证。果然，两天以后学生又去领签证。清华有两大劣根性，其中之一就是亲美。当年陈毅做外交部长，跟美国人打交道时敞着怀，扇着扇子，管你美国人来不来，压根就没把你看在眼里。现在听说美国人来了先要美容然后再去。其次，要从民族的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上，对蒋介石怎么看。有一个蒙古王爷的女儿，在南开念书，后来搞反攻倒算，给祖上重新修坟，并隆重排场给原来的地主阶级上坟。当地的干部解释这件事时说她是蒙古王爷的女儿，不敢得罪。他们没想想不敢得罪地主阶级，就不怕得罪自己宣过誓得共产党吗？关键是道理被混淆了，他们是唯心论。而自觉的共产党员要不断的清算思想。再次，要从人民的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相对前两个转变，这个转变也是最难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现在承认剥削、资本家的存在，但政策允许不是党员就应该干的。而迎合资本家，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则是更为可耻的。现在执行的年薪制，领导干部领年薪，工人不领年薪，是典型的英雄史观，跟唯物史观格格不入，这是资产阶级巧立名目、多捞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是很不容易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决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知识分子要教育无产阶级掌握科学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物质的群众就形成了巨大的武装力量，同时知识分子也转变为革命者。《帝国主义论》的法、德文版序言中讲：帝国主义获得垄断利润，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现在则可以收买工贼，收买知识分子。现在提倡知识分子资本家，说这和共产党员兼容；又说中国社会的希望是人才，是精英（本质是与人民分裂）。清华向来有两大劣根性：殖民地思想和精英思想。总体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革命的前途，因为在不断受反面教育（蒋、美、日），但知识分子革命一生很难。王震在1984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有一次跟我说：我因为“不革命则死，革命可以不死”而投身革命；你是有知识的人，经过了许多思考才参加革命。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49年）受毛主席影响才加入革命队伍的，我的革命性不如你。我出身于国民党大官僚家庭，家庭安排我去美国。而我由于对美、蒋认识清楚而投身革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但不能让大量知识分子都来，苏联采取让工农的子弟来读书，但最后这些知识分子都叛变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十月革命时，列宁从芬兰回来，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苏联有24万布尔什维克，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有2200万党员，世道大变。 49年我们赢得全国胜利时，总共448万夺得政权，其中14000人大学程度，占0.3％，高中0.6％，初中2.4％，小学28％，其余69％是文盲。就是这样一个文盲党战胜了文化程度远远高出的国民党，被称为“绿林大学”战胜了陆军大学，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主要是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的。在27－49年期间，有毕业生18万5千，在校生11万5千，蒋先生共培养30万知识分子，其中14000加入了共产党，只是少数。 87年，在蒋南翔校长逝世之前，我去见他，说现在的形势（自由化思潮泛滥）很不好。蒋南翔对我说：形势没什么不好的，社会主义总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大趋势。苏联解体，产生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实质上这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共产党是政治概念，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青年的知识分子更要不断的改造自己成为阶级的、自觉的成员。三四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当时我在革命形势下随大流，到现在始终无怨无悔。每一代都会产生毛泽东，每一代也都会产生蒋介石，但我们还是希望多出毛泽东的，希望寄托在大家身上。回复本文章邢家鲤：我和青年同学交朋友的体会作者: 沉痛悼念日期: 2004-11-26 23:23 我和青年同学交朋友的体会清华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邢家鲤我1948年进清华学习，1951年留苏，55年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工作，除搞教学外，还负责学校教务处工作。1983年去中央党校工作时，仍兼任清华教学工作，88年回清华，离休后，学校请我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工作。现在我把和青年学生交朋友，作学生思想工作的情况向大家作一汇报： 1988年春天以前，由于在中央党校工作，在清华只是兼课教师，所以虽也做点学生工作，但是量不大。1988年5月；辞了党校职务，回到清华以后，除了讲两门课以外的时间，就都用到学生思想工作上了。 89年秋天为团委主要干部每周星期一晚上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讲了一学期，目的是为他们打一点历史基础，以利于学马列。90年春还是为团委干部打基础，借列宁诞辰120周年机会，系统讲了什么是列宁主义，共五讲十二小时。在清华学生的“求是学会”成立以后，每学期都定期为他们全体会员讲一到两次国内、国际形势，每次都结合历史发展，讲讲来龙去脉和分析方法，有时还重点补一些共和国史的重要内容，为他们鉴别真伪提供背景。属于系统一点的事，就是这些。其余的就都是个别班级、小组乃至个人的联系了。远的就不说了，92-93教学年度中，前后和十个系的学生年级党课小组座谈过，多的七八十人，少的二三十人，也有七八个人的。还有的学生的中学同学（不在清华的）来听，听了以后觉得还有点用，就也来找，到他们学校去谈过两次，说好也是对党课小组谈。我为什么愿意和党课小组谈呢？虽然每次都不只是小组成员，一般不申请的也来，可是谈的要求就比较明确，也可以高一些，有些问题可以说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重点对象，就是一般团干部，例如团支书这个层次的，他们都积极工作，想多学习一点，因此也经常借团委培训干部机会，和一些骨干（多半是培训班骨干，社团骨干）座谈。每次不超过十来个人，可以说话、随便一些，更为融洽。这一学年大体上每月都有一次。更多的是个别三两人的来往，都是在我家里，每星期一般都有两到三次。谈误了饭，就在我家吃。这一学年中来过十次以上的，就有好几人。凡和学生班组接触，我最后总把家里住址、电话给他们，同时告诉他们想来时，打个电话就可以来，不要怕打扰我，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和学生在一起是最高兴的事了。所以有人来过一次后，下次就又带两个来，像滚雪球一样。我这几年坚持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是因在学校工作几十年，对教书、和学生接触有特殊的感情，离开了总觉得缺点什么，一见面，精神就来了。教书，说到底，也就是作人的工作。我们强调教书育人，其实教书没有不育人的，看你往什么方向去育就是了。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人格化了的学科代表，只管教会知识；更不能把学生当成单纯的知识载体去培养，具备了大堆所谓素质和能力，却对周围的人民冷漠无情。育人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的过程。教师总是把自己的影子刻在学生精神世界里的。过去有个洋和尚，叫菩提多罗，南北朝时来了中国，我们叫他达摩老祖，后来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他的影子印到石头上，像刻上的一样。这个传说用在教育上也很恰当。既然作了教师，就要随时注意，到底给学生脑袋里刻上了什么东西，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我们的国家很不富裕，办大学要花很多钱，所以还不能让很多上大学。我们现在一年出生大约两千万人，同龄人中每年只招收五六十万大学生，这就是说每出生一百个人，其中只有三个可以上大学。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盖了大学，让百分之三的同龄人去上，目的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科学、技术、这百分之三就是我们同龄人当中文化层次是高的人，他们将来是负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责任的。如果这些人享用了劳动人民的血汗，毕业后却不想为人民服务，不愿和工农结合，那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不是太亏了吗？所以，由于高等教育的这个基本状况，决定它的性质，也就规定了大学生应有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我们教书育人的方向、目的，就在这里。我长期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工作，1988年春他病重时，我去探望他。他询问了社会上的情况，当时我流露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忧虑。他却说，形势没有什么不好，社会主义总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悲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要做工作，青年是我们的希望；人老了都要死掉，过去大量的青年在国民党统治的恶劣的环境中还参加了革命，今天条件应该说更好一些了；他告诉我，“你们岗位在青年中，你要到青年中去。” 他的话，等于是临终前对我们的嘱托和希望。我自问过去教书时也还是注意对学生的教育的，但他的话却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力量，使我明确了我应该做什么。我进一步明确了青年思想工作的核心，就是使青年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解决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不能看着许多青年人只想自己活得实惠、滋润、潇洒，而不想到周围劳动人民的事，不去向他们作工作。解决这个问题说来容易，做时颇难，但是难也还是要做。从多年和青年接触中，我体会到，世界观问题不能光靠大报告，搞运动，要靠深入细致工作，长期、个别、坚持不断、细水长流的互相交往谈心的办法更为有效。我有许多学生朋友，彼此交往已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个别也有三十多年的。新来的人也有。清华是五年制，再作个硕士就是七年，如果留校，时间就更长，许多学生朋友就是从入学谈心一直交往下来的，毕业后有机会还来谈。接触多的，有谈过百多次的。我们谈形势、谈思想、谈理想、也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我不反对作大报告，只是我不擅长。1990年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时，为团委干部讲讲什么是列宁主义，连续五讲，共十二个小时，每次也只有七八十人，这要算是最大的规模了。我确不习惯大范围讲话，总觉得不如十来个人、乃至三五个人围坐交流更为亲切。有人对我说：“你这样和大学生座谈。他们提了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你还敢去？”我的看法是，大家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探讨某些事物的道理，能达到共识固然好，即使认识不同，也不必争于强求一致，至少彼此都给对方提供一个参照系，引起思想的交锋，比糊涂强。我不喜欢解答问题的方法，和学生座谈不能像开记者招待会，用类似外交辞令的东西绕过问题，绝不是正确的思想工作的方法，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少数人的交流、争论反而易于达到沟通和了解。我“说”你“服”，我“打”你“通”，摆出架势，不是探讨真理的平等态度。彼此都说真话，有什么敢不敢呢？对我来说，年纪大了，和青年朋友在一起，时时想到平等，也确不容易，这倒是应该随时注意警惕的。老不平等讨论，大家也就不来了。和大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对历史太不清楚。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多年来不重视历史教育。很长一个时期，中学本国历史只讲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史只讲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高中要高考，加上偏科不重视文史，学生自然茫茫然。但也不全是空白，这些年出了许多电影、电视剧、报告文学，内部读物，各种小报，野史层出不穷，其中不少曲解历史的，割断历史的，乱加渲染的，有的甚至伪造历史，再加上国外引进的观点错误的东西，给学生头脑中塞进了少可以说是垃圾的“知识”。这些，清除起来是困难的。不过说难也不很难，只要长期系统地一点点地弄清楚。时间一长，就有效果。我之所以强调长期、多次交流，目的之一也在此。每当座谈时，我总爱谈点历史，也并非生拉硬扯到一起，因为什么形势、理论、价值观都有个历史条件背景问题，历史条件说明白了，也就有一个批判错误的东西的基础。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重要条件，在实践当中，我逐渐明确了这一观点：历史教育确是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客观事物没有不复杂的，一次就认识清楚的事是没有的。学生困惑的问题往往我也困惑。想一个报告就说清楚，愿望是好的，客观上难于做到。我的看法是，一时弄不清不要紧，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弄清，这就要注重方法问题，也就是正确的分析方法，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实际问题中的运用。例如上面谈的历史的问题，要是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就无法弄明白。我们天天说要面向世界，但我们今天面向世界，除了有先进科学、技术、工业、管理等以外，也还是一个阶级的世界，充满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青年们十分关心世界上的事物，但是这些事物的发展变化，抽掉了阶级斗争，抽掉了阶级内容，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又如何能弄明白？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也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正确？不能马上解决现实的困惑也没什么了不起，学生和我都在学习阶段，只要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进行探索，有所前进，就是进步了。因此在和青年朋友共同研讨某些事物时，我喜欢多谈点方法沦，希望他们逐步做到自己分析，自己解决问题。分析好，大有益。学会分析，是长远起作用的东西，这较之就事论事，远为有益和重要。历史地进行分析，确实有用，再举个例子。这一阶段学生中对市场经济很感兴趣，却又不甚了解，怪问题很多。他们跑来找我，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甚了解，不过可以共同学习。怎么学呢？还是用历史的分析方法。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是44年，1979年以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六年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党的十三大确定了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党的十四大又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迄今已经一年。这几个阶段有成绩有问题，究竟怎么看呢？是一个打倒一个的过程？还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什么是合理的内核？什么是矛盾发展后产生的新问题？我们还共同学习了陈云同志56年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为的是了解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人的认识也在发展，正确的思想是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的智慧集中的体现，不是一朝一夕某个个人的头脑产物。这样一来，虽然还不能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全面正确的系统的认识，但是至少克服了一些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会自己分析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帮助他们学习。学习有两个方面，一是读书，特别是念马列主义的书，一是向实际学习，特别是了解普通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要帮助好青年朋友读书，首先自己要读书。十多年来，是青年朋友“逼”我去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其中包括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而且深感受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事是不可能的。自己不清楚，还要勉强别人清楚，看来可笑，其实可悲。我常常告诫自己，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向学生承认自己不懂，是学习的开始，是平等地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如何，绝不能使自己陷入这种看似可笑实则可悲的境地。这种“逼迫”是自己还能的所长进的切实主要的动力。我今年已经67岁了，“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讯先生的话，我非常崇拜他，我当然要听他的话。当然，对于青年朋友，我经常劝他们学习，主要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当然不是说就不学别的东西，但是先学这些，有了主心骨，再学别的，就容易了。目前，还有几位青年朋友利用仅有的一点课余时间，跟我读书。学习理论，同时学习历史，会更充实、扎实一些。彼此同时都学习，研讨起问题来，是很有兴趣的事。比起一般的你问我答，我说你听，当时既无味，事后如过眼云烟的情形说来，相去确实不可以道里计了。现在有一种倾向，反对读书，以为了读了就会教条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倾向。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百多年来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对于青年人来说，年轻时读些马列，是终身受益的事。要使青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引导他们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共产党人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同时应该引导他们联系实际，而实际就是广大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现在大学生都有所谓的社会实践课，我和青年朋友说，除了社会实践课规定的内容以外，要尽可能地到普通工人农民中去，了解他们的处境、思想、情绪、生活，要尽可能地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并以此来检验自己的思想感情。到底一个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农民是不是一致了？我们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地位而言的。但是从感情上是否也愿意与一个普通工人农民一样、既不比他们低贱，更不比他们高贵，而是平等的一员呢？再者，作为一个大学生，心中到底装着多少人呢？是不是只有自己：或者加上自己的爱人？或者再加上自己的近亲？扩大了一倍、三倍、五倍的个人主义呢？要帮助青年朋友认识，心地过于狭窄是不行的。多装一些，就好一些。装着大多数中国人，更好一些，再装上些外国阶级兄弟，就更好一些，这就把个人主义换成了集体主义，进一步把国际主义也包括进去了。和青年接触，除了他们逼我读书，互相切磋，可以促进我长进以外，我还从青年中学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向他们进行调查研究。现在每星期都有两三次。放寒暑假前，学生要回家了，都来告个别，我总请他们问候他们的父母家人，同时请他们回家作些社会调查，回校以后再来谈谈。特别暑假完了，带来情况就挺多，对我教育也大。我愿意开小型座谈会，就是可以互相交流，了解学生父母是干什么的，家长里短，盆大碗小，收入多少，村里谁富了，是怎么富的，谁穷了，是怎么穷的，乱收费制止了没有，有没有两极分化，下面有没有腐败，党员到底起不起作用？以前看地图，地图上有个圈，无非就是个圈。现在不同了。学生说他家里就在这个县、这个镇，多少人，怎样吃饭，怎样生活，包括喝的水质如何？牲口怎样，孩子上学如何，各种捐税怎样，一清二楚，说的都是真话，都是第一手材料。我想，即使到了那个村里，也许还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这些东西。因此，向学生作调查研究，几年来，极大地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了解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农民的情况，使我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大大地接近了。我衷心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得以和自己的阶级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白了一个觉悟了的工人对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的了解，是如何的不容易，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作到的。所以，与其说我对青年有什么用处，倒不如说，从根本上是青年群众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而我还是远远不够格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和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前进。陈云同志说，每个人都要退休，但党员是没有退休的。我要听他的话。周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更要听党的话。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我当然要听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至于信心，当然是有的。信心存在于为理想、真理而斗争的过程之中。你不去斗，哪来的信心呢？而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团结起来，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切反动的丑恶的东西都将被埋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一个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行列，我就够本，宣传两个，我就赚了一个。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消灭了自己，太悲伤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材是烧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最美好正义高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没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更没有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坚决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首先是革自己“既得利益”和“私心杂念”的命；其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取得最后成功！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彻底灭私两个决裂，绝对平等相对自由，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奉献创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绿色环保生态平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同幸福真正和谐，永恒发展走向崇高！	2007/2/14 2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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