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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先锋报(综合版)按时间排列 8 也评西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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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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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也评西山会议

也评西山会议



李曙光: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作者、会计职业工作者,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我们可以不往下看,就知道发言者的政治思想来源,当然,不能用过去的文革眼光来看待他的话和分析他的动机,否则又为此君提供口实,认为改革倒退到了文革时代,不是攻坚而是反动了。但是对一个人的思想来源还是有必要认真对待的,在政治领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意味着他今后走的路和执行的政策,如果他有这个机会的话。


法律职业工作者、会计职业工作者在专业上说是非常专业的,可以说是用于行业上是可以,但用于政治上是不是可行,还无定论,但是正如中国法家所强调的那样,来搞政治和统治,后果在中国有目共睹的。


当然,我们的精英可以说,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搞得很好吗?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家统治者中有多少是法律职业工作者,有多少是会计工作者,议会中又有多少,法律和会计人员起的作用是什么?顾问,智囊团中都有不是占优势,优势的是那些大学的学者或在一定方面有一定专长的人,法律和会计人员只是其中一份,故然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其它方面的人员也是同样重要,因此这种看法是幼稚和经不住一驳的!


事实上,我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实在,即政治人物可以频繁地更换,但是不变动的是文官阶层和其它一些政治阶层,他们是政策延续性的保证,他们和智囊团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治国不是搞科研,要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涉及到许多方面和学科,任何个和小团体任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做好国家的一切事的,因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我们的一些精英在科学研究领域都有知道要有综合的知识,借鉴其它专业的发展才能搞好现代科学研究的形势下,还迷信法律职业工作者、会计职业工作者来治国,殊为可笑!我想他还不至于那么地愚蠢,他不过是借此来推持他的政治思想来源的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他的本质用意,也就是说这才是他的匕首。


不错改革已到期了攻坚阶段,但是不是如发言人说的那样要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变动了,目前还不能说,但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是重中之中,这个问题不搞好,去搞政治改革,会翻车的,苏联就是搞了两手,经济问题成堆,政治一动就完了,因为民心早就没了,大家生活过不好,你政治改革就会加速人们择以前的反感和厌恶,,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而那些改革精只是在一旁等着从火中取出的栗子,只有他们才是胜利者。


经济改革已经结束了吗,还是刚开始,这个问题是不那么好回答的,事实上它伴随着政权的始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世界上不存在完美和不需要继续改进的东西,这种睁眼说瞎话是不负责任的,也有负于其所学所知,只能说他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一个心怀叵测的人!






















贺卫方: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张曙光: 



——“题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决公平问题?”“确实对中国的问题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同意刚才卫方讲的,我们把这样一套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市场已经在社会的现象的层面已经形成,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条,前面我们已经是单边独进了,后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恐怕简单的一个三权分立、简单的新闻自由能不能保证这个社会,我看值得打一个问号。” 


这种对自由的追求是值得赞许的,但问题是这种追求是站在小团体的位置上,还是站在大众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是三权分立等,看来他们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能不受限制地来争取这种权力的分配和参与分配,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为了团体的政治利益来打着光亮的旗帜,喊着神圣的口号。其还并不满足于此,还认为现任政府或政权已不能保证以上追求的实现,他们有更大的追求,可能是自己来达到参与政治或取而代之来实现上述一套,更可能是,以外界力量来干涉之,强迫之就范。这就是问号后大家想说的,但没说的答案!






贺卫方: 


——“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中选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 



——“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来,说参政议政,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 



——“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从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苏联化的对苏共财产和办公场所封查的后续计划,当然,他不可能现在对中共叫板,因为他不成气候,但是他看到了法律上存在的矛盾,并试图用此矛盾来达到让中共自打脸皮的事。如果中共就范,那其它党派也就有资格以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加入政治中来,中共也就有可能为他派所挤出;如果中共不理此事,那它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应当被取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就存在一个政权非法性问题,最终让政权统治进退两难。


其次,他敏感地觉察到,剥离中共组织对政府和核心机关和部门的控制,削弱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最终将它扫出政治舞台。这是非常高明也是非常显眼的,是瞒不了人,也是不能成功,除非中共内部有了戈尔巴乔夫人物。


















贺卫方: 


——“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现在,有人看到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军队国家化,解决政党对军队的控制,这是很辣的一手,这样就为与中共公平对决创造了成功的条件,只要军队中立,他们就会成功?!事实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先例,并受于是其鼓舞,苏共垮台就是军队对苏共的不支持和中立化。


同时,我看到,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所谓的政治权利——一个他们能参与政治的权利,如果结社了,他们就会建党,游行自由了就会鼓动施压,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贺卫方: 



——“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张曙光: 



——“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消灭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 



贺卫方: 



——“所以,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 



高尚全: 



——“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 



——“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 



——“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 



——“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7.党内高层支持纵容了争论。现在的改革领导人能力不强,没有信心,不知道往哪里走。 



张曙光: 



——“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一个公司感觉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见,反对,没有关系,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你感觉缺少这个,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没有信心,所以,打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贺卫方: 


——“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 



——“过去我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的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和敌人剥离开来,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注:鲁迅说:“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贺卫方: 



——“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 



张维迎: 



——“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是最后补充的时候。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 



我们看到,精英们已把意图说得很明,事实上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有不会是保密的,但还这样地说,这样地搞出来,目的何在?说白了还是试图抛石探河深浅。


他们在挑战宪法和中共的权威,为他们下一步走多远作一次火力侦察,他们决心不做右派式人物,有话不敢亮,他们决定站出来,亮一下,让中共知道,让人民知道,让一切心存默契的国家和政治派别知道,他们是好样的,同时为以后逐渐深入留下伏笔;如果他们没有因此而受到追究,他们就会成为英雄,一个敢干向世界说明自己政治理想的组织或团体,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成为探路石,成为后人经验和教训,成为现代为改革流血的谭嗣同,也激励了后来者!可谓动有成谋,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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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6/5/18 6: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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