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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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西山会议的“精英”学者
刘日新
反复拜读了西山会议“精英”学者的发言,看到多数承认:现在改革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同意需要进行反思.这同高尚全会长等人不许反思改革,说“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的霸道论调相比较,应当说是一个进步,因为事实是顽强的,广大群众对改革意见如此之大,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行的.多数发言还认为,当前这场争论是必然的;但有的提出要把对反思改革的主动权抓到手.这恐怕难以如愿以偿.而高会长则还是主张不要争论,认为争论对他们这些改革“精英”诸多不利,建议请胡总书记出面来制止争论,以便继续推行他们那一套改革.这恐怕也是一厢情愿,难以做到.体改研究会包括高尚全会长等几位头面人物,希望对一些争论问题形成共识,化解矛盾.个人认为,这对你们一类改革“精英”们内部来说,也许可以办到,但要全社会、老百姓都按你们的意志来统一认识,化解矛盾,恐怕很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对这样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想用“不争论”的办法来封住群众的咀巴,怎么做得到呢?我国自古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恐怕更难办到了.
我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争论的重大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你们将“现在对改革持有某些不同看法的同志”,分成三类, 第
一类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有质疑.我对号入座,可能属这一类.我是原国家计委的老人.国家计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负有主管计划体制改革,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还担任过几年国家计委与国家体改委的联络员.二十年前,对赵紫阳批准的、国家体改委主持的“宏观经济管理研讨会”(巴山轮会议,高尚全当时是卖了大力气的),推销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即所谓２Ｂ模式,实质上是把这种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当时就嗅出味道不对,对你们推出的这种改革方向持不同意见.
十年前,在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召开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册第４３页,中国社科出版社),文章提出与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两个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认为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而西方学者则认为改革是改革经济制度—改所有制.二是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产权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当前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要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３３页)因此,西方经济学那套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理论,不能照搬过来指导我国的改革.针对你们在改革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一套,具体是亲自听了你们现任的一位副会长在一次会上说的国有企业是“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写了一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文章(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第２６７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同你们唱过对台戏.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们的领导人和理论界许多同志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改革.高尚全等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西山这次会上,高会长故作谦虚,似乎不懂什么新自由主义.这里用得着一句俗话:装糊涂.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攻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高尚全亦步亦趋,不遗余力.多年来写的文章和讲话,矛头所向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目标.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高尚全在我国的改革中推行的不就是这些西化措施吗?
邓小平多次指出过,有“两种改革开放观”.“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３８、３７９页)并且明确的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９７页)在西山会议上,你们公然提出要取消“社会主义”这个前辍.我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前辍,是形容词,也是限制词.现在你们公开要取消,你们搞资本主义化的面貌不是原形毕露了吗?１９８６年,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到今年恰好是二十年;又说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这好象专门为你们而说的.这是巧合,还是邓小平预见准确呢? 高尚全等几位会长在西山会议一再说不要争论,可邓小平在对改革的方向问题上,是赞成争论的,而且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陈云在１９８５年也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０页)显然,陈云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对照陈云的话,在西山会议上你们要去掉“社会主义”这个前辍,这个限制词,使人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在会上,你们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说“共产党违法”,你们这不是自己剥开画皮,露出了原形吗?
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精英”们在这次西山会议对我国过去农村的改革,和现在的改革,发表的高见都是很成问题的.如有位教授说:“中国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拿过来分配给其他农民,┉以致相当长时间内粮食产量也没有增加.”你们是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先摆一下事实:从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１９５２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改,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７００亿斤粮食.土改的政策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农业平均每年增长１４.１%.粮食产量由２２６４亿斤,增加到３２７８亿斤,平均每年增产３３８亿斤.接着“一五”计划时期平均每年又增产了１２５亿斤.连续八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怎么能说“相当长时间内粮食产量也没有增加”呢?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堂堂名牌大学的教授,对我国新民主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这项伟大的“土改”运动,如此肆意加以否定,这不是有点臭名昭著的“告别革命”论的味道吗?试问你到底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
这次会议又提到,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小岗村推向全国的.其实,当时对这种改革就有争论.《人民日报》曾登载过综述短文,概括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对此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方向完全正确.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包产到户,搞小农经济,顶多三五年的积极性,不是方向.果然到１９８４年我国粮棉增产到了顶峰,此后连续多年徘徊滑坡,农业再往上爬就有困难了.以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九十年代农业才获得了较大发展.现在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的排头兵,感到搞小农经济没有出路,几十年迄今没有多大发展,摆脱不了贫困.他们正改弦更张,三上南街村,学习搞集体经济.我们的改革精英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呢?
其实,对农业的改革和发展,邓小平早在１９８０年就指出过:“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１５页)１９９０年,他又提出“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５页)时间过去十六年多了,特别是在当前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时候,没听到我们的改革“精英”提出应实现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声音.特别是当前在建设新农村的热潮中,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一些地方政府竟以反对合作化“一哄而起”的名义,把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压下去.此时此刻,没有见到我们的改革“精英”,首先是体改研究会的高尚全会长,出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批评这些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合情合理的改革要求.这使人不能不问:你们关于农村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再转到城市改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一些人主张“包”字进城,用农村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城里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另外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同志,认为城里的经济体制错综复杂,把“包”字搬进城,会把经济搞乱.各个方面的同志都认为,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都把眼睛盯着国家计委,认为只有计划体制改革了,我们才好改革.于是国家计委在领导的带领下,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包括当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也搜集西方国家宏观管理的经验;反复研究原有体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明确改什么,怎么改之后,前后起草计划体制改革的文件三十多稿,听取了部门和省市,专家和学者的意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终于在１９８４年８月完成了《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报经国务院１０月批转全国执行.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文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清理不合时宜的文件,这个文件没有被清理掉.可是经过二十年后,体改研究会的高尚全会长,竟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根本触动” (２００４年５月10日),这样说合适吗?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进展.”这里,当然包括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同期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公报这段话同高尚全的言论相对照,能说他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吗?从这里可以看到,高尚全中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毒太深了.哈耶克污蔑“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对此念念不忘的高尚全,不诅咒一下改革已经二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怎么能标榜自己是改革的“精英”呢?
我作为这个计划体制改革文件的一个主笔起草人,在文件前言中写了一句批驳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搬过来的、在我国颇为流行的的话,说什么计划经济就是指令性计划.文件说:我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这表明,二十多年前,虽然是处在改革第一线,我们同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精英”是划清了界线的,同他们改革的方向是不同的.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是当前党的经济政策,已载入了党章和宪法.２００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可你们这些改革“精英”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呢?你们一贯同党的政策对着干,宣扬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实际上就是公然反对党章和国家的根本大法;你们一直把国有企业当作眼中钉,肉中剌,“心腹之患”(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体改研究会一副会长说过的话),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次会上又有“精英”说:“国有企业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有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精英”污蔑“国有企业的工人普遍偷懒.”多年来在你们的误导下,一些官员就竭力缩小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减少国有企业的个数,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某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关的官员以课题组的名义,要国有企业从一百多竟争性行业退撤出.实质上,这是陈云１９５１年批判过的资本家的论调(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１３６页),现在却从我们的公务员口中说出来了.他们的机关报还发表评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应该办企业,公然同《共产党宣言》相对抗,同党的政策相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宣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７２页)我们的国有工业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率领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流血流汗,艰苦创业,打下的社会主义基业.过去我们实行优先发展国营工业的政策,现在国家仍然要“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可是这些资本主义改革的“精英”和官僚,就像败家子一样要把它毁了,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１９９７年国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２５.５%,低于１９４９年的２６.６%.近几年来,私营、个体、外资企业大发展,国有企业加剧进行私有化改制,目前国有工业比重已降至２０%以下,低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有工业比重(当然社会主义国有工业的性质,同资本主义国有工业是不相同的).对此,资本主义改革派还不满足.
在这次会上“精英”们说:“意识形态的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进行”.还说:一些学者反对在国有企业出售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不能说是理性分析.”他们提出:“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够了,你们的什么“理性分析”, 什么“理论创新”, 什么“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说穿了,这种所谓国企改制,就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党章宪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要赤膊上阵,明火执仗地搞资本主义改革.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全国人民会答应吗,不怕碰得头破血流吗?
第三、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这次会上好几位“精英”学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他们提出的化解当前矛盾,取得共识的出路.因为分配问题解决了,把增加的那部分消费基金,用来帮助困难群体,不就做了好人,大大增加了他们改革的资本了吗?这里也需要摆点事实,讲点道理,指出他们这是异想天开,说得好听,但办不到,此路不通.
首先要问: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如何?许多“精英”学者都是脱离实际的,对此心中无数.可他们偏偏“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出了许多歪点子,对经济造成了很大危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他们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一再鼓吹“快速增长周期理论”,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度、高投资、低效益,几度爆发通货膨胀.这样一来,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投资挤消费(这是现在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的话.如按过去物质生产体系ＭＰＳ,则为积累挤消费),致使老百姓分享的蛋糕比改革开放前小了.有位“精英”教授搬出“发展是硬道理”,断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教授讲的道理符合实际吗?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只顾发展,不注意解决分配的问题,分配环节积累下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致现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对经济顺利发展不利,对社会稳定不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１０.３倍,年均增长９.４%.发展速度够快的了,可居民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小了,几届政府都提出要改变这种格局.具体说,１９７８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４８.８%,除“六五”计划时期是提高的外(由１９８０年的５０.９%,提高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２.２%),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是每况愈下,２００４年为４２%.“十五”计划原安排２００５年居民消费率为５０%,实际上没有完成计划.根据《人民日报》文章(３月２６日)透露的资料计算, ２００５年居民消费率只有４０%左右,没有达到“九五”期末２０００年的４８%的水平.所以,目前投资挤消费,比“洋跃进”的１９７８年更为严重.
目前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并不是“精英”们的发明,而且就分配谈分配,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违背这个原理,想解决分配问题,是办不到的.
关于增加消费,上届政府就曾提出:“首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目前情况下,这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本届政府也认识到:“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多年来政府的愿望,怎么不能实现呢?这是因为: “精英”们倡导私有化,许多“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按照资本主义改革派的意旨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这样,现在的经济基础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由公有制为主,变成私有制为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这是不可移易的定律.据全国工商联今年３月１日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分析报告》资料:“２００５年,内资民营经济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为４９.７%,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为１５-１６%,两者之和约为６５%.”(《中国工商时报》２００６年３月4日)在这些内外资私有制经济中,实行的是按资分配的原则.因此,在现在的初次分配中,企图按照过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期,贯彻宏观经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要求,增加消费,犹如缘木求鱼,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因为在私有制经济中,工资和利润是对立性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总是要把工资压得低低的.我们一些官员为了达到引资(包括吸引内资,特别是吸引外资)的目的,公开站在资本家的立场,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尽量压低工人工资.这样,幻想在第一次分配中解决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求增加消费基金,那是枉费心机.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第一次分配不行,“精英”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上.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调整分配关系.我们也可以摆点事实,从这里看看到底有多大油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者批判我国的原有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于是财政不断地放权让利.１９７８年,我国的财政收入集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３１.２%,实际上低于西方发达国家４０%左右或以上的水平.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降到了最低点,
１９９５ 年只有１０.７%,１９９６年为１０.９%.世界银行惊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的财政更分散的了.”以后国家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到２００４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１９.３%,但仍低于“四小龙”的２５%的水平.因此,财政尽管可以在分配上做些事情,但要靠财政收支来缓解目前分配方面的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恐怕力量有限,难以办到.
现在的财政支出,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由原来承担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萎缩为公共财政,实际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体改研究会有位副会长在会上提出:“在财政里面,应该想办法把国家投资部份大大减少,特别是对于生产经营方面的投资”.这位副会长是个“老计划”,可能还是以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印象来分析当前的情况.现在且看看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中国统计摘要》的数据:２００４年财政总支出２８３６１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３４２０亿元,所占比重为１１.６% ( 第６６页).２００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７００７３亿元中,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为３０６４亿元,占比重４.４%.(第５２页)这同过去如七十年代,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的４０%,国家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８０%以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要从建设费用节省一点用来搞些社会事业,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国家财政除吃饭外,在建设方面,一些必要的重点骨干项目国家是非搞不可的.因此,企图通过第二次分配来解决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希望不大的.
此路不通,“精英”学者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幻想通过第三次分配来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所谓第三次分配,主要指富人搞点慈善事业,捐助救济穷人.但中国的富人,特别是那些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可以一掷千金,却不那么热心搞慈善事业,在这方面的捐款微乎其微.这使我们“精英”学者的一片好心又落了空.
总之,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按照新自由主义搞资本主义改革,把广大劳动群众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革成为私有制,再就分配谈分配,以缓解下岗失业的工人、因圈地而失地的农民、以及城乡其他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奉劝“精英”们,只有通过反思改革,痛改前非,摒弃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改革,回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来,采取切实措施弥补因错误的改革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才是唯一的出路.
２００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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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
2006/5/7 17:3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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