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我发表的主题 | 我参与的主题 | 返回首页 注册 | 登陆 | 资料 | 短信 | 搜索 | 帮助 
坛短信(0 新)
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历史的反思 8 改革的反思
回复本帖发表新帖发起投票 点击统计：2517 次
　帖子主题：改革的反思 精华/常规 冻结/正常 锁定/解锁 置顶/还原 置首页/还原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楼
第三节，前苏联的路走不通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到列宁在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时说：“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又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毛泽东选集》第1441页）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历史仿佛回到原来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大搞虚无主义，积极向美国靠拢，彻底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奋斗几十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另一方面资助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去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美国政府用所谓非国有化经济理论和政策，引导苏联人民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美国垄断集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精心培训来自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泡制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那些经济学家被美国的霓虹灯弄昏了头脑，唯美国是从，只要是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快被引入了理论迷宫，迷失了政治方向，他们崇拜西方“权威”的改革建议，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心血来潮，标新立异，高高兴兴地上了贼船。在美国政府和国内经济学家的鼓励下，早有复辟资本主义意图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拍即合，无条件地接受来自美国理论。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彼得•施瓦茨也不得不承认“前苏联垮台是里根政府的政策所致。”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欣起一场出国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商人都以出国为荣耀，言必美国、日本、欧洲，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美国、日本、欧洲去。对于国内的工人、农民则对不起，不知道。许多经济学家被邀请到美国和俄罗斯“访问” 。如果说当年恩格斯在英国不是成天呆在账房里，也不是和有产阶级打交道，而是经常到工人栖身的地方去，亲自观察工人的苦难和斗争的话；那么，中国修正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在党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化表人物却完全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根本不去了解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头钻进资产阶级上层社会，在财团们的餐桌上、资本家提供的资料堆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圈里，弄得脑满肠肥。回国后心气浮躁，不问政治方向，大搞民族虚无主义，妄下雌黄，热心鼓吹美国经济如何发达，美国的经济理论如何先进，积极宣传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尽管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提出警告，“那是陷井，不是天梯”，但他们不承认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断言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另一方面，叫喊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资本主义还是保守的，俄罗斯一步到位，中国终将第二次向“老大哥”学习。显然，他们同美国政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取得政权的基本目的是完全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主要步骤是禁止苏共活动，解散苏联，对公有财产实行私有化，从而基本上消灭国有经济成分，价格自由化，取消计划管理体制。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就是1993年10月解散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通过叶利钦宪法。
现在，俄罗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这个体系的各种负面现象：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并陷入贫困化，崇尚暴力和压迫，货币具有无上权力。但是，不论这个体系的创造者如何想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他们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时是如何尽心竭力，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由于特殊的条件，显然不同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俄罗斯资本主义主要是非生产性的、投机—高利贷性质的资本主义。新生的俄罗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而是来自商业投机和金融投机的收入。因此，当代俄罗斯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形式，不是工业剥削，而是借助于价格机制、信贷、金融，施展更为精巧和隐蔽的商业—高利贷剥削。
第二，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全国财富的主要部分落入最大的金融大亨手中。全国九大寡头，在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正是他们今天成为俄罗斯的实际主人，内外政策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俄罗斯资本主义是犯罪资本主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处于刑事犯罪和半刑事犯罪机构控制之下，这些机构越来越与国家机关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生活所有各个方面施加强大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外国资本，为帝国主义大国和跨国公司服务。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俄罗斯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给它的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潜力、国防潜力和精神潜力以致命的打击。与1990年相比，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量下降50%以上，“市场改革”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按绝对量计算，超过卫国战争年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给苏联造成的损失10倍。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高技术和高科学含量的部门，这些部门的产量下降了66%。由于打开了世界市场和完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要求，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具有了片面的燃料—原料方位，而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外国资本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形式，把一切可能有前途的东西都攫为己有。投资不断减少，新的资本家由于对现在局势感到极不安全，不肯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本国的经济，宁愿把资本输往国外。“改革”年代投资量减少了75%。现在年投资量大大低于基金的年磨损量。这意味着吃掉了以前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生产潜力。因此灾难和事故的数量每年增加20—25%。农业部门持续遭到破坏，这大大加剧了俄罗斯食品对进口的依赖，造成了对俄罗斯食品安全的威胁。旨在消灭大型农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引起了致命的后果。农业部门产品产量减少了33%。牛的总头数几乎减少了50%，猪——60%，羊——66%以上。失业达到了越来越可怕的规模。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全国也有近900万失业者。此外，还有400多万人不得不在非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工作。经济上自立的人口中，每6人就有1人没有工作保证。熟练工人后备在逐渐消失。生产是靠接近退休或退休年龄的人支撑的。年轻人不从事生产，他们希望做生意和在银行机构中工作。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瓦解成数目众多的地方市场，这造成了俄罗斯地区分散化趋势。不仅前苏联的各共和国之间的，而且俄罗斯联邦本身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体系遭到了破坏。每一个地区都竭力同遥远的外国建立自己的业务往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可怕的程度。联邦中央对北方和远东地区以及其它贫困地区的支持大大削弱了。莫斯科与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地区分立主义日益发展，这现实地危及俄罗斯国家的完整性。金融稳定是令俄罗斯“信息通报者”感到自豪的主要东西，但这是靠人为地抑制卢布货币量达到的。这导致俄罗斯经济的美元化，破坏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体系，引起了欠款的灾难性增加和经济联系的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的发展。“市场改革”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财产方面迅速两极分化。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10%的居民手里，而80%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下降了60—66%。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也有近4000万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最重要食品的消费量减少了25—30%。大多数居民没有钱去购买甚至是最必需的东西。现在俄罗斯消费品市场充裕的现象，是俄罗斯劳动人民绝对贫困化的反面。犯罪率急剧增加。其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倍多。严重犯罪(凶杀、抢劫等等)的数量增加尤为迅速。其动机多半是瓜分财产。少年犯罪具有可怕的规模。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出现犯罪现象。俄罗斯国防能力瘫痪了。军事—工业综合体被消灭了。完全拆除导弹—核武器的危险增大了。军队丧失了回击外部侵略的能力，而不断扩大的护法机关被政府越来越多地用于反对本国人民的战争。俄罗斯智力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潜能不断瓦解。教育制度和大众信息手段，尤其是电子手段，宣传的是反人道的价值观，目的是使青年人道德堕落，使他们毫无历史知识，形成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没有信仰的状况。本国科学界遭到极大的打击。它的财政拨款减少了95%。大多数学者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多半青年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移居国外，在美国、德国和其它国家实验室里工作。保健工作处于困难境地。俄罗斯居民患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如果不根本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仅仅总统和政府的更迭是不可能使经济状况稳定，更不可能发展。克服俄罗斯社会的分裂状态，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俄罗斯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已经陷入深刻的停滞衰退状态。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即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必然使得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俄罗斯瓦解为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大国的几个部分。这个方针将导致俄罗斯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衰落。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市场经济”已经在俄罗斯失败。在退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上建立高效率的经济这个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显然毫无生命力。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都不同，它不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通过自然—历史的道路产生的，而是通过反革命的暴力手段来搞垮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改进”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企图都是绝对徒劳的。实现这一点，既没有国内条件，也没有国外条件。只有通过根本改变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方针，只有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复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俄罗斯摆脱当前的灾难性状态。
美国政府向戈尔巴乔夫推销的改革经济理论，是所谓“科斯产权定律。”本来科斯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只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按照科斯的理论只是要证明，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美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这一结论论证为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大造舆论。我国资产阶级御用的经济学家却不去论证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更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国情；不顾我党和人民群众经过几十年奋斗所创造的成功的经验。有意扭曲和贬低马克思早就阐明了的所有制和流通费用的理论，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到帝国主义和叛徒的粪堆里去寻找改造中国的“法宝。”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说过科斯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假说，甚至连假说也谈不上，连科斯本人也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但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瞄准中国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经济学家迷信资产阶级权威的心理弱点，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授予科斯诺贝尔奖的荣誉。早就抛弃了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中国文人为了欺骗群众，拿科斯的屁股当脸皮，似乎“会发光的就是金子”，只要捧上了诺贝尔奖就是世界公认的真理。不顾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不分青红皂白，忘记党的宗旨，自挖祖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去。把误国害民的科斯理论视为救命的“法宝”拾回来，当作“祖宗牌”供起来。尽管国内外许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再三提出警告，那不是“宝贝”，而是美国政府掷给戈尔巴乔夫并且被苏联人民丢到粪坑里的一块石头！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惊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我国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奢谈什么“产权”，就是要按“生产要素分配”。但他们讲的所谓生产要素，只有财产的物质要素，只有物质财产所有权。却偏偏忘记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否定了和物质要素并列的劳动力产权。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利益是可以侵犯的，劳动者的利益是不值一提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也很清楚在经济学说史上，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就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旗帜上了。在历史上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吞噬了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直到现在，那些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强国，却不仅仅剥夺了劳动力产权,甚残酷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无休止的殖民掠夺和战争野蛮地掠夺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既然谈到资本要素和产权问题，我们就必需明确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产权是资本主要成分。明晰产权关系。首先，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才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学界谈论产权关系，实际上对产权的基本概念很模糊，产权关系也很不清晰。所谓概念上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生产要素的概念模糊。马克思把社会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前者是指生产资料；后者是指活的劳动力。所谓产权就是这两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西方经济学中产权只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所谓按要素分配，只限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参与分配，把劳动力排除在要素分配范围之外，实质上否定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8页）“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产权的概念，但他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本，并把工资和工人本身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 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88页）“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所谓工人本身是资本，是因为他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就是资本的要素；工人本身又是商品，是因为劳动力又被劳动力所有者当商品出卖了。既然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所有者就应该有劳动力产权。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就不能把生产的两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资本要素中排除出去。相应地，既然劳动力是商品，劳动力使用就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
劳动力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它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既然承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就不能否定劳动者享有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等权利，因而不能剥夺劳动力所有者参加分配生产成果的权利。分配和交换是不同的经济范畴，二者是不容混淆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交换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资是劳动力在生产中损耗的价值补偿，这和其它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磨损、消耗的价值补偿以及提取折旧费用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劳动者获得工资理解为“按劳分配”是不对的。马克思指出：“就分配的对象说，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3页）所谓生产的成果，当然是指价值增值部分━━剩余价值或利润。
把工资划入“按劳分配”范围，这在理论上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的定义是相矛盾的。因为，价值和价格都是在交换中实现的，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值、价格和货币。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维持劳动力生存必要的费用，是劳动力价值补偿，不是收益分配。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利润。其实，把工资划入分配范围，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工资是作为价值补偿计入成本的，而成本是不能分配的，分配成本就意味着杀鸡取蛋，意味着散伙，意味着企业灭亡。
劳动力所有者获取工资，又参与利润分配，是不是有两次收益呢？当然不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过程损耗的使用价值，包括劳动者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学习费用、繁衍后代费用，必须得到价值补偿，这是劳动者生存的条件。正如机器、厂房的原有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或消耗掉了，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只能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与原有的使用价值相应的价值作补充。因此，这和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折旧费、更新设备一样，不能算收益。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作为投资就必须有收益，投资的收益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劳动力生产要素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分配是理所当然的。
二、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关系。价值补偿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价值补偿是投资的手段也是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离开价值补偿连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因为，价值不能离开使用价值而存在，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使用价值受到磨损或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相应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要继续生产就必须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来维修、更新、补充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损耗的使用价值。价值补偿只能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保证资本价值不减少。分配是投资的目的，也是消费的前提，投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要生产出来的，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资本要素的收益只有通过分配才能实现，通过分配才能进入交换和消费。在再生产中，首先，要保证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然后根据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提取积累基金和社会必须的各项扣除之后，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才能按投资的份额对利润进行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本。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工资是计入成本的。因此，把工人领取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关系。
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价值补偿是补偿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价值转移、损耗、消失了的价值。因此，价值补偿属于资本支出；分配属于投资收益，分配的对象是生产成果，是扣除成本以后的资本增值部分。可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2、价值补偿作为资本的投入，是获得利润的手段，总是在分配之前；分配作为投资的目的只能在价值补偿和社会必须的扣除并获取利润之后，不可能未补偿先分配；3、价值补偿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论企业盈亏都不可少的，企业盈利工资不会增加，企亏损工资不能减少。没有工资和机器、厂房、原材料的损耗得不到补偿一样，生产就要停止；而分配则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而变化的，盈利多，可以多分配，盈利少则少分配，没有盈利，则不分配。4、利润多少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属于生产成本。利润增加工资不一定会增加，同样利润减少工资也不会减少；5、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量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买卖双方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是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是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资本占有份额分享受利润；6、“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不可通约的。“分配”是资本的收入，俱有明显的排他性。在利润总量已定情况下分配和积累是相背离的，分配越多，积累越少。在可分配量己定情况下，投资各方，一方收益多，另一方收益就少。而交换是可兼容的，交换双方利益互补，交换双方都放弃相应的价值，而从对方手中取得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所以，不能用价值补偿去取代“按劳分配”。不能用商品交换的原则去掩盖劳动力产权；7、“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或者说“按资分配”是同义反复，并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工人本身是资本”，“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都是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区别只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区别，它们是可以换算的。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分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的收益；而“价值补偿”、“等价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交换双方投入和付出价值是对等的，只是补偿损耗，价值总量没有增加，对投资者来说，不是收益而是资本支出。
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以分开。资本经营者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者本身，不是卖身为奴，他还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不可能离开劳动者而存在，而劳动力的使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劳动力所有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磨损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折旧基金作为价值补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同样有损耗，也同样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劳动力的价值作为价值补偿，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进入了劳动过程创造了比原有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产权理应得到承认，劳动者应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三、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扣除价值补偿（即成本）、扩大再生产提留的基金以及社会必须的扣除之后，对生产成果━━利润的分配。所谓“劳”是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产权计量尺度。资本=积累劳动=劳动，生产资料的价值可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活的劳动力构成资本要素。“按劳分配”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耗量，按比例分配利润。
资本所有权不仅仅是物质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包含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是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不能进行的。凡生产必须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所谓产权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固然不能凭空创造价值；但是，仅仅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同样不能生成价值。即使是阳光、空气、水这样一些人们生活中一日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没有经过劳动力的作用、加工，也不可能形成价值。劳动力始终是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劳动力的作用，“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仅仅是可能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任何生产资料不使用都是废物，不可能形成产品和价值，不使用的机器不仅造成有形损耗，而且会因技术更新而贬值，造成无形损耗。物质资料即使在劳动力作用下，在新的产品中也只是转移或保留原有的价值。只有劳动力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保留了生产资料和自身的价值，而且增加了新的价值。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的主要成份，同时又是资本，而且是可变资本，使价值增值的资本。劳动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拥有的产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经营者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后支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劳动力一旦卖出，资本经营者就吞食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的收益，劳动者除了取得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外，劳动过程增值的价值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了。虽然劳动力是价值增值的主要成份，但劳动力所有者除了获得体力和脑力消耗的价值的补偿外，无权分偿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劳动者是活的，是有思想的，他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去焕发或抑制劳动力。劳动力产权被侵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被压制，迫使劳动者通过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斗争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劳动者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劳动力产权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消极因素，应当分清作为价值补偿的工资和作为资本要素的劳动力产权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又往往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扼杀，因而不得不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办法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积累过高，剩余价值中除了必要的社会保障外，可分配部分就很少了，这就容易把劳动过程耗费的价值补偿误解为对资本要素的分配。高积累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模糊了劳动力产权和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关系。
仅仅从劳动者领取工资意义上的“多劳多得”只是活劳动力的价值补偿，而不是“按劳分配”。因为， “多劳多得”是对作为成本的活劳动力耗费量的补偿，谁付出的劳动力多，损耗的使用价值就大，当然应得到更多的价值补偿，这是补偿生产成本。分配只能是成本以外的收益，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际上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之间的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各种生产要素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价值量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按损耗价值量的比例分配生产成果。如果仅仅根据活劳动耗费量的补偿称之为“按劳分配”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取利润就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按劳分配”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早就实行“多劳多得”了，资本家也是根据劳动者投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工资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把购买劳动力，作为购劳动者来理解，在那里形式上劳动者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但劳动力一旦出卖，劳动者事实上就是奴隶，他们和被饲养的役畜一样，除了维持生命、学习技术、繁衍后代所必要的费用，别无收益，劳动力产权完全被剥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割裂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内在联系，把劳动者领取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资本经营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称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对劳动力产权的否定，劳动者却是劳而不获。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创造物质财富越来越离不开人的智力。由于智力资源短缺，各资本集团为自身利益，视人才为企业的生命。仅凭这一点，劳动者就可以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当今高科技人才因分配不公而频频跳槽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留住人才，资产阶级不得不给劳动者占有一定的股份，不得不承认知识产权，给技术人才占一定的股份，称之为智力投资，这就为承认劳动力产权提供了依据。
所谓知识产权，本来就属于劳动力产权这个概念之中。承认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事实上就承认了劳动力产权。因为，体力和智力都是投资的结果，体力是智力的基础，体力和智力都是人的劳动能力。由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含量很高，劳动者的任何劳动都需要也要经过学习和专门的训练以及经验的积累。所以，把人力资本、智力投资或知识产权从劳动力产权范围内划分出来，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繁荣和稳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产权必将和物质财产权、人力资本、智力投资、知识产权一样得到社会公认。
我国经济学家们强调，明晰产权关系的关键在于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谓合理的分配制度，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价值，这是建立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标准。但分配制度却在“合理”的名义下肢解为“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两个部分。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然资源占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却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公正的，是对市场经济极大的扭曲。    
劳动力产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最基本、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者的切身利益。只有明晰劳动力产权，才能把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劳动力产权不明晰，劳动力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被剥夺，劳动力产权被侵吞，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完全分离，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将难以深化。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劳动者对管理人员的监督，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当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谈论的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骗人的鬼话!相反，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真正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较为平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流通费用进行过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建立了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只不过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被抽去阶级内容，剥夺劳动力产权后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大谈什么科斯的“交易成本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相比较就完全清楚科斯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了。“交易成本”就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用科斯本人的话来说，它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3，“执行条约的费用。”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流通费用理论，它包括：1，买、卖所费的时间；2，簿记费用；3，货币磨损费用；4，运输费用；5 ，保管费用；6，政府的有关税收，如关税等。将两者对比可以看出科斯的“交易成本”，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流通费用范围，而且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科斯的交易成本论要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本来要发现经济规律就是很艰难的事情，马克思为了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尽毕生的精力。可是，修正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看无产阶级的事业，总是觉得不顺眼，而一旦接触到资产阶级的东西，倍感亲热，得心应手。他们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挖掉祖坟，认贼作父，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经验；否定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千方百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唯西方经济学是从，凡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述过的都不能用、不能讲，讲了就是“极左”、就是教条主义；凡是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过来的就是“改革”、就是开放”，就是新东西，什么科斯的“伟大发现”、“伟大功绩”等，大加宣扬。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国有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宪法就要改变，它就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了，它们垄断资本统治也就动摇。美国政府深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他们也深感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就会出现斯大林时期那种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就要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心扭转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民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就明晰了，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了，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都用上了，转眼间私有化的方案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还能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政府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其作用在于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信念，瓦解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经济。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在私有化的银行鼓励下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夺走。1997年上半年，俄罗斯私有化企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是私有化并没有使广大人民成为有产者，职工也没有因为私有化这种“明晰产权关系的改革”而成为企业主人，却使国内资产流失严重。例如，低价出售了包括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在内的500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真正价值起码是2，000亿美元，而当时私有化收入仅为72亿美元。”1992年到1997年俄罗斯将8万多家企业私有化。据专家估计，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据俄国家杜马听证会公布的资料，几年里私有化的损失总计为9亿5千万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而通过这种国有资产流失，肥了积极支持私有化的权势集团。例如，在2000年6月曾被俄罗斯总检察院抓起来的俄罗斯最大新闻媒体老板古辛斯基，在俄罗斯搞私有化时，他仅以几万美元就买得一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新闻机构的70%的股份。“因此，俄罗斯的私有化被称为‘官员的私有化’、‘经理的私有化’、‘影子经济的私有化’和‘掠夺的私有化’” 。 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财产，反而失去原来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主人翁地位；而那些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某种特权阶层则乘股份化之机将原有的‘国有财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变成十足的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俄罗斯等几国经过私有化这种“产权改革”以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据统计，占俄罗斯人口7%的富人已占有全国40%的财富。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下降。联全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负责人安东克鲁德林克在他的报告中援引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8年，前苏联阵营中有1400万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在共产党统治崩溃后的第一个5年里，这个人口数字达到1．47亿左右。对此，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日在一篇文章里承认，“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人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实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学，国际机构和政府的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在其它国家，私有化也使劳动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在东欧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出卖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方式；一种是所谓无偿分配的，即以向全体人民赠送用于购买国有资产的有价证券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前一种方式以匈牙利为代表，后一种方式以捷克和波兰为代表。匈牙利的私有化从1990年开始，经过公开拍卖，市场竞价；职工参股；经理买断；投资者参股计划等方式，到1998年宣告完成。经过8年的“改革”原来国有资产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结束，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生产生资料80％以上成为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国家仅仅保留20％以下的社会资产，一批新生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产生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准绝对下降，甚至无家可归。私有化引起匈牙利经济连续衰退从1990年至1997年的8年中，gdp有4年负增长，工业生产3年负增长，农民业生产5年负增长，个人消费5年负增长，投资4年负增长。9年中职工名义工资上升6.5倍，而物价上涨大大超过工资增长，例如：煤气价格比原来增加了80倍，水价和污水排放价格提高100倍，公共交通票价增长10-20倍，各种生活费用都在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普遍下降，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30％以上，退休老人处境最差，平均退休金只是平均净工资的52％。西方媒体对匈牙利经济转轨大加赞扬，说什么“匈牙利私有化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走出低谷”，人民“在改革中遭受一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等等。
捷克斯洛伐克巨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帝国主义操纵的 “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没有及时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巨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在复杂的形势下，隐藏在捷共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份子跳出来了，时任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来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利用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并及时组织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不是群众团体，而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由它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
   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原东德地区，私有化后，国有企业原来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大量失业，沦落街头。1997年，德国官方统计，东德地区失业率为18%。而德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实际失业率应为30%。失业工人增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又使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等形式加剧剥削在业工人，从而使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这正如列宁所说，劳动力“愈供过于求，资本家就愈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生活贫困和失业，受剥削的压制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多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沦经济危机》第29-30页1974年人民出版社）那些提出“私有化建议”的经济学家，对私有化对谁有利的事实一直讳莫如深。
西方国家对私有化的利害关系是从不含糊的。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法新社伦敦2000年11月23日报道说，私有化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几个月的混乱局面后，英国电视四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铁路应收归国有。……铁路系统目前运转不灵的局面，一系列致人的伤亡的事故、司空见惯的对超载、票价和晚点的不满使人们纷纷指责这些公司更关心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乘客的利益……只有18%的保守党支持者赞成铁路私有化。……调查还表明，62%的人反对政府提出的将空运控制权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但一些大臣坚持说，“该计划是为空运实行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改造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而在拉美，人民不断掀起反对西方推行的，包括私有化的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斗争浪潮。1995年2月巴西“群众举行示威，抗议生活保险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在尼加拉瓜，通信公司私有化和削减大学补贴的政策引起社会风潮，造成自由主义政策，反对村社土地私有化……1996年3月18日，7万多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执行石油工业私有化计划。1994年5月至1996年3月，乌拉圭三个主要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就私有化举行公决。1996年，玻利维亚人民上街抗议，反对石油公司私有化。近年，在厄瓜多尔出现大规模的反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运动。由于拉美各国都出现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2000年大选时，墨西哥执政党的4个候选人都打出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以争取选票。这说明，在被西方称之为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墨西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名声却很臭。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尽管始终有人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持批评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不管一些“学者”、“精英”怎样从“经济学”高度向人民讲授私有化的“优点”，但经历过私有化过程的教训并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朴素原理的人民，从现实生活中，在事实面前体会到私有化是“老百姓真正的灾难。”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二十多年，西方“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产权重组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九大寡头手中控制了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占有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崩溃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由原来的企业主人而是沦为雇佣工人，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得不到保证。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暴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弗利兹，早在1992年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他的上级官员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的声势日益高涨，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999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批准逮捕俄著名金融寡头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风声不对，在检察院做出此项决定前逃往国外，俄总检察院宣布联邦通缉令，要求全国司法机关和国际刑警一旦发现古的下落，可立即拘捕。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闻风逃到国外去。被私有化弄得焦头烂额的普京发出了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惊惶失措，乱了阵脚。
多年来俄罗斯私有化造成的恶果，人们早已深恶痛绝，预感到风向终究要变化，只是变化来得太迟了，恶果己经积累成为巨大灾难，但是，变化总算来了。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普京总统愤怒地抨击了金融寡头，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据报道，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挽救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指出，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继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后，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三宗重大灾难事件。普京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严重老化是导致事故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那些经济学家不是不了解俄罗斯的改革情况。由于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不愿意向国内人民说明实情，许多反映实情的文章被认为夸大了负面被打入冷宫，国内人民很难了解俄罗斯的悲惨状况。其实，类似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多年不再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很难预料。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却仍然欺骗国内人民说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谈何容易，即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也是打击私有化，抨击金融寡头的结果，而且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还会留在国外回不来，他们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掠夺。
在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出门必有保镖跟随，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周围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民十分贫困，许多处于赤贫状态的居民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失业青年随处可见，向行人乞讨。有些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俄罗斯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寡头的失算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是“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普京当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去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尝了改革失败的苦果之后，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普京。回归马克思是俄罗斯人民的心愿。
-------------------------------------------
实言		 2006/5/4 20:01:07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3楼
第三节，前苏联的路走不通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到列宁在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时说：“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又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毛泽东选集》第1441页）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历史仿佛回到原来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大搞虚无主义，积极向美国靠拢，彻底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奋斗几十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另一方面资助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去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美国政府用所谓非国有化经济理论和政策，引导苏联人民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美国垄断集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精心培训来自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泡制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那些经济学家被美国的霓虹灯弄昏了头脑，唯美国是从，只要是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快被引入了理论迷宫，迷失了政治方向，他们崇拜西方“权威”的改革建议，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心血来潮，标新立异，高高兴兴地上了贼船。在美国政府和国内经济学家的鼓励下，早有复辟资本主义意图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拍即合，无条件地接受来自美国理论。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彼得•施瓦茨也不得不承认“前苏联垮台是里根政府的政策所致。”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欣起一场出国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商人都以出国为荣耀，言必美国、日本、欧洲，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美国、日本、欧洲去。对于国内的工人、农民则对不起，不知道。许多经济学家被邀请到美国和俄罗斯“访问” 。如果说当年恩格斯在英国不是成天呆在账房里，也不是和有产阶级打交道，而是经常到工人栖身的地方去，亲自观察工人的苦难和斗争的话；那么，中国修正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在党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化表人物却完全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根本不去了解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头钻进资产阶级上层社会，在财团们的餐桌上、资本家提供的资料堆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圈里，弄得脑满肠肥。回国后心气浮躁，不问政治方向，大搞民族虚无主义，妄下雌黄，热心鼓吹美国经济如何发达，美国的经济理论如何先进，积极宣传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尽管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提出警告，“那是陷井，不是天梯”，但他们不承认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断言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另一方面，叫喊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资本主义还是保守的，俄罗斯一步到位，中国终将第二次向“老大哥”学习。显然，他们同美国政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取得政权的基本目的是完全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主要步骤是禁止苏共活动，解散苏联，对公有财产实行私有化，从而基本上消灭国有经济成分，价格自由化，取消计划管理体制。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就是1993年10月解散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通过叶利钦宪法。
现在，俄罗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这个体系的各种负面现象：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并陷入贫困化，崇尚暴力和压迫，货币具有无上权力。但是，不论这个体系的创造者如何想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他们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时是如何尽心竭力，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由于特殊的条件，显然不同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俄罗斯资本主义主要是非生产性的、投机—高利贷性质的资本主义。新生的俄罗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而是来自商业投机和金融投机的收入。因此，当代俄罗斯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形式，不是工业剥削，而是借助于价格机制、信贷、金融，施展更为精巧和隐蔽的商业—高利贷剥削。
第二，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全国财富的主要部分落入最大的金融大亨手中。全国九大寡头，在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正是他们今天成为俄罗斯的实际主人，内外政策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俄罗斯资本主义是犯罪资本主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处于刑事犯罪和半刑事犯罪机构控制之下，这些机构越来越与国家机关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生活所有各个方面施加强大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外国资本，为帝国主义大国和跨国公司服务。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俄罗斯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给它的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潜力、国防潜力和精神潜力以致命的打击。与1990年相比，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量下降50%以上，“市场改革”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按绝对量计算，超过卫国战争年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给苏联造成的损失10倍。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高技术和高科学含量的部门，这些部门的产量下降了66%。由于打开了世界市场和完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要求，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具有了片面的燃料—原料方位，而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外国资本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形式，把一切可能有前途的东西都攫为己有。投资不断减少，新的资本家由于对现在局势感到极不安全，不肯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本国的经济，宁愿把资本输往国外。“改革”年代投资量减少了75%。现在年投资量大大低于基金的年磨损量。这意味着吃掉了以前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生产潜力。因此灾难和事故的数量每年增加20—25%。农业部门持续遭到破坏，这大大加剧了俄罗斯食品对进口的依赖，造成了对俄罗斯食品安全的威胁。旨在消灭大型农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引起了致命的后果。农业部门产品产量减少了33%。牛的总头数几乎减少了50%，猪——60%，羊——66%以上。失业达到了越来越可怕的规模。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全国也有近900万失业者。此外，还有400多万人不得不在非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工作。经济上自立的人口中，每6人就有1人没有工作保证。熟练工人后备在逐渐消失。生产是靠接近退休或退休年龄的人支撑的。年轻人不从事生产，他们希望做生意和在银行机构中工作。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瓦解成数目众多的地方市场，这造成了俄罗斯地区分散化趋势。不仅前苏联的各共和国之间的，而且俄罗斯联邦本身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体系遭到了破坏。每一个地区都竭力同遥远的外国建立自己的业务往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可怕的程度。联邦中央对北方和远东地区以及其它贫困地区的支持大大削弱了。莫斯科与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地区分立主义日益发展，这现实地危及俄罗斯国家的完整性。金融稳定是令俄罗斯“信息通报者”感到自豪的主要东西，但这是靠人为地抑制卢布货币量达到的。这导致俄罗斯经济的美元化，破坏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体系，引起了欠款的灾难性增加和经济联系的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的发展。“市场改革”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财产方面迅速两极分化。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10%的居民手里，而80%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下降了60—66%。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也有近4000万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最重要食品的消费量减少了25—30%。大多数居民没有钱去购买甚至是最必需的东西。现在俄罗斯消费品市场充裕的现象，是俄罗斯劳动人民绝对贫困化的反面。犯罪率急剧增加。其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倍多。严重犯罪(凶杀、抢劫等等)的数量增加尤为迅速。其动机多半是瓜分财产。少年犯罪具有可怕的规模。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出现犯罪现象。俄罗斯国防能力瘫痪了。军事—工业综合体被消灭了。完全拆除导弹—核武器的危险增大了。军队丧失了回击外部侵略的能力，而不断扩大的护法机关被政府越来越多地用于反对本国人民的战争。俄罗斯智力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潜能不断瓦解。教育制度和大众信息手段，尤其是电子手段，宣传的是反人道的价值观，目的是使青年人道德堕落，使他们毫无历史知识，形成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没有信仰的状况。本国科学界遭到极大的打击。它的财政拨款减少了95%。大多数学者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多半青年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移居国外，在美国、德国和其它国家实验室里工作。保健工作处于困难境地。俄罗斯居民患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如果不根本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仅仅总统和政府的更迭是不可能使经济状况稳定，更不可能发展。克服俄罗斯社会的分裂状态，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俄罗斯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已经陷入深刻的停滞衰退状态。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即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必然使得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俄罗斯瓦解为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大国的几个部分。这个方针将导致俄罗斯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衰落。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市场经济”已经在俄罗斯失败。在退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上建立高效率的经济这个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显然毫无生命力。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都不同，它不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通过自然—历史的道路产生的，而是通过反革命的暴力手段来搞垮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改进”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企图都是绝对徒劳的。实现这一点，既没有国内条件，也没有国外条件。只有通过根本改变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方针，只有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复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俄罗斯摆脱当前的灾难性状态。
美国政府向戈尔巴乔夫推销的改革经济理论，是所谓“科斯产权定律。”本来科斯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只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按照科斯的理论只是要证明，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美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这一结论论证为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大造舆论。我国资产阶级御用的经济学家却不去论证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更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国情；不顾我党和人民群众经过几十年奋斗所创造的成功的经验。有意扭曲和贬低马克思早就阐明了的所有制和流通费用的理论，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到帝国主义和叛徒的粪堆里去寻找改造中国的“法宝。”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说过科斯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假说，甚至连假说也谈不上，连科斯本人也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但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瞄准中国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经济学家迷信资产阶级权威的心理弱点，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授予科斯诺贝尔奖的荣誉。早就抛弃了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中国文人为了欺骗群众，拿科斯的屁股当脸皮，似乎“会发光的就是金子”，只要捧上了诺贝尔奖就是世界公认的真理。不顾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不分青红皂白，忘记党的宗旨，自挖祖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去。把误国害民的科斯理论视为救命的“法宝”拾回来，当作“祖宗牌”供起来。尽管国内外许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再三提出警告，那不是“宝贝”，而是美国政府掷给戈尔巴乔夫并且被苏联人民丢到粪坑里的一块石头！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惊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我国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奢谈什么“产权”，就是要按“生产要素分配”。但他们讲的所谓生产要素，只有财产的物质要素，只有物质财产所有权。却偏偏忘记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否定了和物质要素并列的劳动力产权。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利益是可以侵犯的，劳动者的利益是不值一提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也很清楚在经济学说史上，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就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旗帜上了。在历史上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吞噬了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直到现在，那些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强国，却不仅仅剥夺了劳动力产权,甚残酷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无休止的殖民掠夺和战争野蛮地掠夺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既然谈到资本要素和产权问题，我们就必需明确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产权是资本主要成分。明晰产权关系。首先，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才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学界谈论产权关系，实际上对产权的基本概念很模糊，产权关系也很不清晰。所谓概念上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生产要素的概念模糊。马克思把社会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前者是指生产资料；后者是指活的劳动力。所谓产权就是这两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西方经济学中产权只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所谓按要素分配，只限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参与分配，把劳动力排除在要素分配范围之外，实质上否定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8页）“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产权的概念，但他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本，并把工资和工人本身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 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88页）“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所谓工人本身是资本，是因为他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就是资本的要素；工人本身又是商品，是因为劳动力又被劳动力所有者当商品出卖了。既然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所有者就应该有劳动力产权。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就不能把生产的两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资本要素中排除出去。相应地，既然劳动力是商品，劳动力使用就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
劳动力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它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既然承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就不能否定劳动者享有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等权利，因而不能剥夺劳动力所有者参加分配生产成果的权利。分配和交换是不同的经济范畴，二者是不容混淆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交换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资是劳动力在生产中损耗的价值补偿，这和其它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磨损、消耗的价值补偿以及提取折旧费用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劳动者获得工资理解为“按劳分配”是不对的。马克思指出：“就分配的对象说，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3页）所谓生产的成果，当然是指价值增值部分━━剩余价值或利润。
把工资划入“按劳分配”范围，这在理论上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的定义是相矛盾的。因为，价值和价格都是在交换中实现的，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值、价格和货币。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维持劳动力生存必要的费用，是劳动力价值补偿，不是收益分配。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利润。其实，把工资划入分配范围，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工资是作为价值补偿计入成本的，而成本是不能分配的，分配成本就意味着杀鸡取蛋，意味着散伙，意味着企业灭亡。
劳动力所有者获取工资，又参与利润分配，是不是有两次收益呢？当然不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过程损耗的使用价值，包括劳动者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学习费用、繁衍后代费用，必须得到价值补偿，这是劳动者生存的条件。正如机器、厂房的原有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或消耗掉了，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只能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与原有的使用价值相应的价值作补充。因此，这和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折旧费、更新设备一样，不能算收益。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作为投资就必须有收益，投资的收益只能是生产成果━━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劳动力生产要素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分配是理所当然的。
二、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关系。价值补偿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价值补偿是投资的手段也是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离开价值补偿连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因为，价值不能离开使用价值而存在，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使用价值受到磨损或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相应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要继续生产就必须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来维修、更新、补充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损耗的使用价值。价值补偿只能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价值量，保证资本价值不减少。分配是投资的目的，也是消费的前提，投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要生产出来的，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资本要素的收益只有通过分配才能实现，通过分配才能进入交换和消费。在再生产中，首先，要保证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然后根据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提取积累基金和社会必须的各项扣除之后，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才能按投资的份额对利润进行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本。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工资是计入成本的。因此，把工人领取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混淆了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关系。
价值补偿和分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价值补偿是补偿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原有价值转移、损耗、消失了的价值。因此，价值补偿属于资本支出；分配属于投资收益，分配的对象是生产成果，是扣除成本以后的资本增值部分。可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2、价值补偿作为资本的投入，是获得利润的手段，总是在分配之前；分配作为投资的目的只能在价值补偿和社会必须的扣除并获取利润之后，不可能未补偿先分配；3、价值补偿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论企业盈亏都不可少的，企业盈利工资不会增加，企亏损工资不能减少。没有工资和机器、厂房、原材料的损耗得不到补偿一样，生产就要停止；而分配则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而变化的，盈利多，可以多分配，盈利少则少分配，没有盈利，则不分配。4、利润多少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属于生产成本。利润增加工资不一定会增加，同样利润减少工资也不会减少；5、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量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买卖双方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是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是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资本占有份额分享受利润；6、“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不可通约的。“分配”是资本的收入，俱有明显的排他性。在利润总量已定情况下分配和积累是相背离的，分配越多，积累越少。在可分配量己定情况下，投资各方，一方收益多，另一方收益就少。而交换是可兼容的，交换双方利益互补，交换双方都放弃相应的价值，而从对方手中取得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所以，不能用价值补偿去取代“按劳分配”。不能用商品交换的原则去掩盖劳动力产权；7、“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或者说“按资分配”是同义反复，并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工人本身是资本”，“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都是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区别只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区别，它们是可以换算的。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分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的收益；而“价值补偿”、“等价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交换双方投入和付出价值是对等的，只是补偿损耗，价值总量没有增加，对投资者来说，不是收益而是资本支出。
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以分开。资本经营者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者本身，不是卖身为奴，他还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不可能离开劳动者而存在，而劳动力的使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劳动力所有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磨损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折旧基金作为价值补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同样有损耗，也同样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劳动力的价值作为价值补偿，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进入了劳动过程创造了比原有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产权理应得到承认，劳动者应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三、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扣除价值补偿（即成本）、扩大再生产提留的基金以及社会必须的扣除之后，对生产成果━━利润的分配。所谓“劳”是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产权计量尺度。资本=积累劳动=劳动，生产资料的价值可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活的劳动力构成资本要素。“按劳分配”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耗量，按比例分配利润。
资本所有权不仅仅是物质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包含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是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不能进行的。凡生产必须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所谓产权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固然不能凭空创造价值；但是，仅仅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同样不能生成价值。即使是阳光、空气、水这样一些人们生活中一日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没有经过劳动力的作用、加工，也不可能形成价值。劳动力始终是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劳动力的作用，“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仅仅是可能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任何生产资料不使用都是废物，不可能形成产品和价值，不使用的机器不仅造成有形损耗，而且会因技术更新而贬值，造成无形损耗。物质资料即使在劳动力作用下，在新的产品中也只是转移或保留原有的价值。只有劳动力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保留了生产资料和自身的价值，而且增加了新的价值。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的主要成份，同时又是资本，而且是可变资本，使价值增值的资本。劳动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拥有的产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经营者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后支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劳动力一旦卖出，资本经营者就吞食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的收益，劳动者除了取得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外，劳动过程增值的价值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了。虽然劳动力是价值增值的主要成份，但劳动力所有者除了获得体力和脑力消耗的价值的补偿外，无权分偿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劳动者是活的，是有思想的，他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去焕发或抑制劳动力。劳动力产权被侵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被压制，迫使劳动者通过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斗争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劳动者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劳动力产权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消极因素，应当分清作为价值补偿的工资和作为资本要素的劳动力产权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又往往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扼杀，因而不得不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办法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积累过高，剩余价值中除了必要的社会保障外，可分配部分就很少了，这就容易把劳动过程耗费的价值补偿误解为对资本要素的分配。高积累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模糊了劳动力产权和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关系。
仅仅从劳动者领取工资意义上的“多劳多得”只是活劳动力的价值补偿，而不是“按劳分配”。因为， “多劳多得”是对作为成本的活劳动力耗费量的补偿，谁付出的劳动力多，损耗的使用价值就大，当然应得到更多的价值补偿，这是补偿生产成本。分配只能是成本以外的收益，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际上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之间的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各种生产要素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价值量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按损耗价值量的比例分配生产成果。如果仅仅根据活劳动耗费量的补偿称之为“按劳分配”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取利润就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按劳分配”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早就实行“多劳多得”了，资本家也是根据劳动者投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工资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把购买劳动力，作为购劳动者来理解，在那里形式上劳动者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但劳动力一旦出卖，劳动者事实上就是奴隶，他们和被饲养的役畜一样，除了维持生命、学习技术、繁衍后代所必要的费用，别无收益，劳动力产权完全被剥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割裂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内在联系，把劳动者领取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划入分配范围，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资本经营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称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对劳动力产权的否定，劳动者却是劳而不获。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创造物质财富越来越离不开人的智力。由于智力资源短缺，各资本集团为自身利益，视人才为企业的生命。仅凭这一点，劳动者就可以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当今高科技人才因分配不公而频频跳槽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留住人才，资产阶级不得不给劳动者占有一定的股份，不得不承认知识产权，给技术人才占一定的股份，称之为智力投资，这就为承认劳动力产权提供了依据。
所谓知识产权，本来就属于劳动力产权这个概念之中。承认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事实上就承认了劳动力产权。因为，体力和智力都是投资的结果，体力是智力的基础，体力和智力都是人的劳动能力。由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含量很高，劳动者的任何劳动都需要也要经过学习和专门的训练以及经验的积累。所以，把人力资本、智力投资或知识产权从劳动力产权范围内划分出来，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繁荣和稳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产权必将和物质财产权、人力资本、智力投资、知识产权一样得到社会公认。
我国经济学家们强调，明晰产权关系的关键在于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谓合理的分配制度，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剩余价值，这是建立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标准。但分配制度却在“合理”的名义下肢解为“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两个部分。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然资源占有者和资本经营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却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公正的，是对市场经济极大的扭曲。    
劳动力产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最基本、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者的切身利益。只有明晰劳动力产权，才能把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劳动力产权不明晰，劳动力被排除在生产要素范围之外，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被剥夺，劳动力产权被侵吞，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完全分离，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将难以深化。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劳动者对管理人员的监督，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当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谈论的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骗人的鬼话!相反，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真正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较为平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流通费用进行过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建立了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所谓科斯的“产权理论”只不过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被抽去阶级内容，剥夺劳动力产权后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大谈什么科斯的“交易成本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相比较就完全清楚科斯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了。“交易成本”就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用科斯本人的话来说，它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3，“执行条约的费用。”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流通费用理论，它包括：1，买、卖所费的时间；2，簿记费用；3，货币磨损费用；4，运输费用；5 ，保管费用；6，政府的有关税收，如关税等。将两者对比可以看出科斯的“交易成本”，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流通费用范围，而且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科斯的交易成本论要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本来要发现经济规律就是很艰难的事情，马克思为了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尽毕生的精力。可是，修正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看无产阶级的事业，总是觉得不顺眼，而一旦接触到资产阶级的东西，倍感亲热，得心应手。他们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挖掉祖坟，认贼作父，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经验；否定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千方百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唯西方经济学是从，凡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述过的都不能用、不能讲，讲了就是“极左”、就是教条主义；凡是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过来的就是“改革”、就是开放”，就是新东西，什么科斯的“伟大发现”、“伟大功绩”等，大加宣扬。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国有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宪法就要改变，它就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了，它们垄断资本统治也就动摇。美国政府深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他们也深感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就会出现斯大林时期那种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就要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心扭转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民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就明晰了，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了，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都用上了，转眼间私有化的方案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还能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政府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其作用在于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信念，瓦解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经济。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在私有化的银行鼓励下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夺走。1997年上半年，俄罗斯私有化企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是私有化并没有使广大人民成为有产者，职工也没有因为私有化这种“明晰产权关系的改革”而成为企业主人，却使国内资产流失严重。例如，低价出售了包括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在内的500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真正价值起码是2，000亿美元，而当时私有化收入仅为72亿美元。”1992年到1997年俄罗斯将8万多家企业私有化。据专家估计，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据俄国家杜马听证会公布的资料，几年里私有化的损失总计为9亿5千万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而通过这种国有资产流失，肥了积极支持私有化的权势集团。例如，在2000年6月曾被俄罗斯总检察院抓起来的俄罗斯最大新闻媒体老板古辛斯基，在俄罗斯搞私有化时，他仅以几万美元就买得一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新闻机构的70%的股份。“因此，俄罗斯的私有化被称为‘官员的私有化’、‘经理的私有化’、‘影子经济的私有化’和‘掠夺的私有化’” 。 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财产，反而失去原来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主人翁地位；而那些官员、厂长、经理及持有某种特权阶层则乘股份化之机将原有的‘国有财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变成十足的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俄罗斯等几国经过私有化这种“产权改革”以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据统计，占俄罗斯人口7%的富人已占有全国40%的财富。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下降。联全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负责人安东克鲁德林克在他的报告中援引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8年，前苏联阵营中有1400万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在共产党统治崩溃后的第一个5年里，这个人口数字达到1．47亿左右。对此，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日在一篇文章里承认，“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人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实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学，国际机构和政府的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在其它国家，私有化也使劳动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在东欧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出卖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方式；一种是所谓无偿分配的，即以向全体人民赠送用于购买国有资产的有价证券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前一种方式以匈牙利为代表，后一种方式以捷克和波兰为代表。匈牙利的私有化从1990年开始，经过公开拍卖，市场竞价；职工参股；经理买断；投资者参股计划等方式，到1998年宣告完成。经过8年的“改革”原来国有资产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结束，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生产生资料80％以上成为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国家仅仅保留20％以下的社会资产，一批新生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产生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准绝对下降，甚至无家可归。私有化引起匈牙利经济连续衰退从1990年至1997年的8年中，gdp有4年负增长，工业生产3年负增长，农民业生产5年负增长，个人消费5年负增长，投资4年负增长。9年中职工名义工资上升6.5倍，而物价上涨大大超过工资增长，例如：煤气价格比原来增加了80倍，水价和污水排放价格提高100倍，公共交通票价增长10-20倍，各种生活费用都在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普遍下降，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30％以上，退休老人处境最差，平均退休金只是平均净工资的52％。西方媒体对匈牙利经济转轨大加赞扬，说什么“匈牙利私有化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走出低谷”，人民“在改革中遭受一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等等。
捷克斯洛伐克巨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帝国主义操纵的 “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没有及时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巨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在复杂的形势下，隐藏在捷共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份子跳出来了，时任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来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利用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并及时组织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不是群众团体，而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由它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
   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原东德地区，私有化后，国有企业原来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大量失业，沦落街头。1997年，德国官方统计，东德地区失业率为18%。而德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实际失业率应为30%。失业工人增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又使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等形式加剧剥削在业工人，从而使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这正如列宁所说，劳动力“愈供过于求，资本家就愈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生活贫困和失业，受剥削的压制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多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沦经济危机》第29-30页1974年人民出版社）那些提出“私有化建议”的经济学家，对私有化对谁有利的事实一直讳莫如深。
西方国家对私有化的利害关系是从不含糊的。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虽然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以影响人们的看法，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法新社伦敦2000年11月23日报道说，私有化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几个月的混乱局面后，英国电视四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铁路应收归国有。……铁路系统目前运转不灵的局面，一系列致人的伤亡的事故、司空见惯的对超载、票价和晚点的不满使人们纷纷指责这些公司更关心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乘客的利益……只有18%的保守党支持者赞成铁路私有化。……调查还表明，62%的人反对政府提出的将空运控制权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但一些大臣坚持说，“该计划是为空运实行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改造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而在拉美，人民不断掀起反对西方推行的，包括私有化的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斗争浪潮。1995年2月巴西“群众举行示威，抗议生活保险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在尼加拉瓜，通信公司私有化和削减大学补贴的政策引起社会风潮，造成自由主义政策，反对村社土地私有化……1996年3月18日，7万多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执行石油工业私有化计划。1994年5月至1996年3月，乌拉圭三个主要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就私有化举行公决。1996年，玻利维亚人民上街抗议，反对石油公司私有化。近年，在厄瓜多尔出现大规模的反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运动。由于拉美各国都出现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2000年大选时，墨西哥执政党的4个候选人都打出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以争取选票。这说明，在被西方称之为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墨西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名声却很臭。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尽管始终有人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持批评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不管一些“学者”、“精英”怎样从“经济学”高度向人民讲授私有化的“优点”，但经历过私有化过程的教训并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朴素原理的人民，从现实生活中，在事实面前体会到私有化是“老百姓真正的灾难。”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二十多年，西方“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产权重组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九大寡头手中控制了金融信贷、石油天然气、广播通讯、航空机械、有色金属、建筑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占有俄罗斯一半左右的资本。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崩溃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由原来的企业主人而是沦为雇佣工人，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得不到保证。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暴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弗利兹，早在1992年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他的上级官员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的声势日益高涨，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999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批准逮捕俄著名金融寡头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风声不对，在检察院做出此项决定前逃往国外，俄总检察院宣布联邦通缉令，要求全国司法机关和国际刑警一旦发现古的下落，可立即拘捕。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闻风逃到国外去。被私有化弄得焦头烂额的普京发出了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惊惶失措，乱了阵脚。
多年来俄罗斯私有化造成的恶果，人们早已深恶痛绝，预感到风向终究要变化，只是变化来得太迟了，恶果己经积累成为巨大灾难，但是，变化总算来了。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普京总统愤怒地抨击了金融寡头，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据报道，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挽救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指出，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继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后，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三宗重大灾难事件。普京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严重老化是导致事故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那些经济学家不是不了解俄罗斯的改革情况。由于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不愿意向国内人民说明实情，许多反映实情的文章被认为夸大了负面被打入冷宫，国内人民很难了解俄罗斯的悲惨状况。其实，类似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多年不再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很难预料。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却仍然欺骗国内人民说俄罗斯己经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谈何容易，即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也是打击私有化，抨击金融寡头的结果，而且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还会留在国外回不来，他们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掠夺。
在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出门必有保镖跟随，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周围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民十分贫困，许多处于赤贫状态的居民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失业青年随处可见，向行人乞讨。有些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俄罗斯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寡头的失算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是“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普京当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去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尝了改革失败的苦果之后，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普京。回归马克思是俄罗斯人民的心愿。
-------------------------------------------
实言		 2006/5/4 20:07:44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4楼
第四节    警惕叛徒挖祖坟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评论己经逝世的领袖，指责他们这也不对，那也不行。横看不符合国际惯例，竖看没有中国特色，总可以抓住了能够中伤逝者的把柄。可是这些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共产主义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已经穷尽真理，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相反，在共产党内生活中规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正是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否认共产党有什么不会犯错误的“神人”。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的。既要革命就不怕犯错误，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谁要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像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那样整齐划一，笔直前进，一帆风顺，每走一步都必须事先得到保证只能胜利，不会失败，不会有任何曲折和错误才能进行，谁就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阻止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能结束。……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鲁迅说过的：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都总是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是一个有亿万人参加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事业，怎么可以设想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抓住前人工作中的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佘，这是一切反动派惯用手法。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哪一个剥削阶级不犯错误，而且继续在犯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中国修正主义者这一类搞复辟、倒退的资产阶级老爷所犯的错误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谁要是抓住革命进程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开历史倒车，否定前人斗争的成果，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当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错误“不可避免”就敷衍了事，必须抱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错误，认真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科学，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338页）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不随意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总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科学。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继承人，列宁的理论和观点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但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继承者，他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事业的继承人，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很高，对他的信任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信任。1917年4月在彼得堡的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列宁高度赞扬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一个任何事情都可交给他的党员和活动家，在执行我们的路线上他是最可靠的。”（《莫洛托夫访谈录》第261页）正因为这一点，引起一些人的忌妒心理。“当列宁患病时，当他的病情恶化时，医生们禁止探视列宁。但克鲁普斯卡娅却同意。在这一点上，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同上》第255页）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利用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经常违反医嘱，在列宁病榻旁活动，病人连续不断地受干扰，给列宁接连三次误诊，多次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列宁的病越治越坏。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责成斯大林监督必需执行医嘱，斯大林不得不严厉批评克鲁普斯卡娅，造成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关系复杂化。莫洛托夫认为“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表现不好。”“非常糟糕。她简直是个坏党员，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干了些什么。”（同上）事实证明，斯大林是苏联第一把手中唯一不仅没有贬低而是维护自己前任威信的人。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他总是忠诚告诫人民，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斯大林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正是由于斯大林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上了高峰，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仅仅把斯大林的坟墓挖掉了，列宁的甚至马克思的坟墓也要挖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当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坚决顶住由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刮起的歪风。
当赫鲁晓夫攻击中共中央为斯大林辩护时，中共中央回答说：“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这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二评苏共中共的公开信》
    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党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正像伟大导师列宁和毛泽东生前曾一再强调过的那样，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也像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那样，他也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为人民革命事业曾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有缺点和错误，甚至犯过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并不是像某些人讲的那种文过饰非，一切功劳归自己，一切错误归他人的伪君子，他是有自我批评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1960年在《十年经验总结》一文中讲到“我本人也有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0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5页）1962年1月23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的讲话》中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的谈话中讲到：“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彭德怀自传》296页)可见，毛泽东并不是知错不改的人。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我国产生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逆流。有些当时在中央的负责人甚至扯起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旗当虎皮。把毛主席在世时自己参预制定甚至一手策划干出来的事，全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并且加以评头品足，指责中伤。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出来的，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美国人是不挖祖坟的，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历届后任总是为前任补台，从不会有拆台的事发生，尽管像尼克松在台上时水门事件被揭露，但他下台以后，后任也就以补台为主，不再纠缠以前的琐事。克林顿在任期间，性丑闻叠出，下台以后，并不指责旧事，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不仅如此，连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新生资本家还耗资上千万元请他到中国社主义讲坛上来宣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有人辩解说：资本家愿意出钱请他来，人们也愿意听，我们有什么办法？说得好。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受，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会主义主权国家丧失了舆论导向，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竟然精乐道地为资产阶级用高价聘请帝国主义的头目提供论坛，这是什么主权国家？相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舆论却有许多办法，诸多限制，这里却没有自由和愿意可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写在党章上、写在宪法里的。为什么不坚持？
相反，我们的媒体都以挂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诸多西方媒体电头的消息为荣，许多街头小报的消息堂而皇之地上了我们的网站和某些报刊的要闻栏目。中国媒体为美国人作宣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美国人从电视中看到的只是令人热血沸腾的镜头，而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如今可以用国旗包装。假如你关注一下完整的图像，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现实中。”而我们的媒体通过翻译而给予中国读者的，就是用美国国旗包装过的“图像”，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人恰恰正需要的就是有人替他们来营造这样一种气氛。
美国人说要围剿本•拉登，我们的政府就急忙表态支持，大报、小报和网站通通跟着喊打本•拉登；美国人说恐怖分子要对美国搞袭击了，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就不分青红皂白，郑重其事地将这些新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完全让美国政府牵着鼻子走，生怕落后人半步。
而美国政府对付新闻记者却是很有一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媒体讲什么话，甚至上午讲什么，下午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美国的政治家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关素质，他们不仅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不应告诉媒体，更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记者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却并不解背景的情况下，全文照录的方式翻译美国的新闻，成了美国政府的“扬声器”，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长美国人的威风，灭中国人的意志，这是美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国内主要网站在新闻主页上放了布什的大照片，照片上还写着几个大字：“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美军攻打伊拉克开始后，国内媒体为了搞到所谓的独家新闻，就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翻译，甚至连那些宣传色彩极浓的照片也扒下来直接放在自己的网页上、版面上。连美国的媒体也未必会为布什或五角大楼做这样赤裸裸的宣传。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代理人不仅挖了共产党人的祖坟，而且在借户还魂。
-------------------------------------------
实言		 2006/5/4 22:37:28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5楼
第五节    正确评价斯大林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2003年3月 5日，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这股思潮达到高峰，目前仍然十分迅猛地向前发展。
   2002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即将访问波兰之前接受波兰记者采访，应邀回答有关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功过时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质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说得好，独裁也好、暴君也好，关键在于站在那一个阶级立场上，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右派历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独裁，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暴君。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对资产阶级来说绝对不是仁慈的东西。可见，目前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引起深层的、极为广泛的范围关注。
      苏联解体以来，围绕斯大林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但现在的特点，正如《消息报》指出：“在人民领袖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如果说过去对斯大林的情感主要在老一辈人中，现在正迅速向俄罗斯年轻人转移。对俄罗斯共产党人极大的鼓舞，俄罗斯共产党对此观点十分鲜明。早在1999年12月21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拜谒斯大林陵墓时的讲话，对斯大林评价就有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2003年3月3日晚，俄共在莫斯科”巴库”电影院举行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活动，整个晚会响彻歌颂斯大林的歌曲。人们纷纷表示：“不准玷污历史”，而把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只是看作是“过火”行为。甚至有人建议“克隆斯大林”。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会上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没有完成斯大林的遗训——保住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但我确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胜利都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存在。”
       据最近的统计，重新肯定斯大林的已经不局限于共产党（占该党被调查者75％）。最多的是自由民主党（占该党被调查者83％），在亲总统的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中，肯定斯大林的也占到被调查者58％。2000年6月10日，《真理报》、《消息报》等多家报纸报道：“统一俄罗斯”诺夫戈罗德分部在当天会议上，把其报纸《我们的时代》主编阿•维诺格拉多夫开除出党，因为他一个月前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犯了政治错误”。甚至在右翼党派“苹果”党，肯定斯大林的也占41％。
    至于俄罗斯民众在这方面的观点，据国际文传2000年4月21日《Итерфакс》统计，在问卷调查中，对俄罗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家评价，占第一位的是斯大林（占被调查人中11％），其次是列宁，占10％，普京占第三位6％。2003年3月26 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ROMIR），就斯大林逝世50周年进行民调，发表题为“斯大林——这条‘暴龙’又活了？俄罗斯人的看法”的调查结果。文章写道：“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斯大林并没有死，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受尊重的所谓‘暴君’活着。而且对他的爱不象以前那样是仅仅来自‘人民’方面，而是来自广大‘群众’。高达57％的人对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作用是肯定的，只有34％的人持否定态度。两者人数的比例约3比2。”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热潮，是什么原因促使发生这样的变化？

一、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历史背景

1、这是当前俄罗斯存在的深刻社会危机的反映
2003年3月5日，俄罗斯举行“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圆桌会议。参加者有俄罗斯“发展研究所”基金会主席维克托•米利塔列夫、著名政治家齐普科、莫斯科大学哲学人类学教研室副主任弗•吉列诺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欧亚党”领袖阿•杜金等人。弗•吉列诺克教授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社会秩序的混乱、生活普遍不稳定“未必能和10世纪相比”。齐普科教授指出：“今天俄罗斯年轻人对斯大林主义兴趣的增长和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它人更尖锐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2002年出版了由扎格拉维耶写的《给斯大林说句话》一书。出版社介绍该书时写道：“今天的俄罗斯无论是左派或者右派对斯大林的兴趣都在日益增长，这是由于国内悲剧性的生活状况引起。俄罗斯在遭受贫穷，人民因此把视野转向苏联历史光辉、强大的一页和它的领袖斯大林。”近年来俄罗斯国际地位日渐衰微也使他们怀念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大国地位。《消息报》指出，只要扼住俄罗斯的咽喉的手没有松开之时，斯大林就会在所有人的心中活着。
     2、斯大林的名字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这两者连在一起
     莫斯科大学教授弗•吉列诺克认为，在任何历史阶段俄罗斯民众都希望社会和秩序的稳定，而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斯大林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这两者连在一起。可以说在俄罗斯，只要存在对秩序的需求，就会产生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需求。他特别强调，这是由于其中内在逻辑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现在恢复传统价值观念：家庭、信仰、祖国的时候。如果借口全人类或者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使家庭、信仰的观念消失；借口所谓的“改革”而使国家的概念消失，那就特别需要加强斯大林主义。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使秩序制度化，就需要相应的权威，俄罗斯特别需要严厉的整顿秩序的机构。
　　2003年2月27日，基里尔•亚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万岁”一文写道：“目前20岁一代的人更希望国家强大和有秩序，而这些恰恰是现在的俄罗斯所缺的。对这一代人，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坏的象征，如果历史地看，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光荣的时代，而斯大林则是最后一个伟大历史人物。那时候国家是强大的国家，领袖们都是天才的管理者，在国家如此有效率的建设中，有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在当上苏共领导后，曾经猛烈批判“斯大林的集权体制”，提出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苏联社会和思想的混乱无序，导致苏联解体。经过这些年苦难的教训，俄罗斯人总结出了稳定和秩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3、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的希望
   　相当部分俄罗斯人希望未来俄罗斯政府能够是强有力的。在对2004年俄罗斯总统人选的民意调查中，有35.8％的人希望当选总统“应当有一双强有力的手”，他们认为这方面普京远远不如斯大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前杜马议员、著名报人列昂尼德•拉津霍夫斯基对斯大林和普京的比较分析。他引用斯大林1931年讲话：“我们落后先进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同时，对比2003年普京总统的一段国情咨文：或者我们在10年内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或者俄罗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不复存在。拉津霍夫斯基指出普京总统只是用另外的话表达与斯大林同一种意思，两人所提出的任务惊人地一致。然而，从两人相同内容讲话可能得出不同结果。他说，为了在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具有如同斯大林所说的条件：“首先需要一个有力量和愿意为了人民利益利用国家巨大的自然财富促使社会发展的政权；其次，这个政权能够得到千百万群众支持；第三，还需要有一个相当团结和思想统一的党，群众才能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这个党还需要足够的经验，在面临困难时才不至于胆怯退让，能够坚定实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然而今天的俄罗斯类似这样的条件什么都没有。重新审视斯大林时期是出于对未来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希望。
       弗•吉列诺克认为斯大林主义今后再现俄罗斯非常可能，俄罗斯政治舞台将很快出现“斯大林”的政治力量。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成了这个进程。目前俄罗斯明显跟不上全球化步伐，全球化只属于大国、强国。因此，那些要求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具有刚性一面思想的人将促使新的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形成，今天俄罗斯已经不可避免地转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即属于世界“南北”格局中的“南方”。俄罗斯迫切需要摆脱这种状况，但在俄罗斯缺乏能制定发展战略计划的人。实行斯大林主义就可以出现能制定战略目标和提出创新纲领的人。   　
二、关于斯大林某些历史事实的澄清 
　　   尤•叶梅利亚诺夫在其著作《对斯大林编造的谎言》指出：过去强加给斯大林的几项罪名主要是：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为了建立其个人专政，实行残酷的恐怖行动而首先打死基洛夫；由于其多疑的性格，斯大林大清洗消灭了很多军队领导人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红军的失利；过于相信希特勒，忽视有关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警告等等。因此最近俄罗斯学界大量论著是围绕着关于斯大林历史事实的澄清等。
    （一）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伊•佩哈诺夫在其著作《斯大林为什么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指出：“‘镇压少数民族’目前仍然是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安在他身上的罪名。如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为什么苏联内务部部队要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以致充塞了铁道？迄今为止这是一个谜。可能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个荒诞的想法，或者听信内务部报告：某些民族的代表曾找德国占领者，请求接受该民族自治要求；或者是斯大林如此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是为了摧毁他们试图独立的想法，以巩固自己的帝国’。教科书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且镇压少数民族这句话不确切，主要涉及克里木鞑靼人、车臣和印古什人。为什么当年要放逐这些民族？他说：
  　 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 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
　　  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迁徙；
　   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 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籍人，其余的也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与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后来美国历史书籍在谈到这件事时，认为由于这样做，整个战争时期没有一个敌人踏上美国领土。
   《统帅斯大林》一书作者索洛维约夫驳斥了过去认为斯大林在战争胜利了还迁徙民族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
　　当然，怎样看待斯大林对这些民族实行强制迁徙？这在学界还存有争论。而且很多俄罗斯学者出于对今天车臣局势的忧虑，在评价当年的车臣问题时或许带有情绪，这也是值得注意的。苏共20大后，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并恢复民族自治，应当说在一定程度缓和了民族矛盾。
  （二）斯大林与宗教。
　   以往盛传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写道：“列宁曾亲自敦促某个区的党领导人采取无情的集中恐怖手段对付……神职人员。”他还说，被斯大林“直接处死或慢慢虐待致死的受害者包括……宗教界人士、虔诚的信教者及其亲属”。2000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1、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2、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3、容许开办神学院；4、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5、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
　　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三）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作用。
　　 2002年，两个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版了自己写的书《斯大林统帅》，俄罗斯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库库什金亲自为之作序：“以往关于卫国战争的大量著作较少涉及苏联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活动，这样关于战争的总体情况就是不完整的。更为遗憾的是还出现大批歪曲历史真相、特别是歪曲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反科学的所谓学术著作，集中在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如他们提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遵循斯大林的领导，恰恰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这两个老战士写的书，以雄辩事实证明了斯大林作为统帅在俄罗斯特殊历史条件下带领苏联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伟大功绩。”出版社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该书以详尽的档案文件和史实描写斯大林作为战争统帅的活动，斯大林的活动与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是不可分割的。该书还尖锐批评了那些试图贬低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和苏联军事艺术的作用的论调，这还是第一次出版这样的研究著作。”该书认为斯大林作为伟大统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善于选择主要打击方向；建立并善于利用战略预备队；发动战役的突然性、适宜性和坚定性；能巧妙地集中、调动部队。否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代价论”：认为尽管战争取得胜利，但斯大林似乎不顾士兵的生命，为之付出“过大代价”。如语言学博士鲍里斯•索科诺夫断言苏军死亡人数与德军之比为10比1。该书引用大量文献加以驳斥。指出：
第一，战争中斯大林曾多次发出命令要尽量减少牺牲；
第二，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著名的227号文件，即“一步也不准后退”命令。由于文件规定对擅自撤退、擅离职守等临阵脱逃行为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前线部队实行火力督战……被认为是过分残酷。该书指出，在当时德军已经深入苏联领土、苏军战斗处于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发布这个命令后，当年底苏军就逐步扭转战场形势，德军疯狂进攻被遏制住了；
第三，实际上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统计，苏军与德军死亡之比是1.3比1。苏军比德军多损失些人是因为战争初期德军的突然袭击，以及战斗中苏军对德军的人道主义。
    （四）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点。
   　阿•斯捷潘诺夫认为：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民族问题最大的专家和权威，早在年轻时就对民族问题感兴趣。1904年他曾撰文“怎样理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族问题”，坚决反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制定了国家民族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内部严酷的斗争逐步形成的。
     1、和民族分裂主义斗争。斯大林和那些打着“民族独立发展、保持民族传统”幌子的政治企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1926年4月斯大林曾坚决反对“乌克兰化”的企图。他写信给乌克兰政治局：“不能使居住在乌克兰区域的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而被迫接受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这样做不是实行民族自由，而是民族压迫。”斯捷潘诺夫认为这封信对抑制民族分裂主义起到作用：当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检讨了“乌克兰化”的错误。此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勒担等共和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也遭到解职或镇压。
     2、民族平等。处理犹太人问题证明斯大林坚持了这条原则。斯大林一方面反对歧视犹太人，1927年在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最近在部分党组织中存在反犹太人情绪，必须与之作无情斗争。”1931年他又说道：“反犹主义是一种极端沙文主义……对那些积极的反犹主义者按照苏联法律可以判处死刑。”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由于犹太人确实在国家领导机构中占据要职；而在以色列国家建立后，苏联的犹太人民族、甚至在占据国家高官位置的苏联犹大人中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与这股思潮开展了斗争。总之，斯大林努力避免在民族政策上出现偏差，在各级领导机构中充实各民族代表，从具体政治形势出发保持民族平等原则。
     3、以俄罗斯民族为支柱。斯大林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同时他也有勇气公开反对“仇俄、憎俄”思想。还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如1923年在党的12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顾当时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布哈林是其同盟者，公开反对布哈林的“仇俄”思想。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祝酒词中，斯大林发表了他对俄罗斯民族热烈赞扬的话。总结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主张民族平等，同时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所以不是偶然，斯大林成功的民族政策使他获得“各民族父亲”的荣誉称号——在俄国历史上除斯大林外，只有1721年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胜利后获得同样的称号。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以往占优势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理论发展起负面作用。2001年，俄罗斯《对话》杂志发表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驳斥了这种观点，肯定了斯大林不仅在民族问题、工业化问题、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而且从整体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003年3月 5日，《俄罗斯杂志》刊登《斯大林的生与死》一文，阐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国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文章写道，斯大林从1898年入党后，除到国外参加党代表会议外，一直在国内工作。他从1912年即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1917年2月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17年夏天，列宁转入地下活动后斯大林成为党的实际上的领导者，十月革命前夕领导党的武装起义中心——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具体操作的领导者。因此他对俄罗斯人民十分了解，较之其他领导人，更能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四、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
   　俄罗斯学界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以下特点：
　   第一，阿尔图宁•尼古拉指出：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掠夺一空的贫穷国家，而居于领导层的是幻想国际金融资本统治的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怎样贯彻自己的方针？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建立强大的工业以保证国防生产能力。但哪里找这些生产力？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只能依靠农民建设工厂，如马格尼钢铁厂、第聂伯水电站，但拿什么东西养活这支生产大军？俄罗斯单薄的、落后的农业承担不了这个任务，只有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实行集体化。同时，必须建立拥有知识水平的管理队伍，从哪里找这些人？管理阶层都是被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只有从工农队伍中找寻，因此大规模地开展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运动，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人人识字的状况，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的。国际金融资本看到由于斯大林的活动，苏联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榜样，他们正日益丧失对世界的支配，于是发动对苏联的战争。斯大林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战胜了法西斯。战后同样是在十分艰巨的条件下，在国际金融资本威胁、恐吓下，短期内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阿尔图宁•尼古拉否认斯大林政权主要是依靠暴力。他说，斯大林政权的民主性体现在：保证每个人（无论其出身或处于什么地位）都有受到尽可能高的教育的权力；在管理的各个环节消除了“精英阶层”的垄断；在各个社会劳动团体间消除了对劳动产品的高价垄断，因为这极易造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严重对立。
　第二，强调斯大林当时所制定的措施对后来俄罗斯发展的意义。
  半个世纪以来，斯大林的名字始终和整个时代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对斯大林内外政策一直有两种矛盾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和其它共产党领袖相比，斯大林的政策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直到现在无论是他的同时代人及后代人都不能准确解释他的政策。斯大林的政策对俄罗斯历史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
   斯大林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安排构想，它能保证国家稳定发展，从而使俄罗斯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指出，斯大林的贡献是试图在苏联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按照一种新观念安排生活。出于卫国战争的严重教训，以及新的“冷战”的来临，斯大林在1946年2月提出加快高新技术发展的任务。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适宜的，这就是建筑在原子——宇航技术基础上的创新纲领，并建立了强大的科学院及其遍及各地的分部。这个计划取得有效的结果：1949年苏联造出原子弹，打破美国的垄断；1953年氢弹爆炸；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成为宇航大国，从而使苏联跻身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工业社会国家中。俄罗斯今天由于拥有热核武器还是世界强国，其基础完全是在斯大林时期奠定的。斯大林亲自领导了这方面的全部工作。但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激励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消失了。由于惰性，苏联没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会文化革命的浪潮，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创新精神抛弃了。
   　尤•叶梅利亚诺夫指出，无可怀疑，斯大林所采取的方针达到了和美国军事战略的平衡。如果此后继续斯大林的方针，苏联未必会在“冷战”中失败。然而国家在1989－1991年不光彩的失败，是那些试图使人们相信斯大林为达到这些胜利采取的方法是不必要的，为此付出代价是不值得的。
   斯大林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吸收俄罗斯学界全部地缘政治学说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地缘政治学说。阿•斯捷潘诺夫指出，众所周知，在19世纪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中形成了两个学派：以著名学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斯拉夫人大地域”学派和以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为代表的“帝国自足”学派。斯大林把这两种学说很适宜地结合在一起。斯大林地缘政治学说的一个观点是：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回忆，有一次斯大林把他带到世界地图前说道：“西方（美国和英国）从来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不希望看见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国，不希望这些空间成为红色地带。只有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才能对抗他们的侵略”。另一个观点是斯拉夫民族团结的历史继承性。在1945年5月9日和9月2日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会议上，斯大林在演说中说这个胜利是自1904年俄日战争俄国失败以来，俄国为洗刷历史的污点苦苦等待40年才盼来的胜利。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几个斯拉夫国家都已分离的情况下，俄学者更能感受到斯大林地缘政治学说的意义。
   阿尔图宁•尼古拉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俄罗斯留下什么？俄罗斯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而斯大林给个人留下什么？在其逝世之际，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裤，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和两套军服，其中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斯大林的政策是俄罗斯进一步发展观念的基础。由于这个政策，苏联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这个事实是不能抹杀、更不应受到指责的。但在这之后，那些指责斯大林的人却用其双手毁灭了这个超级大国。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当前俄罗斯学界和民众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情况。反映了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等方面一些观点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四、真理越辩越明，修正主义者的吃人的事业是不美妙的
斯大林逝世后的这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总是争论不断。但不管怎样，历史总是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生活实践总会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 
在新的世纪，人们对斯大林的一生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表现出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事业的同时，领导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引导苏联取得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而且成了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首领。对斯大林及其活动的兴趣，也随着千百万人以求对他逝世以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寻找真实答案的不懈努力而与日俱增。这些问题包括：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资本主义在后苏联地区的复辟、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瓦解、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所有这些为什么都已成为可能？当然，对斯大林的生活与活动的兴趣，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诞辰125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对斯大林逝世后的半个世纪应该从科学的立场上加以思考。 
   斯大林的誓言 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和领袖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后，斯大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誓捍卫并履行列宁的遗嘱。他的誓言包括： 高度坚持并维护党员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 像爱护眼珠那样维护我们党的统一； 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和扩大各共和国联盟； 巩固和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 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将彼得堡改名为列宁格勒，并决定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建造列宁陵墓供后人瞻仰。 
   斯大林倡议让青年工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改变党的社会组成和平均年龄。为响应列宁关于入党的号召，他在1924年4月初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原理》的讲演，后来又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一对列宁主义的详尽阐述以及深刻的理论思考，后来便形成了斯大林的再版过11次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也是在那个1924年的11月，斯大林又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讲，并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看作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总是一贯地不相信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变成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 
 1941年11月7日在列宁墓的讲台上，斯大林向即将走上前线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红军将士们赠言说：“让列宁的所向无敌的旗帜保佑你们吧！”就是这样，30年来同列宁的名字在一起，在战胜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障碍和困难的同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沿着无人开辟过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道路一直向前。 
正是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创造性发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无力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他们在为苏联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的某个时期内同列宁比较亲近。但他们都缺乏自信性、彻底性、坚定性，对俄国人民建立历史性功绩——沿着从未感受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道路前进——的能力缺乏信心。 
   遗憾的是，生活只给了列宁总共只有7年的时间直接领导了俄国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当他察觉到了自己健康状况的变化时，便从1922年11月始口授了几封致即将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件，以及几篇有关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国务，经济和党的制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文章。就实质而言，列宁的这些著作，正是他独特的政治和理论遗嘱。 
   当列宁由于疾病的折磨已不可能再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并领导党和国家的情况非常明朗时，在这种情势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发动了反对斯大林的斗争。这一政治斗争的阴谋和残忍就在于：用列宁的威望，具体而言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来反对斯大林。实际上，列宁的信件和口述都带有特别的组织内部的性质，而且是供中央委员会们参阅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不是为了公开发表。在违反了列宁的起初意志并且背叛了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之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曲解了列宁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列宁只是认为可以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可他们就竭力不允许斯大林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分子对舆论界隐瞒了列宁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皮达科夫的长官作风等评价。 
      正如人们所知，历史有其不同的评判。被列宁称为“最忠诚的和最积极的革命者”的斯大林，及其高超的组织才能、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非凡的政治意志，多年以来一直忠心地为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社会事业而服务。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当他们走上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时，就遭到了道德政治上的失败。 现在的当权机构，连同其大量的宣传工具，广泛地利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生活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的评价，正是为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服务，正是为了同社会主义理想、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作斗争。 
      历史的闹剧假如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么通常总是一场闹剧形式。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他对已故的斯大林的攻击，便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复活。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奴颜婢膝地宣誓永远对其效忠。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作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曾这样宣布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将带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去描写和谈论他而劳动者的敌人们也将带着疯狂的恶意去描写和谈论他。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把斯大林同志看作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的资本主义桎梏的解放者。而我国的劳动者则把斯大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导师、朋友和父亲。” 1949年斯大林70寿诞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写道：“千百万人对斯大林怀着最深厚的热爱和和忠诚，因为他同列宁一道创建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就在苏共20大召开前的5个月里，赫鲁晓夫还在苏共中央总结报告的文稿中肯定地表示，列宁和斯大林“使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 
    可是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却用愚蠢的谎言和个人的仇恨偷换了对斯大林的活动的意义和政治分析。在自己的亲近圈里，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说：“当年列宁曾为自己的兄弟而报复沙皇家族，而我现在则要为自己的儿子报复斯大林，哪怕他已是个死人。” 赫鲁晓夫为了竭力消除斯大林在人民的记忆中和在历史上的形象，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行动： 
    1956年2月，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已经完成其所有日程后的一次闭幕会上，他提出斯大林才是杀害苏联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凶手，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的惟一责任人，并且应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失败承担个人罪名； 号召从一些州和市、企业和机构的名称中撤去斯大林的名字；一些把斯大林赞扬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统帅的高级军官遭到斥责；禁止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和有关斯大林的书籍，禁止发行有关斯大林甚至在某些镜头中出现斯大林形象的影片： 
    1961年10月，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形成了一个苏共22次代表大会关于将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后来遗体在夜色的掩护下被悄悄地埋藏在红墙旁边。 
   在领导国家和共产党的活动中，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远离列宁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原则和准则。直到后赫鲁晓夫时期，对作为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都未能恢复一种客观的态度。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也是在斯大林时期才成为党的一个大活动家的。正是根据斯大林在1952年的提议，勃列日涅夫才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可是在1964~1982年间，他同样也未解决自己对斯大林遗产的态度，也未能拒绝赫鲁晓夫式的关于斯大林的思维，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勃列日涅夫只是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时提到过作为统帅的斯大林的名字，而仅此一点就在广大民众之中引起了一片赞许。而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时，他又指出党和国家的活动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过“暂时的挫折和错误。” 
   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活动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评价。在拥护国内应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在策划，而紧接着就开始实施自己那些使苏共、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合作归于崩溃的罪恶计划。对他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的斯大林乃是一个大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危险。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一种态度，都可以映照出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犯的罪行的背叛实质，他们是在背叛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及其活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舍此不可能获得关于共产党、苏联和它的人民，以及人类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次经验的历史准确的概念。只要雇用劳动者们暂时还没有了解对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的真实评价，现在以布什和布莱尔、戈尔巴乔夫和雅可夫列夫，以及叶利饮等人为代表的黑暗的倒退势力，都将企图（有时还是不无成就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斯大林1 5岁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了一名革命者。还在1901年，他就看出乌利扬诺夫（列宁）不仅是党的一个缔造者、组织者，而且是党在未来的一位天才领导人。自1902年起，斯大林就开始了丝毫不轻松的、充满着危险、跟踪、逮捕和流放的生活的地下革命工作者。1903年起与列宁建立通讯联系，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第一次与列宁见面。在此之前，列宁已经熟读了斯大林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几篇正是克鲁普斯卡娅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帮助才弄到的。 
     自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见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忠实战友，而在列宁去世后的30年间又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并发展了他的学说。斯大林总是兢兢业业的、带着极大的尊重把列宁既当作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又把他当作一个常人。这一榜样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从”诋毁”自己的前任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1912年，斯大林已经进入布尔什维克党著名活动家的行列，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随即被遴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领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912年，列宁和斯大林创办了一份大众化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以促进俄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列宁高度评价了“神奇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该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民族纲领的基础。 
   1917年4月斯大林从图鲁汉边疆区回来，他是于1914年同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一起被流放的。回来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并实际负责《真理报》的编辑部。1917年10月，在那次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历史性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被选进最初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同列宁一起领导了铺平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的第6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6日斯大林被选为列宁领导的第一个人民委员会的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 不久，斯大林又被任命为一个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作为新的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斯大林表现出了一名优秀组织者的才能，从事了大量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又特别重要的具体日常工作。正因为这些才能，列宁才建议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2年4月3日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斯大林成了一个新型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积极的缔造者之一。 
   现在，一些学者和作家特别广泛而大量地在传播这样一些类型的题目：”列宁害怕丢失权力”、“列宁力求摆脱机会主义分子”、“斯大林消灭反对派”、“斯大林害怕交出权力”等等。这样的议论和评判，就意味着不懂得列宁和斯大林都是社会革命家，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缔造者。列宁还在世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新的苏维埃政权，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而且这一切也是为了人民，使政权成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所向往的政权。同时，他们也始终不懈地关心着苏维埃政权能否学会自我保护，苏维埃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敌对进攻这样一些问题。 
   同列宁一样，斯大林懂得在俄罗斯应该建在一个怎样的社会；而且懂得这一新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在实施的任务，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国内国外都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目标，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国内各民族的人民，并且吸收了一切政治力量和一切有才能的人，包括自己一贯的反对派和对手们，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结果，那些理解并且希望建设新社会的人，都跟在了党和斯大林的后面；而那些同新生政权斗争的人都被剥夺，并遭到了失败。拒绝他们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所以，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斯大林本人说过，“在提升工人阶级并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假如我走的每一步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我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便是毫无目标的。” 也许，正是由于斯大林的钢铁般的意志、坚不可摧的信心和逻辑的力量，苏联人民才取得了新世界的建设和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而这一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将永远成为一根明亮的标杆和一级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梯。 正是在1929年，工业和国防建设开始向前猛冲。1931年2月在第一次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他说，“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赶上这段距离。要么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我们被击垮。” 为了继承列宁的事业，恰恰正是斯大林善于把新形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的那个领导核心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也正是这个领导核心唤起苏联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团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批新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成长了起来，通过了新的宪法——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红军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现代武器设备。所有这些巨大的工作都是在10~12年内做完的，可是到1941年，苏联人民的建设劳动却由于法西斯德国强盗的进攻而被迫中止。正如现在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一帮人表现出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的能干的组织者。在解决由于法西斯侵略而遭到破坏的贫血的苏联恢复工作的最紧迫任务的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还在1946年就制定了苏联的近期和远景发展计划。斯大林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而且，根据他的倡导，开展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研究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任务，建立了音乐文化活动家会商制度，制订了发展文艺作品的基本方针，从而提高了文艺作品在教育培养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中的作用。有关制订苏联新纲领的任务的提出，不仅仅是要求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而且要求对近15~20年乃至更长远的苏联发展前景中，苏联人民在福利的提高以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实际界限进行界定。 苏维埃国家的捍卫者在斯大林参与党和国家领导的期间内，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处于国内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消除战争的破坏后果的时期。自然，国家生活中这些非常时期不可能不在其领导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中得到体现。斯大林是列宁在与国内的反对派和1918~1920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进干涉进行斗争的可靠支柱。作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斯大林又作为工农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而参与活动，是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部、西部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察里津防御战、彼得堡保卫战、粉碎邓尼金的军队、反对波兰占领军和德国占领军的斗争的著名组织者之一。同列宁和其他著名的党务及军事活动家一起，斯大林参与了红军的建设和红军战略的制订。不过，可以说，斯大林最充分的统帅才能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最严峻的1941~1945年间才得到了发挥。一个正在浴血作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决策权力杠杆都攥在他一人手中。二战前，他就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战争期间，他又成为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大本营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国防部人民委员。这些岗位赋予他特别的责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行家，运筹自如，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战略高手，而且他的战役艺术也是炉火纯青。他说，“我认为，斯大林无疑该归于出色的统帅之列。”朱可夫元帅称斯大林为“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苏联元帅和著名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把他视为统帅，都珍爱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性格，都敬仰他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高深的军事知识，但同时也善于重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干。不管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方面，还是发展和巩固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型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斯大林的功绩是毫无疑义的。在斯大林时代，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地缘政治保障。 
   为什么要竭力诋毁斯大林？ 过去的、特别是当今的斯大林的敌手们，总是首先企图把他与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相对立，以便最后把这一切加起来以诋毁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的对手们得逞了，而且并非不无成就，他们注入大众意识中的斯大林的形象，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残杀所有不同意见或者他所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的亲人的统治暴君。所有这些谎言不停地轮番散播，并且又以新的阴谋而附生。在这种情况下，诽谤者们甚至“忘记了”斯大林还是一个人，一个国务活动家，也“忘记了”党和斯大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碰到了这种国内外的阶级对抗，而不进行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斗争，便不可能取得胜利。历史证明，首先是经济上的重大失误，加上斯大林死后时期警惕性的丧失，以及以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叶利饮和其他蜕化变节分子为首的国内“第五纵队”的建立，使国内外的反对势力搞垮了党和国家。苏联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潜力，而是成了敌视政治和变叛行为的牺牲品。现在，当局的执政制度把俄罗斯抛向了以侵略成性、一向与我国为敌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强盗的“七国集团”的怀抱。在斯大林时代，不管是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还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其他知名的资本家们，都以同苏联的首脑打交道为荣。可现在呢，西方同一个已经削弱和毁败了的俄罗斯已经不讲礼仪，并迫使其不走运的那些统治者们一会儿支持美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一会儿促成美国在反恐借口下在前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在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当中，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意识到，他能够也应该维护苏联人民的利益，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在党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劳动者们，也从废墟上托起了我们的国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人民建设了自己的新生活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自豪。人们记得斯大林，爱护斯大林，尊敬斯大林，尽管他也犯了错误和扰乱了经济。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不辨是非，或者敌意地、怀着仇恨地对待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外交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统帅的斯大林和作为一名反帝斗士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们、戈尔巴乔夫们、叶利饮们和“民主党人”们之所以必须推倒斯大林，就是为了在西方投资和财政集团的强力支持下，准备并实现反革命，使苏联垮台，变换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盗窃后苏联土地上的财富。为了解除伟大人民的精神武器，向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几步抹黑，确立美国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必须要攻击列宁、斯大林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斯大林形式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政治遗嘱。斯大林走过了74年的人生历程。实际上，他很健康，在最后的几年里，他并未看过病。他的猝然死亡是始料不及的。有理由认为，他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质上是从世界政治中的消失，是过早了一点。他的立场和远景计划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而其他人也还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当然，在他的周围，有人是急于自己当领袖的。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看作是他的遗嘱。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曾让他宣读《经济问题》第二部分，但他感到困窘和羞愧。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其同年10月1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将近2个小时的发言，亦可看作是他的遗嘱。斯大林在这些发言中谈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要求，谈到了全世界保障战后和平的新条件。他认为，现在仅仅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公正，或者单单是具有保卫社会主义的勇气还是不够的。现在还必须自觉地、内行地建设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完成这些新的任务，必须成为一个理论上和专业上都有一定素养，而思想上又锻炼坚强的人。 
      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和苏维埃活动家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他们应该经受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活动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应该具有主动和创新意识、高度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同反产共主义的斗争中应该毫不妥协。 斯大林坚决而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莫洛托夫在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和错误，以及米高扬的理论谬误。拿他们为例，斯大林指出，作为高级领导人，应该成为思想坚定的、高度专业的和主动创新的工作者，应该同社会发展的新条件相适应。在他看来，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的、坚定的、受到全面锻炼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一般需要10~15年时间。 
     在组织安排上，斯大林在全会上建议让许多在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提拔的新的年轻的具有才能的党务和经济工作者、学者和军事活动家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斯大林感到不安和时刻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力棒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遗憾的是，他对干部的那些要求很快就被忘却。斯大林所提拔的那些人还在敌手们断定斯大林已逝世这前就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从中央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里清除了出去。 斯大林号召提高共产党的作用。他要求牢记列宁关于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取得具体的实际效果的必要性的指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斯大林在苏共19大上指出，“过去一直需要将来也同样需要国外的兄弟党和人民所给予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他号召共产党员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行为的战略和策略的变化。人和民族的平等原则正在遭到践踏，代之而行的原则是剥削者少数具有充分的权利，而被剥削者多数则毫无权利。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扔在了一旁。现在，资产阶级正在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以换取美金。 
    1952年，《纽约时报》的外交记者问斯大林：“在您看来，当代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在哪里？”斯大林回答说：“处处存在，只要还存在旨在反对苏联的‘冷战’政策的侵略行动。” 现在人们认为，“冷战”已经过去。但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掠夺政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同过去反对苏联一样，现在美国反对俄罗斯，正在推行把它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以及廉价的原料、智力和体力劳动力的供应地的政策。1946年，斯大林把已退职的丘吉尔首相称作战争的纵火犯。杜鲁门总统不远千里去听他在富尔敦的演说。而当时，斯大林就富有预见地说：“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同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希特勒策动战争的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提出了一个种族理论，宣布只有说德语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够格的民族。而美国的种族理论也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一个结论，即说英语的民族作为惟一够格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英国、美国朋友们是向那些不说英语的民族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假如你们自愿地承认我们的统治，那么一切都将秩序井然，而相反的话，战争将不可避免。” 
    也是在1946年，斯大林就预言，美国和英国将有意地对苏联形成一种“资本主义包围”。现在，这一点由于北约的向俄罗斯边境推进的东进政策，以及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反俄战线而正在得到实现。现在，小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中，远远胜过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杜鲁门本人。然而，从俄罗斯的领导方面来说，对这种企图统治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张，也未曾听到坚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斯大林式的回答。可是这种无独立性必将导致灾难。 斯大林有过失和错误。不管他是否希望如此，从他的良心上说，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无辜的。但是历史也不能因此而忘记，他是一个为了劳动人民的体面生活、为了国家和世界的公正的配置构成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历史将毫无疑义地铭记：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和一个具有广博知识与高尚文化的人； 
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更高于社会主义和多民族苏联的利益，更高于对祖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关心，更高于对普通苏联人的福利的关心； 斯大林爱护、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具有才能的人，能干的组织人才，以及思想果敢、忠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 斯大林提高并维护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员伟大称号和纯洁性，教育培养了党的领导干部并取得了他们在行动上的统一； 斯大林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斯大林坚决而果敢地战胜了那些企图不允许或者至少也要拖延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 斯大林创造性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引旁证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任何一种历史的造假者； 
   斯大林反对人的被压迫和受剥削，以及人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他坚决反对会造成千百万人死亡以及造成生产力损失的破坏性战争。他的统帅才干是普遍公认的； 
斯大林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对任何的变叛行为不可容忍。正是由于这样，那些反对者们、平庸的政治家们和假历史学家们才憎恨他。斯大林并非简单地只属于历史。在目前我们社会的一切变性中，他在世时以及在他的领导下所实现的一切，早已成为并正在成为我们目前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大林是自己人民的伟大儿子，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说明。
    普京总统曾向他的选民们公开表示：“我深深相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此言可谓痛定思痛，回味悠长。
   这场悲剧，自1991年红旗落地，在经历了灾难性的深刻危机之后，至今已经13个年头。然而，悲剧的幕后策动者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在推动北约东扩席卷前苏联卫星国之后，又染指独联体地域一些国家，意在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强调指出：那里（指独联体各国）是俄罗斯的重要利益所在，这是由前苏联的历史所决定的。但西方大国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并不会按照俄罗斯的愿望行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打击塔利班政权、消灭基地组织的名义下，诱迫俄罗斯同意美国进军阿富汗取道独联体国家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在那里相应派驻部队。俄罗斯此举既出于无奈，也希望以此换取美国以及其它北约国家“尊重”其在中亚的利益和对车臣平叛的支持。可是，这笔政治交易达成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不“买账”，不但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给车臣恐怖分子提供方便甚至政治庇护，而且加紧染指高加索地区的步伐，欲置俄罗斯于北约的包围之中。
    高加索地区与黑海、里海相衔接，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战略要地。冷战对峙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这里虽然垂涎三尺，面对拥有制衡力量的强大苏联，也只好“退避三舍”。苏联解体后，处在外高加索的前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变成各自独立、无人庇护的“孤儿”，这就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朝这里下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事先，在格鲁吉亚策动一场“天鹅绒革命”，把不太听话的谢瓦尔德纳泽赶下台，支持曾留学欧美有亲西方情结的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使格鲁吉亚倒向西方的怀抱，从这里向北约洞开一扇大门。
   今年以来，美国又积极谋划，在阿塞尔拜疆建立军事基地。虽然目前当事双方，对这一策划讳莫如深，但据媒体披露，美国专家已经考察了丘米达米尔、纳索斯内伊和加拉等地的机场，双方己就签署在阿境内部署美军部队的协议达成了一致。而且，目前已经开始整修机场跑道，安排驻军兵营，并按北约标准进行现代化改造。基地选址丘米达米尔，具有极佳的地理优势。它位于阿塞拜疆的中部，近可直接控制巴库——杰伊汗石油管道区域，远可以从这里对伊朗领土采取控制措施。美国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可谓“一箭双雕”，既为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能源打下基础，又把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紧缩了一大步，正像有的媒体指出的那样：这如同插向俄罗斯的一把尖刀。
    而最近在乌克兰上演的“大选政治危机”，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推行挤压俄罗斯安全生存空间战略掀起的一个高潮。这场危机看似突然，其实早在预谋之中。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得票高出尤先科两个百分点，按法定程序当选总统。尤先科随即以选举不透明有舞弊现象为由，提出指控。对此，美国首先站出来声称：乌克兰的选举结果是不能接受的，紧随其后欧盟做出决议：要求乌当局取消此前的选举结果，如此插手别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己到了十分露骨的地步。在这样的氛围下，尤先科在国内掀起的抗议活动，从示威游行、静坐，到搭建数百顶帐篷组织群众日夜围堵政府办公大楼，逼迫议会和最高法院做出选举无效的违宪决定，一浪高过一浪，内外配合，遥相呼应。尤先科表现出如此能量，主要来自他背后的支持者。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是在美国出生具有美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在美国有着从国务院到白宫复杂的工作背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一乌克兰基金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到乌克兰。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它的资金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其实也是无须言明的公开“秘密”。对于这场危机，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基金起着重要作用。其次，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他的政治结盟者——那位乌克兰当今富豪、前副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此人，因受到前总理拉扎连科的“庇护”，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20%控制在她的手里，被称为“汽油女皇”，其身价达110亿美元之巨。2001年被指控贿赂拉扎连科以垄断天然气被捕入狱。拉扎连科因贪污巨款，被库奇马总统解除职务，逃亡国外。2002年尤丽娅出狱后，便开始领导反库奇马现政权的运动。在这次危机中，反对派的所有承诺，单单尤先科一人签字己经不起作用，还需要尤丽娅•季莫申科的同意。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反映出尤丽娅才是实际操纵者。可见，这次大选引发的政治危机，在尤丽娅一方来说，是早在预谋之中的事。以她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系列活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插手，集中到一点，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挖掉俄罗斯在战略上的安全屏障，组建一个完全倒向西方的乌克兰政府，构筑一个资产阶级富豪新贵们享有一切“自由民主”权利的天堂，这就是这场政治危机的实质。
   回想当年，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泱泱大国，又是何等辉煌。那时，克里姆林宫上闪烁的红星，曾经给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以极大鼓舞，也曾向人类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今，这一切都已经被当年苏联国内滋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它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叛卖得一干二净。然而，作为买方的老板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有第二步开价：那就是彻底出卖民族利益和自尊，彻底丢掉重温昔日大国地位的旧梦，甘当俯首贴耳的附庸。如此开价，这是帝国主义的必然逻辑，也反映了西方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贪婪本性。面对帝国主义挤压蚕食安全生存空间、控制削弱俄罗斯的图谋，当然要遭到以普京总统为代表的国内民族正义力量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乌克兰大选恰成这种碰撞的焦点，也是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没有终结的蕴底所在。
    当年叛卖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终有一天会被俄罗斯人民彻底清算！
-------------------------------------------
实言		 2006/5/5 9:20:20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6楼
第二章     中国何处去？


第一节  旧中国是一个濒临绝境的烂摊子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新、旧中国是历史上相连的两个环节，不能割断历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了解过去,才能了解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了解将来,对旧中国认识不清楚，就无法说清楚新中国，不了解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就不能了解现在和预测将来。 
     旧中国一个灾难深沉，民不聊生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在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终于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行列之中。
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工业，经过了100多年畸型发展，工业人均产值不到比利时的1/15,其规模非常之小、产量非常之低。以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已经达到并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为比较，不仅在所有品种中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 2000多倍，而且在大多数主要品种（如钢材、水泥、发电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于印度，就如此之低的工业生产量中，外国资本还占到约70%，国内资本仅占约30%，而在国内资本中，官僚资本又占统治地位，以1946年为例，占到80%。
      旧中国不仅工业规模产量小得可怜，结构还很畸形。生产资料产值很低（约占30%以下），生活消费资料产值较高（约占70%以上）。工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半从事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较大的城市。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是由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提供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以上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县城以下的地方的交通运输连胶皮轮的车辆都很罕见，一般都是些木轮的有的还带个铁箍的牛马车、人力车、手推独轮车,而最穷的连这样的车子也没有，就是肩扛人挑,独木桥,羊肠小道。
    旧中国虽然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国前，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农户总数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50%，占农户总数70%的贫雇农仅只占15%。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更没有电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停留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产量很低，如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棉花22斤。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却不能自给。生活方式也与千百年前没有多少不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竹片粘上松树脂点燃的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面鱼肉，象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进口，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砖瓦房，即使三和土（石灰、沙、泥土）墙，也只能用竹蔑代替钢筋，家具和墙壁上的钉子一般是用竹钉，铁钉是很少见的。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嚥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旧中国的万般苦难，尤以农村为甚。
     旧中国虽然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个“秀才”了。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从（1912-1947）36年中旧中国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因此，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象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海外飘零。
     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愚昧和禁锢，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镇压和迫害，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鲁迅把这种旧中国的反动文化统治比喻成”吃人”的文化。旧朝的遗老们仇视和抵御先进文化。马克思比喻旧中国政治制度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接触外界新鲜空气和阳光就要腐烂解体。清王朝为了维护这具政治僵尸，采用了多种防腐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就是闭关自守，严禁它的臣民与外人接触。鸦片战争初期，信使报告皇上大事不好，英国人用铁做的船打过来了。皇帝说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缝衣针掉到水里都沉下去，怎么有铁做的船呢？此话传到厨房，厨师说也可能，我洗锅时，锅是浮水的。这话又传到皇帝那里，皇说：叫他拿锅来浮给我看，铁锅怎么能浮水呢？厨师后悔多嘴了，闹不好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求神拜佛,要神明保佑锅不要沉下去,战战竞竞的背着铁锅到皇帝面前，幸好铁锅浮起来。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以与后,清王朝更是排斥新生事物的遗风更是盛行,对先进文化更严加防范，对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拒于千里之外，就是先进技术也不能接受。例如：同治年间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全长一公里。遗老们认为，自古以来只有泥土路、石板路，哪里有铁路的？闻所未闻。伤风败俗，以是派兵把它拆除了。光绪二年（一八六二年），英国人在上海铺了第二条铁路，从上海到吴松口。清政府以同样的理由，用二十五万五千两白银从英国人手里购买回来拆毁，把铁轨、车厢运到台湾打狗港沉入海底。英国人铺的第三条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十八公里。这次没有拆除，但规定不准用火车头拉，只能用驴，马拉。遗老们认为火车头是怪物太可怕了，黑孚孚的大家伙，吃那么多煤和水，头上一冒烟又叫又跑，吓死人，这就是铁路史上马拉火车的大笑话。直到解放前还有人把自行车说成洋马，据说这东西很怪，不吃草跑得很快。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更不待说了。清王朝推翻后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抗日战争期间，解区流行的一首战歌是《大刀进行曲》歌词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就是八路军当年打日本的武器。“铁镢铲头粉枪土炮，消灭蒋狗仔。”这就是当年解放战争的武器。   
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为落后。千百年来，各种瘟疫疯狂肆虐流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规划、措施，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医疗保健条件，象结核病、血吸虫、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克山病、伤寒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根本无法控制，甚至一般感冒也无法医治,信任诬婆、诬医,求拜鬼神，任其疯狂屠戳残害广大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称为“东亚病夫”。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连年不断，营养不良，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生命保障能力微弱，建国前的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低于美国的68.6岁和印度的41岁。在整个旧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早晨开门看见乞丐冻死或饿死在门口或者路边，是常有的事。哪个农村没有“乱葬岗”？哪儿的城市和矿山没有“万人坑”？
     “弱国无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才刚刚掀过去五十余年。它铭记在还活着的老一辈的记忆中，它镌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遗存之中。就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国，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家落后到了尽头！民族祸患到了尽头！人民苦难到了尽头！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泥潭中，煎熬着，挣扎着。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整个现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嬗变的积存而已。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对历史认识上的片面和歪曲，是以后新的曲折和灾难根源的二十多年来，现在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搅浑搅乱人民的视听，这是十分可鄙的。    
-------------------------------------------
实言		 2006/5/5 9:46:15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7楼
第二节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人类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饱受这个时代几乎所有压迫形式蹂躏的、苦难异常深重的旧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敢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人民大众同甘苦，有铁的纪律，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畏强暴、不畏艰难险阻，敢于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动势力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敢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干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工人阶级先进份子，联合广大的有觉悟的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由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富政治经验、崇高道德品质，并不断清洗自身的污泥浊水，能够抵御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有着高度警觉和抗拒能力的，纯洁的，坚强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长期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考验，经历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上撕杀和谈判桌上较量、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斗争考验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各种党内斗争和饥饿与险恶自然环境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通过所有这些炼狱的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二十世纪各种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握有最强大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三座大山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的压迫下——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居人口多数的社会中创建和进行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长期以来在党员总数中居多数的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思想会带到党内并产生影响。但是即使在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时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农村工作中，都在自觉地以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水平上来。毛泽东同志从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必须把小资产阶级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在党的领导下，从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中，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专家和科学家、文艺家，蔚然成风，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奇观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曾经犯有多种形式的错误，错误路线多次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又总是自己纠正错误，把错误作为一种财富，用它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总结自己教训中更加团结、在政治上理论上越来越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久经考验的党，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办，中国共产党员早就有思想准备，一定能够团结起来拔除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毒瘤。
    以弱胜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敢于刺刀见红，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和面包加黄油，用飞机大炮、原子弹等最先进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强国血战到底，一个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和自身错误屡屡被逼迫到死亡边缘，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进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他们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直到把敌人打败，获得新生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受过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失败、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品尝艰难、同各族人民长期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群众基础的党，一个坚韧不拔，无论内外敌对力量多么强大、多么狡滑、无论自己的错误多么严重、无论失败多么惨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终究压不垮、剿不灭、杀不光、打不倒、骗不了、拆不散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伟力在人民群众之中，她领导人民通过不同阶段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创造巨大成就，从造不出一辆自行车开始到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导弹、核武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黑社会现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与健康水平，结束1840年以来“东亚病夫”的历史，使到处遭受侮辱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继续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继承这些斗争的伟大传统和经验，依靠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团结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阶级、阶层，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
   总之，这中国共产党是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为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幸而有今天的地位发挥了最大作用、付出了最大牺牲的，为民族的更大的、全面的进步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各族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工人阶级、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功勋，来自它基于工人阶级性质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和蓬勃发展的生命的源泉，成为它的全部经验的结晶。
    关于在中国条件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全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建立、巩固、发展、深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有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独特创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部分。为此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道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的奋斗的老一代人，没有这些经历的年轻人对于这些真理的认识和体会，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总是有一次一次的磨难考验着共产党人每一次磨难都会唤起对先前似乎已经认识的真理的重新认识，而且越是沉重的磨难，真理也越是光彩熠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中国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历史，包括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每一页都在继续写下毛泽东同志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现实生命力的证词。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锻造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最忠诚的儿子。他真正彻底地把人民解放的事业看作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准则。当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时候，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本国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时候，他是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当共产党执政而某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的授权谋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时候，他是党内腐败倒退现象的最不留情的敌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即便这种行为出自他所缔造和担任最高领导者的共产党内、出自曾经同他一道战斗并且建树过功勋的高层人物，也必须坚决地进行处理。他同人民完全融合在一起，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牺牲数位亲人的生命也毫不退缩。同时，他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也把清除党内腐败倒退现象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
   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党和人民为一方，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为另一方，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会出现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里大量存在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怎样逐步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在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情况下、在历史创造的实践中继续前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纪律等脱离群众以至于一部分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一般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和应该通过党内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在研究苏共走向腐败、衰落乃至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的时候，可以责备它的党内教育、党内法规不够完善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党内教育和法规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集中苏共党内教育和法规的条文，大约可以有几大厚册——尤其在于这种教育和法规永远不能脱离、更不能代替人民的监督。否则不过形同虚设而已。应该记住，即使解决党内问题，人民群众仍然归根到底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着使党内腐败倒退现象不至于发展到越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范围而沉疴难愈，不至于形成同权力结合的利益集团而尾大不掉，不至于走到改变党和政权性质的严重地步，或者为着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危险局面的时候拯救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只能是党内大多数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只能求助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在于，在他看来，执政地位、伟大功勋、光荣历史、崇高威望、领导职务，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惧怕群众、同群众些许隔离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的理由；在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错误同群众利益之间，只能选择后者而决不能选择前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反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包括多次发动整风运动、听取各种意见和批评，包括规定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自群众的即使是激烈的、错误的批评和意见，都表现着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这种信任和拥戴，要比成吨成吨的评功摆好、阿谀奉承有价值得多。相反，如果群众对党的工作、国家的命运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受到挫伤，陷入政治上的消沉和冷漠，满足于寻求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倒是一种悲剧了。
   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条件下，怎样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蜕化、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和成果不会丧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列宁只是刚刚接触这个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和国内建设方面，为此作出了贡献，但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就逝世了。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显示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实践意义。
   他认为，在党同群众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在开展党内斗争的同时，需要直接诉诸群众，来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有如此的胸怀和气量，能够如此鲜明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党内发生的问题，这对于任何处于执政地位的剥削阶级来说，这在任何剥削阶级政党中，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数不清的王冠和权杖，皇帝、国王、总统们沾沾自喜地陶醉于别人喊自己“万岁”的呼声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同志这样呼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同志有过错误。中国党有过错误。人民也会有错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要求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源泉。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是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着人民的利益，也需要人民的付出，而且有些牺牲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人民比较地能够原谅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也比较地容易得到纠正。
   列宁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这两位历史巨人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的问题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8226;&#8226;&#8226;&#8226;&#8226;&#8226;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们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注：列宁《<约&#8226;菲&#8226;贝克尔、约&#8226;狄慈根、弗&#8226;恩格斯、卡&#8226;马克思等致弗&#8226;阿&#8226;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 
   毛泽东同志把终生献给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
   人民的评价，是对他的功过的最权威的裁决。有知识分子基于阶级本性或个人某些不公平遭遇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身攻击、编造历史、诬陷栽赃。但是，在毛主席离开自己人民二十多年以来，出现无数新的歌曲，却惟独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能够继续广为传播；出现无数反映群众情绪、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甚或嘲讽的政治性的民谣与笑话，却惟独没有一句表现出对毛主席的丝毫不敬；出现无数新的或仿佛新的政治概念，却惟独毛主席的那些平易而深刻的警句，比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最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口上；出现无数新的画像和美术作品，却惟独他的肖像贴在农民的炕头、挂在汽车方向盘的旁边。任何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的企图，总是被人民的轻蔑冲卷得无地自容。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事业，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已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情绪、意愿、历史选择融为一体。
   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期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同样也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历史的真理，与共产党的生命同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度勃起、在世界人民结束西方全球化的新的历史创造的进程中，它将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
    我们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曾经有过曲折和灾难，而且还会遇到过去不曾遇到的曲折和灾难，但是那种关于在中国重演一回苏联悲剧的设计，尽管可以得势一时，但终究是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设计家是近视眼，只看到鼻尖子下的蝇头小利，不懂得历史、不懂得现实、不懂得人民。
   现代中国政治的全部秘密，凝结为三个字——毛泽东。那么多曾经喧闹显赫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或者终究将烟消云散，他却深深地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一切文件会议、路线政策、战略模式、高谈宏论、奇思怪想、谎言谬说，只要事涉国家民族的全局和命运，都躲不开毛泽东，都不能不归结为同这位已经逝世的人物的对话。有人怀念、赞同、歌颂，有人抨击、否定、嘲讽。尽管故做姿态的冷落淡化和不动声色的压抑规避也无济于事，而且是越往后，毛主席就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以至于糟蹋毛主席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言辞委婉，背叛他的时候也不得不多少挂上毛主席的花环。
    毛泽东与其说属于过去，不如说他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心、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民的旗帜。可以预言，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发挥毛泽东思想那样巨大而深刻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已经去世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云世态的变化，中国人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尤其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对他的感情不是减弱了，而是愈来愈加深厚了。对他的认识不是模糊了，而是愈来愈加鲜明了。人们认识到，毛主席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抹不掉的。但是，在这位历史巨人逝世后，却遭遇了种种不幸。一种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及怀恨革命的分子，疯狂地掀起了否定贬低毛泽东的狂潮，并进而把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创立的伟大功绩涂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另一种则不同，他们表面上仍部分承认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笼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却徒有空言，并不准备去实行，只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无害的神像供奉起来；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新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正像充斥市场的假货一样，尽管装饰着许多五光十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却是毫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赝品。任凭叫卖者一再声嚷：“这是真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品牌！它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只能让识者啼笑皆非。 以上三种表现纵横交织，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空前的大混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戕害，自然是极其严重的。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扎的根子太深，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昭如日月，数年以前，却忽然从民间涌起了“毛泽东热”。这股热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任何人布置，这股风，完全是不期而至地铺天盖地而来。许许多多城乡的汽车司机驾驶室里挂起了毛主席的肖像牌，把这位老人当作吉祥的象征了。毛主席纪念堂每天来参谒的不下三四万人，每逢节假日，甚至可以达到五六万人，甚至还多。这无疑是中国最壮丽的一道风景线，是一道无坚不摧的情深义重的长城，也是一条孕育着光明与希望的奔流不息的江河！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多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被虚化了，淡化了，大大地淡化了。不要说许许多多的人被无形的力量驱赶到钱眼里，对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也为数不少，对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已经很少有人读了。许多县团级干部甚至更高的干部，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甚至在书店里买不到《共产党宣言》。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假充马列的冒牌货能够畅行无阻？为什么一些很容易识别的谬论人们看不出来，反而让它们风头十足地流行？其原因就是不学马列是最痛苦的教训。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那些政治和理论骗子。他在林彪事件发生前的沿途讲话中还谆谆告诫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现在的情况不是比哪个时候还严重吗？那时大多数干部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书的，总还是扎下了一些根子，现在呢？恐怕与马列的著作已经十分疏远了，更别说那些腐化干部，不是到歌厅舞榭，就是搓麻将去了。读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是与人民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攸关的大事，更不要说与青年的健康成长有直接的关联了。回想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延安去寻找真理？除了旧社会的压力外，还不就是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的火种吗？不就是从迷茫中看到了一点朦胧的真理之光吗？如果我们从根本上疏远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的火种岂不是要熄灭了吗？当然，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革命的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近年来有些大学里，一批很有志气的青年，发出了“寻找毛泽东”的呼唤，并且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埋头苦读了。他们的学习很有效果，有些人已经读完了《资本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信念，以至观察社会问题的眼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至于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同志，苦读马列，深入群众就更为迫切和必要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是为金钱和虚名而写作，他是不会逃避现实、回避矛盾的。而要正视社会现实，就必须有不怕矛盾的勇气，还要有透彻的观察和正确的反映。而缺乏马列主义的素养，是很难理清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一要学习马列，二要学习社会。现在有些文艺工作者，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也不以为然，这怎么行？因此，读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还是很有必要的。鲁迅的文章那样深刻犀利，基本观点比某些共产党人还正确，是同他认真钻研过马列著作，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分不开的。同时，鲁迅本人也曾告诫文学青年不应只看文学作品，还要读点理论书籍。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作为一个中国人，此生不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那将是最大的憾事。 苦读马列和深入群众这两者要密切联系起来。因为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它本身是战斗和实践性很强的东西。学习它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同时，只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社会实践的主体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仅仅在书斋里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
-------------------------------------------
实言		 2006/5/5 9:48:03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8楼
第三节  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在我国曾经发动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锋芒直指毛泽东，目的在于为两个“彻底否定”寻找理论根据。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命题是正确的，方法是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逻辑上则是混乱的，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其结论是错误的，结果是有害的，最后也是以否定者被否定而告终。事实上在实践的检验下，包括这场讨论的导演——胡耀帮在内，己经被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历史发展“检验下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哲学命题，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并且特别坚持的老命题。但是，这场争论的倡导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抓住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作为这场争论的切入点。刻意模糊华国锋和毛泽东的界限，把别人提出的 “两个凡是”的口号，倒扣在毛泽东头上，作为攻击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依据”，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种偷换概念，张冠李戴，一箭双雕的手段，除了证明“讨论”的逻辑混乱，命题不准外,在理论上也是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是有确切的内含的。
首先，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2，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3，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念的总结。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験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检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箭和靶的关系，是“的”和“矢”的关系，所谓有“的”放“矢”，实践在检验理论时，这个实践必须是在理论确定范围之内，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本身。对那些背离理论的盲目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实践，是无的放矢、乱放箭，甚至放暗箭，本来就和理论本身毫无关系，二者根本没有同一性，当然不能成为检验理论的依据。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出现的“五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但是“五风” 不仅不是“三面红旗”的本质属性，而且是损害“三面红旗”的蛀虫，它和“三面红旗”没有任何关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当然不可能成为检验“三面红旗”、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依据。试问：“用狗肉汤灌山药，亩产可达到120万斤”这是什么“理论”，有什么“实践”？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什么必然联系，怎么成为检验“三面红旗”的标准？要吹牛，讲假话不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照样可以吹，照样可以讲，怎么能算到“三面红旗”账上，算到毛泽东头上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是天天在造谣诬蔑共产党吗？难道敌人的攻击和诽谤，也要共产党和毛泽东承包下来吗？本来像这一类蓄意欺骗组织的不纯份子是应当坚决清除出去的，可惜我们却用“不可避免”几个字保护下来。如果从思想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影响；从政治路线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清除借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机，蓄意讲假话，讲大话，钻进党的领机关来破坏和捣乱的机会主义份子；从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坚决抵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的歪风，严肃处理欺骗组织的投机份子，把群众运动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这场讨论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讨论的倡导者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无心引导人们去研究“五风”的风源，“五风”制造者的动机和“五风”的危害，如何从实践中吸取教训，防止“五风”的再次发生，只是达到了贬斥毛泽东就算达到了目的，草草收场。人民不禁要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提出过可以按照“五风”的任何一项内容办事？既然“五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三面红旗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把“五风”带来的恶果算到毛泽东头上，算到“三面红旗”账上，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再如：毛主席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斗争为纲的论断，本来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在贯彻执行中，有些人故意搞乱阶级阵綫，不分阶级，乱打乱斗，误伤好人，造成阶级扩大化。然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务纲混为一谈，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客观规律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混为一谈；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总题目丢到脑后，把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乱打乱斗说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有意混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是人类社会自划分阶级以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某些人凭主观意志对社会现实的扭曲，完全是人为的。绝不能因为过去某些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也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不牢记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客观情况下无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讲到，陈云同志提出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问题时，《红旗》还准备发表诬陷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的顽固性了，作任何解释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这种解释恰恰是不能以理服人。当然，彭德怀同志应当平反，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把《红旗》杂志一些人阻止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错误，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进而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扭在一起，这就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彭德怀同志是不能平反的。既然没有说过，那么，和“两个凡是”又怎么挂上钩呢？相反，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谈话中讲到：“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并且特别强调“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见《彭德怀自传》295页）这可是彭德怀同志亲口说的阿！可见，把别人的错误都说成是“两个凡是”，进而往毛泽东头上推，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红旗》的一些人真的是按“两个凡是”办事。那么，按照上面一段谈话精神，就一定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而不是反对。
第三，不能模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界限。正如列宁所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是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第534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段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毛泽东说的：“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5-216页）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可能一步穷尽真理，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完善，问题也不在于实践中是否了犯错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要经过反复试验的过程的。列宁说过：“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已经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又说：“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适当的办法为止。”（《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问题在于一些人心怀鬼胎，他们抓住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中某些暂时的或局部的缺点、错误，当作全局的和整体的错误加以攻击，借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达到否定一切的目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人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一遇到艰难革命意志就衰退，向资产阶级投降，如果按照“彻底否定”的观点来看，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巴黎公社革命不是失败了吗？中国革命早就应当收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是惨重失败了吗？相反,贪污盗窃应提倡,因为,他们发财了,成功了。但是历史却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规定的方向发展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首先赞扬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革命迟早还会发生，并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全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又发生了，并且胜利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了，但只要世界上贫困、失业和挨饿存在，革命总是要发生的。问题还在于这场讨论的倡导者为服从思想体系的需要，以牺牲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在模模糊糊中草草收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还加上一个注，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考查，还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沿续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总纲，到了邓小平手里就断了。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要彻底否定，而且要批判。那么，究竟是时代的性质变了，还是邓小平搞错了呢？究竟现在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自列宁到斯大林直到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是节节胜利的，而赫鲁晓夫之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节节后退。今天，美帝霸权主义武装到牙齿，横行无忌。到处挑起战争，他们把侵略叫做“进驻”、“反恐”、“行民主，保人权”，只许它无限量地制造核武器、生化武器，不许别人制造自卫武器；它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用导弹打利比亚，炸苏丹，抓巴拿马总统，侵略南斯拉夫，进攻索马里；可以任意给别国戴“无赖国家”的帽子；可以在公海上检查任何国家的船只；以帮助科威特为名霸在科威特不走，同时用8&#8226;6万吨炸弹攻打伊拉克，以伊拉克制造核武器为借口，再次入侵伊拉克，抓走萨达姆，赖在伊拉克不走；以”反恐”为借口，入侵阿富汗，以朝鲜制造核武器为借，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炸我大使馆，侵犯我领空，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它把联合国宪章践踏无余，视联合国如敝屣。这些事实能够说，现在“时代”变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世界太平了，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因此“以阶级斗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说什么“以时俱进”，究竟要把中国共产党引进到什么地方去，去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的全局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提出严格科学规定，从而揭露时代的本质。列宁对时代的划分提出了科学的论断：“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的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斯大林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斯大林全集》第六卷，62页）的科学论断的。毛主席在1966年特别指出：我们的“时代没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列宁开始的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性质有没有变，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说，“时代变了”，现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阶级合作”的时代了。斯大林说没有变，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逝世以后赫晓夫说时代变了，现在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了，因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总路线”。就是说；苏联己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全民党”了。当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核火箭武装到牙齿，称霸全球，到处挑起战争，到处侵略的时候，闭着眼睛说什么（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连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都不要，连小学生都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了，还要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呢？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赫鲁晓夫时指出：我们的时代没有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阶级分析出发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并且指出这个时代至少需要二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时邓小平也是中央主要领导之一，党的基本路线的讨论他是参加了的。但毛泽东逝世以后还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提出，时代变了，现在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己经没有斗争了，不存在战争危险了，因而世界上没有战争了，而是和平和稳定时期，我国和美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并且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以后就更不成问题了。在国内阶级己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因而“阶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要弃为抹布，要受到重重的批判了。江泽民进一步在实践上修改了党章，修改了宪法，共产党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先进生力的代表，因而资本家也可成为共产党员了。可见，中国修正主义者确实发展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理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歧途，故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切割为无数小段，企图用一个小段、一部分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来证明，所谓现在“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去“论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己经“过时”。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入歧途，新老修正主义者，千遍万遍地重复“现在世界形势变了”，我们经济比美国落后，要老老实实地跪在美国人脚下，稳定才能求生存，稳定求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不仅是“三和两全”而且要“三和一少。”和帝国主义要和、和修正主义要和、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少支援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我们不是很穷吗？穷就要讨好美国大资本家，多引进外资，少支援别人。
    一切剥削阶级口上都挂满了仁义道德，他们肚里装的却是追求最大的剥削量。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内部高价收买的走狗、工贼，他们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卖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假药。从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蒲列哈诺夫、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修正主义者念的都是一本经：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消灭私有制、全面建成公有制。一句话，否定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总是吞吞吐吐瞎说，臆造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工贼们一贯使用的手段。
历史是公正的，在两个“彻底否定”，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来，尽管有人提出一些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的“伟大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实践。但是，社会实践的结论是无情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火箭、炸弹、战争和屠杀回答我们，党内资产阶级总是以官场贪污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文化腐败，黄、赌、毒、黑社会横行，工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下岗工人日益增多，贫富差别迅速拉大，两极分化不可歇止，大量国有资产被洗窃出国外，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台独份子猖獗，作为回报。实践又从另一方面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比正确。
-------------------------------------------
实言		 2006/5/5 9:50:54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9楼
第四节  “猫论”是中国修正主义理论的总纲
 

过去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理论，其实不对。他有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措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推销他那种“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方针，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根据“猫”的需要而产生。这个“猫”当然是人格化的“猫”，是资本化的“猫”，与“猫”相对立的“老鼠”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化的“老鼠”，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者。“猫”要有用武之地，猫的活动场所，活动舞台就是市场经济。一些御用文人凭借“猫论”大做特做文章。直至把它抬高到“伟大的理论”的至圣地位。曾几何时，这种“猫论”身价百倍，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呼啸着、回荡着，把整个中国弄得昏天黑地。并且，成为指导那些权贵们思考一切问题、做一切工作、制订一切计划、对待一切事情的总方针。    
“猫”的利爪最终是要抓到“老鼠”。这个“老鼠”是“金老鼠”，就是人们梦呓以求的“财富”，就是“价值”。抓老鼠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是想方设法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不剥削那里有金钱，那里有财富。凭借市场经济大舞台大显身手，只要抓到“金钱”身价就能提高百倍、千万倍。因为这是人的生存、生活的真义，是人生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类生存都不能离开“它”，所以逮到它，就等于逮到了一切。而有了“金钱”，纵然是“鬼”，也得乖乖地给他“推磨”，由于金钱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为了给金钱开路，就不应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要批判平均主义，不应当缩小差距，而是要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道理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说过，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亏气短，怕露老底，又要做，因此提出“不要争论”，默默的“做”就是了。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既是对左派理论家的警告，也是对右派的起示，要明白“先做起来”，要懂得金钱的功能，金钱神奇的力量，有了钱什么都好办。沙士比亚早就描写过：“咦，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头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也呕吐，有了这些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猫”经过梳装打扮，就可头上添花就更迷人了。
其实，“不争论”，的陈词滥调。中国人民早就领教了，谁也不愿再听到这类谎言。但人们希望发财、国家需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发展的，慈喜太后、亨利二、东条英机、希特拉、老布什、小布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等那一个不求发展啊，又有哪个人不想富裕的，杨白老、赵光腚也是做梦都想发财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叫做“邓小平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找不到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发展总比背叛好听一些。要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环境，所以“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民主都是稳定的破坏因素。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大字报、大辩论，通通见鬼去。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不言而喻，只许左派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再争论，乱说乱动，就是妨碍社会稳定，就要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社会主义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早该受批判。为了硬道理，“压倒一切”，不叫阶级斗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一个“抓”字好听一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使受剥削者“明白”当你的肝脏被剥者吃掉时，你应当高兴，因为他看得起你，他喜欢你才剥削你，要告他心脏更有营养，虽然痛苦一些，但要顾全大局，多作贡献，不能反抗。不反抗就能做到“三个有利”这又是国际惯例，那一个国家、那一个统治者不讲“三个有利”呢？美国要“三个有利”、伊拉克也要“三个有利”，那一个国家不要三个有利。这也是小学生也懂得的常识。为了“发展”、为了“三个有利”被剥削者就要明智一些，不能反抗，不要批评。如要反抗，要挣扎。莫怪！早就有准备了，解放军己改为武警部队了，他的对外职能早己转变对内职能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伸着两个硬手是要打人的，”谁防碍发展，谁就应该挨打。当然，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好办！先富裕了的人富得流油了，就会卖刀买牛，到时就会立地成佛，反过来扶持后富的人，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乐章，多么响亮的口号。但是，人们雪亮的眼睛终于看清楚 “猫”的屁股上盖着修正主义的印章，也就纷纷摇头，哗然散去了。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的以“猫”为纲和“三个有利”、的“硬道理”，无疑是最权威的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向无敌。这个“神猫”一旦跳出笼子，生龙活虎，不论肥猫、瘦猫、大猫、小猫、白猫、黑猫，各显神通，开展大规模的抓老鼠活动。这样，在神州大地上，不管“长城内外”还是“大河上下”；不管“党政军领导”还是“普通百姓”；不管“军队”还是“地方”；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工厂”还是“学校”；不管“医院”还是“商场”......，自然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抓钱运动”。因为，只有“抓到钱”赚到“票子”，“发家致富”，才能赢得人们尊敬，成为“人上人”。于是，资本家“吃香”了；地主又“回乡”了；公务员“经商”了；老百姓心伤了。“老板”当上了时代的“宠儿”；“发财”变成了人们最主要、最常见的问候语。一批又一批善于诈骗和精心包装的“老板”，带着“企业家”、“老总”、“红顶商人”的桂冠粉墨登场，难怪有人戏称，中国正开展着一场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猫逮老鼠”运动。
     有了邓老板的“猫论”这个纲，又有“三个有利” 拉大差距、批平均主义，保资产阶级法权和“不争论”的依据以及“硬道理”的支持，“压倒一切”作保障，两个硬手齐抓共管的手段，还有什么不放心！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批又一批当权者，无不兴高采烈，雄纠纠，气昂昂，理直气壮地从事以逮老鼠活动。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从来没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要想个法子、出个点子、批个条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全都上来了。正如列宁早就描写过的那样，他们说：资本家“己经捞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了。”（《列宁全集》34卷，第242页）大官也罢，小官也罢，老板也罢，医生也罢，教师也罢，流氓罢，痞子也罢，男人也罢，女人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求金钱、就是抓“票子”。只要是“私利”，什么手段不必计较，“越狡诈、奸滑越好”。“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是通例。贪得越多功劳越大，官越大越保险，“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菅它寸草不生。”（《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9页）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古今中外共同的信条，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也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的重要环节。由此，全党全民抓“老鼠”、摸“石头”，今日不捞，更待何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象洪水猛兽一般全方位的泛滥开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肉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贪污；腐败；权、钱、色交易；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制假售假；黄、赌、毒沉渣泛起；封建迷信盛行；艾滋病蔓延；车匪路霸层出不穷；盗贼抢劫屡见不鲜，真正是繁淫娼盛；世风日下，犯罪日升，人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刚上任的“官”说：“不捞白不捞”；即将离任的“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上了台就赶快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公务员可以出卖灵魂，买官、卖官、买党票、卖党票，假教授满街走；老师为了“增收”可以“乱收费”；医生为了“红包”可以谋财害命；女人为了“票子”可以出卖肉体；“公安”为了“奖金”可以刑讯逼供，可以纵容犯罪；商人为了“利润”可以制假售假；流浪者为了钱可以杀人越货、偷、蒙、拐、骗，“红顶商人”为了中饱私囊可以变着法子“化公为私”，财会人员可以做假账，把国有资产落入个人腰包......。
      既然“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了“真经”。那么，“不管‘好人'、‘坏人'，抓到‘票子'就是能人”，只要抓到票子什么手段都是“合法”的，有了钱非法的也可变为合法，抓不到钱，合法也是非法！既然有了“不管‘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先搞起来再说”，这面黑旗，也就“不管‘公有'还是‘私有'，只要抓到手里就归我所有。于是，搞股份制把国有转向集体，造个假账由集体所有转化为私有，最后，卷款向国外流。因为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就，都成了“私有化发展经济”的最好教材。这样，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纷纷出国取“洋经”，回国孜孜追求和资本主义“接轨”，也成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道路”。由此，经“精英”们制订出的一系列“化公为私”的“转轨”方案、政策；一系列全面西化的“接轨”制度、法规畅通无阻，指导着“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致于共产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只不过在嘴上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做做“秀”而巳；致于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特殊国情，数亿万人下岗工人、失业大军、赤贫的农民要耐心等待，“不要有仇富心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好事，先富的人会回头扶持后富的。
 由于邓小平一伙及其推行的路线就是腐败的根源，这样的”反腐败”便必然是”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也不断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反腐败”成了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掩护和障眼法。就在这”反腐败”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了不归之路。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和审计局也公布过一些数字，有多少在这场“运动”中被提拔重用的“精英”、“能人”、老总、小总和各级政府官员们，被揭露落马，但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天线不长或者踩错了油门，撞上了邓老板或江老板的脚才会跌跤。    
现在在我们面前清楚地展现出以“猫论为纲”，以“不争论”为舆论工具，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幌子，“稳定压倒一切”为大捧，以“两手抓一，都要两手硬”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和“以先富扶后富”的麻醉剂。是一整套引导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自始至终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也没有阶级斗的字样，也看不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让人感觉到他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又确确实实从头到脚充满着十分浓烈的阶级压迫火药味！
人们终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全国解放以来凡是邓小平亲自过问的、动了脑筋抓过的领域和行业，都是发生破坏最大的，重视的早，破坏的早，重视的多，破坏的多。反右是这样，农业是这样，科技也是这样，教育是这样地，他的改革开放落实到哪里，资本主义就从哪里发展起来。实践的检验已经千万次证明了，修正主义的毒水流到那里，禾苗就死到那里！
-------------------------------------------
实言		 2006/5/5 9:53:20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0楼
第三章  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第一节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理论与实践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直到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要批判的，但借用批判“两个凡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则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样是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凡是”不仅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也是毛泽东历来所反对的，把它倒扣在毛泽东头上，借此攻击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乘机提出“彻底否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否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的改造，彻底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彻底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否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运动反修大论战”，“彻底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霸斗争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阉割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被彻底砍掉之后，却在空喊什么“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技俩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段。
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而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那样，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历史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从1981年到现在20多年来，历史发展充分证明，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中、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是中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保证！任何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都将受到良心的责备和历史的惩罚。
在西方统治者需要两类人物，一类是印度的甘地，另一类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之流。甘地跪着造反，不要民族尊严，用乞讨的方式让印度半岛独立，他的“不抵抗”主义，虽然使印度独立了，但也让印度分裂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而且使印度成为了一个封建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只在特权阶层内部体现，既没有损害西方的利益，也保住了西方的体面，印度至今是英联邦的成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出卖灵魂，从共产党内部蛀空共产党，他的“改革”、“新思维”，按照美国的要求去裁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倒，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把好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推倒，把敢于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分裂得支离破碎，其主体国家俄罗斯跌落三流国家，心甘情愿地做美国人的家犬，免除了西方的心腹大患，使美国人骄横一世，称霸世界。中国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丢得一干二净，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引向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提供了条件。对于这样两类人物，美国人眼里都是好人，是英雄。甘地得到了“圣雄”的称号，赫鲁晓夫成了美帝的宠物、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诺贝尔奖，美国大财团中国修正主义者立传！
唯有毛泽东是一个永不屈服的反帝、反修的斗士，是帝、修、反的死对头。1949年推倒的三座大山，其中头一座就是帝国主义，但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除了领导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外，还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特别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较量过，同帝国主义硬碰硬，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9年以前，和蒋介石打了28年仗，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大三战役，这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史上的史诗。全国解放以后又正面和帝国主义真正较量，打了五大决战，就是朝鲜战争、抗法援越、中印边境自卫战、抗美援越和中苏边境自卫战，五次大战。这五大决战都是同共和国和民族的命运、荣辱、盛衰息息相关的。28年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三大决战打垮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800万军队。使新中国成为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外五大打败了西方战功赫赫的名将，如法国的名将纳瓦尔将军和美国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将军，一个个都成为毛泽东手下败将，不仅损兵折将，还丢了官，颜面扫地。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打遍天下全无敌。想当年，西方帝国主义靠炮舰征服东方，现在也要用炮舰把它赶出去。这就是东方民族面对的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就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解放后五次对外作战比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三大战役更加伟大，更加艰难，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晚年领导的最后两次大决战，因为对手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以尤为艰苦卓绝，但却完全打出了毛泽东作为一名反帝战士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打出了毛泽东扶弱锄强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这种特有的威武不屈的革命胆略，同美苏两霸在印支半岛和中国北疆进行的斗争，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高高地举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大旗。
   在帝、修、反的代表人物看来，毛泽东是最难对付的，因为新中国虽然不很强大，但毛泽东是又尖又利的硬骨头，横放在他们的喉管里，让他们想吞又吞不下去，想吐又吐不出来，最后还得掉几滴眼泪来，不给他们一点面子，丢尽了霸权主义者的面子，既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又使中国走向富强，一个新中国高高地矗立在世界东方。凡是妨害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宗法、官僚买办、腐朽的程朱儒家理论，都几乎被他消灭殆尽。他的理论成了世界受压迫受奴役人民的指路明灯。大长中国人长志气，毫不客气地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威风，长江上炮轰大英帝国舰队，朝鲜战场上以劣胜强，打败了号称世界上头号强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毛泽东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了反修大论战，用笔杆子把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批得体无完肤，弄得他内外交困，颜面扫地。又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胆略顶住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妄图控制中国的野心。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连一根天线也不要修正主义支援的情况下发展“两弹一星”、并且开展中印反击战、抗美援越等等。毛泽东成为世界巨人，他说话响彻云霄，连美帝国主义也不敢不听，越战时期，毛主席对美国说：“你们的陆军不能越过17度线”，美国不敢不听，自始至终不敢跨越17度线半步。 
   外国元首到北京为能见到毛泽东感到荣耀，心情却特别激动，尼克松、田中角容及当时法国总统在回忆录中都绘声绘色，心情激动。和现在一些领导者以能见到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话感到荣耀，把子女送到美国去享受资本家的生活为满足，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尔&#8226;特里尔说，如果毛泽东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还不如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的生活。在中国革命中，毛主席家里牺牲了6个直系亲属，他的爱子毛岸英苏联留学回国后，还有意不安排工作，先后送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劳动锻炼，最后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在朝鲜。毛泽东去世后，什么物质财产都没有留给后代。有人说他把儿子送去朝鲜是要把他培养成为他的接班人。这是废话，是别有用心。难道说你们就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废品吗？至于送到战场上去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毛泽东是打过仗的，比谁都清楚，毛岸英同志牺牲后，有人责怪毛泽东不该把毛岸英送去朝鲜，毛主席说：“我主张抗美援朝，我不把儿子送去，谁送去！”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害怕毛主席，原因就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精神，他让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聚集成不可摧毁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败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官商士绅结合形成特权腐败阶层，攫取了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让大量的贫民流离失所，从而引起了革命所造成的。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端掉了老的官商士绅阶层及其价值观，让中国走向了平民社会。
    中国修正主义者只能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倾向，别有用心的人大搞虚无主义，兴高采烈地呼喊“两个都不要维护和遵循”的修正主义口号。提出的一系列“彻底否定”的谬论，他们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汇合成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共、反华、反革命的潮流。中国修正主义者明白地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事，不必具体描述它，只应抓当前建设致富。在所谓“解放思想，淡化意识型态”的反革命呼喊，淡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拿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削减、甚至取消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刊杂志被砍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但修正主义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口头上不能不叫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从不忘记加上一个限制词“主要是学当代的，大本本不要去读。”谁是当代的，谁的著作叫大本本？！党的干部都只能读一些只言片语的小文章，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怎么提高，党的事业怎样发展？不仅如此，甚至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成为空洞无物的装饰，换上一些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口号。人民要问，邓小平理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没有说清楚，谁也没有说清楚过。也许就是那个“猫论”吧！至于“三个代表”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自己代表什么，是帝、修、反，还是封、资、修？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说是代表“先进文化”，他自已就代表了最落后，最反动的文化，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的十项“先进”文化；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他和美国总统一个腔调；说是代表人民群众，他们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搞特殊化，批判平均主义；反对缩小三大差别，提倡拉大差距，千百万人民群众上访无门，千千万万打工仔无住处、无卫生设备、无安全保障、无人权保障、更无人格保障，两亿工人彻底成了资本的奴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开创大庆的老人，给几个钱买断，他们的疾病养老无保障，他的子孙就业受教育更无保障；十亿农民啃土为生，医疗、教育、养老、残疾等均无法解决，有一位老经济学家在南京朝天宫，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个叹息说“媳妇下岗了，上了前线，另一个也摇头说，女儿也下岗了，也上了前线。”大惑不解，问什么叫上前线？原来去卖淫。大吃一惊，顿时心跳不己，无论如何意料不到，怜惜万分，欲哭无泪。城市是这样，哪个普通农民又怎么可能有五千元供孩子上中学，有两三万元供子孙上大学？社会的另一面，大老板锦衣玉食、高车驷马，住着花园别墅，养着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二奶和外室，另有不挂名的妓女和初夜权作补充，按照特权阶层的意志，修改宪法、修改党章、修改婚姻法。国家的资产与资源，一天天地私有化，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去当资本家、搞剥削。请问：到底是为哪类人民服务？与此相呼应，党内外毫无根据的中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于一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灵魂，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迅速严重地泛滥开来。贪污、腐败首先从党内，党的领导机关发展起来并像癌细胞那样从上到下迅猛向全社会扩散，直接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事件，黄、赌、毒、黑社会像瘟疫一样繁殖起来，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下岗失业者同时再生出来，赤贫农户空前扩大，在台湾省台独份子气焰十分嚣张，台湾的反动派公然叫喊“一边一国论”，社会动荡不安；在国际上，美国政府赤膊上阵，导演反华大合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领空受侵犯，中国飞机被撞，向台湾出售大批军用物资和战略武器，支持达赖分裂我国，党内修正主义者却软弱无能，反而害怕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甚至主动表示和美国搞什么这个“联合”，那个“联合。”不知羞耻地喧称自己是侵略者的“战略伙伴”等等。这一切究其根源，不能不承认是一系列“彻底否定”，制造信仰危机，削弱甚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彻底否定”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并且全面放弃国际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党内外、国内外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证明了党内外、国内外人民大众的疑虑与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权力和舆论导向把准确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不成文的限制，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它不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的有力证明，国内外一次又一次自发地兴起毛泽东热，有力地宣告“彻底否定论”观点的破产，而且也向我们表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是不容贬斥的。现在官僚阶级又出现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价值观已经形成，平民社会的基础也已形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绝不会成功的。历史车轮是倒退不了的，总有一天那些民族稗类会被扫进历史的拉圾堆里去的。 历史的发展再三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节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贡献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而且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１９３６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并且这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与国内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修正主义日益猖獗，他们内外勾结起来形成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和捍卫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人民继十月革命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胜利，继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对列宁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提出的上述几个重大历史任务都有正确的论述。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真正形成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上解决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问题，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马列主义的大旗，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她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不少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孙中山，蒋介石，以及他们之前的各路军阀包括这些军阀之前的袁世凯。他们没有能力和智慧将中国带出衰败的困境。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最高领导岗位上的。曾经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担当最高领导。但是经过筛选，历史最终把引导中国人民走出苦海责任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与伦比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

   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我们当然应当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要讲清楚产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指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内容，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的时代。二是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无产阶级革命本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当然是国际性的。三是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志气；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自从党的七大正式提出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历史的发展，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不断地加以科学概括，经过半个多世纪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中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这个定义和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而从“七大”起一直到５０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则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这一次国际反修大论战，比起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大论战规模要大得多、理论和实践上要深刻得多、任务艰巨得多。因为，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有十二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缔造的，并在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领导下作为国际共运的旗手的大党。而苏共领导集团变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自然消失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他根据苏联和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修的新的斗争条件下，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制定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６０年代提出，“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科学的概括，也是提出“第三个里程碑”的依据。
  问题是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征没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不见了，作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帝、反修的革命的旗帜不见了。因此，这个定义比前面概括的定义不是前进了，而是大大的后退了，不是更科学了，而是更缩水了。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己经不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再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了。从此公开向“三和两全”，“三和一少”的路线倒退。应当指出：这个决议本身是在文化大革命流产以后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个怪胎，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既要坚持自己的错误，又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思想；既不甘心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又不敢公开砍旗；因而显得理亏气短。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愤愤不平；对中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又恐惧不安。因而采取了一种砍旗的动机和护旗的姿态，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保留外壳和内部蛀空，心中不平不满，外表则上小心翼翼，畏首畏尾，模棱两可，羞羞答答，战战竞竞,十分矛盾的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首先， 这个定义模糊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发展了。列宁是在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条件下，搞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首先打开了缺口，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毛泽东是在列宁的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领导下全世界有十三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被帝国主义国家称之为“铁幕”的大好形势下，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复杂环境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引领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阵线的苏联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并且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不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32页）同样，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不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而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取得的胜利，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对全世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反修大论战的光辉文献，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所阐发的原则，都不仅仅对于中国才有意义，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个定义也模糊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既然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四条路线”：（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一条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正确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题目，的一整套理论全被否定了。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只是一句像“啊尔陀佛”一样空洞的、毫无实际内容的教义。这个定义不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被抽去了。尽管空喊一万遍“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个定义还特别加了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实际是多余的装饰，既然毛泽东思想的实际内容被否定了，还有什么“结晶”。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定义的本意是想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人的共同创造的，但这一层意思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贡献相比拟的，提出这一点，并没有抬高谁与贬低谁的意思，而是历史的事实与结论。恩格斯在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在定义列宁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加进去这样一些思想和内容，因为这本来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第三，这个定义切断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也没有说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是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讲详细一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谈到毛泽东时代的划分问题。列宁在区分时代的标志时指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毛泽东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１９６４年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是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四，这个定义也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因为，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为前提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第三次反修大论战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被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自然就不存在了。
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覆灭的教训以及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侵略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要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国结第二世界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彻底否定”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无论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科学的和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理论，尚且采取扬弃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表现，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融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却来一个彻底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岂不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事实上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下的定义本身就否定了自己。既然毛泽东思想被彻底否定了。那么，在那里所强调的所谓“集体”，岂不是一大批蠢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智慧”也只是被他们自己不断否定的“水货”，谈不上什么“结晶”，这就打了自己的嘴巴！它不仅给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抹黑，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民脸上抹黑，甚至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脸上抹黑。
-------------------------------------------
实言		 2006/5/5 9:59:4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1楼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
                         产生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正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充分暴露，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及其新的矛盾的充分暴露，对俄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及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列宁于二十世纪初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一样，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也是应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旦出现就以全新的战斗姿态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
　　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和十月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二战后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都相继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必然要引起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时代的局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都只作过原则的预见，没有具体的论述、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着那些矛盾？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其发展规律是什么？其主要革命斗争对象斗争任务是什么？同以往的革命相比，在战略策略上，斗争方法斗争特点有些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问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正确指导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将革命推向新的胜利。
　　苏联早在1936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最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本来是应该在革命实践中提出和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但是，由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新情况新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理论上还来不及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便逝世了。这正是他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篡夺苏共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将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葬送的历史原因。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内部发生分裂，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已经无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却刚刚起步，国内呈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在国际上顶住了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国际共运的中心由苏联转移到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他又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以短短三年的时间，创造性地胜利完成了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具有古今中外伟人中少见的极其渊博的知识、又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长期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极其谙熟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始终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国际共运动中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论战，领导全世界被剥削人民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面对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高瞻远瞩，善于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发现分析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就使毛泽东具备了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一切条件。
　　我们党1956年召开的“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新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状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毛泽东认为“还要再斟酌”，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一再强调“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没有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是我们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人们永远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37页）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一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发展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当它的内在固有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党的八大召开时，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刚刚基本完成，究竟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尚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1957年的五、六月间，资产阶级右派，在匈牙利事件和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影响下，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它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暴露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联系国际上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国际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高潮，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随着我国和国际共产运动实践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断发生，随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大论战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进行了许多概括和论述，从各个方面深入揭示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内涵，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集中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等。
　　毛泽东这一系列教导，使我们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认清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从经济上消灭了原有的阶级对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甘失败，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等的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诸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主要矛盾，紧紧地把握处理好这一主要矛盾，才能解决好其他所有的矛盾，从而保证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一问题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变质瓦解，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革命已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3）这一矛盾斗争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政治势力的大搏斗，两种政治思想、世界观价值观的斗争。表现在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表现在气候适合时，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海外反动势力，策动暴乱和反革命政变，颠覆社会主义制度；（4）这一矛盾斗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经受住和平演变的考验，避免出修正主义。如果出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识别并起来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因此，这一矛盾斗争的重点在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这一矛盾斗争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都能畅所欲言，真正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始终坚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严肃党的纪律，经常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有效措施和各种形式，加强全体党员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对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的监督。（6）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宣传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发扬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我党和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如何遵循客观规律继续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毛泽东从分析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便创立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未曾系统解决而为当今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普遍遇到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它同列宁在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新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伟大理论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没有列宁上述理论的提出，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那么，没有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决，无产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无法冲过敌人设置的新的关隘，就会被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变修、解体、颠覆，无可置疑地指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列主义，它大大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五节、两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观

　　有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修正主义者的提法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和“八大”的提法是一致。另一种提法是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观点却是相背离的。究竟那一种是正确呢？这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关系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是必须弄清楚的。
　　列宁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列宁全集》38卷，409页）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共性中发现特殊性，并且必须捉矛盾的特殊，这是区别事物的根据。如果不弄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该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规律。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同认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一样，也必须捉住它的内在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凭某个“权威”，说了算。
　　如果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仅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历时期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都是存在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解决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间的界限，因而是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规律的。因为这一矛盾反映的问题，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即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不断改进提高技术，以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当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形态都普遍存在的共同性的矛盾，它反映不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在的不同的特殊本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不是构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当然也不能构成我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历史上和当今所有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永远需要发展生产，永远都有不同的需求，因而，都永远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和一个发展规律。由此看来，需要和生产的矛盾，尽管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矛盾，也是我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证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十分重视解决的矛盾。但是，它绝对不是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前进动力的主要矛盾，而是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和永恒的课题。
　　那么，根据什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只能从界定该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在阶级社会里，只能从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去寻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构成该社会形态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的本质，人们才能从中发现该社会形态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也只能从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上的矛盾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及其斗争，才是构成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历史上各阶级社会，也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往历史的阶级社会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而无产阶级并不是以掌握政权为目标，而在于运用手中的政权去消灭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和消灭无产阶级政权本身。所以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它既不是独立完整的阶级社会，也不是独立完整的无阶级社会，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既在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和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又保留有许多资产阶级权利和旧社会的东西，这一点又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它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的任务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等一切领域里又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协调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和作为社会生产力最重要因素的人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逐步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以便为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培育高尚文明的精神条件。列宁说：“被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根据上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点和其任务，寻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直接从未来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更不能撇开现阶段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单纯从发展生产力方面去寻找，而是要从人们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动态观念中和对于保卫这一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生活中，以及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领域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的矛盾对立中去寻找。因为只有这种人们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思想领域里继续革命的政治态度上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既和以往的社会有同一性，又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标志着在生产方式中已经基本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来自旧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对待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对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要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态度上，都还存在有原来的阶级烙印，不可能很快消失。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私有制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私有观念，作为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集体主义思想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还占很大优势，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也将经常地极大地冲击影响腐蚀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及其后代，从而使一些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拥护者，甚至堕落成为腐化变质分子、帝国主义的奴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得不长期保留着的三大差别、按劳分配（其实只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商品、货币制度等资产阶级权利，还会使社会上孳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广泛存在和影响，资产阶级权力的存在，必然要经常影响腐蚀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失去或放松党内斗争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就会使共产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孳生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共产党内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对此不清醒、不警觉、不斗争，就会使党逐渐走向反面，马列主义的党会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制度会由党内演变成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时机成熟时公开易旗，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国内修正主义分子、官僚特权阶层、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以及各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海外反动势力，内外结合，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合力，平时进行隐蔽活动，一遇气候适宜，就会公开兴风作浪，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一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从以上情况可以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生产方式上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对抗，但是还存在着极其广泛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人们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还存在着拥护和反对、坚决保卫和妄图推翻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因而它必然还要长期存在着极其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它绝不是只在一定范围内，而是普遍存在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这一斗争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要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势力搞复辟的图谋。要求防止和战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走资派，伙同帝国主义、海外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要求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提高广大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的党对于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头脑不清醒，解决不好，一出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分析认识我国新的最重要的国情后，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据。
　　修正主义者否定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脱离了我国的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左”错误。可是通过上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实情况的具体分析，和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来，苏联、东欧崩溃和我国发展历史趋势，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恰恰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在认识上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仍然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产生这一严重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因而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右倾错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已几乎失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制造了“八九”政治事件，“法轮功”其目的正在于推翻共产党和共和国；直到今天，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仍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的公开在报刊上宣传“共产主义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是“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根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他们那一套左的祸国殃民的‘信念’”，因而要“消解”即消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叫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产权问题”，即“改革私有制关系和调整私有制结构”；应允许“私营经济等非共有制经济‘喧宾夺主’”，“民营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并且提出“社会领导层”只能由“有产阶级”中“最有能力弥合社会基本冲突的”阶层担任，“把建设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自己的任务，明白无误地把主权性质的这个秘密告诉民众，同时也告诉自己，这意味着在实际上对多数人的专政。”他们甚至连近代史上林则徐、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都一一加以否定，公开宣传“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但是“不躲避下流。”伴随这些舆论而来的，我国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现实的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建国初期的新的资产阶级，重新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根本利益的激烈对抗，重新造就了城市无产阶级、失业大军和赤贫农民。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腐败久治无效，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的各种腐朽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如洪水一样泛滥成灾，世风每况愈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到处都充满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有些人看不清我国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可以说是属于认识问题，那么，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极左”，脱离中国国情，那恐怕他不是闭眼不正视现实，就是患了反左病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暴露了一些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或者根本不正视现实，而且也暴露了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以后，代表新旧社会形态的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并在新制度巩固以前成为新社会形态存在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常常出现旧制度的暂时复辟，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较量，新的社会政治势力彻底战胜旧的社会政治势力，使新制度得到巩固，这一矛盾才会作为主要矛盾消失，新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中固有的主要矛盾，才开始显露出来，上升为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一部世界史记载着，不管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各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新旧社会政治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这一社会现象几乎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更替时普遍的规律，我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宣布共和国成立后，到1660年仅十一年就被封建王朝查理二世推翻了。从此出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将近三十年的复辟时期。经1688年政变，又恢复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统治。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曾经出现过两次封建王朝复辟和两次帝制复辟。其中波旁王朝复辟长达十六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统治。
　　历史上的新旧社会形态更替，都是属于阶级社会形态的更替，仅仅是剥削方式的更换，并不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新旧两种社会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尚且如此激烈，而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并彻底消灭产生阶级的社会条件的最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的顽强反抗，也会引起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因此，这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必然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激烈得多。这是可想而知的。一些人硬是把这一矛盾和斗争估计得那样简单，那样轻松和天真浪漫，以为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从此泰然无事，放心地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了，这只能是幻想，硬是把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论断看得那样肤浅，以为冠以“极左”的帽子，一句话就可以轻率地否定，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具有根本对抗性质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斗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斗倒无产阶级，最终不是为资本主义唱挽歌，就是为社会主义唱挽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正是对这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概括，任何人企图否定它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东欧解体就是这样。前车已覆，后车可鉴。
    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广义的概念，它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经济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当今美帝企图独霸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要争取尽快赶上和超过美国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威胁，没有经济危机困扰，正是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不断的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能合理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长久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道路。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为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坚决清除来自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潮的腐蚀、严禁“五风”，防止盲目冒进、贪大、贪多、贪快、防止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极“左”倾向再度发生，我国就完全可以继续实现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稳妥地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这已是我国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因此，当今我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就是珍惜和巩固发展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现实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首先要重视认真抓好阶级斗争，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防止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复辟。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事实上根据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掩盖了我国在现实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企图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物质刺激驱动来发展生产力，因而认为，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极左”；认为我国生产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条件；胡说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既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并根据这一理论，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企业为骨干，代替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共有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是，在这条道路下，社会向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贫穷，再造了亿万富翁和城市无产阶级和失业大军，再造赤贫的农民，官员腐败、官商纠结、道德败坏、黑社会猖獗、黄、赌、毒泛滥，根本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问题的。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原来58年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现在跑了50多年，才发现“不合格”、“超前”了，是“极左”，断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再“初”几十年，上百年，还要遥遥无期地“初”下去，老老实实地回头再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再造一个资产阶级、一个亿万富翁、再造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一个失业大军、再造成一个赤贫的农民，只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才能再来一次夺取政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现在还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发展生产力的“补课。”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连新民主主义也不巩固了，还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按照这种观点，我国只能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流血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拿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当儿戏，拿全国人民的命运开玩笑的修正主义观点。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于在苏联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十分慎重的。他考虑到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当时苏联具体国情的五条原则，其中指出对于中小个体生产者要逐渐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中，即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指出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要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这样，列宁把当时苏联那样的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斯大林遵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苏联式的被人们称之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模式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后来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基本上遵照列宁的原则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很难划分初级阶段、中阶段、高级阶段或别的什么阶段的，因而是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的人民公社化也是指在逐渐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年苏联合作化时期差不多，并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的。并不存在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存在 “极左”超前的问题。中国修正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苏联和我国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原则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由此而得出的我国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根据了。
-------------------------------------------
实言		 2006/5/5 10:03:20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2楼
第四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第一节  是否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识别
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序言）中又写到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己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己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三点论述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划清了马克思学说同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学说虽然有时承认阶级斗争，但它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创立的，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18世纪后期，还是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欧洲的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变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因此，当时的一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基佐和米涅，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键。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线索。马克思还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去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来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85页）可见，阶级斗争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总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仍然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最后决战阶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地地道的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有的不和资产阶级分享的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后，才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被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矛盾双方的地位转化了。即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则由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但是“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革命专政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在这场斗争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防止像苏联东欧那样将革命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无产阶级在战略上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能因为已经取得政权，已经从所有制上基本消灭了阶级，而抛弃革命武器。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小资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怎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基本路线，系统地具体实际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本来就是为阶级斗争而诞生而存在的。她的唯一历史使命就是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她从诞生到消亡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武装打垮反革命的武装，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在变革所有制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搞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前两个革命时期剥削阶级都是明火执仗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十分明显，反革命势力随时受到威胁着革命者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时并不需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在思想上时时处处也都十分明确地在一切工作中时时考虑着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形式，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形式己经基本结束，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己经消灭，阶级阵线模糊了，但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影响还存在，党内的民主派在国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力，贪图享乐，不想继续革命，随时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道扬镳，去过舒适资产阶级生活。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还是长期限的、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全党时时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嗅觉，继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处理一切社会重大问题和一切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这对于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唯有这个武器再没有别的什么其他武器可以确保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搞好各项工作，最终胜利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以在当前，区别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承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搞不搞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在于承认不承认现实还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继续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问“姓无、姓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要时刻警惕和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绝大多数，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反击。要不忘在各个领域里经常批判资产阶级，进行“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控制掌握好全部舆论阵地，使之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要不断深入开展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在各项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抓革命上促生产，贯彻“鞍钢宪法”，办好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改革、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加快发展生产力，尽快实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切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员之间相互监督，特别是加强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经常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开展整风运动，随时发现清除党和政府、军队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法制，严厉打击各种阶级敌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违反社会治安的活动。显然，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后，经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总纲突然断了，不仅不能继续，而且要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者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常搞政治运动，叫人不得安宁。”的确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来说一天也不会安宁的。难道现在再造的千百万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赤贫农户，他们衣食无靠，生活无着就“安宁”吗？如果共产党员自己生活安定了，失去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那种紧迫感，看不到剥削阶级并没有因为失去“天堂”而睡觉，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梦想复辟，那就糟透了。君不见，那些利用改革之机发了大财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利用“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利用党报呼喊“不要有仇富心理”吗？国有资产、人民的财富被侵吞了，还“不要有仇富心理”。岂不是要人民服服帖帖当奴隶，老爷们打了劳动人民的左脸，还要把右脸也送过去。这说明他们内心不安，害怕人民觉醒，起来造反，把他们打倒。
既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就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主要是打仗，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夺取政权。现在敌人失去了武装，也失去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旧社会思想残余还存在，还可以凭借政治思想领域里占有传统残余势力，不断向革命政权发动的进攻，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充分揭发和深入批判。同时，利用专政机关和舆论工具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教育提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只有不断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和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才能避免走向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道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生产力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持续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必然要导致因无法有效地击退资产阶级进攻而使革命最终失败。无论是前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就必须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站不住脚。同样，无论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和许多政治运动中都犯有严重的错误，都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人，这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必须严肃对待这些错误，绝对不能用“不可避免”几个字轻描淡写，掩盖过去。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敌人。这不能用抽象概念来代替，所谓“首恶”，怎样才叫“首恶”，必须明确，如法轮功的首恶者李洪志至今消遥法外，对一般的协从者，穷追不舍，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错误的。要“稳”就不能随意放权，生杀大权一定要由中央掌握，错杀几个、错划几个难免论一定要彻底批判。弄错了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人命关天，错捕、错杀一个也不行，作为父母官，整错了人，杀错了人，推客观，一句话“难免”、“平反”，马马虎虎对付过去，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一定要追究责任，严重的应当同罪处理。稳是为了“准”，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据确凿，绝对禁止迫、供、信；“狠”要以准为基础，弄准了，该杀的就杀，该判，绝不存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招遥撞骗，党伐学伐互相勾结，腐败盛行、黄、赌、毒、黑社会猖厥。直到今天，这股反动思潮仍然有恃无恐，更加猖狂，大有不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誓不罢休之势。所以厌烦搞政治运动的情绪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有些老同志过去革命有功劳，党和国家给他们较优厚的待遇，现在满足于养尊处优，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先烈，忘记了人民，不思革命了，疏远政治，甚至于同化了。如果中国一旦重演苏联东欧的悲剧，那时革命理想、前途，几千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年轻人大部分就没有很好地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读一读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深入思考当今中国、世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侵略罪行，就一定能够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搞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对这个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的同志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容易造成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好人，因而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官僚主义者凭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律，违反党的政策，扰乱党的阶级路线，破坏党的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行为。我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确曾发生过斗争对象扩大化，误伤了好人。这正是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的。对以一些基层干部来说，是对运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出现的问题，没有紧紧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甚至颠倒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把公务员理解为革命主力和专政工具，把人民群众当作专政对象，这就搞乱了敌我关系。它深刻地教育我们党认识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搞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以致党内矛盾往往混在一起，阵线不像过去那样清楚又可以互相转化不易辨别。再加上潜伏于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把水搅混，从中破坏，借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很容易造成误伤，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敌人的力量总是分散的孤立的。因此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应当以团结、教育和转变世界观为主，不能把专政、斗争，曲解为精神和肉体上消灭，生活上不给出路。所以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学会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新课题。但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要导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纲，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取代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团结，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恰恰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认清敌友我的关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没有很好地运用好行政的、教育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粗暴的手段去改变不同的世界观，去消灭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拉帮结派，制造冤假错案，人为地设定“阶级敌人”。这是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依据。只要我们党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一定能够学会在斗争中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的。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好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觉悟，从革命大局出发，从革命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是一定能克服错误的。而且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了这个规定，凡是一时被整错的同志，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就可以避免伤害好人，缩小打击面。事实证明，不应以受打击面的宽广来确定成绩，一定要以甄别冤假错案的准确性为依据，凡是犯官僚主义错误，偏听偏信，公报私仇，不负责任，主观片面，错整群众的，一律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过去那种背靠背“揭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阴谋家、野心家提供放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源，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应当面对面并允许被揭发人辩护，才是光明正大的。
　　有些人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更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一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党内在历史上曾经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造所有制为中心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不仅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相反，有利于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如果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经济建设一时取得一些成就也不可能持久，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失败。苏联东欧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确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和经济是属于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说什么几十年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好像是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搞经济建设，反过来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本来就是辩证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因此应当说，几十年始终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展开斗争，而不是围绕着以经济建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斗争。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建设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经济建设就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经济建设越快，无产阶级受的压迫和剥削越深；相反，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又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实力越强大，无产阶级政权就越巩固，人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生前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十分注重抓经济建设。他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最早提出我国要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核科学研究，他亲自抓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的制定，亲自总结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批示推广工业上的鞍钢宪法，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等等，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最重视抓经济建设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最早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邓小平要求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不要阶级斗争，或者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放到服从的位置上，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一贴解除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麻醉剂。　
有人说，“毛泽东生前虽然也抓经济建设，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占用的时间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抓阶级斗争是要占用一些时间的。其实，正由于抓阶级斗争解决了方向道路问题，维护了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又赢回了时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以短短十四年时间就爆炸了原子弹，以二十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才实现的，难道不是赢回了时间吗？反过来说，如果方向不明确，即使集中了全部时间，搞经济建设，最后还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占用了很多时间，花费很大精力抓改革。为保证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力批判各种抵触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推动生产，结果还是腐败漫延，黄、赌、毒、黑社会猖獗，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失业增加。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是要花费些时间解决推动力问题的，也就是解决怎样实行以经济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抓人的思想革命化，焕发人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人翁思想，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把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借口经济建设去压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在公务员中用物质刺激作为动力，激发人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择手段地一切向钱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这样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发展，再造一个资产阶级，再造亿万富翁、再造了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再造了一个失业大军，再造一个赤贫农民，再造了一个劳资对立，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也就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彻底阉割，从而也谈不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
实言		 2006/5/5 10:04:2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3楼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毛泽东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课题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二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并且把这一革命理论与实践作为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准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理论、他的思想，完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他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任何一个理论原则，也没有减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一个原则。他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就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2页）。列宁讲到:“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档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和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5页）。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页）可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继续和发展，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要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５６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和完善的，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唯物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是彻底的革命学说，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的科学体系，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彻底革命的理论，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树起来的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旗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己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一个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理论指南。
１９６７年对继续革命理论又概括为六条：
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打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上述六条，是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人们一百次庄严地宣布“彻底否定”之后，历史却是一百零一次证明这一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一系列“彻底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是正确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在全世界一浪高过一浪，这便是证明。毛泽东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样，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这两条路线分别从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两方面提出来的，他们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绝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两条路线既讲政治路线，又讲经济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又强调了经济建设的地位，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两点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阶级斗争为纲”，是在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政权不巩固或修正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重新轮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路线是正确。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路线和方针，都是错误的。 
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曾经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观点，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任意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错误认识，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廓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像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斗争范围不是将越来越扩大、而是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改造或同化树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因而，对立和对抗范围将越来越小。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的意义，即使是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也要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形象地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比喻为“分析中的综合”，强调通过教育使之同化，他说：要洗脸的政策，不要杀头的政策。人是可以教育的，牛可以教会耕田，马可以教会打仗，人为什么不能教好。他亲手抓典型，把末代皇帝和国民党战犯教育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不断从对立中寻求同一性，求大同存小异，使对立和对抗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中国修正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对人民群众极不负责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分不清人民内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关系，把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实际问题，上升为认识问题；把认识上的差距上升为思想问题；把思想上的差距上升政治问题，甚至层层加码，逐级上升，至自我设置的对立面以死地而后快！搞官僚主义，“以我为中心”，强迫命令，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待劳动群众，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中不同的认识，一律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甚至毫不负责任地、机械地、不加分析地、按比例划分敌我关系，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观念不彻底肃清，危害非常大。他们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或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或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像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苏联与东欧已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极大的历史性错误。
    修正主者歪曲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它解释为“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谁也无法说清楚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这样提出和解释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根据，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如果把林彪或别人提出的口号，栽赃给毛泽东，用“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毛泽东头上，实在太拙劣，太肤浅不过了。有人又提出的另一个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论点的出发点的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个论点，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我国党政机关也不存在贪污腐败，不存在两极分化。这里只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二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只要把眼睛轻轻闭上，放手让各级党、政领导腐败堕落，贪污盗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是多余的，可以被彻底驳倒。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可是，就在他们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和以后的平定“89风波”事件却是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岂不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也是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可以设想当时如不粉碎林彪集团，不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中国的局面将是怎么样？事实上，无论国内反革命动乱、贪污腐败成风，还是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否定不了的。
首先必须指出，讲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理论和实践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拿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起来，做到“有的放矢”，有些人拿了毛泽东思想这枝箭，“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毛泽东选集》第821页。例如：反右斗争，毛泽东估计全国知识份子有500万，右派数量很少，充其量不会超过1％，全国大约不到五万人左右。当然这也仅仅是阶级估量，不是定性分析。但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不问实际简单地要求全国各地，通通按人口指标的1%分配，结果全国搞出55万人，比毛泽东原来估计高出15倍之多。显然，在人的问题上采取如此粗糙的方法，是完全背离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陈伯达证实：“反右期间，北大有许多看大字报，当时，邓小平是反右办公室主任，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他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泽东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甚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泽东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陆定一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当然，毛泽东说过：“我是中央主席全国的错误直接的应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但具体负责的同志这把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像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同样是唯心的推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当然，如果这个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站得住脚的论据。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找不到出处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事实上，现在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己经证明，“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否则无法解释发生在苏联、东欧的突变和我国的大量贪污腐败和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关于上海《文汇报》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并不是由毛泽东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阶级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法轮功”的出现以及党内高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黄、赌、毒、黑社会猖獗，这难道是用紫袍黑衫掩盖得了的吗？这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且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和１９６０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则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对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针对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并且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之所在。所以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借故驳倒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说明这些人不学无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是党的同路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过程、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讲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残余、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可以停顿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应该结束了，从１９５６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不是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论点，还能是什么？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起先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后来又散布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革命，甚至连同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当然是必须彻底地禁止的。    
毛泽东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了任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正确与成功的路子，从根本上讲是我党、我们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并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选好接班人，在整个运动中被一些阴谋家和野心家所利用，并且又采取了大民主那样一种方法，完全割裂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由于群众是分阶级的，阶级是由党来领导的，失去党的领导与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方式，因而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与错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论，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失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像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因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彻底”，只是消极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利用，并且已经形成造成极大危害的组织路线、组织基础，并没有触动，相反更加巩固起来了。众所周知，在文革中林彪为巩固其阵地，组织上破坏了我党长期以来执行的正确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艰难地培养和建立起来的，久经考验和经过长期锻炼的干部队伍搞垮以后，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既没有经过革命的锻炼又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所谓头头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已经掌握实权的各级领导，换了一个面孔，同样打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路线，把敢干维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当作保守派、顽固派打下去。在组织上却保留和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今天官场腐败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腐败，是错误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指导思和事实上肯定或默认了由林彪集团的错误路线下吸收提拔起来的坏党员和坏干部的组织基础的必然结果。
   修正主义者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十几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后的十几年里，就在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军队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直至爆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那样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彻底破产！
    有些人口头上也承认，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阶级斗争又怎么凭空出现了呢？难道理世界上还有过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从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认识出发，所以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一切工作中尽量避免提有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甚至连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为羞答答装饰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动的东西，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提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带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就会把思想战线搞乱，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所以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这正是由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策动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上，也没有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一直宣扬的“产权论”和“价值论”“国退民进论”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又提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用这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矛盾来代替社会主义特殊阶段的特殊矛盾，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这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放在任何社会制度、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适用的，难道古往今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欧洲、非洲各国不也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吗？而且，不仅供不应求时存在，在供过于求时同样存在，现在我国不是也要求扩大内需吗？所以，这个观点只能认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不能认为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回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具有的那种特殊性质的主要矛盾。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过去，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做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他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的立论是没科学根据的。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改革开放目的应当是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不是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其实，生产和需求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不是什么“领导”、“权威”的“指示”为标准的。    
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没有阶级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阶级都是不存在的。无阶级的政治与无政治的阶级和无阶级、无政治的社会主义是一样荒谬的。这种错误的结论必然导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当然，毛泽东指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才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修正主义者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当然是非科学的，甚至是一派胡言！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危险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说，过去他们搞革命本来就是多余的，是无畏的。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其次，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在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经济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第三，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古巴，朝鲜却没有复辟了呢？第四，能不能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其实，经济没有搞上去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正如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不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１９５６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２０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从总体上讲，他仍然是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途径。他不断地强调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根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早在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在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中，曾七次讲到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真理。我们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在坚持和继承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探索并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把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应当是把毛泽东生前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仅是对我们党１９５６年以来进行改革探索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毛泽东１９５６年以来直至逝世期间所建树的理论与实践业绩的继承与发展。不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与方针，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根本上都是由毛泽东创立起来的，第一位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毛泽东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１９８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国内出现的亿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以及失业大军，亿万赤贫的农民。一方面，社会财富集中在逾来逾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贫困和愚昧扩散面逾来逾广。给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必须坚决给以纠正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而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也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应当在根本肯定的前提下纠正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根据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不仅把无产阶级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实言		 2006/5/5 10:06:40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4楼
第三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修论战



从1956年赫鲁晓夫上开始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了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所谓规模最大的反修大论战，不仅是涉及范围最广，全世界几十个党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论战；理论也是共运史上最深刻、论证也是最深分的。投入大论战的行列也是最庞大，任务也是最繁重的。共产主义从来就是国际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新历史条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问题，不能避开对苏共２０大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性质的评价。因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反修大论战中邓小平尽管当时也参加了这一场斗争，并且装扮成反修斗士。但毛泽东逝世以后，修正主义面目大暴露，竟然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面前检讨，把这场斗争重新定性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把这次大论战看成为国际共运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一次互相干扰别的政党的大内战，他们并不把赫鲁晓夫主义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而仅仅看成是彼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争斗，把反修大论战看作为干预兄弟党的内部事务，都犯了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已，甚至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当作“废话。”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是十分可恶的，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向狭隘民族主义的一次大倒退。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己经证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正因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此后又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这条路线，历经三十多年的逐步演变，终于使苏联党和国家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蜕变。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曾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实践证明，对赫鲁晓夫修主义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取消主义者，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正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谁还能够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及其所作所为不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只有修主义者和潜伏我们党内投机份子，才会继续说出这样的废话与瞎话来！
   当然，在修正主义的面目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发生识别不清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修正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要顺利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继续打着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否则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天也无法混下去。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就容易给我们的同志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那时的苏共并没有搞了修正主义，而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因而苏联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比中国更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这个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者，从而被看成是继承赫鲁晓夫改革路线的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认为我们批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讲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于我们党在一些文件、材料和出版物中几乎所有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上，这种观点和认识在毛泽东逝世后就迅速抬头了。他们把那场反修大论战，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干扰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争论。是一场本来“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这样，也就可以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制造分裂的帽子反扣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己的头上来。他们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当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按照这样一个观点分析，那么，不仅是毛泽东，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列宁、斯大林反对修主义的斗争都是错误的。邓小平甚至就我们党对陶里亚蒂“结构改革论”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向意共领导道歉，说什么“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思想、理论从来就是国际性的。过去无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用什么方式去禁止和扼杀革命理论，都无际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样风行全球。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反而把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干预别的党的内部事务的无原则的纠纷，而美帝国主义却不领这个情，他们照样用各种方式包括使用武力去干涉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内政。我国政府却跟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指挥捧转，今天辱骂本&#8226;拉登，明天指责伊拉克……。就是不讲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说明我们党已经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党了。从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否定派一方面,找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对外方针上进行重大调整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在停止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向我去曾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党进行自我批评，非常积极地恢复了“兄弟党”的关系。热情地欢迎“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来访，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叛徒们身上。郑重地宣布中苏两党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形势是绝对不会按照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而发展的。相反，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欧洲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什么东西了，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幻想和幼稚想法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发展打得粉碎了。他们批判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兄弟”和“同志”当成修正主义了，可是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主义者，却对齐奥赛斯库这样的老革命家格杀勿论。不久连苏联和东欧这些所谓的党也彻底覆灭了，两党的真正“结束了过去”，无法“恢复关系”，等待“开辟”的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如列宁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和看得远。他老人家是见微而知著，而中国修正正主义者甚至到事变完全展开后还看不出来。毛泽东早在苏共２０大召开之后不久，就提出：我看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苏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被丢掉了。１９７０年，我们党为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发表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社论中，甚至预见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斯拉夫帝国总有一天会搞到瓦解的地步。令人为之叹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幸被毛泽东言中了。
   如果说，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做出了不屈服于苏修压力，坚决地勇敢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党和国家不仅避免了沦为苏修卫星国的地位，保卫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的反修、防修教育，为我们今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经过邓小平20多年来的“改革”，毛泽东这把刀子大概也丢掉了，今天的中国离俄罗斯并不远，所谓“庆幸我国还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之说，只不过是一贴麻醉剂罢了。如果说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反修大论战的性质的话，那么，经过１９８９年以来国内国际上一系列事变后，恐怕再也没有人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就中苏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同赫鲁晓夫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了。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中，在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正像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样，毛泽东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必然会结出自己的理论之果。在大论战中，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思想，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而这一斗争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它完全是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指导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就会走上苏联那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是肯定还是否定当代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因为否定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就必然要否定赫鲁晓夫主义的修正主义与取消主义实质，同时还要否定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否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成我们的亲兄弟，就会弄到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地步，就会把革命阵线彻底搞乱。而且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正当我们把赫鲁晓夫事业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当作“同志”来欢迎，把苏联党作为“兄弟党”与之恢复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戈尔巴乔夫“同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都剥得精光，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违。事实上，苏联修正主义者还不愿把邓小平一伙当作他们的“同志”，而邓小平等一厢情愿地投靠苏修和人家称兄道弟，一颗炽热的心被浇了一瓢冰冷的雪水。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际玩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竟然还有人坚持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改革家，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马大哈，而是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是钻到中国共党的心脏来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大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真正的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不会放过这些丑类的！并且要像毛泽东当年对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样，坚决揭露他们，彻底批判他们，和他们斗争到底，以防止通过这些丑类的手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
-------------------------------------------
实言		 2006/5/5 10:07:47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5楼
第四节、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人们在深深地思索着：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之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人们的结论必然会是很不相同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怎么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怎么看，我们是用不着去讨论的。那么，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毛泽东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但中国修正主义者则断言，“苏联之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因为斯大林没有把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是经济落后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搞上去，则是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他们避而不谈苏联东欧国家产生修正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毫无根据地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最主要的原因归之于经济的落后上，归之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政策上。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所以不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垮了苏联，而是由斯大林搞垮了苏联，搞垮了社会主义。这样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建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这一伙败类手中搞得四分五裂、一塌糊涂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一直否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并崇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当着苏联东欧相继最终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不愿意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巨变与苏联东欧各国党变修的真实情况，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只是由于其改革的政策与策略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避而不谈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他们的辞典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说：毛泽东只是批判修正主义，事实上什么是修正主义连他本人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改革派”，仿佛世界上就只有“左”倾教条主义存在，根本没有修正主义这个东西！但是，这种理论说教就像“阿Ｑ主义”一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至多只能说服和安慰自己罢了，而要以其荒谬绝伦的理论力量来说服革命的党员干部、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说服革命的知识分子、说服理论战线的同志们，是十分困难的！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特别是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来观察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这些国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党内国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寻找代理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苏联东欧的演变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还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还可能死而复生，从这块土地上再产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了，在党和政府里不断孳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下，正日益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阶级力量。它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尖锐斗争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之所在，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苏联东欧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国外和国内比，国内是主要的；党外和党内比，党内是主要的；下层和上层比，上层是主要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使苏联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它说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同样重要的，说明防止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颠覆的斗争，与防止和粉碎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即防止党和国家自身变质的斗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一句话，它十分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它从一个反面证明了１９８９年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阶级实质，说明了在我国党和政府的机体内、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产生腐败作风以及一部分人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说明了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及其伟大意义。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反腐败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执政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并不存在着改变其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它却标志着党和政府里的一些官员正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完全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从苏联与东欧变修的血的教训中，从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中，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在不断产生的严酷的现实斗争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毛泽东生前特别强调把苏联变修与历史上剥削阶级革命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联系起来，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革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如果从发生在１６世纪中叶的尼德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经历了3００多年的尖锐斗争，才在世界上最终站住了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形式的政体，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但仍然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存在了１０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从此又出现了近３０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后于１６８８年在荷兰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荷兰军队的直接帮助下，才把期图亚特王朝推翻了，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才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政治统治。但是，被打垮的封建势力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之后一直到１７４５年的五十多年里，詹姆士二世、三世曾先后发动了四次武装暴乱，企图再度复辟，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英国还有王朝复辟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复辟势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进行反攻的力量，只好把斗争转向文字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进而打出了“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复辟调子，继续进行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295页）因此，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到１７４５年詹姆士三世的儿子发动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１０５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２００多年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还要更加激烈的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法国一国的范围，而以整个欧洲为舞台，成了以法国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另一方在国际范围里的大较量。先后七次同欧洲反法联盟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前后经历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间曾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三共和国成立，历经８０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尖锐的国内斗争以及长时期的国际间的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
    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７７５年独立战争到１８６５年南北战争结束，也经历了９０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彻底战胜了长期统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封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封建王冠，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最终被打掉，其间经历了多少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如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军伐混战，帝制和共和反复更替，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做皇帝梦。现在世界上还有少数国家仍然是帝王在那里统治着。可见人类战胜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个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曲折的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则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的伟大革命，因而必然要经历更加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轻易地宣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经济基础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样看问题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特别重视并深刻揭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规律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很重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十分强调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不仅要十分重视被打倒的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外部敌人直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革命政权本身的蜕化变质，十分警惕新生革命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并且认为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可能得而复失。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时，不但指出公社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进军，对被推翻的敌人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警惕不够，犯了错误，而且提出了怎样防止公社自身变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公社采取的两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策：一是普选制，二是对公社官员普遍实行低工资制。认为这是防止公社的官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重大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经验，他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经验，更加深刻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更加十分重视防止苏维埃政权自身变质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底，他在领导俄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之后，便立即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清党斗争。党的严重不纯的状况与党内现实的尖锐的斗争，使他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不把那些趁着革命高潮浪头混进党内来的各种危害分子、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认为这一斗争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白匪叛乱的斗争同样是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经过这次十分严肃的清党斗争，到１９２３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俄共党员人数从１９２１年的７３万人减少到３８万人，减少了４８％。党员人数虽然一时减少了，但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在质量上提高了，从而党更加坚强了。这是列宁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所领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对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斗争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在执政以前，要使党不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并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党就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辨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２３页）“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同上书第４３４页）第二国际的变质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坚决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他们自己就存在着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早期对拉萨尔派、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没有坚决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与方针，他们和机会主义头子讲团结，一味地向机会主义者迁就和让步，执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调和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同样没有执行恩格斯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指示，没有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组织上实行彻底决裂，这是第二国际左派在斗争中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党内斗争的发展，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败，党变不变质，就更直接是关系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是被推翻的国内资产阶级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主要通过武装叛乱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另一种则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即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权自身变质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这第二种较之第一种更为危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就是修正主义头子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修正主义这个阶梯而实现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复辟斗争必须和反修斗争一道进行下去，并且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党和国家的自身变质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党内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根本性胜利。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尤其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曲折性与长期性。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毛泽东正是从苏联变修的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上述伟大思想推向前进，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伟大科学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供了尖锐的思想理论武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航向。
    究竟到了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才可能最终解决了呢？才算彻底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这只有等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才可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彻底消除了。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对不能说这个话的。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十分强调一国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已经是一场国际范围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国际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并且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现时所取得的胜利还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而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由先进国家来完成。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这之前，当着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管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都不能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并且历史的发展证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就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长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７０多年后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它向我们更加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之后，如果有人仍然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他们简直就变成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或马大哈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些混入共产党队伍里来的修正主义分子！
    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事实与血的教训，不仅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作了历史性结论，同时也为发生在我们党内的历史性争论作了结论，它彻底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也是对我们党内有些同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斗争所采取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错误做法的有力批判。人们对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的理论，却轻率地来一个“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一个深刻而伟大的科学理论却被看作是一种很幼稚的主观主义的和十分浮浅的错误学说，进而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历史最终还是会还一个公道给人类，任何以轻薄的态度嘲弄时代巨人的人，“彻底否定”历史巨人学说的人，结果必然会落到被嘲弄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对毛泽东学说与革命斗争实践进行“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人们，最终会被人民所否定！
-------------------------------------------
实言		 2006/5/5 10:11:13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6楼
第五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
   


正确处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制定革命政策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一种提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变、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但又要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而定，这是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理论，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一种提法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是脱离一般的个别，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既没有确定的内涵的，又没有确定的形式；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依据，又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般形式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说到底这种社会主义既是和资本主义接轨的，符合资本主义惯例（即所谓国际惯例）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的，半资产阶级半封建的；也可以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脱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列宁说过：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莫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参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96页）事实上，任何企图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去谈论本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都是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列宁说：“对立面（个别和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的（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片面强调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有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命题的理论原则可以成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确定内容的、不可促摸的东西，世界上就必然会有多少国家、地区就会有多少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多元化理解，并且不仅会导致革命队伍中在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会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大混乱，这是有利于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所以，必须明确地肯定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提法；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回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上来，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议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这三个发展阶段斗争的最伟大的理论表现。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所以，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同样也是由毛泽东开创与奠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新的发展，并且这也就是这一伟大理论的核心。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可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他能完成的第一件大事，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步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马克思列宁都未能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因此，这种探索必然是艰难的、曲折的，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拓者。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发动并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创始人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中国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硬说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发端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不是由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而是发端于毛泽东逝世以后的１９７８年。由邓小平年提出来的。这就是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实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修正主义路线，它和在这之前，党和毛泽东提出的走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党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建树，也没有这样的实践。并且认为毛泽东逝世以后才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第一次是以党的七大开始，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作为党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第二次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他们自己就把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剔除出来，对立起来了。尽管他们也在标榜，这一理论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上升为党的新的伟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成为我们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的伟大精神支柱，但是，既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两个对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种提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无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联接起来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９月的一次谈话中还郑重地指出：“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这“过分夸张”绝不是一种谦词而已，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拿历史开玩笑。江泽民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竟然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不仅不能抬高邓小平，反而把邓小平弄到十分尴尬的地步，因为邓小平在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主席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无论在中国、在世界上只要多少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存在独立的意义。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也不要照搬书本上的条条，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解放思想，谈不上“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只能是空谈。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个发明权归于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受得起吗？因为，这个提法本身不是实事求是。
对中国革命历史阶段的划分，把1978年以后的革命叫做“第二次、第三次革命”，把1978年以前的革命叫做“第一次革命”，这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这恐怕是连提出命题的人自己也不敢承认。既然不是继续革命，那么这个“第二次、第三次革命”，是哪一个阶级推翻哪一个阶级的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是什么？据此又臆造出一个与“中国革命的上、中、下篇”与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中国革命的中篇”“邓小平理论”和“下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甚至所谓“以时俱进”也当作马克思主义宝典，进而上升为全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高扬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扬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高扬为我国民族振兴的新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才是真正的“凡是”了。这个“当代”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1919年1921年？还是1949年以来、1956年以来、还是1978年以来？或者是1992年以来？抑或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这绝不是由哪位想修正就随便修正得了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现在不过80多年，如果换一个领导人就算一代，滥用一句成语，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理论。那么从1921年到现在就有上10代了，到5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党章”就要成为成语大词典。    
从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于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市场经济这个用词。最早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是列宁，但列宁并不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追求是目标，而是作为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提出来的。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的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现在竟然把市场经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提出来，甚至于所谓“猫论”，“不争论姓资、姓社”、“三个代表”一类胡说八道，也宣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羞辱，是爬在马克思胡子上的一个跳蚤，面对这些所谓理论，马克思也许要再一次重申：“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1页） 
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走的应当是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原则的理论，才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正像马克思所讲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丢掉无产阶级的政权，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失去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灵魂。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就是否定马克主义普遍原理，高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空谈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必然要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的。所以，关于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理论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理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要承认本国的具体实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看不到本国的特殊性一切照搬照抄，书本知识和外国经验，就是教条主义。只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承认特殊性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容。
   毛泽东从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把握的，他从来就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在探索实践中有些人曾经偏离了理论，造成过严重的失误，但这个理论原则是正确的。而现今所做的理论概括本身就离开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实践上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原则的。因此，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普遍原理，带实用主义色彩的“猫论”“以时俱进”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于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不但难于科学地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更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和当前日益严重的官僚腐败以及混乱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绝对不是用“不要争论”所能掩盖过去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才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借拨乱反正的名义，把毛泽东本来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或否定；把探索中出现的某种偏差夸大为理论本质上的错误，把盲目的“实践”甚至把别人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当作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评头品足，这是近三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倒退了的根本原因。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总结，来一个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回顾历史，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斯大林授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1948年我们党内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文革期间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口号，毛主席批评：“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eaghr,就是教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174页）毛泽东逝世后。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什么独立的别的理论和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理论”，说成是发端于毛泽东逝世以后。这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的伟大理论，是我国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科学表述。这个历史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作。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长剧的一段，不是两台戏，硬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历史从整篇党史中划分出来，认为是和过去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独立一段，也许是事实，不过得承认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和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早就由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据吴冷西同志回忆，１９５６年，毛泽东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时，曾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毛泽东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道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是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领导和指导下，按毛泽东的观点写出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的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相反，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才是真正照抄前苏联的一整套东西，把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斜路的。
有人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互相矛盾的，是根本办不到的，因而是错误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当然不是无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第一，是坚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设路线；第四，是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难道说现在被捧为金科玉律的，所谓既要讲效率、又要节省时间、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就不矛盾，就可以办到，被称为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就是正确的。正如列宁说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不是偏见的话，谁都可以分辩出二者之间，那一种更正确，更有气魄。当然，在贯彻执行总路线中，有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进而把“多快”理解为胡说八道理，信口开河的讲假话，搞“浮夸。”出现的“五风” （官僚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这不是总路线的本质属性，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总路线基本精神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不能和总路线混为一谈的。要正确贯彻执行总路线就必须坚决批判和纠正“五风。”不能“因噎而废食。”
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道路理论与实践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伟大旗手！中国修正主义者把苏联人民的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称为伟大的改革家、“亲爱的同志”，把戈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 抄袭下来作为我国改革的指导方针，一笔勾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伟大历史贡献，而用浓重的笔墨去涂抹毛泽东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这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过去搞教条主义，主张闭关锁国，固守陈规。只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才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有意歪曲历史。早在1949年8月，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就讲到“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我们怎么能够闭着眼睛说瞎话呢？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胜利斗争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还只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早在1963年毛泽东说过，“香港要到1997年才能收回来。”当时香港的主权为什么不收回？这是党和毛主席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后来，由于苏联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东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及时改变我国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早在１９７２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１３套合成氨项目，从７３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伟大口号，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完全是毛泽东探索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其实，从华国锋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就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７３亿美元，这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是沿着党中央早己确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了抬高某些人，把１９７８年利用外资被称之为“洋跃进”犯了严重错误，而后来大量引进外资却是“创造”，如此扭曲历史，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所以，不仅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不应当被抹杀掉，就是华国锋、胡耀帮、赴紫阳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当被抹杀。
   从前面的论述和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伟大理论”、什么“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理论。所谓“以时俱进”和国民党特务徐鹏飞对许云锋讲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如出一辙。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已被他们从根本上丢掉了。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而且搞了50年才发现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且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初级阶段还要搞二百年。这是百分百的形而上学，是复辟倒退的理论。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这在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生产力论” 、所谓“猫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形而上学取代革命的辩证法。还要特别指出，他那两个硬手是抓谁，打谁的，除了颠倒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越抓党的干部越腐败，越抓下岗工人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外，到现在为止他抓到了什么？说明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坚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一种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才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有什么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三个代表”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提法。是机会主义者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党和国家的阶级性，这一科学命题的假马克思主义。
   从党的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但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哲学著作，而且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连一篇读书心得也没有，有许多东西是信口开河，毫不负责任的言论。捧得像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一系列反修大论战的文章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的理论还要高，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修正主义者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党章里，不惜代价请美财团为他立传，这并不表明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也不会永垂不朽。相反，中国人民、全世界劳动人民将永远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员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易为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
-------------------------------------------
实言		 2006/5/5 10:13:28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7楼
第六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从前边十二个重要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影响久远的大思想家：一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毛泽东，他是中国社会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开创新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更是久远的。并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的大思想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同样是久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坚持用这一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一块理程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新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不朽的科学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学说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块理程碑。在列宁之后，毛泽东继斯大林之后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考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写出了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的科学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不仅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也是他第一个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宇宙观非常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与理论，从而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继列宁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块理程碑。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是继列宁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领导人。这个第三个里程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它深刻地反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三个发展阶段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由于阶级关系和革命阵营的关系，只能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总路线；到了列宁时期，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据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总路线；随着革命的深入，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三条总路线，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革命形势发展了，阶级阵线扩大了，革命对象更集中、更准确了，提法更具体了。而且只有毛泽东才具备代表这一时代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伟大代表。任何人都不能淹没或改变对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评价。如果我们是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试问在当代，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时代的革命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而且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还有哪一位革命领导人可以代替毛泽东的地位，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是在列宁之后，在过去没有过，在现在也没有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也不能随便树上一位来代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发生，人们常常把竖子打扮成英雄，把小英雄打扮成大英雄。这种恶作剧尽管可以喧闹一时，但它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承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曾经疯狂地蔑视和攻击斯大林同志并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不就是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吗？！而斯大林却仍然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十分断然地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尽力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会再三出现研究毛泽东热，这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在世界，将会长盛不衰地继续下去。不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西方“毛泽东学”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一生的论文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该书的序言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１／４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的平衡，在国内领导了９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转引自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１９９４年１月号第４４页）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蜕变，而中国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首先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就一团混乱，接连更换了几个头目之后，同样面临亿万群众包围之中，历史车轮终将缓漫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是不行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要经过反复试验，不断修改和补充才能成功的。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古不变的教条，或者无的放矢，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难于抗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且一步一步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一系例修正主义理论上和政治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把苏东变修归咎于斯大林理论上犯了错误，那是黑白颠倒，政治上的欺骗，不会有任何说服力。因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并不是按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前苏联的，相反他们完全背离了斯大林的理论去改造苏联。当然，苏联的变修和复辟可以说是因为斯大林同志没有选好接班人，马林戈夫过于软弱，在许多方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而未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十月革命的果实得而复失；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坚持用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以其巨大革命勇气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以苏联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顶住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逆流，从而保住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前进的红色根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但是，在事实上中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没有解决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体制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闹革命本来就是为了解放贫苦的人民。官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这是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行之有效的好传统，这是共产党能够打败蒋家王朝，取得革命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是万万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全国解放以后本来应当保持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论职位高、资格多老，一律都是普通劳动者，都应当同老百姓同甘苦，不许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我们却丢掉了革命传统，实行等级制、工资制、军衔制。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权利提供了保证，为民主派和新生资产阶级提供了繁殖场。居功骄傲，争权夺利，论资排辈、论功行偿，追求享受，高人一等，脱离群众，搞特权、顺势而来。假若当时硬着头皮顶着，坚持供给制，硬性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同群众同甘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许搞特殊。这样，资产阶级民主派会闹情绪，有的甚至可能退出共产党，但对淡薄名利、纯洁党的队伍有益。南街村和大寨大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虽然发觉了这个问题，1952年斯大林针对中国军队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彭德怀表示54年可实行薪金制，接着1956年搞军衔制，对此毛主席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不仅拒绝接受大元帅军衔还写了《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在国内外、党内外压力下终于抵御不住。后来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工农兵代表，但太晚了，挑选上的一些人大多数也是不行的，如林、华、王、张、姚等。毛主席逝世后民主派公开扯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旗。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批判平均主义，不仅不是缩小差别，而是公开叫喊要大胆扩大差距。复辟的锣鼓就这样敲响了。第二是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一旦得到适当的温度，就迅速膨胀起来，农村首先推倒人民公社，分田到户。三是调查研究和对客观条件的分析，对干部缺乏对历史的考察，忘记了群众，没有放手到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去考察、考验和选拔接班人的对象和范围划得太小了，目标过多地依赖直观和周围的人群，过多地强调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和“工作能力”，缺乏世界观和理论考察。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当着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由于苏联党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巨大的世界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共运的发展也像第二国际德国党的领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的情况那样，一下子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跟着变修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了低潮，遭到十分严重的挫折。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大论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怎么估价会过高。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价上，提出所谓“三个七十年”以及 “新纪元”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划分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大时期与大阶段，必须像列宁那样，十分严格地坚持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统一起来的原则，是由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准备革命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即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胜利与列宁斯大林进一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即列宁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时期。适应这一历史的新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是根据列宁在本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五十年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依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依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中国修正主义像鹦鹉学舌似地编造出所谓“三个七十年”的划分法，从根本上离开了列宁关于时代划分的科学准则，根本无法得到历史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之后，却又抬出了以１９７８年为历史分界线的“第三个七十年”这样一个历史新阶段，并以所谓“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为这一新的里程碑的时代标志。难怪俗话说：“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这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毛泽东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历来反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今天更不能一方面贬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大树特树“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绝对权威。历史终究还得用事实来说话的，人为地拔高与贬低谁，都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以为这样就可以离开地球，飞向月球，长得比任何人都高，一定会闹出笑话来。如果说在列宁主义之后斯大林曾经批评那些“大树特树”斯大林为名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时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文革期间，1948年曾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林彪曾经提出“四个伟大”和“在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均受到毛泽东坚决抵御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吹嘘什么“伟大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发展阶段，那是怎么也粘贴不上去的，因为在他们指导下，除了苏联、东欧的崩溃，中国的倒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分五裂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硬要粘贴上去，人们会发现老马的胡子上爬出一个又肥又大的蚤子来，那是多么不雅！
    所以，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称得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光环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那样，毛泽东也是这样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后，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正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寄希望中国也走上苏联东欧那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革命运动走向了低潮，但只是走向低潮而已，只是历史的一个曲折而已，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结束。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并不表明修正主义的强大与胜利，而恰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表明了世界革命正深入到遂道的深处，向着尽头缓漫发展，黑暗终将过去，形势必将从低潮走向高潮，表明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发展行将成为过去。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不是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854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是在曲折斗争中前进的，但不管发生怎样的历史曲折，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整个世界将继续处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民必然要重新走向二次革命，再一次用他们的双手去埋葬黑暗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整个世界将或迟或早走向革命，这个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
   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特别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亦即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历史指导意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科学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表现，它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走向二次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指引世界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大旗，深入批判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革命形势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但要反复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同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党最光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
实言		 2006/5/5 10:15:1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8楼
第七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作为彻底的革命学说，理论本身是完全正确的。
对立面的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个命题的核心是对立，还是对立面的同一。毛泽东曾经创造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积极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和瓦解反动势力，集中力量打击顽固势力的正确路线。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感召下，不仅争取了中间势力，连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起义投诚，甚至蒋介石这样的顽固派也不敢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国内，工人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反动势力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83页）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无疑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对立统一规律的胜利，矛盾同一性的胜利。1956年以后，毛泽东正确地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推动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但党内一些号称为理论家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有意把辩证的方法论掩蔽在 “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中，然后又把“分”和“斗”等同起来。把“一分为二”和对立面的同一等同起来，混淆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把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变为疆硬，呆扳的形而上学。这种简单化的理论欺骗了许多人，有些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大地膨胀起来，他们把对立双方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辩证的否定，曲解为一方消灭另一方，成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理论依据。所以毛主席多次抱怨 “形而上学”猖厥。
      
一、 对立面的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唯物论和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同一个哲学范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既可以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相结合，也可以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相结合。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辩证的方法论则把现存事物当作运动过程，其任务是要改变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们要改变客观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世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统一体是千差万别的，或者说，一切事物都是有差别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等同的事物。据说莱布尼茨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使得宫女们到处去寻找两片相同的树叶。其实，差异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差异；一种是内在的差异。就外在的差异来说，差异物之间是各自独立、彼此漠不相关的。例如茶杯和北极星，二者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只是表明此物不同于彼物，彼此的存在和消失互不相干，没有茶杯，北极星依然存在，没有北极星，茶杯照样生产出来。所以外在的差异只是和区别相关，差异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形成对立，因而不是辩证法的环节。内在的差异是由统一物自身分解出来的。恩格斯指出：“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考察愈加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页)。例如，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作为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同时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毛泽东强调“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指的正是内在的差异。只有在对内在差异的考察中，发现事物内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因素，才能发现同一性，也只有从统一物自身分解的对立面中去把握同一性，辩证法才有确定的内容，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才有是非标准。这是逻辑的要求，又是辩证法的规定。
人的认识要以“统一物”作为依据，这一思想远在古代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就强调认识必须遵循同一律的原则。列宁正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具有辩证法的萌芽。
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这个观点的，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赫拉克利特虽然还没有发现对立面的同一性，不可能触及辩证法的核心，但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这种对客观事物分析的态度，正是认识过程中，由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唯物论向辩证法过渡的中间环节。 
统一物自身分解的两个部分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因而具有同一性。所以要区分对立和同一的关系。对立是构成同一的前提，有对立就有实现同一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不能认为任何对立着的两个部分都可以构成同一。对立中必然包含同一性，但不一定能构成同一。同一是特定的对立，是实现中的同一性。在同一中，对立双方的每一方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对方，每一方都把自身“移植”、“渗透”到自己的对立面里面去。在这里对立双方的独立性都被扬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例如，在水分子中（H2O）氢和氧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温度使氢和氧的分子互相碰撞、互相渗透、互相移植，即使把氢和氧装在同一个瓶子里，放的时间再久也不会转化为水的。又如，在直接产品交换中，买者和卖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又有同一性，双方的利益都在对方手中，既互相需要又讨价还价，虽有成交的可能，但由于互不相让，没有找到共同点，相互间不能渗透，无法移植，毕竟还没有成交，所以还不能构成同一。对立面只有互相联系、互相移植、互相转化才能成为同一。可见，对立来自统（同）一物，又为同一（矛盾）所扬弃。
列宁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两个规定：
（1）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
（2）在对象的本质（自身）中（揭露）（发现）它（这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在第一种规定中，黑格尔把辩证法的开端看作是纯粹思维在概念中的开端。因而，否定了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从这一点看，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互相转化、往返流动的，这对思维概念的分析却是辩证的。
列宁针对黑格尔否定统一物作为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的第一种规定时指出：“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互相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加深下去，以至无穷。”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这样就把黑格尔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赋予唯物主义新生命。应当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二种规定“在现象的本质中发现本质自身所固有的矛盾”这一思想是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所望尘莫及的，但是由于体系的需要，注定了他要回避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因此，辩证法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物”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意识之外。意识来自于物质(人脑)，又和物质相对立，因而有同一性。所谓同一就是说，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然而，和思维相对立的“物质”，是极其抽象的和广泛的、无穷无尽的，恩格斯说：“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598页）因而作为认识的对象的“物”总是具体的。认识过程中思维的能动作用在于必须“移植”、“渗透”到认识的对象里面去，才能反映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二版跋）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可知论向认识论转化、形而上学向唯物辩证法转化的入口。
矛盾关系，只能是对立双方的相互关系。对立双方，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证实自己，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每一方都既是自己，又是对方。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把辩证法机械地划分为好和坏两个方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所谓矛盾，就是对立面的同一、斗争和转化等多种关系的总和。同一和斗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一中必定有斗争，斗争中才能实现同一。同一来自对立，又为斗争所扬弃，达到新的同一，这就是矛盾。
综上所述，可以把唯物辩证法划分为“统一物之分为二”和“矛盾”两个部分，它们之间包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在关系，经历着“一～二～一”三个环节的发展过程。因此不应当把“一分为二”和“对立面的统一”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等同起来。这里前后两个“一”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如果说前一个“一”所说的是具体的某一物的话，那么“二”则是某一物自身分解出来的两个对立面；而后一个“一”则是从对立面中抽象出来的。它来自前一个“一”，又经过“二”而扬弃前一个“一”，是前一个“一”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

 
二，对立面的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认识辩证法最重要、最困难之处，就在于正确地把握对立面的同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思辨的东西，在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中把握对立面”，“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39页)
把握对立面的同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矛盾的依据，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一切矛盾运动的出发点、经过点和归宿点。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构成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互相转化的。”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任何对立面如果没有把握同一性，就不仅不能构成矛盾，甚至连对立本身也被否定。放在武器库里的矛和盾，互不交锋，矛是矛，盾是盾，充其量是两块形状不同的铁块，不仅不能构成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矛和盾交锋，矛在进攻中植入对盾的防御，而在盾的防御中包含着对矛的进攻，矛和盾双方互相移植、互相渗透，才构成矛盾。前面讲到在直接产品交换中，买者和卖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两种不同使用价值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有同一性，它们都是劳动产品，都有价值。如果离开同一性，离开价值，就没有商品交换，就不可能有买卖者的对立。列宁指出：既然对立双方每一方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另一方，没有这一方也就不可能设想另一方。因此“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统一才是真的，这就是对这两个规定的真正的辩证的看法，也是他们的真正结果。”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9页)
如果说对立中隐藏着同一，是可能性上的同一的话，那么对立面的斗争，则是实现中的同一，是在扬弃中的同一，是在矛和盾互相移植（斗争）中达到的同一。同一贯穿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抓住了对立面的同一，就抓住了认识矛盾的钥匙，也就等于打开了辩证法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对立面的同一是最重要的。
辩证法是研究同一性的学说，它研究辩证法究竟是如何起于同一、经过同一、达到同一的。目前学术界对矛盾同一性的表现形式及其运动的特征研究得很不够，有必要深入探讨。
马克思对矛盾同一性的表现形式及其运动特征作过深刻的分析。早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分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同一。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因素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资本=积累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人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111页 )这里，不仅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矛盾同一性的三种表现形式，而且指出贯穿同一过程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内在关系是运动。如果说《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话，那么，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其运动特征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到处都反映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讨论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论述中指出：“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对方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
（3）━━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3页)
列宁也肯定，同一性有三种表现形式：“（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同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2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矛盾同一性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内容却是一致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表现形式：（1）直接同一性；（2）间接同一性；（3）对立面互相转化。这三种表现形式的根本特征则是：对立面相反相似；相反相成；相反相生。作为一个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二∽一”的彼此互相联系，贯穿矛盾的全过程的运动。
同一性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直接同一性。
同一性的直接性，表现为对立的双方，每一方都是自己又是自己的他者、和自己的对方相似。马克思说：“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沙的命题：规定即否定。”
直接同一性根源于对立双方的内在因素。矛盾关系只能是对立双方的相互关系，对立双方每一方既是自己，同时又包含着和对方相似的因素，每一方都把自己移植（渗透）到对立面里面去，这就构成矛盾。例如在直接产品交换中，买者和卖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又互相需求，我需要你的产品，你需要我的产品，买者的利益在卖者手中，卖者的利益也在买者手中，对立双方互相联系、互不可缺，互相移植（渗透）到自己的对立面里面去，每一方都既是买者，又是卖者，既卖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又买进了别人的劳动产品。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交换中也包含着相反相似的两种因素，既是卖者又是买者，抛出的使用价值和换回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收回的价值和放弃的价值又是相同的。直接同一性是矛盾的起点，又是对矛盾的规定。
同一性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间接同一性。
间接同一性是从直接同一性引伸出来的，是直接同一性的继续。克思说：“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即产生了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这种二重化的必要性这个矛盾-----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商品的可交换性作为同商品并存的物存在于货币上，作为和某种商品不同的不再和商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界的东西，商品能否换成货币这一点，马上就和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这些条件可能出现可能不出现：要受外部条件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92页)又说：“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互相一致和不一致：它们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固然，它们总是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卷第93页）商品之间的交换通过货币作为媒介间接地联系起来。
同一性的间接性，主要根源于对立双方内部的直接同一运动于外部表现为对立，由外部独立性的东西作为对立双方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媒介。这个“媒介”是共同的因素，彼此通过这个共同的因素，促成对立双方互相转化。还以商品交换为例，人类最初的交换发生在偶然的直接产品交换中。随着生产发展，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直接产品交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从使用价值看，双方必须互相需要；从价值量看，必须相等；从交换的时间和空间看，又必须一致。在交换中同时要具备上述条件是很困难的。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把手中的商品先同一种大家乐意接受的商品相交换，然后再拿这种商品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交换就方便多了。于是那种大家乐意接受的商品就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使用价值方面看，和参与交换的商品是有差异的，从价值方面看，和参与交换的商品又相同，这就是货币。
货币出现以后，商品交换都通过货币作为媒介，实现全面的转手。这样，商品交换就从原来的直接产品交换（w—w）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w—g—w）商品流通。具体地看货币的使用价值，既不同于商品甲，又不同于商品乙；但抽象地看货币的价值，却具有甲、乙两种商品共同的本质。所以各种商品都要通过货币作为媒介实现全面转手。  
间接同一性作为矛盾的内在因素，深藏在对立双方内部，具有对立双方共同的本质属性；作为对立双方的媒介，它独立于对立双方之外，既和对立双方相区别，又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作为矛盾的内在根据，它必须从对立双方抽象出来，又扬弃对立双方；作为矛盾的外部条件，它运动于矛盾过程中，是矛盾自身的规定。
同一性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对立面的转化。
对立面的转化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新的矛盾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肯定对立面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列宁说：“转化也就是生成”，“这是一方直接消失在另一方之中的运动”。对立面转化的根本特征是扬弃差异，吐故纳新，生成新的矛盾统一体，开始新的矛盾运动。 
对立面转化是在矛盾中发生，在矛盾中实现的。毛泽东说过：“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里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对立面转化，旧矛盾解决了，又为新的矛盾展开铺平道路，开始了新的矛盾发展史。
还以商品交换为例。在简单商品交换中，由于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而演化出独立的货币形式。但是，货币一经出现，就打破了商品交换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交换的范围。却使货币有可能沉淀下来，货币一经沉淀而积累就为产生资本创造了条件。货币一旦作为资本使用，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运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表现形式。可是，现在它不再表示商品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即作为父亲同作为儿子的自身区别开来。二者年龄相同，实际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由于货币带来了剩余价值，它才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他就成为父亲，并且二者的区别又消失，合为一家，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
综上所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同一性的学说，它研究对立面为什么起于同一，在什么条件下、怎样经过同一转化为新的同一。
 
 三，对立面的同一是共产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唯物辩证法起于同一、经过同一、达到同一的特性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动机、手段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1957年，毛泽东把解决国内矛盾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既是解决国内矛盾、制定国内政策、稳定社会秩序的方针，也是制定外交政策，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面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以及国际间的复杂矛盾，就明确提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求同存异”，呼吁各国人民为共同的利益加强团结，从而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局面。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或者说“求大同”，这是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说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没有“求大同”的要求，片面强调“分”和“斗”，就会把事情搞乱。所谓“求大同”就是从对立面中把握同一性；所谓“存小异”，就是对那些无关大局的差异，可以存而不论，或留给以后去解决。当然不是说一切差异都可以不管，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本准则就是从对立和差异中去把握同一性。这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批评、斗争或者说教育、协商、谈判，努力争取可以争取到的，在不伤害原则的条件下放弃一些可以放弃的东西，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只有尽可能渗透到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共同利益中，反映各阶级、各阶层的意志和愿望，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消极因素，不中立的争取他中立，即使是顽固势力，也要分化瓦解，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势力，才能达到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如果不能从不同阶级、阶层的对立和斗争中把握同一性，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获得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的政策来，也就不可能带领大多数人去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号称党内理论家和阴谋家康生之流把对立面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曲解为“一分为二”，模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界限；混淆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 林彪进一步把辩证法扭曲为。“分”和“斗”，把客观事物的可分性，简单地归结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两个方面。解释为任何事物都分为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而错误的、坏的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走资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一方消灭另一方，好的消灭坏的，正确的消灭错误的。显然这是形而上学观点。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要求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分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强调做好教育和转化工作；而那些号称理论家的康生、陈伯达、以及林彪之流，包揽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把所有社会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敌我问题，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极大的歪曲，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革命队伍越分越细，打击面越搞越宽，“分”和“斗”不仅是手段，而且成为目的，结果势必斗到自己头上来。正因为理论上被扭曲，带来政策界线的模糊，甚至完全颠倒了是非。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权利是不合理的，但又是合法的。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有许多困惑，依法保护资产阶级某些权利，是各级领导的责任。往往认为保护资产阶级合法权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是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群众作耐心的解释，如果完全放任自流，就会各行其是。把维护党的政策的行为，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理路。把争取领导喜欢的“五风”称之为“革命热情”加以保护，对“五风”的批评称之为拨冷水，对制造冤、假、错案，搞逼、供、信的，称之为革命行动，对主持正义，说公道话的，称之为打击革命，保皇派。如果说，1957年对右派还有“五条标准”（实际上没有执行）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却既没有是非标准，又没有规定条件，仅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党伐”的喜好，随心所欲，支持这一“派”，打倒那一“派”，为搞乱阵线胡编瞎说。什么叫“整”？按照辩证法“整”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对立面的“转化”或者说是从对立面中抽取“同一性”，不是“打倒”、“消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团结绝大多数人为主要目标。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工作应当是清理思想，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提高认识，这本来也是毛泽东一向强调并坚持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却搞阴谋鬼计，搞无尽无限的“分”，无尽无限的“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私设公堂，搞“迫、供、信”，用迫供、诱供、指名问供、的办法制造假案，陷害忠良。把是非标准、民主和法制完全搞乱。最终“一分为二”的理论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到另一个地方面又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正确和错误不能一分为二，地、富、反、坏、右不能“一分为二”，对文革前17年不能“一分为二”，实际上完全否定客观事物的可分性。凭感情划线，以人划线，只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是即使是狗肉汤灌山药可以亩产120万斤，水稻亩产30几万斤，的假话也要“保护积极性”。总之，不分清真理和谬误的关系，强词夺理，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任意曲解、把不同的认识、思想差异，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一律当作政治问题、敌我矛盾来处理，甚至采取对敌我矛盾还要残酷的斗争方式，肉体上消灭。一方面讲“斗争”，另一方面又十分虚弱，所谓“大字报”受法律保护，却搞人身攻击，不敢摆事实、讲道理，搞围攻，背靠背审查，不敢面对事实，回避面对面的斗争。人身安全却不受法律保护，只要打着造反派的名义，造谣中伤，制造假案，一律不追究责任。一旦被划定为“对象”，受人诬陷，无法申诉，草间人命，完全没有司法公正。这样，凡是不讲原则、违背良心的人都被认为是革命派，造反派。相反，凡是坚持原则，摆事实，讲道理的人都被认为是保守派，反动派，完全颠倒了是非关系、敌我关系。全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完全脱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
实言		 2006/5/5 10:16:45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19楼
第八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初次偿试
 
   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初次偿试，任何理论提出都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成功，决不应当抓住某些不足提出“彻底否定”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彻底否定”的口号，从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尚且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施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尚且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从理论和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实践已经证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苦心培养刘少奇这是谁都看得清楚。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把手，由于刘少奇在党内无论资历和功绩都不甚显著，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主席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高岗发难大肆批刘少奇，被毛泽东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少奇，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为了支持刘少奇在庐山还整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是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的，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实际上仍然是反对刘少奇，因为他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企图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检讨，引起当时中央常委大多数反感，在大多数要求一彻到底处理彭德怀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处理了彭德怀，但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待遇不变。但是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认定如果继续让刘少奇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少奇多次在中央检讨，但刘少奇并没有真正从路线斗争高度吸取教训，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迫使几个学生自杀。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就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镖。
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我们党领导干部中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要改变也比较困难。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搬石头”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对基层干部一律靠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阻止了这一做法，并指出：“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确保四大自由”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刘少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或反映，而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一向反对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主张。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再三强调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解放军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不能减少，要保持高度警惕性，所以和刘少奇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强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显然是别有用心。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毛主席当时指出：“剥削有功？不一定这样讲。”同样一个问题朱德同志的表述就不一样，他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获得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消灭；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朱德选集》第261—262页）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是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毛泽东则强调必须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要保持清醒头脑要有正确的认识。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搞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
毛泽东把刘少奇问题交给了林彪。而林彪则出于个人野心把党内路线斗争说成“反革命政变”，完全改变了矛盾的性质，甚至用迫、供、信的手段制造冤、假、错案。使矛盾升级。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不论怎么样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有功劳的，他的死毛主席当然也有领导责任。从另一个方面看别的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留下窝根，他的社会基础必然发生作用，重新出山是必然的，而一旦复出，变本加利。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更加坚定，反映了党内阶级斗争极端复杂和尖锐。
　　
　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四人帮”主观上并不反对毛主席，并且是力求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也不能否定“四人帮”患了“左派”右幼稚病的错误，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很好地团结左派，教育中间派，力争分化和瓦解右派。把“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四人帮”包括张春桥虽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其实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观验、等级观验也是很严重的。当然不能否认不管是林彪集团，还是“四人帮”成员，他们曾经是革命的，都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或者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历史上战功显赫，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创建的，如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对许多历史中的问题作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据此说法，又推论出，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并进而推论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应当是极“左”的，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极“左”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毛泽东同志批其为极右是错误的，继续了“左”的路线和方针。好象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罪过在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论点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甚至颠倒黑白。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铰肉机，今天是坐上宾，明天是阶下囚”、“要把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扶上台”、“要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是穷过渡”，与今天持“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观点人如出一辙！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从反面为我们上了一课，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的暴露，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把他们粉碎了，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所取得的胜利，怎么能说成是我们党的胜利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都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来的事实出发进行客观的和辩证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的批判，当做对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有力证据，好象他们的罪恶活动，都是源于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同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反而用这样两盆污水、祸水来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当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林彪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贡献的，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得到一定的温度和土壤才能暴露出来。毛泽东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在他没有走向反面以前预先把他打倒。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打不倒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世界观上隐暗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且不谈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曾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说抗美援朝这样一件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事，当中央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然推辞了，反而认为中国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去养病。毛泽东同志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是看一贯表现的。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看“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谗言的蒙弊，但他在政治上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确实是我们党内许多领导人所不能比的，而绝不是象有些人讲的，毛泽东同志也爱吃蜜糖，好听颂歌，因而被林彪的那些吹捧和两面派的行为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警惕。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种警惕中，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认清了林彪的本质，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一是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鼓吹和掀起“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别有用心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同志从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坚持反对“天才论”。多次表示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继续那样讲。毛泽东严厉批判了以杨成武同志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撰写的，原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才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人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一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动乱中的陈伯达》第１４０页）很显然，这些批评同样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９页）。 
　第二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十二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示“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三是关于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的几件事。一是毛泽东同志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十五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还是写上了。二是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泽东同志否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对毛泽东同志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了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８４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指陈伯达）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陈伯达这次又“脚踏两只船”。（《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８７页）三是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 
  第四是九大之后，在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则更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之多，一定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坚决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林彪，反而抓住这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搞掉林彪反党集团，这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了。事情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九大党章上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违反常规的条文，并不反映毛泽东同志的真实意见和意志，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意见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的。它并不表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阴暗思想的看法和警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以说他更加不信任林彪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之后毛泽东同志坚决不把国家政权交给林彪，为什么九大召开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同志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一直是那么信任林彪，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从来就没有警惕；如果谁最能吹捧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就信任谁，就提拔谁；对九大党章的那些条文就是真心地同意了？真正下决心把党权、政权、军权交给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有此后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挖掉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而不是大失败。
  　林彪集团成员从变质直至走向覆灭，完全是他们自已咎由自取。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希望他们这样，并且一再批评、教育、挽救他们，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但他们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不但不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越走越远，终于从党的“同路人”走到反面去了。这恰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英明论断，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犯了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正如恩格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过去曾经是革命者、后来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的人们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第１８２页）马克思的大女婿沙尔&#8226;龙格，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家、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但后来却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马克思曾经很钟爱的外孙让&#8226;龙格，后来也成了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这都能怪马克思吗？！
　第四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讲的“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了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在制定《决议》时有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而使评价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大革命”的命了。
　这里，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第一，正如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的实践与方针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无疑应当负很大的领导责任，但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责任与林彪集团利用派性斗争、挑动内战、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活动，也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从林彪八、一五讲话来看，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把本来可以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问题，推到敌我矛盾方面去，是绝对错误的。基于林彪这种认识，决定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不同政见者采取怀疑一切和最残酷的斗争、无情打击、斩尽杀绝的方针。据张玉凤说：林彪事件暴露以后，康生等人背着毛主席伪造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欺骗群众，对此毛主席非常愤怒，说：他们企图造成事实迫他承认，并多次在周恩来和高层将帅中表明“你们不要信那封信，我不是神，如果早就看出林彪的阴谋，就交不成战友了。”说明革命阵营内部也不是纯而又纯的。　
第三，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的滔天罪行，揭露他们的罪行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教育党和人民群众，而绝不应当把这一批判同时作为批判毛泽东同志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和事实依据，当作必须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绝不能颠倒了这个是非界线。
　所以，要想抓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说法，不作具体分析，而采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想一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三七开”的结论，想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办不到的。当然毛泽东同志“三七开”的说法是否就很准确，就完全合乎实际，我们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说“三七开”或者“四六开”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讲要根本肯定而不能根本否定。这是讲的总的评价。至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与评价，具体的功过得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全对就是全对，全错就是全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我们就讲几分，而不能用“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公式去套，也不能搬“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样的公式。
　要看到，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搞垮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头子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廿二日《光明日报》）；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再过上一百年、一千年，无论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评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都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来。只有站在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立场上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
实言		 2006/5/5 10:21:18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0楼
第五章 谁对“五风”负责




直到现在人们只要谈起大跃进时期括遍全国的“五风”无不惊叹，如此荒唐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其危害殃及全国，究竟谁应对“五风”负责。         
    
第一节  何为“五风”？


所谓“五风”就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这五股歪风是和毛泽东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或者说五种作风）相对抗的，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党风、文风、学风”“三风”毫不相容，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毫不相干的一种极端反动的、落后和腐朽的思想作风。“五风”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是放大了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五风”是封建地主、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作风，是剥削阶级思想残余在共产党内的反映。主要表现是上级凭主观愿望出发搞高指标，下级为捧场和迎合上级的喜好，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群众利益搞浮夸虚报，不讲科学分析，把群众当阿斗，睁开眼睛讲瞎话。只要盲从、强迫群众苦干蛮干，不要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凭借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对人民施强迫命令，不懂装懂，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狂想、妄想，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五风”是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发动群众运动必然出现的一种消极的副产品，因为群众是分阶级的，在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的条件下发动群众运动，各种投机份子，都争取时机登场表演，特别是一些投机钻进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捞取政治资本的需要，必然争取时机表现自己。这种情况在苏联、东欧各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发生过。1930年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五风”，当时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就是批判和纠正当时的“五风”而写的。这五股歪风的产生，也是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分不开的，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一位领导，应当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去寻找。从历史根源来看，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都没有经历过，政治上缺乏民主，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贫苦农民一般提不了意见，提了意见也不会被接受，反而给扣上帽子。从思想根源来看，在中国并不象欧洲。如：德国、法国那样有一个批判唯心主义和神学的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革命，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神学、封建迷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思想基础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猖獗，强迫命令，宿命论、奴隶主义盛行；从社会根源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但中国革命是通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革命胜利后基本上没有机会对广大的干部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训练，也不可能对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清理。毛泽东同志虽然发过几次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例如：对《武训传》的批判，但对《清宫秘史》，评《水浒》对《红楼梦》的批判等，但阻力一直很大，至今还有人认为是错误的。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和闭塞的社会生活，大多数干部对如何管理政权，如何管理经济，处于盲目状态，甚至延用封建主义那一套管理模式。革命胜利后有大批军人转入地方，成为地方的骨干，但这些人中也渗杂了不少从国民党旧军队解放过来的军官和士兵，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学习和改造的机会，旧军伐作风仍然存在。全国解放后中央虽然赋于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但人民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民主意识都比较低，国家法制也不健全。而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有些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刑事犯罪份子，有些是城市中的流氓解放后流入农村的二流子，这些人一般比贫苦农民见识广，能说会道，善于投机取巧，辩别风向。党要迅速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需要急剧扩充干部队伍，派到基层的工作队既不了解情况，又缺泛严格训练，既没有文化、政治觉悟又低，不仅匆促上阵，也不安心农村工作，都希望早日结束农村生活，赶回城市去，因而不可能了解农村，仅仅凭直觉，偏听偏信，吸收党员，建立基层政权，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这些被重用的人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一旦执掌了基层政权，就故伎重演，根据亲缘、血缘、地缘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任人为亲，打击和排斥非宗亲人员，搞乱了阶级阵线，把劳动群众当作专政对象，滥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去对付劳动群众，颠倒敌我关系。正因为基层干部本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又缺少理论修养和革命锻炼，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盛行。在一切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形势下，“五风”成了获取党票，官票的手段。“报喜不报忧”自然盛行起来，使“五风”的制造有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市场。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虽然多次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但并没有像战争年代那样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也没有形成学习制度，也没有适当的措施进行整顿，虽然也办有各级“党校”，但是据笔者调查，在基层党校领导干部，多数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人比较好一点的最多可以做半个传声筒。因此所谓党校“学习”多半流于形式，成为走后门、交“朋友”，欺骗党、欺骗组织的经验交流站和腐败培训基地。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军队中的命令主义也带到地方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的民主作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也不排除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中，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实事求是地说“五风”不是毛泽东搞起来的。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共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企图扼杀新生的伊拉克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时，美帝国主义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煽动准备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炮击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平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叛乱问题。所以，国内事务，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其他同志负责。“五风”正巧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首先发现了这股歪风，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并着手纠正“五风。”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毛泽东为制定中国革命路线和政策需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占有详细资料，对敌、友、我各方的力量进行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唯一一位对中国国情作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的领导人，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建筑在对中国国情作深入的周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革命斗争中升华起来的。可惜，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的身份变了，地位变了。中央一方面，出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出于对领袖的安全考虑，制定了许多政策，限制了毛泽东或者说切断了毛泽东联系群众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党委或地方领导，为了虚报成绩，为调查研究设置障碍，阻塞领袖和群众的直接联系，为制造“五风”开了方便之门。所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归咎个人，应当从制度上来解释。
“五风”作为一种社会不良思潮，危害是很大，纠正也比较困难。因为，真真假假，上上下下，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积极的和消极的融合在一起，既要保护刚刚调动起来的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继续鼓励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又要引导群众讲科学，自觉纠正“五风”。而一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成为“五风”的己得利益者，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在保护群众积极性的名义下，欺下瞒上，患得患失，鼓励和纵容 “五风”。因而，出现明知不对也不敢批评，明知假话也要说，明知不符合事实也要上报的怪事，使党的事业受到极大的危害。“五风”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把出现“五风”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头上，这是不公平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当然，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创造和发明，都是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与教训才能成功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偏差也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是无益的，正确的做法就是认真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第二节，“五风”的产生
    
 “公社”这个名称毛泽东是赞成的。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毛泽东、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都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就主观上说中央领导都是满腔热情的。不管人民公社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不在于名称和组织形式。以人民公社化中曾经出现过“ 五风”影响经济建设为借口，推倒人民公社，提倡单干是别有用心的。现在从南街村和小岗村两个典型，一个坚持集体所有制，走向共同富裕；一个坚持单干，农民生活贫困不堪，的事例充分证明，“五风”完全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在实际工作中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离开科学走向空想。
1953—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于是在制定和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舞下，出现了一种超越常规的狂热性。其中刘少奇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导同志，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说：“可以搞很多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还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做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一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有很大的吸引力。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他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应当说这些观点当时代表了许多领导同志的意见，不只是刘少奇一个人，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并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个人的意志和良好愿望强加与社会、扭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斯大林在集体农庄化中前经严肃地批评一些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话，那么我们的领导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是很不应该的。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时，沿途再次为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打气助威。在山东寿张县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光明日报，1958-08-04.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还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人民日报，1958-09-30. 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说明刘少奇和许多领导根本不懂农业，完全离开了科学，受情绪支配，陷入空想。1958年9月23日，刘少奇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再一次谈到：“现在困难很多，用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不合算。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花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不懂农业，不懂经济。胜利冲昏了头脑，陷入了空想，把梦想当作现实，按照胡说八道去设计、决策与发动这场运动。在经济学方面从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思想，向斯大林的集体所有制后退，然后从对帝、修、反的愤怒情绪出发，把空想当作现实，结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落入了赫鲁晓夫的圈套。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又说：“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公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报导：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其实，刘少奇同志的所谓的共产主义萌芽，也不过是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这些设施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五条基本条件相去甚远。其实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有了。把目标放得那样低，也说明我们的领导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刚刚转变过来，并没有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陷入狂热的幻想中。我们拿刘少奇同志作为代表，是因为他是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不是说中央其他领导的头脑就不发热，其实，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等都发热。
 从总体来看，毛泽东比刘少奇以及其他领导人更加慎重一些、更接近科学。这里不仿把刘少奇所讲的问题和毛泽东所讲的有关问题归纳起来对比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
    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
    赫鲁晓夫讲：苏联要在十五年在工业产量和农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在旧的中国、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少奇同志到徐水视察，作了如下指示：
    第一，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同样用孟子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徐水县委要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河南商丘视察红薯实验地时，有的干部说亩产13万斤。毛泽东得知过去亩产情况后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到4000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8年8月13毛泽东在天津观察新立村稻田时，有关领导说到“”亩产10万斤时，毛主席说：“放大炮，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8月下旬，毛泽东召开北戴河会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接着发表文章，指出：有人头脑太热了，要冷静分析，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可见，中央领导中确实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绝缘相反的世界观。
    
-------------------------------------------
实言		 2006/5/5 10:24:44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1楼
第三节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全国各报都为“五风”制造舆论

     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抛弃会议的决议，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吹响了“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这篇社论作为舆论导向，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社论鼓吹人民公社，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明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写道：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毛泽东对这种急于求成的提法本来就有意见，特别在后面加了“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半句。可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提到：“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把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对此毛泽东曾抱怨说：“后半句是我加上去的，发表时竟被删去。”像这样一些重要的牵扯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把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去并且写在《决议》上的半句删去，自行决定发表，当然不是《人民日报》所能决定的。说明当时中央管宣传口的领导层中“左”倾情绪是一股很强大的势力。    
    
“共产风”的出现

     共产党是信仰唯物论的，但只要落入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圈套，就会脱离实际跌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中。看来是矛盾，然而是事实。全国解放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办事不能讲原则、讲实际的。全国解放后由于压力减少了，官僚主义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加上头脑发热，逐步孳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陷入空想，不自觉地成为“五风”的鼓动者。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怎么样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这一条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作了具体阐述。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还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还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
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把主张“穷过渡”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欺骗群众，欺负逝者不能为自己辩护，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五风”出现和我党长期存在的党风、文风、学风不正有关。毛泽东虽然在延安就多次强调要整顿党风、文风、学风，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尊重唯物主义，但这个最起码的常识，并没有引起党内外，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在一些人眼里唯物主义是保守的，右倾的，唯心主义和胡思乱想才是革命的。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头脑里唯物主义很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据陶鲁笳同志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1959年3月上海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话中提到陈云的方案，主张把钢、粮、棉四大生产指标降下来，但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不同意，各大区中央局书记如：柯庆施、李井泉之流却坚决顶着，当王任重、陶鲁笳、说到指标太高，实现不了时，柯庆施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可见堂堂的政治局委员连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常识都不要，竟然公开宣传主观唯心主义。李井泉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曾希圣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李静主编《丰泽园》第206页）他们明明知道有人搞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不但不批评，返而夸奖。所以毛主席说：“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6页）
    第一，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人民日报》1958年7月14日到18日，报导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情况：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他不仅不想一想这些究竟有什么根据，也不问一问他们实践的结果，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反而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对这样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经人民日报一宣传，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顿时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毛主席批评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一百头，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6页）
    1958年8月，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寿张县了解的高产丰产情况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少奇同志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说道：“那样做真有效果吗？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这那里是调查研究，间直是在神经病院里听疯子讲胡话。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少奇同志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说明他不仅不懂农业，连起码的数字概念也没有，岂有不瞎指挥的道理。    
第二，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少种多收，“实行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
    1958年9月10日到11日，少奇同志在徐水县看过很多丰产“卫星田”后，向商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詹登科和陪同的省、地、县委负责人提议，要大家具体地算一算账，比如说种高粱，是一亩亩产2万斤的合算，还是十亩亩产2000斤合算。又说：“大概是少种多产的合算一些。”还鼓励他们“大胆实验”，“失败了也不批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说明，当时少奇同志把自己想当然的数目字当作现实的基础，并且在这个虚构的数目上去推算，比浮夸更浮夸。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他到江苏视察，和淮阴地委的同志们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又说：“种得少，种得好，但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经他这么一讲，人民日报一吹，全国一些省、市就盲目“照办”，我国本来土地少人多，也搞土地休闲，造成粮食大减产。
   第三，主张高产密植，搞瞎指挥。
    1958年9月10日到11日，少奇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丰产地的时候，看过移栽密植的玉米时，说：“你们这里种大畦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好说，可以打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头脑热得不行了，稍微虚心一点，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向老农请教，也不会出这个洋相。
   第四，片面强调“全民大炼钢铁”，“搞人海战术。”
    1958年7月14日，少奇同志到山东视察时，对于“冶炼钢铁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所有的工厂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炼，不要依赖别人，农村一些没有矿石的地方，可以组织一个班子到有矿石的地方开采冶炼，自己出人出钱，要请出矿石的地方协助。”这实际上回到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社会去了。经《人民日报》报导各省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一个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浪潮汹涌全国。下面看看各省的情况：
   福建省“向钢铁进军”已经形成群众运动，炼铁成功的捷报不断从城市和一些小城镇传来，炼铁已遍地开花。
    安徽省委要求凡有铁矿石的地方，无论机关、工厂、农业社、学校、居民委员会，都采用土法炼铁。省委机关带头办四个小高炉，全省计划全年建小高炉7300个。
    河南省大建小高炉，计划在今年内建成土高炉和简易小高炉3万座。
    浙江省争取在7月底以前建好1万座炼铁小高炉。
    贵州省今年建五个“九、五、四。”省炼钢会议确定在贵阳、遵义、都匀、水成、福泉等五个地方建年产9万吨生铁，5万吨钢，4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工厂。
   湖北省以土带洋又快又省，全省正在兴建的小高炉有200多座，数以千计的土高炉星罗棋布。
    江苏省全民动员，猛干三个月，不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居民也投入了大搞钢铁的浪潮。常州戚墅堰区，一个区的居民就搜集了65吨耐火砖。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用一只汽油桶和从猪圈里找出来的耐火砖，炼出了中炭钢。全省计划在7、8、9三个月内猛干一场，到9月底产钢4万4千吨到6万吨。(195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山西盂县人民在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办起近800个厂矿以后，现在又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按人口平均的钢铁产量，明年要压倒英国。(195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从《人民日报》报导少奇同志的指示看，十分清楚告诉人民：
    第一，在城市“所有的工厂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炼(钢铁)，不要依赖别人，在农村有矿石的地区和没有矿石的地区，都要大炼钢铁”，“一些没有矿石的地区”，就“自己出人出钱，到有矿石的地方去采矿冶炼。”
    第二，要“全民动员，猛干三个月”，“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居民”都要投入到大搞钢铁的浪潮中去。安徽省、江苏省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河南省、浙江省、贵州省、湖北省也都行动了。凡没有行动的，要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中去。
    第三，大炼钢铁并不难，“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用一只汽油桶和从猪圈里找出的耐火砖就炼出了中炭钢。”大家要破除迷信！
    当时吹“五风”是一个气候，各级各地的领导都离开了客观实际，搞吹牛竞赛。北京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陆定一、上海、华东有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中南、广东有政治局委员陶铸、西南、四川有政治局委员李井泉、还有那个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圣希等等，都是“五风”的制造者与鼓吹者。 
   《人民日报》是党报，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吹，全国上下都要跟着吹，谁也不敢不吹。《人民日报》鼓吹“五风。”起了很坏的作用。1985年7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广东农村已开始出现农业技术革命全面高涨的新形势。一是先进分子大量涌现，他们突破陈规，大胆实验，例如每亩地一造要生产出5500斤稻谷，13万斤番薯，30万斤甘蔗，1万斤甘桔和养出1000斤重的猪。”又说：“稻谷取得高产的关键在于实行密植，增加穗数。因此，高产田采取“蚂蚁出洞”，即零点五寸(株距)乘四寸(行距)的插秧法，每亩插足200000株，可得1亿3500万粒，折合为6750斤。就以实收85％计算，每亩产量可以超过5500斤。”陶铸说：“有了这些敢想敢为的人到处兴风作浪，就会使农业生产战线上一个巨浪接着一个巨浪向前涌进。”(《广东农业技术革命的形势》1958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陶铸是中南地区负责人，他这样一吹，，经《人民日报》一报导，不但中南地区深受其害，全国也深受其害。西南地区负责人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还进一步创造，不仅搞“蚂蚁出洞”还加一个“双龙过海”的高度密植法。从此，强迫命令、瞎指挥，大搞种植高度密植，大搞禾苗并蔸的歪风遍及全国；从数蔸数算棵粒估计产量的浮夸风遍及全国。广西宽民县庆远镇党委书记覃昌，就是学习高度密植的做法，强迫社员将36亩长了一尺多高的田禾移并到一亩地里，日夜派民兵看守，四面用鼓风机吹风，但不到一个星期，全部枯黄死掉，造成严重损失。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的所谓“亩产13万斤”，则是强迫命令社员将几十亩成熟了的谷禾移植到一亩地里，收获时，将谷前门挑进，后门挑出，反复过秤。号称平均亩产13万零434斤10两4钱的高产“记录。”组织成千上万人参观，造成严重的劳民伤财。《人民日报》是这样介绍他们经验的：这块田是采取“并禾”办法，从另外18.9亩抽穗的田里移来的。据估计总共约有130多万蔸，每蔸8穗左右，密植程度几乎用手插不进去，分不出行距和株距。(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那么环江县搞的“并禾”办法是从《人民日报》学来的。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说他们的经验做法是：“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社论说：“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意义。”“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同志的模样……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下面是《人民日报》对实验田“成功”的系列报导。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第四小队，小麦丰产实验田亩产730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丰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二九颗“卫星。”
    福建省闽候县林浦农业社欧子连生产队试验田亩产干谷3275斤2两3钱，比过去这个队亩产550斤增加4倍9 。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福建省闽侯县连坡农业社第一队试验田，早稻亩产干谷5806斤8两5钱。
    江西省邻阳县庙前乡党委书记程序梧种水稻高产试验田，亩产干谷4088斤3两。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举行早稻丰收大会，庆祝早稻亩产9195斤13两的最高记录。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试验田，亩产干谷达10597斤8两。
    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看出搞浮夸放大炮，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大家放心吹下去，吹得越疯狂越好。
第一，稻谷亩产“卫星”，在7月18日以前虽然放的大炮一个比一个大，但都徘徊在5000斤以内，是小心翼翼地放，一个比一个大一点，不敢大突破。
    第二，到了7月30日以后，则大胆的突破了，由18日的5806斤，升到9195斤。而到了30日则突破万斤了。
    1958年7月14到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刘少奇视察山东寿张参观台前社的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的地瓜和宏津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田受到 “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不敢想的，你们做了，这是个革命。” 夸奖后，都把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看成是革命，一下子就敢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这一块1.06亩的高产实验田，是社主任王乾成等四人培育的。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记录。参加验收的有湖北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候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他们获得高产的措施是将秧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了，仍毅然决然把这些秧苗拔起来，将田再深耕施足肥料后，然后将本田的秧和另外田的秧，一起植到这块地里，形成蔸数难分的高度密植，把鸡蛋随便地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稻禾密到什么程度。据此《人民日报》还以《田边一看豁然开朗》为标题，报导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人，赞扬他们每亩密植达80万蔸以上，获得将近37000斤高产，更赞扬丰产的主要培育人之一的社主任王乾成介绍情况时说的：“我们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这些“科学家”赞扬并相信这块高产田的丰产数字。毛泽东指出：“不要迷信科学家，但要相信科学。”严厉批评了这种浮夸风。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说：“这样高产记录的取得，是建国一社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打破陈规，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它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社论中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等说法，与“科学家还没有想到的你们做到了”和突击一个个“闯”字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既然讲假话的受表扬，讲真的就要受批评，讲假话的算是革命，是共产主义风格，那么讲真话的就一定是反革命，是资本主义了。从此，下面大炮越放越大，《人民日报》越报导越多。
    大面积的丰产“卫星”的浮夸风出现了，早稻频报大面积丰收：湖北省孝感县全县平均亩产1700多斤。安徽省安庆专区产量跃增3倍。江西全省增产84亿斤。抢登了8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
    广西早稻增产近倍。湖南16个县市增产2.2倍。四川温江地区平均亩产900多斤。( 8月16日《人民日报》)
安徽头一炮，实现早稻千斤省。( 8月22日《人民日报》)
    江苏又一早稻千斤省。( 8月24日《人民日报》)
    湖北全省早稻获得了平均亩产千斤以上的大丰收。( 8月29日《人民日报》)
    我国几个月来国民经济条条战线空前大捷，新建750万个工业单位，产粮7000亿斤，产棉7000万担。( 9月6日《人民日报》)
    《大面积高产红旗插遍田野》：安徽----800万亩中稻超千斤。山东----30多个早秋作物获千斤县。( 9月19日《人民日报》)
    陕西皮棉总产量可达480万担。( 9月27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中稻平均亩产干谷806斤。( 10月3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产粮800亿斤，由缺粮省变为余粮省。( 10月6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安国县，战胜三十年来没有过的大旱，粮食(包括小麦)亩产可达3000斤。(10月6日《人民日报》)
    山西实现玉米千斤省。( 10月10日《人民日报》)    
    四川跃居粮食千斤省。( 10月24日《人民日报》)
    广东粮食亩产1600斤，300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增产2.6倍。( 11月21日《人民日报》
福建省英湖社实验地再夺高产冠军：花生亩产1324斤。( 8月17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中稻亩产43000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
    安徽省阜阳县阜泉19社，高梁亩产3897.9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
    福建省漳浦县车鳌乡农冲社花生实验地亩产花生24176斤。( 8月24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庆丰社亩产高梁5333斤。( 8月24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谢集乡公社玉米亩产25715斤。( 8月31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9月1日《人民日报》)
    广东出奇迹，一亩中稻6万斤。( 9月5日《人民日报》)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的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记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采用并秧办法，创造中稻亩产82525斤的高产成绩。( 9月18日《人民日报》)
    青海省出现小麦亩产8585斤记录。( 9月22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沈丘县第十二人民公社焦刘营队亩产谷子26968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临湘县万晋乡双洲庄实验地，芝麻亩产2440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浏阳县甘薯亩产56万多斤。( 10月23日《人民日报》)
    山西省长治专区规划实行“三三制”用总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树种草，三分之一休闲。( 10月24日《人民日报》)
    以上这些报导，指的中央领导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出自《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在报纸报导“五风”盛行之初，毛泽东于1958年4月11日，曾找他提出批评，并叫他召开一个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统一思想，扭转方向。要吴冷西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邓小平，要他主持管宣传口的同志开会研究，发出通知。吴冷西按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但不久，陆定一对吴冷西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讲。”致使会议开不成。(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页)
    吴冷西还说：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越演越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批评说，“人不要不如猪，碰了墙就要转弯。”“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就有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就有变成国民党的中央社的危险。”而刘少奇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 136---140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告诚全党：“头脑要热又要冷。” “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多次强调：“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800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2页）这些话在毛泽东的文稿中多次出现，周恩来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这些话。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要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河南商丘视察红薯实验地时，有的干部说亩产13万斤。毛泽东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到4000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当天，地、县、乡三级党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不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党委会议后，又开了干部大会贯彻。像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都知道，但被压下去了，不作任何宣传。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在参观新立村稻田时，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1958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按劳分配。”会议刚结束三天，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大肆鼓吹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大刮“共产风。”
   1958年12月1日，在中央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毛泽东这里讲的“头脑只爱热不爱冷”的人，在当然包括中央一级领导人。而且不排除是一种预谋或阴谋的行为。由于中央一些领导一味的坚持高指标，坚持“共产风”致使毛泽东纠正“五风”的工作迟迟不能落实。
    薄一波说：“应当公正的说，对于1958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十一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1959年2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4月开了上海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都是纠‘左’的。在这几次会议上，毛泽东从理论上、政策上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法则，实行按劳分配，反对超越阶段和剥夺农民；强调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科学原理；主张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吴冷西说：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已告诫全党，要注意防“左”的问题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一种“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其实“左”和右都一样，都是“抢班夺权”的一种手段，右是公开夺权，“左”是暗中抢班，“左”更难防，更坏。
-------------------------------------------
实言		 2006/5/5 10:29:11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2楼
第六章   毛泽东力纠“五风”
    
      第一节，毛泽东组织调查组


为了有效地纠正“五风”1958年10月，毛泽东特别委托吴冷西、田家英两位同志分别到农村作调查研究。
一、调查研究
以下是吴冷西同志调查情况和毛泽东的评论：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不要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要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吴冷西和田家英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下去不要张扬。“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7页）吴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下去。

     （一）、情况调查过程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行1958年10月1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他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吴冷西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吴冷西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的一县一社〉
    吴冷西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 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介绍，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因为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 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其中刘庄大队，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既讲成绩也讲困难。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新乡兴宁人民公社。是一个4000户，２ 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东郭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都分开住，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公社干部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刘少奇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还推广河南的经验说：“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男女老少换班，就是男女老少分别编班，以便调动去做各自力能胜任的工作。”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见《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

      （二），毛泽东的意见    

     〈1〉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吴冷西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他汇报。吴冷西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吴冷西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吴冷西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2〉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对供给制也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要42元(菜肉末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吴冷西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认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泽东说：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  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四、 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 95---103页)
    三，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对“共产主义”解释。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谈到“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在河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第四条，“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在江苏省推广。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向江苏介绍，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 (人均) 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 (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可见主张“穷过渡”的还不只是刘少奇，还有彭真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毛泽东苦笑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他愤怒申斥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
实言		 2006/5/5 10:30:44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3楼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苦衷

    鼓吹“五风”对人民日报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人民日报还要听中央的安排。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是，宣传口第一把关人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第二把关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第三把关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连消息也不发，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批评他“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中写道：邓拓被免职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158页)
   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主要责任不是他，而是把宣传口把关的主要负责人。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精神准备，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页)
 吴冷西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吴冷西说毛泽东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邓拓一块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煽风点火，推波助浪，是有他的内在原因的。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宣传口的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宣传口的把关人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当由宣传口的中央把关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72页)
    吴冷西道出了问题的所在：宣传口的中央把关人，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态度。应当指出，我们的许多领导人是从战争年代打出来的，魄力很大，说干就干，往往只强调“敢”字和“闯”字，当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包括用人，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作风打仗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


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

    从1956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政权，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吸取这一严重教训，他要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在当时还不能公开说。他是以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出的。

    一  毛泽东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过程。

    1956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讲了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的问题，他提出国家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党的主席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实行这种任期制。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子退下来，搞理论研究。
    中共“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基于这种考虑，“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名誉主席是为毛泽东不当党的主席后设的荣誉职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要辞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他嘱托黄炎培、陈叔通二老透露消息，以便有所准备，打通思想。不料黄、陈二老思想不通。第二天即“五一”节，他两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披沥直陈，希望毛主席再任一届国家主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并未根本巩固，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刘、周阅后，将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5日对黄、陈的信写了批注：“国家的基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为不连任而有所损失。”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任届的次数，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但他坚持不再连任，理由是：①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不可连任。②  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任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害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了起来，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他要求将黄、陈的信和他的批注，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许全兴：《毛主席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31--32页)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作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我的身体状况也极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得误会。(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报研究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399-400页 )

    二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提议并发表了公报，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指出毛泽东专做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抽出较多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十一所师范院校合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下)1988年版189页)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日程有三：一是讨论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二是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三是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在讨论国家人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提议刘少奇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得到大家同意。全会同时通过其他有关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会议决定这些候选人的提名将在同各方面协商之后，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195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1959年4月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其实，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1958年1月底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文件下发后，以及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有关讲话下发后，刘少奇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当时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且不久将是国家主席和未来党的主席，是毛泽东的直接继承人。

    三  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有接班人没有？毛泽东说：我们党从“七大”起就定刘少奇了。“八大”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这两个都可以。但邓小平很有发展前途，是六个常委中最年青的一个，今年五十二岁。(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151页)当然这只是当时中央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不高，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建树。从他提出的“模论” （模着石头过河）这条河的彼岸当然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硬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和“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充其量只是一句成语,谈不上什么理论，如果和毛泽东的《两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工作方法而论,毛泽东强调“要学会弹钢琴，”一手软一手硬，一面讲原则，一面讲教育、要团结、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策略；和“统筹兼顾”，既讲局部利益又要讲全局利益，既讲眼前利益又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辩证法相比较，证明邓小平不懂得辩证法，不懂马列主义。他自己就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其实，小本本都是一些阐述观点的，还不是理论性的，马列主义理论都在大本本中论述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然鼓励干部不要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他的哲学基础，他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根本不懂辩证法。他的“改革”就是“过河”，要越过楚河汉界，摸着苏修走过的路，从社会主义此岸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决心己经下定，就要突出一个“闯”字；突出一个“敢”字。他翻手为云，复手为雨，随心所欲。毛主席在世时，他是反修斗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谋，是比“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为纲的执行者，一棍子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打下去。毛主席逝世以后，立即换脸，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在他手里一下子就断掉了。他曾经扮演的反修斗士的角色，自动跪在修正主义者脚下，宣布投降，在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面前检讨，承认过去讲的全是废话。
甚至攻击毛泽东时期20“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那么，这20年邓小平在那里，他在干什么？邓小平1952年12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参加揭发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4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6年参加筹备中共“八大”召开工作，在“八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选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行政上仍为国务院副总理。就是说被耽误的这二十年,正是他在中央身居要职的二十年，是他在中央负责具体把握政策的二十年，这个责任他要不要负，再看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除把国有企业搞垮，搞出大量贪官污吏，大量失业下岗和赤贫家民，造出大批亿万富翁外，中国又搞出了什么？
    

    四  毛泽东讲设立一线二线的问题。

    1  设立一线二线的指导思想。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405页)
    毛泽东借鉴苏联的教训，所以从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即设立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其实，在“八大”以前，毛泽东就有意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了。
   2  设立一线二线后出现的问题。
    自1956年“反冒进”以后，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意见、主张并不能顺利贯彻，感到党内有阻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心里有气，说：关于人大代表会的报告，我两年没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他对计划部门不事先通报情况十分恼火。他在1月12日的会上讲：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说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子流走了。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出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又批评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2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不辞职？11月二中全会后，1月省委书记会议，3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些同志的心。(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213---214页)
    毛泽东从1956年至1957年底，搞一线二线出现的问题。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尊重他，有事不和他商量，我行我素，但为了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他们，使他能够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办事，另一方面，1958年以后，仍然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仍居二线。但一旦发现问题，毛泽东就出面努力纠正。并且主动承担错误责任，“因为我是党的主席嘛!不管是直接的错误，还是间接的错误，我都有责任。包括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五风’问题。”毛泽东都主动的承担了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接班人能够健康成长。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这样说的：“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可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所以，我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作，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的还是制定“二十三条”那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所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我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是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405页)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的，“引起警觉的还是制定《二十三条》那时候。”由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鼓吹和推行“共产风”、“高指标风”、“浮夸风”，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然后又惊慌失措，提出“包产到户，包括单干”，并加以推行，此后，农村掀起了一股单干风，不到两年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革、工、烈、干属)户，五保户。”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言下之意，你们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决定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挖资本主义根子。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对当时形势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么就不要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9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起草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扶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1964年7月5日，她写了长达万言的工作汇报，即“桃园经验。”介绍运动的全过程，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即“四清运动”) 是比土改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地一场革命，现在阶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
中共中央于9月1日，转批了这个“经验”，认为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在当时起了“典型”示范作用。绝大多数工作队都模仿“桃园经验”的做法。
    1964年5月15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估计，认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9月，刘少奇主持修订“后十条”，即第二个“后十条”，于1964年9月18日，由中共中央发出。“后十条”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群众运动”，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指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阶级斗争进行分析，工作队到农村搞扎根串联，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从理论上讲，全国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斗争仍然那么严重。是不好理解的。王光美同志总结的经验毕竟是从现实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特别是农村的阶级阵线并不清楚。这是因为武装夺取政权以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党在干部上、思想上、教育上、政策上都准备不足。大批原来地下工作干部转为公开身份，他们许多人并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地方工作的经验，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一般的政策观验谈不上，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朝权在手，就把群众，作为专政对象。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干部和士兵、甚至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旧军队，从军队转入地方，从北方调到南方，语言、风俗、本地情况都不了解；特别是大批原来在城市的流氓，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和刑事犯罪份子，在全国解放以后，从城市流入农村，外来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识别，仅凭“感想”出发，那些人一般比农民更能说会道，容易骗取信任，乘机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基层的领导权。全国解放后，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这也是事实。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刮得那么凶猛，纠正那么困难，就足于说明问题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必要的，也确实是比土改更深刻的革命。但这些都说明，问题在上面，在党内，应当从党内从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清除党内和党的领导中的不纯份子。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符合运动实际的，但刘邓却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富农打死老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是转移了大方向，当然是错误的。   
 毛泽东感到这个问题过分严重，建议中央研究这一问题，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然而，邓小平明知这个会议是毛主席建议召开的，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却借口主席年纪大，以照顾身体为由，叫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并说这次会议只讨论具体政策，不一定非参加不可。毛泽东本来就有意见，当然是要参加的。在会上，毛泽东刚发言不久，就被刘打断插话，而且，一路说下去，视毛泽东为无物。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
    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少奇认为问题在基层，在下面，毛泽东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毛泽东的观点是有根据的，纠正“五风”这么艰难，足于证明这一点，只不过是刘邓自己在圈子范围内，觉察不到而已。
后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发布)。这次会议提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改变了以往把所有干部都看成被整的对象，和仅由工作队领导的做法；运动中不搞打击一大片，不搞神秘化；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304---306页)(高树：《历史巨人毛泽东论》141页)(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358---359页)
     其实，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出现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了，只是没有公开化。据陈伯达说：刘少奇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难说，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刘少奇不反修，这显然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重大分歧。刘少奇在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
在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写的《邓小平》一书中说到：邓小平说：他和刘少奇准备通过选举的办法，把毛泽东党的主席职务选掉。《邓小平》这本书是这样写的：1966年初，清华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亲自领导工作组进行反击。
    刘少奇和邓小平准备七月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依靠现有的大多数人，选毛泽东为党中央名誉主席。这个职务是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根据邓小平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设立的。一部分党的中央委员已聚集在北京。可是毛泽东还在外地。他于7月16日为显示自己身体矫健，以显眼的做法在武汉横渡宽15公里长江，五千人在江中伴游，十万人在江岸助兴。翼日，他才出现在北京，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组，提出，要么撤回工作组，要么他们自己也到烈火中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168页)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节    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五风”

一，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抵制“五风”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吴冷西是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据他回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
    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有的说三年实现，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 70、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三  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点出了是政治局委员。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指的是谁就很清楚了。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他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 104页)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一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像，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人民日报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3-444页）
 四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2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浪。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他们却借口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说。
     吴冷西回忆说：1959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审批，刘少奇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1959年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强调：“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从去年9月，大家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月我到郑州才发现这一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选》第215页）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36---141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而发的。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少奇同志和恩来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142页)

  二， 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郑州会议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五风”的意见：
    一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1958年报月4日和10日讲话)
    二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指出有些人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
    三  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  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 1958年11月9日)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  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  毛泽东从1952年起提议各级领导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至少有15次之多。在郑州会议同样提出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并要求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中央和各级领导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 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

    为继续纠”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陈伯达说：“以钢为纲”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泽东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五  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六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
    《决议》毛泽东修改时加进一段精彩的文字，指出：“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这是针对《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的错误讲的。
二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  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夸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指导作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名单人选，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作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356页)刘少奇组阁增加毛泽东纠正“五风”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力纠正“五风”，并且亲手在《决定》中加了大量纠“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却只字未提到，坚持“共产风”的势力还相当大，说明毛泽东今后纠“共产风”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宣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毛泽东的呼声较微弱，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

                     第二次郑州会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作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  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当时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  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纠正“五风”受阻毛泽东只好实践，你们不给我贯彻，我自己贯彻的诺言，直接写信给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
-------------------------------------------
实言		 2006/5/5 10:36:59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4楼
三，  为反“五风”， 致省、地、县、社、队的公开信


(《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的信发出以后在党内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在庐山虽然积极反“左”，据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就写到（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见《庐山会议实录》201页）为什么就不说毛主席多次纠正“五风”不力，不得不超越各级领直接向全党写公开信这一事实呢？
从上述种种事实表明：“五风”闹得如此之凶、如此无理、如此荒唐，纠正“五风”又如此艰难，和各级地方领导的思想作风是分不开的，因为，夸大成绩是领的功劳，符合领导的意志和愿望，可以提拔。讲真话，显不出领导的成绩，不利于领导升迁，不符合领导的意志和愿望，自然得不到提拔，这是直到现在仍然难于纠正五风的原因。作为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处位置，他所肩负的责任，不允许他不从战略方面，政权的巩固方面去思考许多问题。从战略目标出发，他是绝对不允许“五风”存在下去的，这也是他往往处于少数地位的原因。

在庐山整彭德怀是纠正“五风”中的一个插曲

按照历史上打天下拜相封侯的惯例，彭德怀应该是具备足够的战功基础在中央主持工作的。然而最终在党内政治与国家经济管理工作中，彭德怀一直是靠边的，毛泽东选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地方工作和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来主持新中国的建设,这个选择应该说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彭德怀具有不满情绪，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来说，却是不允许的。他火暴的个性，或者说是直爽的个性，特别是他依仗的自身功劳和威望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这个不满。也超越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能容忍的范围。早在1954年参与高岗的密谋，要刘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怀，毛泽东还是尽力把他分离出来。根据黄克诚的揭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士做公开检讨。这才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被迫明确作出选择，如果要继续支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执政，必须同意刘少奇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怀这个重大干扰因素。而彭德怀的信件内容根本构不成反对毛泽东的罪名，毛泽东也确实没有对这封信特别重视。最后彭德怀被打倒也与他的信件无关，罪名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实际上是因为彭德怀对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格局的长期表示不满，在1954年和1959年两次公开发作，才导致了自己受到政治处分的后果。
根据黄克成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交代：“彭德怀同志写信时，估计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7月23日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信发出以后，彭德怀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传单，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交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存在和他争权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检讨。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１９３页）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的庐山会议过程说：“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卫士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卫士们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毛泽东一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卫士去看看。卫士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到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批评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毛泽东的卫士田永玉回忆，中央一些人当时要把彭德怀彻底打倒，是毛泽东竭力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并为此还亲自去做了一些同志的工作，彭德怀才得以保住政治局委员身份的。
毛泽东是上山之前就拟订了讨论大纲，归结为十八个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彭德怀在意见书中间提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许多帮闲文人渲染为大大得罪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坚决要把彭德怀整下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的7月23日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这个狂热性。据陈伯达说在。批彭之前，他在毛泽东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泽东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泽东是否彭自己写的？毛泽东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德怀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泽东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才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伯达谈话，又由彭真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压力下要甚么给甚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根据毛泽东卫士们的回忆，本来在7月底毛泽东已经吩咐要收拾行李下山，结果有人却要求毛泽东改变行程，留下来主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以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本来庐山会议是形势分析会，最后变成对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后来说他对八月份的会议是不满意的，能够让毛泽东留下来违心地参加解决彭德怀问题，显然只有党内高层的集体行为才足以达到。庐山会议的后果，这些高层人物都不敢承担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头上去，并掩盖事实，让别人去攻击己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破坏了党内民主，个人专断。毛泽东显然是有不同的感受，毛泽东不仅继续退居二线，而且到文革之前说到处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1962年8月12日批评中央组织部说“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毛泽东还说财经口各部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地方，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这个总书记职务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党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
彭德怀在中央高层可是很没有人缘的，不仅作风霸道和跋扈，而且说话非常不检点。很难说他身上具备一个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更不用说后来的封神榜上的个人形象了。但当时积极挑动反彭德怀的人，却有意不说出来，造成彭德怀除了1959年7月14日写了一封信之外，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干过，要干也是干好事的假像。实际上彭德怀的人生比较漫长，做过许多独具特色的事情，特别是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个人的自我评价是极高的，实际上颇有林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之高标。作为政治家，彭德怀个人是具有非常严重的知识与性格方面缺陷的，他不是没有主持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恐怕始终没有具备团结大家共同作好工作的素质。这其实不奇怪，一代革命家多是粗人出身，都不是今天那种官场上圆滑的政客，做人做事多有不足之处，这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场景，毛泽东主张从宽处理不必过分计较，当然是有道理的。据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来自一些内部文件的出版物披露，当时中央高层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的发言记录。周恩来揭发彭德怀的军阀主义作风时说：“1930年春夏之间，彭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杀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残部被国民党招降，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在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军阀主义的手段。长征中主张以军阀主义的办法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错误地主张以军治党。”当时由于他打了败仗，枪支弹药少了一点，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彭竟使用军阀吞并手段，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队实行火并。袁、王当时均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部队也有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彭为了吞并这个部队，给他们捏造了叛变的罪名，骗他们在永新集结，调遣了三个纵队将他们解决，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杀，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完全丧失。彭历史上流寇思想极为严重。平江起义后，东窜西窜，杀人放火，把东固城全区房子烧光。夜袭万寨，烧了一条街。并曾说：“要使三十里路无人烟，叫敌人不敢来围剿。”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由于彭的骄横跋扈军阀主义作风，十个元帅九个对他有意见，十个大将九个对他不满，广大干部对彭则是敬而远之。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汉还恬不知耻地说：“打人不算军阀主义，要看打人的条件而定，打人都算军阀主义的话，那我打人多了。”彭一到井冈山就对陈毅讲：旧社会不提拔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报复。由于他拿参军当入股，所以他给有些人讲：我在旧社会，不是杀头，就是当总司令，当皇帝。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有的报告上写着“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不转还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彭曾经对徐某说：一军团站在毛主席方面，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李富春是个大草包。
1943年2月8日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彭德怀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个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会，他叫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就搞这么个东西。”
1935年红军过草地后，中央决定一、三军团合并，成立陕甘支队。在彭的直接影响和指示之下，彭雪枫也散布“一军团杀了三军团的干部”“三军团四师三个团的政治委员都要解职”等。在吴起镇时，彭德怀曾当着钟赤兵的面，诽谤毛主席呆在后方，不上前线，好睡觉，把文件压在枕头底下闹情绪等。
一些省份修了招待所，彭就到处造谣说：这都是给毛泽东同志修别墅。
1954年6月彭德怀到刘公岛，别人问及主席健康时，他对某军校同志说：“毛主席整天蹲在屋子里，除非房子塌了他是不会出来的。”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反“五风’中直接写信给各级领导和贫下中农，他说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归自己，要骂娘等等。”（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352页）
    彭德怀议论林彪，到朝鲜在干部中讲：“我这个人和林彪相比，他比我聪明，但我比他身体好，我命苦，在西北钻山沟，到朝鲜还是钻山沟。”“林彪同志吃的开就是因为他会喊毛主席万岁。”“林彪过去是排长，是由老兵指挥的。”“林彪同志在中央苏区反对博古时没骨头，不硬。”
韩先楚同志揭发：“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说：“他（指周总理）到哪里，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也有人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彭德怀在庐山挨整，不在于他是否讲老实话，而在于彭德怀的文化素养、居功骄傲、火暴的个性、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由于彭德怀极端狂妄，得罪了中央政治局所有领导，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打乱了会议计划，毛主席原定结束会议，准备下山，却被政治局常委强求留下，继续如开中央全会，解决彭德怀问题。在讨论中大多数意见，把彭德怀一撤到底，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待遇不变，会后毛主席也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八月份的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说明，彭德怀的问题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决定，毛主席本来也是违心的，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为了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不作这样处理。但是，事后所有的人都推卸责任，把恶名留给毛泽东。当然彭德怀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他在路线问题上必须十分清醒，不能有丝毫糊涂。从苏联共产党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和赫鲁晓夫斗争中国防部长朱可夫的糊涂和朱可夫所起的作用证明彭德怀是一个关键人物。从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韩先楚等人所揭露内容看，证明彭德怀的思想修养、政治素质不高，思想政治路线上也是糊涂的。早在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建议军队“要讨论朱可夫所犯的错误”，“吸取苏联的教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9页）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朱可夫犯错误的经过，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会。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走得太远，损害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威信，决定摆免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推选莫洛托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委员。当时十位主席团委员中有七位支持，三位反对，主席团中多数认为，没有必要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但，时任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暗地里把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来，强行召开中央委员会，结果莫洛托夫等被打为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得逞后，并不认为朱可夫立了什么“功”，相反使他认识到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重要，由于朱可夫不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不久赫鲁晓夫就把朱可夫撤换了。（参见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据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说：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在小组会议谈了很多意见，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把那些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么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7月14日毛主席看了彭德怀送来的信，毛主席认为有些看法与彭德怀不一致，把这封信送常委传阅，16日开常委会讨论彭德怀的信，7月23日开政治局扩大会，按理作为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应坐在前排，可是这次他却坐在最后一排，毛主席当然也不高兴。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彭德怀甚至说“军队不跟我走，我可以到乡下去，重建军队。”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最先走出会场，毛主席往住处走到半道正好遇见彭德怀，毛主席心平气静地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说说吧！”彭德怀的脸‘唰’一下子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生硬地大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气哼哼地走开。毛主席没有发脾气，他说：“没有关系，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7月27日，政治局常委集体找彭德怀谈话。毛主席说：“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的气，这次到庐山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彭德怀说：“为什么不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过程？”毛主席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这时彭德怀呼地站起来，拉开嗓门大声吼起来。这位大将军竟说出了骂人的粗话。在场的常委无不为之震惊。（参见李静编著《实话实说---丰泽园》第222页）
有人说：彭德怀无非在庐山讲了真话。真话是要讲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讲假话当然不行。但毛泽东也是讲真话的。问题在于真话对谁讲、站在什么立场上讲、用什么方式讲。讲话不分敌、我、友，作为站阶级斗争最前列的国防部长是不行的。不能认为不管什么场合只要讲真话就成了。江竹筋、许云锋，在徐鹏飞面前讲真话，来一个“以时俱进”行吗？同样，在国际上帝、修、反，国内反动派共同利用“三面红旗”攻击党中央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情况下，作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然应当站在主人翁地位讲话，要维护党和领袖的尊严，一致对敌。对在国际和国内复杂的形势面前如果看法不一致，是不可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是要把事情搞乱的。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毛泽东做了很多少次检查，一直在纠正错误,他们就听不进去。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带头纠正‘左’，上海会议，毛泽东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彭德怀挖苦说：‘您不是早就挂帅了’。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毛泽东在船上呼吁团结，彭德怀又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凭个人意气办事是不行的？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团结,不要凝聚力，不顾大局是不行的。可见，彭德怀反“左”确实是带有盲目性，客观上迎合了赫鲁晓夫和国内外反动派的要求。按彭德怀当时的职务来看，这种糊涂思想不解决，反“五风”就会反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会给国内外的敌人钻空子。毛泽东曾对李银桥说过：“我对彭德怀没有个人成见，他骂几句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是党的团结，总不能让他们几个人把我们党的团结破坏掉么！”“现在，美国和苏联都在反对我们，蒋介石也火上添柴，国内的右派也贼心不死呢！彭德怀这个时候在党内再一闹，如果顶不住，天下岂不是大乱了吗？批他们几个人，是为了党的团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历史的真言》第766页）这是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反对彭德怀的最好的注释。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来看，主要的也不是批评右倾。而是批评他是“民主派”，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大英雄，他的功劳很大，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停顿了，亭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了，欣赏等级制和资产阶级法权了。从他极力推行军衔制和吹捧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证明他的思想路线是模糊的，不清醒的。许多人把彭德怀当作右倾来批判，实质上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右倾，这是从总的思想倾向来讲的。不是说他反对大跃进中的“左倾”不对。
-------------------------------------------
实言		 2006/5/5 10:44:2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5楼
第四节   “五风”的社会历史根源

  “五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良作风，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有过，当时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就是批评当时苏联普遍出现的“五风”而写的，当然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应当说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五风”本来就是私有制的个人主义观念和资产阶级思潮反映到共产党内来的不良作风。“五风”的出现，不在于人民公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也不在于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现在，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了，“五风”照样存在，同样盛行。官场腐败，社会公德败坏，就是“五风”的继续和发展。远的不说，就1998年5月下旬，朱熔基在国家计委主任王春正、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人陪同下，来到安徽省南陵县考察，原来认为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南陵又是芜湖的粮仓，要去看一看粮食收购政策落实情况。当南陵县委得知朱总理要来检查落实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委和芜湖市委领导都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农民早已不生产粮食了。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开放价格差距很大，地方财政补贴有困难，压价农民又亏损，农民不愿种粮食，粮仓是空的。现在总理要来南陵县，无论是芜湖还是南陵都有不希望他失望，于是只好造成假，南陵县峨岭粮站是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六号仓有少量的粮食外，其他基本是空的。造假从五月十八日开始，向全芜湖市调动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出动二百多人参预粮食运输和进仓工作忙了四天四夜，小镇所有饭店和茶馆通宵经营；粮站外面气车络绎不绝。当朱总理走进三号仓，走向粮食高处时是心旷神怡，他那里知道这是一个假山啊！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到小岗村视察，出现的“五风”并不比1958年逊色。1978年安徽省滁县地区的来安县的十二里半公社在全国农村首先推行“包产到户”，由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最早推行“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王业美受批判，结果改革先锋的桂冠就转带到比十二里半公社晚两个多月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头上。当年为了丑化人民公社和美化小岗人民敢于“斗争”和搞单干的决心，还造谣说是小岗人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搞单干的，全村还订有“秘密契约”家家按过指模。二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重点早已从农村转入城市，农村的改革开放也不再有那位中央领导过问了。一天江泽民突然想起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他的想象中小岗村二十年来一定变化很大，一定富得流油了。要在农村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到小岗村去视察肯定有“经典”价值。于是决定1998年9月22日参观小岗村。可惜二十年来小岗村的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因负担日重生活并不没有改善，这样总书记脸上就无光了。为了增加农民对总书记的感情，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不能不对小岗村进行梳装打扮，以是一场弄虚作假的戏剧就演出了。小岗村人做梦也想不到，一天省委领导会亲自率领交通厅、建设厅、教育厅、水利厅、卫生厅、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赶到小岗村来，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改变小岗村的面貌。县教委主任徐彪负责指挥兴建一所可容师生160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号开学，到总书记视察那一天，凡适龄儿童都要到学校座上一天。接着建设厅、水利厅、卫生厅联手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民吃上自来水。然后由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个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从上到下上一遍涂料，使小岗村摇身一变成为“全新”的房子，又为一家一户建造卫生厕所；林业局领导亲带领一大批专家，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之上，精心护理保证棵棵成活；村党支部办公室平地而起，“大包干”展览馆的“秘密契约”和博物馆的“真藏”也泡制出来了，说是小岗村的大包干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其意义不小于1949年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这究竟为什么？直到人们得知是江总书记要来视察时，才幌然大悟。可是小岗村的人民并不买账，他们说：“你们早不帮，晚不帮，单栋江总书记要来看小岗了，小岗村小学校就办开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了‘小康’，显然是给人看的”。农民说：那个“秘密契约也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那里的手指模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农民调查》233页）总书记和人民心联心，总书记带领农民实现小康，的文章自然就泡制出来了。但总书记走了，小岗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了，可是花去的钱从那里出？只好不了了，可是电话月租费是要出的。小岗农民说：我的生活没有改变，98年江泽民要来参观哄动一时，强迫装了电话，不打也要出钱，干脆送给别人，可是房子还是一样可以看到白云蓝天，，下雨漏个不停。可见“五风”的出现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有。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发现其根源：
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没有经历过。思想上，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封建残余深刻影响根深蒂固。从封建神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封建文化跳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既没有经历哲学唯物主义改造，也没有对神学进行清算。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真理，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其中也有许多人为反帝、反封建，求得民主投入革命的。加上我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革命形势快速发展。干部数量上和思想理论上准备都不足，许多地方干部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北方人转业到南方，他们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和条件，匆促上阵，既没有领导地方的经验，又没有思想理论上的武装，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党的政策；既不了解南方农村风俗，又不了解农民。而且这些从部队转业的军人又往往是从国民党旧军队收编过来的，他们参加革命以后忙于打仗，根本没有学习革命理论和改造世界观的机会。而全国解放后地方政权也只能在一片混乱中产生。有许多本来就是流氓、二流子、或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跑出来的刑事犯罪份子乘全国解放特敕的机会流入村，他们本来就是善于交际的投机份子，仅凭能说会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被派到基层去的干部，本来就苦以难和群众交流，对送上门来投报，实在求之不得，根本料想不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道理。这些人混入革命队伍，成为地方骨干，是易如反掌。他们一旦当了官，凭借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颠倒敌我关系。真正劳动者，本来文化水平低，见识就狭窄，受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只道逆来顺受，连说话都困难，不具备领导能力，难于选中，只有再次受坏干部压制。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干部们特别是基层干部，无论政治素质、政策水平还是文化素质都十分低下。而且新政权的政策法规都不完善，往往照搬国民党那一套，凭长官意志办事，靠高压政策，个人说了算，造成民主稀缺，专政不到位，敌我颠倒的政治环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出现“五风”的社会基础。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封建神学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些干部在个人名利驱动下，虚火上升，内寒外烧，应时出现“五风”，是不足为奇的。
无论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十分注意对敌我双方的调查和分析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位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者。可是全国解放以后，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干部问题不少，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基层干部作过调查和分析，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变了，许多规章制度出于安全的考虑限制了他，人为地、制度性地切断了领袖和群众的联系，他不能自由出入于群众之中，他自己就多次抱怨，没有自由，不能作社会调查，不能上馆子，不能上街买东西。这是治安制度和坚持群众路线中的矛盾。解放后，刘少奇在一线工作，感觉到了基层干部问题不少，同样不能亲身深入群众，解剖麻雀，提出过一些口号，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搬石头”，“四清”，“桃园经验”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没有在理论上对基层干部形成的状况做出历史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只是就事论事，提出过以简单的口号。毛泽东则从感觉去判断口号本身，认识上的差别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经营体制来说：无论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采取“政社合一”的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的思想觉悟以及干部的素质、管理水平不相适应的。无论和本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和合作制或者是马克思所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之后的“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不同的，是超越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的。是不利于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进行过合作社的宣传和试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也包含有合作制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欧文和傅立叶的理论，并从理论上详尽地论述了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的思想和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面临着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列宁一再“提醒读者注意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关于农民问题所说的话。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要剥夺小农，认为只有用示范的力量向他们表明使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斯大林指出：“必须根据自愿的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1956年以前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比较深透，他一再强调：“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的农业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思想显然是把农业合作社看作是独立经济组织，它和政权机构是分开的，政府对合作社只是起组织和引导作用。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否定私有制以后重建的“个人所有制。” 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政府只是起引导的作用，并没有“政社合一”的意思。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政府起着引导和组织的职能被扩张为领导，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理论上模糊了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依据，在现实中政府和经济组织溶为一体，为打破自愿互利原则创造了条件，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形式被扭曲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的宗旨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深得人心的，我们的领袖是得到群众信任的，在人民群众中是有威信的。这就为一些干部在党组织的名义下制造“五风”提供了组织保障。所以“五风”如此荒唐、如此不得人心，却如此普遍；纠正“五风”如此艰难，如此肆疟，这绝对不能认为是某几个少数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工作作风问题。其根本原因，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外，还要从经营机制中找寻。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不是解放以后才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农村也有过不同范围和不同形式的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式。早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在解放区，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变工队，也是一种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户占有小块土地，又缺乏农业生产资料，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时季节性、临时性的互助组便转变为常年性的固定的互助组，暂时克服了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后又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产生了供销合作社、信用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私人占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价入股，由农业社统一经营，按股份红。供销合作社则是农村劳动者自愿集股并在国家大力扶持下组织起来的商业组织，收购和推销农副产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农村，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信用合作社是农村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大力发展农村储蓄和低息贷款，打击高利贷，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三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些股份合作经济对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合作制在我国早就有过实践，它不仅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且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起点。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农村普遍建立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区别，主要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由私有财产变为集体财产，分配不再依据财产占有，而仅仅以劳动为尺度，从此农民财产占有上的差别被否定，农村产权关系被淡化了、模糊了。农民的“自由”、“自主”观念消失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级织和政权的关系搞乱了，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中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含义被抽去，把专政用到处理人民内部事务中来，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由此遗留下许多问题。它是和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被否定以后，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关于“自愿互利的原则”相违背。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本应及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连高级社都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又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央文件中明文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样，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远远超出了农村生产力和人民的思想觉以及干部管理水平。在“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思想指的导下，大搞“一平二调”，分配上“大拉平”，农民的个人财产完全被否定，集体产权关系模糊，农村生产关系被扭曲；供销合作社名存实亡，被国营企业吞食，长期没有股金分红；信用合作社变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农民入股资金的比重微不足道。农村股份制的概念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假大空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农村生产关系完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否定私有制以后，重建个人所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思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当然，这是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经过实践是可以纠正的。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政是分不开的。但党和政府都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存在和发展都赖于经济基础，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根据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制定的，受经济基础影响，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在党、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如何理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使党和政府自觉地约束手中的权力，使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既保证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不受干扰，又对企业领导人的行为进行民主监督，确保大多数所有者的意志和愿望得以实现，确保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举和罢免企业领导人。而不是超越和混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和经济关系。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政治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我们党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当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去选择企业领导人，去决定经营策略。党、政领导既不了解企业，也无权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更不能包办企业的经济活动。只有这样企业领导人才有可能对群众负责，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行政长官负责，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去迎合党、政领导人的愿望。
既然马克思以前己经有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产生，并且对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作过深刻的评述，而在论述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要建立什么样的经营机制时，却没有使用“合作制”和“股份制”、“集体经济”的概念，而使用“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新的概念。这当然不是蔬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自由人联合体”强调的是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联合体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应当是相对独立的，而不是“合一”的，党和政府只是服机构，不是领导和指挥机关。在“政社合一”的经营机制中，所有者、劳动者是难于独立自主的。如果说，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还能够强调“自愿”的原则的话，那么，人民公社时期强调“政社合一”以后公社的领导只能靠上级党、政领导任命，所有者和劳动者没有选择企业领导的权利、没有经营决策权，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自由”了。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集体所有制的管理模式事实上超越客观规律。当然，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试验也是无可指责的。有人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急躁冒进的产物。”急躁当然不好，但难以避免。我们提倡急而不躁。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往往出现离开现实的，浮躁的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急而不躁，马克思、列宁，天天盼望革命高潮到来，急天下人民所急，天下的穷人还在挨饿，还在受压迫和受剥削，不急不行。全世界所有弱小民族都是急，因为侵略者的屠刀在他头上飞舞，不急不行。中国人是急的，三年时间打夸蒋家王朝，不急就没有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新中国很穷，穷就要挨打，穷就要挨饿，美帝和苏修的鼻子早己经伸过来了。可见，急不完全是坏事，但“浮躁”却不行。一但浮躁起来，就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急就是左倾。”说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左派，是真真实实的左，不带引号的左。难道有右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浮躁却是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郑重的态度，但要在实践中才能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认识过程中是否有错误，而在于有没有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在于对理性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是否敢于承认错误和修正错误。毛泽东早就讲过：“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说明理论的提出可能包含有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出现某种偏差，而全盘否定前人的功绩。
-------------------------------------------
实言		 2006/5/5 10:49:56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6楼
第七章  改革就是创新，倒退没有出路

第一节  尊重历史，尊重辩证法


改革就是创新，因循守旧，不可能改革。但所谓创新，不是否定一切，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虚无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改革是扬弃，有批判、有继承。批判就是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要继承和保留合理的部分，吸取其合理精华，然后才谈得上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糟粕。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修正主义者竟然孤注一掷，把几千万先烈流血奋斗、亿万人艰苦创业的伟大成果付之东流。一切从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小孩和污水一起倒掉。他们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亳不含胡地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要小心地摸索前苏联从社会主义社会此岸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彼岸去的路。在国际惯例的借口若悬河下，按照资本主义的要求，“修章改宪”，完全否定了几十年的革命成果，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不够格”的名义下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和国际际接轫轨的名义下，复辟资本主义；打着国际惯例的名义，挂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修章改宪”；以明晰产权为错口，化公为私，“拍卖”国有企业；以合理配置资源为借口，否定计划经济，搞垮国有企业，建立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开路；把比较公平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平均主义，代之以拉大差距，鼓励剥削，贪污受贿；一方面，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借以为蒙蔽群众。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己经消灭了阶级、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竟然剪断了人类历史沿续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把大部分野战军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的对外职能转变为对内职能，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一只硬手压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咽喉，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另只硬手保护着新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要争论”没有是非曲直，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赚了钱就有道理，就是人才，就是上等人，有钱的可以买权致富，有权的可以卖权致富，权、钱、人身、灵魂、道德、良心、都可以作为赚钱的工具。有天线的赚大钱，没有天线的也要想办法赚钱，上面有人能通天贪污腐化有保障。上面没有人的，要削尖脑袋往上爬。
复辟先从小资产阶级天然王国的农村开始，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分田单干，推倒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骂得一无是处，把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作法捧上天，胡说只要单干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了。的确选择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确实用心良苦，选取对了。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如何? 下面举两个典型为例：一是当年被捧为第一个敢吃螃蟹，首倡搞单干的小岗村村民严富昌说：“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说实话，我并没有脱贫。”“我住的房子，白天可以看白云，晚上可以看星星，下雨漏个不停”；1998年因为江泽民要来小岗看一看全国首先搞单干的农民是否富得流油了，为了欺骗江泽民政府强迫给安了个电话，不打电话也要钱，我把电话送给别人了，农民被送回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老家去了。另一个典型是河南临颖南街村，农民吸取了搞单的教训，迅速返回到毛主席革命路上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的是集体化道路。也经过二十多年，现在南街村，户户住的三室一厅，席梦思床、电灯、电话、电视、用具、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上大学都是集体供应；阔气的办公楼，文化俱乐部，图书馆也盖好了，每人每月四十斤粮，吃菜到集体市场去买，一律一毛八一斤，此外，养老、退休、医疗等多项福利齐全。都是集体供应。难怪小岗农民参观南街村后赞叹不己，大呼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大当。
像南街一样坚持集体所有发展经济的有，大寨、半壁店、韩庄、周家庄、洪林、华西大队、刘庄.....。全国有七千多个。这些农村顶着修正主义的压力往前走，有力地证明农村集化的道路是引导农民走体化的道路是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分田单干、搞私有化的路是行不通的。
我国经济经历过从繁荣到衰退再到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为：1750年，占32.8%；1800年，占33.3%；1830年，占29.8%；1860年，占19.7%；1880年，占12.5%；1900年，占6.2%。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只是近代中国才逐步衰落，直到1949年以前，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之一。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日本人公开叫嚣不要把中国人看作是人，几千万中国人被屠杀、妇女被奸污、被活埋、儿童被虐杀、做制造细菌的试验品，放到靶场上作为练习射击的活靶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个本来很贫弱又经过长期战争磨难的新中国。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决心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在摇篮里。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又乘人之危企图控制新中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把他顶回去，出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在珍宝岛向我军开火，支持印度挑起边界冲突；美国在朝鲜战争后转向南方，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且多次派遣武装特务窜犯沿海。
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每一次都以割地赔款和失败而告终，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大片的领土被占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
新中国建立后，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世界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的30年。这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又经过27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繁荣昌盛，成为全世界压迫民族和人民响往的圣地，中华民族以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不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感到由衷自豪，就是包括曾经进行过殊死较量的敌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甚至于赞扬。例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总统、总理、首相、其他官员、学者一致公认，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历史”、“提高了工农的地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以此相反，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却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一方面是美国学者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另一方面是当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实际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说：“发展非常缓慢”、“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多大发展。” 前后二者反差之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邓小平这几句话，给国内外宣传口定了调子。一时间国内外帝、修、反无不为之振奋，开始了对新中国又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谩骂，什么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华民族的浩劫”、“封建专制”、“法西斯”、“计划经济死路一条”等等。
这样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毛主席在世时的新中国27年和毛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江泽民主持下的27年作为一个比较。
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也抹不掉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与1979年相比，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1949年与1979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的倍数分别为：粮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发电量64.6，钢217，水泥111，木材8.6，棉纱7.1，硫酸174.0，纯碱15.8，烧碱120.7，农用化肥1774.7；基本建设投资1979年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产品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即使与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04、6.59、1.0；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原煤3.8、原油71.6、发电量13.6、钢5.4、水泥9.8、木材1.0、化纤1631.5、纱2.1、布1.4、硫酸10.1、纯碱1.9、烧碱8,2、农用化肥69.6。
     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倍数中，农业是最小的，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亿亩，占世界的7%，相当于美国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国的11%、印度的43.5%。在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在耕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近两倍，这是一个奇迹，是数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结果。到1979年，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33.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达到7122.1万马力；农业用电282.7亿度；农用化肥生产量1065万吨；各种化学农药生产量54万吨；再加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优化，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极大的增强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弱不禁风”灾害频仍的苦难局面。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改变，仅靠个人承包、分田单干是根本办不到的。
     农业发展的周期长，投资大。但农业一旦有了长足的进步，就会给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如人力、资金、原料等。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职工队伍增加了8300多万，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业交通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为其他行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有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为城市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业就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结果之一。
     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是基础原材料行业另一个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成就。1979年，我国煤炭产量就达到6.35亿吨，相当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有了煤炭，才能发电、炼钢，才能烧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砖块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制造化肥，才能做饭取暖，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因此，煤炭产量的意义与其他各项指标的意义是不同的，必须充分认识煤炭工业发展的意义。     
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发展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比1949年，各类在校生总数增长了8.1倍，其中高等学校8.7倍、中等学校47.5倍、小学6.0倍。全国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70.5万，相当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些方面的成就，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全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农作物新品种，领先世界的籼型杂交水稻在四亿多亩农田中推广。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吨级电渣重熔炉、五十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在国防科技方面，自1964年起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1970年起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并于1975年掌握实现成功返回技术，1980年成功试飞”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及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科技方面也发展迅速，有的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在医药卫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总之，这些成就说明，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比于1952年为2.6倍，其中农民、非农业居民分别为2.5倍、2.7倍。1979年全国职工总人数达到9967万，相当于1952年的6.2倍。在旧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解放后，各类高、中、低等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的主体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职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医疗免费。从六十年代起，全国的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在旧中国千百年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灭。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飞速发展。1840年清朝时，我国人口就已达到4.1亿，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9年建国时才达到5.4亿，而三十年后的1979年总人口即达9.6亿，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新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也不得不占用和消耗了各种社会资源。
    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的支持。所有这些铁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邓小平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完全否定了。转而吹嘘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似乎许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的命题，江泽民甚至把”实事求是”封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但根本找不到他的论断有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
          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甚至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设方面，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能够长期大幅度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技术方面，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的。而且，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占28%，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了近70岁。正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等等。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发展还是很快的。怎么能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    
 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邓小平没有勇气说明他在反右和大跃进中所担任的角色，他就负什么责任，也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很不诚实的。
    尽管在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邓小平之流的严重干扰。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大的。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1958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7%，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7%，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         
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尽管该书在说明中加上特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字样，但是，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是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和邓小平、江泽民统治下的二十七年的统计资料证明。邓小平、江泽民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实言		 2006/5/5 11:06:0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7楼
第二节，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新中国的全部历史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在真理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实践作为理论的尺度，是因为实践本身具有真理的品质。但实践作为衡量理论的尺度，它必须在该理论的内含中，不是在确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背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行动，不能成为检验该理论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人制造“五风”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损失。当然不能由此得出 “三面红旗”是错误的结论。因为，从世界观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三面红旗”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五风”理论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二者是根不能兼容；“三面红旗”的理论中并没有“五风”的内容。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恰恰证明“五风”是背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盲目行动必然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才是经过实践检验所证明的真理。当然，在贯彻执行《三面红旗》的实践中，出现“五风”也给党和人民提出了必须完善管理体制，杜绝“五风”发生的要求。
二，也不能把政治运动和在运动中人为地执行错误的政策混淆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政权，需要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打击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但在运动中必须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但有人以权谋私，背离中央的政策，欺上瞒下，另立土政策，在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甚至颠倒了敌我关系，帮助了敌人，伤害了人民群众。这当然不能由此证明政治运动是错误的、没有必要的。因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和扩大打击面，甚至搞冤假错案，不是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因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政治运动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执行错误的政策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质属性，只能证明党的干部队伍不纯，需要整顿。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理论是真理。正因为在实践中党的正确政策经常被扭曲，说明干部素质低或者有阶级敌人在破坏和捣乱，扰乱阶级阵线。所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展政治运动提高干部素质和肃清不纯份子是必要的。
三，不能把政治运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政治运动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需要，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是上层建筑赖于存在的基础，上层建筑被扭曲当然也会影响经济建设，但这不是经济体制本身，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或者错误地执行某项政策。正如帽子不合戴，不是头脑笨。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是林彪、“四人帮”推行错误政策，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建设。但文化革命和计划经济没有关系，文化革命前己经搞计划经济了。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中由于基层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执行错误政策，挫伤了好人，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而误认为是经济体制不行。相反，现在党风败坏，社会腐败才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才是不搞政治运动的结果。
四，在经济建设中不能把经济手段的运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两码事。计划是主观的，市场需求则是客观实在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计划和市场统一，但在制定计划时往往由于缺乏调查研究，造成计划和市场分离，主观主义和客观脱节，造成计划失误。但主观主义、脱离实际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属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计划工作者在制定计划前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不能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计划失误，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力求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要求。
总之，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这些事实不应是细枝末节，而应是“全部总和。”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文选》第2卷，第396页）有人拿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相比较，似乎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只是否定前三十年。其实，水有源，树有根，历史是有联贯性的，任何人要割断历史是不可能的，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必然否定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同时也就否定建国前二十八年，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否定他们自己。在一些人账本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一连串“荒唐”记录。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前三十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不成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占有形式，经过长期内外实践，证明它减弱了广大经营者对财产的关切度，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局面，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参见深圳商报2001.12.24《实践的科学总结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他看来，前三十年一无是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是错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错误的；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错误的；三线建设，是错误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修大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加上二十多年物资紧缺，粮、油、肉、布料、肥皂、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各项运动中都出现过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迫、供、信，冤假错案，一言堂的错误，还有文化娱乐单调等等，总之，一无是处，一片黑暗。在这位作者眼里，新中国五十多年中，至少有三十年是黑暗的。这样即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既然全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全盘否定。那么，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邓小平又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因而邓小平理论本身也就没有合理的成分了，邓小平理论就是只是悬在空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成为一句奉承的空话。人民有资格问这位作者，这三十年他在干什么，在一系列错误路线指导下，是怎样爬上高位的？这位作者奢谈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年才建立了“有产劳动阶级的大平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工作者和建设者，都享有同样的主人地位。且先不说这篇宏论，连话都说不清楚，什么叫“有产劳动阶级”？究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还是不存在阶级，既然有“有产劳动阶级”，那么是不是也要承认有一个无产阶级？这样，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就是偏人的鬼话了吗？人们要问，这个“大平台”在那里，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谁和谁座在同一个“大平台”上，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和这位前深圳市委书记座在一个平台上？广大下岗职工和这位全国政协常委座在一个大平台上？身无分文、靠加班加点度日的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同不用分文仅凭老子的权力就可以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廉价买到大片土地然后倒手就可获得亿万元的这位中央候补委员的儿子座在一个大平台上？！既然是“公平竞争”，按照他的强盗逻辑，按照“权钱交易”这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广大下岗职工和打工仔、打工妹当然可以和这位高官以及他的子女自由竞争。只是自己既无钱又无权，无能爬不到“大平台”上去这就不能怪谁了。不妨看看这位高官二十年来的关系理顺了没有，他和他的儿子严重的贪污犯罪的事实交待了没有？在他领导的地方社会上贪污和腐败和黄、赌、毒泛滥、黑社会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改革前三十年所没有的。
我们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关键是要好好总结在资本主义封锁包围（冷战时期）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去否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性的最艰难探索时期而成就巨大的伟大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分贬斥，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会紊乱、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满艰险，本身就是探索和创新，是在失败与教训中前进。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亿万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向着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蒋匪残帮还未肃清，美国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伟大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国际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民族尊严；国内取得了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剿匪镇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胜利，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荡涤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此，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向集体走向人民公社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更为人们所忽略的是，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吗？只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我们那段伟大的岁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决不能跟着中国修正主义者们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夸大事实的刻意贬斥。因为这实质上是颠倒黑白，混淆非，否定了党的辉煌的历史、否定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事实求是，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思想混乱、理想崩溃、道德下滑、邪气张扬、“西化”成风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想做而根本做不到，而我们的一些人们则轻而易举地帮助他们实现了。所以陈水扁就职演说最得意之语莫过于 “我们台湾，五十年来，不仅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且创造了民主的奇迹。”在这里，陈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抹杀是毫不奇怪的，同时也对五十年来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民主、自由一并抹杀了。对陈水扁这种“台独”、“卖国贼”、“西化分子”来说，他不就是希望你大陆乱吗？他不是作奸日本说要把中国“裁为七截”就没有“中国威胁”论了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继续鼓噪着这种论调，推动着这种氛围。前苏联就是这样，戈氏“新思维”来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又一次迅速迷漫开来，国内“痛恨”社会主义之风盛行，斥之左也独裁，右也不民主，只有西方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天堂，西方便诱之以“鱼饵”，叶氏便成为了爆破苏维埃大夏的“急先锋。历史除了有惊人的相似还有惊人的反复：曾几何时，一种曾被共产党人所深刻认识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唾弃的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剥削制度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奉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会制度的圭臬，无怪乎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舆论教育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一个“民主”国家右一个“法制”国家，而使无产阶级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成了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口声声要和资本主义接轨，这是多么悲哀呵！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不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苏联的解体，归根到底是个政治是非的大问题，是从思想、立场、观念上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理论到行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俘虏，再加上国内诸多矛盾，西方加速鼓噪，“解体”是势在必然。毛主席说过苏联是早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迟早也要丢，其根源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对中国来说，一位诚实的外国学者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一种否定风。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奋发向上，共产主义风格昂扬，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干群关系亲如一家，社会正气冲天，歪风邪气扫地，蒋匪帮胆寒，帝修反心惊的这么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时代贬斥得一无是处，那只能是得来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所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是对于20世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由于封建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迟缓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又由于近百年帝国主义的侵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要求得独立、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应有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这种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侵略和反侵略，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仍然是我们在长期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斗争形式。既要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它们的长处和有益的经验，又不允许任何国家企图让我们吞下他们的苦果，不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在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刚刚打过许多年的仗，百废待兴，而且在军事实力上同美国相差悬殊，毛泽东毅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教训了美国，使他们懂得尊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中国人民。当苏联以大兵压境要挟中国企图使我们屈服的时候，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他还远见卓识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性任务。除了非凡的民族英雄，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能够做到的。现在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浅薄文人，学着美国人的腔调，说什么不该在朝鲜出兵，中国牺牲太大，上了斯大林的当等等。他们根本不懂得，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中国人民是在同美国人出枪、蒋介石出人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性格。
    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苏联东欧剧变，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似乎已成客观趋势。我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总之是我们面对着全新的形势，有了许多毛泽东当时所没有的条件，也有许多新的风险。可以实行对外开放，又加入WTO，有可能在国际范围更多地发展经济交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面临被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危险。这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比如美国的统治者毫不隐晦地声言，他们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或“接触”的政策，有时还对两者进行激烈的争论。“遏制”就是要阻挠中国的发展，“接触”就是实行逐步的演变；他们变换运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手段，其目的都是一个，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可以说，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技术交流，寻求外界帮助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是我们的策略性任务，是我们的重要手段；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奋斗，并且对外灵活运用各种相应的合作形式和斗争方法，始终保持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独立自主的发展，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我们的战略性任务，是我们的根本。而策略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因此，毛泽东关于世界矛盾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分析，关于维护独立和提升中国地位的思想，关于“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策略，以及那种“骨头最硬”和“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宝贵性格，我们不仅永远不能丢，而且要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 
    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是毛泽东分析和解决中国出路问题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过政治的和社会的一定准备，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大创造。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或叫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就把发展生产力、实行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这就是常说的“一化三改。”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于50年代下半叶开始了如何更好发展生产力的探索，同时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提出了如何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见并在实际中进行尝试，包括“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大辩论”等。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又与苏联不同的、可以避免苏联体制弊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做法没有按照原来的预想进行，或者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没有按照预定的政策办事，失败了。但是，无论这些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多少失误和造成多少损失，其思想内涵的深远意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后来继续探索的宝贵指南和借鉴。实际上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即使在探索中有不少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保持较高的速度。谁也不能否认，一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一是实现了“两弹一星”工程，使我国在能源通信和国防工业等尖端科学领域处在比较先进的地位。这些都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应有地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主要矛盾来抓。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更重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管理国家的权力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全国人民所享有，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在中国，资源比较缺乏、经济基础薄弱而又人口众多，更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天下大乱。为了巩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写在我们的宪法里。他反复强调建立和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见《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822－823页）他特别重视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认为劳动人民不仅要享有劳动、休息、受教育、文化娱乐等等权利，更重要的是要享有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利。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十分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国家干部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谋取特权等各种腐败行为，警惕某些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此，他提出过很多主张，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定期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等等。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培养接班人这样的错误。但我们总结这些失误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纠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分清，是理论上失误，还是有人利用职权对群众施加政治压力蛮干；是抱有政治阴谋蓄意破坏，还是动机不纯为骗取领导信任；是对理论的误解，还是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偏差。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必须明确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大众的根本政治权利，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一向强调要“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但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另一回事，尽管所有提干报告，第一条都标明：该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根最廉价的标签。有人曾经作过调查，无论那一级国家机关中，基本上没把是否把握或者是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提拔干部的条件。所谓“当官靠后台，四化看电台。”血缘、亲缘、人缘、金钱关系，成为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的唯一标准。相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坚持革命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存私情的，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被排除在革命事业接班之外。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中国革命事业一样，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能离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建设好这个党就至关重要。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而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进行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因而特别艰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里有详细论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一是注意以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二是特别注意在革命战争和军事生活的烈火中锻炼党的队伍的无产阶级品格；三是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形式。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仍然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其要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质和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总的说来是革命尚未成功并且遗留下不少问题。但是试验的不成功并不能否定提出问题的必要和解决问题不可能发生错误。
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比以前壮大了几十倍，其中包括相当部分的从事科技管理等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还有大量农民一批批地转变为工人。虽然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总的说来比较低，但他们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增大，内外都使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许多党员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忘记了党的原则；特别是有些党的干部，热衷于以权谋私，热衷于傍大款即同中外资本家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甚至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其中有的则蜕化为腐败分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同样是没有先例的和特别艰巨的任务。然而既然我们的先辈们在民主革命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下能够把党建设好，现在就没有理由不建设好我们的党。问题是要很好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有关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成败交错的探索思路，并把它同今天新的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总结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奋斗经验的理论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能丢。
    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己经存在有几千年，人类从来没有摆脱一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痛苦和灾难的深渊。如果私有制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的话，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变革所有制了。私有制能够挽救中国，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也始终未能挽救中国。这就证明，将国有企业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割开到个人手中，才叫产权明晰。这是小资产阶级狭隘观念，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多余的。
实践证明，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在公有制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只有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才是真正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前党政干部廉洁，克已奉公，说明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本来就是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巨大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说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使新中国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当然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但绝不是推倒重来，重新回到私有制轨道上去，而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把财产分割到个人手中。创造比较宽松的经营环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才能防御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打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它优越于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不容争议的。
那位《突破》的作者攻击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试问这位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起来的原深圳市委书记，他自己家族的产权明晰了没有，既然如此明晰，还有什么可“保”，他有什么资格议论产权明晰？这几年，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在拍卖国有企业。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卖了多少家，原价值多少，卖得多少钱，有多少钱进入国库，谁也不知道。俄罗斯搞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还年年报账。从1992年到1996年，五年间卖掉一半多，所得收入占那五年间俄罗斯财政收入的0.15％。数目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有个数字。我国出卖国有企业，连数字也没有，这才是最不明晰的。






第三节   改革要符合中国国情

我国集权制的管理的形式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古代汉武帝就实行“官盐铁、国家垄断工商”的政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在我国推行了几千年。千年不朽，内中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经济纲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按照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是垄断性的，还是竞争性的，只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都归国家所有，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不管是独占性的，还是非独占性的，只要是操纵国民之生计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如银行、铁路、航空等，都要由国家经营管理。毛泽东说：“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现在，提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经济学家，有意压缩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用垄断性和竞争性的概念，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一概排除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外。不仅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局限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而且进一步局限于某些自然垄断性领域，进一步压缩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使国有经济仅仅局限在国家安全行业和独家垄断经营的行业中，如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等。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切竞争性行业退出去：其中包括农业；采掘业；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运输；贸易；保险业；旅游业；金融业。这样，国家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众所周知，私人资本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最敏感的经济，经济繁荣时随时一涌而上导致投资膨胀，而通货紧缩时则可以迅速撤退造成投资饥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转移。如果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可以隔岸观火，静待渔利。只要私人资本占了主体地位，社会生产和流通就只能是排斥计划，由市场来支配。可见，私有化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无论那一个国家都必须掌握经济实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有些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政府干预下的统制经济，而经济运行和党政活动没有必然联系的，主张彻底废除计划体制，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并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企要彻底分开。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计划经济是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在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流通社会化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计划化己经迅速发展起来了。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起支配地位的就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企业越大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广，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达到了包含许多工厂实体的水平。而随着世界上超越国家界限的跨国公司的出现，计划就成为国际性的。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配置的劳动力资源将迅速减少，假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要生产100架飞机，就会向中国某工厂下生产100个起落架的定单，这定单就是计划。我国某生产厂不会因生产100个起落架而亏损，而生产10000个起落架而盈利，相反，由于有计划生产减少由于生产而造成损失。决定起落架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飞机数量。当然，计划不一定“完善”，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资源，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事后分配）是对立的。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政府应当从对立面的差异中寻找同一性。的在历史上，有“专制式”计划和“民主式”计划；“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同样，在历史上也以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一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形式只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存在过，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当然，可能存在着一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作坊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事前分配，这是在计划指导下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另一种是事后分配，需求基于一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有优势和劣势，事前分配，往往由于需求是未知和不定的，容易产生主观和客观脱节，使计划无效而造成供不应求或供过以求导致资源损失；事后分配，则往往由于生产和流通无序造成产品重复或短缺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政府的职能应当是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建立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目标。
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9页)可见，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市场经济上并通过政企分开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制约经济基础发展，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每当经济建设取得成就，总是归功于党的政策正确，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哪一项成就与党的政策无关；同样，经济建设出现偏差，总是归咎于党的政策失误，也没有人去否认这一事实。这就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客存在的，否定不了的。既然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的改革就只能在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基础上，通过调整上层建筑来推动经济发展，不应当否定历史，否定我党几十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切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其实，连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国内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党、政、企分开。其实，所谓分开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否定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的政策。正如轮船偏离了航向，就把舵和船体分开一样是错误的。积极的政策应该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权的监督，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整顿党的队伍，调整航向，开足马力向前进！
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也办不到。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会改变；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心脏，党不执政，政权的性质就要改变，党、政是分不开的。第三，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经济是政权赖于存在的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当然，公有制可以是大范围的，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都可以看作为公有制，但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脱离了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就不再是国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被动摇，上层建筑就要倒塌。显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离开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的。“两个分开”实际上割裂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因而不仅不可能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且恰恰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相悖。
毛泽东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标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关于战略战术中以弱胜强的军事原则，关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方面的论述，不仅是我们过去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而且在他著作中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我们在经济建设、企业改革中仍应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以期在我们这样经济科技较落后的国家能用相对短的时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这些年来，人们淡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而大兴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效果非常糟糕。
-------------------------------------------
实言		 2006/5/5 11:11:35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8楼
第八章  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第一节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辟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写在《党章》上，写在《宪法》里的，这不是可不可争论的问题，而是不容争论的问题。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标致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生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那么改革就失败了。这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政变。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者在打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界限的幌子下，提出一系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把人民的思想搞得混乱不堪，这是和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不相容的。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有个人的私利，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意图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既然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系以全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中国在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人民正在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
俄罗斯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再国有化，二是建立合理的计划经济或新型的计划经济。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当然，并不是简单恢复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确有缺点，应加以改革，而不应抛弃，关键是制订计划要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许多教训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识破骗子。这是最困难的，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是因为他不易被人的直觉所识破，如果轻易被识破了，他就不成为骗子了，因此，工作中暴露出缺点或错误，不一定是骗子；工作中小心谨慎，不一定不是骗子，但骗子总是在适当时候大胆暴露真面目的，迟早会给人识破的，不然他就成不了骗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资本主义化，人民就不会跟他们走。所以，他们用“转型”这个词句把他们要达到的目的隐蔽起来，向那里“转”？这是不能公开的，只能说向市场经济转，但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对称的概念，不敢公开说明向资本主义转。因而，只说眼前利益，不讲长远利益，只讲局部利益，不讲全局利益，只讲第一步，不讲第二步，每走一步，他们只告诉你这一步要干什么，而不说下一步要干什么，更不说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绝不能搞私有化。中国修正主义者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宝典”，把国有企业卖掉，将大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再将股份公司卖给私人。据说企业卖掉产权就明晰了，企业领导人就会关心企业的利益，企业就可以盈利了。但现实情况却和这类专家们开了一个玩笑。事实上上市公司几乎都有是做假帐和实际上是“亏损”的。下面仅以几个有代表性的大集团公司的情况为例：

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亏损榜：


公司名称     亏损额（亿）      所在城市　　　　　  

深中华    22　         深圳
吉林化工　　　　18　　　　　　 吉林   
深石化　　　　　15　　　　　　  深圳   
科龙电器　　　　15　　　　　　  顺德   
莱英达　　　　　10　　　　　　  深圳   
万家乐　　　　　 9　　　　　　  顺德   
深康佳    7　    深圳

按照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应该是计划经济保留最多的地方腐败最严重，离计划经济越远的地方企业负担最轻，效益最好。然而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全国企业效益最好一族的上市公司，其中效益最差的居然来自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和改革的最前沿—顺德，深圳是从建特区开始就和计划经济脱钩的，直到现在都是全国经济最自由的地方，然而包办了全国上市公司亏损前7名的一半以上名额。顺德从80年代就是全国地方改革的榜样，在拥有全国最多上市公司（3家，还有美的）的县级市美誉的同时，也拥有“亏损全国第一”的美誉，3家上市公司两家亏损进入全国前6名，另一家业绩倒退。然而，就是在那家亏损15亿多，加上去年亏损8亿多的科龙电器，公司总裁的年薪居然以百万美元计算，位居全国第一，当地镇长也眼红，下海做了科龙董事长，而这和计划经济有何关系？
   目前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势力越大，社会主义的前途越渺茫。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所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同志”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今日之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结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却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的高级官员，他们利用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归结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你们有什么有好办法保证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呢？这些俄罗斯学者不仅持有系统的理性分析，而且还满怀着对昔日的留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感情上的因素，遵照他们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现状分析

修正主义者认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者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企业经营者不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只有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私营企业，把经营者的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这是他们公开扯起私有化的大旗。其实，企业经济效益好坏是和供求状况相联系和财产占有方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国有企业也有盈利的，私营企业也有亏损的。因为，市场是只认商品，不问所有制的，不论什么产品，只要进入市场，它的唯一特性就是商品，就要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至于产品是由哪种所有制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与市场是无关的。正如许多人投资购买股票一样，这里不仅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完全是私人的事情，都很关心股票价格，都希望盈利。但股市却不认账，股票价格却一直下跌，并不因为是私人投资和私人关心股市，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就可以盈利。事实上，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权和所有权本来就是分开的，资本主义企业也一样，出资者不一定经营企业，经营者不一定是出资者，经理也是雇员。没有那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不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但这只是主观愿望，而市场状况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把贪污腐败看作是国有企业的特产、是公有制造成的话，那是不公正的。私有制在中国、在世界上实行了几千年，无论古今中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一个朝代不腐败，满清政府不腐败，国民党不腐败，资本家不腐败，资本主义国家官员不贪污腐败？恰恰相反，全国解放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是世界上举世公认的最廉洁，最公平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民政府。无论是贞观之治、开元天宝、康乾盛世，都不能和这个政府相比。无可否认，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中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败，但这正是因为公有制受到侵害的结果，正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附产品。正是因为信仰受到威胁，党风遭到破坏，干部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腐败和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改革现行的干部制度，不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继续搞特权化、终身制，任命制，一言堂，继续搞私有化，什么措施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把国有企业出卖或送给私人，化公为私，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是鼓励贪污和腐败的措施，不贪污靠工资收入的厂长、经理那里有巨额的资金去收购国有企业，不受贿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将属下的国有企业廉价或相送给私人？显然，把国有企业推回到经营者就是所有者的小生产私人作坊的企业制度去，不仅仅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曲解，而且是开历史的倒车。
指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高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据1955年公布的数字来看，国营现代化企业同私营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30倍之多，国营现代化工企业每人年均产值二万到三万元，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仟元，百人以上合作社是二仟元，小型合作社是一仟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12页）事实上指责国有经济一定要亏损是没有根据的。
一、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手中接过的只是经过长期战火摧残后剩下一堆破烂的“工业残渣”，国库和大部分工业设备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基本上没有国有经济，由于没收了官僚主义的资本，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值的34.2%，到开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2年已经进一步增加到52.8%。这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工业经济中，不仅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已经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只占到43.1%，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26.7%。公有制经济还远没有居于主体地位。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固定资产240亿元，而1998年己发展到约8万亿元。这是白手起家，仅凭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双手干出来的，如果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这8万亿元是从那里掉下来的？
二，改制以来，国有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1997年，全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由1978年的42.1亿元增加到831亿元，增加18.8倍；盈利企业的利润总额则由1978年的509亿元减少到1997年的428亿元，减少16％。这428亿元的利润，按当年汇率折算，仅相当于51.6亿美元，仅占当年引进外资644.1亿美元的8％。1997年，在3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25个行业全行业亏损，占66％。除大型企业利润总额达631.9亿元外，中小企业总算账都是亏损的，中型企业亏损103.3亿元，小型企业亏损100.8亿元。
三，公有经济比重缩小，非公有经济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9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发生了变化，公有制经济增长7倍，非公有制经济增长117倍，从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96.2％下降到63％；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3.8％上升到37％。同一时期，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从62.3％下降到44％，集体经济比重从33.9％下降到19％；在非公有制经济中，个体经济比重从1.4％上升到6％，私营经济比重从0.8％上升14％，外资经济比重从1.6％上升到17％。
从比重变化的速度来看，这14年间，公有制经济比重平均每年下降2.37个百分点，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37个百分点。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快于集体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外资经济比重的上升快于私营，私营快于个体。
1985年到1999年各种所有制经济注册资本比重如下：1985年：公有制：96.2%，其中国有经济：62.3%；集体经济：33.9%；非公有制：3.8%；其中：个体经济：1.4%；私营经济：0.8%；外资经济：1.6%：1990年：公有制：90.4%；其中国有经济：61.4%；集体所有制：29.0%；非公有制：9.6%；其中：个体经济：1.6%；私营经济：2.7%；外资经济：5.3%；1995年：公有制：73.2%：其中：国有经济：46.5%；集体所有制：26.75%；非公有经济：26.8%；其中：个体经济：2.4%；私营经济：8.2%；外资经济：16.2%；1999年：公有经济：63.0%；其中：国有经济44.0%；集体所有制：19.0%：非公有经济：37.0%；其中：个体经济6.0%；私营经济14.0%；外资经济17.0%。
1985年至1999年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增减％：14年公有经济减33.2%；每年平均减2.37%；其中：国有经济14年减18.3%；每年平均减1.31%；集体所有制：14年减14.9%；每年平均减1.06%；非公有经济14年增：33.2%；每年平均增长2.37%；其中：个体经济增长4.6%；每年平均增长0.33%；私营经济增长：13.2%；平均每年增长0.94%；外资经济增长15.4%；平均每年增长1.10%。
1999年，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2％，其中国有经济为40％，集体经济为22％；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38％。
分产业来看：工业是总资产最多的生产部门（占注册资本的45％），然而其中公有制所占比重最低。1985年到1999年，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从99.2％下降到58％；非公有制资产则从0.8％上升到41.3 ％。
在资产比重、从业人员、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一半或一半以上：
资产比重看1985年、1999年工业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1985年公有制资产99.2%：其中：国有经济74.6%；集体经济24.6%；非公有制0.8%；其中：个体经济0.4%；私营经济0.1%；外资经济0.3%；1999年公有制资产58.0%；其中；国有经济：37.0%；集体所有制21.0%；非公有经济：41.3%；其中：个体经济7.4%；私营经济15.9%；外资经济18.0%；其他0.7%。
从业人员：1985年：公有经济91.1%；其中国有经济41.1%；集体经济50.0%；非公有经济8.9%；其中：个体经济8.7%；私营经济0.1%；外资经济0&#8226;1%；1999年：公有经济：52.8%；其中：国有经济22.3%；集体经济30.5%；非公有经济：46.2%：其中：个体经济22.4%；私营经济16.0%；外资经济7.8%；其他1.0%。
工业总产值：1985年公有经济97.0%；其中国有经济64.9%；集体经济32.1%；非公有经济：3.0%；其中：个体经济1.8%；私营经济0.4%；外资经济0.8%；其他0.8%；1999年：公有经济53.5%；其中：国有经济24.4%；集体经济29.1%；非公有经济45.8%；其中：个体经济18.2%；私营经济16.3%；外资经济11.3%；其他0.7%。
以上事实说明公有制中，工业特别是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幅度最大。在农业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为61％，其中国有经济为35％，集体经济为26％；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39％，主要是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商开办的农场、农副产品加工，以及投资承包荒山、荒地搞种养殖业。
国内外贸易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3％，非公有制经济为37％，其中私营经济为27％，个体经济为6％，外资经济为4％。
建筑业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77％，其中国有经济为47％，集体经济为30％；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23％。
运输与邮电业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76％，其中国有经济为66％、集体经济为10％；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24％。这是由于铁路、航空、远洋运输以及国内长途的水上运输基本上由国有企业经营。在短途客货运输中，私营和个体经济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起重要作用，其比重占14％左右。
1999年，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67％，其中国有经济占55％、集体经济占12％；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33％。
总的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将被取消。1979年至199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6％，其中第一产业年增长4.9％；第二产业年增长11.5％（工业增长11.7％），第三产业年增长10.4％，上述情况说明公有制迅速下滑，非公有制急剧膨胀。
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允许并鼓励多种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并不是要削足适履或割肉补疮。废除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拍卖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取消革命传统，培育腐败，削弱现有的公有经济去恢复私有制，重复俄罗斯走过的老路。我国现在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在总体上已经逼近甚至降到50%以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己经彻底动摇。
四、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总资产和总产值的比重不断缩小。1992年底，国有企业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是：工业占48％，商业占30％。到2000年工业已降到25％，低于建国初期1950年的水平；商业中降到10％。有人提出，经济的比重应按总资产计算，现在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仍有7万多亿元，占有社会总资产2／3，提供的产品只占全社会产品的1／3。但是，不能忘记国有企业的总负债情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5年，国有企业的总负债是总资产的66％。据近年公布的数字，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一般占总资产的80％。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国有资产大约1万4000多亿元。总负债约5万6000多亿元，假定全部由银行贷出（企业之间互相贷款利息还要高）每年按10%的利息计算，仅利息一项每年就要上缴银行5600多亿元的。目前，国有资产还在不断被拍卖，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在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还在下降。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以此相适应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也在下降，1997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9027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5.5％，比1952年的41.5％下降16个百分点，比1978年的80.8％下降55.3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继续下降，社会主义经基础必将动摇。
五、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比较好的。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除3家中国企业外，其它“497强”都是资本主义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是341878亿美元，而总营业额为114535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33.5％，实际营业额并不高。“500强”的总利润为4520亿美元，是总资产的1.32％，总营业额的3.9％，经济效益也是较低的。“500强”中有46家亏损，亏损面为9.2％。1998年，“世界500强”的总资产为389893亿美元，总营业额为114634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29.4％。也就是说，100万元资本，只做了29万多元生意。利润总额为4403亿美元，是总营业额的3.84%，是总资产的1.129％，只有我国银行存款利率的一半。1998年的“世界500强”中，有65家亏损，亏损面为15％。1998年的“世界500强”中，有6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全都盈利。说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大型企业盈利，中小型企业亏损也证明计划经济是有生命力的。
六、改制以来国有企业亏损十分严重，为什么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亏损，改制以后反而出现大面积亏损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由于计划功能的弱化，导致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史较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几百年。我国又是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靠外国支持，更不可能侵略别国来搞原始积累，而国力又有限，发展经济只能靠自力更生和内部积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国家、民族最需要的项目上，才能用超常速度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改制以后，由于计划功能弱化，追逐利润，把大量资金用在低水平的建设、重复建设方面。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对900多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普查，有一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像家用洗衣机、内燃机、金属切割机床、汽车、复印机、彩电、录像机、微波炉、空调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一半以下，许多厂房、写字楼空无一人，租售不出去。
2、改制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改革不完全是建设，改革首先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过去不破坏私有和市场经济，就立不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现在同样不破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破坏国有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指责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私营企业经济效益高，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企业赖于生存的条件被破坏，都是不可能盈利的。正如全国解放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生产、流通和消费都受到约束，即原材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渠道由国家计划控制了，私营企业要盈利就很困难。有许多老国有企业是按照当年备战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由于备战状态转变为和平时期、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计划调节转化为市场竞争，资源配置和原材料的供需、产品销售都发生了变化，企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悬在风雨飘摇之中，由盈利转向亏损和陨落，这是必然的。这个责任根本不应由国有企业承担，只能证明了改制本身是错误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根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改革原来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是废除原有规章制度，新的法规又立不起来，成为无章可循；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而是从根本上推倒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举例来说，过去认为我是贫油国家，但石油是战略物资，国家不能没有石油，为了取得石油，国家用很高的代价去进口设备，以很高的成本从油母页岩中提炼石油。随着油田的发现，用从油母页岩中提炼石油的时代过去了，原有设备过时了，企业选址也不能适应和平环境的要求。但企业仍然存在，为利用石油附产品而建立起来的企业仍然存在，城市仍然存在，这些企业的工人和城市居民仍然存在，这些都是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是不能废弃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统筹兼顾，通过计划手段调节资源，企业还能够维持和发展。但改制以后，在拨改贷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由于资源控制，这些企业的生产和流通受到限制，亏损是必然的。作为一个城市主体企业一倒，配套企业一起倒下，左邻右舍全受牵连。所以，搞虚无主义，斩断历史的联系，提倡市场万能、计划无用论，改制万能的理论是错误的。
3．财政对国有企业取之过多、予之太少。国家对国有企业只顾收缴税利，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财政支出根本没有计划，年年大幅度增长，连年赤字，赤字额度越来越大，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582亿元，不问财源状况，只顾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只有指向国有企业。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国有企业部分达4441亿元，比1978年的985亿元增长3.5倍，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71.10％。自80年代初财政“拨改贷”以后，仅经营性基本建设这一块形成的本息有七、八千亿元，截止1998年底国家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已近5万亿元。改革后，国家财政已经基本上停止对国有企业直接出资，企业扩大再生产，只能依靠自身积累。1997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全年缴纳的产品销售税、共达2479亿元，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8.9％，比当年利润总额427.8亿元多4.8倍，而当年企业的利润总额仅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1.5％。这还不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当年全部国有企业上交的721亿元的所得税中，有很大部分来自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1997年国家财政支出达9233.6亿元，在向国有企业拨款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比1978年的1112亿元增长7.2倍。增长最突出的是行政管理费，该项支出由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996.5亿元，增长17.8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人数也由1978年的43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080万人，增长1.5倍。在公务员中增产节约，开源节流，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早就不见了。有些公务员一家占用几套福利房，而且都是大面积的，住不完就出租，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国家财政连年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却不思节俭，巧立名目，多种名义争取出国考察，争相购买豪华轿车、建造高档的楼、堂、馆、所和装修办公楼，全国各地区都有中央首长的高级别墅。
4．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整整减了二十多年，不但没有减轻，且越来越重。究其原因：有政策因素，有历史因素，有社会大环境因素、也有企业自身因素，从表现形式看有来自外部的，有来自内部的，有来自纵向的，有来自横向的。国有企业负担过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生产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和其他借款来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1997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对工业的短期贷款余额为16527亿元，前面说到世界500强的利润总额为1．129%，还不到我国存款利息的一半，而我国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利息按一年期年利率10．08％，当年应交利息1653亿元，相当于世界500强企业利润率9倍以上。从八十年代初国家财政拨款改贷款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改由银行贷款，按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长期负债13640亿元推算（按1996年8月23日公布的一年以上至三年的年利率为10.98％，三年以上至五年的年率为11.7％）利息约为1498亿或1596亿元。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两项应交利息约为3151亿或3249亿元，超过了向财政上交流转税2479亿元的27％或31％。利息沉重，由于金融机构享有大量利差，银行的干部和职工大得其利，任何城市最豪华的高楼大厦往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银行职工的住房是最阔气，工资福利待遇也是最高。1997年金融、保险业职工是各行各业职工中工资水平最高的，比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高64％。最终，由于企业无力还债，银行也背上了大量不良资产的包袱，存在着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而国有企业，80%以上企业和80%以上的生产资金全靠贷（借）款来维持，由于自有资金太少，国有企业每年贷（借）款总额平均1400—1500万元以上，付出利息高达200万元。企业的效益几乎全转移动国家银行和其他部门去了。连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正常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
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非常普遍，社会负担过重。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要保证职工的住房、医疗、文化、娱乐、子女就业、劳动保险、人身保险、安全生活福利等。总之，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要企业包起来，这样这些开支每年过百万元。再加上社会的各种文山会海、评比捡查、税收、审计、参观、调查、采访、考察、说情拜访等等。
全国共有各类企业460万家，国有企业占40%左右，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2000多家。这些企业固定资产约占全部企业的67.4%,工业产值占54.9%，实现利税占61.1%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约有30%左右的设备超过了折旧年限，90%以上的设备属于非现代化装。加上近年来在技术改造上无力投资，使主要装备没有得到更新换代，生产技术处于低水平。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多，使多数企业外无竞争力，内无动力。比如，企业的人事权，用工权和工资总额受国家严格控制，该要的人要不到，不要的人塞进来，该出的人出不去，干部终身制，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企业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吃国家给企业的工资总额这个“大锅饭”，严重地打击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政策不公也是造成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国有企业税赋比日本高28%，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高得多，企业的盈利几乎都以各种形式转嫁给了国家和社会。这种“渴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无非是保两头挖中间（即保上缴国家财政、保职工工资福利，挖空企业），这是我国体制与外国的差异。日本的做法是各占50%即企业（公司）实现税利100万元只上缴国家50万元，50万元留给企业（公司）作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这是致富于企业。只有企业富，国家才能富。而我国的国有企业，一般留利不到10%。税收政策不公，承包政策，合资政策等等也有许多不公之处，这是造成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5．进出口产品费用高。我国内地从国外输入货物和输出国外的货物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1995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比1978年增长88.6倍，而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则占香港转口贸易的88.5％，香港从内地的转口贸易附加值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港英当局统计，1995年香港的转口货值达10204亿港元，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为6364亿港元，去往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为3480亿港元，若按1994年平均约25％的毛利计算，1995香港从内地转口贸易中获得的转口毛利即在2040亿港元左右。中国对美的出口是经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转口的增值率高达40％，其中玩具、服装的转口增值率甚至超过100％。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在通过香港转口过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价值转给了香港。
6．我国的国有工业在进入市场之前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势，进入市场时又不能与其它所有制工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西方的大工业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雄厚资金、掌握了最现代化的技术。而我国的工业基本上是建国后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除少数产品外，技术一般比较落后，设备陈旧，资金更不富裕，老企业改造负担繁重，再加上“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和轻装上阵在税收等方面又享有优惠政策的外资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实在显得非常乏力。
7．削弱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必然产生腐败。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信仰危机、党风败坏，党在企业中的职能削弱、干部腐败、党员政治水准的下降，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膨胀，他们一手拿“钱”可以通天，上至中央最高层的“向方宝剑”；一手握“权”可以对付群众，可以挥金如土。官商勾结，互相利用，不法行为没有监督，无所顾忌。贪污受贿、侵占公款、化公为私，已成为国有企业中腐败的普遍行为。在国有企业中进行贪污、贿赂以及玩忽职守等经济犯罪的“蛀虫”利用企业改组、联合之机，侵吞、私分、挪用企业资产；有的在本企业中大肆进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造成了企业严重亏损，以至将原本效益好的企业“吃”成了“亏损大户”；有的身在特困企业，乘机化公为私，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
8．由于监管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损失浪费是触目惊心的。全国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这些项目或未经批准就开工，或未报建，或不进行公开的招投标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拉动内需，中央做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而“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中央增发的国债收入。
9．弄虚作假、失于核算、账目混乱的现象很普遍。1999年财政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共抽查110户企业，有102户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费用、利润核算不实等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占抽查总数的92.7％。会计师事务所由集体制改为合伙制，相信私营会计师事务所,不相信国营和集体会计师事务所。事实证明，合伙制比集体经营更坏，假账更多，犯罪更多。
10，管理不善，用人不当，造成国有企业亏损，是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问题，与所有制无关。私营企业也有用人不当，造成企业亏损，所有者直接受损失，但私营企业主，可以立即辞退经理。国有企业名为聘用制，实为终身制。党政领导、人事部门凭私人关系，任人为亲，用错了人不用追究上级党政领导的责任，为官商勾结提供了保证，在深圳早期大型企业的领导，大多数挟款外逃，往往一逃就上亿、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几百亿元，全国究竟有多少资本被转移到国外，恐怕难以公布。即使没有外逃的，企业搞不好，也只是调换个单位又是总经理。既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什么只能由这些缺德无能的人来做企业领导，不能让能干的人来领导企业呢？显然是和把国家所有，变为企业所有，企业领导人所有的指导思想有关。必须改革干部管理制度，用人不当，是最严重的失职，应直接追究上级党委和人事部门的责任，严重的应当与犯罪人同罪，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买官、卖官、权钱交易、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太子党都成了大老板，从道理上讲，领导干部的子女也应当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升官发财是他的本事，但事实上，官官相护，权力资本，权钱交易，是不言自明的。这也说明，党的领干部早已把党的宗旨，党的信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1．官本位严重，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建国初期国内人民的生活尽管十艰苦，大批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难关，加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工资制度改革”，知识分子地位更低，“知识经济”、“科教兴国”只是空洞的口号，没任何措施去落实。实际上知识分子政治和生活待遇不断降低，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引进外资，但是，许多人从出生、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喝着祖国母亲的乳汁，到国外深造几年后却不回祖国服务而是留在了国外。改革开放后去国外留学的达27万人，去国外留学的一般是大学毕业生的尖子，但回国服务的仅有9万人左右，2／3都留在国外。国有企业中原已就业的工程技术人才也有不少“跳槽”到三资企业为外国人服务。科研人员根本不愿留在大学工作，即使有少数愿意到大学来工作，也只是为了安排家属和作为过渡性的跳扳，造成大学后勤人员膨胀，教研人员奇缺。国内大学毕业生也大量被外资企业聘用，许多党政军领导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留洋，为多吃几块“洋面包”感到光荣致之！说明党的领导本身对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信心。
12．保护民族工业不力，关税壁垒作用逐渐减弱。从1997年10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关税，其特点是降税幅度大，降税面宽；关税总水平由23％降低到17％，平均降幅为26％，共有4874种进口商品的税率作了不同程度的下调，占总税目的73.50％。从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签字到1997年的四年间，中国多次大幅度主动降低关税，关税降低幅度已达60％。中国近来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随之而来的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求“利益均沾。”可以预料，加入wto以后，随着关税税率的进一步降低和更多产品的大量进口，将使我国本就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民族工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又会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七、由于长期以来国有工业积累少，而导致经济实力相对减弱。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合计54063.9亿元，负债合计35648.3亿元，净资产仅为18415.6亿元；如再扣除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7625亿元，生产经营性净资产仅为10790.6亿元（尚未扣除因技术落后等不可能变现的资产）；如按8.27元人民币折合一美元计算，则折合为1305亿美元。到1999年6月末，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2860.2亿美元，若外资的2／3用于工业则达1906.8亿美元，外资大大超过了国有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国有工业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外资已在一些行业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逐步形成控制和准控制局面。由于国有企业阵地迅猛缩小，城镇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就业人数1997年为710万人，仅比1978年的544万人增长30.5％，年均递增1.5％。城镇不仅无力吸纳新成长的劳动力，就是原已在岗的人也大量下岗。1997年的失业人员中，因下岗而离开单位的占40.9％，毕业后未找到工作的占32.9％，原单位破产的占6.8％，辞职和被辞退以及合同期满不续聘的占5.7％，其它原因占13.7％。以国有经济为主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以国有经济为主干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早或迟会让位给资产阶级专政。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后，名义上也可仍由共产党执政，但其实质已经改变，这个政权执行的政策将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不利于中华民族，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也仍将存在，中华民族也仍将存在。但那时的中国，已不是光明的中国，而是黑暗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将是一小撮剥削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乐园、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那时中国将变成贫富悬殊、大量失业、犯罪猖獗、环境严重污染的帝国主义附庸国，甚至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已解体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工业基础和科技文化水平较之前苏联落后，中国剧变后的状况会不如今日的独联体。如果那样，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还谈什么建成高度物质文化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光辉前程！
八、各类企业经济效益比较。所谓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高，也是没有根据的。从1989年我国各类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对比的事实证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比各类企业经济效益差：税赋负担过重。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不断地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使企业的流转税占利税总额的比重，1988年的39.5%上升到80%，企业留利由14.8%下降到8&#8226;9%。后国家又提出“利税分流、税后承包、税后还贷”政策。但是这个政策仍单纯立足国家多收，企业仍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的状态。另外，税率不一也使国有企业税赋过重。全民所有制税赋为55%，远远高过其他各类企业。全国各类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情况是：国有企40.98%，集体企业为27.24%,不到“三资”企业的三分之一。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税制结构，人为造成了各类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是造成国有企业缺乏活力。
1，按每百元产值的税金和利润测算，国有企业税金13.28元，利 润9.58元，利税合计22.86元；其中的大中型企业税金13.71元；利润12.54元，利税合计26.25元；集体所有制企业，税金5．52元；利润5．47元，税利合计10．99元；其中乡镇企业税金4．88元，利润4．99元，税利合计9．87元；中外合资企业税金5.06元，利润8．66元，税利合计13．72元；外资企业税金2.41元，利润8.31元，税利合计10.72元。
2，每百元销售收入的税金和利润： 国有企业税金9.28元，利润6.69元，税利合计15.97元；其中的大中型企业税金10.63元 ，利润9.72元，税利合计20.35元；集体所有制企业税金5.26元，利润5.26元，税利合计10.52元；其中的乡镇企业税金5.08元，利润5.18元，税利合计10.26元；中外合资企业税金4.75元，利润7.81元，税利合计12.38元；外资企业税金0.02元，利润10.90元，税利合计10.92元。
上述两项说明：在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好。无论按每百元产值的利税来看，还是销售利税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都是最高的，其产值利税比外资企业高1.2倍到1.5倍；国有企业交纳的税金却比外资企业高4.5倍到4.7倍。按每百元销售收入的利税合计，国有企业比外资企业高一半到一倍，而国有企业交纳的税金是外资企业的464倍到531倍。
国有企业不光是给国家纳税，还要把利润上交给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税金和利润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1971－1975年占87.4％；1976－1989年占86.2％；1981－1985年占82.5 ％；1986－1990年占72.8％；1991－1995年占71.3％。1996年，国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的1／3，而提供的利税占全国的2／3；国有企业的税负比集体经济高1.7倍，比股份制经济和合作经济高6倍，比外资企业高3.1倍，比个体、私营经济高14倍。1999年，各种企业上交的所得税合计1216.1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上缴719.63亿元，占59.17％；集体经济上缴172.93亿元，占14.23％；其它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共上缴323.57亿元，占26.6％。如果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被搞垮了，国家财政将失去了主要支柱，将会有更多的公务员和教师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见，一向强调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在这里就忘记了“公平”二字。







第三节，高薪可以“养廉”吗？

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上，更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高部分公务员的薪金，作为调节生产关系的手段。但是，对于把党政干部腐败现象归咎于公务员的工资低，甚至于提出“高薪养廉”的主张，就是出卖党的风格。据说只有提高公务员的薪金、才能提高“腐败成本和犯罪成本。”“不高薪绝对不会廉洁”，要廉洁就只能“高薪”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很高，就会怕因贪污受贿而丢了乌纱，不敢冒险。”显然，这种观点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最腐朽的理论。其要害在于通过偷换概念，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把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把人民民主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把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把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变为资产阶级雇用。
“高薪养廉”不是科学的概念。首先，“高薪”和“廉洁”分属两种根本不同的学科，不可能组合成一对范畴。所谓“薪金”就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是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形式，代表一定的价值量，属于经济范畴；廉洁指的是操守，反映人的思想品质，属于道德范畴，是不能用价值计量的。所谓“高薪养廉”就是“高价买廉”，把人的社会道德、人民赋予公务员的权力贴上价格标签，高价出售；而且，作为劳动报酬和廉洁，二者的精神基础是不同的。“廉洁”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劳动报酬”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廉洁既然要“高薪”才能买到，就失去了自律的基础，权力就由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变为抽打的人民的钢鞭。可见，把经济范畴和道德范畴混为一谈，用价值尺度去计量无价的道德品质，显然是逻辑混乱。
商品的属性和道德的属性是不可能通约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按照其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进行等价交换。而权力、道德、良心、思想、理论、观念、信仰等等，不是劳动产品，无法用价值计量，是不能进入市场的。古人云：“我以不贪为宝”，“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说的就是人的品德是不能用价值计量的，不能作为商品来交换的。马克思说：商品是既“没有镀金，也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的”。“高薪养廉”论者试图用货币去孵化上层建筑和精神生活，这就扩大了商品的范围，给权力、道德、操守、良心、思想、理论、观念、信仰等，涂上了颜色，镀上金、注入了商品的属性，贴上“价格”的标签，混入市场，使之混淆商品和道德的界限，从而把人民给予公务员的权力和公务员对社会的责任，变成了换取报酬的资本。正是由于道德商品化、良心价值化、权力资本化，把人民给予公务员的权力转化为掠夺人民的工具，才扭曲了商品本性，搅乱了市场，破坏了市场体系，助长了歪风，使腐败蔓延不止。换言之，如果权力+金钱=廉政，高薪才能养廉，那么,“买官”、“卖官”，“买权”“卖权”，就会被视作合法，权钱交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道德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化，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作为自我意识虽然是以人的个体存在为载体的，但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这就是说，道德是作为维系人类群体关系的产物，是人类全部行为实践的动机和目的确定并内化为实现信仰的自律精神。道德商品化，却是背离人类群体全部行为实践的动机和目的腐蚀剂，它通过高福利的手段满足个体的私欲，是人类群体的离心力，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使维系人类社会关系的道德和信仰消融在损人利己的功名利禄的冰水之中。
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对远东政策》中就提出：“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用高福利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杜列勒斯1958年12月4《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他希望和鼓励的不就是用“高薪”或“高福利”去收购共产党员、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操守、道德、思想、作风、理论、观念、良心乃至权力吗？前苏联、东欧朝着杜勒斯规定的方向走下去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国还要走吗？
我国的官僚机构是最庞大的，不仅层次重叠，而且机构痈肿，人浮于事。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提出要“精兵简政”。可是现在无论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还是从我国自己历史上的比较，我国党政军在编人员都是最庞大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当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有二十五个国家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有六级、七级（中央、省、市、县、区、镇、乡、村）“总理”之说。堪称世界之最。历史上，中国官民比例：西汉是七千九百四十比一；东汉是七千六百四十比一；唐朝是两千九百二十七比一；元朝是两千六百一十三比一；明朝是两千二百九十九比一；清朝是九百一十一比一；现在却上升到六十七比一。全国解放初期，一个县政府只有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四个科，每个科四∽五个人，整个机关也不过几十人，1952年中央文件规定，每个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1956年扩大乡的规模，乡党委、乡政府加在一起增加到十四五人左右，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公社有八大员之称，1979年全国在编人员是二百七十九万人，1989年上升到五百四十三万人；到1997年又上升到八百多万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却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不仅要高薪，而享受许多特权，高档廉价的住宅，出入小车，名目繁多的出国考察，参观、学习、招待通讯费用。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人民负担如此繁重，号称人民公仆的公务员，还有什么理由叫喊“高薪”呢？
薪金或者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货币表现。它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计入生产成本。在原材料、劳动生产率和其它生产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工资增加，商品成本相应提高，商品价格相应上涨。名义工资提高了，实际工资不变，这样除了造成思想混乱外，不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据有关资料估计，1999年政府开支中有70％是举债所得，如果把借来的钱作为财政收入开支出去，大量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从商品流通规律来看，在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和投入流通的货币总量是成反比例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只提高公务员的薪金，势必会相应加重人民的负担，降低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现在公务员的薪金和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相比差别已经比较大了，如果不顾广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无视大量下岗人员生活还很贫困的现实，再提高公务员的薪金，必然扩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造成群众心理不平衡，激化干群之间的矛盾，使党脱离人民群众，不仅不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反而会打破平衡，形成恶性循环。
国家安危，不在贫富，而在均与不均；均天下安，不均社稷危。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阔气，文景之治、真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有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后来由于不均全完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政策失误、天灾人窝、苏修迫债何其困难，因为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天下均，安然度过。
“高薪养廉论”者提出核算“腐败成本”、“犯罪成本”的问题，确实很新鲜。他们认为，公务员的薪金提高了，腐败成本和犯罪成本就提高了。这样，贪污受贿和犯罪就会不合算。按照他们的逻辑，根本无需惩治腐败。只要提高公务员的薪金，使贪污受贿的成本提高，“强盗就会收心做好人。”在他们看来，要想老虎不吃人，最好让他多吃几个孩子，反正孩子是老婆生的，没收多少成本，吃腻了，养肥了，就会改吃萝卜头，那时再生不迟。贪污成本提高，贿赂的费用增加，犯罪成本上涨了，犯罪分子就会“卖刀买牛，立地成佛。”
究竟是“以德养廉”还是“高薪养廉”；为政之道是靠自律还是他律；革命是靠自觉还是靠强制，这是一般常识。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为人民服务，为政清廉，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和群众同甘共苦，是公务员的基本要求。我们认为，离开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去谈“高薪养廉”，这是阶级社会的雇佣观点，会导致某些人把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变为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这是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公务员的本质毫无共同之处的。
社会道德是由人的思想品质决定的，只能通过努力学习，加强党性锻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修养才能达到。用货币是收购不了、培养不了的。“廉洁奉公”是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品质，附加任何条件都将给“廉洁”二字划上极不光彩的一笔，从而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社会道德”是由人的思想品质决定的，这是用货币计量不了的。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打算，这是根本问题。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以“谋取私利”为耻辱；而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必然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信条，纸醉金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有些公务员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只要我能多抓一把，那管他寸草不生”！（《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对于这种把人民给予的权力作为生财之道的共产党员，必须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有人认为：香港公务员的薪金比内地公务员的高，所以香港公务员比较廉洁。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香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内地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比内地人民收入高，公务员的薪金和内地相比也高一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此得出香港的廉政是由高薪带来的结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香港廉政公署宝剑高悬，执法如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高薪可以养廉，廉政公署岂不是多余？
当然“安富乐道”毕竟比“安贫乐道”好。但是，它和“高薪养廉”是两回事。前者是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公务员的生活水准；后者则是要共产党员出卖灵魂，拿党票和官位去换取个人的享受。共产党要求党员拿起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去消灭腐败；“高薪养廉论”者则伪装成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腐蚀共产党。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靠高薪来养廉的先例。工资低不一定贪污受贿，工资高也不一定廉洁。明朝的海瑞是浙江省淳安县的县令，年俸只有150两银，在薪捧之外分文不取，生活十分清贫，他母亲做寿了只买了两三斤猪肉回去，嘉靖皇帝去世后，先后担任南京吏部右待郎和南京右佥都御史，手握生杀大权，到江苏查办大案，死于任上，家中萧条，连棺材也买不起。同僚、佥都御使（南京监察部副部长）王用汲前去看望，见到海瑞家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顶麻布蚊帐及粗用家具，不禁痛哭流涕，自己出钱为海瑞买棺材入土安葬。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工资并不高，可他们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月薪26美元，相当于古巴普通工人的收入，很清贫、很艰苦，却又很廉洁；“文革”前的干部工资水平都很低，也没有出现那么多贪官污吏。有人说：“那时普遍贫穷，没有条件贪”，那么又如何解释解放前老百姓更穷苦，而那时贪污受贿更普遍、更严重呢? 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既然人的品德是无价的，那么，“高薪”就只能是空洞的，谁能定出标准来，说明要有多高的薪才养得起廉呢？世界上无数事实证明：薪金的高低和为政之道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印度前总理甘地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甚至接见外宾都光着膀子出场，却一尘不染；我国现在挖出来的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王保森、成克杰、李纪周、姬胜德之流薪金都是比较高的，但他们官越大，工资越高，胃口也越大，对私欲强盛的人来说，“金钱是没有臭气的”，他们只知道想尽方法敛财，在他眼里金钱是享受的筹码，没有金钱，便不能享受，“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对于小人来说，金钱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高薪是不可能换取廉政的。
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教育，提高道德素养，严肃党纪，加强法制建设。教育是安邦治国之本，我们这里讲的教育，从政权建设方面讲，主要是指德育，要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所谓儒家、法家实际上都是一家，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其基础是人类精神自律，是激发人民奋发上进的内在动力。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有拒腐蚀的自我约束能力。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文明成果，也是我们党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任何政党都无可比拟的。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使党员明白我们的权力是什么人给的，树立全心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道德的内涵。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切切实实地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历来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灌输、要强化教育，要努力提高党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水准，使党员和干部有高尚的理想、道德情操和精神生活，养成自觉遵守纪律和良好的工作作风。
所谓党风，说到底还是毛泽东说过的“学风、党风、文风。”“学风”就是党的思想方法，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党风”就是为谁服务，当官的目的是什么？“文风”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人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以趣味性和实用性来代替严肃的理论教育，其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所谓趣味性，就是用庸俗的、低级生活方式去代替严肃的政治生活；所谓实用性，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他抽掉了“用”的社会内容，以自私的、狭隘的私利去代替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不管用什么手段，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东西，贪污盗窃拿到了金钱就很“实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以时俱进。这样，党的指导思想将被扭曲，党员的思想武装被解除。党性退化，党风不正、势必产生腐败。
有些党员干部自甘落后，借口工作忙、水平低，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站立在上层建筑的最高点，把握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共产党员必须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不能把对自己的要求降低到一般的道德水准，更不能把贪污受贿、违法犯罪划入党风范围。党风、党纪、政风、政纪、军风、军纪、民风（社会道德）、违法、犯罪混为一谈，它们是分层次的，是有区别的，不能使用同一标准。党本身的界限模糊，是消除腐败的最大障碍，党只能靠清洗自身才能巩固起来。革命先辈在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自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全国解放50多年了，有些党员干部仍然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不知道党风为何物 ，不学无术，到处钻营，连做梦都想着当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于这种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争权夺利的“共产党员”，应当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腐败只能惩治，不能养。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是稳定社会秩序、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保证。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国家的法令。只要党的领导干部既严于律己，又执法如山，腐败是可以惩治的。
“高薪养廉论”偷换概念，用市场法则去规范“社会道德”，混淆了人类精神自律和他律的界限，思想逻辑混乱至极，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上剥削阶级应当是最廉洁的，因为他们很有钱；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薪金最低，最贫穷，只能靠欺诈、贪污和盗窃过日子，否则就不能活命。这种违背历史事实，为剥削阶级和腐败分子辩护的理论，应当受到彻底批判。
-------------------------------------------
实言		 2006/5/5 11:15:31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29楼
第四节，腐败蔓延党国难保


(一)，党和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和国家都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在阶级社会里“工人无祖国。”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杜撰的《突破》一文中所谓“非公有经济业者（主）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都成为“劳动有产阶级。”的论调完全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远的不说，就这位作者来说，是不是“诚实劳动和和工作，合法经营”者，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问心无愧，那么，心是坦然的，不用“保护。”如果不是“诚实劳动和工作，合法经营”者，在中央领导层中竟然对蛀虫进行保护，让吸取民脂民膏的寄生虫、窃国大盗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这个国家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国家，这个党还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吗？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岂不是己经灭亡在他们手中！风无源不起，天无云不雨。贪污受贿的行为，已成过街老鼠，无人不喊打了。除了经济和人事上存在腐败，在思想和理论上，也存在着腐败。各种不正之风一股接着一股吹来，其风源就是“猫论”和不许问姓“社”姓“资”、不许问姓“公”姓“私”的舆论中来的。所谓不问，就是只许他们搞私有化，不许老百姓批评，只许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许搞社会主义。现在，各地私有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出，我国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80%下降到1995年的33%。去年9月11日据江苏省体改委透露，截止8月底，该省滨海县属的74家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全部转为民营，这是继山东诸城国企全部民营化之后我国出现的又一大面积国企民营化的地区。该县转制的企业中有资产高达7000多万的集团，也有名列江苏省五大名酒企业的知名公司。这里讲的民营，也许还包括着某种程度或留作门面的集体所有成份。而2000年12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5位经营者买断了南京航海仪器二厂的所有产权，国有资产从该企业完全退出。该厂拥有823名职工，改制前净资产为1900多万元。此次买断企业产权的5个人中，在该厂任了17年厂长的徐向东个人控股51%，享有绝对控股权，另外4人为副厂长、副书记，没有其他职工入股。这里连民营的招牌也不要了，100%的属于私人所有。像温州这样大的地区，已基本实现私有化，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2001年年底的统计，非公有制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市85%，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市的83%，它们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抡起反极左的大棒，压制和打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不同意见的同志。但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邓小平论及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意见。可是，话音末落，出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一些人说什么“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原则。”据此提出拍卖国有企业的主张，刚开始说只是卖中小企业，但到后来大企业也卖了。一开始说只要国有控股能保证公有为主体，后来100%卖断，给私人包括独资甚至外资。还想方设法缩小国企生存空间，使之陷入困境，逼迫走入或转制或卖或送，至于工人群众的出路，对不起，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连工龄也卖断了，把职工踢一脚出企业之外，一送了之。职工工作岗位没有了，社会保险弱化了，工人重新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打工仔、打工妹，重新走进了被雇佣、被剥削、被压迫的行列；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的地位，从何谈起。如果按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社会主义国家就为资本主义取代了，工人还有什么国家可言。
我们国家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近年查获的贪污受贿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占44.5%。国有亏损企业贪污受贿案件占48％，有的地方更高达60%以上，一九九九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率明显上升，而且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的案件也明显增多，手段不断翻新。有的把国有资产转入小金库私分，有的以购房款、集资高额利息、另发年薪、奖金等名义私分，有的挪用公款帐外经营、炒股票、存取利息、还债，有的携巨款潜逃。还有的要货单位暂不付款，等过了三年划为呆帐后再索回据为己有。有的利用股份制改造，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股份分红时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国家股分配红利不上缴，不按规定纳税等。国有企业贪贿作案手法也呈现各种特性，例如盗卖物资、提高采购价收取回扣，收入不入帐，虚报外汇比价，失职被骗，替他人担保，挥霍挪用公款等。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所造成的，例如产权管理混乱，监督机制不健全，厂长、经理经营管理权力过大，但企业亏损却与其个人风险没有关系，权力大责任小。而资产投资、营运、处置、评估、审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监管乏力，交易中黑箱操作问题突出，也都造成国有企业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贿赂犯罪案件高达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七件，涉及中共官员四万零一百九十五人；而中共各级法院全年共判处中共官员贪污贿赂两万零一百二十人。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由2001年年初的四百多万人扩大到年末的一千一百二十多万人。“近几年是由中央财政给的。过去只有1亿元，2001年拨了23亿。2002年46亿。”近年来，内地因涉嫌贪污受贿或其他经济问题而携款潜逃的贪官有四千多人，被卷走的公款达50多亿元人民币，因此，‘追逃’成了中国各级公安检察机关的新任务。仅北京市2001年缉捕归案的疑犯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七成是国企总经理或党政官员，涉案金额近5亿元。总理朱熔基曾公开表示，这些贪官污吏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们追回，绳之于法。2001年底揭发的中国银行开平分行行长携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被转移到香港及加拿大。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8226;２%—16&#8226;８%。“上述计算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由于腐败活动十分隐蔽，难以获取准确的资料和信息，对腐败损失作出精确估计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些数字主要用了如下三种方法估算出来的：一是根据寻租理论对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各类租金进行估计；二是官方统计公布的腐败事件引起的损失；三是根据官方披露的腐败事件和有关数据进行估计。
胡鞍钢把腐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性腐败，是指违反公平竞争的各种合法税收减免引起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的流失。这类损失每年有5700亿元—6800亿元，是腐败造成经济损失的最主要的形式。
二是地下经济腐败，即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其产值和收入未
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这种腐败主要表现为：走私贩私、毒品生产、运输及黑市等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部分或全部收入隐匿不报、逃避税收等利用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以及私下交易、现金交易、劳务交易等一些未统计的地下经济。其中走私造成的损失每年有300亿元—340亿元。
三是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主要涉及政府出资或援助的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政府采购合同中的腐败损失；政府其他公共支出包括由政府资助的机构支出中的腐败损失。这种腐败，既是经济腐败，又是政治腐败。中国许多重大的腐败损失常常发生在这些领域。这类腐败每年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有2575亿元—3410亿元。
四是寻租性腐败，当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这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流失。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是电力业，根据他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损失在560亿元—1120亿元之间，而民航的垄断“租金”每年也多达75亿元—100亿元。垄断把消费者收益转给垄断生产者，创造出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据估计这类损失每年达1300亿元—2020亿元。 1998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8万亿元，当年增长率为7.8%，经济总量净增6240亿元。
据专家们统计，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的成果都消失在以下几个黑洞里了。几年来，我国治理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成本每年约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的5%。世界银行的专家对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失做了评估，认为1995的损失为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1998年仅长江发洪水所造成的直接灾害损失就达2500亿元，加上全国其他灾害和污染损失，总数至少六七千亿元，也就是说，一年7.8%的增长完全被自然灾害和治污成本所抵消，仅此一类损失，当年的国民财富就面临负增长的危险。
第二，据有关资料估计，每年因重复建设项目而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约占当年投资总额的10%以上，98年应为3000亿元左右；1998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8650亿元，而“豆腐渣工程”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000亿元。
第三，社会每年公款吃喝招待和民间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不良消费习惯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000-2000亿元。
第四，因行贿受贿等社会腐败现象所造成的社会财富不良敛聚，存款外逃而形成的损失约为1000亿元-2000亿元。我国银行存款每年以15-20%的速度递增，近几年来年净增1万多亿元，这其中有多少是平民老百姓的存款？
目前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依然太低，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年至1998年，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8226;７%人被立案侦查，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8226;6%人。“这意味着一个人贪污受贿，只有6%的概率被绳之以法，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就会惹得很多人心动了。”
-------------------------------------------
实言		 2006/5/5 11:20:0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30楼
第九章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节  以市场经济定位，颠倒了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现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和计划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可以同时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从社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体来看，把市场和计划手段结合起来是完全正确的。计划经济本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条件下，只能由市场配制资源。但是，修正主义者却把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定位在市场经济上，完全排除了计划手段，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市场经济为目标，为私有化开辟道路。他们还扯起打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界限和“不争论”的大旗，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去适应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怎能“不争论”呢？所谓“不争论”实际上是只许他们干，不许老百姓说；只许他们放火，不许人民大众点灯；只许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不许劳动者批评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制的手段，是私有制的产物，必然带来生产、流通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流通的盲目性，是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正因为了克服私有制的弊病，才会出现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西方经济学鼻祖凯恩斯加强宏观调节的理论和罗斯福加强国家干预的政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决定的，只要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生产和流通就必须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计划调节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必须是建立在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有客观依据，才能避免资源配置的盲目性，计划一经确定，由于它是在对客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局部的市场观念就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在客观条件没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就更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意义。过去的计划由于受浮夸风、本位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对市场作为客观基础的极端重要性，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因而产生了计划的盲目性，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损失。但这不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不高，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制度不健全和对市场作周密的调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本位主义和缺乏经验造成的。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克服上述种种毛病，做到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比较灵活的计划，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抓住计划经济中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完全否定我党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建中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回到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去，是万万行不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只要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和流通就只能通过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来操纵市场，不可避免地产生生产和流通的盲目性，由此造成巨大浪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尽可能地加强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来延缓危机。江泽民，把资本主义国家想抛弃而又和影子一样抛弃不了的东西，当作宝贝拾回来，把曾经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过重要作用，而资本主义国家想要而要不到的计划手段作为废物抛弃掉；把曾经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传家法宝弃之不用；而对西方资产阶级贩卖给前苏联和东欧并且引导他们走向崩溃的“科斯理论”搬了过来，成为改造中国的武器。这当然不是一般认识问题，完全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有些经济学家毫无根据地搬弄西方经济学，迷信以市场经济定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原则，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对那些靠占公共厕所的蹲位、偷、盗、骗、抢，无奇不有的“赚钱”手段，注水猪肉、钾醛饮料、假医、假药、杀人奶粉、拐骗和贩卖妇女、儿童和人体器官都认作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只是讲良心、讲道德、讲诚信的人才是“死抱”计划经济不放的顽固派。他们完全颠倒了经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否定合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拒不承认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投机性。所以，当前真正危险并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之后的短期内，应当多大程度地依靠市场调节生产和流通，而在于社会主义的目标的本身是否值得去追求，人们有没有必要为之拼搏，社会主义是否要推倒重来。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也不准备去实现，就必须明明白白的告诉全国人民，不要再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去欺骗人民。他们过分夸大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欧和毛泽东时期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过去苏联遭受战乱破坏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对计划经济的影响，作为用来为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借口。难道苏联经济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不正说明需要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基础上去制订国家计划吗？事实上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存在同样一种趋势，社会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配置需要有计划。同时也表明大规模失业、妇女、儿童劳动力及少数民族区域和贫困地区受到极度剥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护生态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种种问题，都有待于建立起来全新的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流通来解决。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要求无产阶级反对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经济，也不主张不按市场法则，不作市场调查研究的计划经济，如果仅仅因为有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盲目性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无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这是没有理由的。反对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可能会存在1200万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因为决策的量太多，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都无法处理。首先，这个数字本身就是虚构的，在这里根本看不出那些商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按计划生产的，那些是可以由市场调节的，举例来说，尽管吃饭是民生的头等大事，但大概未必有人去测算人一生中需要几双筷子，每天要生产几双筷子才能满足需要。而且，商品中还包括有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其次，同一种消费品的不同品种，一般人只消费其中的一两种。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市场，也不会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作为居民要买的绝不是涡论发电机，各种供应商并不会制造出可供您选择的各种商品，他们只能按照他自己的能力生产一种产品。没有市场机制的介入，这一过程也会照常进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只是不同生产单位的各类产品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商品也可能年年有波动，每天有波动。但生产是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进行的，这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即使预先要知道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分配，又为什么不能靠生产者联合体在电脑的协助下予以解决呢？电脑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式，消费品的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世纪前的马车以及马车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标准产品。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马车，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汽油、道路建设、零部件等等）。在今天的民用建筑中，木材和砖瓦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100年以后在建筑上是否还要使用水泥、钢材、玻璃和铝材？这种变化总会出现的，推动着它变化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市场和消费者，而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绝不会是消费者要求生产者给他们生产某种产品，相反倒是生产者向消费者推销他们的产品，成形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造成市场需求量。认为国家不可能做到所产品都有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的，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这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无论过去的苏联和中国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去计划需要生产多少双筷子、妇女用的头发夹子和橡皮筋、红头绳这一类细小的东西。国家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对主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起抓，这正违背辩证法要求的。一个家庭的生产和生活就需要有计划。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计划，一时一天吃七斤，一时七天吃一斤，这大概不是神经病就是糊涂虫，这样的家庭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商品品种繁多就可以放弃计划，来一个放任自流，由市场去调节生产和流通的话，按照这样一种逻辑，人类大概只能回到动物世界里去，要科学技术干什么？有人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是不可兼容的。这是形而上学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是同一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既然是对立的，他们之间就一定有同一性。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可以而且必须同时运用，市场是计划的基础，计划反作用于市场，引导市场；市场为计划提供材料；计划为市场指明了方向。没有市场的计划是空洞的计划；没有计的市场是盲目的市场；只要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把市场和计划很好地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的优越就一定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就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竞争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各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障碍的自由竞争，因此二十一世纪是市场经济占领全球的世纪、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以后，可以兴高采烈地参加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但是，既然是竞争，就存在各自的利害关系，所谓“两利”、“双赢”是没有的，中国究竟凭什么实力去和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呢？全球500强都是国际上具有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其资产总额至少在100万亿美元以上。全球竞争首先是这些垄断性公司的竞争，而全球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全球化。目前微软已经享有全球垄断地位，微软虽然没有垄断微机操作系统，但使用视窗软件的消费者却感觉到转换系统的成本很高。只要视窗的售价低于转换成本，即使比尔&#8226;盖茨享受着10000%的暴利，消费者也只能接受。这意味着，盖茨成为世界首富靠的就是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即使不是绝对垄断。波音和空客两家联合垄断了全球大型民航客机制造业。随着投资自由化的推进，国家保护的消失，可以预见，更多的行业将形成一家或数家公司垄断的局面。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兼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每年的收购兼并金额持续陡升，1998年高达2.4万亿美元，前十大兼并案的平均兼并金额达607亿美元，其中埃克森兼并美孚案值高达863.6亿美元。1999年购并额进一步上升到3.3万亿美元，2000年又增至3.5万亿美元，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值高达3500亿美元。经过跨国兼并跨洲兼并，垄断正在迅速地走向全球。如德国戴姆勒-奔驰收购美国克莱斯勒，英国石油与美国石油合并，美国福特公司收购日本三菱等。 因此，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的真正特点不是市场经济的所谓自由竞争，而是全球垄断。激烈的竞争将不是在国际垄断寡头间展开，而将在众多配套厂商间展开。小企业将为争取垄断企业的青睐而激烈竞争，各国将为争取垄断企业到本国开设生产基地而竞争。当我们热切迎接财富论坛500强会议召开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市场的就是这500家全球性垄断公司。国际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全球有实用价值的专利90%左右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大公司都拥有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控制着从原料开采收购、生产制造到产品零售的全过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可以调动的资金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媒体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各国政府。这些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大跨国公司在内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各子公司在人事上受公司总部任命，在财务上也不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是通过转移定价等方法逃避税收，逃避与子公司的合作方分享利益，从而实现全公司利益最大化。例如，德国大众高价出售发动机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使上海大众的利润大部分转移至德国大众。 这意味着，美日欧各国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是各大垄断公司，其主导性经济调节机制是计划调节机制，而不是市场调节。尽管这些垄断公司之间也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垄断公司相互达成价格默契，共同控制市场。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厂商之间的很少开展价格战，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新车型研制，巨额广告费用投入等方面。当优质廉价的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后，美国三大汽车厂的反映并不是跟着降低价格，而是通过美国商务部和日本厂商协商实行自动限制出口。当然，在那些很难形成寡头垄断的行业，如纺织业，农业，旅馆业，餐饮业等，以及为垄断性公司提供配件的厂商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即使如此，在这些行业也仍然有行业协会的协调，使竞争压力得到及时缓解。当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一心向西方学习时，居然只看到竞争，看不到垄断，只看到市场，完全否定计划，由此形成了市场拜物教、竞争拜物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如果我们仍然看不到西方计划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是各大垄断公司中运行的现实，那么入世后，很可能吃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和前苏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都证明了，以市场经济定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据1999年度的世界银行报告公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9912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七，而人均GNP则以780美元排在了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位，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人对当年刘少奇考察过的安源煤矿作了调查，认为现在安源煤矿，包身工的现象和旧社会没什么不一样，从近几年暴露的情况来看，全国煤矿事故频繁，这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没有的。据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分析，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基尼指数来衡量，中国社会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0.4，甚至超过0。5%。社会财富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80％的居民存款在20％的人手里，即财富集中在塔尖的很小的一部分人手中，而西方有的发达国家的结构基本是甘榄型，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有钱的和特别没有钱的群体小，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流。这样的社会财富结构 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极不相称的。如果不正视现实，继续扩大差距谁也无法保证人民群众不会诉诸武器的批判，关于这一点国外己经有过预测。









第二节，否定国有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本来是国内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美国业史学家A&#8226;戈德勒那里抄来的。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否定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几十年之后，不顾中国的国情，貌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所取得的新鲜经验，返回到美国故纸堆里去，寻找包治百病的药方，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动旷日特久的攻坚战，至今国有企业的状况不仅没有明显改观，而且矛盾越来越多。
没有政治目标的纯粹经济体制改革是没有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名去掩盖政治目标则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凡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改革，总是势如破竹、顺理成章的。农业合作化，一经中央号召，在全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因为这是顺乎潮流、合乎民意的；而以市场经济定位的国有企业改革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去“攻坚”，至今却成效甚微，未达目的腐败先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明，直接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抵御。人民公社作为 “自由人联合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干部上、思想上，制度上准备不足，出现过一些偏差，不是不可理解的，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纠正也是不难的。抓住人民公社出现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把它彻底推倒，，回头搞单干，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指出：消灭小生产者并使之得到实惠，只有走合作化之路。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却扯起“改革开改”的旗号，把合作化骂得狗血淋头，把首先推倒人民公社，带头搞私有化的安徽小岗村捧到天上去了。二十余年过去了，情况如何?当年首倡搞单干的小岗村民严富昌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说实话，我并没有脱贫。我住的房子，‘白天可以看白云，晚上可以看星星，下雨漏个不停’；因为江泽民来小岗‘视察’，领导弄虚作假，强迫给安了个电话，不打电话也要钱，我把电话送给别人了。”以此相反，河南临颖南街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二十年来，户户住的三室一厅，席梦思床、电灯、电话、电视、用具、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上大学都是集体供应；阔气的办公楼，文化俱乐部，图书馆也盖好了，每人每月四十斤粮，吃菜到集体市场去买，一律一毛八一斤，此外，养老、退休、医疗等多项福利齐全。都是集体供应。
从南街村的经验证明：
(一)公有制是可以办好的。因为公有制把劳动所得都归公了，并没有把剩余劳动变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
(二)公有制可以用集体力量致共有之富，使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比个体生产者提高得更快。
(三)政社合一是可能的，也是有利于一元化指挥思想教育，政治措施，经济规划，各项管理规则：这是精简机构的办法。
(四) “供给制越来越多，工资比例越来越小”。这证明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干部只能享有工人的待遇”是可以行得通的。
(五)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是同步的。坚持“老三篇”、“老五篇”的教育，就是一心为公而致富，以公富给人们带来共同富裕的幸福。在南街，“老三篇”的精神落到为公致富的行动上，涵养人们互相友爱的关系，逐步驱除旧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有的人退休、看仓库，给他薪水，他不要，他说：“我不需要钱了，什么都有了。”可见旧的传统意识形态可以随公有制的发展而除掉的。
(六)有人说共产主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难道南街不是一步一步走进共产主义么？供给制部分日增，工资部分日减，这不是走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步骤么?
(七)“三农”问题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工业剥削农业的问题，不是把粮、棉、油加几分钱的问题。马克思说：农业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轻工业靠农业原料加工扩大了剩余劳动量，化为扩大了的剩余价值。欧文说得最明白：他的用机器武装的2500纺织工人创造了60万人的财富。重工业方面也是如此：从铁矿石用机器加工成铁、钢、钢板，扩大了的剩余劳动量，增大了不知多少倍，变成了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夺走。城市工业把扩大了的剩余价值演化为大利润，大利润分化到各个方面，便形成了城市的富裕，便演出了工农、城乡差别。
归根到底，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业成为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供应基地，城市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获得的丰富利润，并未返还农民。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它又怕农业萎缩垮台，失掉有利条件，资本主义也注意了农业科学化、机械化，以稳住农业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方面提供原料的高级加工，仍在城市现代化大工业手上，扩大了的剩余价值，仍在城市和工业手中，比如法国农民种花，花是制造高级香水的原料，加工工业都不在农业那里；法国农民种葡萄，是制造高级葡萄酒、法国香槟的原料，这种加工业都不在农民手上。赚大钱的是工业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只能采取若干措施，分出部分利润补充农民，如兴修水利、农产品补贴、农村教育、农业研究、农业协会等，也只是稍为缓解城乡工农之间的矛盾而已。
以南街的经验为例，使我认识：解决城乡工农矛盾的道路应是工农一体化。农业既生产原料，又搞原料加工，一个村搞不起现代化机械加工厂，可以联合多村加工。这样既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使农业劳动力不外流，以免无限地扩大城市。南街、半壁店、韩庄、周家庄、洪林、华西大队、刘庄......不少实例证明集经济基础是大有前途的。 
修正主义者攻击国有企业名为全民所有，实为无人所有，产权不明晰。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甚至把国有企业卖掉，由企业领导独占，这就叫做“产权明晰”。如果真的国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化的话，那么，这股份就应当分给农民。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推算，1953年至1978年的25年，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取的总额就有八千亿元之多，而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额总计不过九千多亿元，这是国有资产最原始的积累，如果说，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才算是产权明晰的话，那么，到1988年止，中国国有资产总值八万亿元中，农民占的份额是最大的。而且“剪刀差” 直至今天还在扩大，农民的贡献还在增加，他们只有积累，从来没有分得一分一厘的“红利”。难道说，把应归属人民的财产侵吞为己有，是符合股份制的原则吗？国有企业变为企业领导人瓜分了国家的或全民的财产，化国有为企业领导人私有。如果侵吞了国家或全民的产权反而成为“明晰”了产权。照此类推，“共产风”就是合理的，反“五风”就是错误的，贪污不仅不犯罪，反而有功，这是强盗逻辑。因为，他把产权“不明晰”的公有财产，变为明晰的私有财产了，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了；所谓“劳者有其股”农民就是劳动者，他们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贡献给国家的，或者说，国家是用“剪刀差”的价格形式收缴上来的。因此，按理也应当有其“股”。其实，“劳动者有其股”不应当只包含本企业的劳动者，因为这是全民的劳动成果。现代企业制度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既然，经营权和所有权是相分离的，那么企业的劳动者、管理者就不一定有股权，有股权的也不一定是本企业的劳动者。而且，股权是可以转让的，劳动力也可以转让，但劳动者是不可转让的，不能把劳动力、股权和劳动者等同起来。
我国正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改革的路径还在探索。有选择地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做经济工作、有选择地学习他们有益的经营管理经验是有必要的。但是，必须搞清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别；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区别。国有企业领导人具有法人和自然人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法人，他是国家和公有制的代表，应当以国家利益为最大利益，忠实地履行委托人授予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和其它社会成员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自然人。在存在货币和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条件下，人的天赋本性驱使他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与“私”的对立中，党和政府的责任就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管理，鼓励企业界领导人忠实履行职责，抑制其私有化倾向。由于采取党、政、企分开的错误政策，党、政、企关系被切断，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所有权一经委托更加抽象，企业领导人作为法人成为“国家”的化身，给人以更加虚幻的感觉，作为自然人的本性进一步被掩盖起来、个人实际权力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充实。这样“公虚”与“私实”名实背离，国有产权无主，所有权虚有，资产经营责任难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党的领导图方便，放手让国有企业领导自己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各取所需”，“唯我所用”，为直接侵犯国家和职工的利益提供“保证。”党、政监督无门，国有资产流失，贪污受贿、损公肥私屡禁不止，企业领导人挟款外逃，这种混乱局面正是党、政、企分开的必然结果。





第三节，拍卖国有企业就是拍卖社会主义

我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实行政企分开的最好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这样私人，得到“物质形态”的企业，而国家得到了“价值形态”的货币，资本的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等价交换，实际价值没有减少。不会对所有制产生影响，不会改变社会制度，只是把国家背的包袱摔给私人，减少亏损，多获得税收；老板得到企业，获得了利润，两头有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错误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必要。因为：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不是没收，而是“赎买” 。不论企业盈亏，国家每年按资本家的资产总额付给5%的定息。现在白干了几十年又要低价返销回去，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言。究竟社会资本“形态”的转换是不是不会影响社会制度呢？
生产关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变了，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相应改变。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来看，国家通过“赎买”，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因而生产关系其它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者的身分变了，由原来资本家的雇工变成了企业的主人，以企业的主人的身分直接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由此引起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因而社会性质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相反，现在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以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随着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即使国家得到一笔“赎金”，但企业的性质变了，现在老板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才是企业的主人；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改变了，他们由原来企业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雇工。尽管可以解释说，企业的拍卖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社会总资产的价值没有变化，因而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但是，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一旦交易成功，国家（准确地说，政府、政府官员）得到了货币，老板得到了企业，这时他换了一个脸谱，变成了资本家，笑容满面，雄心勃勃，昂首前行，专心致志他的事业；原有职工却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雇用劳动者，尾随于后，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好像被狠心的父亲卖给了人贩子的小女孩，她们已经没有父母了，她的命运己经操纵在别人手里，没有什么祈望，只有一张皮等待别人来剥。这种关系的变化不是用紫袍黑衫遮掩得了的。再看，上层建筑也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要资本家投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是合理合法的，是受国家保护的，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拿了企业主或新资本家的钱，就要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者。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就要通过军队、警察、监狱、法院来保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否则他就不会来投资，国有企业也拍卖不出去。目前国内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这里仅举几个例：
2000年6月30日《湖北日报》报导：2000年春节除夕，攀枝花宏涛自助火锅城老板孙宏伟请工人吃完团年饭，回到家中后发现，兜里装有一万元的外衣不见了。孙怀疑的目光盯住了打工仔杨红贵，但杨红贵推诿于一同打工的宛某，并捏造了三张证词。大年初二上午，宛某被孙宏伟一伙抓进了火锅店大厅。宛某不承认自己偷钱，孙便同手下用皮带抽打、用木凳砸，木凳散了又用木板打。孙宏伟害怕惨叫让人听见，就把宛装进一饮料包装箱内，带到了攀钢石灰石矿白云石车间后山一荒凉山洞里。宛某仍不招认，孙便让打手们轮番上阵，孙的弟弟用石头先猛砸宛某肚子，又扒掉宛的裤子，用木棒沾辣椒油往里面捅。接着，又和杨红贵一道，用石头将竹签钉入宛某十只脚趾头，有的脚趾头扎了三四根。另一打手将啤酒瓶砸烂，刺入宛某右大腿，再用辣椒油抹伤口……宛被折磨得先后昏死6次。无奈之下，他谎称钱藏在某个地方，哪知又招来更残忍的暴打。大年初二晚，奄奄一息的宛某被转移到了一出租房内。在这里，孙宏伟和打手刘新，用尖嘴钳一根一根地拨掉先前钉入宛某脚趾头的竹签，有的竹签断在脚趾头内，刘新就用尖刀将脚趾头划破取竹签。大年初三下午2点，警方不断给孙宏伟打来传呼，追问宛某下落。当晚9点过，孙宏伟只好将宛某送到了攀枝花西区清香坪派出所。经医院检查，宛某全身软组织多处挫伤，急性肾功能衰竭，左肋肋骨折断，应激性溃疡……。
2000年6月初 日《楚天都市报》报导：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2000多人到海南去打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了去一些私营金矿场从事地下开采工作。因为采金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干。几年后，一种“怪病”开始出现并折磨着他们。35岁的汪发勇，从1993年开始，发现自己咳嗽带血，他认为只不过太累了便一直在矿里硬挺着。直到2000年4月，觉得实在受不了才回村。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汪发勇躺在床上，涨红了脸却很少能说几句完整的话。同在海南得下“怪病”的宋道仙说，是当年采金时打风钻惹的祸。特别是1995年1月份到5月份，宋道仙几乎每天都到井下钻风钻采石块，“风钻一钻起来，眼前就像蒸气炉放气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每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上七八个小时，而且连最起码的口罩也没有戴。1999年6月份，叶义根从干了11年的海南回家，每天干咳不止，连锄头都拿不动。最近两天，肚子膨胀，隐隐作痛，而且一会工夫就要上厕所。“医生说得了硅肺病，很难治的。”叶母说，“给根儿看病已花去1万多，几年挣的钱早已搭上了。”她真的无能为力了，叶母担心儿子哪一天就离她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仅仅在西河口乡，像宋道仙一样得了怪病无法治愈的村民就有近20个。这些人大都是青壮年，为了治病，他们都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但依然有人死去，依然有人妻离子散……在独山镇源潭湾小学，两个男孩的生活牵动了众多人的心。男孩的父亲闻启胜今年春天去世了，闻生前也在海南“淘过”数年金，死前经常无休止地咳嗽，经常咳出血。在他死后，妻子外出打工了，既为了挣钱还债也为了避债，于是家里便只剩下两个年幼的男孩相依为命。一提起去世的父亲和远走的母亲，14岁的哥哥和10岁的弟弟先是沉默，继而泪水簌簌而下……。从80年代开始，海南的一些地方金矿被划片承包。这些矿产主在民工中物色了一些有“号召力”的人担任包工头，怂恿他们到家乡招募廉价农民工，按矿产主75％、包工头20％、民工5％分成。包工头在招募廉价农民工不通过地方政府，私下招募没有务工证和体检证的农民工，并同招募来的农民签订了生死合约。这些包工头却不把这些农民的姓名和住址告知矿产主，只向矿产主报了农民工人数。矿产主睁只眼闭只眼，每月把工资交给包工头，包工头怎么盘削农民工，矿产主一概不管。一旦农民工工伤、死亡，包工头一逃了之，矿产主则推得干干净净。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既无务工证又没有体检证，当地管理部门和劳务输出地方也很难出面交涉，到头来吃亏的是农民工。有的包工头经常采取“民工互换”的手段，转嫁职业病侵害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农民工发现自己患了职业病，因劳动场所经常调换，导致包工头互相推卸责任，农民工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哪个矿患的职业病，只好自认倒霉。这种毫无保护的工作环境让农民工随时处于职业病的侵害和生命危险之中，仅西河口乡从1991年到1995年，死在海南的农民工就有十几个人。2000年4月15日，孙道贤拖着病躯，气喘吁吁地找到省职业病防治研究中心。当时他爬到二楼，就上气不接下气，面如土色，歇了半个小时才能张口说话。尘肺科医生芮亚非一眼就认定孙道贤得了硅肺病，后来拍片看出，“孙的肺部已经石化”，有明显的硅肺病症状。省职业病防治中心从孙道贤那儿得知，像他那样在海南一些金矿打工，患类似病的就有100多人，并且有几人死亡。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尘肺病专家的高度重视。5月份，尘肺科陈主任亲自到西河口乡、石板冲乡等患病人数较多的地方进行调查。据陈主任调查，这些乡村80％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其中大部分人到海南“淘金”，从事井下开采。1993年六安市西河口乡就成立了劳动服务站，负责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宣传、外出民工办证、处理劳务双方民事纠纷以及组织劳务输出等业务。然而劳动服务站却徒有虚名。每年有数千人外出打工，只有40多人通过劳动服务站正式办过务工证。“只收钱，却不介绍工作，也不提供劳动信息”，民工们自然撇开了劳动服务站，而成为无序流动的一群。
《上海红旗》报导：深圳市华侨城盛隆服装公司的工人每天要劳动14小时以上，经常通宵加班，从来没有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还要工人通宵加班，厂方从来不给加班费。有6个打工妹实在不堪忍受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决意辞工，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方面。但是，一个月后，公司方面扣住她们的押金不还，还不发给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工人告到劳动局，劳动局官员一开始不分青红皂白，说工人无理取闹，要工人回去。这6个打工妹坚持不走，反复申辩，劳动局官员才开了一纸公文，让厂方调查处理。厂方不予理睬。工人又到劳动局告状。劳动局官员，教导工人不要只从单方面着想，要想到她们辞工给厂方带来损失，说什么：“如果都说走就走，工厂还开不开？”然后恐吓工人：“你们都是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边境证、无暂住证），属深圳市清理对象。”又说即使资本家违反《条例》，也不许工人违反劳动纪律，工人只有反映问题的权利。在6个打工妹反复要求以后，劳动局官员才同意处理此事。把厂方代表找来协商，但是厂方代表矢口否认工人曾提前一个月提出辞工，要工人拿出书面证据来。这分明是强词夺理，书面证据都交给厂方了，还有什么证据，即使留有复印件，厂方坚持说没有收到，又有什么用。这样纠缠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一次，劳动局的科长，听了双方陈述以后，要求厂方把押金、最后一个月工资都退还给工人。公司方面口头上答应照办，回去以后对工人说，最后一个月工资可以给她们，但是她们的产品质量差，还旷工，所以要罚款，还要赔偿厂方损失，七扣八扣，最后每个工人只拿到几块钱。盛隆公司在华侨城，距离深圳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劳动局往返车费大约是每人8块钱。到了劳动局要排队，要介绍情况，与厂方代表对质，所以实际上一去就是一整天。每人每天损失工资10－20元。再加上到市区吃饭，每人每顿至少10块钱。这6个打工妹为了打这场官司去市劳动局5次，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普通劳动者要按照现行《劳务工条例》打一场官司，要耗费多少费用，工人们想讨得一点公正又有多么困难！ 这个事例说明，在深圳，有上百万打工者，上万家企业，劳动局处理日常纠纷的只有十来个人，怎么可能管理得过来呢？其结果，就是凡是《深圳特区劳务工条例》上对资本家有利的条款，都能得到执行，凡是对工人有利的条款都得不到执行。
《武汉晨报》报导：“汉口一家私营服装加工厂，仅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有50多名满头大汗的女工手忙脚乱地加工服装，其中童工模样的少女约有12人。据老板说，这些工人干活都很卖力，两天不睡觉即可完成一万件衣服。这些少女都很消瘦，有的瘦成皮包骨头。王敏今年才15岁，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一天休息，一个月拿700多元。同王敏一样在此打工的童工还有7个，其中13岁的3个，14岁的4个，都是女孩，她们都一起吃住。据一位女工透露，加班高峰时在此干活的童工有13个，工资都很低，干活非常累。工厂实行封闭管理，一进厂身份证就被扣压了，想走也走不成。老板还规定工人不能对外讲厂里的事。她们都不知道工厂的全名。工厂的墙上看到几份“车间规章”，规定工人外出必须征得厂负责人同意。以上仅举几个典型事例，类似上述情况全国各地都有，这和13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用工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起了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变了，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支柱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政策是终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夏门远华事件和当前的腐败现象己经足于说明这个事实。只要经济基础普遍接受向私有化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央一直在“反腐倡廉”、禁止“黄、赌、毒”，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于政策向私有化倾斜，难道在贫困消灭以前，能阻止家有老小身无分文的妇女挣钱养活全家挨饿吗？能阻止那些富得流油的富人采取各种方式消费吗？腐败仅仅是经济基础转变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个表现形式。只要私有化没有停止，社会在分化，腐败就必然要产生并且不断发展，直到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家，感觉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和他那大腹便便的体形不能相融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出经济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到那时中央领导就会被逼或自动更衣换帽。号称强大的前苏联和东欧不是仅仅靠叶利钦一句话就把党旗、国旗全部撕毁了吗？
-------------------------------------------
实言		 2006/5/5 11:24:49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31楼
第四节  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

货币不能自动生长出来，生产资料也不能自动生产出产品和利润来。只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生产、经营中才能创造出价值、财富、利润来。谁占有了企业，谁就拥有企业的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因此，仅仅靠出租土地、税收、资金取利息来维持社会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把靠红利、剪息票生活的阶级视为“无用的阶级”、“非生产阶级”是多余的人口，从而断言其必将最终被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把坐收利息的食利者列为应予消灭的对象。因此，只有生产阶级才是新兴阶级，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人民政府不应当以占有“价值形态”的货币为目标。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被国家“赎卖”后，他们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靠领取“定息”生活，成了吃利者，失去了剥削他人的权利，也只能在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督和管理下被改造成为自吃其力的劳动者。在旧社会，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命脉，法律、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就是靠资产阶级来供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国家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国家得到一毕资金，同时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把吃利者的帽子拿回来戴在自己头上。等到私营企业发展到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地位的时候，国家政权将被架空，到那时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将靠资产阶级来豢养，听从资产阶级指挥，可以想象如果成克杰、李纪周、胡长青的目的实现了，法律将根据谁的意志和愿望修改，由谁来执行，军队听谁的指挥。也许只在齐奥赛斯库那里可以找到答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不适合于竞争性行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只适合于垄断性行业，因此应当“退出”市场，使私营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因此，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应当“让位”于非公有制经济。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扭曲。按照他们的逻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行，只能搞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又不兼容，必须退出市场。那么，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就无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否定。
首先，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和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相适应的，既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又是发展经济的工具。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既要取消计划经济又要退出市场，那么国有经济何处安身？既然国有经济基础和市场经济不相融，必须“退出”、或“让位”于私营经济。那么，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既然没有存在的空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只能退出历史舞台，或者“让位”给资本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要推倒，共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市场经济只是为服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服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只是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范围内才有存在的理由，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才能存在。国有企业就只能进，不能退，只能占领竞争性行业，决不能退出竞争性行业。现在许多地区的国有企业事实上被迫“退出”市场经济。如果说，过去国家对私营企业是“赎买”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话，那么，现在国有企业，是“半买半送”、“明买暗送”，“假买真送。”各地都在出卖国有企业，甚至连比较保守的新疆也在拍卖国有企业了，例如：石河子中医院200万卖给了院长，而群众认为，仅仅那栋大楼就不止200万；又如：江苏盐城市，出售一个企业。其价值应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定价只四百万元。买者限定只能是现任厂长一人。而这个厂长只用其三居室住宅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购买了企业。他的住宅价值十几万元，并且是几年前以一万元从厂里“买”来的。这笔交易，无论今后企业是赚钱还是赔本，国家都损失了一千万元以上，这位厂长都成为拥有一千万元以上资产的资本家。如果他若干年后靠企业赢利还清了四百万元贷款，银行也仅仅获得了利息。如果他赔了，银行还要赔进三百八十多万元。（只能收进他的价值十几万元的住宅，并且还得让他继续居住）就是说银行以四百万元的代价换取了每月收取十几元房租费的房产。这位厂长最大的风险就是损失他实际只花了一万元买进的住宅。还有，湖南省长沙市的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和阿波罗商业城两家公司，在该市国有企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家公司合并后资产总额达到86762万元，年销售收入18亿元，年利润为4733万元。经评估国有资产竟只剩下2900万元，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一个国有独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竟然只有该企业年利润的61%。国有资产按1∶1的比例折为国有股，内部职工出资购得2600万股，由总经理胡某某、公司领导层及外来股东购买个人股2500万股。一个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国有股只占36．25%的股份公司了，其余的63．75%的国有资产，流失得无影无踪。又如：2004年6月河南长葛市仍将价值1.2亿的国有发电厂以1500万元的低价出卖给原公司的董事长。当地政府还规定任何人不得查阅该厂的资料。这就是所谓“攻坚”战。这种形式的买卖只有俄罗斯、东欧和中国才能找到这种买卖。
现代国家都有经济管理职能，也不拒绝经济实体，不但中国有，西方也有，法国的国有企业产出占GDP23％，与中国的28％相去不远。而中国这点国有资产来之不易，是以两千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推翻旧政权和新中国第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取得的。国有资产属全民财产，只有政府能代表国家，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国有企业出现“领导指定的人控制”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方针，导致代理权失控，但这不是国有经济本身的过错，而是政策不当和用人失误所至。把管理失误归咎于所有制，提出用“民营经济”取代国有经济，这是别有用心的，私营企业也有因用人不当导致倒闭的。“用人不当”的含义是什么？通常指代理人侵犯所有者权益。而代理制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通例，不但中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需要有人代理，西方的私人投资同样需要有人代理。只不过中国国有企的代理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分层代理。因此根据国有企业的特点强化监管具有特殊的意义。西方的代理制只有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并一般由大股东当董事长，不但目标单一，还有所有者的直接监控。而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代理关系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既要维持国体，又要当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有着比私有经济更为充分的代理性，故此便不能将它交给某一个私人老板。正因为国有企业所有权比较抽象，代理人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矛盾难以控制，更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代理人的监管，才有“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如果缺乏充分的监督制约，隋便拿亿万人的血汗浇铸国有资产等于拿去喂蛀虫，这便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然而，当前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强化对代理人的监督制，相反连以前企业党政职务分设，的双首长制，变为书记充当国家影子代表的有限制约也变成“一肩挑。”一个人既当书记又当厂长，企业活动可一手遮天。权利无边，一个人说了算，上可通天，下可横行霸道，党和国家失去任何制约，前广东天龙集团的谢鹤亭“一肩挑”还有包个情妇500万、一夜输掉800万。湖北副厅级老板金鉴培，1997年5月到10月，不到半年时间就支付赌资4200万港元，深圳虞德海家中深藏一大箱美钞，数量之巨连送银行储蓄都不敢，法院用一句来历不明就交待过去。这类案件不是有连包青天也无法对付的恶虫挡道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其罪恶究竟是国有经济造成的，还是贪官、昏官对代理人的放纵，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些经济学家不是从权力失控的层面寻找原因，反而要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让所谓的“民营经济”取而代之。其用心可谓良苦。
国企腐败完全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僚阶层造成的。这些年来，国企改革不是理顺亟待理顺的代理关系，而是上上下下的利益争夺。经理们成天嚷着给自己“松绑”，主管部门的“翻牌公司”既当婆婆又当小姑子，股份制试点更有设租与寻租的轰轰烈烈。如此一来，曾拥有国内最先进装备、最优秀人才、最多熟练工人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斗不过那些从外面进来的破落户，斗不过靠小作坊起家的乡镇企业，斗不过那些玩空手道的皮包公司，利润率由当年的14％降落到接近零，负债率由39％上升到83％，政府广义负债率则接近GDP的一半。如此败家，意犹未尽，还要来个“一卖了之”的半卖半送。得陇望蜀，欲壑难填，有着撑不饱的既得利益冲动。为什么一些人身为国企代理却自挖墙脚？一些人吃国家俸禄偏要葬送国家的老本，奥妙在于一些人经多年“领导指定的代理人”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了大款又在发老板瘾。看看周围环境，不少老板就是当年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政府官员或太子党；一些人虽按兵不动，一旦牵进某个案子，往往会爆出一个有成百上千万“不明财产”的冷门。基于这种社会存在，“修章”、“改宪”之声不绝于耳，且要修改共产党的性质，改变“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国之本。不问来历，只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变“劣市”为“良市”的把戏无异替毒袅洗钱。这种声音有老板和预备老板的鼓噪，更有那些在老板那里领津贴、拿赞助的傍款理论家，君不见“著名经济学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不要有仇富心理”吗。如此煞有介事，无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果这也叫改革，则与前苏联的经济私有化、政治颠覆化、国家分裂化的改革别无二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配合西方“历史终结”，也不是重蹈前苏联覆辙。如果真是应了“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句箴言，将是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及俄罗斯1／3，国民受教育程度低得不可比拟，资源不敷分配且极不公正的国有资产瓜分运动必然天怒人怨，必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如果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和分裂，将前功尽弃，甚至玉石皆焚。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告别苏联模式的误区，以坚持基本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统揽全局。
让国有经济从竞争性盈利行业退出市场，是一个自杀行为“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出了国有工业“必须”从146个行业“撤离”市场。据说因为，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效率低、亏损面大，不如私营经济。国有企业既不能搞计划经济，又要退出市场，他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什么盈利可言？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不但具有生产产品、安排就业、提供税金的作用，而且担负着调控市场，部分消除市场经济固有的负面效应，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出卖国有企业后，国家虽然掌握了部分价值形态的货币，但要不断以工资、福利等形式用于公务员和国防、教育等消费性货币支出。长期这样下去，国库终将被掏空，国家掌握的价值形态的货币大量转入私营企业主手中，公有经济名存实亡，失去经济基础的政党和政府就要在政治上处于受财团摆布的依附地位。到那时，政府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历史早已证明，只要经济命脉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在政治、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资本家就会凭自己的实力控制生产、流通导致市场混乱、货币贬值，从而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现严重的饥荒，列宁指出，出现饥荒并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富人在粮食问题上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在解放初期，投机资本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实业”，囤积居奇，冲击人民币和市场。当时党和政府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不是靠货币，而是靠大米、棉花、布匹等实物来打败投机资本家的。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是划分经济制度的依据。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是由他在社会实际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劳动者在使用生产工具、原料等进行生产时，如果是生产工具和原料的主人，他和厂长（经理）的区别只是分工不同，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工人就可以而且必须参加管理。相反，生产工具和原料是被老板占有，那么，老板及其代理人和工人的区别就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近年孳生了腐败和官僚主义，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实际己经动摇，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让“出卖国有企业之风”继续刮下去，到“卖光”、“送光”，大量国有企业成了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那时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中国就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这里确实存在着政治立场和观点问题，尽管人们极力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给这一观点扣上许多铁帽子，但这一观点在一些人看来，简直是幼稚和可笑的，我们这些博学多才，饱读诗书的人，怎么可能和目不识丁的“下等人”结合在一起呢？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来说，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永不过时的真理，这就是分界线。用这一条分界线去衡量一些人设计的改革方案，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多少群众语言，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他们要把国家引导到什么方向去？有些知识分子一提到毛泽东就咬牙切齿，咒骂毛泽东要知识分子下乡去劳动，体验工农生活是迫害知识分子。的确几乎所有基层领导都把下放劳动作为惩罚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的一种手段，这完全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界应当拿出勇气给予抨击。但掉转枪口，用同样的眼光去看毛泽东本人，实际上是支持不正之风。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绝对没有这层意思，他确实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的道路，因为我们国家政权就是工农民主政权。如果这也叫迫害，那首先是迫害他自己，迫害他的子女，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有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全心全意让劳动者摆脱贫困和受奴役的生活，而他自己却穷困不堪；另一类是像号召人民“不要有仇富心理”那一类经济学家，在深圳捞得“盆满钵满”的书记、省部级干部。他们牺牲劳苦大众的利益，全心全意搜刮民脂民膏，弄得大多数人贫穷，他个人发财。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明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坐在主席台上，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把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却标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九泉有知，一定会叹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眼前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所谓的接班人下放到贫困地区改造二、三年，回来后写几篇心得肯定有更多的群众语言。
当然，我们说：党、政、企分不开，不等于是说党、政、企没有分工；说党、 政、企结合，也不是说党、政、企可以重迭。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是一场球赛的话，裁判员和运动员是有分工的，裁判员当然不能同时又是运动员，运动员也不能同时又是裁判员，但裁判员和运动员都不能离开运动场，运动员必须在裁判员的监督下按游戏规则办事，否则比赛就进行不下去，如果因为运动员水平不高，输了球就埋怨裁判员管得多，要求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这样运动场就会搞乱。当然，裁判员的工作又必须在众多的观众监督下进行的，如果裁判员水平低或裁判不公是整顿裁判的问题，而不是裁判和运动员分开的问题。同样，避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机械地在合、分、收、放几个字上来回折腾是不行的。党、政、企三者应当有明确的分工和科学的结合，分工一定要明确，界限一定要分明，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政企分开和政企重迭都是不行的。既要改革过去那种不合理的治理结构，又要有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那的一套治理结构，因为过去没有结合好，就完全否定自己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必须扬长避短，在保持自己优点的基础上汲取各方面有用的东西，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党委要抓大事，这是一条永远不变的原则。我们党是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司令部，是管政治、管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放弃政治领导，必然产生腐败。党委的根本任务就是政治保证，不能包揽经济事务，也不能把手伸到政府和企业的事务中去。以党代政势必削弱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就是要发动群众，共同管理好企业， 不要搞一言堂，要群言堂。长期以来在党政机关搞书记一言堂，现在，国有企业搞董事长一言堂。过分强调国有企业领导的权力和经济利益，企业实行董事长或总经理独断专行，权力越争越大、手越伸越长，没有党、政的监督和管理、没有主管、没有民主，没有工人的地位，不仅职工代表会形同虚设，企业党委也处于从属地位，失去了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
事实证明：在“合”、“分”、“收”、“放”转圈子的形而上学的改革方法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应当在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上下功夫，而不应当在管理体制形式上兜圈子，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的改革方案来，不应当图方便，走捷径，完全否定革命前辈们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再去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资本主义那一套值得照搬，资本主义就不会被推翻，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胜利。我们只能总结自己的经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各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并加以消化和运用，绝对不能做把小孩扔掉，留下污水的傻事了。
-------------------------------------------
实言		 2006/5/5 11:46:22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32楼
第十章  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计划调节为主导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是同一的，科学的任务就是从对立面中把握同一性。世界上没有非此即彼绝对分明的界限，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绝对对立的，不可兼容的，用一种经济模式去否定另一种经济模式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一节  经济学的党性和阶级性

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例如语言学、逻辑学，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不可能有西方数学、西方物理和马克思主义数学、马克思主义物理学、马克思主义化学之分。因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本身的属性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在社会科学中，“语言学也不是为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各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3页）所以，不可能有西方语言和马克思主义语言之分。相反，如果在有阶级存在社会里，有人想抹杀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界限，妄图搞出一个广义的、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来，那一定是欺骗。因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党性是很强的，它的党性、它的阶级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共同的生存基地。可是，现在有人公然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他们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私货的修正主义理论呢？为什么要羞羞搭搭，挂羊头卖狗肉，欺骗群众呢？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东西，它的党性和阶级性使这个领域的自由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二页)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一切阶级的抽象的或广义的经济学。追求抽象的经济学，使它成为对一切时代、一切阶级有用而无害的普遍性和一般科学意义的经济理论，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不能不宣告破产。某些人为了向资产阶级讨乞，企图抹杀经济学的党性和阶级性来欺骗群众。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分两派：一派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派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当然，每一派还可以再分。例如，维护资本主义的，又可分为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现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学派别，真可谓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什么观点都有。然而通过分类可以发现，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例：第一，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总是同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应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要拍卖国有企业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第二，关于所有制。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国有经济成分必须起主导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容纳大量国有经济，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作为微观基础和主战场，国有企业要非国有化，即私有化。第三，关于分配制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他们所说的生产要素却排除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第四，关于宏观调控。一种意见认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应当结合起来，不应对立起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复归，因而反对宏观调控，主张让‘看不见的手’去自行调控。第五，关于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一种意见认为，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反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应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失业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不应取适度从紧的而应采取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述种种观点，尽管有许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一定阶级或生产关系的意志的表现，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第二节、关于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促使私有制经济两极分化，培育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温床。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是以利益趋动为动力、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只有通过市场的激烈竞争，才能实现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市场经济离开资本主义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竞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所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天然配套的，有资本主义就必然有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就必然孳生和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需要，它不需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竞争，而需要发扬同志式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此，它和市场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觉还不高的条件下，政府还不能有效地组织全社会进行全面的计划生产的条件下，不得不而为之。但社会主义公有制又需要国家领导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天然配套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却是腐蚀剂，它带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领导班子的腐败，带来工农劳动者的思想涣散，党和人民群众的离心力，带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纷纷衰落、破产、倒闭，这已是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村，在整个市场经济大潮的包围下，才不得不采取外圆内方的市场措施，以防止领导班子被腐蚀，防止集体经济被摧毁，目前我国少数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加强了许多防范措施，增加了许多工作量，才维持了目前的生存和发展，而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效益逐年下降，越来越多地走向窘困破产，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
　　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这在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各种经济成分、各个经济实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必然展开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不可能按人们主观设计的框架有序地按比例发展，竞争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制经济吃掉私有制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吃掉公有制经济。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这种情况和我国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相似之处。那时我国有的领导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我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它每日每时都在发展着，变化着，不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要它静止地巩固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违反辩证法的。我国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设想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框架，也是有时限的，不可能固定不变。不过它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由于我们党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支持、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限制私营经济发展和坚决打击私营经济不法经营的政策，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舆论导向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占绝对优势，从而形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蒸蒸日上，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被改造，比重日趋减少的发展趋势。这是一种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存在形式。而现在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和政策明显地向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倾斜，国有经济受到抑制，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取代，必然导致国有经济纷纷倒闭破产，国有资产和人才大量流向私营经济，从而形成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发展趋势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经济存在形式。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根据上述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形成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实也并不是中国的创造，它最早来自南斯拉夫的模式，1976年以后，匈牙利也曾试验过这种模式，可惜并不成功。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列宁模式相比，并没有显示出优越性，反而出现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九十年代初，不管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都发生过经济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们再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发展生产的道路，是不可能持久地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但是，这是在我国建国以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已经基本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成就，并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期无通货膨胀、无财政赤字、无内债外债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下取得的。是由于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英明决策，改变世界格局的美苏争霸为中美苏三足鼎立，使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世界上政治大国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取得的。也是在我国许多年来，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国民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高起点线上发展取得的。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的这些条件，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条件。有人把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的条件，说成是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历史和人民都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条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国家刚刚从长期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百废待兴，甚至基本上还没有摆脱战争和被封锁状态；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国内环境基本上没有战争比较平稳的年代，大多数年份风调雨顺，从未发生过像1959年到1961年那样既有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迫债，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国内蒋介石的捣乱和全国性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这样的困难。这样好的条件，如果继续沿用毛泽东的路线，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完善的改革，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吸纳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对外开放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可能会更快更好。
　　这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激发个人利益驱动、激发人们自发资本主义积极性取得的；这是靠拆毁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基石，以国有企业设备被拆散、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失来实现的。在这过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遭到极的摧残和破坏，国有企业纷纷陷入窘困和破产，公有制经济比重日益减少，私营企业发展、三资企业不断扩大来实现的。而外资企业和个体经济又是在严重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毁灭性开发人力和自然资源、大量浪费糟蹋国家有限的宝贵资产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且是在牺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放肆腐蚀人们思想、严重损害我国的国格、人格来实现的。在淡化政治、背离马列主义、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一切向钱看，几乎从精神上毁了一两代人，把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廉洁奉公的好传统葬送歹尽，使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越来越腐败，丑恶现象繁盛，人们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促使两极分化、驱使工人阶级从主人翁地位，沦为雇佣奴隶、失业大军，生活日益贫困化取得的，是许多童工和女工在私营、外资企业里重新遭受人身摧残、人格亵渎、残酷剥削压榨的情况下取得的。总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虽然经济上取得了一定发展，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随着这些严重的负面作用的继续恶化，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已开始呈现出日趋缓慢的势头。如果说前二十年凭借着建国以来积累的老底，和前人创造的许多优势，从总体上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那么，经过这二十年不考虑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后果的短期行为的折腾，已将老底耗尽挖空，并背上了沉重的内外债务，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代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产业结构不合理，逐步纳入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轨道，今后，很难在保持原有的增长速度了。那么，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题能否解决呢？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确实曾经调动了农民的个体经营积极性，有几年农业增长较快，农民的生活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由于集体大农业经济形成的生产力遭到破坏，我国从1985年以后，农业发展就基本上走向停滞状态，随着农村各种税费的逐年增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已经大在地减少。在城市，改革开放后，由于采取各种不顾后果的短期行为，刺激生产和消费，一个短时间内，工人和市民的生活水平也曾得到一些提高。但是随着国有企业逐年走向窘困破产，私营、三资企业迅猛发展，社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一边是广大工人阶级成批下岗失业，甚至买断工龄，生活无着；一边是少数任内一朝暴富，于是亿万富翁、官僚特权阶层、大款、大腕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的确不断得到满足了，而广大工人和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许多已重新回到旧社会受剥削受压榨的痛苦深渊。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已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出现长期市场萧条，国家财政十分困难，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连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医药费都很难保证，还怎解决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验室生活的需要？ 
　　由此看来，把本来不是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需求和生产的矛盾，硬是人为的作为主要矛盾，取代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它必然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证明，它既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力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度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我国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问题，只能不断满足少数亿万富翁、官僚特权阶层对豪华奢侈生活的需要罢了。






第三节  社会主义应当充分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既然都为实现同一经济目的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手段，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利害直接冲突和人类社会对社会生产和需求处于必然王国阶段。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生产和需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因而，具较大的盲目性；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通过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生产和需求的社会环境和生力、科学技术、人们的思想觉悟高度发达里，社会对生产和消费有必要而且可以充分把握市场需求的自由王国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科学技术、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还不可能完全通过社会协调，不可能完全摆脱“看不见的手”，人类对全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必然的支配，但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社会有必也有可能力争摆脱生产和需求的盲目性，是市和计划经济都要充分利用的阶级，国家应当尽可能在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计划，推动社会生产和需求向自由王国发展。
无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都可以在各自领域内，从尊重客观实在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推动经济发展，没有计划指导的市场是盲目的市场，是自发的市场，这是生产和交换的原始阶段；没有市场基础的计划是空洞的计划，这是生产和消费的盲目阶段。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活动高级阶段，它是社会有目的的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而且社会只有对生产和消费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计划，才能形成有效的计划。 因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的思想觉悟不大高的情况下，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中任何一种单独使用都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资源备置的最大效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肯定，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市场的供求关系虽然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但市场的供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市场和计划这两个对立面中是可以找到同一性的，不应当简单地用一种经济手段去否定另一种手段。当然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计划和资本主义计划的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计划，他的计划局限在公司或者大集团公司之内，后者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他打破了公司或大集团公司的局限，向全社会的计划过渡。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把腐败归咎于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私营经济”也有腐败。在国外，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也是腐败和恶性经营之所致，日本民间银行坏账如山，丑闻迭出。美国1BM公司董事会也因损害投资者利益于1993年引咎辞职。在中国，振惊中外的厦门远华集团的赖昌星，把大小几百个干部拉下水，牟其中是“民营企业”的始作俑者，曾坐“民营企业”头把交椅，如今法庭对他的那些指控，何尝不是一种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如今早已告别亚当，斯密时代，生产规模不是当年的小打小闹，企业己由老板操作变成委托代理。资本社会化、投资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的现代企业必须授权经营；董事、监事和经理各司其职，但都是投资者的代理人。如代理人相互串通，监守自盗，腐败对任何体制都不宽容。在那些“市场经济国家”，美国DABS公司主管密尔因内线交易被送上法庭，“里库路特案”让日本首相狼狈下野，致使田中下台的洛克菲勒行贿案则是日美两国间的钱权交换。基于上述，将腐败视作“计划经济”的专利是没有道理的。钱权交换是政治与经济的通奸，是社会主体的腐败，是人性的弱点，过失应当由人负责，不能诿过于某种经济手段。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手段靠人掌握，不能反客为主。如让经济手段承担过失责任，是为了模糊视线，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正是责任主体虚化，腐败通过理论开脱和法律辩解。八十年代广东的王仲贪污两万元饮弹刑场，而今受贿上亿罪不及死。一些人设置的“计划经济”虚幻主体可谓用心良苦，因它曾是一种制度，上过宪法，谁都沾边，法不责众，有种种遁词供开脱，结果反腐败红红火火，腐败出生率却高于死亡率。其实，“计划经济”与腐败无缘，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官员却是最廉洁的。鸦片战后一百年，中国并未搞什么。“计划经济”，而此间的腐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官员腐败己经达到巅峰造极的程度。经济手段如同工具，历来是中性的东西，人对它具有选择性。经济史证明，市场手段作为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乏弊端。因其弊端，西方经济曾陷入危机，病急乱投医还闹出两次世界大战。凯恩斯主义不排斥计划手段，罗斯福新政和西方战后的“黄金时代”皆因使用政府干预的法宝。面对七十年代的滞胀，撒切尔主义以“回到亚当&#8226;斯密”相号召，但并未因此挽救衰退，倒是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让英美经济有所起色。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并没有什么不好，即使充分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国内政策也不搞计划与市场对立。将“计划经济”视作停滞之象征，腐败之渊薮，既不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也不合欧美标准，纯系一些人的危言耸听。
市场是不考虑大局的，任何一种商品只要进入市场，买者和卖者之间，就各有谋划，图取私利，口袋的口总是朝上不朝下，钱总是往里装，不会往外掏。每一个市场主体所考虑的只是该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于其中的市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来说，更是只能考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就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而言，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大局，涉及到无数市场主体，是超越于市场的大局，只有政府计划才能统领市场，对市场机制的自发不平衡做出有力的纠偏。否则，西部大开发只能是一名空话。 
   市场的对立面是计划。应当说，一切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都是计划行为。货币的发行是计划，关税是计划，财政收支是计划，所得税也是计划，调节汇率和利率也是计划，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是计划，立法、司法、行政更是计划。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一切形式的计划，主张最大限度地放弃国家干预，所谓积极的不干预。这正好说明国家干预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是尽可能少干预一些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存在，经济活动就必然是计划和市场的某种结合，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没有计划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举办经济特区是国家计划，三峡工程是国家计划，开发西部也是国家计划。现在“计划”一词被一些经济学家扭曲了。他们刻意在“计划”与“计划经济”，“合理的计划经济”与“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之间划上等号，因此在讨伐“计划经济”的时候，把“计划”的合理性也当作洗澡水泼了出去。因此，当事实上人们运用着与计划相关的概念如“大局”、“整体”、“统筹安排”、“通盘考虑”、“宏观调节”“规划”、“不能自各为政”时，却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这就是计划，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立的“看得见的手”，就是非市场行为。然而，由于“计划”被扭曲，而“市场”被神化，人们把计划对市场的合理调节也当成了市场行为，却把本来属于市场盲目性的现象当作计划现象来批判，造成了人们在经济概念上的极度混乱。例如，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行为，却被当成了市场行为；而所谓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作为市场主体自发竞争的必然产物，却被当成了计划经济的罪恶来批判。当然更准确地说，以地方政府为市场主体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官僚型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开发西部本来就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计划行为。当然，计划行为不等于计划经济更不是哪种不合理的计划经济。计划行为可以是对市场作充分调查基础上的行为，是建立在对市场各要素关系把握为准则的行为。例如，缜密地提出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中长期规划，这是计划行为；而对该开发计划逐段进行招标，则是市场行为；在招标过程中，投标方竞标是市场行为，招标方择标，则又必须是计划行为，即不是以招标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指向，而是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指向。又如根据生态承载力和工业基地分布规划西部人口分布新图，这是计划行为；据此提出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剩余劳动力西移，则是市场行为；再如，鼓励西部新建的工业企业拓展当地市场，适度限制东部产品对西部的销售，这是计划行为；西部企业相互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公司或集团，这是市场行为。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计划与市场关系，而西部开发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机制上的保证。 事实上，中央强调西部开发中计划的重要性。西部大开发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战略、大思路，不是地方性的工作，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做规划、上项目，尤其是比较重大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就是说，西部大开发是一个计划行为。 然而，有人认为，中央财力有限，开发西部“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外和境外的资源，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人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是什么动力使西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会点滴下流，自然地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问题是什么是中产阶级？形成中产阶级要以剥夺多少贫困线以下的劳动者，为什么要制造一个受人剥削的赤贫的阶级，财富集到中产阶级手中两极分化就停止了吗？财富就不再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吗？事实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早己回到绝大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去了。事实上，正是市场经济促使苏东阵营的解体，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渐趋衰落，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急剧缩小，大富豪和赤贫阶层均直线上升，也是市场经济促成的。也就是说，那些人吹嘘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恰恰是自由市场的力量促成的。有人提出靠市场机制开发西部，他们认为美国西部开发史上的主要政策，比如1862年的《宅地法》，1873年的《鼓励西部植树法》，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等，都以无偿或低偿占有小块土地鼓励西部移民，此外还有铺设铁路赠地，营建学校赠地等，促使美国西部的广袤土地得到开发。可惜中国己经没有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条件了。虽然我们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开发西部，问题是中国的西部有没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是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是飞禽走兽出没之地，更是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仅仅砍伐那里的树木，贩卖那里的皮毛，就可以让侵略者受益，更不要说可低价获得那肥沃的土地了。美国政府所做的，只需要一支军队野蛮地逐杀印第安人，就可以掌握辽阔的西部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向国民出售土地。而中国的西部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开发，在每一片宜人居住的土地和绿洲上都已经分布着过多的人口，而且这些土地和绿洲还常常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如果没有大手笔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就算你把西部的黄土和沙漠拱手相送，都不一定有多少人敢接手。至于说西部的工业资源，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也早已经厂矿连片了。四川是西部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但四川早己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可以说四川已经是被过度开发之地，而不是等待开发的大森林。西部真正等待移民的地区也许只有沙漠。沙漠也是资源，那里至少有充足的光热资源，只要有水，就可以形成绿洲，是块茎类植物的生长天堂。但是，沙漠的开发利用要以实施大西线调水计划为前提，也需要沙漠作物栽培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更需要治理沙漠的整体规划，这些都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西部的开发实际上是再开发，首先需要的是偿还历史欠账，搞好国土整治和水资源调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这意味着，在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之前，首先需有大规模的治理计划和相应的治理工程。如果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曾经起过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说明它有合理的一面，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不可轻易否定；如果说市场经济曾经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代替。说明市场经济确有消极因素，需要去除。正是居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才积极加强国家干预，事实上劳动过程本身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之间的日益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赖可能包括亿万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还包含劳动组织计划迅速发展，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便不再是市场，而是计划。工厂越大。这种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在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包含许多任务厂实体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计划已经成了国际性的。当通用汽车公司在某工厂中生产卡车配件，在另工厂生产车身，而在别的工厂组装卡车时，进行货币成本计算的电脑输出数据，总是包含有配件的运费，这并不意味着某工厂将配件“卖”给别的工厂。销售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随之会出现一系列反映实际财产,即金融利益的决策过程。决定车身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卡车数量,车身制造厂不会因为向组装厂发运了“过多”的车身而“破产。”当然这里所说的这些过程是局限于中间产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即这些产品没有达到最终用户。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求助于某些非市场的计划机制，这不仅仅体现于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流通领域。这说明，资本主义各集团公司、跨国公司内是有计划的，只是不可能做到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大多数先进国家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表明现在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需要实行计划。同时这些先进社会也表明大规模失业、妇女劳动力及少数民族受到极度剥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护生态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大量问题，都将有待于通过真正社会化及民主的计划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来解决。同样，如果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然能够轻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成就，就说明计划经济确实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产生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因而不可轻易否定，如果说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过偏差，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说明计划经济仍有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因此，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经济手段中寻找同一性来，而不是轻易地用某一种手段去否定另一种手段，这才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
-------------------------------------------
实言		 2006/5/5 13:08:50
实言



等级：17同志
经验：2418
帖子：643
注册：2005/1/11
档案 搜索 邮件 短信 引用 编辑 删除 屏蔽/恢复 第33楼
第四节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进步，
使全社会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计划为主导成为可能


经济手段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不论采取那一种经济手段，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手段我们就应当充分利用，如果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己定目标去迁就于某种经济手段，那就是本末倒置，其结果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把经济搞乱。无数事实证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以电脑、因特网、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内容的信息技术，正在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对社会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直接沟通生产与消费信息并准确地把握供求数量，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斯莱茨基在一篇《去除猜测》的文章中说到，“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它的客户的猜测。如果你怀疑，那就想一想普遍存在的清仓甩卖、回扣、打折和工厂给予的刺激吧”，“但是正在研制的用途很大的新系统将改变商品生产和销售方式。”这种新系统即是由戴尔计算机公司推广的“在线配置系统。”斯莱茨基把这种新系统称之为“选择板”，目前，这种选择板已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推广开来。通过“选择板”，消费者直接向供货商的制造系统发出指令，供求信息的传递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选择板的企业先出售，后生产。”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也指出：“由于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进展……传统的无法详细获取顾客信息的‘预测生产型企业’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满足每位顾客细致的生活需求的‘一对一’型企业。”尽管目前这种“技术可能性”尚十分幼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如果“选择板”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再“选择”市场，如果这些变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种完全抛弃计划经济、进而抛弃公有制、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市场经济、进而发展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虽然市场经济目前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为人们接受并具有一定的活力，但在不远的将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的路子将越走越狭窄，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那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只能是计划经济。
“随着信息、网络的大发展和广泛采用……人们之间的生产和消费将不再通过市场，而在网上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生产和消费可以直接见面，使产消合一”，结果，市场经济事后配置资源的功能就没有意义了。从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种迹象来看，以市场调查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的趋势是必然要到来的。
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不是配置资源的“目的。”就一般意义讲，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类社会才“创造”出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的配置资源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但必须明确，配置资源的“手段”与配置资源的目的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此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目的是必然要受到社会制度和所有制的性质制约的，由此便产生了不同社会配置资源的“特殊目的”（盈利或满足需要）制约。比如，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消费，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消费而生产的“一般目的”只能寓于追求“资本增殖”、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特殊目的”之中，企业的生产和流通只能服从特殊目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目标也要增值价值。但是，就其特殊性质来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一般地说“增殖”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并无多大意义。就 “特殊属性”来说，满足社会需要才是最终目的。这两种区别是不能混淆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柝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企业之间利益互相分隔的高墙，为全社会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和网络化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提供了技术保证，马克思所论证的计划生产或计划调节，用有计划的生产代替了生产无政府状况的论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生产资料既然是公有，生产者之间的共同利益，要求全社会有统一的计划。而就技术上的可能性来看，由于以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可以不再通过市场而是通过社会中心网络来实现。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和复杂化，以及因特网的日趋完善，成千上万个分散的交易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某种“社会中心”加以汇总，然后再有计划地传导、分配给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以准确地把握知识经济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但这种计划经济已经展示出勃勃生机，马克思所论证的计划经济的条件己经成熟。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条件下，以知识经济和网络化的背景下，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计划经济不会等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低水平重复”和“回归。”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缺乏自身存在的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则是和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联系的。
如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公有制的实现，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客观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就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狭窄。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也是有计划的，但从本质上来看，存在私有制的现实世界中，要做到全社会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来看：（1）以盈利为目标的私有制，使企业之间的利益不可兼容，因而不可能实现全社会的计划。迄今为止，发达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2）人们之所以视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在于私有制这种“产权安排”只能出现企业之间以私利为目标的互相排掷本性；（3）计划经济将破坏私有制产权的排他性。诚然，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往往离不开“利己”本性的激励与约束。这种相关性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私有制以及产权明晰的客观依据。然而，从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来看，人的本质是“类”，是“群体”，这种类与群体的特征表明人的生成中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中个性和社会关系。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就个别关系来看，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固然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但是，从一般关系或者说从本质上来看，除满足自身需要的经济活动是否在以“利己”为前提之外，还要从人类的整体需要、群体或社会的需要。而这种“类”及“群体”的属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是兼容的。因此，仅从特殊的私有制来激励和约束人的整体行为的观点是不符合人类社会本质特征的。
在当代西方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人工厂”的出现，已使个性谈化，不久的将来定是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的预测：尖端计算机、电信、机器人及其它信息时代的技术实际上正在每个领域和行业迅速取代人类生活的位置，在将来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成为过去，必将以劳动成为乐趣和谋取欢乐的必要活动，群体的共性不断升华。在无劳动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人们“可能追求从新闻和写作、艺术欣赏和创作、做游戏中获取更大快乐。他们可能追求更多的更高尚活动—为了学习的乐趣而进行学习，为了更健康而锻炼身体，以及为更大的个人满足而培养其心智，个性受到抑制，人们掌握了这一切闲暇时间，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帮助他人。为社会服务将成为人们生活的共同标准。今天，离退休老人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的工作人员，为上述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18世纪末，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为72小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已不足40小时。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0个小时。不难推测，随着工作时间在人的生命中占有的比例愈来愈小，人的发展时空将极大地得到延伸，旧的分工界限将愈益模糊，人类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将愈来愈小，劳动的目的将愈来愈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命的意义”，劳动愈益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到那时，马克思：关于当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社会产品极大涌流的时候，人类社会的旗帜定会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一旦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而劳动的心态自然会消失。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首先是生存领域，然后是发展领域、自我实现的领域），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产品“过剩”与闲暇时间“过剩”的矛盾愈益尖锐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得到证实的话，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就不会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为了能在有限的剩余产品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本性之所以是合理的，就在于产权的排他性，规定他在竞争中获胜才能获取财富的唯一可行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旦劳动不再是人类的谋生手段，一旦生产要素不再是财富的分配尺度，“经济人”将逐渐被“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所取代，私有制存在的现实基础也就土崩瓦解了。
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条件时，人为地压制甚至消灭市场经济，决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只能是历史的倒退。但市场经济既然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就必然为经济发展而消亡。市场经济向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最终实现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历史大趋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第五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以市场调节
为基础，计划调节为主导的基本保证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就经济建设而言，前一个转变处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同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特定条件下，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过程。
15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的预言。所谓“最终”说的是一个过程的终结，不是开头。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生成一样，有一个彼此相适应、相互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非此即彼，一步到位，而是对立面互相渗透，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过程中新生事物逐步增长，旧事物逐步消亡，市场的作用由大到小，计划的作用由小到大，最后取代市场经济的循序渐进过程。
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和消费都是私人事情，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外在力量去支配私营企业主的生产和消费，唯一的约束力量是市场的供求关系，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来调节生产和经营，尽管由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公司制和跨国公司出现，在企业内部出现了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但是，由于私有制的阻碍，要做到全社会的计划是不可能的。超越公司范围的生产和流通只能等待事后调节，往往是碰了钉子以后，被动的调节。所以这是消极的盲目的一面；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旦发现市场价格不利，生产和经营者又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迅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调节生产和经营，从而避免盲目性造成的更大损失，这是公有制难以完成的。计划经济是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生产和消费不可能没有计划，国家应当而且完全可能通过计划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这是事前调节。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科学技术水平，市场信息不足，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事前要比较准确地把握社会的总生产和总需求也是很困难的，一旦计划不能正确地反映市场，而成为主观盲目的计划，要自上而下地改变计划又是比较困难，因为计划经济难于摆脱行政手段，发现供求状况不利的情况，需要改变计划就需要一定的程序。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就其社会形态的经济特征来说，正如列宁指出的：它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己经被打倒了，但是，它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它的经济活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因此，经济活动只能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计划调节为主导。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位以市场经济是不行的，它必然要削弱公有制，引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倒退；单一的计划经济也不会成功，因为它不符合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客观现实。因此，没市场的计划和没有计划的市场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只有兼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扬两方之长，避各方之短，既承认市场的基础作用，又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指导的职能作用，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市场的客观基础作用和计划的主观能动作用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
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预言20世纪初期和中期，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实践中充分证明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在思想上准备不足和认识上的偏差以及思想觉悟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曾经不适当地夸大了计划主观能动作用，而轻视了对市场供求状况的基础作用，计划中产生了主观盲目性，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和党内受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我国一些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抛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极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搞虚无主义，言必美国、欧洲，推广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打着“改革”的旗号，偷换概念，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巧妙地在转换手段上做文章，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运行遭到破坏，国有企业亏损发生，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国退民进”，“公出私入，”出卖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现象上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没有触及社会性质，实质上市场经济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这就为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跨出第一步。既然确定以市场经济为既定目标，计划功能失灵，公有制就成为跨越市场的障碍，出卖国有企业，改变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顺理成章。这样，公有制不见了、国有企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方向和目的改变了。不到几年功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扫地出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美国、俄罗斯“请回”来了。道理很简单，和私有制不能适应计划经济一样，公有制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而且只要以市场经济定位，国有企业的运行必然出现因失去指挥系统和调节机制，国有企业被分割为许多小块，各企业之间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封锁、互相控制。仅剩一小块由国家垄断行业，在私有制盛行的条件下，也只能成为贪污、腐败的孳生地。既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就只有走私有化的路子，以股份制改造作为切入点，把国有企业推向市，“拍卖”国有企业达到私有化和实现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拍卖国有企业，又反过来鼓励和支持贪污和腐败，不贪污企业领导人不可能筹集巨额资金来收购国有企业，不行贿企业领导者也买不到价格低廉的国有企业。
计划经济被否定，不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什么不好，相反，计划经济无论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苏联、东欧、中国都曾经创造过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发展速度。计划经济失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方面还缺乏经验，还无法摆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在于计划经济产生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封锁的特定环境中，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在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在共产党领导机关脱化变质的结果。市场经济被肯定，也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过渡投机造成两极分化己被克服；在于它拉大了差距，造成了贫富分化，为一部分新生资产阶级和己得利益者所欢迎，在于己得利益者掌握了实权、掌握了舆论工具。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应当改造和完善化的，不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无法摆脱盲目计划的危害，不可能有效地指导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是不行的，不克服生产和流通的盲目性，无法克服资源的浪费，社会过渡投机，任其两极分化，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社会不可能稳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强国家干预，各大集团内部不断加强计划化，但是，要超越公司做到全社会的计划化是不可能的，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市场作周密的调查己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条件越来越趋于成熟。
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所有制形式是分不开的，经济手段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不是经济手段决定所有制的性质，所谓经济手段和所有制性质无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所决定的。作为混合经济，国家有必要对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去制订计划。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是由市场的客观性决定的，因为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总是根据市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价值规律是客观实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作为指导社会生产和流通的计划就只能建立在对市场作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去认识市场、了解市场，不可脱离客观实际去安排生产和流通，否则就会出现盲目性，计划就起不到指导生产和流通的作用；正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国家就不仅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在经过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指导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计划。计划作为指导全社会生产和流通、消费的准则，虽然属于主观的东西，观念形态的东西，但他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对市场作充分调查和全盘把握市场的基础之上，以市场的供需为依据，才能制订出来。计划必须把从分散的、零碎的、不系统的信息，经过分析和加工，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而来自市场、反映市场的计划一旦形成，他就是从总体上把握了全社会供求状况的，指导社会生产和流通、消费强而有力的，具有权威的经济杠杆，这是不容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破坏的行动准则。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虽然也有计划，这是因为公司达到了某种社会化程度，但它只能在公司范围内实现计划，从国家整体来说，由于受到私有的阻碍，要实现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不知道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危害性，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国家对把握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无能为力，只能在政权允许范围内强调加强国家干预，尽可能接近计划化。计划经济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限制，如果科技和生产力和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觉悟较低，计划经济很难做到周详和准确；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生活在变化着，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资料公有制的实现，科学技术以及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盲目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终将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作用，随着产生力的发展，产生了商品、货币，形成市场的尖锐对立。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逐步促使商品、货币以及市场经济的消亡，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信仰危机，马克思的预言正在被日益高涨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所淹没。一时间，资本主义成为永恒不变的经济形态。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异常迅猛。随着当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各国、特别是各大型企业、垄断集团、跨国公内部己经通过网络在广泛征集订单、在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周详的计划摆脱“看不见的手”的操纵，向的市场经济发动冲击，这是全人类共同利益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特征的国有企业完全有条件做到对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作充分调查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计划来指导全社会的生产、流通。
按照生产关系必需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铁的规律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告诉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站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来观察和处理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关系。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必须让位于市场经济，主要在于计划经济要求资源事前配置，但事实上社会生产和消费太复杂，政府不可能客观地掌握全社会的供求信息，不可能科学地计算出社会各种不同商品的供求数量，这一缺陷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市场经济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有效率，就在于属于资源事后分配，它能通过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间接地把握和“猜测”社会供求，并据此调节资源配置。其实，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都可能产生盲目性，从而造成资源浪费。但计划经济作为事前调节的手段，正是为了积极主动地克服造成浪费以后那种消极的、被动的、的事后调节。而且，只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认真做到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去制订科学计划是完全可以把握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和流通是资本家自己的事情，不可能通过政府部门有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只能地通过市场价格的碰撞中，造成损失之后，处于被动条件下来调节生产和消费。这种消耗资源和浪费的方式，才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代替。当然，由于生产力、科学技术、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战争和战争威胁以及经验不足，对市场缺乏调查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对市场供求状况作科学的考察，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等，影响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造成计划失误、失真，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但这是完全可以通过主
观努力得到克服的。如果由此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积极因素，重新返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去，岂不南其辕北其辙，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计划和市场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手段，如果说过去，过分夸大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忽视了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使计划失去客观性。同样，市场决定一切，完全否定计划的能动作用，又会陷入消极被动的宿命论。计划失真和失误，是人的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完全可以经过主观努力加于克服。把计划经济看作一无是处，要推倒重来，返回资本主义老路，这意味着开历史倒车，意味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市场经济有盲目性，曾经被计划经济否定，也不等于市场经济没有合理的地方，可以彻底抛弃。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二者都有合理部分，应当互补。就计划经济中主观主义，缺乏调查研究或者企业领导者本位主义，争设备，虚报情况和隐瞒资产来说，是完可以通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或上级主管部门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监督下加以解决的。至于缺乏“计算供求”的技术水平而言，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和信息、统计技术来解决。修正主义者不顾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抓住传统计划经济的缺陷，彻底抛弃计划经济，进而抛弃公有制、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把市场经济视为永恒的经济范畴，唯一的经济手段、返回到市场经济、恢复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去，这是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
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和市场都处理供应和需求信息的工具，不是目的，他们之间是完全可以在总目标的前提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直接通过信息和网络计划内计算和传导供求关系，人类社会又有什么理由选择“看不见的手”的暗箱操作，用迂回的、间接途径来实现资源配置呢？    

第六节  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式



人们通常倾向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看，但在实际上，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不可想象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任何企业内部都是有计划地发展和调节的，并试图与对市场供求关系的预测结合起来。因此，不能说市场经济不需要计划。在计划经济的层面，企业之间同样按指令进行交换，货币媒介依旧存在，只不过交换关系被指令所约束而已。因此，不能说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过程中，财政和货币以及产业政策在宏观上调节着国民经济，引导着企业的行为，不存在政府放弃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因此，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的自发性在某种层面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且被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确实可以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主生产与消费情况下的交换，即不按照国家指令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式。而生产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则与此无关。而且交换关系中的当事人只关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性能价格的比较，而不关注它的提供者的所有制身份。因此，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没有冲突，或者说市场经济与经济主体的所有制构成无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目标，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也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关于市场不区分供给者所有制性质的特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到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缺点，就在于供给的盲目性，尽管所有的企业都试图掌握供求关系的现状并预测未来的变化，但是任何企业试图获得市场供求关系的现状的信息都是不可能的，不仅存在着技术和人力上的不可能，更重要地：所有的企业都试图让对方无法获取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说相互间进行信息封锁。正因为这种封锁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市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调节便具有“情况不明”的性质，于是乎预测的可靠性也就成问题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盲目性是不可超越的。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者们是自主生产的，因此，即便国家正确掌握了市场信息并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向的相互封锁仍旧会造成整个经济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宏观调节难以奏效。比方说国家向所有纺织企业提供全面的市场供求信息，并预测下半年将过剩20%，企业在知道这些信息后该怎么干呢？它们当然不可能都选择限产20%，有些企业肯定还会预测其他企业将压缩产量，从而自己可以扩大生产……。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超越盲目性。另外在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信息滞后问题，例如商品必须投放到市场上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到底卖得好不好，才能知道到底应该提高产量还是限制产量，以及到底应该如何调整价格等等。正是因为市场信息的反馈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因此它的调节是有限度的，并且当失衡超过一定限度后，存在着恶性循环的情况──经济危机。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资本主义国家发明了一系列的宏观调节的措施，并不断完善调节机制，尽管不能说成效显着，但是至少减轻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危害的广度和深度，资本主义国家对产业的调节和引导的效果也是显着的，例如克林顿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宏观调节和有计划的引导，而且需要这种调节和引导。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调节和引导的作用和力度都是有限的，总的来说仅仅起到了辅助于市场调节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旧摆脱不了周期性，说明其经济的计划性仍旧不够。
   在理论上，计划经济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可以通过指令迅速有效地调节企业的行为，并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到某种活动上来。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指令关闭一些企业，可以直接投资于某些需要加强的领域，可以按照某种方案规定某个过剩行业的企业的减产比例等等。从控制论的角度上来说，系统的效率的取决于已有子系统的活动的相互协调的水平。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相互支援，共享各种生产要素等等，显然会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在实践中，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学因素是人的积极和创造性地调动和发挥的水平，而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因为将企业和个人变成计划任务的执行者，从而使得创造性缺乏发挥的空间──这从根本上妨碍了积极性。同时，假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计划便是柔性的，便失去了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可能性，系统的最优化目标便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出路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即一方面限制企业自主性的程度，一方面限制计划的刚性，在折衷中获取最大的成效。
     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总是问题不断，市场并不能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国民经济的 各个部门，所谓结构问题一直存在。这说明市场经济缺乏自发地形成一个最优化的宏观组织的能力，需要从市场的外部来形成这样一种组织。所谓从市场外部形成一个优化地将社会生产力的协同起来的组织，并不是天方夜谭，有关市场的法规之类可以说是其早期的形式之一。市场本身是没有意志的，人们的经济联系的方式本质上是人们依据自己的利益和生产力本身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并不存在一个叫做市场的东西设计了它自己结构和功能。因此，通过对市场规律和人们在市场中的反应的揭示，通过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可以将自发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经济实体组织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可以超越盲目而走向自觉、超越馄饨而走向有序，超越对抗而走向协同，实现更大的组织化。      
系统的整体功能是构成它的那些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不存在超越系统的构成部分的系统及其功能。因此，计划经济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充分调动和发挥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计划经济体制就等于是一架燃料不足的火箭，不仅飞不高飞不远，而且不小心还会坠到地上把自己摔碎。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把企业变成了车间，把劳动者变成层层分解下来的任务的执行者，即便他们有积极性，也没办法有创造性，而且计划越是严格，就越是排斥创造性，因此是谈不上充分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自己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在竞争机制下，便存在着相当的积极性，同样地竞争也为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这些优越性为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的效率提供了动力支持──不过也因信息封锁和盲目生产而降低了效率，但是总的效果似乎是更积极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活力，计划经济突出特点是协同，那么，充满活力而缺乏协同类似于鲁莽，缺乏活力的协同类似于动力不足的一套机械，在竞争中孰优孰劣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双方都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建立起一套充满活力的相互协同的组织系统，其前景是美好的，它代表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
要实现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过渡，显然也必须实现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因为协同在私有制条件存在着诸如产权、自主权、私利等问题，是国家难以控制的，而在公有制条件下，类似于大型企业各分公司之间的资源可以被总公司配置一样。因此，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很难进化到计划经济，而公有制条件的市场经济则具有进化到计划经济的条件。 
-------------------------------------------
实言		 2006/5/5 13:11:35
首页 上页 当前第 页 下页 尾页
回复主题：改革的反思
● 帖子字数：最大 16384 字符

● UBB 支持：

● HTML标记： ×

● 表情符号： √
 上传附件：(附件最大 50 KB)
　　 　　
程序名称：ZSCO_BBS　当前版本：1.0 0118
执行时间：1,122.0 毫秒　页面装载：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