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李尔重：关于《路在何方》一书给作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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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恩格斯主义 8 李尔重：关于《路在何方》一书给作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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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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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路在何方》一书给作者的信李尔重：关于《路在何方》一书给作者的信示辅同志并武明同志：谢谢你花很大的精力送给我一本《路在何方》，我在病中读完了，非常高兴，又看到一本好书。李昌平同志写了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得到朱容基的肯定批示，出版了。详细地揭示了农村政治、经济、党、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是积重难返。这本书给我的教育很深，但李昌平却被挤得辞职，流落他乡去了。《路在何方》使我有机会看到这样丰富的关于腐败、自由化的材料，我很幸运，因为平时看不到的。我很害怕，这生死存亡问题怎么解决？我很高兴，因为武明这一代人在深切关注社会主义的前途并寻求解决的办法。老一代死了，新一代在生长起来，共产主义大业的希望在此。武明同志的书提出的问题，是大问题，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谁也没有解决了的问题。即：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怎么永葆青春，不腐化变质。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这可怕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解决的办法是靠人民民主，从1949年到1976年，毛主席搞了多次运动，直到文革范错误，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老人家逝世前，说了无可奈何的话：“我一生办了两件事。推倒三座大山，大家无异议；文化革命留待后人评说”。他知道，文革虽使出了杀手锏，并没有解决了他希望解决的问题：保证党不变质的问题。文革之后，虽然经过了多次运动，他知道并未解决问题。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一出，对中国撕毁签约，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飞眼掉膀，这使老人家受的震动太大。“列宁的党都变了，中国党要变了，你们怎么办？”这是他多次问过的。我们说：“有毛主席，不会变”。他说：“我要死的”。我们说：“你死了，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变”。他摇头，不久他下决心搞四清，要省、市一把手都下去，把基层组织整好。他说：“不唱天来，不唱地，一心只唱香山记”，“你们下决心，下去蹲几年，把基层搞好，党有了可靠基础”。他寄希望于“四清”。 “四清”搞了二年多，听了我们的汇报，他摇头说：“看来不行”。怎么行？他没说。1966年5月16日杭州会议来了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老人家一生紧紧盯住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心，并相信在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大包围，在国内有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的强大势力。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尖锐的、艰巨的，不花大力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的进攻形式永远是：文武兼围，“能消灭者消灭之，不能消灭者创造条件消灭之”，对社会主义阵营是如此做了的，对中国、越南、朝鲜，想乘我长期战争疲惫之机，来个武装扼杀，没想到它以失败告终。从此，它知道，硬攻有危险，共产党、人民之不可战胜。国内和世界人民反对，于是杜勒斯等辈要软化我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布热津斯基等人唱“后共产主义”之说，要挂着“共产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但帝国主义有一个好处：从来不讳言其目的在于消灭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在变换着消灭社会主义的手法，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论》过时了，是站不住脚的。二战后，苏联解体后，两霸变成一霸，美帝更疯狂了：它可以有5万的原子弹和大量生化武器、不许别人有；它的朋友以色列可以有；它以反恐名义，把侵略合法化，它认为哪里有“恐”就可以直接侵略。联合国宪章，早被它践踏无余了，这一点比西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日本推出国际联盟的野性，大有过之而不及。和平与发展永远是劳动人民的要求。但帝国主义永远不会给，只有斗争，才能争得。没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东方得到这50年的无大战争吗？《路在何方》的材料与分析和认识问题的严重性，都是十分可贵的，使人认清目的而知任务之所在。腐败与自由是“同出而异名”的，小平同志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搞资本主义”，所以他主张不是反十年而是“要加上二十年”。书中有这样一句：“我们同腐败分子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我们同腐败分子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形势下的特殊表现，其成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第67页）这句话是全书的中轴线。我们不能把腐败与自由化看作个人品质的问题。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在平时，没有枪炮声音，实际在肚里，“二竖”拼命作祟。讳病忌医，睁一眼闭一眼是犯罪。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那种说只有阶层，无阶级，真是奇谈怪论，正好象孙中山说的中国只有小贫与大贫之别，没有阶级之分），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史有其特殊性。西方资产阶级是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从文艺复兴时算起，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中经四百余年与封建势力反复斗争，才建立起资本主义独特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的体系，立于其时代不败之地。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见过十月革命的厉害，见过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无情，见过三反五反的惩治，他们一出生就知道，不夺取政权，是没有前途的，就是自为的阶级。牟其中花了不到200万，买汽车、安电话、出旅费，买动了若干老同志，为他奔跑。把轻工业部的产品拿出去换来俄罗斯三架飞机，赚了一大笔钱，暴发起来，成了个体户发家的典型。他的野心不小，成立了南德书院，雇佣一伙笔杆子为他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从中找出发展资本家可以创造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曾一时成为媒体宣扬的红人。至于东昌集团四精英、红塔山的褚时建、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之类，那纯粹是资产阶级攻下的堡垒。湛江、宁波、厦门那就是局部夺权。中国的资产阶级用行贿、送礼、送色、送股、送存折、送子弟出洋、为子女安排优越位子赚钱、搞慈善捐助买名誉、买官、为大贪污者办绿卡在国外办生活基地……等等，无微不入的办法向社会主义阵地进攻，比外国资本家一点也不逊色。我是一个离休人员，也有有形、无形资产，向我这里送钱、送股票、送干股要求合作，送赞助，说是无条件，事后出题目要求帮忙，我都经历并拒绝过了。谁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进攻或没有阶级斗争。不是制度不完善，对党员来说有一本党章就够了；对一般人民来说有一部宪法和现行法规也够了。本来有纪委，公、检、法机关执法、护法就够了。可是他们也烂。于是来了反贪局，又来了纠风办，又来了检查组，楼上盖楼，何日得了。本来路线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干部一烂；多少法令规章也无用，“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不是吗?荀子早就说过：“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立多少法条，也管不了人的一切行动。就拿现在来说，在职干部不能经商，离退休干部经商就合法，儿子不当干部去经商也合法，子承父荫，得到许多方便也不犯法，共产党员、干部炒股不犯法。那么咱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搞私人经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个人发财。为发财就得用尽一切精力、全部智慧，抓取一切可以赚钱的门路。干部、党员为私人发财而经营商工，不变质不可得也。私人资本家不尽一切“奸”取之道不可得也。说“资本家与我们有共同目标”者，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吕不韦与其父的谈话，是私人资本家应用营业的经典：吕不韦谓父日：“耕田之利几倍?”父日：“十倍。” 不韦日：“珠玉之赢几倍?”父日：“百倍。” 不韦日：“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日：“无数。” 不韦日：“今立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立国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吕不韦花了很大本钱，为秦质子异人谋得太子之位，又把他的妾，已孕的赵姬送给异人，生了异人之子政，即秦始皇．吕不韦于是贵甲天下，富甲天下。成克杰、胡长清是谁给的钱，把他们推上去的?许多买官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钱与色?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前，以“文攻”方法进攻，古今中外是习见不鲜的。这是阶级斗争呀! 有人说：“高薪可以养廉”。我不信，我说这是资产阶级离间党员、干部与人民关系的办法，是分裂阶级与工农联盟的办法。第一、我如果有百万年薪，首先要考虑：如何享受百万值的衣、食、住、行、用，这时还要我全心，关心人民之疾苦，只能是空谈。君不见一席一万、三万?吃这种美食时，有谁想过这一餐相当于农民或普通工人多少家的年收入? 第二、不论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扛台柱子的还是体力劳动者。我见过外国的无人操作车间，是无人操作，但必须有体力劳动者安装，随时检修，否则不可能有无人操作车间，有了也不可能正常运行。不论是居里夫人或爱因斯坦，他们的研究工作，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体力劳动者为之服务。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割开，把白领与蓝领割开，尊前者贱后者，这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价值的看法。因此演变出做官的高薪阶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矛盾的统一，相反相成的。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则是：公职人员与工人同一待遇。这一原则，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曾考虑到：公职人员有其特殊性，待遇应当高一些，差距不可拉大。斯大林晚期以“技术决定一切”思想为指针，把距离拉得很大，“新贵族”出现了，党的中轴思想动摇了，演出了赫鲁晓夫一族，社会主义也就完了。如何执行巴黎公社的原则？迄今仍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的。连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已不完全是人民的一员。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般地说，这话是好的。严格地看，这话是“救世主”说的话，共产党人只能与人民共同造福，共同受难，只能同人民之忧之乐而忧乐．我们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人民仍在眼看黄土背朝天，在厂里跟着机器转，生活在底线上。“救世主”不可能痛切地感觉到人民之苦的。于今，干部参加劳动，是为搞个照相。只有古巴干部在甘蔗收割季节，真地光着膀子与群众一起，干一个多月的抢收甘蔗。武明同志书上讲的“花架子工程”太多了。武明同志花了大量篇幅讲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而且要从党内抓起，这是非常对的。党内无民主，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但是党内民主，谈何容易。我们党在未取得政权时，有良好的民主，党员可以自由地批评领导。旧社会的等级森严，不知不觉地走进党内，我们能够象过去那样展开批评吗? “官不期势而势自至，势不期财而财自至，财不期骄而骄自至，骄不期罪而罪自至，罪不期亡而亡自至”。古训指出的因袭闸门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共产党宣言》上要求我们与旧社会的关系完全决裂，这是一个长期刻苦的斗争，必须不断进行的斗争，进行自我改造。我们党在1927年大革命惨败之后，在长征路上几乎全军覆灭之际，在这些危难中，走出了毁灭，正是党内展开了剧烈的民主斗争。如果不是这样作，产生不了正确路线，也产生不了毛泽东。白区之所以能如此，客观上因为“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恩格斯语)，领导与党员被蒋介石抓住一样杀头，这个平等，才有平等的发言权。掌握政权之后，谁在上级面前说话，嘴上不挂一杆戥子，谁不用心考虑话该如何说? “全党服从中央”的本意是：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党的根本利益，有分歧，有比较，追求真理，并不是要一级一级的讲话都成为“重要讲话”或“重要指示”，异口同声地去念。资产阶级民主对人民是个欺骗。在资产阶级内部，却有我们应该学习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比较充分，虽然是垄断财团主宰一切，但中小资产阶级却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议会里不许中小资产阶级发言是不行的。这样，资产阶级政府才名副其实地成为“资产阶级代表委员会”(《共产党宣言》)，总统、总理，就是善于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的人物：在保证垄断财团取得最大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官员在任时，享受特殊待遇，如专机、专车、保镖等，卸任之后，一律免除，解甲归民。他们都有私有财产，这样做比较容易。我们没有私有财产，可以社会保险方式解决。卸任之后，还保持原有待遇，我看不是好办法，是封建阁老的遗风。丹麦女王是舞蹈家，她有时登台与众人合演舞剧，她的住宅没有我们五星级饭店的总统间豪华。丹麦首相、比利时首相上班时坐公车，下班后会亲访友自己开自己车，在他们并不认为降低下身份。资产阶级民主行为中互相造谣、攻讦、拆台，我们不学。但阶级内部的民主与作风应学。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论以海鸥浮水形式，或以干戈相见的形式，其内在的运动却是紧锣密鼓的。国际上，上世纪60年代出了赫鲁晓夫，80年代出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我们国内弄倒了两个总书记，这都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重大的挫折，惨败。败，有败的内在与外在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败而不馁，不是故做镇静，而是要找出败的原因，从而找出反败为胜的因素。有左反左，反什么?有右反右，反什么?没有答案。《路在何方》上有测验对反腐败的群众心理材料，我是属于没有信心的。除了书上写的十大特征外，还有一个特征：刑事犯罪分子中中青年60％以上，青少年犯罪分子中少年占60％以上。我看过监狱中的犯人和劳改队中的犯人，一片丰采十足的青年一代，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啊!我们对他们负什么责任?可怕呀！说来说去，为什么贪污刑事犯罪发展得这样快而多?我认为两极分化发展特快是根本的社会原因。富有的高贵享受是“样板”，是诱惑剂，培养着腐臭的社会道德风气：有钱的人，大三辈，到处受人尊敬，连党政领导都能够随意调动，三陪、四陪、公关、坐台小姐们蜂拥入怀。“有钱就是好”，“一切向钱看”、“钱途无限”成风。另外，那些大款们天天在制造贪污犯罪，行贿买权，以色换权，送礼攻关，笑脸捧你。拍你，一旦上套，把你当驴、当马、当狗使用，你敢翻脸?武明同志在纪检系统工作，纪检会查过：有多少干部子弟是中外大款出资送出国的?有多少大款为干部或其子弟送了绿卡，并在国外安排了退身基地?这条绳索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书上说若干基层干部被拉下水，这“若干”二字很意味深长。已经发现的傍大款、傍黑社会，如湛江、厦门之案，触目惊心。其实农村干部手里有比地主大得多的权力：管山、管地、管水、管肥料、管机耕、管电、管计划生育、管当兵、管教育、管卫生、管税收，这些方面都是生财的路子，农民惹不起呀!选举民主，在这里没有用。我的弟弟、侄儿都在家种地，向我诉苦，我教他们提意见，他们说：“惹不起，小鞋一扔一大堆”。工厂干部的权力：教你下岗就下岗，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管理费的开支是无定额的，工厂的人，工厂的人权、财权把在领导人手里，他是主人．谁能监督腐败贪污?高级饭店随便住包房，二奶、三奶、交际花、三陪四陪小姐、随身小蜜等，谁管得了。破产之前，早已化公为私，破产正好卸责去单干。合资与外商合谋故意压低国有资产产值，外商得利，予以回报。现在又允许外商收买国企股票，贪污腐败分子又可以借机渔利。 “要想富，走险路”，这是资本家的经典。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制造腐败贪污上，好赚大钱，制造伪劣假，一本万利，当然要干。印假票子，造假烟，造各种假名牌产品，都要用机器，厂房，可是都能干起来，为什么? 干部、黑社会、公检法机关，几家合作，当然能干起来。要查汕头印假票的，有人才，有人通信早就移走了。至于那些淫窑都是老鸨子单干起来的?鬼也不信。妓女苦哇，用肉体换来的钱，干部吃、黑社会吃、鸨儿吃、公安部门吃……两极分化越严重，制造腐败的势力越大。书上说，不可睁一眼闭一眼，要认真处理。完全对，但做不到。保大贪的大小保护伞太大太多。凭良心问一问：“陈希同问题，彻底处理了吗?他贪污了礼品，他给姘头及其关系的钱有多少，给保护伞送了多少?怀柔安乐窝，有谁与他共享过?并没有答案。特别是王宝森之死，是自杀，是他杀，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杀?居然没有一个答案。再说赖昌星，他都是给谁送了多少礼，都有谁在红楼里去享受过?特别是禹作敏一案，禹是主谋杀人者判无期，被禹指定杀人者，判死刑。……等等。武明同志，你是作纪检工作的，想一想：这是不是睁一眼闭一眼? 两极分化既制造了腐败，也扼杀了民主。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三卷373页)“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邓选第三卷149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地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第110—111页)“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邓选第三卷138—139页)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产品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文艺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惟利是图的商人。”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叫什么双百方针?”(邓选第三卷47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选第三卷369页)“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选第三卷297页)“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选第三卷47页)最后，他说：“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选第三卷381页) 我们的危险之所在，危险的来源，关键在把党搞好——用马克思主义建党。 .............. 书上谈的问题很多，而且都是根本理论性的问题，我很兴奋，想尽可能把己见与同志交流，但一封信不可能写完了。下边再谈一谈学习问题，结束此信。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 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熟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规矩、六律，离开这些的创造是胡闹。中国人有几个认真读过、研究过《资本论》?我看那些“股份万能论”者、“破产万能论”者、“私有化万能论”者、把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无产阶级全球化(即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共产主义可从发达资本主义中自然长出论”者，谁也没有读过这部书，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好好读过。 6700万党员中，有多少人读过《共产党宣言》?又有多少人读过列宁的《叛徒考茨基》、考茨基的《资本论大纲》、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许多人说高举邓小平理论，也未必认真读过他的文选。这恐怕是一个令人寒心的实际。 “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是科学论断。但实践检验出的真理，是客观存在，要人发挥主观能动去检验，才能拿到手。“枪杆子里出政权”，早被几千年阶级斗争检验出来了，我们党幼年时代未捡来，蒋介石先捡走了，把我们杀了个血流成河，才动，才去捡。从客观实践中求真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为武器。秦始皇认识了废除奴隶制，建设封建社会的真理，也认识到新社会发展经济的真理，他的水利建设，以冶铁为主的工业建设，有些迄今都是伟大的(如都江堰、郑国渠，萧水分流等)，但他不懂有封建意识形态建设方能长治久安，骄傲了，刘邦聪明了一些，制礼作乐、立法，汉武帝更聪明了些：尊儒术、黜百家、定六经，为封建制确立了中轴思想，代代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立足二千年。可知，经济不发达不能建立社会主义，走进共产主义。经济发达了，失掉了中轴思想，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史实再明显不过了。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经典并坚持以之为指南的党，是必然倒台的。历史证明了：任何敌人打不倒真共产党，虽在千难万险之中，马克思主义可以引导我们走向胜利。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虽已强大，也可以迅速败亡，苏联解体便是实证。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为指导，“实践检验真理”也落空，“实事求是”也落空。 “实事求是”第一要直面现实，承认现实，不自欺。第二要求先认识自己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鉴,看清自己是否持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是否片面性。然后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分析现实，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即所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不是口号，而是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特性：无产阶级性和实践性。无产阶级性承认对客观事物作出阶级的分析，不能抽去阶级性讲道德、说仁义，因为剥削阶级天天讲，都是假的，连孔子说“仁者爱人”，他自己站在奴隶主一边，看到冉有为季氏进行改革致富，他都要“鸣鼓而攻之”。他当了大司寇没几天就把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给杀了，他骂管仲不知礼，骂樊迟宰我子路……蒋介石也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可他的真意在于“不灭共党死不瞑目”，美帝也在天天讲维护和平、人权，实义是要把别人踩在它脚下的和平、人权。有无产阶级观点的阶级分析，不论帝国主义耍什么花招，都可以知道：它的本质未变，和平方式来，要以和平方式斗，武装侵略来，要以武装反抗斗。我们与它的关系是“斗”，一直斗到资本主义灭亡；它与我们的关系也是斗，企图消灭我们。碰杯、握手、条约，只有暂时掩盖作用。在它一方“强权即真理”，是经久不变的法典。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许多事本来一看就明白，不用这个绳墨，许多事越说越糊涂。当前，掀起一个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我希望你们带这个头。这不犯法吧！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似乎渡过了险关，毛主席并不这样认识。他认为长治久安，加强团结的大事，在于提高干部，尤其高干的理论水平，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他带头领导政治局同志，成立学习小组，指定书本读，每周开讨论会，中央党校跟着作。然后把建党以来的历史文件摊开，叫大家比较研究，大家才真的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七大开成了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团结大会，从而武装全党，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确理论的威力，永远是创建新历史阶段的开山斧。春秋战国的法家理论，开创了封建社会，文艺复兴时的“天赋人权论”开创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最后，我想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的刻苦学习，侈谈这个那个，都是容易出轨的，危险的。反对教条主义，食古不化，是对的。可肚子里连教条都没有，空喊马克思主义，比教条主义的为害不会小。抽象地谈法制、民主、道德不行。你们还年轻，有文化，有读书的武器与健康，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并带动好友一齐学吧! 象七大以前那样学习理论，搞好建党，则腐败可除，民主可兴，万事兴旺。只讲“反对教条主义”，不讲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老祖宗不能丢”。只讲“实事求是”，不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能用无产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的人才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绝不是就事论事。只讲抽象道德，不讲无产阶级道德观，只讲爱国主义不讲国际主义。我看，不行! 九十岁老头李尔重 2002年9月23日一粟生：学习李老文章读过李老的文章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加深了对老一辈革命者的敬意。但是，还有一些我没学懂，如李老说：“为什么贪污刑事犯罪发展的快而多，我认为两极分化特快是根本的社会原因。”那么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说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性斗争。怎么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再有，一九八九年六四暴乱在工农群众心中的共鸣是反官倒，反腐败。并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
------------------------------------------- 生为共产主义奋斗，死为共产主义献身！	2004/2/22 23: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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