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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当代中国 8 [转帖]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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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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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
　　——对20世纪里中国一次绝密计划的形容

　　1942年12月2日，世界科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电话：“那位意大利航海家已经登上新大陆了。”电话暗喻的是20世纪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那一天，由逃到美国的意大利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历时3年建造起来的原子反应堆，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网球馆中成功启动。兴奋的科学家们在向美国政府报告成功的消息时，因顾及保密，才想出了“航海家登上新大陆”的著名隐喻。尽管这座反应堆当时输出的功率仅能点亮一盏小小的灯泡，但它却以拉开了人类征服核粒子受控释放能量的序幕而成为划时代的象征。
　　12年后，新中国的创业者们也踏入了这一神秘领域的大门，他们成为这一东方大国中第一代试图驯服驾驭核能量的人。
　　□中国原子工业的真正起步，虽不是起源于枪炮轰鸣的战争背景下，却也来自于国家领袖们对战争威胁的深深忧虑之中。
　　20世纪40年代，当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同事们，因为首次实现了铀核裂变链式反应而举杯庆祝时，地球那一端的中国人正在手持落后的武器同侵入家园的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可能当时谁也不曾想到，那些微小到人眼看不到的粒子，日后会对整个世界的命运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50年代初期，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朝鲜战争的考验，这是一场让中国人第一次领略到现代战争味道的世界级对抗。
　　1950年6月27日，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1月，杜鲁门总统公开扬言，要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原子弹已被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有意无意地还进行了核模拟袭击。
　　1953年春天，美国又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冲绳岛上。
　　两年后，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公开表明美国的态度，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
　　核威慑成为当时美国在中共领导人眼前晃来晃去的王牌。这一切不能不让当时的人们回忆起数年前日本战败前夕发生在广岛、长崎的巨大灾难。原子武器成为这时高悬在中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在对如何化解危机的思考中，军人出身的领导人想起了祖宗留下来的一句老话“以毒攻毒”。于是，如何能掌握原子能惊人的力量，成为那些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领袖们最急迫实现的理想。
　　几乎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一同诞生的中国科学院，在接收旧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时发现，这两个被称为国民党政府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满打满算只剩8名科研人员。实际上当时在大陆范围内从事原子核科学的高级研究人员只有10个人左右，又分散在各地，因此人才成为当时能否尽快开展科研工作的关键。
　　在海外留学时已有出色研究成果的吴有训和钱三强，先后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
　　核物理学家彭桓武介绍说，当时国内原来想要搞这方面工作的、有点技术的人，都被集中到了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集中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成立了新中国，有政治实力。要是旧中国的话集中不起来，个人搞一个摊子。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在国外的相关领域中已经获得了荣誉的中国科学家们陆续归来，组成了早期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力量。
　　原核工业部核燃料局总工程师张沛霖回忆说，那时候都是盼着为国家做点事情，所以回国好像是不应该有理由的，没有理由也要回来，留在那儿倒是需要给个理由，大家都是一心想回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想做点工作，当时大家高兴的心情没法儿说。
　　对于这些回到祖国的年轻学者们来说，不仅仅是要脱下西装、领带，学会穿上中山装和列宁服，还要在他们出色的数学大脑里，从此告别年薪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英镑、法郎的概念，而学会像农民一样计算粮食的市场价钱。
　　当时，困扰人们的难题还有科研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极度缺乏，那些本该在研究室里深居简出的研究人员，这时却成为了北京天桥和上海外滩旧货摊前的常客。他们寻找和购买的都是一些旧电子元件器材，回去之后想方设法组装成科研所需要的仪器设备。
　　让普通人感觉高深莫测的核科研，就在这样修旧利废的敲敲打打声中蹒跚起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首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源的苗头。毛泽东听说此事，立即让有关人员把铀矿石送到了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里，铀矿石点燃了毛泽东等领袖们对中国核事业寄予的希望。
　　发展核工业的首要前提，是要找到能实现核裂变的主要物质——铀。
　　中国发现铀矿物的时间较晚，约在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没有引起当时政府的重视。1954年，首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源的苗头。
　　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说，毛主席当时非常高兴，看到矿石之后他就讲，现在我们发现了铀矿，今后还会发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要办原子能。
　　1955年1月15日，对中国的“驯核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这天，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次伴随着淡淡的伽玛射线的中南海会议上，决定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方向。
　　会后，在和科学家一起吃饭的餐桌上，一生极少沾酒的毛泽东却端起了一杯红葡萄酒，他的祝酒辞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随后，他痛快地喝下了这杯酒。
　　不久，在制定的中国10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中，原子能的利用被列为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从此，原子能事业成为新中国宏大经济建设时期中的“numberone”。
　　□20世纪50年代，中国核事业的建立是扶着苏联老大哥的肩膀开始的。
　　当时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强国。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同意在原子能领域向中国提供广泛的援助，按照他们的话讲：中国在这方面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也可以从苏联的肩膀上跳。
　　这正是中国人当时急切盼望的。
　　事实上，自从1955年1月15日中央决定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后，就已经开始筹建一支专业队伍了，成立了名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的专门机构，局长刘伟、副局长钱三强等。全国各地很多优秀人才被选拔到这里来，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也有不少被挑选出来的人转而学习原子能技术专业。同时，全国各地方、部门、军队中的许多领导骨干也陆续被调到新生原子能事业的各条战线上来。
　　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开始寻找可开采的铀矿资源，一支又一支勘探小分队寻遍了大半个中国。人们在崇山峻岭、密林悬崖中穿行，但最让他们担心的是，当时外来专家对花岗岩中一定不存在铀矿的定论。
　　这一国际间通用的结论不久就被中国的地质队员们更改了——他们恰恰在花岗岩地层中找到了铀矿资源。至此，那本厚厚的世界地质学史册上又被填写上新的内容。
　　1958年春天，苏联援助建立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先后在北京建成。
　　不久，中国科学家自己设计制造的能量为2.5兆静电加速器也建成投入运行。自行研制的中子谱仪等重要的仪器设备，也先后被生产出来交付使用。
　　同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国际上认为苏联此举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离开了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从此将处于核技术的真空状态。但中国“驯核人”并没有放弃……
　　1958年下半年，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等核工业的首批主要工程项目都在高昂的凯歌声中陆续上马了。
　　军事技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危，历来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
　　1958年10月，苏方对中方又一次催促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关于援助中国原子弹技术的条款时，答复说：“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到了限期，眼巴巴的中国人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实际上，当时苏共中央认为，这时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决定推迟供货了。而中方却还蒙在鼓里。
　　就在中方组织好代表团准备就上述问题再次赴苏谈判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到了，信中以苏联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为理由，提出将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人们隐约感觉到，“老大哥”的态度有了变化。
　　原二机部部长刘杰介绍说，当时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天快要下雨了，要准备伞。
　　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恶化，很快就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惊愕的中国人很快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这一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音。
　　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让人们一时间没有了头绪。正处在土建施工高潮的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已经安装的设备不知道如何调整运转，完成的部分项目由于没有文件资料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而已经运来的部分设备中，又往往缺少其中最为关键的设备，缺这少那的形不成配套。许多工程因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而成了摆设。本来已经看似基本形成的中国核工业生产的链条，就在那一刻崩断了。
　　这次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中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引起人们的愤怒，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另一面，它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广阔空间，让一大批英雄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杨承宗说，苏联专家撤了，确实解放了中国的专家，所以毛主席讲要给赫鲁晓夫1吨重的大勋章。
　　20世纪60年代初，是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岁月。在中苏关系大变故和饥荒灾难沉重阴影下的中国人，反而更加渴望手中能尽快握有可以让所有对手犹豫止步的核盾牌。于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可以看到那些用白水冲酱油汤来充饥的中国“驯核人”，谈论的却仍然是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破解着如何能让那些肉眼根本就看不到的微观粒子，释放出比太阳还炽热的能量。
　　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到基地视察时，说了一段让所有人为之动容的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你们能坚持下来，就是国家的功臣。能在这里生存下去，这本身就是对人民的贡献！”作为两弹工程组织者之一的张爱萍将军也曾有一句著名的话：“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人们越感觉到力量的重要。
　　中国“驯核人”正是用生命和智慧点燃起的让民族兴旺的“中国火”，在华夏大地上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本周每晚21：25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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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3/31 9:10:36
刘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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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确实只得敬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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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
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万万岁！！！
 2007/8/20 1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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