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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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国际：坚决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旗手，一直战斗到1895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逝世，实际上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由创始人在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在社会主义问题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很多流派和流派之间的斗争。但由于他们的亲自出面，使这些斗争和争论都有一个正确的裁判和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与争锋的主导理论和指导思想。由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作为创始人，成立于186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非常法”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反社会主义者法被废除后，党成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竞选并获得了占全国四分之一人数选票支持的可喜成功。1891年，在恩格斯亲自审定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产生，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潮流。苏联共产党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名称来看，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它就是这一潮流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党和样板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了那一时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人。
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考茨基仍然断言：
如果硬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个专政和制度只能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54页
苏联存活了74年，不能算是夭折，从这点上讲考茨基的预言并不准确。但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上去衡量，74年，毕竟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苏联的最终失败，实际上证实了考茨基预言本质意义的正确性。他实际上是给十月革命的实际性质下了一个科学的结论。苏联理论界硬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
在列宁组织成立第三国际和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而第二国际方面的一些批评的确也是很中肯的。比如：
共产国际（指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本作者注）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剌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
（《国际社会党马赛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375页）
这个批评就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形而上学地以武装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企图以战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
但是应该看到，第二国际方面的很多指责，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抨击第三国际的确存在的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用了不能使人服气的错误的宗派主义言词：
克里姆林独裁者中间的旧的理想主义者，不是死了，就是被免职了。现时正在掌舵的那批人，只想从他们原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参加的工人运动中，利用工人阶级，以求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再也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只在于加强他们的专制了。不独是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他们的炮灰了。在克里姆林统治者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考茨基虽然其本意在批评苏联把自己的模式当成金科玉律来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共产党。批评斯大林独裁，迫害不同政见者，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把苏联政权骂成是专制政权，说苏联把工人当炮灰，这些的确已经是很不恰当的了。不管怎么样，苏联毕竟还是工人运动的结果，斯大林也并没有与所有共产党人为敌，不能把他们与沙皇相提并论。
而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无情的派别斗争，害惨了社会主义者自己。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多给自己以及自己队伍内的人一些宽容呢？这是因为时代和社会落后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之中大都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不能从狭隘的私欲的引力场中变成自由粒子逃逸出来。
六 十月革命前人们一致主张：俄国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
俄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领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1856-1918），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名的女革命活动家查苏利奇等俄国很多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都极力地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诲，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坚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俄国农民还没有应有的觉悟，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过早，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西方革命成功，对俄国进行先进生产力的补充，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极力反对把俄国的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意味着把工人阶级“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462－466页）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异曲同工，互相辩证补充：
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出发，把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不同，与同时代生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见面并长期保持有密切联系，经常就俄国的革命实际进行讨论。他们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教诲。以致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一书，就是经恩格斯首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并作序，由解放劳动社出版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查苏利奇的书信里看出。正是因为他们直接聆听过导师们的教导，得过导师们的“真传”，所以他们能比较正确地理解和表达导师们指导的科学本质。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观点就是两位导师的观点。列宁生于1879年，于1898年才开始接触革命。在此之前三年，恩格斯逝世了。列宁是在19世纪末率俄国民主(工)党代表团参加第二国际会议时，才在德国拜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墓。比列宁小9岁的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还只是个不值提起和不能对运动进行左右的一般人物。在十月革命前，在苏俄能否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托洛茨基、以及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跟列宁展开过论战。他们都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一国胜利的观点立场，反对苏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一些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该掌握领导权等论点。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这里也不予讨论)革命时机不成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报上透露起义消息，受到列宁的严厉斥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可能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两人对起义所采取的反对态度和过激的行为措施当然不对，但从这件事反映出了许多的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特别是对苏俄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实际问题的真知灼见。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后，加米涅夫针对列宁主张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些过激观点，1917年4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分歧》，《论列宁的提纲》与列宁进行了辩论。他说：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并不适宜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
加米涅夫《论列宁的提纲》
列宁坚持了他的无产阶级应该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但否认了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思。他在十月革命快举行的时候，即1917年9月，发表了他的名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他声明：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这种意见……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33页）
七 列宁的错误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大实践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大的历史成就是依据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著名原理，以及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以特有的目光和勇气，冲破了第二国际理论中形而上学因素的束缚，领导只占全国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苏联这样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列宁在他真正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重要意义并从实践上开始实施它之前，在苏联是否马上实施社会主义问题上所有的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而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他痛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后结论和结果。在探索过程中，他在保持有着理智和科学认识的同时，也有着突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多数理论，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冲动。因此，也就出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前后左右的摇摆，矛盾。对于这些，我们要把握二点。一是向后看，看后来列宁是否对此进行了改变，要以他最后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为他的正确思想；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作为分析问题的红线，来分析和划分列宁的正确和错误。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探索象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特殊道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放弃革命斗争的形而上学观点立场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更加有力和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反对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漫长的间歇时期，一个长达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久的“平静”时期，那时无产阶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将“合法地”牟取暴利，直到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的经济继续发展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时候，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的论点（当今的历史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他为了从思想上粉碎了国内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俄国工人阶级去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进行新的冲击，他在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和著述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者，有居民中的半无产者即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为同盟者的观点。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同其他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这样一些探索性的理论。在《两种策略》一书出版两个月后，又进一步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激烈地提出：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用中国的一句饱含辩证法的古训来说，“矫枉必过正”。列宁思想中包含了“过正”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而正是这一鲜活闪亮的思想，形成了俄国革命中激昂人心的动力，才引导了俄国走向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胜利。
为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所冲击，他没有很好地冷静地去思考自己在“矫枉”时所过的“正”。以为第二国际那些耽心和忧虑已经为革命的成功实践所粉碎，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于是，又进一步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很不理智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措施。而实践很快以明显的结果告诉列宁犯了错误。而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列宁很快从自身错误中，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中的真谛，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因此，他利用资本主义矛盾在落后单一国家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胜利革命斗争理论，和在对自己反省基础上得出来的完成社会主义物质准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才是辩证互补、对立统一的列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重大实践，丰富和发展。
但遗憾的是，列宁的一系列错误，却又被斯大林接了过去，被他定义为列宁主义，而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还被斯大林上升为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我们要对斯大林所定义的列宁主义的错误进行审定和批判，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
(一) 列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与反省
1905年，列宁还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不过12年时间。而这12年时间，别说又是动乱和战争的岁月，即便都是和平的经济发展岁月，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仍然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当然，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也仍然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但是，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引发和误导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他和苏联全国人民的革命狂热。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也象冲进冬宫一样简单，列宁萌生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进行实践和探索的冲动。
1917年4月3日，流亡9年的列宁回到取得了二月革命胜利的俄国，站在彼得堡芬兰车站广场一架铁甲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满广场数千名工人士兵发表演说。看到遍地欢呼雀跃的人们，他激动万分，结束时情不自禁振臂一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月革命一成功，他把自己原有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进程的科学论断丢到了一边，连一个小时也不耽误地实施了一系列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
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晚上，按照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原理》中对待大土地占有者的做法，发布《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没收全部地主、领主、寺院和教会土地和财产。稍后，又发布《土地社会化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全民所有。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工业开始实行计划管理。发布《工人监督条例》，对所有使用雇佣的企业的生产、供销、分配、财务进行全面监督；发布大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没收私人企业，实行企业国有化。
第三个月，发布《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记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告俄国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
第二年，制订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发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法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尝试。列宁亲自拟定《关于消费公社法令的草案》和《七大党纲草案》，决定以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取消商品，货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
1918年1月，德国出现了要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的迹象。为了让年轻的共和国能喘过气来，出于革命的策略，列宁提出与德国媾和。列宁的建议，遭到了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很多人的激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他们主张当时还没有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德国共产党很快就要掌握政权。与此同时，他们比列宁更过激地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他们提出“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苏维埃要颁布更多的法令，尽快实现“生活公社化”，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废除货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列宁在建国前就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本主义专家来发展经济。
列宁从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嗅到了一股极不正常的味道，他很快警觉起来，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和讲话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和批评，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年的夏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苏维埃正式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名使用。关于这个名称，在此之前已经多次进行了讨论。开始一些人认为，国名冠社会主义，是因为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列宁指导下，这个思想很快得以纠正，并明确：以社会主义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名称，并不是说联邦已经是社会主义，而是用来表示联邦共和国的前进方向。1918年5月5日，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还以此提醒那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
看来，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0页）
但是，列宁还没有就自己实践中也存在的过激政策进行反省和更改，更艰巨、更困难的课题摆到了列宁面前：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开始了。
为了渡过国内战争的困苦时期、列宁不得不实行更强硬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1）、实行工业国有化，并进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领导，实行总局制，设置了采矿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燃料工业、中央糖业等几十个总局，在地方设分局，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和拨款、原料。企业无偿上交产品；（2）、实行余粮收集制。规定农民除自己生活所需外所有余粮全部无偿上交国家；（3）、经济关系实物化。禁止贸易。实行按等级的实物分配；（4）、劳动报酬平均化，实行义务劳动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在国内外特定环境下实行的不得已的政策。但实质上也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因此是列宁自己也承认的一次自觉的共产主义施政尝试。 共产主义施政尝试，加上战争的破坏，共和国也百业俱寂，经济发展到了崩溃边缘。1918年与战前最高水平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降低到七分之一，重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五，铁降低到十分之零点三，钢降低到十分之零点四六，轻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二三，棉布降低到十分之一，皮鞋降低到三分之一；铁路降低到三分之二，桥梁7000座，火车头降低到十分之八点五、车厢降低到十分之九点五、船14000艘被毁，其中铁的产量倒退到200年前的水平，苏联人必不可少的皮鞋平均50万人才有一双，1918年年底，全国最大的拥有15000名工人的国营棉纺厂--波克罗德斯克─格鲁霍夫纺织厂因无燃料停产，很多优秀的先进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只剩下二分之一，很多人沦落倒退为手工业者，为黑市商人制作锅壶盆桶打火机等日用品。农业耕地三分之一荒芜，粮食产量减少一半，城市机关没有面包供应，寒冬没有煤炭和木材，农村人民生活也陷入极度困难之中，饥民达2800多万。社会出现了恩格斯预言的那种衰落和后退。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反苏维埃的农民暴动。1921年3月8日，沃洛格达省格里雅泽维茨县潘非洛弗乡14位农民联名给列宁上书，诉说共产主义政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
向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天才列宁同志致敬。
在这封信中我们向您叙述以下一些情况。现在几乎把我们乡的农民的一切东西粮食、牲畜、种籽、原料都拿走了。给每一个农民留下的粮食每个月只有18到30磅。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什么也不考虑。不论庄稼长熟了还是没有长熟，都得拿出来。北方，我们最好的收成通常是种籽的6倍，而1920年由于干旱，有些地方的收成仅为种籽的4倍半.但是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是按种籽的6倍要粮食的。春播谷物根本没有种上，还向我们要了相当于种籽3倍的粮食。到春天播种时，我们几乎就没有种籽了。去什么地方买种子吧，对我们来说又很困难，因为价钱已经很贵。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和整个播种运动，都要求给予农民以种子上的帮助，把牲畜、农具加以很好的安排。而且这些都要做得及时。最好在可能的地方现在就改行多圃轮作制。但是，如果不用向农民收税（不是货币税，而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那整个播种运动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应当按照土地肥沃程度计税，在我们北部边区大约从播种的每俄亩土地上收税10到15普特为宜.当农民知道自己应纳的税额和交纳的时间时，我们就勿需在整个乡里保留数以十计的宣传员了.我们想，全体劳动农民都会同意采取这种税收制度的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有了集体经济和公社，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向我们表明它们是良好的榜样时，我们才会跟随它们，而现在它们甚至连自己都还不能养活呢！
还要请您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木柴收购不足。如果收购，最好告诉农民收购定额的规定期限。当农民觉得这比别的都合适时，他会按收购的规定运出的。
声明关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时，请不要认为我们是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相反，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富有成效，以巩固农民和工人取得的自由。
农民：亚力山大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第423页）
我们总说人民是最聪明的。人民就是哲学家。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印证。潘非洛弗乡农民的话，应该成为一块醒目的指路牌和纪念碑，树立在国际共运的入口处。
严重的情况使列宁警醒。1922年，列宁痛心地对三年的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反省，说：
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渡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上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指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作者注）中前进得太远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列宁坦诚宣布：
到了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 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本作者注：列宁的过渡实质上应该说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5页）
我们把我们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纲领中可以立即实现的东西先建立了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常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列宁在很多文章中，以“我们的错误”等专门的标题和篇幅，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大量的和充分的论述。
可惜，这被列宁反复应用强调的决非儿戏的两个字，竟被斯大林等后来者视而不见，儿戏般将它从历史上删除。
列宁1921年4月14日在给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共产党员的信中明确告诫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要抄袭苏联!他在信中指出：
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离的，现在在颇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石油、锰煤（特克互尔切利煤矿）、铜还有不胜枚举的其它各种丰富的矿产，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点，这就是必须了解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不要抄袭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从而在自己那里不是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价值几千万的贵重矿产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电气化和灌溉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能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一切旧的东西，而使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业巩固起来。
尼·列宁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列宁的这封信，其实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学习苏联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宝贵文献。可惜，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都把这封信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忘到了九霄云外，离开本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照搬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 列宁宝贵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
列宁在对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坦诚和深刻的反省基础上，回到了革命前的正确立场上，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宣布：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解决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用各种不同观点来估计情况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苏联新经济政策主要实行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合作制：小经济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
(2)租让制：把国家的企业，矿山和森林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3)剩余产品自由市场：大力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和商品的流通。
(4)商业代买代卖：以佣金雇请资本家收购并推销国家货物。
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租让制实施内容和详尽表册，到西欧各国招商引资。但由于沙俄逃亡贵族和资本家的阻挠破坏，外资对新生的苏维埃持有顾虑，很少人来。1921年，23岁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联。为饥荒所引起的灾难而震惊，他立刻用100万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00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联销售。列宁知道了，热情邀请哈默到克里姆林宫用英语交谈，说：你们和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是个落后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美国可以在这儿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列宁拿起《科学的美国人》杂志，翻给哈默看，说道：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替代人的双手。
从此，列宁与哈默成了好朋友。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投资苏联。这个坚决反共的老头子，听从了哈默的建议，到苏经销福特汽车和拖拉机，并建了一个汽车厂。看到福特成功，外国公司逐渐开始向苏联投资。
1921年3月16日，苏联看准了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迫切需要市场，主动与英国改善关系，签订了英苏贸易协议。兹后一年，便有德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议；1922年已有苏外合资企业17个。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和机器设备，苏联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从列宁1920年建议政府批准5-10亿瑞典克朗的贷款起，二战前20年间，苏联得到国外各种贷款20亿，进口机器、工业原料等410亿卢布。尽管1930年苏联取消了租让制，但引进没有停止。1931年外资企业发展到124个，投资总额达到了8300万卢布。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占这年世界设备出口总量的1/3，第二年则上升到1/2。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70％以上为美国和德国合作援建项目，如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车里雅客斯克拖拉机厂，苏联3个大型钢铁厂，瓦赫什灌溉工程，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图，由美国麦基公司设计和建造。建设高潮时，有250名美国人在该厂工作，单在高炉部位，就有27名美国工程师，美国人还在工地上办训练班训练苏联工程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由美国80多家工厂援建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辆履带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它的设备先在美国组装运行无误后，再拆卸下来，运到苏联重新安装。该厂除了在和平时期生产拖拉机外，还具有在战时生产坦克的能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工程第聂伯水电站，有6名美国人还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奖章。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苏联的经济只有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互补，才能走出低谷，走向胜利。
列宁还大力惩治那些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1922年冬天，列宁健康恶化，通过他的德国医生给哈默捎口信：告诉年轻的哈默，我并没有忘记他，并祝他一切顺利。他要是有什困难，叫他一定告诉我。这个口信使哈默几乎落泪。这年初，他的运粮车被一名站长卡住，要勒索500普特粮食，作为“过桥费”。哈默向列宁打电报。在列宁过问下，运粮车很快到达目的地，那个索拿卡要的站长被枪毙了。
对内承租发展比对外承租快，1922年一下了发展到4000家，1923年发展到5500家，其中一半企业承租者是私人。
新经济政策第一年，尽管农业又遭受严重旱灾，但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谷物仍增收1/5以上，小商品经济扩大5.1/10，产业工人1923年由118.5万增加到165.5万，工业总产值增加31.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22年已经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8.9％。尤其在1925年到1927年前后，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喜人的形势，短短几年，苏联经济全面复苏，工农业生产连年稳步增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经济活跃，社会安定，新工厂、新项目上马的消息，第一批苏联自己生产的汽车、拖拉机、飞机出厂的消息，电站、电气化等宏伟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报纸上传出，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的积极性，使苏联生产力得以迅速的提高。
（三） 列宁至死没有从新经济政策退却
过去理论界把列宁1922年宣布停止退却理解成停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这其实大错特错。列宁的退却，是针对十月革命以后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退却。十月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按需分配等先进制度。“新经济政策”却允许和鼓励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相对来说当然是一种“退却”了，以致当时革命队伍内部很多人却都想不通，认为列宁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不妨这么想一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使苏联这样的小农国家做好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准备，是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那，列宁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完成了？
显然不是！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关于“退却”的解释吧：
我说停止退却，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如果我的讲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思想。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手忙脚乱的现象，那种要把一切都按新样子来创建和改造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是的，这种公司还很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全部批准了九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领导的委员会批准了六个，北海白海地区森林工业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一来，现在得到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十七个了（当然，由于我们机关中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很可能错过机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已经有了，不过还不多。这个小小的但是实际的开端表明，人们已在评价共产党员，根据他们的实践来做出评价，而且做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但毕竟这些机关在审查共产党员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威信的。（笑声）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已经同共产党员一起办合营公司了，现在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我们毕竟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还只办了十七个合营公司。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1页
列宁一直到1924年1月21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否定新经济政策，没有放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表面上是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到1928年斯大林宣布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开始止。实际上，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和方案，这时期所创办的企业，很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以及与此同时而产生出的经济力量，一直在整个苏联经济发展中延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四）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列宁1922年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毫不含糊地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肯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
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进步：
可见，我在1918年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落后无产阶级专政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末，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国家资本主义能起什么作用呢？……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页）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很多著作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作了这一个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上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7页)
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6页)
既然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那么，全面的国家垄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于是，据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期。要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要达到可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就还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我们也就得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国家资本主义由最开始的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到单一的国家垄断，也应该历经相对于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到先进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特征，在一个相对较短时期内体现出资本主义几百年所经历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苏联70年后的失败我们又可以得出，象沙俄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可以汲取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先进成就对其进行“互补”，但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至少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它很可能是上百年的艰苦奋斗过程。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唯一的验收标准，就是从经济和科技上完全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生命最后岁月形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最后著作，被后人称为革命遗嘱。尽管人们给予了这一批著作以这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人真正地把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当成遗嘱来坚决执行。因为这个基本思想与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相冲突。也就是与斯大林主义相冲突。这个贯穿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列宁生命火焰最后点燃的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河流上的航标灯。1917年8月，列宁在一次集会上遭到了社会革命党人特务的枪击，受了重伤。使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1年底列宁健康状况恶化，1922年3月，头痛加剧。6月，出现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也不能说话。主持工作的托洛茨基由于健康原因也去疗养地疗养。中央委员会就由斯大林暂时主持工作。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苏联人带来了欢欣鼓舞，得到了土地和工厂的苏联人对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无比信赖和自豪，从而造成了人们盲目的自信和狂热的左倾。此时，新经济政策正处在实验性的实施和摸索阶段。党内和党外，对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很不理解，很多人甚至公开指责列宁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对此心里十分焦急，只有他清楚，国家资本主义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它将对苏联以及世界共运的前途起决定性的影响。10月，病稍有好转，他就拖着病体投入到工作之中，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全俄执行委员会上发言。所到之处，言必及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11月15日，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世界各国的58个共产党组织408个代表。这一个国际性的大会，会上要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讨论和批准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作用，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青年共产国际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决议，人们要求列宁在会上作一个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全面报告，但他却以集中的主题，不遗余力地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鼓动和明确的诠释。列宁一出现在会场，全场人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欢呼，并高唱《国际歌》。列宁一走上台就首先声明：
同志们，在发言人的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我的讲题范围很有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泛太庞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演说里把它讲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从列宁这段表白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列宁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座的各国共运干部又还没有跟上他的思想的急切心情。为了让大家能跟他一样，来开展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他在这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上，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么一个标题下，不惜占用会议的最黄金时段，撇开众多的议题，来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要列宁的强调作这样的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关系到俄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正如他在报告中强调：
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1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挽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是不肯定的呢？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历史不幸被列宁神祗般言中。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列宁开拓的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大道，是与政治上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相对应的经济上的过渡形式。它对苏联，也对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它神奇的地方是：在历经70年沧桑巨变之后，还没有倒下去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竟然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谋而合，都自觉和不自觉程度不一地走上了与新经济政策一样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的科学性，显示出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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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2:19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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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历史真相：斯大林本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介绍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生死论战
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名单
托洛茨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重病期间中央工作主持人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布哈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克鲁普斯卡娅联共(布)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委员。列宁夫人与战友，列宁遗嘱的记录者与保存者
以上人员几乎就是能够决定当时苏联命运的全部高官!!
斯大林的确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真正缔造者。是斯大林，1928年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苏联进入全面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之中。
1838年，斯大林领导下所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包装成十月革命前就是与反对派“反社会主义倾向”作无情斗争的坚定革命者：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提议。
斯大林同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19页) 其实，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出编造的痕迹，因为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反对以革命夺取政权，而且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甚至还够不上说话的级别。
十月革命后，国际上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苏联已经不能盼望苏联革命能够成为欧洲以致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也不能盼望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西欧来援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已经多多少少地意识到了，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把关注的眼光从国外收回到了国内。十月革命的胜利，人们不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存反对意见。但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国胜利，特别是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能不能建成，即使建成了又能不能坚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开始时，斯大林还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义正词严地提出：
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政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建成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从正确的立场上转变到极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的呢?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对自己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上的几种态度和态度的根本转变进行了辩解。他说，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的初版里提出了“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他说，用“这种说法”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在当时（1924年5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可是，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经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根据这一点，我就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1924年12月）里改变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制》那本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中国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版《列宁主义问题》第156－158页）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对自己进行诡辩，说自己说的“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是指从欧洲无产者从外部制止资本主义的武力入侵，而不是说欧洲无产者从经济和科技方面对苏联进行援助。至于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论述，他是始终坚信不移的。
斯大林的诡辩并不成功。
不必说他“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样的论述，不能反对托洛茨基们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因为这与托洛茨基们的观点一致。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写于1923年1月的《论合作制》既然是那么地肯定苏联的合作制“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那么斯大林在1924年5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列宁的这么有力的观点来作为武器，来反对反对派，反而同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同意了多国胜利论。而要到仅仅是相隔了6个月即1924年12月又才拿起这个法宝来作武器，反过来反对多国胜利论？
斯大林的错误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点自我矛盾。更重要的错误是他没有理解列宁对合作制进行论述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他只看到了列宁在文章开始时讲的“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68页）却没有记住列宁在后面两页：“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适合最普通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70页）等论述。
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宁的本意和斯大林的曲解。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并没有以合作社来反对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只是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所以才提醒大家别忘了在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它预定的目标成果时，要对全国人民提出合作社这样的更高要求，以向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列宁明确指出，合作社的提出和实现，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以后的任务。“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那么，在不好的情况甚至在战争和动乱情况下，这个历史时代就会更长。究竟有多长？多少年？其实我们不能用确切的年代的数字来回答。联系列宁给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制订的战略目标——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先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也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再用整整的一个历史时代来解决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问题，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较高文化素质来认识合作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来谈论和开展合作制。显然，苏联至今都没有达到这一历史时代，理由很简单：因为宣布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的苏联现在都不存在了。
显然，列宁的《论合作制》并不能成为斯大林一国胜利论的理论支点，更不能成为1928年放弃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借口。
其实，斯大林转变自己的观点，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除了对列宁错误的理解，还有更多原因，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反对派，大都是坚定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苏联是否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都有激烈的反对言词，而且在革命前后还与列宁进行过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苏联的反对派，似乎就是因为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而得名。在苏联建国前后，在党内进行这样的无拘无束的争论，而且双方措辞都很尖锐，但列宁从不利用职权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更没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迫害，似乎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正常现象（党内甚至还存在不同理论派别，这虽然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规范，但后来被作为资产阶段的派别活动而给予了镇压），也充分表明了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具有大海一样的容纳不同意见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因而他也赢得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真诚爱戴。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打破了这种正常的党风，为了登上权力的最高位置，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掮客，开始在不应该有权术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玩弄起非无产阶级的权术来。他瞅准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真诚爱戴这一点，首先逐步实现了自己观点上的转变，把自己伪装成为列宁的忠实继承人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把反对派极力推向反对列宁的敌对位置，利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感情，对反对派形成高压态势进行打压。而反对派则完全蒙在鼓里，以为今天和昨天仍然一样，仍然和昨天一样在无拘无束地大喊大叫。其实他们早已象困兽一样钻在了斯大林的笼子。
在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为了与他真正的权位对手托洛茨基作战，他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采取了先利用后打击的办法，而使这几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其立场和观点也随斯大林的态度而前后变化。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要排除这些对他们真正的观点和立场产生歧义的因素。比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布哈林，他针对苏联农村的实际情况，著书立说，提出了“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够在我国消灭贫穷的政策。”(《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页)。他的本意是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在苏联过早实施社会主义。鼓励农村中富农和富裕农民(实际上是苏联农村中的先进生产力。本作者注)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的社会主义需要有物质基础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与托季反对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把目光盯在国内，认为没有农民的富裕，苏联的工业也就没有市场，苏联也就形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托季的目光则盯在国外，认为不管苏联怎么奋斗，都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这个事实，如果没有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国外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援助，（他们的认识没有上升到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大多数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理论高度）苏联最终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其实是各有倚重，各有道理，也各有偏颇。但都有同一目标：不能马上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布哈林认为苏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斯大林这时所主张的观点一致，与反对派有抵，便被斯大林利用。斯大林让他与反对派互相攻击自相残杀。在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攻击和残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图腾人物，这个聪明一世的糊涂蛋，并没有看到布哈林与反对派之间本质上的共同点，只看到斯大林对布哈林情有独钟而不去团结布哈林，反把布哈林当成了攻击对象，抓住了布哈林的次要缺点大做文章，他大力嘲讽布哈林把苏联与国际客观环境割裂开来的观点时说：
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这种撇开是办不到的，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我担心，如果你们这样做，无论天气和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55页)
季诺维也夫也乘机起哄，挖苦布哈林：
如果“撇开”生理学规律，那就可以说，我们和布哈林同志可以活两百年，并且会一天比一天变得年轻，变得聪明起来。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68页)
布哈林也不示弱，他说托洛茨基“力图给自己的所谓思想库贴上(诚然是用劣等胶水贴的)列宁主义的标签。”说加米涅夫“在你们的空话下面半俄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耳朵，并且还冒出一俄寸。”说季诺维也夫是在翻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的报纸，用这些报纸已经可以熬汤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81—189页)
对于布哈林近似于无赖的回答，斯大林则乘机煽风点火，他在座位上不断高喊：
好样的，布哈林，好样的，不是在说，而是在砍!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93页)
就是这样，布哈林与并不与他思想观点一致的斯大林走到了一起，来反对和攻击与他思想和观点基本一致的反对派。而斯大林这个政治上的狐狸借力打力达到了他的目的，把反对派一个个搞下台去，又才掉转枪口，另罪把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和叛国分子予以枪毙。
同样手法，被斯大林成功地运用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诱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反对托洛茨基。许诺他们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后不追究他们的问题。作为在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季诺维也夫，可能也有想在列宁之后成为继位人的非份之念，为了某些个人目的也就和加米涅夫一起向斯大林卑鄙地摇尾献媚，对托洛茨基进行排斥打击，而被斯大林利用，使本来已经被列宁的遗嘱所贬黜的斯大林又得以登上领袖位置，从而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苏联的前途和命运。而心狠手辣的斯大林等到把托洛茨基搞得流亡他国以后，就违背诺言，仍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之罪绑到了一起，并不管两人苦苦哀求对两人进行了处决。
斯大林在枪毙了反对派的同时，也枪毙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
其次，由于斯大林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功底，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在全新的课题面前左右摇摆的列宁，他在与反对派进行权力和理论观点上的斗争中，在把列宁的错误当成正确的理论向反对派进攻的时候，受列宁错误言行的影响，弄假成真把列宁的错误言行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加以继承，而把列宁正确的东西抛弃了。
九 托洛茨基以及40万冤死的社会主义者的血，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无情否定
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组织者，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早期的统帅，应该与列宁一起并列的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个耿直的，赤胆忠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斯大林为首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面对面的斗争。
不能否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华和职业革命家的才干，他的才华确在其他人之上，几乎和列宁并驾齐驱，他在军事方面也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和指挥艺术，以至他在建国初期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他的才华害死了他自己。他与列宁从来没有过从甚密，纯粹是革命原则的交往。这种情况的产生也可能是两人进行过不客气的论战，总有一股拂之不去的敌意时时在占据他们的感情和袭扰他们的理智。也只是因为托氏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的与他一样的才能，列宁才出自公心地把他作为人才使用。列宁也的确把他放在了其他所有人之上的人来使用，在列宁遭特务剌杀身体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以及列宁想把斯大林从领导位置上调整下来的时候，都是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书生气十足的托洛茨基，襟怀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他连列宁也要毫不客气地与之论战。但绝对没有抢班夺权取代或反对列宁之心。如果他有野心，作为苏联三军统帅，重兵在握，在列宁病重期间又为列宁所托主持中央工作，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条件顺其自然接管大权，而在列宁逝世前前夕还毫无戒备之心地去疗养地疗养？托洛茨基自以为别人也都是和他一样坦荡无私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也没有去与别人建立什么不正常的联系，他以为别人都会很正常很正确地对待他，以为列宁死后，别人都会拥护他。但事实上因为他有才而被列宁重用，而他也恃才另眼乜视列宁以外的所有人，而虎视耽耽地伺伏在列宁身边盯着共和国和苏维埃的最高权力的人们，早已经在心里要置他于死地了。他本是作为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总结而写的《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教训》，由于坦言过多，不免也给人以抬高自己之嫌，且文章再次揭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伤疤，说他们在报纸上暴露起义计划事宜，首先招致当事人加米涅夫的攻击。加米涅夫为报一箭之仇，利用人们对列宁的无比爱戴，把他的“坦言”集中起来，在报上发表了《是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给他扣上了妄图树立托洛茨基主义，并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反对列宁主义的罪名，从而引发了全国对托洛茨基的不公正的声讨，而把托氏轻而易举地推上了多数人的对立面和历史的被告席。而他自己也沉不往气，在与斯大林斗争的关键时刻，竟以“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的下下之策，来还击自己的政敌。他以为他一提出这个辞呈，别人就会被他吓住，就都会停止对他的攻击，并联名恳求他不要辞去职务。而他也就可以反败为胜。结果他大错特错，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他这一招也许还灵。因为战争需要真正有本事的托洛茨基。他竟没想到自己已经处在了和平时期。而和平时期，即便是一个下三烂，也可以接过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甚至在人的相貌举止上还可以比瘦干巴老头托洛茨基更神气。托洛茨基要是不意气用事，少说话，多办事，他军权在握，凭他的资历，凭他的才干，凭他的才华，假以时日，苏联不是他的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呢?结果是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托洛茨基分寸不差地钻进了斯大林设下的笼套。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自杀的方式，一步一步把自己送上黄泉之路。人们传说最后是斯大林派人暗杀了他，我们没有多少理由不去相信这个说法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托洛茨基其实是自己不断地放弃权力让位于斯大林而导致自己害死了自己。
由于主题不同，我们将不对在这里以及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人物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不打算对列宁死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权力之争中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联合和对立，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是为了有逻辑地介绍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不管是新老反对派、托派还是托季联盟，他们除了权力上的争斗等其他因素，但始终贯穿在中间的就是对苏联唯心社会主义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围绕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上的争论，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介绍。以便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作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一样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上却与其他反对派不同，他不仅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从实质上领导了十月革命(他的功劳被斯大林及其御用文人从历史中抹去了)。他只是不同意苏联马上进入社会主义。1922年，他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间接地第一次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胜利论。他认为苏联的国情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落后的农民将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会发生敌对冲突，说不定会断送苏维埃。他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大量的著作和著述中，论述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这一思想：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是胡说。……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2页)
在堂堂的中央委员会上，伟大的革命的领袖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斯大林，应该多拿出一些绅士风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导师列宁的夫人，更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但是，明明是斯大林自己在胡说八道，肆意曲解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却反过来，骂他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夫人“胡说”。骂过以后，又故作斯文地请求克鲁普斯卡娅原谅，表面上是看在了列宁的份上，实际上是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克鲁普斯卡娅于股掌之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见，除了说明斯大林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路线外，从这里我们可以满鼻子嗅到斯大林连列宁夫人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专横无理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政客作风，以及他挑拔离间，立刻把矛盾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与会的全体人员、已经死去了的列宁和还健在的布哈林身上的熟练的政治掮客伎俩。
连克鲁普斯卡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托洛茨基们的一边来反对斯大林，我们难道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历史地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战胜斯大林主义，就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某种缺陷，在理论上它只是一种推断，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错误和不足。导致他们这些方面的不足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其中当然也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受时代和实践的制约，没有具备象大海一样宽阔无边的无产阶级胸怀(如果托洛茨基能有此胸怀，便不会再去揭别人的伤疤，能对别人的攻击一笑而置之，不意气用事而辞职)，未能跳出唯心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窠臼，以及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之中，他们深陷在庸俗的权力争斗的泥潭之中(托洛茨基表面上是超脱的。但他实际上并不想放弃其权力，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只不过他所用的战法是自残自废罢了。因此，他也被动地深陷入于此)。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成了对立双方无数个筹码中的一个筹码，举国一片的社会主义狂热，又使斯大林手中所操生杀之刀更添锋利，反对派们生存都时刻面临着威胁，他们疲于种种利害关系的牵制，因而他们无法透彻地阐述这个问题。并且他们不断地丧失阐述的自由。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前被非人的逼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竟无耻地向斯大林投降，并作下假供，证明自己接受了逃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推翻斯大林政权。他们乞求斯大林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可他们还是和苏联的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6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由列宁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包括列宁在内的15名委员中的8人，6名元帅中的4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220名旅长中的186人，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一起，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索命。1940年8月，斯大林的领袖之位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斯大林在党内的独裁统治形成，“多国胜利论”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脖子上没有了斯大林的锁链，胸前没有了斯大林的黑洞洞的手枪，苏联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从旧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干部和职工，领导和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我们为什么还不实事求是地说出历史的真相。
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人(近60%)，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近80%)，人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的8人(近60%)，6名元帅中的4人(近70%)，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近60%)，220名旅长中的186人(超80%)，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而这还仅仅只是被斯大林杀掉的反对派。如果要算上持有反对派的观点又够不上死罪的，上述统计恐怕又要不断扩大。
这么大的比例，这么一支庞大和醒目的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队伍，这么多抗争的生命和鲜血，加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和曾经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深思和反省吗?
十 错误，终于从斯大林开始
首先应该指出，一分为二，斯大林在苏联以及国际共运中是有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他在二战中的功勋，理应受人景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苏联社会主义错误的辩证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斯大林等一帮苏联领导只懂得搞阶级和政治斗争，而忽视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不要埋没了斯大林及全体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汗水。斯大林在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是倾尽全力的，他也想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到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的意愿，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犯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过早地将经济落后的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尽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曾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经显露出了它错误的足迹和本质。
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9年4月，斯大林用政治运动的铁扫把，扫清了各种障碍，开始对农业强行实施全盘集体化。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改变农民一批批加入农庄为整村整乡整区整专区地加入，中农也可以加入。并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一年内完成集体化。
对于“强迫”人民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现在强加于斯大林。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强迫”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方法。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2年编篡发行的《列宁主义思想》一书中，契斯诺柯夫的《列宁与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文，对“强迫”进行理论上的美化：
列宁与斯大林曾教导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法，当然不能取消强迫成分的。但是这些强迫成分，是带着次要和附属的性质。列宁教导说：“我们应当先去说服，然后才去强迫”(《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235页)。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曾写道：“领导是由说服群众的基本方法党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来保证的。可是，这并不绝对排斥，而且预定要采用强迫手段，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有大多数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和拥护为其基础的，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来对少数采用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第8卷第53页)。
(《列宁主义思想》中文版第64页)
斯大林主持制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个人生产和财产拥有量进行了限制，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每户的财产拥有量如下：
一小块个人副业经营的园地、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型农具。
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一头乳牛、两头小牛、一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十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三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二十至二十五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四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三十至四十只羊、二十个蜂房、一匹马或两峰骆驼或两只驴或两只骡。
苏联有很多的土地没有人开垦耕种，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限制人们超过这些数目生产出必需的生活物质，限制人们拥有小型农具以外的先进的和大型的农具，不就是明显地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 斯大林的得意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它成了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商品就形而上学地变成了斯大林等一些社会主义者黑名单上的对象。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商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和货币。但是，商品和货币就象细菌一样，时刻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并不断地显示出它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左右能力。这个问题竟使得自以为苏联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御用理论家们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从30年代起，纷纷发表一些文章，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自圆，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不可能认识，即便是认识到了也不敢说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质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不仅会荣誉地位不保，而且连脑袋也会不保。
当时混乱不堪的苏联对于商品的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两类：
(1)、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该有商品等东西存在，应该消灭它；
(2)、如果商品对苏联社会主义有用，就要扩大它的范围。
面对这些情况，斯大林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不得有一个说法。于是，他苦思冥想，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存在的商品的态度。他对苏联商品总的基调是：轻微肯定，根本否定。他在书中说：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第二，结果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尔什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吗?
萨宁娜和温尔什俩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11、74页）
斯大林的商品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他把自己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低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如果斯大林同志还能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斯大林同志，你究竟是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维持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水平?
其次，他说的商品“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丢弃了辩证法发展变化的本质，直接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以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等论述直接冲突。
再次，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可实际上，正是他自食其言通篇把商品和商品生产看作了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让商品在社会主义存在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他也可以“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为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或者取消商品。
然后，他批评萨宁娜和温尔什“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他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将没有商品的深层含义。商品不由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要在它一切可以存在的地方和时代存在和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不需要商品，而是商品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商品发展的最后结果。商品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商品也就自然消失了。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这一原因，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不要它。
实际上他与其他理论家们犯着同一基本出发点错误：都把经济落后的苏联当成了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苏联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不能自圆的论述，只能证明苏联的客观发展实际的确还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斯大林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错误，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违背，也与苏联的客观实际相违背。
在苏联的社会现实中，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苏联的商品经济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它只是孤独的、冷清的、单调古板的计划经济产品交换的补充流动，首先它基本只是在苏联国内流动，没有与苏联外部先进技术上的交流。与国外的贸易虽然存在，只是一种被动的、策略性的、有限的、甚至是一时一事地发生和进行的，没有上升到有意识的开放和引进。其次只是农产品与少数工业品的交换，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是计划性的分配和调拨；再次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斯大林还实行了“以物换物”的原始商品交换，苏联人称之为“换货”。斯大林把这种原始交换美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指的哪种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他要人们“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76页”)。他实质上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把苏联经济拉回到了原始共产主义。
更加说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是，他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
1938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才搞了10年，斯大林就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要在10—15年时间内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国等国家五十年代超英赶美左倾冒进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跃进的历史源头。
根据斯大林的意图，苏共18大做出决议：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是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1951年，苏联《青年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恩·鲍斯别洛夫《斯大林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一文，鲍斯别洛夫和当时的理论界都一致认为：
斯大林同志曾经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注意：“一切国家”，当然也包括了当代仍然存在的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明显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本作者注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
斯大林同志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以得到胜利的问题，研究了这种胜利的根本条件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计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他很科学地证明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特别是象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即使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包围，也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同志考虑到国际情势，对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国家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了新的方针，他首先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和外来武装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仍然要有国家(荒谬的共产主义国家论。本引用作者注)。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这是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条件。
在苏联，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两个伟大的力量人民和共产主义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不可遏止的运动。苏联人民正以信心百倍的、毅然决然的步伐走向共产主义，因为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在领导着，鼓舞着和组织着苏联人民!
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写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俄国寓言。有个传教士在某地传教，说在他来的那个地方，有人正向穷人舍施金币。当有很多人向传教士说的那个地方跑去要金币的时候，传教士自己也不禁信以为真，也跟在人们的后面朝那个地方跑去。
斯大林(其实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也象那个传教士，当他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在举国一片社会主义的乌拉声中，他也真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又毫不犹豫地把苏联推向了共产主义。
斯大林的第一任接班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此也引起了人们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历史贡献。如果此时苏联社会主义能够及时地对自己进行审视和批判，进行彻底及时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苏联也许至今还能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可是，他们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承诺所压迫，无法从已发射出去的政治火箭上撤下，只能在自己不是用社会主义物质而是用精神和舆论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宇宙飞船上继续前进，可惜地错过了这一历史的机遇。换了汤却没有换药。斯大林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已经穿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会上又一次宣布：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共产主义，等于把斯大林的外衣翻过来再穿了一次。他说：苏共历史上三个纲领好比一枚三级火箭，第一级使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国家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使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尽管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梦乡，但人们却无时不刻被社会上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梦魇所困扰。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计划、利润、资金》一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国际利别尔曼冲击波”的关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利润和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问题的冲击。但是，人们始终没有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即使认识了也不敢提出苏联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他仍然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迷宫里走来走去不得要领。他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外衣一会儿脱下，一会儿又穿上。不知如何是好。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他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6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全面共产主义建设”理论。但是，不管领袖们耍什么把戏，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我行我素，开始显露出它的“劣根性”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开始停滞不前并向困难的阶段转折。客观实际情况，迫使勃列日涅夫退而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不给勃氏面子，开始与苏联的客观实际一天天地拉开距离。苏联50年代前后的灿烂光环正在销蚀。社会市场萎缩，工业落后日趋严重。60年代后期，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进入了机电一体化发展阶段。而苏联工业一直是斯大林时代的“夕阳工业”，吃斯大林的老本。1971年，一些学者提出苏联经济改革方案，被勃氏斥为“市场社会主义”加以批判。虽然苏联的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很多地方与美国相抗衡甚至超过美国，但其它行业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综合国力严重下降，国民产值大幅度减少，国民实际收入几倍甚至几十倍低于美国和其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82年，安德罗波夫走马上任，企图励精图治，在理论上突破了勃氏的僵化状态，对苏联社会主义再一次降调，脱掉了前任们传下来的共产主义的外衣，改勃氏的“发达”为“完善”，改发达的社会主义“建成”论为“起点”论，第一次提出以市场经济调节计划经济。可惜安氏上台才两年就一病呜呼。苏联又一次与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7年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主张国内改革，国外搞“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开始有了点把社会主义的衣服也脱下的想法。
1988年开始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模式，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平反。这本是历史的最好反思。但是，人们的思维并没有贴近正确的轨迹，只是从感觉上感到过去是一个错误，历史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而错在哪里，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人民不清楚，领导们也是一头雾水。但在实际生活中的苏联问题已是积重难返，经济开始走向崩溃。苏联社会开始动荡。
1990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改了一个式样，在28大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愚不可及地开始逐步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1921年，苏联因为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个别乡村和地方出现了第一次本能地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情况，列宁在1922年党的11大会上沉痛地说：“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人们没有记住列宁的话，在超前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更远。尽管历史已经走过了70个春夏秋冬，但1990年11月7日，列宁的话还是得到了应验，“莫斯科选民联合会”等组织，在莫斯科集会游行，真正地是最后一次喊出了“十月革命是俄罗斯的悲剧”，“打倒列宁主义”，“打倒苏共”等口号。 人们并不清楚，苏联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过错，也不是十月革命的过错。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还没来得及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脱光，就被叶利钦扒光了“衣服”，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象征着工农统治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宣告苏联伟大历史的悲惨结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要指出，他在苏联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脱离周围一片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之狼包围的客观实际，放弃最基本的生存原理和游戏规则，培养社会主义之羊，让羊与狼共舞，焉有不被狼吃之理?他和列宁以及后来的领导们，都寄希望于苏联的国防，他们建立了强大的苏联红军，拥有了能与美国对抗称霸的核武器等军事威慑力量，他们企图通过这些来保卫社会主义。可是，取得了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令美国防不胜防的军事力量也不能挽救苏联。堡垒是在自己和敌人都想不到的内部，在苏联自身发展的矛盾上被一个无形的敌人经济和生产力的衰落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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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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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结论
(一) 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是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启示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存在很多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节里，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些“社会主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忽视或从根本上无视人们所处的历史的客观物质环境，不懂得物质对人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不懂得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受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局限，人们只能接受与其客观物质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也只能存在与其物质条件相适应制度。自然，与其所处的历史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肤浅地把社会的不合理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社会制度这个表面形式改革上。他们形而上学地认为一个社会所采用的制度越先进，其社会也就随之越先进。没有更深层次地认识到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实质上是一定社会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首先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一步更快地发展和提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上，来部分地改变和改革不合理社会制度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才能逐步地使社会制度趋向科学和合理。他们以为只要更换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们实行“社会化”的管理，在意识形态上、换句话说就是在精神上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教育他们在经济生产、社会制度和信仰方面遵循合作的和非竞争的方式，共产主义就成功了。
苏联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制度替代法”的延续。（注意：这里不是讲以暴力夺取政权。作者并不反对而且主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政权。这与“国家制度替换”是两码事）。
由于历史上这股以社会主义的形式为特色的唯心社会主义的历史洪流有着美丽动人的色彩：一是它所要实施的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二是实施者的确是一些甘为人类献身的人杰，人们就为它美丽的色彩所蒙蔽而对它毫无觉察和认识，致使人们被唯心社会主义者们牵着鼻子走了近一个世纪，同时也使伟大的苏联最终走入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中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切实际地企图避开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避开彼时彼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环境，到一个荒漠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而失败，科学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一发展中成长和觉醒，然后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失败的本质原因，即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成熟，却被人们忽视了：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实现，并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在苏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材中，在探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时，没有一本不提到托·康帕内拉《太阳城》、莫尔爵士《乌托邦》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验。也可以说没有一个理论家不钻研过恩格斯的名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美洲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人下空想社会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但是，对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来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结论实在是很难。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8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和教训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尤其是恩格斯已经写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当代社会主义者就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飞跃，历史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错误。人们都把空想社会主义看成了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都只是简单地把空想社会主义当成历史的笑柄，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把乌托邦的教训同自己的实践对照。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总结罗伯特·欧文以来的合作社所说：“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列宁选集》第4卷第686页），人们以为自己认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所有错误只不过是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尤其是苏联是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已经把生产资料变为了社会所有，就更没有一个人对照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是在空想之列。的确，苏联社会主义者没有象空想主义者那样逃离现实，而是勇敢地以暴力夺取了政权，领导亿万苏联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艰苦建设。但是，当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长矛从空想的死胡同里抽出来，却又错误地一枪扎进了另一个与之相同的胡同里他们是在一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物质条件的空间来建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不管苏联的空间，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时间和参与其中的人员超过了欧文的和谐村多少倍，它仍然不过是小巫之于大巫，仍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犯着同一错误：没有注意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单纯从形式上去追求社会主义，在社会还没有真正进入理想社会的时候，硬是用理想社会的调色板粉刷和包装现实。同样也是“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判断苏联是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当然也不以它自己宣布的成就、纲领或自我“意识”为依据。下面提供的一些苏俄富有典型和代表的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统计数据，就可供读者作为判断的依据。
1.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成长远远不够
从亚力山大二世1861年发出解放农奴的诏书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其间50年，是沙俄封建制度的崩溃期，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期。1864年出现第一家私人钱庄，并出现股份公司。当时最大的公司是铁路公司。1877年政府出面发行债券扩建铁路，沙俄的铁路是国建私营，是沙俄资本主义的龙头，其它工业的发展除了军工外，还未能有长足进步。从1877年公布的铁路出口贸易的主要项目上就可看出：
粮食3050万俄石(占全部货运量41.28%，是沙俄的主要贸易。
贸易额26400万卢布(占总贸易额51.8％)
牲畜贸易额1572.4万卢布
亚麻贸易额6769万卢布
大麻贸易额1682万卢布
（以上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75页)
此外还有棉花等农副产品出口。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沙俄出口的基本上是农产品。沙俄尽管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45个工业部门和200个卡特尔和辛迪加，12家大银行和50家股份银行，但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成为俄国经济的命脉。小农经济仍然还是俄国的主导经济。
俄国从结束沙皇的统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间只有八个月时间，甚至连二月革命，都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的，可以说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空间，它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而正因为它不成熟，才给了无产阶级一个胜利的机会。
2.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成熟的、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的先进的阶级
首先，俄国无产阶级还没的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20世纪初俄国虽然出现了一些上千人的大型企业，但产业工人到1913年才有35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几，在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其比例非常之小。
其次，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
在十月革命的前20年，沙皇俄国进行了第一次户口和人口普查，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户口单填写着如下内容：
姓名：尼·亚·罗曼诺夫
地位：全俄罗斯皇帝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主人
副业：地主
而尼古拉二世的妻子，那个德意志公主则这样填写着：
姓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罗曼诺娃 本国语言：德文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女主人
从这个有趣的户口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全俄罗斯皇帝尼·亚·罗曼诺夫仍然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是全俄罗斯的总地主，而俄罗斯则是一个皇帝至高无上的农民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成先进生产力的创造。封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象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革命的英国无产阶级，机器已经铸造了他们的五六代曾孙，他们身上散发的是机车的油味，脑袋中转的是织布机上的梭子。思想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农民的意识。而只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左右的俄国无产阶级，实质上还是刚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奴，他们身上还留着农奴主的皮鞭印，衣服上不时还可以闻到乡村的炊烟味，贫穷把他们抛到了城市的大街上，他们虽然被资本家招募到了工厂的车间里，心上萦绕的还是他们失去的白杨树下的木板屋，那一小块只能长燕麦的土地，与农奴主以及与其他农庄的人不解的仇恨和债务……他们对沙皇给予的解放还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的思想仍然还匍匐在沙皇的神权之下，他们仍然对沙皇充满了畏惧和尊敬，他们还认为沙皇应该是俄国的主人，负有为俄国的老百姓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在著名的1905年圣彼得堡工人流血事件中，俄国的14万工人还听信一个神甫的话，带着全家老小，高举着沙皇的像，唱着圣歌和歌颂沙皇的歌，带着陈述工人疾苦并要求沙皇给予恩惠的请愿书，从首都的四面八方走向冬宫求见沙皇同情和支持。结果遭到了沙皇的叔叔弗拉基米尔大公指挥的大屠杀。这一天被杀的人达一千多，被打伤的有五千多人，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彼得堡街头。24年前，即1881年，民粹派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可是，时代发展和进步了24年，俄国工人比民粹派的觉悟还要低。
3.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
列宁在1907年12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对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社会阶级经济状况作出了结论：
欧俄一千零五十万农户共拥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万个主要出身贵族的大地主和一部分暴发户大地主每户有五百俄亩以上，总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这就是整个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就是农奴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自然也就是整个俄国国家中和俄国全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
（《列宁选集》第1卷第768页）
1910年，俄国有一个统计，全国的农业机械几乎等于零，全国有1000万架木犁，2500万个木耙，而最先进的农具是420万架铁犁和近50万个铁耙。总之，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都不具备。
1934年，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并又进行了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的一年，斯大林在第17次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的内部状态》的联共（布）中央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的当年的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如下：
集体农庄 农业机器站 总 数
庄 数（千个） 224.5 拥 有 拖拉机（千台） 81.8 122.3 201.1
拥 有 康拜因（千架） 13.5 11.5 25
拥有复式打谷机（千架） 8 50 58
拥 有载重汽车（千辆） 10.9 13.5 24.4
拥 有轻便汽车（千辆） 1.39 2 2.89
从表中可以看出，约3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一个县也就几台。当时苏联农作物耕种面积129.7百万公倾，平均约1600公倾耕地上才有一台拖拉机，其它的机械就更少。
报告还指出，全国集体农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5％，也就是说有35％的农户还是个体小生产者。而在以后的岁月，苏联在农业发展水平上一直是徘徊不前，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从国外进口粮食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了临近解体的时候，连人民吃饭都困难重重，商店里连面包都没有卖的，苏联人当然也就没有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农业的工业化。
(二)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唯心主义理论
在开展这个论题前要特别提出的是，为了看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主观的先验的唯心主义错误，我们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对照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复到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重温他们的教诲，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在运用中在哪些方面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过去学习过这些理论，就不愿去重温革命老祖宗的教诲，还是凭自己的主观印象，用所谓的马列主义理论而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方法去思索，判断，结果还是象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理论来分析错误本身。其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已昏昏”，我们就无法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这个根本内核，不从客观外界条件出发，在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社会状态中，凭人的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形式主义地强行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是用精神社会主义来建造物质社会主义的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它有着社会主义以致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因素。但还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历史物质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唯心主义思维现象。它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有质的区别。如果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是自觉的唯心主义和不自觉的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物，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自觉的唯物主义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物。
1、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外在特征是它的自我封闭
在理论学术界，由于受其理论的片面性、不科学性，和主观意志性局限，它不允许也不敢让并以高压政策压制不同意见存在和发表，大搞一言堂，实行封闭式发展。宣称自己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这个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谬误性的表现，说明它经不起挑战和驳斥，它不自觉的唯心主义，使它无法意识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本质错误，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的功能。
在社会实践中，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的、精神的、封闭的、形式主义的和作茧自缚的社会主义政治形式。认为贫穷落后的苏联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依靠无产阶级和穷苦大众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可以在苏联单独一国取得胜利。
2、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思辨方式是它的形而上学意识 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社会主义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胜利。
阶级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资产阶级和所有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者都是历史的赘物和垃圾，都是反动腐朽一无是处的阶级，它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它的一切都是坏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打倒和消灭。“恨屋及鸟”，因为资产阶级先进和富有，所以先进和富有就是反动和腐朽的标志。……它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评价资产阶级及其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进步作用。他们没有从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实施与苏联落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懂得也不情愿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利用“反动、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和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优势来发展生产和经济，他们错误地把资本主义还处在发展初期、生产力还不先进、各方面还十分脆弱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它甚至可笑地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他们企图以建造柏林墙这样愚笨的办法来封闭社会主义以防止和阻挡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从来不曾思考：既然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反动的腐朽的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无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也就根本不必耽心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能在一个社会复辟，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在优越性上就要胜过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远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发展以及它的历史终结，都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人们不能人为地防止和阻挠的。阻挠它就是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人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客观规律，并且极积主动地去掌握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擅长发展落后经济这一优势，以比资产阶级政党更科学的方法，更合理的环境，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
把必须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看成为一个不需要资产阶级就可以组织起来和独立存在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是先进阶级，它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它的一切都是好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依靠了它们，革命就会胜利，社会就可以进步，时代就会前进；而又爱屋及乌(注意，不是鸟，而是乌鸦)，因为无产阶级贫穷和落后，所以贫穷和落后就是无产阶级优秀本色，贫穷落后的人就是无产阶级的依靠对象。
3、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行为方式是它的教条主义
回顾20世纪的历史，重读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教科书，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对先进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论述为基础，来作苏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结论。错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也进入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从而错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本来正确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硬冠以社会主义的头衔，并在物质条件并不具备的苏联强行实施社会主义；他们也不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评价是静止的甚至带有阶级偏见的。由此而累及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和发展；他们把经他们的“实践”所验证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当成了圣经和教条加以信奉和背诵，并强加于他国。
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条主义，而且它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有特色的教条主义。它在不顾客观条件死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却还一本正经地严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攻击为教条主义。
先进理论只有在指导和解决与它有着互为依存，互为表里、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实践时，才能与所指导的实践互为促进。必须从社会的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来决定理论的运用，不能运用客观实际条件不具备的理论，与客观实际没有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的理论，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先进理论固然可以指导和解决落后的实践，但却不能因为它是先进就不加区分地用于解决任何落后的实践。就象我们不能因为计算机是先进技术。我们就要农民在麦地里改种计算机芯片一样。
4、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基本错误：主观臆断时代特征
苏联的创始人列宁，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答错了另外两道题：题一是在对整个世界和时代的判断上，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垄断、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这一基本出发点的错误，从而导致了从这一基本出发点出发的整个实践和理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错误。而至今实际上资本主义并未进入国家垄断，没有垂死，也没有腐朽，仍还在朝气蓬勃地前进；题二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的确认上，认为沙俄资本主义在1905年以前是落后的，但自1905年到1917年有很大发展，“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这就是苏联党的权威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在第110页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主观臆断的最后结论。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10页的后面几行这么写着：
虽然俄国当时(指1905—1917年间。作者注在工业方面已有了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化学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内(1861—1911年。本作者注)，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
可在110页这段话的上面却是这么下的结论
革命（指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本作者注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大银行的数目也日渐增多，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1905—1917年，前后不过13年时间，而这13年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这1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有明确的记载：
13年前的三年，即1900—1903年，俄国经济危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死伤几十万人马、损失惨重；1904—1907年，第一次革命时期，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自此运动不断；1914—1917年，这4年则是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与工人士兵搏斗和挣扎的岁月……
资本主义何谈发展和前进?
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的国家，就是连日连夜不停地干，13年也干不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
充其量，俄国不过一个半封建帝国。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这么不切实际但却又是近乎神圣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造出这个俄国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神话来呢？
目的就是一个，苏联领导者们要为自己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制造出理论依据，以便能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理论与之衔接和吻合起来。
而以这么一个虚假的历史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是一个唯心的社会主义，难道还值得我们去信赖，依靠和维护它吗？
5、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基本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用主义取舍 苏联社会主义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不自觉地把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舍弃。在理论上，他们对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但却被他们认为是不重要或者是可以不要而进行了淡化处理，而对一些他们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便脱离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联系突出地加以大肆宣扬；在实践中，他们对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成熟情况下才能实施的东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切追求而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情况下过早地实施。他们也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里，物质是决定的因素。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二者的辩证关系，把精神和主观意志摆到了第一性，用精神来决定物质，以领袖们的良好主观愿望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里面所有关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论述统统都挖掘了出来进行大肆宣传和发挥。强调可以用优越的社会主制度来调动劳动人民和农民阶级(《苏联通史》语)的革命积极性，从面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他们把理论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的原理，搬来作为在苏联脱离客观实际实施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并称之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语）。他们把脱离苏联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进入社会主义，说成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6、苏联社会主义从客观上因袭了民粹派的错误历史命题
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苏联共产党人的首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赫尔岑(1812—1870)，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俄国思想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认为处于带有原始共产主义集体性质的封建村社之中的俄国，具有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新制度下，这种原始村社可以上升到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的农民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先进，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发展条件，主张依靠农民进行这个革命。他相信，俄国人可以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使他们能够越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以解放了的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保持着俄国村社土地制度的俄国可以直接进入它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论点。在分析的俄国村社所有制的发展历史后恩格斯指出：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指出了民粹派的基本错误：
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页)
苏联共产党虽然对民粹派进行了批判和嘲笑，而且在斗争的策略上也超越了民粹派，坚决地抛弃了民粹派以农民为依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方式，以马克思主义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在革命斗争中依靠了无产阶级。但是，距民粹派用炸弹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日)仅仅30年的俄国，其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没有大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国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更为后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经济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认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然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1日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81页)。
不顾反对派的激烈反对，在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的工人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大军组成的集体农庄(实质上就是民粹派鼎力推崇的的农村公社)，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豪迈前进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的再版，就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不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提高，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民粹派思想，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钻进了民粹派早先做过的茧套之中。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理解
苏联社会主义在二战前曾经创造出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超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速度。而在五十年代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空前强盛。它在某些科学领域特别是航天科学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怎么来理解这些进步与成就?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克服自身的缺点不断前进的、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的社会，因而也就是不可战胜特别是不会被资本主义所战胜的社会，是能够在经济上进行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苏联社会主义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仅凭它不能自始至终保持持续发展这一基本事实说明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1.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毕竟是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被砸碎了，从封建落后的枷锁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广大的劳动人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比过去的确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度，人民的思想都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光辉所吸引，为共产党执政初期朴实的作风所感染。与此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所驱使，但这种追求不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而是一种历史大事变、大裂变，象铀235裂变引起的原子弹爆炸那种情形，人们被一种膨胀的幻觉和热情所充盈，已经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判别周围的事物，情不自禁地、身不由已地卷入和被卷入由你我他互相辐射所产生的恶性循环的热浪之中，并为之而献身。人民群众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速度。由此而带来的苏联前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毕竟是一种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而不是一种反动的制度。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当。所以，它还能从在一定阶段的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和生产的发展。
2.领袖们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人民由衷地拥护和跟随他们。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没有象沙皇一样为家族世袭，他们没有把国家的财产据为已有，他们大部分人严于律已，克已奉公。他们的家族成员不仅在革命前为了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在革命胜利后，很多人仍然没有享受特权，甚至仍然为国家和人民，为了在台上的亲人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列宁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贡献，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使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产生出了无比的敬仰。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胜利的鼓舞和斯大林本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加加重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迷信。使得人们对斯大林产生了由衷的依赖和信仰，当然也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建设充满了必胜信心和心甘情愿跟斯大林走的热情。这种信心和热情，被扩大和延续到斯大林逝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人们才开始逐渐失去这种信心和热情，其理智才慢慢地开始冷却，才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也是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对英雄的崇拜逐渐淡化的先进社会主义阶段，还停留在中世纪英雄时代的阴影之中的证明。
3.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苦难，战后世界人民总的思想趋向是渴望安定和平，渴望经济发展。经历国内外长期战乱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这是也苏联之所以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奠定了苏联经济恢复的坚实基础，斯大林虽然在1928年4月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但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和实际行为，一直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而这一短暂的成就之后的近10年的历史时空，又恰恰为二战所代替，加上战后的人们必然出现的重建家园渴望，战前的经济成就又鼓舞着人们，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从而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五十后代前后的繁荣和强大不断胜利的表面现象。
5.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苏联社会主义者注意和注重了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的结果。斯大林虽然错误地摒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把苏联推进到了社会主义形式之中，但他还是注意坚持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所开创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道路，他也并不愚蠢到要人民不吃不喝过日子的地步，他也知道国民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他也一心想把苏联搞富搞强大。他不仅下大力抓经济和生产，还动脑筋抓经济和生产，30年代前后他提出了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号召。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趁机大力购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过剩物质发展自己，为了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等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6.苏联航天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由于它的军事方面的畸形发展所促成的结果。也是其它经济生产门类牺牲的结果，它在作为了苏联70年的成就的同时，也成为了苏联经济和生产畸形发展而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苏联在经济上不能与先进资本主义竞争，企图靠武力来保卫自己或者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最终没有能保卫自己的铁证。
7.包括封建沙皇在内的任何社会制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都在发展，我们回头看看，就是沙皇我们也能历数出他们的很多成就，比如铁路的修建和工厂的兴起，沙皇时代的军工业，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沙皇时代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出现的繁荣是苏联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无线电与波波夫，元素周期与门捷耶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从柴可夫斯基到天鹅湖……真可谓是星光灿烂。但是，我们翻开苏联的历史，我们能找到几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星光人物?所以，苏联能在某些方面创造出一些成就来，这也是很正常和很应该的事情了。
8.失败的苏联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首先，尽管苏联实施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方案，但苏联人民仍然跟着走了70年，说明了社会主义对劳苦人民的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说明人民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前进的方向。
其次，在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象列宁那样，排除左和右的以及国际上资产阶级武力威胁(与德国签订和约)等种种干扰，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物质综合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清醒地积极地仍然是稳妥地开展改革开放，摒弃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实事求是地退回到与本国客观实际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充分调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就一定会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为国家和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以列宁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探索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应该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精髓，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楷模和行动指南。
十二 倒坍的柏林墙有话要说
苏联在二战中以武力解放了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并建造了柏林墙，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开，意在让社会主义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而“健康成长”。
东欧诸国解放以后，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都没有从本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而是照搬和模仿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体制中都实行了国家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用的计划管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受到了苏联的行政上的直接控制，致使有很多东西让东欧国家变得好象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匈牙利人甚至抱怨匈牙利国徽都是苏联国徽的翻版。和苏联一样，在建国初期，由于工业基础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大致相差不多，加上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新希望，也不同程度地调动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和主观上的多种原因，以通过改善和提高人的平等待遇来调动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经济大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战后的国民经济得到暂时的恢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初期由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也日渐消失。经济不断发展，从粗放经营转集约经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日益复杂，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替代革命热情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以柏林墙为标志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又使东欧国家失去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交往，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和设备)仍然还停留在建国初期的水平上，企业和劳动者越来越缺乏主动精神和积极因素；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更新慢，品种单调，质量低劣，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而外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互相之间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经济竞争之中，竞争经济以生产力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先进技术不断得到交流，因而它们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没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作保障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生产力(不是人们主观定义的那种先进水平，而是生产力实际存在的实际落后水平)的发展客观上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要求，但他们思想上受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束缚，行动上受苏联直接的行政干预，对改革持僵化抵制或动作缓慢的态度，终于造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困难局面。特别明显的是60年代及70年代初，在勃列日涅夫“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错误指导下，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大借苏联外债，搞“大跃进”，关起大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顾本国物质基础实际情况实行高工资，多福利，高消费，制造虚假繁荣，使许多矛盾积累。到80年代，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陷入停滞，通货严重膨胀，人民的生活与西方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前人均工业水平曾列世界第5位。解放后计划经济的超前运作，引起了经济不断衰退，到了80年代，竞下跌到第40位，大战前与捷水准稍差的邻国奥地利，在苏联解体时经济上比捷大约超前了1015年。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就按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的构想，开始实施“农村规范化”建设，计划20世纪完成。法律规定小乡村不准再继续发展，与周围的大乡村合并。由国家统一提供地基统一规划修建楼房，但却遭到了民族宗法等风俗习惯不同、生产力还相当低下、根本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意识的农民的强烈反抗。大量农民外逃。好心不得好报，“乡村规范化”竟成齐奥塞斯库倒台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被葬送的导火索之一。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最前哨的东德，建设初期基本上照搬苏联经济模式，发展受到影响。1953年6月17日，柏林爆发了工人抗议政府在不增加工资情况下增加劳动定额的罢工事件，这实质也是对超前发展错误的自发抵制。德国统一社会党从这次事件吸取了教训，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从1964年起，在全国实行“新经济体制”，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管理经济。1972年八大昂纳克上台后，继续坚持不断抵制苏联模式的影响，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提高效率，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人均国民收入6500美元，人均住房24平方米，家家除有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外，50%的家庭还拥有小汽车。生活水平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的国家，还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英国。他们的成就也证明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提出的，当代社会主义需要西方先进生产力技术作为补充的正确性。但是，由于它也患有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隔绝，自我封闭的通病。在内，长期和苏联模式对峙，特别是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持不合作态度；在外，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上还没有超过直接的、特殊的竞争对手西德，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又从中进行破坏，导致了东德在东西德的经济竞争中仍处在不利地位，致使大量专家和工人的西逃。内外的前后夹击，严重的国际和社会矛盾和压力，最终导致了柏林墙实质上的倒坍。
柏林墙，一堵本想体现社会主义的强大与优越之墙，它的水泥钢筋之躯，也不能保卫社会主义，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相反，它堵住了苏联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学习和看齐的道路，堵住了苏联进步的道路。
柏林墙的倒塌，它不是简单的一堵物质墙的倒塌，而是一个理论的倒塌，即：
社会主义可以不必要等到社会发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不需要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可以在比先进资本主义落后的经济状况下，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不必向先进资本主义学习，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十三 红色高棉，一个经典的失败教训
在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很多血与火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思索和记取。悲壮的红色高棉，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刻思索和记取的历史典型。
1998年12月25日，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乔森潘、农谢在拜林向柬王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999年3月6日，柬共的最后一名战将切春被柬政府军逮捕。标志着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斗争绵延40多年，曾于70年代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民主柬埔寨并实施了社会主义的红色高棉运动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 柬埔寨是一个世界上已经少有了的还在实行君主制的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典型的小农经济封建王国。它人口虽少，但却有20多个民族。与此同时，柬埔寨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佛教是柬埔寨的传统宗教，全国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林立的工业烟囱，到处林立的只是斋钟不断的寺庙和香火缭绕的尖顶佛塔。商品和市场经济也不很发达，主要经济成份是农业和林业等自然经济。国民大部分是小农，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其经济和生产力的水平明显地还处于封建主义时期。从它有20多个的民族，被分割为20多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柬埔寨是世界上不发达的封建殖民国家之一。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时期起，柬埔寨各地出现了不少佛教和天主教的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僧侣，1949年，一批忧国忧民、学业优秀的学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了法国深造。这其中就有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在巴黎学习期间，接受了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柬埔寨共产党。
柬埔寨落后的封建经济和物质基础，不仅决定了柬埔寨人民的思想意识还处在封建主义历史阶段，也决定了置身于这个典型环境中的这批柬埔寨精英不能超凡脱俗。佛门淡泊简朴，钱财粪土，以苦为乐等禁欲主义思想，从小就在他们心海深处潜移默化，他们思想的翅膀，就被这中世纪丛林中的藤蔓所束缚。柬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农谢于2000年5月终于削发为僧，穿上袈裟皈依了佛门就是明证。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不重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重视科学技术，不重视现代工业，不重视市场经济，只讲平等和自由的小生产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早期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主义者。50年代，他们首先投入反法殖民斗争，然后是与美国支持的西哈努克君主制斗争，1961年在东北部丛林中建立武装和根据地，并实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宗教群体性和禁欲主义传统的柬埔寨人，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中的民主平均思想，根据地按照共产主义的个别形式，不使用货币，实行计划配给制，进行原始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集体生产。由波尔布特首先提出的这一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给柬共后来的执政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1970年朗诺在美国的扶植下乘国王西哈努克出访苏联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北京后，他们的斗争公开化。他们与西哈努克合作，通过几年的斗争，1975年他们终于解放金边，建立了民主柬埔寨。他们照抄照搬了丛林根据地经验，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了党的战略目标，迫不急待地在柬埔寨实施了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形式。为了把柬埔寨快速建设成为“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违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先进生产力原理等科学规律，从思想上和精神去建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王国，首先在政治上不允许人民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消灭阶级，他们处决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象斯大林一样，以外国特务、间谍、特工和资产阶级代理人为罪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清洗运动，清洗范围上至党和政府要员，下至“在朗诺政府中供职哪怕只有一星期的每一个职务最低的人”，并残酷地处决清洗对象，连跟随柬共革命多年的华侨、华裔干部也不能幸免，清洗和处决了中央到地方官员就达360人，其中有副总理温威，人大委员长宁罗，国家副主席索平等要员，使干部队伍锐减，其残酷程度与斯大林的大肃反无异。
为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灭城乡差距，把城市里富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柬共极端片面地从政治（实际上是长官的主观意志）需要出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错误地放弃了现代经济的驱动中心城市和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实行“大撤民运动”，把熟悉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从城市赶往乡村从事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的农业生产，把先进的生产力贬为落后的生产力，剥夺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前进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在一个困苦的不熟悉的新环境中自食自立，过落后的原始公社生活，造成大批的人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饿死病死，柬埔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更加冷落萧条，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口的大城市首都金边锐减到只有10万人口。
他们在乡村大搞共产主义全民供给制，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取消家庭取消个人所有制，并没收私人财产，社员的用品一律由合作社平均分配，甚至配偶都由组织来分配，不允许自由恋爱，政治决定一切，规定干部和军人可以优先选择配偶。恩格斯论述共产主义的爱情以互爱为基础，而他们以组织分配来组织家庭，明显地是一种封建专制。充分暴露了柬共的封建思想意识本质。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坏分子，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在一起搞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而禁止知识分子通婚。他们不重视科学技术，因为柬的原始农业生产也不需要科学技术，甘愿拥抱着落后贫穷睡大觉，把整个柬埔寨倒退和囚禁到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之中。 他们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976年民柬成立时，世界上有86个国家，宣布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它却高傲地只同12个它认为的进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它甚至宣布除中国、朝鲜和老挝三国以外，将所有的外国驻柬使馆一律关闭，使自己自绝于世界。柬埔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史上的禁欲僧侣社会主义，这是柬埔寨强大和深厚的社会宗教基础所导致的，也是柬埔寨历史的必然结果。柬共的严重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左路线，实际上使柬埔寨历史和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大倒退，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据西方报道，在柬共执政期间，800万人口的柬埔寨，竟有200万死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之中。人民不甘忍受柬共的高压政策和统治，纷纷逃离国土，到越南避难，仅1977年一年，就有6万人逃至越南。
在唯我独左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还和越南发生和发展了边境磨擦，并导致了越南的20万大军入侵，1979年金边沦陷，民柬宣告完结。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柬共能在1976年夺取政权以后，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自己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过去丛林生活得以进行的原因、对过去根据地的小丛林和现在全国的大丛林进比较和区别，去掉只有老子是最先进的科学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错误观念，不是大搞阶级斗争，而是冷静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柬埔寨并没有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它仍然处在封建主义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利用执政党的有力地位，领导和依靠资产阶级，推行民主主义革命，大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开放国门，改善周边国家的关系，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赶上发达先进国家，柬埔寨会亡党亡国吗?
到这里，我们已不愿再伤感地多说一个字。我们只想要又一次象虔诚的教徒一样，诚惶诚恐地又一次诵读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这段教诲：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十四 不倒的中国红旗，其实蕴含一个秘密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失败情况下，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有倒? 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我国现在公有制成份仍然占全国所有制成份的70%。不管怎么样改革，仍然还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对了。
是否如此?
我们并不反对公有制，我们甚至反对削弱公有制，主张全面公有制。而且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全面公有制。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节要论述的，公有制的多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社会制度，它是其它人类社会形态共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远高于现在中国的70％、包括人在内的100％的全面的公有制。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的大工业机器和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和充盈的社会物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靠这些物质东西来施展自己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高度发达和充盈的物质，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将失去自己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而在物质基础极度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钱、商品和财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社会也就没有了阶级，人们思想意识高度觉悟，从而会自觉自愿地抛弃私有制。这时候，你不实行公有制也得实行公有制。
而且，根据我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的调查和研究，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了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截止2000年底，全国的38万亿资产性财产中，国有占26%，私有占57%，余下的17%为集体和三资所有。
显然，公有制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护色了。
我们把中国的成功改革与苏联的失败改革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在接近解体的后期，不断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彻底丧失。以至在国家面临动乱的重大关头，军队没有站出来，警察没有站出来，人民没有站出来。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那样做的事，我们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到了。中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红旗没有倒下。
如果我们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行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来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从这一败一成上看到很多问题，得到更多历史性的启示和启发。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主义的成败成因——但这很有必要到俄罗斯实地考察，甚至有必要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合作——这是作为现代无产者的作者目前力所不能完成的课题，此课题只好留待来日或他人了。
我们的确要感谢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进行。但是，我们又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重心，才是中国红旗不倒最本质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不也是坚持着共产党领导、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迅速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坚持一百年也不行。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进行的重大实践不倒的中国红旗下所蕴藏的真正秘密。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中国改革者们，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在中国进行了“不要争论”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七十年前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二者连基本的政策都达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谋而合!
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由中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的列宁主义。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上升到列宁主义的认识高度，但实践上较之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不可比拟的深入和突破，在成就和效益也就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处理，更是对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巧妙发展和创造。是小平同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我们将还在后面论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周边一片竞争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竞争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资本主义所吞食。苏联和其他已经失败的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地被资本主义所吞食的。置身狼群，我们为什么要做绵羊呢?我们不做狼，但也得拿起狼牙棒与狼共舞。只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链上的环节，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才能对香港，以至对当代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香港，澳门以及与大陆统一以后的台湾，不管经济怎么发达，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单独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可以更加完美地利用它们的资本主义优势，来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来做中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狼”，来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先进的物质基础。一国二制对港澳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科学的利用，以及一国二制实行后，港澳地区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不断显现，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从实践上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作了有力的映证。我们要逐步地取消与它们内地的“边境”封锁，我们在不断地简化与外国的签证手续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国内保持着严格的“边防证”、“出入境证”制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不能凭“身份证”畅通无阻？ 我们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辟了深圳特区之后，紧接着又打造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当成象深圳、上海这样的“嫡系”，没有用投入和开发深圳、上海这样的力度来投入和开发香港、澳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特别是香港，我们不是让它在自治中自生自灭，而是要顺水推舟，积极地参与投入和进一步推动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要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大变、彻底变、变为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它不仅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且成为世界的香港、世界经济的奇迹和骄傲。不要惧怕资本主义“入侵”，使它们与内地毫无阻隔地走在一起，让它们得到一个广阔的市场，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更有力地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命题。可是，它是在一个左的高压态势下，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标准。在新的时期，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实事求是”标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始终用它来作“国策”。这一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个靠最后结果来验证正确与否的“马后炮”。如果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来检验，它就存在了革命的盲目性，陷入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拥13亿人口的大国的科学决策标准。23年来，我们靠它“摸着石头过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23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我们的实践之足已经踏上了真理之岸，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翅膀不能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趟过的河滩里拍打。2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现在正面临质的飞跃。要实现改革开放质的飞跃，就要思想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的三个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要认识中国红旗不倒的秘密所在，根本所在。在坚持事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的同时，力争事前科学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的发展之中。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上的冒进，一个是政治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社会的治安问题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时代需要法，但是，还需要有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来让人们懂法，适应法、习惯法并自觉守法。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完全靠法来维持社会，就脱离了中国人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实际。如果我们借鉴文化革命“群众专政”的一些基本做法，用法律对“群众专政”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改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让它们作为法制的辩证补充，象过去那样，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红袖章老头老太的作用，城市里的小偷和抢劫就不会那么多，我们的公安也不会显得那么警力不够，充分发挥农村的民兵作用，我们的专业户的鱼就不会丢，西瓜就不会被砍。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憎恨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如此。惩治之下，总是“野火烧不尽”。党纪国法为什么没有了震慑力？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党纪与国法同处一个低下的物质和意识水平空间。腐败的SARS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进攻。我们的纪委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检举箱——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些不明不了、更容易对人造成错误伤害的暗箱，我们又何不利用透明公开的文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字报？就象是非典初期，我们有些地方不是积极公开把情况告诉中央告诉人民，而采取“捂”的办法，瞒上欺下，结果反给心怀叵测的人造成了口实。后来，包括国家在内，及时地公开和发布了疫情信息，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群众对党和国家也就更加信赖。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错误是它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它作为一种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民主形式并没有错，它所特有的所向无敌的威慑力是无可否认的。那些做坏事的人，不管他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在广庭大众的大字报上，他也得威风扫地。西方和过国内有些人，不是说我们没有民主吗？有人不是借此在西单搞民主墙吗？我们就搞一个正规的给你们看看，我们不仅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还可以揭露那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最近，古巴卡斯特罗带领群众，到某些外国使馆前游行示威，这就做得很好。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我们为什么不让群众依照法律的规定上街呢？对大字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在每一个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一个由检察院或纪委管理的大字报专栏，用法律的来对它进行规范，对相关人赋予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每一个利用大字报进行合法斗争的人，了解和遵守大字报的法律规定，使它避开伤及无辜的弊病，对利用大字报造谣惑众，危及国家安全和对无事生非损毁他人名誉的人，与那些被大字报揭露的贪官污吏一样以党纪国法量纪量刑进行处理，它绝对能迅速遏制中国目前似乎无法遏制的腐败，并最终能把腐败减低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又比如文化革命中，在工厂和企业，让工人参与管理，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的一些做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也被当成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他们甚至让工人参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在民营和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那些不法资本家进行合法干预的时候，我们还要引导资本家学习文革时期的经验，在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同时不断提高工人的物质待遇，积极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良性的循环系统中共存和发展。我们在否定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时，也别忘了继承和发扬它的一些还值得我们借鉴和保留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复辟。
汽车本是先进工具。没有汽油，用人来推它运东西是一个错误。为了显示其先进而坚持这种形式是错上之错。指出这个错误，改用板车，不是肯定板车比汽车先进，不是放弃对汽车的信仰，更不是表示有了汽油也不再用汽车。在没有汽油这个物质条件前提下，板车比汽车更切合人的实际，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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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4:24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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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篇 社会主义原理原创揭密
江泽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我们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就得把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出现了哪些错误和教条搞清楚。
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这一教导，实际上论定了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除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理解，还有一个历史的纵切面理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100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解和实践结果的历史沉淀。如果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出现了理解上的错误和教条，那么，这个错误和教条，除了横向的错误和教条以外，还有纵向的错误和教条，也就是说，在发现我们错误和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早已被历史地错误和教条地理解了。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向社会主义者强调：
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2卷第636页)
搞清哪些地方错误和教条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到原创者马克思那里。再次反复地领会和揣摩原创的本义和深邃的内涵。当我们把研究和探讨的放大镜，对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重温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就会发现，历史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上，的确出现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偏差和错位。这些偏差和错位，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内在的联系变化发展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则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则。我们注意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它来认识和分析实际中的客观事物，但却忽视了运用它来认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原理本身：对社会主义原理的认识，注意了它的表面特征，忽视了它的内在本质，注意了它所要求的社会形式，忽视了它所要求与之对应的客观内容，注意了它的个别原理的单独运用，忽视了个别原理与其他原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所具有的唯物辩证法则，我们就会知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种社会形式，它必须有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先进和富裕的物质内容与之对立统一才能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先进和富裕的物质内容与之相对应，它就不能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与前进。如果说它存在，也只是打肿了脸充的胖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实行必须与下列条件相联系并为之所决定：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经济和市场经济已经不能带动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即将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和物质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先进富裕的物质基础，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已有相当水准，思想开始高度觉悟。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孤立地实行计划经济；我们强调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注意把所坚持的理论原本所针对的先进对象与自己正在实践的落后对象加以历史的区别，把先进与落后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发展对象混为一谈作同样的政治处理，在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下套用针对先进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而这些偏差和错位中，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忽视和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新的全面的理解和分类，我们归纳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先进生产力原理、农业工业化原理、国家原理、商品、货币和资本原理、计划经济原理（全新）、对外开放原理七大原理。七大原理中，物质原理是第一原理。其他原理只不过是物质原理的要求和延伸。七大原理存在着与历史的纵向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之外，各原理之间还存在着横向的互相联系，存在着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对社会主义任何原理单一的片面的强调和运用，都是唯心主义的方式方法，其结果只能是失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也要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以七大原理来与历史和中国的现实相对照，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错误，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者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并找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血肉缘源。
一 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
由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物质的第一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
物质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构筑马克思主义科学殿堂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大本营。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战斗，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只有建立在物质原理基础之上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彻底的、能以理服人的理论。离开物质原理的理论，不管它披着如何华丽和权威的外衣，都是苍白无力、经不起驳斥的。坚不坚持物质原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标志。
物质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以至恩格斯这么强调，所有历史的前进和人的解放，都由人们的吃喝住穿这么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发展所决定，而不是由“思想活动”所造成：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1卷第74页)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原理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但是，意识必须是在基本物质已经具备了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和发挥这个能动作用。而且，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普通人民大众参加的事业，所谓意识，也就是普通人民大众的意识，而不是我们个别领导或理论家们的意识，所谓物质，也不是个别领导和理论家们所能享有的物质，而是普通人民大众实实在在能享有的那些物质。我们不能指着飞驰而过的党和政府要员的高级轿车，对在路边拉着板车吃力地走着的农民说：“看，那也是你的轿车”!或者告诉这位农民：这就是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请不要以为作者是在这里想挑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们不满。请不必慌张，在这里指出这个现象时，人民群众对这个现象早已是习已为常了。举出这个现象的目的是想借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没有相应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与实际生活的矛盾性。以便更清楚地看到，物质应该是人民的物质这个道理。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所谓物质和意识，以及意识的能动作用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发现，在一些特定的时代，一些落后地区会产生出先进的思想意识，在哲学领域里担任第一提琴的角色，但受彼时彼地物质条件限制，该先进意识尽管先进，也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于是他们就得出了他们的名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哲学思想要变为一个社会的现实，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问题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在物质原理基础之上，以物质原理为第一原理和决定原理的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离开物质原理的社会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是社会主义其他原理的基础原理，离开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就不能谈社会主义的其他原理。
共产主义先驱布朗基讥讽卡贝的空想共产主义规划时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的两腿家禽在人类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孵的一个蛋”（《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2页）。包括国家体制、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本身不能生产物质，它本身是该社会物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也更不是在这个自然结果还没有出现时就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我们只须拿来，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马克思在1846年明确告诉我们：
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揭示了资产阶级为新世界——社会主义创造的两大物质基础：
历史中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物质任务进行了概括：
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 先进和富足的物质条件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人们“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社会成了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四海可以为家，任何地方可以就业休闲，到处都是亲人一样的朋友和同志，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日益得到满足，哪里还会有抢劫和盗窃?哪里还会有腐败和贪污?谁还会做个体家庭的奴隶，谁还会做守财奴拿私有财产当包袱?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有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地方不会战而不胜?
在社会主义先进和富足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情况下，企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从而调动起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方法从根本上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和意识原理。这样的社会主义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定是问题丛生，弊端百出的社会主义。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也就不会持久。
恩格斯在这里把“社会生产力”与“及其所制成的产品”的增长同列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物质任务。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生产力也是一种社会物质。
我们在分析苏联失败原因时也论及，过去我们讲社会物质基础，总是只注意了由人生产和创造的社会物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商品进行研究时已经明确地宣布工人的劳动力就是商品，并且已经对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但后来的人们并没有把劳动力当作社会的物质基础来进行研究。其实劳动力不仅创造社会物质，作为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它本身就是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提出了进入社会主义的两个大多数理论。一是在一国内无产阶级占国家总人口的大多数；二是无产阶级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在全世界国家中占大多数，实际上就是提出了进入社会主义的另一条物质标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国际质量标准”：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至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至不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竞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它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过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在这里我们要提起诸位千万千万要斟酌恩格斯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尤其是当代社会主义已经遭受失败和挫折的今天，我们更要重新来认识它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我们一定一定要当它是科学，不要当它是向人炫耀的革命词藻。我们要恳请各位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把玩一下这句话的重量，它的深度以及它的宽度。饱学唯物辩证法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抛开国际、抛开地球的物质而超凡脱俗？马克思为什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远未解放全人类，为什么就不顾他人自己先行“羽化”？ 在上面这段论述中，恩格斯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财富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这就对前面“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的“国际注释”！
由财富论我们可以得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是由一个财富积累较多的社会发展而来，其次它应该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富裕，而不是逐渐贫穷，当然它就根本不是一个从贫穷而来，却仍然贫穷的社会。
对以上定义和描述作一个综合结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世界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财富已经积累较多，且实现了“四化”：
(1)、农业工业化，(手工个体农民变成农业工人)；
(2)、经贸国际化，(参与全球经济进入世界市场)；
(3)、竞争顶峰化，(竞争已无法把经济推上新的水平)； (4)、出入境自由化，(已无签证、担保等限制)。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世界性的先进、发达和富裕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为什么要提出两个大多数理论?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建立在世界性的先进、发达和富裕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呢?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里回答了这个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地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3卷第273页)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这其中的道理再也明白不过了：
社会物质财富的有限和匮缺，使社会根本无法用多余物质、精力和时间，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来具体地体现和完成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变成了空中楼阁。这些东西，反过来成为一种消极的因素，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影响了人们对新社会的美好追求。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不具有先进思想意识的一般老百姓，误以为自己真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天堂，他们会感激和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干他们并不理解甚至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矛盾的事情。但是，随岁月的流逝，社会主义出现了并非天堂的一系列事实，“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个个人支配”；而没有为每个个人支配；“社会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而没有为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受全部个人支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而没有为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人们不能与社会进行普遍交往，他们甚至不能自由地进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党和政府的大门（特别是省以上），原因是他们的公仆也就是他们的仆人在那里工作和居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1卷第75页）在小偷和上访者层出不穷的时候，他们还会被作为“小偷”、“上访者”或者有其他不良动机的人而遭拒入内。
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存在的切身利益不断地受到影响并发展到他们的认识水平所不能接受的地步(列宁称之为“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常规”《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他们会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拥护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我们为什么硬要用一些自己都无法争论清楚的东西作桂冠戴到自己头上呢？为什么一定要穿那件皇帝穿过的新装呢？
一个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达到了总人口的大多数，才算完成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工业化，才算进入先进和富裕国家的行列，它的社会物质基础才算完成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质的飞跃；拥有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不会是贫穷的绝对平均主义，不会引起经济的衰退和人们对它的厌恶，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会以它的富足体现出它比先进的资本主义更加好的优越性，人们才能自觉地抛弃私有制，坚决地拥护公有制，更加自觉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能发挥出它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优越性，并保持不断持续发展前进的青春活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财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
而后一节我们要论及，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在拥有比一般生产力或者是落后生产力更多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其先进性，并发挥和发展其先进性。如果没有比一般生产力或者是落后生产力更多的物质条件，它也会失去其先进性，社会的进步也就相应地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引起社会和历史的“停滞或甚至衰落”。
在后面我们还要论及，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在竞争经济国家占大多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取消竞争、商品、货币和资本、计划经济不能与国际经济接轨，不能肩负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首先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生死竞争搏斗中生存，其次也就谈不上吸取先进资本主义的进步成果而发展。全世界只有在无产阶级达到了总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家占大多数，才算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和物质经济环境，才能形成世界性的革命和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计划经济才能得以与国际经济接轨，形成国际主导经济，社会主义才能得以真正发展并取得真正胜利。
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虽然不是象1＋1＝2那么严谨得不能省掉一个笔划，就象是水的温度，在超过人体的标准温度37摄氏度向上增长，一直到99摄氏度，中间有62摄氏度的不确定因素，这62摄氏度的不确定因素，都可以使人感到温暖热和一样，它在温度的上升过程中，在一个很大范围内，是一个没有性质变化的“模糊数学”和“模糊概念”。因此而使人们误以为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灵活运用。其实人们错了。就象水只有100摄氏度才能是真正的开水一样，它最终有一个严格和科学的阈值。这个阈值，在它与资本主义这个参照物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完全的体现。什么时候，社会的“水”才算开了呢？它就是：社会发展到比先进资本主义还要先进和富裕，人们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了充分保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能有半点疑问。不能在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中，为了适合某些人为的需要，而去降低它的“物理技术指数”。任何降低社会主义“物理技术指数”的做法，都是在降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都是在不同程度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也就是在离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性急地把99摄氏度以下的热水当作开水给自己的人民喝。99摄氏度以下的热水，很多病菌没有死，人民喝了，就会得病，就会发烧，讲胡话，甚至会误解共产党，国家就会出问题。
在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呢?
可以，但事先必须把“水烧开”。
就象我们在上篇中介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意见一样，落后贫穷的国家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但是，不能马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必须以多种方式吸取先进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通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渡阶段，在生产力和财富达到了与先进富裕国家持平或者是超过后者，而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才能率先或者象现在的欧洲货币组织一样与大多数国家结盟，共同实行计划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并以自己的先进生产力和充盈的财富，对其他少数落后国家物质经济进行接管式的援助。这就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
二 先进生产力原理
马克思主义要求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它的生产力必须“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在概念上包含有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诸要素。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增加了科学技术等要素。本篇所讨论的生产力，是指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充任劳动力的物质的人──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承认了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没有国界。而实际上，作为科学技术创造者的劳动者也具有同样特征，它不区分阶级、地域、民族、体力和脑力，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这种生产力受彼时彼地客观物质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水平状态，因此它具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这种生产力依据体力和脑力的不同而分为体力与脑力两种类型。二者存在一个互为依存，互相对立，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是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和生活本身也没有很多技术含量，人们的智力水平也没有很大差别，所以体力劳动者同时就是脑力劳动者，没有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等产业分工的出现，科学技术越来越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于是脑力知识作为一种财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体力与脑力的分工也就出现了。到了科学社会主义，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体力与脑力的分工也将随之消灭。它们将由不同个体的分工逐步趋向在同一个体上的完美的对立的统一。1894年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时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它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还要掌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由于过去的剥削阶级把体力劳动者当成了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出于一种复仇心态，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形而上学地把体力劳动者当成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把脑力劳动当成了敌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加以压制。
体力型的生产力，只是一种基本形态的生产力，它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生产力，但它却不是生产力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志。在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的情况下，就越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力量。历史越往前发展，脑力型生产力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主宰性和先进性。现在国际崛起的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龙头的知识型产业和经济，就是脑力型生产力。它对传统工业物质技术摧枯拉朽的淘汰和摧毁，就充分体现出了它的不可阻挡的威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为封建统治的护身符固然不对，但从对不同生产力作用的认识上，它却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它是中国封建时期对不同生产力作用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
随着经济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生产力已经越来越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化的概念。远古时单一劳动者可以完成的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生产的规模一步一步地超过从前，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先进和多生产者甚至是多生产部门的协作。与这相应，也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斗争最终战胜落后生产力的“生产力战争史”。农业耕种技术的发展，分化和破坏了原始社会依靠大自然恩赐的原始部落，青铜器和手工业生产力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走入了奴隶主的领地，铁器的出现引起了农业耕作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改变了奴隶的社会地位，引起了奴隶社会的土崩瓦解，使地主得以战胜奴隶主，成为时代的主人。瓦特蒸气机和珍妮精纺机的出现，使三个英伦小岛竟成为能够主宰和征服世界的资本主义大英帝国。在东方，他们最终虽然没有从行政上占领印度和中国，但它铁路和其它科学技术却永远地占领了这两个超级人口大国。
我们不能以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区划标准。以为无产阶级就是理所当然的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就是理所当然的反动和落后的生产力，甚至以为资产阶级只是寄生虫，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
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它只是社会力量中的一个少数时，其科学文化技术知识还很低下，其劳动技能还不高，甚至根本不知道管理生产，只懂得简单的机器操作，还只能在资产阶级规定的超长时间的劳动中为了简单的生存而拼手砥足，它还只是一种为资产阶级所驱使的简单的劳动生产工具，它不具备先进的思想意识，更没有解放全人类宽广胸怀。在工业革命初期，由于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大批被机器排挤而失业。这本来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弊病，工人们应该就这些弊病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却错误地把科技进步和机器的发明看成是罪魁祸首，他们在殴打厂主的同时，还焚烧厂房，捣毁机器。1764年，珍妮精纺机刚一投入生产就被工人捣毁；1779年，更先进的水力纺纱机出现时，也被几千名愤怒的工人捣毁，发明家阿列莱也被工人惩罚。英国当时还涌现出了一个名叫鲁德的捣毁机器的工人领袖，专门带领工人捣毁机器。后来人们还把这个运动称为“鲁德运动”。工人们错误地对科技的进步进行了仇视，不自觉地成为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成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与资产阶级的成长和成熟是一个对立和统一的共生现象，它只有在与资产阶级对立统一的共生中，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先进得不能再继续前进，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继续领导经济的发展的时候。这时候的无产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残酷地造就成为了有科学文化技术的成熟先进阶级，他完全掌握了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科学的生产和管理的技术，他们已经从纯体力型升华为体力与脑力相结合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与资本积累时期的无产阶级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他们不再一无所有，除了知识科技资本，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在社会公众资本中拥有自己的小股份。这已经成为了先进资本主义家一个奇特的事实和现象。无产阶级在一开始出现时除了拥有维持起码的生存所需的一些物质条件以外，的确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因此而称其为无产阶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也应该是变化和发展的。而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无产阶级多多少少正在“有产化”，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多余财产的无产者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不仅大大地提高，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拥有一定的资金存款，房产，汽车，电视，电话甚至拥有一定的设备和生产资料。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员工中，有些人就购有企业的股份，而在股市炒股的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工人。但是，他们与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富翁在财富上的巨大差距依然没有变化。无产阶级的概念还不能仅限于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在“有产化”的同时，还出现了知识化，它应该包括从事管理的白领人员在内的等各类企业为老板打工的人员。马克思在预见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的情形时说：“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那么，能够参加高度发达的先进科学的经济生产，参加充分涌流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的人，必定是一些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对经济、资本和财富有先进的管理经验的人。而一个真正一无所有的人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知识达到这样的水平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其阶级成员将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产者。而应该是有一定资产，处在企业经济活动的第一线，用智力和体力在实际上管理、组织和进行着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生产，为企业主打工，仍然受着企业主剥削的各类员工。他们已经可以而且从实质上已经取代和部分取代了人数越来越少、懒惰的、毫无进取精神的、食利的、因而也就成为了寄生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只有到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水准上，无产阶级才真正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自觉”阶级，才算完成了它先进性的升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构件”。
资产阶级在发展和上升时期，他们并不是寄生虫，也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们也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很多重大发明的发明人，科学家，并不是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就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的英国政府为了保护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1815-1830年期间，颁布了一道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的命令。历史唯物主义者在毫不留情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各种弊病和它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充分地肯定和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伟大进步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地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我们要 对“反动”这个政治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什么叫反动？反动就是反历史的前进而动。而历史的前进的标准就是经济的前进和发展，就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破坏和阻碍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各种历史因素就是反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肯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进步，都是在朝社会主义前进。资产阶级不是反动阶级的代名词。资产阶级只有在发展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在它已经不能引领经济的发展的时候，才逐渐沦落为反动的阶级。资产阶级分子也并不都是反动分子。很多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时就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就是典型的“一人两制”。让我们来看看恩格斯1840年1月20日从巴门事务所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片段吧：
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牲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页)
这不就是对中国充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争论的最好裁决吗？！
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也谈到了德国党怎样对待来自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的人的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问题。他们指出：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者，这是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者……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4页）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那么，人们是否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把自己或自己的人民标榜为先进的生产力呢？不能。他指出：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世界上没有与世隔绝的现成的先进生产力可以拿来作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能把现成的落后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也不能把先进的生产力当成落后甚至是反动的生产力。那种企图不通过向同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学习，不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不通过对自身所处的落后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用制度替代、人的思想改造和生产力名称更换的方法，在一夜之间来造就国家和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在一夜之间实现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格格不入的。
正如恩格斯针对俄国所论述的，经济落后社会实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会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停滞。
在阶级社会，贫穷者中当然也不乏有先进生产力，富有者也不全都是先进生产力，有不少人是靠了偶尔的机遇，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但先进生产力一般都是富有者。先进生产力由于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会创造和获取比一般人更多的财富。暂时处于贫穷之中的先进生产力也迟早会走到这一步（当然也会有大批不幸的天才会被埋没），因为他们可以合法地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财富，而这种拥有也被一般人承认为是合法的拥有。而正是由于他们与一般人不一样的优越的经济上的差别又反过来支持和造就了他们的杰出成就。这个道理再也浅显不过：一匹日行千里的马，只能得到与一些平庸的马或者说是老弱病残的马一样的低下的饲料待遇，它还能日行千里吗?正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律师富有家庭，为列宁所推崇的泰罗才得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然后成为总工程师、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而正是他成了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分子时，他拥有了与一般工人巨大差别，拥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他才得以进行他的科学管理试验和研究。
在贫穷社会实行全面的公有制和物质上的平均。拥有多余的财富被视为反动或者非法，把一些有较多私有财产的人列入资产阶级的行列进行专政（当然，对那些公开抗拒革命，危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执政的资产阶级分子除外），将他们的财产收为公有和国有，甚至对他们进行肉体的惩罚和消灭。结果，所有人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先进生产力当然也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车间和工厂，没有了设备，没有了资料，没有了资金，他们必须和一般劳动者(甚至比一般劳动者更差)一样去完成廉价的落后的体力劳动任务，为了自己生活下去而奔波，从而丧失了赖以进行发展和创造的客观物质条件，当然也就最终失去了属于他们的创造和发展；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有财富和物质的支持，更需要有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广阔天地，来任他们展翅高飞。而在贫穷的社会实行的单一的计划经济，又加剧了先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衰落。在计划经济下，不是社会不珍惜人才，而是社会不需要人才。人们的命运由国家的计划所决定，所有的国家部门只需按国家的计划去执行，无须个人再创造，而经济生产和行政事务本身的科技含量不高，社会的职位不一定非“人才”不可。因此，大量的人才学非所用，报国而无门。大鹏鸟只好和小麻雀一起挤在狭窄的计划经济的笼子内作杯羹之争。在这个笼子内，大鹏鸟别说是展不开翅膀，就连头也是抬不起，而麻雀的小却成了特长。先进生产力一则精力只在于自己才能的发展，二则容易拥才自恃甚至自傲而得罪旁人和权势。权势者则受了落后的思想意识的限制和支配，或是接受了落后生产力的贿赂，或是采信了落后生产力组成的“群众意见”，或者其中很多人干脆自己就是武大郎开店，把党和人民的权位当成了自己挣到的一份家产和封地，在这块他说了算的封地上，用自己的感情代替党性原则，启用奴才和庸才作党羽，对自己的智能和升迁构成威胁的先进生产力进行打压。“说你行，你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这就是先进生产力在这种丑恶的行政力量下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鸣。
先进生产力的最完美的发展环境，只能是在社会物质水平高度先进，社会高度富裕的情况下出现。只有在这个时候，一般性的或者是落后的生产力才能逐渐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才能正确地认识超过自己水平的先进生产力应该拥有比自己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并自觉地把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送到先进生产力周围，让他们更快地引领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当然，这就是我们所憧憬和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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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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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业工业化原理
历史学家把人类种植谷物，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上一个阶段性标志。
由于农业是受自然力支配最大的产业，人类不容易依靠自身的力量对它进行产业革命，对它进行的革命需要的科技含量更高。工业是受自然力支配最小的产业，人类比较容易依靠自身的力量对它进行产业革命，而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必须建立在工业的现代化基础之上，所以它后于工业完成自己的革命化。而农业的工业化的完成，意味着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门类结构、社会人员成份结构和生产力水准上的完成。
所以，农业的工业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最后一道历史“工序”，一个历史阶段性的标志──由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资本主义)过渡到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状况的历史进程最后终点的里程碑。马克思曾经说到过这个意思：
……我愈研究这种垃圾，便愈相信：农业的改革，以及以农业为基础的所有权这种龌龊的东西改革，是将来革命中的起点和终点。
(马克思《致恩格斯》1957年中国三联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276页)
列宁从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上也接近到了这个标准的层面：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工业化，从社会形态区分，大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农业在没有受到封建势力重大阻碍便迅速发展。一种是“普鲁士模式”，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上逐步改良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从自然土地特征上区分，大概可以分为平原和山地两种。平原有实现机械化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山地实现机械化就难度较大。
资本主义的农业工业化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生产的科学化、机械化、程序化。二是生产关系的资本化(社会化)，即出现了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占有者，与之相应地也出现了失去了土地或者是放弃了土地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的农业雇佣工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后一特征出现了变化，出现了自己拥有资本租赁土地机器进行耕种，或者自己拥有土地机器，自己进行耕作，农忙时雇请短工的农业工人。工人的科技水平也很高，较之马克思时代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本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农民就可以养活五六十个人，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出现了马克思曾预言过的那种理想的、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的城市型的工业化农民。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东北进行免耕法试验的美国农民韩丁也是一个典型代表。70年代中国《知识就是力量》就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他在美国从事农业种植的详细过程，介绍了他怎样从土地管理部门租来一大片土地，又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飞机等农机出租者那里租来机器，又如何付钱请化肥商人直接雇人用飞机将种子、化肥和除草剂施到地里，又介绍了他自己如何开着机器，采用他著名的“免耕法”从冬到秋在他租种的那片土地上播种、收获，他一个人便可耕作几百公顷地，打下十几万公斤的粮食。韩丁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化了的现代农业工人的典型。他的耕作方式也可作为农业工业化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1978年10月13日中国《参考消息》登载了他谈中国的农业与美国的农业机械化的文章。他介绍了美国的机械化发展情况。他说：
农业是美国的最大工业。
美国从1830年开始有马拉农具。以后,有捆麦机，剥（棉）花机。1900年以后，拖拉机把原来的马拉农具带上了。美国是先有农具（指半机械化的。本作者注），后有拖拉机。象中国现在这样光有拖拉机，没有农具，美国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我小的时候，还有马拉农具。我家有两匹马。1937、1938年我上大学时，出现了悬挂农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淘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油压和电子技术用于农业机械，飞机用于农业也比较普遍。我现在已和直升飞机公司签了合同，他们将在两个星期后在我的地里撒黑麦。下一场雨后，就会出芽。
机械化的程序，先是小麦，后来是大豆，玉米，最后是棉花。总是先易后难。摘棉花，现在完全机械化了。第一次摘80％，第二次摘20％。摘苹果也机械化了，苹果必须同一个高度，成熟期相近。摘西红柿也用机械了，有的还没有机械化，比如采磨菇。干手工劳动用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不用美国人。外来人工资低，一般是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高的也有每小时三美元的，相当于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这是帝国主义的办法。
(原载中国1978年10月13日《参考消息》)
这是美国70年代的发展情况。 到了8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982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去美国访问，回来写了本《美国一月游》的书。他去了美国伊利诺斯州和蒙大拿州的农村，在乡村兽医博士荻·劳森先生家住了5天，并随劳森先生到附近的农村牧场巡回出诊参观，对美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了解很具体，他在书中写道：
“事先，我还设想过要同农民来一个‘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一则，因为我是一个洋人，是个宾客，主人很客气，不让我干活，再则，许多活我其实是不大会干的，如操作各种机器，除拖拉机我可以驾驶外，其它都不行。而这里的农场和牧场的农活几乎全部都机械化了、手工劳动是很少的。”“每户农民一般都有六、七万英亩土地，多者可过一千多英亩。农舍就建在自己土地的高坡上。”“但这些农舍也不是我们中国印象中的房屋加树荫，而是相当机械化，具有各种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和卫生设备的农舍。最典型的‘农舍’景象，就是一栋别墅式的住房，几间养牛房、养猪房和机房（停放拖拉机、汽车、收割机机、饲料加工机等）而最高、最突出的则是圆筒形的仓库，远远望去好似发射火箭的装置，高耸空中，金属结构，圆简和顶端都闪闪发光，……有的农户却建了两个这样仓库，使他们并排而立，相距只有一、二米，仓中一个装的是玉米，另一个装的是牧草，两仓之间建一个小棚，安装饲料制作机和传送带，把搅拌好的饲料送到牛槽或牛栏。一般一家只有二到三个劳动力，但平均每户都种六、七万英亩土地，还养七、八十头奶牛……从耕田、播种、中耕施肥、收割脱粒到烘干入仓，一律由机器执行任务。……给牛供水，挤牛奶、贮牛奶、运牛奶直到卖出牛奶，全由机器执行……” “由于所有的劳动几乎全靠电力和机器，所以在美国农村农民和工人的工作已相差不大了。就产品来说农民生产的是农产品，但就每天的工作来说，他们大部分时间却是同机器打交道。驾驶机器的汽车是不必说了，比如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和混合搅拌机、输送机、挤奶机等，农民都必须熟悉。还必须会修理。……把他们称为‘农业工人’或‘种田工人’，倒更能反映他们职业的概貌。因为他们日常使用的已全部是机器了，而且有的人很有创造性。比如，有一家农民自行设计一种装置，能把牛奶冷却贮存时放出的余热收集起来给水加温，供自己一家人洗澡、洗衣。他们可以说都是些机器迷，整天在改进机器上打算盘。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中国的农民和农业中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农民主要在机器上打主意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中国农民却只想多生儿女来增加劳动力？他们为什么不象美国农民那样，想办法多采用机器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难道中国农民就不知道机械比多生娃娃的效能要高得多吗？我想其中必有原因。首先，用机器得有钱、买得起。中国的工业品太贵，使农民心有余而钱不足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农民文化程度的高低和科学常识的多少也很重要的。美国农民一般都是高中毕业，有些科学常识。第三，美国燃料、电力便宜，农民用得起这些能源……”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美国的农业又是什么样子了呢？不用说，比上面所列举的要更先进。
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标准：
农业工业化，即农业的科学化，机械化和程序化，是一个国家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其根本原因是个体农民都成为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农业工人，成为了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生产力。
在当代，美国等少数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
那么，作为落后贫穷的国家，怎样来实施这一战略步骤，马克思主义又有何高论呢?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体制下由落后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的农业发展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写出了象《法德农民问题》等很多著作。一般说，他们对大农，即封建地主和农业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什么的担心，他们担心的反而是人数众多的落后的小农的改造，他们对小农的改造的政策做出了科学的论述： 我们对待小农(恩格斯在文章中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本作者注)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在我们夺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须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我们永远也不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恩格斯1894年《法德农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500页)
恩格斯对待小农的态度，针对的是象法国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小农，而不是落后贫穷国家的小农。对待象法国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农，尚且必须“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在“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时，“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作为远远落后于法国的贫穷落后国家，当代社会主义者在对待小农的态度上，不仅教条主义地搬用了先进国家的标准，而且还错上加错地违犯了恩格斯“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的教诲，在“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时，没有用历史成果向农民示范（历史上也曾有过示范，但都是短期内急功近利的示范），绝大部分农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合作社的好处而自觉自愿地要求加入情况下，虽然没有采用暴力，但却采用了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强行组织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企图一夜之间把小农从历史上消灭，把农业推进到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大难临时头，出路何在?》表明了他对小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这一情况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纸经常“恐吓”中小业主，说什么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出来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0页)
可是，事实上，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当代社会主义者并没有遵照列宁的指示，甚至在社会还没有进入到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就迫不及待地剥夺了小农。
列宁在对错误进入共产主义的实践进行反省和总结后，于1921年4月14日在给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中明确告诫各国共产党：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应当广泛地、坚持地，巧妙地，谨慎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极力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
“应当广泛地、坚持地，巧妙地，谨慎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极力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列宁从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恩格斯的科学论述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给小农提供的“社会帮助”。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从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恩格斯的科学论述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小农的总原则。这也是今天中国在农业方面实行的和有待更进一步地深化的一系列正确改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依据。 为什么导师们在小农问题上都是这样地小心谨慎？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必须由高度发达的物质作为基础，由有高度思想觉悟和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从事的事业，从落后的小农到先进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一个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更需要在这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使小农的思想意识得以演化。经济的发展可以人为地加速，但人的思想意识的演化却远远滞后于环境物质的发展变化，必须假以它一定的历史时间。因此，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适合最普通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70页）
四 国家原理
社会主义的国家原理，就是包含无产阶级专政，司法、警察、军队等专政工具，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以及国家、政党和阶级的最后消亡等问题的国家原理。这个原理，在过来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已经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本文不打算进行详尽的论述。这里只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段论述，因为点明和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强调，它成了一段时间内每论必及的经典名言。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矫枉而过正，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渡时期理论，就没有人再提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对经济的发展和建设，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要重新认识和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 认真学习和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仔细琢磨恩格斯的这段话的含意，可以发现，对恩格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理解上，从列宁开始，我们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1)、恩格斯说的过渡时期，是指已经具备了物质条件的先进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却用来做了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的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的“过渡”指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教条主义错误；
(2)、细心看就会发现，恩格斯在原话中用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如果以这个概念来推理，就可以得出与之相对的辩证概念──经济上的过渡时期。
于是，我们应该做出这么个结论，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
经济上的过渡
政治上的过渡
但是，我们却只理解了其中一个意思，即；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因此，在阶级斗争年代，我们就只拿了它作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而把它辩证的一面：经济过渡给忽视了，以致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过渡理论当作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放置到了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不仅提出了先进富裕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时存在的过渡时期，而且还在他和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论述中，提出了落后贫穷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他还明确地指出了过渡时期“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主要历史任务：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3卷第282页）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过渡时期的目的，只是实现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手段。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是给落后和贫穷的国家提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也曾出现过同样片面的理解。他以为恩格斯的论述讲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别的含意。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这段话进行阐述时说：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
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4页)
正是这个片面的理解，导致他在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内单纯地强调和重视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单纯地强调和重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强调消灭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忽视了经济和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任务。……第二就是要消灭工农差别……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
(《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
在自觉和不自觉地错误实施共产主义政纲的三年后，他立即从实践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坦诚地承认：
到了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1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挽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是不肯定的呢?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
《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
(《列宁选集》第4卷第720页)
列宁认识到，苏联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立即以新经济政策，从实质上实践了恩格斯的过渡理论，并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使这一理论更加具体化格具有操作性。
新经济政策是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解决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用各种不同观点来估计情况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形式，一再进行肯定：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0页)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分析了苏联在过渡时期只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物质基础：
可见，我在1918年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落后无产阶级专政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末，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国家资本主义能起什么作用呢?
……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页) “在一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列宁的话难道还说得不够明白吗? 这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和过渡形式的特征最精彩的表述。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真正精髓所在。
我们现在可以对过渡时期的定义进行这么一个概括了：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前，不管是先进富裕国家还是落后贫穷国家，都存在着一个经济上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原有社会经济，最后达到国家垄断，以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准备。这个时期历史任务完成的根本标志是社会物质高度丰富，开始出现涌流，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和生产形式已经无法把经济再推向前进，实行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一致的自觉要求。从落后和贫穷的经济物质状况出发，落后贫穷国家的过渡时期比先进富裕国家的过渡时期要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过渡时期历史任务完成的有力政治手段。
回顾当代社会主义七十年历史，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科学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看清落后国家过渡时期时间上的历史长期性，理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血肉渊源，重新恢复和建立过渡时期理论。
五 商品货币和资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明白无误地论定，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没有金钱货币和以货币计量的资本。
它基于以下理由：
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公有制，一切为公共所有，私有财产不存在，人所需的生活消费物品均为计划分配供给，所以就没有商品。没有商品，也就没有了作为特殊商品的金钱和货币，没有了金钱和货币，也就没有了以金钱和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资本。
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一切经济生产活动，均由科学的计划安排，各生产部门所需物资原料，均由计划安排调拨供应，不需要商品来进行交换和调剂，也就没有了与此相关而产生出来的市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和货币，也就没有了资本和资本的运作。有高度思想觉悟的人民自觉地抵制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人与人之间只存在义务和奉献，没有了报酬和索取。因此，社会也就没有了价值和价格的取向和定义。
但是，两种情形，社会主义将存在商品、金钱货币和以货币计量的资本。
一、恩格斯所提出的先进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种情形又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单一国家内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体制和经济生产的调整和改造。人的思想同私有制转向公有制，也有一个历史的转变过程。二是在国际上还存在着较强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下，单一国家虽然已经达到了先进和富裕的社会主义物质条件，但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共产党国家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沟通与交往，就还必须保留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
二、恩格斯所论及的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时，首先单一国家还没有达到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在得不到先进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的情况下，需要借鉴和运用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发展经济和生产，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和富裕的物质基础。其次国际上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单一或作为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用市场经济的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的发展和循环，才能在国际的大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我们就错误地把商品，以及由商品产生出来的金钱货币和资本市场经济，理解成了反动的资本主义而成为了的打击对象。在一段时间内，不顾贫穷和落后的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教条主义地把自己当成了先进和标准的社会主义，首先是镇压和消灭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然后拒绝向国内的先进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学习和交流，实行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在一段时期内企图以产品、证券和资金取代和取消商品、金钱货币和资本，
1905年，在推翻沙皇的斗争中，列宁针对民粹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靠农民和工人，打倒资产阶级，从而使俄国避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
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列宁指出的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封建国家，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同样道理，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时，我们难道要资本主义国家按计划经济的规则来和我们进行交换?为了发展和前进，我们为什么不遵照马克思的指示，利用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生产，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来分析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怎么被资产阶级侵吞，他并没有把商品，作为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课题来考察和分析。他们只分析了商品的一个侧面价值问题。对于商品的结构，商品的作用，商品的历史和未来，商品的信息，商品的市场，商品的供求、商品类信息的科学技术交流作用，择优去劣，促进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的巨大作用，为学术的范畴所限，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涉及。但是，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对商品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充分肯定：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商品，究其本质，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除了浸润着劳动者的一般劳动外，还同包含着劳动者的智慧和技能，它是一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结晶。商品的交换除了是价值的交换外，它还是人类在阶级社会的信息的一种交换方式，是科学技术的一种交换方式。商品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它可以充分地体现马克思关于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人类世界性交往的思想，它就是人类在阶级社会进行交往的工具之一。商品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历史前进的润滑剂。商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进步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的交换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它的交换性越强，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它的威力就越大。在阶级社会，谁也不能阻挡商品的前进和发展，更不能人为地消灭它。它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和发展。商品的消灭是商品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商品的最高阶段就是国家垄断。而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把商品“玩”到最高阶段。商品走到国家垄断就走进了死胡同。就象象棋里的卒，走到了最后一格，自己走进它最后的寝宫社会主义。它就自己累死了，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这时候的社会，就算是走到社会主义的大门口了。
六 计划经济原理（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质的不同）
上面给出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那么，这个物质内容的发展和前进，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使它在一定的时空段中得以存在和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是“形似而神不似”。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在社会物质标准还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形式。而正因为它们的物质基础没有达到，所以，它的计划经济也就不能称之为计划经济，或者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从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但它却失去了它内在的本质要素，它也就最终没有能够持续地促进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使社会经济有比例地按照科学计划发展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先进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和全面的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先进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能够始终持续地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以全面的公有制为基础。社会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不听令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而全面的公有制，又必须建立在高度丰富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因为只有高度丰富的社会物质、可以使人们消除对多余物质财富私人占有的思想意念。而高度丰富的社会物质基础，又必须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达到。
可以而且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竞争经济已到达顶峰，社会物质已经开始涌流，资本家占有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以脱离创造和生产为标志而产生出寄生性，变成纯粹的不图进取、懒惰的食利者，竞争生产已经完全无序，并进入了一种不能控制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已无上升希望。
1880年，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历史发展的简要阶段及其特征作了具体的描述：
一、中世纪社会：……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资本家出现了：……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
(D)资本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 全面的公有制是全面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基础。它们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关系。公有制古已有之，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全面的公有制。在后来的各个社会形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公有制。比如，什么时候都得有的大一点的道路交通，水利设施；以自然物存在的过于宏大，非一般人不能购置和占有的大江大河，大川大山；宗庙，寺院等公共场所建设、用品设备以所属的山林土地；官府以及官府的产业。如我国古代的盐铁一类的官营经济；城市的市场街道和公共建筑、场所、用品、设施等等。所以，公有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能产生出社会主义。1894年，老恩格斯针对俄国革命者关于利用俄国农村的封建公社所具有的公有性质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严肃指出：
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页)
正如单单一个公有制不能产生出社会主义一样，单单一个计划经济，也不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恩格斯指出的水平，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社会还相对贫穷，竞争还在国家内部或者国家外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促进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处在积极的发展和上升之中的过渡时期，强行实施社会主义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首先限制和影响个别先进生产力的创造性和生产积极性，然后逐渐地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将被先进资本主义竞争所吞噬。在这种情形下，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果断地摒弃计划经济模式，走由宏观调控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 以辩证的眼光看，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以至古代各社会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存在过。中国封建时代的“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计划。凯恩斯主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
但有两个地方，使它们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出现了质的区别：一是它们的个别性，只是在个别和不多的情况下出现，社会总的经济还是竞争经济等经济形式；二是它的指令性，它纯粹是政府或者统治者的行政指令，没有高度觉悟的生产者的自觉参与。而建立在生产者的高度觉悟基础之上的全面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独有，具有唯一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我们说得清楚，我想我们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们过去错在什么地方，改革开放我们为什么要抛弃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这不就已经有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回答了？
但是，计划经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过去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现在虽然不搞计划经济了，但是，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对在物质和经济发展到了可以进行计划经济的经济状态时，我们重新执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具有高度的自我调控能力。
建立在先进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人们高度的思想觉悟水平为基础。高度思想觉悟的人民群众，自觉自愿接受甚至主动要求全面的科学计划，并自觉监督和修正计划的执行，于是就产生出了计划经济的自我调控能力。用现代系统工程的概念表述，就是信息反馈。就是建立在人的高度自觉(即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觉悟)性和先进的监督机制(任一人都可以进行正确的有效干预监督)之上的灵敏的信息反馈能力，是计划经济不可缺少的与计划本身对立统一共存于一体的另一面，它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系统中形成良性循环。它可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计划经济中自然形成，是作为生产力的人的自觉结果。而所谓社会主义具有的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的优越性，其来源就在于此。如果没有这个自我调控能力，计划经济就成为一个僵死的东西，迟早陷入恶性循环，影响生产力积极因素的发挥，阻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从历史悠久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我们知道，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生产的盲目性产生于依靠市场的信息反馈来调节生产。市场信息原则上是由价格传递和反馈的。从产品到商品，由商品到消费者手中，本身是一个有一定地理位置和时间差的多环节的物流过程，有些产品的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有些产品甚至从产地流出，在外地绕了一大圈，经多个中转完成了利润的再分配，又回到了原产地销售。当一个产品出现了为市场所需有利可图的信息，竞争者便蜂拥而上。当生产者得到从市场传来的供大于求的真实信息时，供大于求的生产规模已是木已成舟，只好在已成的狭巷里互相拼杀淘汰，而不知情的或者是想吃掉别人当龙头老大的却还在继续投资……市场经济的竞争还要产生出信息和价格的战术性的欺骗而出现信息垃圾，从而误导和影响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的信息反馈是建立在没有资本主义竞争的经济状况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的高度思想觉悟之上，由消费者直接进行反馈，没有中间环节的流转也没有由竞争所产生出的信息和价格的战术性欺骗，因而就具备了不断修正计划错误的功能。
人们过去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东西。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任何东西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者错误或者是不足否定基础之上进行的。计划经济也是这样，置身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经济中的计划经济，就应该是在变化中求科学。在改错中求正确。因此，计划经济不是没有错误的经济模式，它是可以把错误减少到最小的经济模式。首先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然后是计划执行中灵敏的信息反馈，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计划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了计划经济的自我调控能力，他们称为“自觉的组织”：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和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列宁对计划经济自我调控能力也进行了具体探索。他在《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很多地方谈到的计划经济中的计算和监督，谈到计算和监督是“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不仅是为了对付少数资本家，而且是为了对付工人里面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对付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须的主要条件”。(《列宁选集》第3卷第558页)，实际上就是在探索计划经济中这个自我调控能力。但遗憾的是，由于英年早逝，列宁没有从理论上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概念。以致我们后来的领袖们完全地忽视了计划经济的这个功能存在和它的建立条件。不懂得计划经济需要先进的物质条件作基础，不懂得社会需要这个先进的物质基础产生出人们的先进思想意识，从而又产生出高度自觉的信息反馈和自我调节的机制。在大讲实事求是却很少实事求是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有时甚至根本就不要制订计划所需要的客观数据，在严重违背着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情况下，以长官意志作为计划的制订依据，以行政命令作为计划的实施手段，在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生搬硬套计划经济。这样的计划经济还有不失败的道理吗?
七 对外开放原理
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规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而物质内容的发展和前进，需要有一个运动的和发展的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具备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没有完成，它还必须有自己得以充分发展前进的空间。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着纵横两个不同方向的联系与发展的时空。纵向，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如一个地区或国家)内部的历史联系，发展和变化。横向，就是相对封闭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现实联系．发展和变化。马、恩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义为世界性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横向空间的联系、发展和变化。于是，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原理。
坚持纵向忽视横向，坚持横向忽视纵向，都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不可取的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其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的衰落和失败。
封闭而不善应变，就要走向灭亡，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大自然的规律。
远古时气候温暖地面湿润，大地遍是长满月桂、黄杨、紫杉等常绿植物的森林，河边繁衍着古象和犀牛等兽类。但随着大冰川在北方形成，寒冷的空气不断南下，不能移动的植物和不迁徙的动物就逐渐被冻死。从冰冻的沼泽地带发掘出来的远古动植物就是明证。
正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往，产生了商品、货币和青铜，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更加进步的奴隶社会的出现。正是西欧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革命先驱外出到西欧学习，才导致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联本身的建立。正是有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才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后来革命的成功。
科学技术无国界，更无阶级性。科学技术只有打破行业、阶级和国界的局限，进行不断的交流，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就象物种繁殖一样，近亲繁殖，优点只能越来越萎缩和退化；远缘杂交，品质就会越来越优化。
科学技术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越往古代就越是在人类社会不自觉的甚至是野蛮的交往中得到意外的交流和提高。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对侵略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战争和侵略，也是一种交往的形式，只不过是一种野蛮的、不正常和不应该的交往。很多情况下它也给落后地区带去了文化、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由此我们更可以肯定正常的，友好的、互相需要的即马克思所说的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和进步。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与外部的交往会不断地由不自觉的行为方式上升和发展成为自觉的行为方式。而自觉的程度越高，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
所以，从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外开放与先进的物质并列，作为了资产阶级的两大历史物质任务。
人类世界的交往，一般说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人员交往
二、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及信息交往
三、包括商品在内的实实在在的物的交往
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首先是人与人的积极交往。大自然赋予人的一个重要的天性就是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的强烈渴望。我们很多人为自己的科学成果陶醉得不亦乐乎，似乎我们已经达到了快要穷尽世界的地步。但是，这些可怜的学者竟没发现，当代的高科技的火箭发射装置，只不过类似原始社会发明的弓箭之类的小玩意儿；宇宙飞船也不过如秦始皇派出到海上求仙的木帆船。在永恒和无穷、发展和变化的宇宙中，人类十几万年的进化，也不过只是相当于一个细菌部落的短暂裂变。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至今还非常非常地幼稚和渺小。甚至，现代科学对一些日常大量的熟识无睹的简单事物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我们至今还弄不清楚，究竟是“谁”使人类如此巧妙地具有很多自身进化和前进的天性和“设备”，比如在人的前面仅仅安排了两只眼，而不是一只或三只（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在人脑后面也需要后视的地方却不科学安排一只或是两只）……这其中最令人惊异和令人称道的巧妙之一就是人类的性欲。正是这快乐美妙和伟大的东西，使真正意义上的人都无一幸免地为它所俘虏，都无法逃遁它，抗拒它，都真诚地去追求它，并在与异性器官的往来和交流中得到了大自然赐予的无以伦比的享受。而大自然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类这一“弱”点，完成了人类的繁衍。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定程度上性的开放与交流，人类就不能发展，世界就要自我销毁。
人具有社会性，而国家就具有国际性。一个国家之所以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之外，还有其它国家。它不是茕影于世界的荒野之中。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要与他国交往。一个民族可以用武力或被武力暂时隔绝，但这种隔绝是不会持续很久，它不是要被内部冲破，就是要被外部打开。
一个先进的民主的发达的国家，由于具有充分的信心，它就可以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地进出国门而不必加以种种的限制。 在西欧很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国界已经淡化得如同一条村道。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开放地打开国门，让国民自由出入境。
开展世界性的国际交流，不仅可以交流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增加贸易收入，提高综合国力，满足国民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国家和政府还可以在这种服务上形成一种产业，为公众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总的是利大于弊。
从物质和经济上讲，应该是先进富裕国家害怕落后贫穷国家的人员流入本国，因为新增加的穷人会增加社会的负担；而落后贫穷国家不应该害怕先进富裕国家的人员进入自己国家，因为先进富裕国家人员决不会移民贫穷落后国家，而投资发展观光旅游只会给后者带去收入和财富。 可奇怪的是，苏联等落后贫穷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害怕和限制自己国民到先进富裕国家去，先进富裕国家人员进来。其中军事政治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再就是害怕自己科学技术及其人员的外逃。因而对进出人员采取了很严厉的审查和控制政策。于是，西有“柏林墙”，东有“三八线”，就把当代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自我隔绝。
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因为怕政治人员和技术人员外逃、怕敌对国家的间谍入境等因素而闭关锁国。老实说，因为几个人员的叛逃或是几个间谍的活动而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的历史事实至今还很少发现。防是防不住的。在严防的情况下，连打个羽毛球的女运动员也以“政治庇护”方式外逃，反而造成恶劣政治影响。不如干脆放开。为了防止科学技术人员的外流，我们可以采用提高经济和政治待遇等办法留人。我们不仅要让国门实现进出自由，而且还要象马克思提出的，要为这种交往提供种种方便和工具。比如简化手续，减免各种收费，提供车船机等乘载工具，提供电话、电报、因特网、语言翻译等信息交流工具，在他国设置专门为本国外出人员服务的机构等等。
于是，体制也进步了起来。随着国家的开明进步，人们也就自觉自愿地留了下来，甚至他国的科技人员也慕名而来。于是，国家也就进入一种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良性循环之中。
在对外开放中已经尝到了甜头的中国，已经逐步进入对外开放的良性循环之中。她的对外开放政策的辉煌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原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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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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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老标准仍适合千年新时期
──兼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今天社会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他们的想象.列宁曾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现今早已过了电气化的时代，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的时代。下一个是什么时代，可能是基因时代或者其它的什么时代。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标准是不是过了时，缺少辩证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在我们响应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这样认真地要重新来明确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不是新的教条主义?现实中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发展永远没有尽头。因此，关于它的先进性也就不能象重量和长度一样，存在一个相对确切和固定的标准。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物质基础的标准，要么说已经是过时，要么就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标准，社会主义也就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现今时代虽然在微观分析中从原子发展到了纳米，在宏观探索上已经用双脚踏上了月球，用探测器接触了火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电子互联网时代。但我们只能说我们时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电子化、信息化的先进水平，而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已经实现了电子化、信息化。比如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虽然正在发展电子化和信息化，但离真正实现电子化和信息化的路程却十分遥远。
而实际上，当今世界仍然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代，仍然存在着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一样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化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矛盾。
1999年9月15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个世界发展报告，对前10位经济大国和人均年收入前10名国家进行排名：
前10名经济大国 人均年收入前10名国家
名次 国 家 GDP(亿美元) 名次 国 家 (美元)
１ 美国 ７７８３０ １ 瑞士 ４３６００
２ 日本 ４８１２０ ２ 卢森堡 ４１０００ ３ 德国 ２３２１０ ３ 日本 ３８１６０
４ 法国 １５４１０ ４ 挪威 ３６１００ ５ 英国 １２３１０ ５ 丹麦 ３４８９０
６ 意大利 １１６００ ６ 新加坡 ３２８１０
７ 中国 １０５５０ ７ 美国 ２９０８０
８ 巴西 ７８４０ ８ 德国 ２８２８０
９ 加拿大 ５９５０ ９ 奥地利 ２７９２０ 10 西班牙 ５６９０ 10 比利时 ２６７３０
不难看出，到了20世纪末，全世界194个国家，可以随口说出的发达国家，仍然是马、恩和列宁时代他们在分析和研究中经常列举的美、英、法、德、日那几个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贫穷落后和不发达。世界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几个富翁手中。在美国富翁的排行榜上的前4名富翁，他们的财富相当于43个落后国家财力的总和。亚洲和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二战后才开始走出封建社会，特别是一大批非洲国家，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结束封建统治，而至今世界上还有包括尼泊尔、梵帝冈，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汤加、莱索托等31个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国王、酋长和教会主宰的封建国家和地区。虽然人类文明在宏观世界已经用双脚踏上了月球，用探测器接触了火星，在微观世界开始用纳米来改造自然物质。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电子互联网和生物基因克隆时代。但我们仍要毫不犹豫地断定，世界仍处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王国的阴影之中，仍然存在着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一样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化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矛盾。因而，以这个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标准也就没有过时。
无庸讳言，在马、恩原著中，有很多观点的确只是一种探索性的论述。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实践的不足，甚至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仅此而言，如果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都在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错误和矛盾百出的理论，那么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一百多年，并没有任何历史和实践来证明这一点。相反，一百多年来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在内的当代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改革，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错误，证明的只是当代社会主义者脱离国内和国际的物质实际条件、教条主义地搬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错误。错误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马克思。历史和实践都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因此，我们就还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来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各种门类科学的抽象和概括，它不会也不可能列出生产力发展到电子、信息、基因这么具体的技术指标，但他们提出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两大任务之一“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就已经历史地科学地预见和博大地包含了这些发展。
其实，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的论述有与后来历史发展稍有出入之处，也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早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原来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作的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腐朽和灭亡的论述，就已经有了观点上的改变。有人曾就随时间的推移，现实将出现与《宣言》不同的情形，向恩格斯提出对《宣言》进行修改。恩格斯没有进行修改，他在几个不同时期的序言中，对此进行了说明，认为：《宣言》是一个历史的文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何况文章本身早先也申明，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8页)。 有人还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都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一个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甚至也是空想。而当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有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索、探讨甚至改革。 先别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近现代科学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母体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仅就马、恩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言，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亲自参与社会主义的实践，但作为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存在。比如欧文的“和谐村”，建立并行使了部分社会主义权力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对这些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在我们侈谈马、恩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时候，是不是在表示我们有了或者满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呢?十分遗憾的是，实践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资格和权力，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说不。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寻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进行辩护，不是在表达这么一个意思：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动一个指头的圣土神山。与此相反，我们在对当代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还一头扎进错误的雾水之中的情况进行反省和审视时发现，对于这个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二 马、恩对资本主义发展前进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时就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如下方面的不足，也很大程度上对列宁．斯大林等当代社会主义领袖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产生了误导。使我们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为时代和人类的仇敌，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仇敌。
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敌人。在与它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的时候，要更多的与它们“牵手”，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的进步而友好合作。
(一)对资本主义上升发展估计不足
马、恩两人在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对19世纪资产阶级做出了论断，说资本主义已经面临灭亡，丧钟快要敲响。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
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老恩格斯还在坚持说：
我们在很多年所预见的情形将会实现：法国人发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5页)
可是，法国人至今也没有开火，德国人最后也没有解决战斗。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反而在最落后的俄国发生了。
于是，1918年，列宁又接过这一口号，他说：
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了。
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发展会有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列宁选集》第3卷第434页) 可是，苏联虽然作了开始，但最后却走向了失败。而直到今天，资本主义也没有走向末日，反而在朝气蓬勃地发展和前进。1997年，有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参加、由《中国科技日报》评出的世界十大科技新闻，除去3条不属于某国和一条属于中国，剩下6条，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其中2条属于英国，4条属于美国。
1998年，58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选举的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资本主义更是大出风头：
1、美国科学家获得月球上存在水的证据 美
2、"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实施 美俄日法等12国
3、IBM公司研制出3.9亿次/秒计算机 美 4、克隆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 日英美意等国 5、DNA测序技术取得突破 美
6、中国制"阿尔法"磁谱仪升空 中
7、克服人体排异反应新方法 美
8、铱卫星系统发射并运作 美
9、哈勃望远镜探测最远星系 美
10、日科学家宣称中微子具有静止质量 日
1999年新年伊始，英报刊出两条消息：
美国研制出纳米引擎，沙粒大的引擎可以拉动1磅重东西。
英国研制出大功率微型发电机，这种重100公斤的发电机，功率相当于目前重2吨的发电机。
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0月3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国穷人状况的文章：《贫穷，但不是一贫如洗》。摘录如下：
富者越富，但是穷人似乎没有变越来越穷。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说，去年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13.3％，而1996年为13.7％。
即使那些“穷人”相对来说日子过得还比较好。正如传统基金会的罗伯特.雷克托所指出的，在“贫穷的”家庭中，41％有自己的住房，70％有一辆汽车，97％有彩电，2/3有空调机。他说，饮食状况也比过去好一些，大多数“穷”孩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攻打诺曼底海滩的美国军人相比平均身高了一英寸，体重多了10磅。
还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是，德国和日本两个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国，失败的战争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经济恢复难度是很大的。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搞资本主义胜利了，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东德搞社会主义失败，被西德“兼并”。战败国日本，搞的也是资本主义，但它不但也没有敲响丧钟走入死亡，弹丸之地，反而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其实不须用任何资料来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国家，其综合国力和经济增长发展仍然处在世界的前面。美国尽管最近遭恐怖袭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标志性建筑世贸大厦被腰斩而夷，假帐丑闻又起，使美国股市多出了3万亿美元的水份，引起股市狂跌，经济的回升的迷雾仍然笼罩在自由女神象上空，越来越象世界宪兵的美国四处以武力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美国今天是，明天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仍然是世界最先进最富有最伟大的国家。甚至连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不仅没有进入坟墓，到了距恩格斯预言整整1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显示出勃勃生机。美英的对伊战争，一场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应该说是历史发展至必然结果的，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战争，美国高科技的“斩首”行动，不仅斩除了伊拉克的首脑机关，使萨达姆靠精神建立起来的精锐之师国防卫队不战而溃，同时美英用他们无形的导弹，斩除了那些不是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而企图仅仅是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之首。历史用事实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被消灭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纵观人类发展史，其各种社会形态的时间总的趋势是由慢到快，由长到短。远古不说，原始社会大约历经几万年，奴隶社会是几千年，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是2000年左右的历史，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以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标志，到马克思时代，仅仅只有100年的历史，而到了20世纪，也只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尽管资产阶级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与封建制度等以往的历史阶段时间，毕竟还是太少太少。如果粗略估计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比封建社会快二倍，至少得用1000年左右；如果快三倍以上，也得700年左右，如果快四倍以上，也得500年以上。至少要到22世纪，才能发展到它的顶峰。当然，历史的发展，不是可以完全用数模来计算的。但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的趋势。至少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在估算上，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余地看来是少了很多。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情况来看，先进国家还在不断进步，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正处在起步和上升阶段，那么，从整体上分析，资本主义不仅在19世纪处在上升时期，就是到22世纪，它也不一定发展到丧钟敲响。
(二)对资本主义也具有克服缺点前进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马、恩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里揭示了社会主义具有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的优越性。他们还肯定资本主义的每个历史进步都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它的上升时期也同样具有的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的功能却认识不足。
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也论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资产阶级相对封建阶级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个革命阶级，封建阶级也能不断地在每一次大的农民革命后，吸取教训，改进自身的缺点，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使社会出现新的繁荣和提高。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也是普通中学生都能熟背的常识。比封建阶级更先进的资产阶级，不仅应该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得更好。而马、恩也在调查了解中发现，他们对资本主义危机每十年一次的预言，也被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所打破。他们曾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深入研究，但由于太多的课题占去了他们有限的年华，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二战前，资本主义主要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发展自身经济，战后当代社会主义诸国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很多侵略和掠夺的市场，促使它们把目光转向国内，转向以科技发展经济的道路。很多事实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比100年或者是200年以前贩鸦片黑奴，大量征用童工，让工人二十几小时不停上班的资本主义，形象已经是大大地改观了。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前进，使得产业工人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和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贵族化倾向，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他们很多人也不再是在典型的产业工场和工厂里上班和工作出卖自己体力的产业工人，而是在电子或者物流商贸机构出卖自己的脑力，成为1894年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提出的那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在社会公众资本中拥有自己的股份；工会也实实在在为工人和一般劳动者说话……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越来越缩短，人们甚至在争取每周四天工作时间。马克思逝世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较马克思以前的时代又有了大的缓和。那种把危机造成的过剩物质倒入大海的原始行为，已经逐渐少见。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是打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规律，以美国为首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站到了危机旋涡中心之外。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资本主义的确具有克服自身的缺点前进的功能。
倒是列宁下意识地发现了资本主义这个现象：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
……
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列宁选集》第2卷第403页)
虽然列宁承认“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但他并没有从这一点上举一反三地去反思自己理论上的错误，反而牵强附会地把资本主义的进步和发展理解为“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仍然坚持了自己错误的最高阶段理论。以致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错判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处于崩溃前夜的、成熟了的而且过度成熟了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成熟已经到了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程度。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7页)
我们不能总是圆睁了眼说吓人的话。历史的真实是，资本主义至今也没有处于崩溃前夜的、发展到成熟了的而且过度成熟了的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经到了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程度。二战前，资本主义主要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发展自身经济。战后当代社会主义诸国出现，资本主义失去了很多侵略和掠夺的市场，转而促使它们把目光转向国内，转向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来发展经济的道路，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上升发展。战后西德和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崛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发展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造成的震撼和促进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具有不断克服自身缺点发展前进的功能，它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克服自身矛盾不断前进的优越性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最根本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的矛盾。这就是在它最鼎盛繁荣的阶段将反而不能把经济推向新的发展而致自己于死地的矛盾。
(三)对马克思主义于资本主义正面促进作用认识不足
资本主义借鉴和吸取马克思主义发展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在世时，由于封建割据的影响较大，德国的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恩格斯逝世以后，也就是在上世纪初，德国利用普法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割地和赔款，积极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发展黑色冶金、机器制造、电器、化学、光学等新兴工业，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和法国，跃居了世界第一。二战使统一的德国一分为二，它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战后的西德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吸取了战前资本主义无规则竞争产生出严重劳资矛盾，以致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努力探索一条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模式经济，即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经济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又成为世界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并成功地“兼并”了社会主义东德。
他们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自己的主要方面有：
●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对经济竞争的国家干预。使经济竞争健康发展。 ●建立强大的社会福利保障，维护社会的安定。
●重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使它成为资方的对立面，对资本家进行制约，以缓和和消除劳资矛盾。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的监督，并为政府提供咨询；立法进行保护。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发挥工会作用的还有很多，他们已经不是象战前那样把工会当成政府的傀儡、买办和摆设。199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就宣布，歧视工会的公司不能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合同。1997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了联合包裹运输公司工人罢工获得了胜利。经济增长仅次于爱尔兰的欧盟国家荷兰，其经济发展被称为“奇迹”和“荷兰模式”。“荷兰模式”的关键是在1982年工会、雇主和政府三者之间达成的“契约”，使劳资双方在工资、就业、劳保等方面都能积极地协调和配合，在节制工资和在分散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关系灵活化，使非全日制的劳动和灵活性的工作岗位取得了社会和法律的地位。从而打破了工人只是固定在某一企业供职才有经济和政治的保障的传统做法，1998年增加37万个就业机会的发展目标在1997年就达到了，失业率为6.5%，低于欧盟国家11％的平均水平。
资本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而发展自己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作者是不是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搞社会主义干什么？
这个问题不须作者回答，因为恩格斯说过，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有此一言，其他什么解释也不需要了。
三 社会主义不是万应灵丹，它有特定历史任务 ──兼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中国80年代以前，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一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总结性的大标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的确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标语。它激励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但是，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今天，我们重新来审视，就会发现，源出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个口号，存在着和苏联社会主义一样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定义了社会主义的协调对象和历史任务。协调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高度垄断的水平，社会经济已经实现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工业化，并参与了国际市场经济的循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不能再往前发展，已经无力将经济的繁荣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出现了停滞和衰退。历史任务是：解决这个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怎么走出停滞和衰退，走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个特定的社会矛盾。“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页)如果社会主义不是用来解决这个特定的矛盾，或者说这个矛盾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它的社会实践对象，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原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决定了社会主义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形态，它们是蝌蚪与青蛙，今天和明天，小麦和面包的关系。要社会主义的“面包”，就必须让资本主义“小麦”在地里茁壮成长。想更快地得到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面包”，可以避开封建时代农民的耕作工具和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野蛮的自然过程，而直接采用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先进机器和耕作技术，种好资本主义“小麦”。但是，我们决不能直接把面包种到地里。同样，小麦正在灌浆，远还没有成熟，我们也不能为了尽快做出面包就去收割它。在社会历史的跑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对手赛”，而是“接力跑”，社会主义是接过资本主义的跑棒往前继续跑。作为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由其性质决定理所当然他们不在也不能在同一历史轨道上并驰和竞争。在全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并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许会出现有两种制度同时存在的特殊情形，但也只是短暂的。而且资本主义已经是少数，而不是现在的大多数，有质的区别。社、资二者是没有形式和内容上的直接冲突的一脉相承的人类社会形态。当然也不应该出现与资本主义竞争而失败的问题。更没有社会主义追赶资本主义的荒谬问题。如果说什么地方出现与资本主义竞争而失败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它不是或者不能叫社会主义，如果硬要称其为社会主义，那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正如列宁在解释苏联的社会主义名称时说的那样，我们尽管可以把自己称之为社会主义，但这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而只是表示我们前进的决心和方向。
我们曾经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以社会主义来拯救贫穷落后的社会，以为贫穷落后的社会只要实行了比资本主义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先进，就会繁荣富强起来。人们甚至以为，为了人民的幸福，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用暴力和行政命令强制实行社会主义，人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建设。换句话说，就是用社会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就是与当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对应的计划政治！
以脱离现实为特征的计划政治与脱离现实的计划经济是同样的错误。
不能用社会主义来建设本来没有的社会主义。
在所谓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或国家，就是还没有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社会和国家。也必定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和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它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先进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立足的基础，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某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又怎么能依靠一个根本没有的东西去制造一个本来也没有的东西?正如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被创造以前自己并不存在。不能依靠自己来创造出自己?既然社会主义不能存在，那我们怎么依靠这个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去建设真实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里，社会主义一没有创造自身的历史任务，二也不能创造自身。它是它的前身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马克思在1846年明确地肯定：
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这个政治国家当然也就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由领袖们计划出来的计划政治国家。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形式。人们也不能凭主观意志把一种社会模式强加给人民。正如人们不能把一种落后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模式强加给经济发达地区人民一样，人们不能仅凭自己对劳苦大众的良善之心和满腔热情，用计划政治来把一种先进的社会模式强加给落后地区的人民。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受不断发展的经济的逼迫生产关系不得不产生改变的结果，是社会占大多数的人出自内心的一种强烈要求，是一种如果不能达到其目的就会以暴力等形式进行冲突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的但经济落后的国家，共产党可以夺取政权，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却不能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没有具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远没有形成的时候实施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公有制，不是靠人们以法律形式或行政命令强迫或组织人们去实行生产关系的改变来实现，而是靠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在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物质基础下，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利用现有条件，领导和依靠彼时彼地的先进生产力，以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而能互相促进和发展的生产关系，全力推进经济的发展，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我们已经在上篇的先进生产力原理中论及，阶级社会，富有者不全是先进生产力，但先进生产力一般都是富有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财富支持。很多情况下，正是与一般人不一样的优越的经济上的差别造就了杰出人物和他们的杰出成就。建立在本来就落后贫穷的基础上的相对平等的物质待遇，不仅褫夺了先进生产力得以发展的客观外部物质条件，而且又助长包括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及其它劳动者在内的懒惰，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得到比旁人更多的好处的情况下，也在不良的攀比中慢慢地产生了消极情绪甚至于消磨了斗志，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度有限和匮缺，使社会根本无法用多余物质、精力和时间，更没有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来具体地体现和完成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变成了空中楼阁。这些东西，反过来成为一种消极的因素，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影响了人们对新社会的美好追求。 “共产党就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有人这么坚持说。
共产党人只能搞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说：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动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不同的客观环境来制定不同的历史任务，并且在政策和策略上会有更多的灵活性，有时甚至出现与共产党的本质相反的行动。如苏联刚建国时，与德国资产阶级签订和约。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和帮助国民党，还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高级干部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领导。为了抗日，红军还编为国民党的第八路军。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共产党人不能把自己的思维锁定在只能搞社会主义这个绝对化的框子里。以辩证法来看，社会主义也不过只是一种形式，实行这个形式不是共产党人的目的，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是要让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和前进。当这种形式还不能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和前进，我们走其他道路，同样也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用社会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来建设和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它明显违犯了内容决定形式的辩证法则。 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放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或者是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搞社会主义、列宁搞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又放弃了，并转而搞资本主义，我们能说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的信仰吗?
我们已经勇敢地从实践和理论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分割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蛋糕，国营变成了股份，集体分化为私有，我们已经引来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狼”，培养出了自己红色资本家，却为什么却总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标签封自己的嘴巴，用社会主义的绳索勒自己的脖子，用社会主义的锁链套自己的手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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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5 9: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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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差别和竞争永远是人类前进的“核动力”
差别和竞争永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核动力”。它不但不可能消除。而且会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恩格斯指出：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些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与国、省与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切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页）
1875年的恩格斯虽然是这样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理论”。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主义者忙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对1875年以后的整个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深化。共产主义仍然还停留在人人平等上面。世界上绝对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是没有的、绝对的平等也是没有的，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了差别和竞争，人类社会就不会走到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平等的王国”，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平等的王国”，即使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还要有不平等，社会才不能断向前发展。
我们过去所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竞争的社会，应该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有限的条件上，即没有资本主义式的，无序的经济竞争。而不是指没有了包括这一竞争在内的所有竞争。当然也就消灭了由此产生出来的阶级差别，贫富差别。
人类社会的差别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阶级社会最本质的和最大的差别形式就是阶级差别。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杠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最激烈的差别形式。先进与落后的竞争则是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差别形式，共产主义也有先进与落后的竞争和差别，也有不平等，只不过人们能很道德很科学也对待不平等的存在，认为相对的平等正是绝对平等的存在形式，而处在较低地位的人们能很乐意地接受那种状况，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奉献于社会的地方。自由化的绝对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其实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规律的。如果要讲绝对的平等，那只有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按一个完美的模特来制造，不让这些人有任何差别，任何缺点，或者都有同样的差别，同样的缺点。当然，这差别也就不能称其为差别，缺点也就不能称其为缺点，完美也就不完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将只存在一种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小孩，或是老人，……那么世界的未日也就真的在这个没有差别完全平等的时代来临了。试想，世上只有一种性别年龄、外貌和本质完全一致人，人类还能繁衍吗？人类首先就要在嫉妒中自相残杀毁灭。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世界就是在竞争和淘汰中进步的。太阳和地球告诉我们，世界是讲差别、讲“中心论”的，世界如果不讲差别，没有中心和边缘，没有权威，我行我素，地球和太阳总有一天会相撞。
因此，我们就有理由这么做出结论：那种完全消灭了不平等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如果存在，也不能长久。
在自然界，差别也是一个好的东西。水有了落差，才具有了动能；电有了压差，才形成为动力；在人类社会、差别也是不可抛弃的“好东西”。消灭和放弃差别，就意味着消灭和放弃竞争，消灭和放弃进步。这也正是苏联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过早地放弃了磨砺我们智慧和斗志的竞争，一旦我们实现了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而人类社会一旦进入了一个与外太空人类竞争的时代，我们就会不会象苏联人掉进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漩涡一样，地球人掉进了与外星人的竞争漩涡之后，我们失去了与之竞争的能力，而绵羊一般成为外星人的奴隶呢?如果我们没有放弃磨砺我们智慧和斗志的竞争之矛，即使我们变成了外星人的奴隶，我们也有望举行斯巴达克式的起义。因此，我们有权明确一个概念：共产主义仍将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说，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它也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完美无缺的社会； 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说，一个社会在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却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去管理它，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吗？
到了这里，人们也许会提出质问：既然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既然我们认为在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却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去管理它，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前面那么执着地去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原理，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要求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吗?
首先，我们在前面那么执着地去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七大原理，与这里的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的结论并没有构成任何矛盾，正如我们在前二节所着重指出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时就发现，马克思主义个别地方的确存在不足，在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述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差别理论，但没有对这种差别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致使后来者出现了偏差。我们就有责任依据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逻辑来理顺它。还世界一个真实的和科学的共产主义。
到了这里，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大叫：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来评议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呢?
我们的回答是：并不是我们现在错误地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要求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而是苏联等当代社会主义已经历史地错误地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制度来要求了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国家和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只是指出了这个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标准的来管理并没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和错误罢了。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底不没有差别，而又将如何差别，其结果又将如何，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充任“神”的角色。这道题目就留给我们后辈子孙和历史的来者作实践的回答去吧！
五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存在多样性
“条条道路通罗马，老师何必来强求”。这是中国文革时期一个学生轰动一时的一道考题答案。其实它真有辩证的正确一面。
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定死为一条道路的做法，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做法。熟知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绝对不会形而上学地去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而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地千篇一律地坚持一种形式。他们善于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决定采用什么形式。
十月革命的胜利，本是一种特殊的偶然的现象。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却把它看成是一种普遍的科学规律，以胜利者的姿态，大大方方地掩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入社会主义方式上的唯物辩证法，武断地、形而上学地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了进入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把是否坚持武装起义，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判别标准，来重新评价和撰写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们把反对在条件还不成熟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几乎所有的领袖都描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把坚持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立场，认为不能在社会主义条件还没有具备的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以及托洛茨基和后来的“反对派”，也都打成了叛徒反革命卖国贼，把权力长矛能够着的所有反对派一个个迫害至死的事实，表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不能与多种理论特别是正确的理论的同时存在，不能经受不同观点考验的本质。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除了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没有对其他形式的探讨和论述呢?
（一）马克思惊世之语：英美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积极与有关方面进行通讯为公社成员们出谋划策，高度地评价和热情地赞扬了公社，但他们更多地是在失败以后分析和批评了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并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是革命的时期还没有充分成熟，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成为国家的管理阶级的能力。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做的第一件惊人的事，就是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军事防备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气候出发，“狡猾狡猾地”主动解散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国际工人协会，以避免成为反动派攻击的目标，而使工人运动遭受更大损失。
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和17日给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左尔格的信，以及在1877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国际解散的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
1、各国资产阶级对“国际”的疯狂迫害；
2、巴枯宁派和布朗基派的分裂；
3、欧洲工人运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的准备阶段，各国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开展议会斗争，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创办报刊等活动，以团结本国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国际”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的需要；
此后不久，马克思做了第二件惊人的事，他根据19世纪70年代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郑重宣布：
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这是一个被埋没了一百年的惊世之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文，我们只能通过列宁这么一个偶然的侧面叙述，来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惊人之论。
从错误的“最高阶段”论出发，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已经过时，是考茨基对马克思这一论点进行了曲解。列宁分析说：
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列宁的这种分析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绝对化的，又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的科学辩证分析方面的文件材料，也许是因为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持不同政见”而没有被披露和出版，而使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在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欢呼雀跃。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快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有科学论文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激情所驱使带有文学色彩的诗一样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和向旧社会宣战的檄文。就象现代的广告用词一样，里面的很多话只是一种激情的宣传和鼓动，其中不乏失之偏颇的因素。其实列宁在一些带鼓动性的演讲中也曾进行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鼓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需要一种激越的语言，鼓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去进行特定的历史战斗。但如果把这种特定的气氛中产生的失之偏颇的东西当成一种永恒的真理和在历史的进步中不可更改一字的教条，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而为了坚持这里的每一句话，而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进行“修正”和歪曲，那就更加是错上加错了。
其实，我们从这点上也可以作如下推断：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绝对不会形而上学地把一种革命形式当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
英美等先进国家是不是能象马克思在晚年幡然感悟到的那样，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出的回答而且在后面还要分别论及的是：正如恩斯在他最后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序言中指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有利于政府和军队。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在比当时德国更先进的现在的美、英等国，除非特殊情况，人民的起义就更加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
其实，从马克思以来的英美等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势来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究竟如何发展，让我们在以后的世纪拭目以待吧。
（二）恩格斯晚年作序，盛赞共产党参加议会普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前后的客观实际出发，认为武装夺取政权是最好的形式，因此就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种形式。并对以拉萨尔为首的社会主义者的普选制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凭心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论敌的批判，在方法上有时的确也有过激和不周之处的，甚至有绝对化的用词。但这却并不表明他们自身的辩证思维出现了本质上的错误。他们仍然是在用唯物辩证法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分析世界。对拉萨尔的批判也是如此。但在高涨的1848年革命前后，运用和宣传普选制一形式就是一种错误。从彼时彼地的实际出发，工人阶级的最理想的革命方式就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恩格斯能够象历史的晴雨表一样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物质条件的变化，并及时地发布这一变化。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了实行兵役制等一系列办法，改善和强化了统治，又由于经济的好转，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府和军队，而不再有利于民众起义者，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于客观实际。于是，他们及时辩证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把战斗的目光转向其他形式和途径，他们甚至为共产党参加议会斗争鼓起了掌喝起彩来。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各国工人把斗争的范围和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工人政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877年仅党的报刊就达到41种，并拥有14个印刷机构。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利用大好机遇，投入议会竞选，党的选票从1874年的35万张增加到近50万张。德国当时的俾斯麦帝国政府对此非常惊慌，1878年5月和6月，正好发生了两起剌杀德国皇帝的事件，俾斯麦就以此为借口，嫁祸于社会民主党，于10月提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并交议会通过。在新的高压政策下的社会民主党出现了政治上的动摇和情绪上的惊慌失措，一些在大好形势下加入了党组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宣布脱党；伯恩施坦等人则主张解散党；左倾分子则要求采取与之相对的恐怖政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领导也无所措手足，也只好公开宣称反对暴力革命，遵守“非常法”……正在党处在混乱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帮助党开展了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很快克服了动摇，看清了斗争方向，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脚踏实地地通过举办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和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各样合法组织和经济实体，以合法活动，来发展党的经济，筹集党的经费，掩护党的活动，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得以恢复。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国外秘密出版并偷运回国。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备投入了新的帝国议会竞选。1880年8月，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党代表大会，对前一次通过的纲领《哥达纲领》进行了重要修改，把“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改为今后将采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党的斗争从以往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布朗基暴力冒险主义，拉萨尔合法斗争以及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派别之争中的形而上学及狭隘矛盾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式上的唯物辩证路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站稳了脚跟之后，积极利用已有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在坚持地下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下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4-1890年历年选票飚升的情况：
1874年35万1千多张
1877年49万3千多张
1881年31万2千多张(非常法颁布)
1884年55万张 1890年142万7千多张，并在议会拥有了35名议员
1890年，实施12年之久的“非常法”被废除，俾斯麦被迫下台，这无疑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胜利。而在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党内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原有的派别观点在新的形势下又重新抬头，各自重新阐述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党内出现新的危机。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份的“青年派”，起来反对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主张进行无政府主义冒险活动，并声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是与恩格斯“一致的”。恩格斯及时站出来对他们进行批判，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一种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9月12日，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他在信中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的出色活动，并高度评价：
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1891年，由考茨基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实事求是地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制定了德国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政府的议会制度来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这个经过恩格斯修改指正的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热烈赞同。1895年，恩格斯在他最后的著作，即为新版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长序里，热情洋溢地写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出色地利用了普选权，为党争取了成功。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二百万选民是：
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年版两卷集第1卷第112页） 他在这个序里满怀希望地期待有朝一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得到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而且将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他还在这个序里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地分析了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已经有利于政府军队而不再有利于起义者的形势变化特点（实际上就是物质条件的变化。本作者注）。他指出，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与德国原有物质条件对应的革命形式。本作者注）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与当时德国物质形势相适应的正确形式。本作者注）来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这在1848年是办不到的。他还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废除表明，专制统治和武力没有能力压制一个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支持的运动。
尽管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1954年出版的两卷集里发表了这一篇文章，由于苏联社会主义者心里没有“灵犀”，而不能产生出与历史的共鸣，因此并没有从这篇文章里感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抑或得到什么不同的启发。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利用革命暴力武装夺取政权，而且他们已经在40多年以前取得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的伟大胜利。他们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前，对议会道路就已经大加讨伐。而1954年，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早已经成了“定论”。并且，武装夺取政权也是恩格斯的极力主张，对于恩格斯与苏联实践“不同”的“议会斗争论”以及其他别的什么道路，人们也就不去深思细究了。
六 重大历史错误：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国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权威历史专著《苏联通史》第三卷第八章第三七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对十月革命作了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十月革命是由劳动人民和贫苦农民阶层完成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论及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则说它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说它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说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多国胜利”原理，获得了一国胜利。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
此后，“一国胜利”，便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了列宁主义的特征。而斯大林主义则又以这个错误为支点，酝酿了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突破，而形成了后来50年代前后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
正是这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和口号，象一个指错了路的碑，误导了斯大林，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主义世界。 今天，苏联社会主义以它失败的事实，说明列宁并没有突破“多国胜利论”。
事实上列宁的确曾经企图突破这一理论，但他最后并没有突破这一理论。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21年明确宣布：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这实际上也是列宁向世界宣布的一国胜利论的失败公告。
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存在。这是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了。为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充分涌流的物质基础和高度自觉的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已经不需要多种形式经济上的竞争，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工资，不需要等级。因为它在物质上已经可以基本满足以至逐步达到完全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人们已经不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已经没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利益竞争，讲究和计较的是征服新的世界和精神上的得失。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还是资本主义或其他的社会制度，那么，在其他国家和社会就存在竞争，存在金钱、商品和市场，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这些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定“语言”。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这些特定“语言”，没有了这些特定语言，它就无法与这些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友好对话。其经济不能与这些国家接轨，就不能和世界进行交流。更不能参入世界经济的竞争。改革开放23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经过了那么多一轮的谈判，好不容易才加入了WTO。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但是，中国企业仍然还被很多国家以WTO“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进行反倾销起诉，使中国很多企业的产品不能进入目标市场而遭受惨重损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它将取消军队，并逐步取消国家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要跟与自己相反，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战争武器、即一个心眼只讲物质和经济的得失和利益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时刻都在进行着生死拼搏的国家的人们交往、竞争和对立，善良的社会主义肯定只有吃亏的份，失败的份，被吃掉的份。社会主义也就不能实际存在。 正象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羊放到一群资本主义狼的中间。也许羊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利用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利用周围的地形地物存活，但它迟早会被狼撕成碎片吃掉。
难道我们在这些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面前，在历史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事实面前，还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吗?
七 从资本走向胜利──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主义之路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
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奠基
在马、恩时代，特别是在马、恩年青时代，处于血腥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给马、恩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恩格斯从小就在资本家家庭长大，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在他19岁时写的《乌培河谷来信》作过真实生动的描述和反映。乌培河谷那些破烂的工房，踮着脚尖站在机器旁边一天干十几小时活的瘦小儿童，很多衣衫褴褛无家可归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工人，乌培河里流淌的污浊的废水，在他良善的心上刻下了淌血的记忆。他的忠实女友玛丽和莉希姐妹就是地地道道的曼彻斯特的染织女工。他通过她们，了解到了曼彻斯特工人们经受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苦难和耻辱。因为他的革命立场，以致他和当资本家的父亲一辈子都处于深深的情感隔阂和对立之中。他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充满了憎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创造世界文明的同时，采用了野蛮、血腥，和腐败的手段，这已是不辩的事实。马、恩由于受下意识中存在的强烈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支配，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具体情况，做出的一些预言，有偏激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并不是神仙，一两个预言不应验，有枝节上和精度上的偏差，但他们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没有根本性的误差。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很多地方已经体现和应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轨迹。很多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跑到落后国家和地区投资办企业，他们玩的仍是马克思揭示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游戏，看好的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并不指望他们的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他们甚至卖的价比别人还低，但他们还是发了财，原因是他们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就赚到了钱，他们在劳动力商品上降低了成本；最近爆发的以东南亚为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实也从实践上历史地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发展轨迹——资本的竞争，从大资本吃掉小资本开始，它的主战场从工业资本转移到银行金融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不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排挤工人，现在却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投机家，是用自己手中的金钱，通过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吞食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利润。它远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生产项目，他们只在金融的河流里航行作战，它说明生产的社会性管理和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分离，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生产的管理者，并与资本所有者保持了距离。有些政府甚至成为资本投机者的攻击对象。这些都证实了恩格斯关于“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论证的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但是，当今世界金融资本的竞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却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丧钟就要敲响阶段，也不是是列宁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仍然还看不到终点的阶段。 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也应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高度评价、应验了“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能发展到如此先进的高度”的论断。而资本主义的这些进步，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又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斗争的结果。而我们值得庆幸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些进步，也就是人类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前进。
1998年2月6日美联社自弗吉尼亚州泰森斯科纳发出一个通讯，报道了那里出现的由中产阶级自发组织的合作居住社区，这种70年代诞生于丹麦，从80年代起在美国西海岸地区大量涌现，现在美国全国开始流行的社区，有公共食堂，会议室，合伙用的车和停车场，有托儿所，由集体决定事务。社区的居民不是嬉皮士，大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科技人员，他们虽然声称自己不是在组织“公社”，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实质上是接近于社会主义“公社”的组织，它应验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社会主义前进一步，只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的总趋势的论证。
我们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丢弃了血腥的原始积累的舢板，它已经脱下了海盗的披风，穿上了船长的晚礼服，来和世界对话。我们不能再唯心主义地无视它们左右世界的力量和地位。我们事实上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是目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这艘大舰上的实际上的舰长，我们应该为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而由衷地高兴。共产党人应该主动地担负起党代表和政委的角色，并有责任去拨正它错误的航向。而在它迷失方向或者是失去了担任舰长能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接过舵轮，带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乘员，驶向光明的未来。
有人在这里以截然不同的理论反驳以上观点，他们会举出资本主义许多弊病，来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伟大和进步的主义。我们并不想对这个观点进行反驳，我们甚至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伟大和进步的一面，也就有卑鄙和落后的一面。美女也要感染SARS，指甲里也有细菌。对一个社会形态的否定，不是靠我们在书斋里来肯定和否定它。它存在、发展和前进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它。它消亡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挽救它。但是，无论它是多么地落后，它毕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我们有权来评论它，来诅咒它，来赞美它。但是，在诅咒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我们却不要忘了，人类今天的光辉成就，正是用它们野蛮的爪子所造成。
所以，恩格斯说：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时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在这里说，没有现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有人也许以为我们已经沦为了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以为我们让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唱主角的做法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我们首先要申明的是，我们主张的让资产阶级唱主角并不是一定要让资产阶级在包括执政在内的所有方面让其充任舰长的角色。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交出自己的政权。我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当然也不会这么低智商。所谓让资产阶级唱主角，指的首先和主要的是充任经济和生产方面的舰长。共产党人并不一定都是甚至往往不是发展经济进行生产的高手，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他能够认识、发现客观规律，并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落后的现实社会和自然世界，他们应该是利用现有的先进生产力达到自己目的的高手。领导和利用资产阶级达到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正是扬共产党人之长，避共产党人之短。共产党人要放弃唯我先进唯我独尊唯我独左的观点。唯我先进唯我独尊和唯我独左的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脱离群众的观点，是孤立自己的观点，是失败和自取灭亡的观点。列宁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
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并且使资产阶级走我们要走的路，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这种经济。可是有些共产党员自以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懂，我战胜过的不止是什么店员之类的人，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情绪害了我们。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用非共产党员的手来建设经济，善于实际地做必要的经济工作，……必须设法让那些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同我们合作的分子工作，……用他们的手做出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上前情况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的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写了多少命令，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一百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五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迫切的需要。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完成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的伟大年代。如果只回顾这些年代，而看不到当前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一定是自取灭亡。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这一点。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9页）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取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做期票，但这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任何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的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点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КОМЧВАНТВО。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地行，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列宁选集》第4卷668页）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的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的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的控制。
（《列宁选集》第4卷669页）
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要带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一起向幸福的社会共同前进，我们为什么要把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总原则下的不同观点者视为敌人呢？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制造出那么多的敌人来和自己过不去呢？古人也知道驯牛以耕，套马以行。难道共产党人就应该这么愚不可及：明明知道自己的力比牛小，但却要把牛杀死，自己去拉犁；明明知道自己的速度不如马，却有马也不愿骑，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爬行？
（二）先进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会不会走到马、列所展示的垂死和腐朽尽头？
在我们肯定美国现在先进的发展水平时，人们肯定会发问，既然恩格斯说过，英美有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那么，如此先进的美国为什么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呢？或者说美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提问。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比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先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时，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虚心向人家学习，向人家看齐？为什么偏偏去考虑要改变现有的人家正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进步状况呢？ 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必从形式上人为地去恪求人类社会的类型归属。苏联的失败，其实正是我们脱离现实，形式主义地恪求社会皈依于某种特定的模式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要让人类社会进步。当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正在保持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的步伐，保持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保持着人民的生活的不断提高和改善的环境，它实质上就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为什么非得为了迎合某种政治概念而刻意去要求和破坏它的现状呢？我们不应该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而遗憾，更不应该为了它是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自称为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最博大胸怀的，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应该视天下为已任，应该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人类的思想意识从相对自私发展到相对无私的必由之路，而优胜劣汰的竞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将是人类进步的核能。我们为什么要狭隘地视资产阶级为仇敌呢？我们应该为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历史成就而喝彩。其实共产党人应该建立一个与诺贝尔齐名的奖项，来给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颁奖。我们对人类社会应该作这样的要求才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它保持着进步的步伐，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保持着人民的生活的不断提高和改善的环境。我们说打倒资产阶级，其实我们只打倒反动的和腐朽资产阶级。对于进步的资产阶级，我们不应该打倒他们，实实在在我们也打倒不了他们。在应该由他们大显手身的历史时空中，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称为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能够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认识和驾驭这一客观规律呢？
如果我们还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就相信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会达到它的历史终点；但是，在这个终点还没有到达以前，共产党人不是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地以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方式（其中也包括在资产阶级自己已不能掌握政权，已不能使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情况下夺取政权，然后领导资产阶级进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这个历史时期的到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时候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与资本结成一体，形成垄断资本总巨头。 但是，到目前为止，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并没有完全与资本结成一体，形成垄断资本总巨头。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进步的管理作用，并没有失去理智地与资本巨头结成残酷和压榨工人阶级的垄断资本的总巨头。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甚至制定出了限制使用童工，限制不正当竞争，减少工作时间（有些国家已减少到每周四天，每天六小时）等等，使得马、恩原来提出的一些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原则竟得以基本实现。相反，国家政权与资本巨头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国家仍然积极负责地对国家的经济进行协调，国际资本巨头却在超越国界向一些有机可乘的国家发起进攻，比如国际金融大倒爷索罗斯向英国和泰国进攻。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还在联手谋求对付国际金融黑手的政策。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金融巨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美国最近依据《反垄断法》对超级电脑垄断公司──微软公司进行起诉和判决，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长期坚持与垄断进行斗争，以保证经济竞争健康发展的表现。但是，顺便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这次美国起诉并裁决处罚微软，与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垄断公司的处罚有不同之处。这次处罚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实行着积极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了国家制度与先进经济的矛盾与冲突（实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微软公司不是一个传统经济型的公司，它是以高科技为资本的新型企业。它高度的跨国性使它具有了不受国土国界，政府和统治者限制的优势，大有形成跨国界的经济王国，与本国统治者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它实际上是对现有传统意义上依赖土地区域而存在的国家观念的一种挑战，只不过微软的首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抑或是他们目前也还不敢这么认识罢。可是我们可以想象，要不了多长时间，以后不断涌现出来的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将从实际上逐渐地削弱以至于最后取代现在传统的以国土为界的国家。人们将逐渐地抛弃陈腐庸俗和卑鄙的政治，而致力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微软公司的成功表现出了与传统经济和资本不一样的特点，它基本上没有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行为，也不存在劳资冲突，它是靠科技来达到垄断的，而这种垄断正是科学技进步的结果，它给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产品，是一种世界所需要的进步垄断，而他们的垄断也可能被更先进的技术打破。他们的垄断也不是永恒的。世界应该提倡这种垄断，而不应该反对和打击这种垄断。这是美国政府应该看到的。物极必反。世界性的最后垄断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也就再也不需要资本主义的竞争。以上我们指出的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革命理论的百年应答。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与以往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人们开始把新经济的管理者们与资产阶级的概念相对应说成是智产阶级，是以知识和智慧为资本的有产阶级，智产阶级已经是高度发达了的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发展的新一轮先进资产阶级，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还在不断发展和进步。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得到调整，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也在不断得到加强。现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是象一些动物的某些器官退化为假性器官一样退化为一种假性组织，抑或是否进化为离社会主义最近的国家机器呢？我们现在就无法为其做出准确预测。但是，不管情况怎么变化，它也只能是永远向前进步。历史决不会后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朝社会主义前进。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张开臂膀欢迎这种进步。时代和事物越来越快的发展使我们对任何问题的预测和预言都黯然失色。现在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仍然还在继续朝气蓬勃地发展，它什么时候走到尽头。我们没法预测。
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权利对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说不，即在它已经出现了倒退，它的社会制度已经严重地危及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竞争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或者说是统治阶级已经无法把国家推向前进，什么方法都用过了都已经不能奏效，我们才有资格对山姆大叔说，你已经病入膏肓，现在是你抛弃市场经济，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时候到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福音，而且也将是资产阶级的福音，就象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和上升时期，也就是在属于它的应该由它大显身手而它仍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空中，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的前进步伐一样，在应该由社会主义出场的时候，任何人也就挡不住它踏上美利坚大陆的步伐了。
有人会说，如果将来历史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呈现马克思所描绘的那种再也无法发展下去历史特征，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是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了，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犹豫什么，就让我们高举起自己的香槟吧！
(三)从资本走向胜利
我们在介绍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利的论述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济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资本论”。在实际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入的客观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对落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接受型的，被动型的，消极型的低级阶段，我们必须下大力来重新认识资本和作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具的资本。并以自己的实践来写出新时期的《资本论》。
资本，正如我们在上篇对商品的论述一样，自从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揭示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浸润了劳动者血汗的剩余价值所组成的本质，它就被形而上学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资本，究其实质，它是人类社会资金、财产、自然和科学文化资源的总称。它没有阶级的属性，它可以为任何人所拥有，并忠心地为拥有者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它可以用货币来计量，但并不能完全被货币所计量。它更不是货币的代名词，它是人类世代的生产力、人的力量、劳动、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一种积累。它具有改变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从它的整体意义上说，它就是世界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动力。简言之，资本就是一种生产力。而正如人们说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
马克思在这里毫不含糊的告诉我们：问题并不在于英国的资本输出是否有益，而在于印度的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就能更加地发挥出它的进步作用；
列宁也在它出错的名著《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进行了调查。发现和论证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主动性和进攻性。 从资本主义资本输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进攻性，我们有权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昨天，资本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进攻的武器；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把资本变成向资本主义进军的武器呢? 中国的榜样已经做了回答。1996年上半年的统计，中国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已达4千多家，投资额已达50亿美元。2002年德国《管理人》月刊4月号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涌向世界市场》的报道，称：
你知道海尔.华为或联想吗?这是中国康采恩的名字。几年之后，这些康采恩也许会变得与当今的三星公司或索尼公司一样出名。继日本人和韩国人之后。现在中国人也在涌向世界市场。而且中国与当时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被低估。但了解中国企业情况的人看到了正在形成的首批全球康采恩。波斯顿咨询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预言：“不久中国的星星之火将燃遍全球”。北京政府在几年前下令建立大批跨国公司，海尔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家电生产公司：它在13个国家建有生产厂。在160个国家销售其产品，营业额达到100亿马克左右。长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年产1200万台电视机。
中国到国外去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当然是很明确的：赚钱。要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办企业赚钱，办法只有一个，赚取剩余价值。 唯物主义是不回避现实的。我们怎样震惊地来认识共产党也要赚取剩余价值这个崭新的历史事实？
资本发展到了向外扩张的地步，它具有了主动性和进攻性，竟变成了共产党人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这并不是我们背离了马列主义，而是革命的实践丰富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国家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钱，这难道不是值得弹冠相庆的事么?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宣布：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未来世界真的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结局，英美等国资产阶级吸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对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安抚”“改良”──阶级矛盾已不能再激化，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发生，但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向着社会主义跨进;随着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导致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也最后进入了国家垄断，而又在世界的经济竞争中，以自己的优势使先进的资本主义被自然淘汰。也许从这里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世界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途径，即：一条既非议会道路，又非革命与战争的道路，而是一条公平与和平的经济竞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经济的竞争中倒下，也是资产阶级骑士们最乐意接受的决斗，他们自己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实行这种决斗。而竞争的结果，不管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倒下，对世界对人类的进步都是一个推进。共产党人在宣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西方民主制度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真正利益所在，大家都在夸耀自己具有优越性。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来公平竞争吧。让历史和实践来决定，究竟谁是世界的未来。如果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真是世界的选择，那它一定会最后战胜当代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要耿耿于怀；如果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么，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世界也应该以一种解脱的心情，迎接新的世界。
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国际化时代。资本主义为我们发明了因特网，计算机把相隔千万里的世界人民连为了一体。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凭国际歌就可以找到同志的无产阶级，更要把眼光从狭隘的民族地域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不必计较传统意义上的一城一池、一地一国的得失，而从另一个概念上去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现在世界上很多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它们没有国籍，但它们却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王国，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某国的经济和政治。乔治．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不就是这么些个王国的国王么?
拥有数百亿美元计资产的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个人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而获胜，赢得了“搞垮英格兰银行的人”绰号，1997年在泰国金融危机中又一次与泰央行对抗而获胜，单枪匹马的乔治.索罗斯能办到的事，中国那怕派出一个集团军也办不到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如果乔治.索罗斯是一名共产党员，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拥有十个、百个这样的骁将，那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因此，我甚至在此建议，聘请索罗斯或盖茨担任我们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顾问。甚至可以与他们联手，组成一个与国际资本进行较量的全新的国际战斗方阵。 好一个波斯顿咨询集团的预言：中国的星星之火不久将燃遍全球。过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星火燎原之势，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能不能以资本的星火燎原之势，为我们夺取新时期的胜利呢?
我们可以从前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的这段论述里得到玄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让我们也象资产阶级那样，借用资本的力量，让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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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强调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正确的。但是勿略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特别是第二上层建筑（即思想、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说明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例如：作者认为苏联穷，所苏联倒台；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为俄国穷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俄国革命才取得胜利。作者着力证明，斯大林发展军事工业，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失调是苏联人民穷，苏联失败的原因。但为什么不去论证，苏联建国初期是一个穷国、弱国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座山观虎斗的情况下，几乎完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垮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法西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靠战争发了财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妄图挑动新的世界大战，肩负着保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的苏联不发展重工业，不发展军事工业，不要说生存74年，恐怕再活7年也不行。作者举例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从没听说美国印地安人或黑人想从美国分出去或者是想方设法移民到其它地方，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也没有把美国一分为二；但我们知道很多墨西哥人和其它国家民族的人都是冒生命危险越境偷渡到美国甘当非法移民。如果美国不制订移民法，对移民进行严格管制，全世界很多人都会蜂拥而去，那怕是去纽约大街上撂地铺。我们也听说原东德有大批人偷越柏林墙去西德，却没听说有很多西德人冒着被当间谍打死的生命危险翻墙来东德。更没有听说过有美国人从阿拉斯加越海偷渡到楚科奇半鸟投奔苏联社会主义。”我们如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那么多知识份子走向延安，全国解放后那么多科学家从美国回到贫穷落后的新中国？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在共产党领导下任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新中国确实穷，但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朝鲜、在越南打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新中国确实落后但一年一个新台阶，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号强国。为什么毛泽东逝世后，几十年科技停顿，社会腐败不止，为什么斯大林后前苏联江河日下，直到崩溃？这不是路线问题，是什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0 22:35: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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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6/4/20 20:33:38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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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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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实言同志的看法。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形式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由此可见，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且还有一条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在社会实践领域内，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时先进的生产力（其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必然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在阶级社会中就表现为阶级斗争，从而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
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就应该从变革生产关系开始，改革不适宜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生产组织方式，改革不适宜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在一国和多国取得胜利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新课题。其中，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发展的科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理论在实言同志《改革的反思》中有较为深刻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毕竟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国或多国取得胜利，并不能够宣布在全球实现了共产主义，甚至在一个区域内也不能够宣布实现了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中，商品、资本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就包含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同时，“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在当今世界，社会正由资本主义形态向共产主义形态过渡的时期，商品和资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任何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都无法阻止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就是有形的柏林墙，也阻挡不了无形的经济和思想的交流。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主义如何战胜资本主义，同样也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采取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展商品经济，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使社会主义的商品极大丰富，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不断占领国际市场包括资本主义市场，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的头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这样就有可能带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所左右的，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此文的可取之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1 10:02:2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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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21 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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