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转贴文化大革命40周年祭（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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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8 转贴文化大革命40周年祭（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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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40周年祭今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对这一段被邓小平剪切掉，被追随邓小平的一些人所歪曲的中国历史，应该有个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机会了罢。 1．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的目的，产生一系列想法，构成一系列步骤，形成一系列方法，进行一系列实践，实现了原来的目的。那么能够实现“目的”的逻辑，就算是思想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忧国忧民，追求真理。他在21岁时就对老师说，他要珍惜时间寻求革命，并得到老师的支持。后来他找到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在国民党“剿匪”的高压下，他凭着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思维方法，确定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部署，战胜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胜利地长征到延安，胜利地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地解放全中国，胜利地抗美援朝，胜利地进行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地度过自然灾害，胜利地大办学校，胜利地开创赤脚医生农村医疗，胜利地进行尖端科研使卫星上天，胜利地消灭传染病、性病、娼妓、吸毒、赌博，总而言之，胜利地接管了蒋介石留下来的旧中国，胜利地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胜利地站起来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前进的总路线。这些胜利的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办法。当工农兵和他们的子孙能够上大学时，他们能够不感谢毛泽东吗？当中国消灭了传染病、性病、吃喝嫖赌，而又卫星上天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不赞叹共产党引以为荣吗？而这些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的。就是人民脑子里有毛泽东思想，就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经济剥削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思想是工农武装革命与继续革命。他在夺取政权这一步上，无可非议地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列宁多次提到的复辟势力，在苏联没有得到解决，以至无产阶级政权不堪一击地崩解了。而毛泽东却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毛泽东自认为是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的崭新贡献。 2．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价值。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取消资本家而熄灭。列宁不断地提醒大家：小资产者随时随地想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为此毛泽东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等等，目的在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庐山会议使毛泽东确认，这些矛头向下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随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变化。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队伍由无产阶级的被剥削者组成，革命胜利之后，他们转变为统治阶级，有政权，掌握着中国人民的命运。那么只要此时的统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共产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就要人头落地。这个阶级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不是列宁担心的小资产者，而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内大大小小有权的官。他们搞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应当向上，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指向共产党自己的官员，革共产党变修的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毛泽东称之为革自己的命，或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目的是保持共产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性质。解决无产阶级坐江山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动态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在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胜出列宁的小资产者顾虑，矛头向上地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问题。如果说：解放全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步，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毛泽东对中国，在他所做的两件事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和不可磨灭的功劳。这也是世界民主国家得以长存的宝贵借鉴。 3．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意义。矛头向上，端正“当权派”的施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是“犯上”从来就是杀头罪，何况“反党”、“反革命”又是当权派惯用的帽子、棍子，而那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起来，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因此要人民群众矛头向上地说话，从外压和内心上讲来都并不容易。这时天才胆略的毛泽东，使用尚方宝剑搅动神州大地，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他八次接见红卫兵，让他们见世面经风雨地全国大串连。他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点出“工作组” 镇压了群众运动（矛头向下）。于是全国人民沸腾起来了，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被激动起来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就抛档案地把国民党的遗老遗少、右派、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关了牛棚，搞得人人自危。当人民群众懂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是多么欣喜啊。但是这些被抛出来的人并不是“造反派”。构成造反派的是先进共产党员和那些没有尾巴、没有辫子，敢于挺身而出的人。因为尾巴、辫子会惹火烧身，或给造反派引来“渣滓”类的麻烦。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阳谋，一切内容都发在文件里，登在报纸上，还特别给老干部打招呼。但是他们就是不理解。只有“四个人”算是理解了。一是姚文元写过《评海瑞罢官》，二是张春桥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三是王洪文在上海进行“夺权”，四是江青在毛主席身边。和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是保守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苦大仇深、苗红根正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热爱共产党，有不允许“反党”的正统思想而成为保守派。更多的群众是造反同情派，还有逍遥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阵营：一方面是上有共产党正统体系的走资派，下有热爱共产党群众的保守派，为当时的多数派，应当是“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的那些人。另方面是毛泽东和上靠毛泽东思想的“几个人”，下面是靠尚方宝剑的造反派，为当时的少数派，以及造反派观点或造反同情派。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走资派以其掌握党政军各部门，他们一方面可以抛档案、扣帽子、打棍子、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坐牢、军队介入，因为他们当权，可以调动一切。另方面则只有毛泽东思想，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以理服人。所谓拿起笔做刀枪。显然，造反派必须提着脑袋干革命。文化大革命的较量：毛泽东以《516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派工作组抛档案镇压群众运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王洪文在上海一月夺权——老帅们搞二月逆流、武斗——毛泽东720表态支持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过程说明：阶级成分的划分是动态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不变的，阶级斗争是短兵相接，革命要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派工宣队、军宣队“支左”。然而由于他们原本是“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的人，根本没有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觉悟，也绕不出共产党正统思想和体系的束缚，他们实质上是支了“右”。但是没有耽误“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去世。保守派宫廷政变。“拨乱反正”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旧党委，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少数人富起来”使多数人穷下去。所以观察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可以说：政权是个宝，皇亲国戚不得了，天下顺民如牛毛。真知灼见毛泽东，问题找到在党身，矛头向上轰走资，力挽狂澜有高招。 4．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实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了一个速战速决的漂亮仗。漂亮到无以复加。一是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撤走刘少奇的工作组，二是用王洪文的“夺权”召示天下，三是720表态，明确支持造反派，四是迅速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体制：革命委员会。并用全国山河一片红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胜利，使很多人理解不过来。也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理解。说白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要人民大众矛头向上，打倒走资派，建立自己领导班子的政权体制，达到“寓政于民”。而走资派竟然反应的如此迅速激烈，毛泽东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使它见分晓。以致到现在还有人弄不明白。 5．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党内有走资派，要是他们得逞，共产党就变成法西斯党。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是毛泽东把“四大”（民主）给了人民。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是皇亲国戚对毛泽东刺刀见红的搏斗。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还政于民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人民有“四大”，各种单位有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2．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上。这在文化大革命起点问题上的时间差距不太大，都是1966年。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终点，却各有目的不同的说法。 * 两年论：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为止。着眼点在政权更替，因此文化大革命成功了，毛泽东思想100%正确。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讲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在实践上也胜利地踩出了道路。世界上研究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们，到中国人民群众中去研究吧，只要你有正确的态度，一定会在这个题目上，达到（而不见得会公平获得！）诺贝尔奖的。 * 三年论：到出现工宣队、军宣队为止。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成功的，下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 * 十年论：到毛泽东去世后，保守派宫廷政变为止，并划分为两个时代。目的是把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失误，都推到毛泽东的头上。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从而把死去的毛泽东三七开，目的是镇压活着的造反派。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到崩溃了，为此，毛泽东共产党成为有数字依据的杀人党，共产党中国是饿殍图。其实，邓小平自己和某些革命老同志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决策人和执行者，赖不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去。文化大革命时，各单位掌权的是旧党委。刘少奇派工作组，通过旧党委抛档案，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和大知识分子抛出来，给人民群众去批斗。毛泽东说这是“资产阶级发动路线”。1967年王洪文“夺权”后，文化大革命的“文斗”演变成为“武斗”。造反派可是出自民间没有兵器的啊。就在这“武斗”的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发出“720表态”。就是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从上到下的、有权、有物、有人、有组织、代表共产党正统的保守派队伍，在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对抗，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既得利益的天堂，并且蒙蔽了许多对共产党感恩的群众。毛泽东说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条黑线，可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粗的很哪。造反派实际上是捏在他们手里的下饭菜。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在人头落地的刹那间，毛泽东以“我的一张大字报”和“720表态”两道圣旨来解决战斗的。凡是经过惊心动魄日子的人，都体验过毛泽东是救命恩人的伟大正确，他是人民的“天”啊。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民以“天塌了”的感情缅怀他。而那条反对他的黑线就发动了“宫廷政变”，由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邓小平，“拨乱反正”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共产党，否定毛泽东，镇压造反派，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旧党委，让官僚资产阶级富起来，复辟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搞糟了的十年论，是邓小平别有用心的提法，政治上是贬低毛泽东，镇压造反派；经济上则变“崩溃的公”成为“皇亲国戚的私”，好象他们没有偷什么。用心极其险恶。然而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发展究竟怎样，请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却表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得到较大改善（至今中国大陆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氢弹、核导弹、核潜艇、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研制成功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完成的。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话来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这哪里有“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影子？ ” 摘自观世山人《文化革命40周年》当年的知青对我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有思想、正派的、可信的，---”。所以，在回顾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之际，决不允许邓小平之流，为了打击毛泽东、镇压造反派，复辟资本主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工农大众和青少年进行污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毛泽东时代’的人，不承担‘邓小平时代’的社会意识。 6．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世界上的政权，就是为谁服务问题，有 * 皇权：家天下，它靠大管家“首相”来出面。无法有天。 * 议会：平等吵闹，有法无天。 * 一党专制：党天下，无法无天。法西斯党：武力统治，内压外侵。人民党：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作为统治阶级，它会“走资”变成法西斯党。文化大革命：让人民矛头向上地说话，重组各种领导班子。永葆执政为民的青春。民族解放运动使劳动人民用鲜血来翻身做主人，但是要永远做主人，就需要毛泽东“文斗”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每十年、二十年要来一次。就是说，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在一定时期，要让人民进行全面检查，重建无产阶级政权结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而且是各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是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革命理论和措施。欧洲共产党国家一下子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中国那时没有瓦解，因为中国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而是法西斯党国家，它的军队对准了人民。 7．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在总的方面，是要人民（自下而上）关心国家大事。 1． 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六四”，就是防止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运动。表面上是学生运动，实际上“反腐”已经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呼声，被各阶层人士所支持。它属于文化大革命范畴。 2．香港的“游行”。香港面积不大，但是游行规模很大，说明香港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政治（权利和义务）觉悟高。他们与广大中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情结，深深嵌入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中。游行是意见利益相同的人的自觉行动。其自下而上的特点，说明香港人民有文化大革命所要求的传统。这会使香港繁华而不腐烂。 3．台湾的“全民提意见”。有那么一刹那，我在网上看到马英九要台湾“全民提意见”，这简直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翻版。马英九用国民党的尚方宝剑搅动台湾宝岛，必然惊动资产阶级专政和腐败阶层，必然要吐故纳新，使国民党政权焕然一新。 8．文化大革命”万古长存。世界上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那是平安、喜乐、化钱。世界上最大的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它挽救了中国革命。是苏联人民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它最终消灭了侵略者。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牵动了7亿人民的心。鸦雀无声 1．所有被定为“牛鬼蛇神”而劳动惩罚的人及其家属友人，和批斗他们的人。不过，《牛棚札记》类文学作品很少，因为不想惹“翻案”的麻烦。 2．所有被批斗的官员干部，及其家属友人，和批斗他们的人。他们也没有《被架飞机的时候》作品问世，因为他们后来都“官复原职”了。 3．所有被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过的红卫兵和大串联的学生。他们受毛泽东的激动，受家庭社会的影响，成为各种派别的人。我只见到他们的《忏悔录》，不知道有没有《少年毛泽东的影子》。 4。所有参加过“战斗队”的人。它涵盖了几乎全部公职人员，派别不同，他们曾认真地为自己的理念“拿起笔做刀枪”。尤其是学校。可是从没有读到过他们的《日日夜夜》。 5．所有带过红袖章的人，这是有组织的造反派或保守派组织，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在战壕中》。 6．所有一个家庭，分裂为两派观点的人。他们没有《天哪！》文学问世。所以，文化大革命激动了7亿人，却十年崩溃、十年空白。任凭野心家邓小平剪切历史。只有老百姓的一句话：“现在就需要文化大革命”耐人寻味。为什么？就因为邓小平不让人民说话，而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心中却是磨灭不了的，毛泽东也不会被邓小平三七开就开得掉的。反过来说，是邓小平犯了《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错误，他出卖无产阶级，应当开除他的共产党籍。 40年过去了，两代人出生了又成长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蒯大富们，都应该是爷爷了。他们在邓小平法西斯的统治下过的什么日子，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蒯大富传奇》类文学作品问世。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由于没有“历史的主人翁”，而成为空白。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学生崇拜谁的测试中，被邓小平三七开的错误魔王毛泽东，竟然是第一名，可见“真金不怕火烧”，真理越辩越明，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这是最为宝贵和安慰的。革命后继有人啊！与此同时，应当推荐叶向农先生多年前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三十多条优特点的文章，给大家看。让中学生有目标的锻炼自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带领少数派，当机立断，以少胜多地迅速获取胜利。这可能是毛泽东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反动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得毛泽东不得不摊牌。战斗提前结束，战场来不及清理。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政权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教育问题。以至要工宣队、军宣队支左，他们却支右。比如一条细线和一条粗线较劲。起作用的还是粗线。要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灾难，那么这灾难还是粗线的问题。因为他们以共产党的名义掌握着各单位，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毛泽东一去世，他们就宫廷政变地复旧。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新阶段”，根本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财富，进行瓜分和掠夺，造就无本万利的官僚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太正确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就掌握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造反派手里。尽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历史长河中是昙花一现，但是作为昙花的造反派，是应该引以为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你们有智慧去理解毛泽东思想，你们有胆量去担当无产阶级革命重担，正因为你们是少数，你们是真正的精英。毫无疑问，邓小平法西斯会以“拨乱反正”来磨难你们，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你们落不到贪污腐化枪毙的行列，活得清白。40年过去了，法西斯邓小平的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人们想念毛泽东，也想念勇敢智慧的造反派同志。昙花——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祝你们健康长寿。 9。“造反有理”万岁。若说40年前毛泽东抓的是还没有偷到东西的贼（正在走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那么30年来，这个贼可就浑身是赃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40年前，在他没有偷到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文化大革命去教育改造它。但是当它浑身都是（剥削）偷盗来的东西时，就得要退赔、判刑了。就得把那些不义之财退还给人民，并受到惩罚。然而，这个贼不是小偷，是荒淫无耻的邓皇帝和皇亲国戚。那该怎么办？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和革命党的起家法宝就是“推翻它，让它当末代皇帝”。就是 “揭竿而起”、“取而代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江山夺回来，打一场人民海洋的战争。有人主张“武装革命”，说明此时的阶级压迫必须用血来偿还，或不流血就翻不了身。我想，革命总是要有武装的，但是现在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用血来换。在我们纪念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的时候，应当充分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自己解放自己”、“自下而上地进行夺权”，所以 1．武装的工人运动带动一切。 2．全面开花地重建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 3．省联共和国。要达到这几个目的，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的中国城市不可能由毛泽东的解放军来解放它，也不可能从农村武装包围而来，但是却要无产阶级自己来进行夺权，所以只有靠工人阶级来革命，象王洪文那样。一旦构成夺权形势，就全面开花。由于是自下而上地革命，所以不能尾大不掉，而要有最小的机能结构，好比人的器官，这就是历史形成的省。只有在省内可以政令一致。当然，省和省之间各种差别可以很大，但是省内自有一套可以行得通的办法，就是说。人民生活在省的政权下，关心到的具体事物是省内的，人民对所处的省比较容易接受，容易团结一致，达到民主目的。在省之上，自有高人竞争，也是代表的竞争，大风大浪看舵手了。所以我认为从革命的组织上讲是省为基础，最后应该是省的联合。省的发展会有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是促进因素，而且要看所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所能组织和影响范围的能耐。因为这可不是喊口号的事，是要承担一个省的政治经济生存发展的大事的。它是和革命的进程同步进行的细致组织工作，革命是乱敌人，不是乱自己，一旦夺权就要秩序井然，不能象劫后余生同归于尽那样，那是敌人的惯例，你们能防止吗？所以我认为只有在省的严密组织下，方可以真正取得夺权的胜利。“乱”在夺权以前是乱敌人，在夺权以后就是乱自己了。各省的革命人民同志们，把拳头攥起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夺权。充分发挥地方的力量，做到省的民主。从而达到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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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革命的与时俱进返回本期目录叶向农 2006.1.11 1.“法治”问题 “法治”与“民主”是分不开的，因为没有民主，不经过民众认可的民主程序，就没有公正的立法。举共产党为例，它订了很多法律，但这些法律的制定根本就没有人民的参与，更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或公投，所以，这种法律不能称其为公法，而只能叫共产党的私法或家法。所以，在真正的人民民主没有实现之前，“体制内的合‘法’斗争”的提法是不通的：合什么“法”？合谁的“法”？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毛主席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就遇到了（见本文附录，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社论摘录）。由此联想到国内的工农斗争问题：在老百姓告状的时候，动不动就讲某某地方官僚自己就在“犯法”之类的话，意思是，“中央是对的，法律是对的，只是这个具体的贪官污吏个人或某个地方上的具体政府部门在执行时出了问题”。这些话，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很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建议各界民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使用中性词藻。 2. 纪念毛泽东活动中的一些误区先从“民主”二字谈起---这个问题我已经谈了10多年了。很多毛主义分子忌讳 “民主”二字。这是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民（主）运（动）领袖：他争取民主权力的手段也登峰造极：除了游行示威和罢工斗争，他毫不犹豫的采取了暴力手段。事实上，毛自己就把建国前的革命斗争归纳为民主革命，并进一步细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毛主义分子忌讳“民主”二字呢？看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发现他们把毛泽东从时间上割裂了开来。具体的讲，他们只记得成功之后的毛泽东，不记忆成功之前的毛泽东，他们只记得火红时代的毛泽东，不记忆处于摸爬滚打时期的毛泽东。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毛泽东成功之后，虽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内外麻烦，但这些“麻烦”与解放之前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危险”相比，毕竟不是大问题，所以，在毛泽东基本控制了大局的时候，他讲了不少四平八稳的话，并在1966 年鼓吹了“文化革命”，但在1946年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武装革命而不选择文化革命？结合今天的情况来讲，那些鼓吹“左”转的人，你们已经“基本控制了大局” 了吗？就算那些反动派全是饭桶，就算那些反动派无法阻拦你再来一次文革，搞点文斗性质的“文化革命”能解决问题？写几篇文章就能吓倒那些贪官污吏？所以，在“共产党”已经完全变质的今天，纪念毛泽东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学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和革命精神。我以前讲过“国营左派”与“民营左派”的问题，有人理解能力太差，把它理解成我在讨论国营企业的改制问题。我的“国营左派”的原本意思是指那些吃“共产党” 党饭的“左”派，如邓力群之流，而“民营左派”显然指我们这些自己养活自己的革命人民。所以，你能指望邓力群这样的人来宣扬毛主席的造反精神和革命精神？我依然坚持原始结论：“共产党”内部的“左”派，是真“左”也好，是假“左”也好，与他们保持井水与河水的关系：如果他们真的造反和革命了，我们恭喜他们并鼓舞他们，但我们不把革命的大宝压在他们身上。当然要注意，“共产党”基层有一些进步党徒，这些人不应划归为“共产党”内部的左派，事实上，邓力群也从不知道这些进步党徒是哪些人，这是一，第二，尽管这些基层党徒很受我革命人民敬重，但这些人在共产党内部所讲的话基本上无人理睬。不要跟我抬“统一战线” 的杠，我们是在建设fundamentalist（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个意识，同时，我们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我们的理想。事实上，这就是我要讲的在纪念毛泽东问题上的第二个误区。毛泽东也确实犯过错误---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邓小平所说的那些错误。正确的看待这些错误，并把它总结和提炼出来，作为指导今后革命的史训，这不仅不丧失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而且让毛泽东思想更完善和更具战斗力。首先，很多人夸奖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但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今天，毛泽东已经成了他自己的“统一战线”policy的victim(牺牲品): 他拉过邓大平来打邓小平，他也拉过邓小平打邓二平，再后来也拉过邓二平打邓大平，但到头来，扒毛泽东“祖坟”的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这几个平平中的邓小平。所以，这个今天拉张三打李四、明天拉李四打张三的东西，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不宜忘乎所以的提倡。事实上，美国也在检讨类似的 policy: 在1980年代，美国拉拢宾拉登打苏联，到头来，宾拉登用美国所提供的武器倒过来攻击美国的海外军事设施。这种小孩过家家般的游戏，不宜当圣典供奉。其次，“群众路线”。也许有人要问，“这群众路线”有何不对？我确实找不到理由来反对“群众路线”这个提法本身。但这些提法的实际效果已经和正在自打嘴巴：在1976年毛泽东刚去世的时候，中共党徒数目也有数千万之众，这数千万中共党徒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照样成了邓共时代的合格党徒？另外，在1980年代能牢记毛主席翻身恩情的农民“群众”有多少？是哪些人？在全国农民“群众”总数中的百分比是多少？在1990年代初能牢记毛主席优待工人恩情的工人“群众”又有几个？又是哪些人？在全国工人“群众”总数中的百分比又是多少？后来农人荒落了乃至破产了，工人失业了，他们家里的小孩上不起学了，老人看不起病了，开始念诵毛主席好了。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用黑暗的社会现实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但是，为什么这些群众不能从正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再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上到下，从来没人限制这些工农群众接触毛泽东思想，并极力鼓励各界工农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再说，如今工农的局面，我革命人民在10多年前就精确的预测到了，难道我们在10多年前限制工农群众接触我们的研究结论了？没有啊！绝对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恨不得要跪求当时的工农群众研读我们的东西。仔细想了一下，提倡“群众路线”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把鲁迅早先提出的那些劣根性问题先解决掉，然后，“群众路线”的提法才有意义和效果。群众的脑袋长在群众的肩膀上，你得让他们自己按一定的逻辑去思考，这才能形成有意义的群众性的集体意志。我问了一些工农群众为什么在10多年前不听我们的? 他们说他们被当时的中共宣传欺骗了。他们能保证今后的中共宣传再也不欺骗他们？在中共的宣传中，哪一天的明天不是更美好？哪一个历史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不是勇往直前的线性增长？提到鲁迅所讲的劣根性，觉得“奴”字依然是个大问题。最近网内外和海内外的“左”的声音似乎大了些，原因似乎是高层出现了困惑。问题就在这里：如果高层不困惑，你知不知道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打拼？再回到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来，如果当初毛泽东不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群众们知不知道自己有必要革命和可以革命？换言之，“革命”这东西到底要不要别人来批准? 毛泽东当初上井冈山之前有没有请求当时的蒋总裁批准？因此，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不鼓吹民众去发扬什么“共产主义”风格，不期望民众去为别人的利益而打拼：我们只希望所有的民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 -由于这些民众在同一时空内被同一个“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压榨，他们遇到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民众张三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民众李四也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阶级利益和阶级力量就自然的形成起来了嘛。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通的：你张小三的儿子上不起学，你张小三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你张小三与当前的反动教育体制做斗争，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再一个误区就是“能”和“德”的问题。最近有朋友写文章，要重提华国锋，文章中的观点是很好的，但提华国锋这个名字并用这个名字作为标题，让人感到头大。坦率的讲，如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真的就是毛的遗愿，如果华国锋确实不是毛主席的如意算盘中的过渡角色，那么，这将是毛泽东一身中最大的败笔乃至错误：毛的红色江山不就是葬送在华国锋的手中么？当初逮捕所谓的“四人帮”，华国锋不就是干将么？我们假定毛的夫人江青在主席逝世后确实闹过夫人意气和妇人见识，我们抛开那些大道理不谈，华国锋作为“两个凡是”的坚持者，怎么好意思拿主席夫人开刀的？就算有天大的矛盾，他不能想出更妥当的办法让江青靠边站？所以，华这个人无“德”。后来，华国锋又被叶剑英和邓小平拐跑，自己也被缴了枪，这更说明华这个人无 “能”。当然，主席在晚年走马灯似的换接班人，每个接班人都出了问题，在时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匆匆的采取了“男子无才便是德”的下策，这本是有情可原的，但在华国锋问题上，从维护毛泽东的正面形象出发，最好只字不提，采取“选择性遗忘“的办法，如非要提，应该是拿他来问罪，怎么能指望他什么？事实上，如果毛泽东在老干部问题上不藕断丝连，不把蒯大富当猴子耍弄，那么，如果蒯大富接毛泽东的班，蒯不可能被那些好吃懒做的老干部拐跑掉，毛的“祖坟”也不会被人扒掉。所以，反复权衡，“武装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这恰恰就是各界人士在纪念毛主席时最易忽略的部分。小范围交流了一下，绝大部分人的意见是，“问题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愿如此。先把毛泽东的理想和今天的社会现实做对照，再把毛泽东的理想与成功之前的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对照，然后再否定“毛泽东思想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假说，大家会觉得思维的空间一下子扩大了很多。今后将有更多的概念需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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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烧圆明园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使相关报社的工作人员被通报批判，这是中共图穷匕首见的体现。如果中共真理在胸，它完全可以让双方的言论同时出现，让国人自己去判断，但中共做不到这一点。我看了袁伟时的文章。他并没有讲火烧圆明园是对的，他只是说一个巴掌打不响。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事实上，如果封建反动的蛮满政权啥也没干，洋鬼子好好来着的、没事找事的放火烧掉圆明园，这也不会有人相信。二战期间，美国与日本正面交战了，美国也没有把那两颗原子弹扔到东京的皇家园林去。火烧圆明园发生在满清时期，与“共产党”毫无瓜葛，“共产党”没有理由为圆明园的被焚承担政治责任。按理说，对这一段历史，“共产党”不应该有历史负担，大可以客观公正的面对。但中共在相关的处分决定内明明白白的写着，“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由此看来，与其说袁伟时为帝国主义翻案，还不如说是中宣部在为封建反动的满清翻案。为什么中共在火烧圆明园的历史问题上如此过敏呢？答案很简单：因为 WTO问题开始困扰中共。当初鸦片战争之后，满清与西方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开放意识形态，允许西方来华传教。如果当初满清宁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签那些不平等条约，在此情况下，如果西方从意识形态侵略中国，那么，所有的国人都应该无条件的站在满清这一边。问题就在这里：当他们打不过的时候，他们跪地求饶了，并答应了不平等条约，等到人家按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予以执行时，满清方面又颠三倒四，杀人家的传教士和本地的教徒。满清当然把这些责任推给民间，说那些坏事是由民间的义和团干的，与满清政府无关。但是，如果满清政府不在其间纵容，相反，明确规定老百姓不得杀洋传教士的话，事情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结合中共的情况来讲，如果没有中共在幕后操控，中国“民间”的反日活动能开展得起来么？当初“志愿军”去朝鲜，如果没有毛泽东决定，如果没有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中国民间的乡勇敢以志愿人士的名义到朝鲜去“打倒美帝野心狼”么？在南中国海介入事端的中国民间“渔民”，有几个不是头上戴了顶草帽的中共武装人员？在独裁专制的大陆，“民间”二字只能在大陆内部带有一定的民间性：他们在国际社会所宣扬的“民间人士”绝对是由中共内部人员扮演的，这是人所皆知的。回到WTO问题上来,美国在中国加入WTO的问题上做了两件事：第一，美国在拉中国“上船”的过程中确实给了中国极大的优惠（免费船票），这也是过去几年中国外汇存底直线上升的根本原因；第二，在中国上了WTO这条船之后，美国的要价确实不低。要注意，美国的这些要价都是在中共上船之前就谈好的，不是先骗中共上船，把船开出码头之后再漫天要价。用美国这边的说法，美国的漫天要价与那张免费船票是一个 bundled package. 现在，中共在享受了“免费船票”后，“抹抹嘴走人”的可能性在不断增高：即使它嘴上不讲“我要抹抹嘴走人”，私底下纵容乃至组织“义和团”几乎是铁定的事。毋庸置疑，如果中共按照美国的要价继续搞下去，中国的国民经济将被西方资本集团控制，“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将被架空：中共的军队将是保卫西方在华利益的“坚强柱石”，中共的警察将是为了西方在华利益而服务。这个局面，中共方面显然已经认识到：在许多灵敏人士看来，中共不可能到现在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相反，他们认为中共在签WTO之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一步认为中共打一开始就是抱着“先拿了那张免费船票再说”的心态。在加入WTO之前，我们就是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如果他们压根不签WTO条约，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共祭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旗，海内外所有的华人都应该支持他们。问题是，现在中共在享受了人家的免费船票之后想跳船，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共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幌子，要求各界自觉的组成“义和团”，并自觉接受中共的地下领导，海内外各界应该如何应对？我个人的回答是：如果中共当初压根就不签那些协定，我肯定支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回到题目上来，中共在圆明园问题上与封建反动的满清猩猩相惜，原因不是很明了吗？ 2. “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洛杉矶机场往东至Norwalk，有一段高速公路，很短，不到40公里，是1990年代初修建的。这段路是当时全美乃至全球造价最昂贵的，并不是因为这段路修得有多好，主要原因是这段路牵涉的“拆迁”面积太大。按照土地私有化后的市价，他们在中国搞土地兼并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要趁热打铁，充分利用国内土地名为国有、实为官僚资产阶级私有的优势，把农人最后一道命根子“共”掉---“共”掉之后，他们就会打土地私有化的脑筋。事实上，城里的拆迁过程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拆迁你的时候，重点强调的是，“原则上，土地是国有的，我们不欠你什么”，等他们拆完了，新楼盘盖好了，你再去跟他们买那栋楼盘内的火柴盒时，他重点强调的将不是那栋搂是否盖在国有土地上，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每平方米多少钱。几乎比瘌痢头上的虱子还要更显眼，“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集体农庄”的翻版，在城市不断推进私有化的大趋势下，“集体农庄”是为土地私有化铺路的。注意：我并没反对“集体农庄”这个idea本身，因为“集体农庄”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耕作效率。但是，在“集体农庄”之后，如果土地私有化，那将是农人的灾难。简单的讲，如果今天私有化，他们要买通所有的农人才能兼并土地，而在“集体农庄”之后，他们只要买通当地的地主或狗腿子即可实行土地兼并。20年前，我担心过农村问题，当时连农民也觉得我在瞎操心，等到他们觉得我不是瞎操心时，他们已经无力回天；90年代初我告诉工人他们将会遇到失业问题，他们也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后来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他们也没办法。中国的工农与其它社会阶层相比，处于极不对称的地位，他们很值得人们帮助，但他们很容易被人拐跑掉。前不久在其他网页看了一些讨论，发现有些人自己就处在不利地位，但也跟着大戏班子后头跑龙套，令人着急。毛泽东一辈子为穷人，但他所信任的陈永贵啦，汪东兴啦，华国锋啦，全被人拐跑了。我全心满意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旧日好友，他们也很容易被人拐跑掉。毛提出的办法是继续革命和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但这至少在过去的30年没能行得通：令人扼腕吧？连蛮不讲理的异族满清都能按其自身的理念统治汉人长达300 年之久，而真心诚意为人民的毛主席，其革命理念则只存活不足30年。这个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即使新的革命成功了，新江山照样被那些傻大个全败光。回到“集体农庄”问题上来，呼吁大陆农人不要再像1980年代那样，被人拐跑了还帮人数钞票：不要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官僚资产阶级管理。 3. 文革40周年 10 年前，也就是1996年，文革30周年，那时我就说文革是对的，至少不能全盘否定。那个时候，“改革攻坚”正箭在眩上，如果发动第二次文革，问题应该能够得到解决。现在，我依然认为文革是对的，毛主席舍得拿他自己政府内的坏人开刀，那是了不起的，但是，在今天搞文革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情况比解放前的中国还糟糕，既得利益团伙就是一个官官相护的大黑帮：在你还没有“文革”他们之前，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你“文革”掉了。另外，文革的一个大前提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文革。现在中南海的不怕得罪自身政府官员的“毛主席”在哪里？当然了，当初还没有当上伟大领袖的毛主席造国民党的反，那时的蒋介石当然也没有批准，但那是武革，而不是叫动就动、叫停就停的文革。所以，我依然认同文革的理念，并高度钦佩毛主席的博大胸怀，但不加入纪念文革40周年的“合唱团”，因为没有现实意义。如有人想严肃认真的研究武装革命，我将认真请教。武革当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你不研究它，它就会变为极其简单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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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和中国再次革命的对象返回本期目录网路文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选的开卷之篇，它揭示了第一次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同盟军、和革命的对象，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在毛主席逝世三十年后的今天，修正主义者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疯狂的压迫和掠夺人民群众的本质面目已完全暴露，“革命”这个被某些人刻意要告别和遗忘的名字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只有革命能够救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这是摆在每一个革命者面前的首要课题，本文尝试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入手，探索中国再次革命的道路。前几年社科院推出过一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书，由于阶级的立场和写作目的不同，这本书当然不可能是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阶级分析，但我们可以从它的阶层分析和调查数据中剥离出我们要的东西，来为当代的中国社会作一个阶级划分。先来看一下报告对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的地位等级，它是最主导性的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在改革中，他们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还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各社会阶层与这一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转而也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这一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至2%；在城市中的比例大约在1%至5%之间；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在 0.5% 经理阶层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或正在形成中的阶层，它是在最近5年来才显露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的特征的，它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领导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的明晰化，其阶层内部不同来源的成员之间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成员的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干部队伍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另一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或高新科技产业的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最近几年中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企业，另一部分业主使企业股分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由于许多大中型企业属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份与国家权力机构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一阶层的人数还在发展过程中，它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约为1%，但在地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主要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在广东省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阶层的比例高达到9%，其比例远远超过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几乎就不存在经理这一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90年代以来，大量的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提高。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极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由于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其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大差异。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要成份。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5%至1%，这一阶层的分布地区差异也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比例可能能达到5%左右，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其比例则可能只有0.5%左右。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各种经济成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中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之中。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一阶层会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所占比例约为5%左右，城乡之间的分布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导致极大差异。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比例大约在10%至20%之间，在城乡合一的县中其比例可能只在 1.5%至3%之间。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至10%之间，在城市中的比例约为20%左右，在城乡合一的县中比例在2%至8%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劳动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吃息族、出租房屋者等。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90年代以来，由于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大量国企工人涌入这一阶层。这一阶层的实际人数要比国家工商部门登记户数大得多，目前它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无地可种的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的经营活动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较为严历的管压和盘剥，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较多。个体工商户阶层是80年代改革的最大获益者之一，但90年代以来，这一阶层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约在10%或者超过10%。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或体力工作的、非业主性的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的产业层次较低，因而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只是在大城市里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人员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约是5%至8%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7%和13%，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和镇宁县，此阶层的比例仅为 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当中，商业服务业的产业层次较低，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是不雇佣他人劳动或雇一、两个雇工的个体劳动者。产业工人阶层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藉身份所导致的差异。近几年来，随着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在产业工人阶层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除了户口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越来越强烈地导致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明显差异。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导致了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仍留在工人阶层中的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并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技能，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50%左右。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约为20%左右。其比例城乡之间差异极大，同时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和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很明显。农业劳动者阶层这是目前中国人员规模最大的阶层，该阶层的最大特征是：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总体而言，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权力资本，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的阶层。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的阻滞。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在40%至50%之间。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大批农民、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同时，就业机会减少又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这两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除此之外，这一阶层中还包括一部分不打算就业或无能力就业的人员，比如病残人员和家庭主妇。目前由于就业压力和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专职家庭主妇的数量明显上升。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和一定数量的无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构成一个阶层却是我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中的主体成份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和无法以农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而且其中相当部分人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了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此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大约在8%至10%左右。从上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阶层状况描述中，我们进行去伪存真的提炼来为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描绘蓝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包括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的大部分（包括的三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一部分（那些掌握主流话语权甘心充当官僚买办走狗的“专业人士”），他们代表中国最腐朽黑暗的势力，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状况，这个阶级有着不同于第一次中国革命的特点，我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上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少量的经理阶层（主要在民营企业）、和一部分（中上层）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国现在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大都有一个他们的黄金时期，但随着所谓的“改革深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掘取了大多数的“改革成果”，他们越来越感到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他们只能靠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来生存发展，只能靠加大对无产者的剥削来维持他们的利润，因而普遍名声不佳，他们有着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政治地位低下，需要“傍官员”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毛泽东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分析几乎一样，这个阶级既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进步要求，又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想有自己的一片天下，但由于先天性的软弱（历史过去是，现在又是永远的封闭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发展的道路），他们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在革命高潮到来后他们会进行分化，我们可以团结他们的左翼，争取其中翼和一部分的右翼保持中立。小资产阶级。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下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一小部分（在大城市里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黄金时期早已是明日黄花，他们在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经营活动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较为严历的管压和盘剥，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较多。他们是不会主动参加革命的，但也不会反对革命，在革命高潮到来后，他们还会有某种程度支持和参与。办事人员阶层，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往上爬一爬就可以摸到进入统治阶级的门槛，但这道门无可奈何的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关闭，失落和无奈是他们必然的结局。对下他们又是党和政府的代表（老百姓是通过他们来感受党和政府的形象的），他们把自己的失落和不满发泄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同时也是在为统治阶级的覆没挖掘坟墓。这个阶层的内部差异也非常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待遇交高；职能部门、权利部门的油水较多，他们对“稳定”的期望要大，其他地区和部门的人相对不满要多。这个阶层的人又有一种随大流的习惯，当革命的力量足以动摇统治集团的时候，他们中除了一部分的走狗爪牙会随着统治阶级一同灭亡外，大多数会倒向人民阵营中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小知识分子富于理想，不论是中国传统的兼善天下，还是受主流思潮影响的白领梦、小资梦，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是越来越远了，普遍的不满愤懑在他们中间蔓延，他们有强烈的对社会的失落感和变革的愿望，革命对于他们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乐于积极投入的。目前这个阶层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左、中、右的壁垒比较分明，其右翼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想通过投靠买办集团来分一杯薄羹；其左翼的一部分又容易被官僚集团以“爱国”的口号所利用，但在总体上统治集团所希望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温和改良主义在他们中间的市场越来越小；而统治集团所害怕的理想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现实批判主义的意识逐渐回归。在现实的痛苦磨砺下，小知识分子的左翼大部分会逐步转变立场，走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为《阶层报告》所回避的阶层—— 学生界，学生虽然可以以自己的家庭情况分属不同的阶级，但习惯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古语“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秀才门没有独立的阶级归属，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才能发挥作用，从“五.四”到“六.四”学生在中国的社会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开路先锋。总之，现在小资产阶级虽然状况复杂，差异极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朋友，都将成为革命的同路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被《阶层报告》列在最后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庞大阵营，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由于《阶层报告》的这种划分不适于我们的阶级分析，如排在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其实只不过是工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够不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我把他们分列入商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来进行论述。商业无产阶级（商业工人），他们和工农一样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因而有着革命的要求和愿望，从山东的济宁百货到无锡的商业大厦的罢工（罢市）斗争证明了他们的革命性。其缺点是由于工作的分散性、独立性，他们缺少产业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另外其中一部分也容易受商场上腐朽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发起者。农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过去是，今天还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农民是勤劳善良的，虽然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习惯于把他们看成刁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他们还是保持了堪称世界上最好的忍耐力和最顽强的生存力，这是中国社会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基本稳定的基础，这也养成了中国反动派最贪婪、最凶残的本性，这就是有着“最好”农民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的原因。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和上次革命时很大不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直接骑在农民头上的压迫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直到今天地主阶级还形不成复辟，这得益于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政治运动的强大惯性使当时修正主义者们的农村改革只能用联产承包的方式（名义上土地还是集体所有），而不能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试想如果没有农业的合作化或者改革之初就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经过三十年，特别是改革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疯狂的圈地运动的兼并和掠夺，重新沦为贫雇农的农民阶级早已揭竿而起了，修正主义者当初的无奈之举，却为他们无意中捞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历史是无情的，摆脱了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并没有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有两只罪恶的手死死地掐住了他们。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直接的是离他们最近的乡（镇）、村政府。自从人民公社（大队）改为乡（村）后，它的职能从合作社的高级组织形式转变成了政府控制和管理农民的基层部门，这种转化的结果必然是结构的日益膨胀和人员臃肿，财政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需求，向农民收费、摊派、罚款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而膨胀的贪欲又使他们官商勾结出卖资源和土地，他们替代了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成为了农民的直接压迫者。李昌平的悲剧（确切的说是闹剧）是最好的明证。另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今天中国农村普遍萧条衰败，满目青山疮痍；处处污水横流，亿万青壮流离于都市的角落；病残老弱独对着故乡的黄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有土地有人民，就有财富，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土地和人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穷和灾难，造成这一灾难的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当我们在《春蚕》、《多收了三五斗》这些描述旧社会的文艺作品里看到的丰收成灾的景象，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时，无耻的主流精英御用学者们杯里倒着农民的血、盘里吐着农民的骨头、轻描淡写的说：“农民应该学会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其实在联产承包改革的那一天起，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就已经决定了农民今天的命运！同时这又是一只杀人不见血的“手”，由于它看不见、摸不着，农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无法摆脱贫困，这就需要我们革命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去宣传、鼓动、领导农民进行从经济到政治的一系列斗争，农民的革命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农民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的真正解放。工人阶级。经过近三十年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曾经是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农民兄弟一样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统治集团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先给甜头、再吃苦头）一步步分化瓦解了工人阶级，那个曾经叱咤风云；那个笑对刀丛枪林；那个志在解放全人类的阶级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敌人在狞笑，豺狼虎豹们争抢着要分享最后的晚餐……“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了起来”，工人阶级毕竟是最具先进性，最有远见的革命阶级，现实的严酷和统治者的极度贪婪逐步唤醒了他们久已沉睡的阶级意识，虽然还是漫漫长夜，但天际的东方已透出一丝黎明的曙光，奴隶还是主人？牢笼还是自由？生存或者死亡！屈辱或者荣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重新占据明日的政治舞台，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最终的掘墓人。新时期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表现出不同于上次革命的新的特点，我想用“南北中”这个词（不是单纯指地理位置上）来大致描述他们的状况。“北”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主要指以老国营企业为主的工人阶级，他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掠夺，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在他们中间产生，普遍的贫困和巨大的反差使他们对什么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他们的革命要求最强烈、斗争最坚决，从最初的东北下岗工人的堵马路，到襄阳轴承厂工人罢工、咸阳纺织工人的罢工、重庆特钢工人的罢工等一系列罢工斗争，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斗争性坚决、斗争手段激烈、组织性强、影响力大，虽然还处在经济型罢工阶段，但已显露出保卫国家工厂、反对私有化、要求惩办贪官污吏等政治性特征。“南”主要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深圳等地尤为突出）的以农民工为主，集中在三资企业的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这种罢工斗争还处于纯粹的经济斗争阶段，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多发生在企业内部对社会影响小，但其发生频率大、发生次数多、参加人数多，具有工人阶级初登历史舞台时的特点。农民工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由于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历史短暂，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工农联盟的天然基础，他们必将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里走向成熟，工人阶级的未来同样属于他们。“中”则是指还在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质是官僚资本所有）的工人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工人（包括退休工人），在工人队伍里，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革命的热情不如其他工人，他们是统治阶级主要分化对象。但下岗失业的达摩克利之剑同样随时悬在他们头上，从国家（工厂）的主人到合同制工人的身份变化，同样是对他们的巨大屈辱，教育、医疗、住房等产业化改革同样掠夺着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他们对领导不满、对社会不公不满、对官僚腐败不满，这些不满还没有发展到敢于直接的对抗，但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和革命高潮的临近，他们终将汇聚到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由于他们岗位（对国民经济重大影响的垄断行业）的重要性，他们的反戈一击对官僚资产阶级是足以致命的。总之，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缺少组织和配合，还没有形成代表他们利益的核心——党。但吹响了进军号角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已经初露锋芒，他们必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祖国，也无愧于他们的先辈！其他特殊群体。黑社会，曾经在中国大陆彻底绝迹的黑社会卷土重来发展迅速，黑社会的普通成员大体说来属于流民无产者，其头目往往有官商等不同身份的掩护，黑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到近来的定州惨案、太石村事件，统治集团利用黑社会替他们鸣锣开道的情况值得注意。军人，解放军曾经作为人民子弟兵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也有过听命于反动派把枪口对准人民的不光彩的一叶，组成军队的绝大多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人民的子弟，是无产阶级的一员。越感到末日将临，统治集团越会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加大对军队的腐蚀，争取武装部队起义是革命胜利至关重要的保证，打响了武昌第一枪；打响了南昌第一枪的革命军人，必将用新世纪“阿芙乐尔号”的震惊世界的炮声，宣告人民时代的到来。全中国的无产者！全中国的爱国者！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选择！最后再来看看作为我们敌人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我们承认这个阶级中有部分奉公守法、正直廉洁的“好人”，甚至不排除当民族危亡逼近，革命风暴来临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背叛自己的阶级，站到人民的一边来，而大大加快革命的进程。这是我们热烈欢迎并要积极争取的，这和促进官僚集团的“左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为一个整体——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最反动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占人口最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自以为强大无比，他们目空一切，他们把全中国的人民踩在脚下。很多善良的人们为他们的貌似强大所吓倒，因而怀疑革命、害怕革命。他们真的无懈可击吗？不是的，他们有着致命的软肋，这个软勒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我们在上文中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连在一起，是从他们的反动性而言的，其实他们还可以细分为两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当改革开放重新请回帝国主义后，他们在中国扶植了一个直接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本质上也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间接代理人，作为直接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只能通过经济的手段间接掠夺中国人民；而作为间接代理人的官僚资产阶级却可以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利零成本的直接掠夺中国人民。当代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官僚集团产下的一个怪胎，这个怪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来了注定其母体死亡的基因，随着买办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他们越来越不甘心只能充当间接掠夺者的角色，他们必然要向官僚集团发起挑战，他们的联合是暂时的，他们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那么是不是革命的威胁越大他们的联盟越牢固呢？恰恰相反，当革命的浪潮动摇了他们的根基时候，为了转移矛盾，官僚资产阶级会以“爱国主义”的口号将买办资产阶级当成替罪羊；买办资产阶级也会以“民主自由”的口号向官僚集团发难。这是革命者要警惕的，我们必须告诉人民：任何官僚资产阶级所谓的“爱国稳定”都是为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服务的；任何买办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都是为投靠帝国主义服务的。是革命的风暴加速了他们的分裂，他们的联盟破裂之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革命一定要来——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的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的路线决定了他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这个矛盾是在体制内解决不了的；革命迟早要来——它取决于我们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斗争程度，革命者的每一个努力都是为了促进革命的早日到来。革命是时代的号角，革命是民族的希望，革命是人民的旗帜，中国的前途必将是光明的！人类的前途也必将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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