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 + 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
再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19-20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 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
还应当提及，虽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泽东本人、但许多内容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1995年和1997年相继在美国出版、由塞奇（Tony Saich）、德温（Hans Van de Ven）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书，就属于这样的著作。 其中，如贝安科（Lucien Bianco）的《农民对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反映：1937—1945》，使用的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阿普特（David Apter）的《话语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征”；而塞奇的《党史中的毛主义革命之结构》又在“书写解释”的路径上展开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则直接以“Sources and Methods”为题目，内容占全书篇幅1/3强，可见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从粗略排列的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微观化”倾向，着力探讨在社会控制和思想影响层面上，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集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整体学术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话语—权力”（discourse as power）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illusion）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不仅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而且从中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如延安时期所建构的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则变成了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实际上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从而使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 ——“宇宙创始代理人”（as Cosmocratic agent）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对于“毛泽东”被符号化的话语机制和转换逻辑，阿普特做了如下阐述：“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象征符号的原因，是由于在‘内心混乱’（virtual chaos）的环境下，象征符号对于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异常危险的环境会更经常性地摧毁对未来的信任。…… 当面临这种异常危险时，每一个个人必须为自己采取行动以求生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动员和集中，就要求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超越随机性而创造一种秩序的逻辑，以便于把自身的混乱状态变为过渡状态。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要临时提供一种我称之为‘解释性约束’（exegetical bonding），一套教诲的方法，在这其中培育出一套分享共同经验的公共解释。…… 并使这些经过设计的解决方案转换成某种一致性的‘认同’（identify），在这种‘认同’之中，人们先前所见之物全部消失了，各种失败转变成了教训，而各样胜利则转变成了不可预测的事件。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延安’表明：政治（以及在个人生活）中被共同分享的可能性幻象（shared illusion of possibilities），是如何创造出了机会的现实（the reality of opportunity）。” 显然，这样的阐释与80年代施拉姆、怀利和泰韦斯等对同一主题的解说 在方法论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最后，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在90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罗门（Richard H. Solomon）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1971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该书再版。索罗门当年的博士导师派伊（Lucian W. Pye）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索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 ——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几千年来，“乱”作为一种“社会浑沌”（social chaos），始终是环绕中国政治人物人心头之焦虑和恐惧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历史与现实被连接在一起了。 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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