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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楼 |
第二章 中国何处去？
第一节 旧中国是一个濒临绝境的烂摊子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新、旧中国是历史上相连的两个环节，不能割断历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了解过去,才能了解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了解将来,对旧中国认识不清楚，就无法说清楚新中国，不了解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就不能了解现在和预测将来。
旧中国一个灾难深沉，民不聊生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在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终于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行列之中。
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工业，经过了100多年畸型发展，工业人均产值不到比利时的1/15,其规模非常之小、产量非常之低。以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已经达到并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为比较，不仅在所有品种中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 2000多倍，而且在大多数主要品种（如钢材、水泥、发电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于印度，就如此之低的工业生产量中，外国资本还占到约70%，国内资本仅占约30%，而在国内资本中，官僚资本又占统治地位，以1946年为例，占到80%。
旧中国不仅工业规模产量小得可怜，结构还很畸形。生产资料产值很低（约占30%以下），生活消费资料产值较高（约占70%以上）。工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半从事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较大的城市。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是由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提供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以上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县城以下的地方的交通运输连胶皮轮的车辆都很罕见，一般都是些木轮的有的还带个铁箍的牛马车、人力车、手推独轮车,而最穷的连这样的车子也没有，就是肩扛人挑,独木桥,羊肠小道。
旧中国虽然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国前，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农户总数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50%，占农户总数70%的贫雇农仅只占15%。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更没有电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停留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产量很低，如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棉花22斤。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却不能自给。生活方式也与千百年前没有多少不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竹片粘上松树脂点燃的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面鱼肉，象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进口，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砖瓦房，即使三和土（石灰、沙、泥土）墙，也只能用竹蔑代替钢筋，家具和墙壁上的钉子一般是用竹钉，铁钉是很少见的。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嚥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旧中国的万般苦难，尤以农村为甚。
旧中国虽然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个“秀才”了。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从（1912-1947）36年中旧中国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因此，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象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海外飘零。
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愚昧和禁锢，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镇压和迫害，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鲁迅把这种旧中国的反动文化统治比喻成”吃人”的文化。旧朝的遗老们仇视和抵御先进文化。马克思比喻旧中国政治制度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接触外界新鲜空气和阳光就要腐烂解体。清王朝为了维护这具政治僵尸，采用了多种防腐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就是闭关自守，严禁它的臣民与外人接触。鸦片战争初期，信使报告皇上大事不好，英国人用铁做的船打过来了。皇帝说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缝衣针掉到水里都沉下去，怎么有铁做的船呢？此话传到厨房，厨师说也可能，我洗锅时，锅是浮水的。这话又传到皇帝那里，皇说：叫他拿锅来浮给我看，铁锅怎么能浮水呢？厨师后悔多嘴了，闹不好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求神拜佛,要神明保佑锅不要沉下去,战战竞竞的背着铁锅到皇帝面前，幸好铁锅浮起来。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以与后,清王朝更是排斥新生事物的遗风更是盛行,对先进文化更严加防范，对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拒于千里之外，就是先进技术也不能接受。例如：同治年间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全长一公里。遗老们认为，自古以来只有泥土路、石板路，哪里有铁路的？闻所未闻。伤风败俗，以是派兵把它拆除了。光绪二年（一八六二年），英国人在上海铺了第二条铁路，从上海到吴松口。清政府以同样的理由，用二十五万五千两白银从英国人手里购买回来拆毁，把铁轨、车厢运到台湾打狗港沉入海底。英国人铺的第三条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十八公里。这次没有拆除，但规定不准用火车头拉，只能用驴，马拉。遗老们认为火车头是怪物太可怕了，黑孚孚的大家伙，吃那么多煤和水，头上一冒烟又叫又跑，吓死人，这就是铁路史上马拉火车的大笑话。直到解放前还有人把自行车说成洋马，据说这东西很怪，不吃草跑得很快。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更不待说了。清王朝推翻后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抗日战争期间，解区流行的一首战歌是《大刀进行曲》歌词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就是八路军当年打日本的武器。“铁镢铲头粉枪土炮，消灭蒋狗仔。”这就是当年解放战争的武器。
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为落后。千百年来，各种瘟疫疯狂肆虐流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规划、措施，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医疗保健条件，象结核病、血吸虫、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克山病、伤寒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根本无法控制，甚至一般感冒也无法医治,信任诬婆、诬医,求拜鬼神，任其疯狂屠戳残害广大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称为“东亚病夫”。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连年不断，营养不良，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生命保障能力微弱，建国前的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低于美国的68.6岁和印度的41岁。在整个旧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早晨开门看见乞丐冻死或饿死在门口或者路边，是常有的事。哪个农村没有“乱葬岗”？哪儿的城市和矿山没有“万人坑”？
“弱国无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才刚刚掀过去五十余年。它铭记在还活着的老一辈的记忆中，它镌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遗存之中。就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国，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家落后到了尽头！民族祸患到了尽头！人民苦难到了尽头！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泥潭中，煎熬着，挣扎着。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整个现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嬗变的积存而已。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对历史认识上的片面和歪曲，是以后新的曲折和灾难根源的二十多年来，现在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搅浑搅乱人民的视听，这是十分可鄙的。
第二节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人类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饱受这个时代几乎所有压迫形式蹂躏的、苦难异常深重的旧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敢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人民大众同甘苦，有铁的纪律，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畏强暴、不畏艰难险阻，敢于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动势力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敢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干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工人阶级先进份子，联合广大的有觉悟的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由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富政治经验、崇高道德品质，并不断清洗自身的污泥浊水，能够抵御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有着高度警觉和抗拒能力的，纯洁的，坚强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长期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考验，经历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上撕杀和谈判桌上较量、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斗争考验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各种党内斗争和饥饿与险恶自然环境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通过所有这些炼狱的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二十世纪各种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握有最强大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三座大山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的压迫下——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居人口多数的社会中创建和进行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长期以来在党员总数中居多数的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思想会带到党内并产生影响。但是即使在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时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农村工作中，都在自觉地以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水平上来。毛泽东同志从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必须把小资产阶级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在党的领导下，从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中，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专家和科学家、文艺家，蔚然成风，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奇观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曾经犯有多种形式的错误，错误路线多次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又总是自己纠正错误，把错误作为一种财富，用它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总结自己教训中更加团结、在政治上理论上越来越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久经考验的党，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办，中国共产党员早就有思想准备，一定能够团结起来拔除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毒瘤。
以弱胜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敢于刺刀见红，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和面包加黄油，用飞机大炮、原子弹等最先进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强国血战到底，一个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和自身错误屡屡被逼迫到死亡边缘，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进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他们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直到把敌人打败，获得新生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受过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失败、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品尝艰难、同各族人民长期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群众基础的党，一个坚韧不拔，无论内外敌对力量多么强大、多么狡滑、无论自己的错误多么严重、无论失败多么惨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终究压不垮、剿不灭、杀不光、打不倒、骗不了、拆不散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伟力在人民群众之中，她领导人民通过不同阶段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创造巨大成就，从造不出一辆自行车开始到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导弹、核武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黑社会现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与健康水平，结束1840年以来“东亚病夫”的历史，使到处遭受侮辱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继续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继承这些斗争的伟大传统和经验，依靠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团结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阶级、阶层，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
总之，这中国共产党是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为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幸而有今天的地位发挥了最大作用、付出了最大牺牲的，为民族的更大的、全面的进步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各族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工人阶级、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功勋，来自它基于工人阶级性质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和蓬勃发展的生命的源泉，成为它的全部经验的结晶。
关于在中国条件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全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建立、巩固、发展、深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有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独特创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部分。为此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道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的奋斗的老一代人，没有这些经历的年轻人对于这些真理的认识和体会，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总是有一次一次的磨难考验着共产党人每一次磨难都会唤起对先前似乎已经认识的真理的重新认识，而且越是沉重的磨难，真理也越是光彩熠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中国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历史，包括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每一页都在继续写下毛泽东同志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现实生命力的证词。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锻造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最忠诚的儿子。他真正彻底地把人民解放的事业看作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准则。当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时候，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本国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时候，他是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当共产党执政而某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的授权谋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时候，他是党内腐败倒退现象的最不留情的敌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即便这种行为出自他所缔造和担任最高领导者的共产党内、出自曾经同他一道战斗并且建树过功勋的高层人物，也必须坚决地进行处理。他同人民完全融合在一起，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牺牲数位亲人的生命也毫不退缩。同时，他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也把清除党内腐败倒退现象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
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党和人民为一方，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为另一方，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会出现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里大量存在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怎样逐步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在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情况下、在历史创造的实践中继续前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纪律等脱离群众以至于一部分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一般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和应该通过党内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在研究苏共走向腐败、衰落乃至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的时候，可以责备它的党内教育、党内法规不够完善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党内教育和法规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集中苏共党内教育和法规的条文，大约可以有几大厚册——尤其在于这种教育和法规永远不能脱离、更不能代替人民的监督。否则不过形同虚设而已。应该记住，即使解决党内问题，人民群众仍然归根到底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着使党内腐败倒退现象不至于发展到越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范围而沉疴难愈，不至于形成同权力结合的利益集团而尾大不掉，不至于走到改变党和政权性质的严重地步，或者为着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危险局面的时候拯救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只能是党内大多数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只能求助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在于，在他看来，执政地位、伟大功勋、光荣历史、崇高威望、领导职务，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惧怕群众、同群众些许隔离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的理由；在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错误同群众利益之间，只能选择后者而决不能选择前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反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包括多次发动整风运动、听取各种意见和批评，包括规定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自群众的即使是激烈的、错误的批评和意见，都表现着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这种信任和拥戴，要比成吨成吨的评功摆好、阿谀奉承有价值得多。相反，如果群众对党的工作、国家的命运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受到挫伤，陷入政治上的消沉和冷漠，满足于寻求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倒是一种悲剧了。
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条件下，怎样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蜕化、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和成果不会丧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列宁只是刚刚接触这个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和国内建设方面，为此作出了贡献，但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就逝世了。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显示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实践意义。
他认为，在党同群众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在开展党内斗争的同时，需要直接诉诸群众，来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有如此的胸怀和气量，能够如此鲜明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党内发生的问题，这对于任何处于执政地位的剥削阶级来说，这在任何剥削阶级政党中，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数不清的王冠和权杖，皇帝、国王、总统们沾沾自喜地陶醉于别人喊自己“万岁”的呼声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同志这样呼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同志有过错误。中国党有过错误。人民也会有错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要求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源泉。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是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着人民的利益，也需要人民的付出，而且有些牺牲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人民比较地能够原谅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也比较地容易得到纠正。
列宁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这两位历史巨人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的问题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们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注：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
毛泽东同志把终生献给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
人民的评价，是对他的功过的最权威的裁决。有知识分子基于阶级本性或个人某些不公平遭遇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身攻击、编造历史、诬陷栽赃。但是，在毛主席离开自己人民二十多年以来，出现无数新的歌曲，却惟独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能够继续广为传播；出现无数反映群众情绪、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甚或嘲讽的政治性的民谣与笑话，却惟独没有一句表现出对毛主席的丝毫不敬；出现无数新的或仿佛新的政治概念，却惟独毛主席的那些平易而深刻的警句，比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最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口上；出现无数新的画像和美术作品，却惟独他的肖像贴在农民的炕头、挂在汽车方向盘的旁边。任何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的企图，总是被人民的轻蔑冲卷得无地自容。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事业，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已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情绪、意愿、历史选择融为一体。
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期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同样也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历史的真理，与共产党的生命同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度勃起、在世界人民结束西方全球化的新的历史创造的进程中，它将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
我们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曾经有过曲折和灾难，而且还会遇到过去不曾遇到的曲折和灾难，但是那种关于在中国重演一回苏联悲剧的设计，尽管可以得势一时，但终究是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设计家是近视眼，只看到鼻尖子下的蝇头小利，不懂得历史、不懂得现实、不懂得人民。
现代中国政治的全部秘密，凝结为三个字——毛泽东。那么多曾经喧闹显赫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或者终究将烟消云散，他却深深地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一切文件会议、路线政策、战略模式、高谈宏论、奇思怪想、谎言谬说，只要事涉国家民族的全局和命运，都躲不开毛泽东，都不能不归结为同这位已经逝世的人物的对话。有人怀念、赞同、歌颂，有人抨击、否定、嘲讽。尽管故做姿态的冷落淡化和不动声色的压抑规避也无济于事，而且是越往后，毛主席就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以至于糟蹋毛主席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言辞委婉，背叛他的时候也不得不多少挂上毛主席的花环。
毛泽东与其说属于过去，不如说他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心、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民的旗帜。可以预言，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发挥毛泽东思想那样巨大而深刻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已经去世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云世态的变化，中国人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尤其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对他的感情不是减弱了，而是愈来愈加深厚了。对他的认识不是模糊了，而是愈来愈加鲜明了。人们认识到，毛主席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抹不掉的。但是，在这位历史巨人逝世后，却遭遇了种种不幸。一种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及怀恨革命的分子，疯狂地掀起了否定贬低毛泽东的狂潮，并进而把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创立的伟大功绩涂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另一种则不同，他们表面上仍部分承认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笼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却徒有空言，并不准备去实行，只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无害的神像供奉起来；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新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正像充斥市场的假货一样，尽管装饰着许多五光十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却是毫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赝品。任凭叫卖者一再声嚷：“这是真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品牌！它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只能让识者啼笑皆非。 以上三种表现纵横交织，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空前的大混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戕害，自然是极其严重的。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扎的根子太深，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昭如日月，数年以前，却忽然从民间涌起了“毛泽东热”。这股热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任何人布置，这股风，完全是不期而至地铺天盖地而来。许许多多城乡的汽车司机驾驶室里挂起了毛主席的肖像牌，把这位老人当作吉祥的象征了。毛主席纪念堂每天来参谒的不下三四万人，每逢节假日，甚至可以达到五六万人，甚至还多。这无疑是中国最壮丽的一道风景线，是一道无坚不摧的情深义重的长城，也是一条孕育着光明与希望的奔流不息的江河！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多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被虚化了，淡化了，大大地淡化了。不要说许许多多的人被无形的力量驱赶到钱眼里，对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也为数不少，对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已经很少有人读了。许多县团级干部甚至更高的干部，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甚至在书店里买不到《共产党宣言》。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假充马列的冒牌货能够畅行无阻？为什么一些很容易识别的谬论人们看不出来，反而让它们风头十足地流行？其原因就是不学马列是最痛苦的教训。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那些政治和理论骗子。他在林彪事件发生前的沿途讲话中还谆谆告诫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现在的情况不是比哪个时候还严重吗？那时大多数干部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书的，总还是扎下了一些根子，现在呢？恐怕与马列的著作已经十分疏远了，更别说那些腐化干部，不是到歌厅舞榭，就是搓麻将去了。读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是与人民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攸关的大事，更不要说与青年的健康成长有直接的关联了。回想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延安去寻找真理？除了旧社会的压力外，还不就是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的火种吗？不就是从迷茫中看到了一点朦胧的真理之光吗？如果我们从根本上疏远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的火种岂不是要熄灭了吗？当然，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革命的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近年来有些大学里，一批很有志气的青年，发出了“寻找毛泽东”的呼唤，并且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埋头苦读了。他们的学习很有效果，有些人已经读完了《资本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信念，以至观察社会问题的眼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至于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同志，苦读马列，深入群众就更为迫切和必要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是为金钱和虚名而写作，他是不会逃避现实、回避矛盾的。而要正视社会现实，就必须有不怕矛盾的勇气，还要有透彻的观察和正确的反映。而缺乏马列主义的素养，是很难理清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一要学习马列，二要学习社会。现在有些文艺工作者，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也不以为然，这怎么行？因此，读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的基本著作还是很有必要的。鲁迅的文章那样深刻犀利，基本观点比某些共产党人还正确，是同他认真钻研过马列著作，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分不开的。同时，鲁迅本人也曾告诫文学青年不应只看文学作品，还要读点理论书籍。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作为一个中国人，此生不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那将是最大的憾事。 苦读马列和深入群众这两者要密切联系起来。因为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它本身是战斗和实践性很强的东西。学习它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同时，只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社会实践的主体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仅仅在书斋里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
第三节 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在我国曾经发动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锋芒直指毛泽东，目的在于为两个“彻底否定”寻找理论根据。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命题是正确的，方法是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逻辑上则是混乱的，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其结论是错误的，结果是有害的，最后也是以否定者被否定而告终。事实上在实践的检验下，包括这场讨论的导演——胡耀帮在内，己经被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历史发展“检验下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哲学命题，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并且特别坚持的老命题。但是，这场争论的倡导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抓住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作为这场争论的切入点。刻意模糊华国锋和毛泽东的界限，把别人提出的 “两个凡是”的口号，倒扣在毛泽东头上，作为攻击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依据”，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种偷换概念，张冠李戴，一箭双雕的手段，除了证明“讨论”的逻辑混乱，命题不准外,在理论上也是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是有确切的内含的。
首先，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2，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3，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念的总结。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験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检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箭和靶的关系，是“的”和“矢”的关系，所谓有“的”放“矢”，实践在检验理论时，这个实践必须是在理论确定范围之内，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本身。对那些背离理论的盲目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实践，是无的放矢、乱放箭，甚至放暗箭，本来就和理论本身毫无关系，二者根本没有同一性，当然不能成为检验理论的依据。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出现的“五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但是“五风” 不仅不是“三面红旗”的本质属性，而且是损害“三面红旗”的蛀虫，它和“三面红旗”没有任何关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当然不可能成为检验“三面红旗”、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依据。试问：“用狗肉汤灌山药，亩产可达到120万斤”这是什么“理论”，有什么“实践”？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什么必然联系，怎么成为检验“三面红旗”的标准？要吹牛，讲假话不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照样可以吹，照样可以讲，怎么能算到“三面红旗”账上，算到毛泽东头上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是天天在造谣诬蔑共产党吗？难道敌人的攻击和诽谤，也要共产党和毛泽东承包下来吗？本来像这一类蓄意欺骗组织的不纯份子是应当坚决清除出去的，可惜我们却用“不可避免”几个字保护下来。如果从思想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影响；从政治路线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清除借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机，蓄意讲假话，讲大话，钻进党的领机关来破坏和捣乱的机会主义份子；从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坚决抵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的歪风，严肃处理欺骗组织的投机份子，把群众运动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这场讨论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讨论的倡导者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无心引导人们去研究“五风”的风源，“五风”制造者的动机和“五风”的危害，如何从实践中吸取教训，防止“五风”的再次发生，只是达到了贬斥毛泽东就算达到了目的，草草收场。人民不禁要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提出过可以按照“五风”的任何一项内容办事？既然“五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三面红旗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把“五风”带来的恶果算到毛泽东头上，算到“三面红旗”账上，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再如：毛主席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斗争为纲的论断，本来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在贯彻执行中，有些人故意搞乱阶级阵綫，不分阶级，乱打乱斗，误伤好人，造成阶级扩大化。然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务纲混为一谈，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客观规律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混为一谈；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总题目丢到脑后，把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乱打乱斗说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有意混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阶级斗争为纲是人类社会自划分阶级以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某些人凭主观意志对社会现实的扭曲，完全是人为的。绝不能因为过去某些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也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不牢记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客观情况下无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讲到，陈云同志提出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问题时，《红旗》还准备发表诬陷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的顽固性了，作任何解释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这种解释恰恰是不能以理服人。当然，彭德怀同志应当平反，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把《红旗》杂志一些人阻止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错误，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进而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扭在一起，这就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彭德怀同志是不能平反的。既然没有说过，那么，和“两个凡是”又怎么挂上钩呢？相反，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谈话中讲到：“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并且特别强调“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见《彭德怀自传》295页）这可是彭德怀同志亲口说的阿！可见，把别人的错误都说成是“两个凡是”，进而往毛泽东头上推，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红旗》的一些人真的是按“两个凡是”办事。那么，按照上面一段谈话精神，就一定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而不是反对。
第三，不能模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界限。正如列宁所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是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第534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段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毛泽东说的：“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5-216页）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可能一步穷尽真理，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完善，问题也不在于实践中是否了犯错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要经过反复试验的过程的。列宁说过：“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已经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又说：“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适当的办法为止。”（《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问题在于一些人心怀鬼胎，他们抓住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中某些暂时的或局部的缺点、错误，当作全局的和整体的错误加以攻击，借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达到否定一切的目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人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一遇到艰难革命意志就衰退，向资产阶级投降，如果按照“彻底否定”的观点来看，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巴黎公社革命不是失败了吗？中国革命早就应当收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是惨重失败了吗？相反,贪污盗窃应提倡,因为,他们发财了,成功了。但是历史却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规定的方向发展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首先赞扬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革命迟早还会发生，并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全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又发生了，并且胜利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了，但只要世界上贫困、失业和挨饿存在，革命总是要发生的。问题还在于这场讨论的倡导者为服从思想体系的需要，以牺牲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在模模糊糊中草草收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还加上一个注，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考查，还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沿续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总纲，到了邓小平手里就断了。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要彻底否定，而且要批判。那么，究竟是时代的性质变了，还是邓小平搞错了呢？究竟现在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自列宁到斯大林直到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是节节胜利的，而赫鲁晓夫之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节节后退。今天，美帝霸权主义武装到牙齿，横行无忌。到处挑起战争，他们把侵略叫做“进驻”、“反恐”、“行民主，保人权”，只许它无限量地制造核武器、生化武器，不许别人制造自卫武器；它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用导弹打利比亚，炸苏丹，抓巴拿马总统，侵略南斯拉夫，进攻索马里；可以任意给别国戴“无赖国家”的帽子；可以在公海上检查任何国家的船只；以帮助科威特为名霸在科威特不走，同时用8•6万吨炸弹攻打伊拉克，以伊拉克制造核武器为借口，再次入侵伊拉克，抓走萨达姆，赖在伊拉克不走；以”反恐”为借口，入侵阿富汗，以朝鲜制造核武器为借，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炸我大使馆，侵犯我领空，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它把联合国宪章践踏无余，视联合国如敝屣。这些事实能够说，现在“时代”变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世界太平了，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因此“以阶级斗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说什么“以时俱进”，究竟要把中国共产党引进到什么地方去，去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的全局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提出严格科学规定，从而揭露时代的本质。列宁对时代的划分提出了科学的论断：“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的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斯大林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斯大林全集》第六卷，62页）的科学论断的。毛主席在1966年特别指出：我们的“时代没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列宁开始的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性质有没有变，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说，“时代变了”，现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而是“阶级合作”的时代了。斯大林说没有变，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逝世以后赫晓夫说时代变了，现在己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了，因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总路线”。就是说；苏联己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全民党”了。当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核火箭武装到牙齿，称霸全球，到处挑起战争，到处侵略的时候，闭着眼睛说什么（三无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连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都不要，连小学生都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了，还要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呢？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赫鲁晓夫时指出：我们的时代没有变，“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阶级分析出发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并且指出这个时代至少需要二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时邓小平也是中央主要领导之一，党的基本路线的讨论他是参加了的。但毛泽东逝世以后还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提出，时代变了，现在是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而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己经没有斗争了，不存在战争危险了，因而世界上没有战争了，而是和平和稳定时期，我国和美国主义是合作伙伴关系了，并且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以后就更不成问题了。在国内阶级己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因而“阶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要弃为抹布，要受到重重的批判了。江泽民进一步在实践上修改了党章，修改了宪法，共产党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先进生力的代表，因而资本家也可成为共产党员了。可见，中国修正主义者确实发展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理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歧途，故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切割为无数小段，企图用一个小段、一部分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来证明，所谓现在“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去“论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己经“过时”。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入歧途，新老修正主义者，千遍万遍地重复“现在世界形势变了”，我们经济比美国落后，要老老实实地跪在美国人脚下，稳定才能求生存，稳定求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不仅是“三和两全”而且要“三和一少。”和帝国主义要和、和修正主义要和、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少支援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我们不是很穷吗？穷就要讨好美国大资本家，多引进外资，少支援别人。
一切剥削阶级口上都挂满了仁义道德，他们肚里装的却是追求最大的剥削量。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内部高价收买的走狗、工贼，他们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卖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假药。从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蒲列哈诺夫、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修正主义者念的都是一本经：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消灭私有制、全面建成公有制。一句话，否定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总是吞吞吐吐瞎说，臆造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工贼们一贯使用的手段。
历史是公正的，在两个“彻底否定”，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来，尽管有人提出一些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的“伟大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实践。但是，社会实践的结论是无情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火箭、炸弹、战争和屠杀回答我们，党内资产阶级总是以官场贪污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文化腐败，黄、赌、毒、黑社会横行，工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下岗工人日益增多，贫富差别迅速拉大，两极分化不可歇止，大量国有资产被洗窃出国外，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台独份子猖獗，作为回报。实践又从另一方面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比正确。
第四节 “猫论”是中国修正主义理论的总纲
过去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理论，其实不对。他有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措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推销他那种“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方针，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根据“猫”的需要而产生。这个“猫”当然是人格化的“猫”，是资本化的“猫”，与“猫”相对立的“老鼠”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化的“老鼠”，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者。“猫”要有用武之地，猫的活动场所，活动舞台就是市场经济。一些御用文人凭借“猫论”大做特做文章。直至把它抬高到“伟大的理论”的至圣地位。曾几何时，这种“猫论”身价百倍，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呼啸着、回荡着，把整个中国弄得昏天黑地。并且，成为指导那些权贵们思考一切问题、做一切工作、制订一切计划、对待一切事情的总方针。
“猫”的利爪最终是要抓到“老鼠”。这个“老鼠”是“金老鼠”，就是人们梦呓以求的“财富”，就是“价值”。抓老鼠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是想方设法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不剥削那里有金钱，那里有财富。凭借市场经济大舞台大显身手，只要抓到“金钱”身价就能提高百倍、千万倍。因为这是人的生存、生活的真义，是人生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类生存都不能离开“它”，所以逮到它，就等于逮到了一切。而有了“金钱”，纵然是“鬼”，也得乖乖地给他“推磨”，由于金钱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为了给金钱开路，就不应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要批判平均主义，不应当缩小差距，而是要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道理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说过，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亏气短，怕露老底，又要做，因此提出“不要争论”，默默的“做”就是了。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这既是对左派理论家的警告，也是对右派的起示，要明白“先做起来”，要懂得金钱的功能，金钱神奇的力量，有了钱什么都好办。沙士比亚早就描写过：“咦，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头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也呕吐，有了这些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猫”经过梳装打扮，就可头上添花就更迷人了。
其实，“不争论”，的陈词滥调。中国人民早就领教了，谁也不愿再听到这类谎言。但人们希望发财、国家需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发展的，慈喜太后、亨利二、东条英机、希特拉、老布什、小布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等那一个不求发展啊，又有哪个人不想富裕的，杨白老、赵光腚也是做梦都想发财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叫做“邓小平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找不到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发展总比背叛好听一些。要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环境，所以“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民主都是稳定的破坏因素。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大字报、大辩论，通通见鬼去。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不言而喻，只许左派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再争论，乱说乱动，就是妨碍社会稳定，就要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社会主义己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早该受批判。为了硬道理，“压倒一切”，不叫阶级斗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一个“抓”字好听一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使受剥削者“明白”当你的肝脏被剥者吃掉时，你应当高兴，因为他看得起你，他喜欢你才剥削你，要告他心脏更有营养，虽然痛苦一些，但要顾全大局，多作贡献，不能反抗。不反抗就能做到“三个有利”这又是国际惯例，那一个国家、那一个统治者不讲“三个有利”呢？美国要“三个有利”、伊拉克也要“三个有利”，那一个国家不要三个有利。这也是小学生也懂得的常识。为了“发展”、为了“三个有利”被剥削者就要明智一些，不能反抗，不要批评。如要反抗，要挣扎。莫怪！早就有准备了，解放军己改为武警部队了，他的对外职能早己转变对内职能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伸着两个硬手是要打人的，”谁防碍发展，谁就应该挨打。当然，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好办！先富裕了的人富得流油了，就会卖刀买牛，到时就会立地成佛，反过来扶持后富的人，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乐章，多么响亮的口号。但是，人们雪亮的眼睛终于看清楚 “猫”的屁股上盖着修正主义的印章，也就纷纷摇头，哗然散去了。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的以“猫”为纲和“三个有利”、的“硬道理”，无疑是最权威的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向无敌。这个“神猫”一旦跳出笼子，生龙活虎，不论肥猫、瘦猫、大猫、小猫、白猫、黑猫，各显神通，开展大规模的抓老鼠活动。这样，在神州大地上，不管“长城内外”还是“大河上下”；不管“党政军领导”还是“普通百姓”；不管“军队”还是“地方”；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工厂”还是“学校”；不管“医院”还是“商场”......，自然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抓钱运动”。因为，只有“抓到钱”赚到“票子”，“发家致富”，才能赢得人们尊敬，成为“人上人”。于是，资本家“吃香”了；地主又“回乡”了；公务员“经商”了；老百姓心伤了。“老板”当上了时代的“宠儿”；“发财”变成了人们最主要、最常见的问候语。一批又一批善于诈骗和精心包装的“老板”，带着“企业家”、“老总”、“红顶商人”的桂冠粉墨登场，难怪有人戏称，中国正开展着一场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猫逮老鼠”运动。
有了邓老板的“猫论”这个纲，又有“三个有利” 拉大差距、批平均主义，保资产阶级法权和“不争论”的依据以及“硬道理”的支持，“压倒一切”作保障，两个硬手齐抓共管的手段，还有什么不放心！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批又一批当权者，无不兴高采烈，雄纠纠，气昂昂，理直气壮地从事以逮老鼠活动。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从来没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要想个法子、出个点子、批个条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全都上来了。正如列宁早就描写过的那样，他们说：资本家“己经捞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了。”（《列宁全集》34卷，第242页）大官也罢，小官也罢，老板也罢，医生也罢，教师也罢，流氓罢，痞子也罢，男人也罢，女人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求金钱、就是抓“票子”。只要是“私利”，什么手段不必计较，“越狡诈、奸滑越好”。“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是通例。贪得越多功劳越大，官越大越保险，“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菅它寸草不生。”（《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9页）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古今中外共同的信条，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也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的重要环节。由此，全党全民抓“老鼠”、摸“石头”，今日不捞，更待何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象洪水猛兽一般全方位的泛滥开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肉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贪污；腐败；权、钱、色交易；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制假售假；黄、赌、毒沉渣泛起；封建迷信盛行；艾滋病蔓延；车匪路霸层出不穷；盗贼抢劫屡见不鲜，真正是繁淫娼盛；世风日下，犯罪日升，人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刚上任的“官”说：“不捞白不捞”；即将离任的“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上了台就赶快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公务员可以出卖灵魂，买官、卖官、买党票、卖党票，假教授满街走；老师为了“增收”可以“乱收费”；医生为了“红包”可以谋财害命；女人为了“票子”可以出卖肉体；“公安”为了“奖金”可以刑讯逼供，可以纵容犯罪；商人为了“利润”可以制假售假；流浪者为了钱可以杀人越货、偷、蒙、拐、骗，“红顶商人”为了中饱私囊可以变着法子“化公为私”，财会人员可以做假账，把国有资产落入个人腰包......。
既然“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了“真经”。那么，“不管‘好人'、‘坏人'，抓到‘票子'就是能人”，只要抓到票子什么手段都是“合法”的，有了钱非法的也可变为合法，抓不到钱，合法也是非法！既然有了“不管‘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先搞起来再说”，这面黑旗，也就“不管‘公有'还是‘私有'，只要抓到手里就归我所有。于是，搞股份制把国有转向集体，造个假账由集体所有转化为私有，最后，卷款向国外流。因为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就，都成了“私有化发展经济”的最好教材。这样，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纷纷出国取“洋经”，回国孜孜追求和资本主义“接轨”，也成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道路”。由此，经“精英”们制订出的一系列“化公为私”的“转轨”方案、政策；一系列全面西化的“接轨”制度、法规畅通无阻，指导着“走资本主义私有化发展经济的道路。致于共产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只不过在嘴上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做做“秀”而巳；致于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特殊国情，数亿万人下岗工人、失业大军、赤贫的农民要耐心等待，“不要有仇富心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好事，先富的人会回头扶持后富的。
由于邓小平一伙及其推行的路线就是腐败的根源，这样的”反腐败”便必然是”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也不断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反腐败”成了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掩护和障眼法。就在这”反腐败”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了不归之路。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和审计局也公布过一些数字，有多少在这场“运动”中被提拔重用的“精英”、“能人”、老总、小总和各级政府官员们，被揭露落马，但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天线不长或者踩错了油门，撞上了邓老板或江老板的脚才会跌跤。
现在在我们面前清楚地展现出以“猫论为纲”，以“不争论”为舆论工具，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幌子，“稳定压倒一切”为大捧，以“两手抓一，都要两手硬”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和“以先富扶后富”的麻醉剂。是一整套引导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自始至终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也没有阶级斗的字样，也看不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让人感觉到他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又确确实实从头到脚充满着十分浓烈的阶级压迫火药味！
人们终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全国解放以来凡是邓小平亲自过问的、动了脑筋抓过的领域和行业，都是发生破坏最大的，重视的早，破坏的早，重视的多，破坏的多。反右是这样，农业是这样，科技也是这样，教育是这样地，他的改革开放落实到哪里，资本主义就从哪里发展起来。实践的检验已经千万次证明了，邓江的毒水流到那里，禾苗就死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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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
2005/12/15 12:5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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