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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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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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作者:老共产党人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4 更新时间:2005-8-3 文章录入:PMG8181 ]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成果(一)
老共产党人
尽管苏联修正主义的各位大师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所谓“改革”和“深化改革”的浪潮中,面对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运用的手段不同、所占居的时间长短不同,对社会主义否定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剧烈程度不同、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不同,但都宣称是要革除障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蔽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前进的“僵化体制”——其实是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消灭了当然“蔽端”和“僵化”体制也就不存在了。但苏联修正主义一出现,就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特征特性,总是公开否定原杰出马克思主义式领袖人物——斯大林,从而标榜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平制度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把伟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出现过的失误无限地放大百般攻讦,在充分肯定个人主义重大作用的同时,进行私有观念的重新启蒙并大搞“物质刺激”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污蔑为“教条主义”、“左”和“极左”并始终坚持庸俗的实践观,循序渐进地把一大批主张走资本主义的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提拔到党政军的核心位置或关键岗位,发挥其特殊的渐进推行资本主义的作用,然后又有计划有步骤地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逐步培植起适合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专家学者”基础的同时,却在“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谋福利”的口号声中,一步一步地收回了原广大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取消了整个社会的平等机制而不断地推进两极分化--培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终使劳动大众重新回到在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什么也没有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等待别人来恩赐剥削、压迫和统治、养活——资产阶级专政。
二十世纪90年代初苏共的轰然垮台、苏联的分崩离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重新沦为资本家的奴隶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谜面十分深奥而谜底却十分简单的谜语。许多的所谓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其所得出的“见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并各持一词。特别是与“官方”有着千丝万娄联系的专家们总是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没搞好”、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有的则认为主要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和自己丢掉了老“祖宗”——戈尔巴乔夫改举“新思维“的旗帜,也有的认为是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形成了具有特权的官僚腐败阶层,造成了党脱离工农群众并与之相对立,如此等等。对于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原因,应该说不可能是单一的某方面原因,其根本的起因要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就必须回溯到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所创造的一系列“改革”现象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苏共20大结束时“突然”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和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的秘密报告--“改革”的总信号和总标志。苏共自赫鲁晓夫集团选择了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去臆造当时这些领导人及其集团的动机和主观愿望究竟如何,只能是通过这条路线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情况来进行客观分析。但由于苏共选择的是一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自己通向死亡的道路,继任的最高领导人及其集团,或主动或被动地沿着这条道路的惯性滑下去,期间虽然也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复,经济上和军事方面还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辉煌,--芸花一现的回光返照,但是走向死亡的结果则是注定的,而且“改革”越深入死亡的程度就越彻底,“改革”的步伐越快走向灭亡的速度也越迅速。苏共的最后分化和灭亡,苏联的最后解体和分裂等惨剧的爆发,既是苏共选择修正主义式“改革”顺理成章的事,也是这种修正主义式“改革”和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纵观赫鲁晓夫所开创及其后来的继任专家们承接下来的所谓改革,一连串的疑问不得不由然而生:当时是出于个人利欲薰心的需要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位置上公心的良心发现,是站在资产阶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主义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资本主义,是特殊人物的别有用心还是对共产党人真理的发现,是否定社会主义的需要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发展的需要,是真心想破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还是要借机否定伟人、达到获取自身崇拜的预谋,是出于个人私性膨胀原始动力还是准确地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真实愿望,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性的发作还是无产阶级理念和阶级立场的激发,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还是真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目的还是真正要改革障碍社会发展的蔽端,是新生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切身利益需要还是为了维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的需要……等等,历史已被某些官人和专家们故意尘封起来或用一些古怪的不着边迹的托辞遮掩和被深藏得不见天日,这些深层的内核东西谁也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大师”们的言行和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进程进行理性分析,只有透过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从中廓清并找到修正主义“改革大师”们本质上是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理出最本质的头绪——“改革”专家和继任“改革”大师们——巧妙地纵容自己的私欲--循序渐进而又最终实现集团私欲大膨胀并形成总体合力,与时俱进完成了总垮台和总剧变--现实的总结果。这,才是苏共和苏联灭亡的真实历史及客观存在着的本来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量变到质变。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二)
赫鲁晓夫开创的修正时代
老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国家里,第一个高高举起修正主义“改革”大旗的人,也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进行否定共产党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创始人;既是在苏联公开否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始作蛹者,也是苏共内部第一个以最高决策者身份选择与马克思主义指向相反发展道路的创始人,更是第一个用共产党的行政权力推行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祖师爷。由于苏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并不断前进的,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示范性的效应与作用,所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对苏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腐蚀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引导性作用,其直接产生的恶果也是难于估量的。赫鲁晓夫开创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举动,既为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提供了方向性的“路标”——被后来者纷纷仿效,也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开辟了道路,还为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创造了条件——提供理论依据和手法、实践经验。
一、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的9月,赫鲁晓夫以阴谋手段搞倒了政治对手贝利亚、马林科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后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形成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逐步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所谓改革。赫鲁晓夫既是对前任杰出领导人进行全盘否定树立自己威信的创始人,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最早竖起“改革”大旗并进行所谓改革的大师,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进行资本主义式改造的创立者和推行者。赫鲁晓夫上台后所着手进行的所谓“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干部制度、对外关系领域、法制领域等几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借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拉开序幕,这个报告不具体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客观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只是一味地攻击斯大林个人的特有品德和直接形成的过错,但对执政党应如何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并没有提出明确有效的理论观点,也没有制定出如何有效防范的运作机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当赫氏个人地位稳固后则又人为地掀起了新的个人崇拜,其偏听偏信、任用亲信等等比斯大林有过之而不及。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在党建方面,抛出了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全民国家、共产党建设成全民党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达到的就是要使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阶级斗争复杂化的条件下,变成一个能够代表任何阶级利益梦想永远合法地进行执政的统治集团,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面对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和颠覆,国内新生特权阶级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由无产阶级革命党向高高在上和所谓执政党转变的先例。
(三)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适应“改革”的需要,实行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要求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级更换1/3,区级基层党组织更换1/2,频繁更换不适合“改革”形势标准需要的干部;平反一批斯大林时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所谓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原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解放”出来,并放置到重要岗位上继续让这些人发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更大作用。
(四)经济领域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曾多次尝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农业、商业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基本原则,强调和发展各项生产中的市场调节、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原则,以此来调动劳动者在生产领域中的积极性。
(五)社会阶段定位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所谓的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并在新的党纲中把超阶段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详细论述的和具体的设计和规划。
(六)对外交往关系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与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集团之间,已不在是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关系,而是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必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伙伴关系。
(七)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了适应和促进对内对外“改革”形势的需要,循序渐进地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与“新形势”相配套的国家法律法令,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并最终把“改革”取得的成果固化下来。
二赫鲁晓夫“改革”造成的后果
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的10年对苏联原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存在过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领域,都进行了全盘式否定式的“改革”及修正,这此所进行的“改革绝非他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阶级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旧的体制已不在适应而是严重地束缚了一大批各式新生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苏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所谓的改革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搞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为修正主义势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横行从此打开了绿灯。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
(一)有目的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运动的成效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秘密报告”适时抛出,对苏共和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各项革命及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从头顶到脚底被从为制造和故意泼上去的大粪所包裹成了天然的妖魔,是对苏联革命和苏联共产党历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背叛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篡改历史为私欲膨胀服务。
赫鲁晓夫把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活生生的斯大林,从生前天堂中的人民救星定为了死后的魔王,由历史上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领袖变成了死后的资产阶级式的无耻小人,由过去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变为了死后的革命投机者,由活着的时候是打击反革命势力和反法西斯的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变成了只会摸着地球仪看进展的十足庸人,由过去恣祥父亲般的人物变成了死后无恶不作的妖魔,这在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心中对这种突然的历史性反差是如何感想呢,结论恐怕只能是模糊的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
2.人妖颠倒混淆是非否定苏共。
把斯大林由生前党和人民的功臣,变成了死后最大的历史罪人,由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的鲜明旗帜,变成了眼下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由始终忠实维护列宁形象和执行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变成了一贯只会与列宁作对的专家,由一生受共产党员和人民忠心爱戴的领袖,变成了专门欺骗共产党和人民的公敌,由存在于世时无私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变成了死后只会为自己谋权谋利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由终生有着大智大勇和沉着刚强,变成了死后只现残暴及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此等等骇人听闻而又是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历史的真实吗?恐怕只能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给自己乱阵脚,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自己给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制造口实和依据的怪异行动。
3.给历史留下无穷的后患和病灶。
赫鲁晓夫集团对斯大林的颠倒黑白的评价,把斯大林时期批驳得一塌胡涂和一无是处,给苏共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留下了什么呢?应该说留下的是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根本歪曲、背叛,留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潮流的又一次重大潮弄和反动!制造了共产党中的伟人对待人民是比帝国主义还凶残的“暴徒”事实,开创了一部分伪装的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可以任意夸大事物,并把全部错误归到某个人的名下而把自己标榜为唯一的正确者;给苏共和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乃至整个共产党不能相信、更不能崇拜,否则就会吃亏上当受编;遗产是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原来都是些政治流氓和政治骗子,所说的话都是使人上当的术语;遗留下来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自吹自擂出来的和自己标榜出来的,如果再有人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任何情况也不能相信;遗留下的产物是存在过的苏联历史,都不是真实的而全是假的和伪造的;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判断事物和历史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及标准,完全是根据当权者的想象、需要和爱好而定的。
4.搅乱了马克思主义战线和阵营。
私欲膨胀的赫鲁晓夫们对斯大林的所谓重新评价,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以及如何对待和评判革命运动中起到重大甚至是决定作用的伟人是非功过,如何看待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性丰功伟绩与斯大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制造和遗留下了一本厚重的糊涂帐。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这个历史事件的后果,既是对客观存在过历史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更造成了客观上的对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巨大戗害。
(二)全民国家、全民党提出和推行的恶果
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阶级社会中一切问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本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前提,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念的出笼,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及国家学说背叛及否定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否定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存在。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建立的共产党来,在存在着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自己出来宣布或彻底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问题的理念(这还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吗?),全民国家、全民党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强力推行,混淆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根本区别,模糊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反向性质。
2.否定了实质上代表劳动大众利益。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取得胜利并进行执政的共产党,自己否定并不是只代表原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群众,更代表着有权有势的各类人;国家也不仅仅是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而苏维埃政权是为所有的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只要有权有势也可以加入共产党成为执政的一员并代替劳动大众执政,只要掌了权或钱就会自然变成了当然革命者,都是为工人农民谋取根本利益并为之服务的。
3.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本质。
在国内外阶级和阶级斗争异常尖利的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的专政没有必要只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更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主张和推行党和国家已经代表全部的公民——专政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了,有了钱有了势就是革命者--共产主义者,也只有有了钱有了势才能自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阶级和先锋战士。使无产阶级根本上来说要进行专政和限制的阶级群体,变成了合法存在并成为可以向劳动大众专政的主体,使这种客观存在的“专政”转换成了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牌子,而行实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专政骨子的有效工具。
4.完全代表了权贵阶级的总体利益。
苏共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自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仿佛所有人都是执政基础并得到所有人的拥护,然而事实上却已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是代表党内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政党性质、提法和做法变成了一样——口头代表所谓的全体人民——而实际上代表的是有钱有势或想发财致富的人服务——不是为那一个特定阶级服务——都是全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也是基本一致的——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压迫另外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为已经上升为政治贵族、精神贵族、文化贵族、财富贵族、掌握镇压大权贵族服务的--都是全民的,而实质和核心抛弃的是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利益,其所想所做与资产阶级能有两样吗?
5.用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最根本的后果——就是用庸俗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彻底否定和战胜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庸俗的政党和国家学说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和国家学说,表明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进行专政的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政坛上执政,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出笼和实践,给后来所有的共产党人进行修正式地建党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遗留了一大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麻醉党员和人民的糊涂粥。
(三)干部任期轮换和平反“冤案”的成果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积极推行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和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执行公务的人民公仆的定性的背叛与否定的客观反映、具体表现:
1.开创了党内耍阴谋诡计的道路。
赫鲁晓夫在推行的所谓改革中,让人们在修正主义推行干部路线的实践中,感觉到只要是反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全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用所谓的列宁来批判斯大林的所有路线,只有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期存在过的一切的一切,也只有应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能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和顺着竹杆往上爬,就能上升到自己梦想得到的财富和地位,不进行或不适应所谓改革(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各级领导就只能让路、就下台。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得到了有效推行并达到“改革者”的目的,却在客观上刺激和开创了已经执政了的共产党干部,向资产阶级耍权谋诡计术方向发展的道路,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彻底革命论的本质。
2.开创了为复辟扫清障碍的先例。
原来与斯大林针锋相对斗争过的一大批“牛鬼蛇神”,只要是能始终坚持反斯大林时期的所谓独裁和专制的,就彻底解放出来并安置到重要的岗位和委以重任,实现了为所谓的改革和逐步复辟资本主义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只要是能为“改革”大唱赞歌和反映“改革”的丰硕成果的,只要是能坚持和推行“改革”障碍社会发展的蔽端的,只要是能带头“勤捞致富”的,就能通过钦定的定期轮换和任期制,提升到梦寐以求的高等位置上,使一枕黄梁变成客观现实--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并成为执政党中的重要一员,充分享受到金钱和美女带来的快感。
3.为修正主义深化发展提供了经验。
赫鲁晓夫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和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的推行,为安排大批修正主义亲信和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创造了条件,给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干部培养、使用、提拔等方面的标准推销了一缸不清不白的浓黄汤,为后来者继续与发展此论此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直接实践的丰富经验。
(四)经济领域推行改革方面的成果
赫鲁晓夫在当权期间尝试和坚持推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农业和商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根本原则,强调各项生产中的市场调节并实行了一系列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企业利润原则、加强物质刺激等等所谓的改革,来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领域所进行这些“改革”,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科学原理背叛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赫鲁晓夫从经济制度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为克服资本主义无序竞争造成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的根本原理,通过强调和实施市场调节原则,把社会主义嫁接改造成与资本主义相类似的社会经济制度。
2.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欲膨胀提供了可能。
赫鲁晓夫用政策性的导向实践来激发个人或一部分的微观理念,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施扩大农庄和农场自主权,对工业、建筑业管理进行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提倡企业利润和加强物质刺激等等政策措施,收到了激发个人和一部分为自己个人私利而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劳动群众已经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热情,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为个人、为地方、为小集团利益奋斗的一个个实体,分化了人们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宏观利益的关注力。
3.为从根本颠覆社会主义探索出了实践经验。
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所谓进行改革,把资产阶级思想当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把资本主义存在的蔽端当做社会主义的经验来推广,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方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钻进了向资本主义方向迈进的魔圈。这不仅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和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在对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颠覆创造了便利条件,还为修正主义后来的继承人发展与时俱进的修正主义提供了翔实及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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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28 19: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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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九)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五)
老共产党人
五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内容及后果
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时代,为在世界上创造以资本为基准的全盘统治体系,为当时的苏联的所谓“改革”和“转型”谋求有利于的国际环境和缩减军费开支的缓和政策,在彻底抛弃勃列日涅夫使用过进攻和扩张政策的基础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并相应地提出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系列对外关系的所谓新思维,对国际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毁灭性影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发展,陷入了新一轮最黑暗的时代。
(一)对外关系方面“改革”的内容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新领导集团逐步改变了过去几十年苏联一直坚持的理论,推出了对外关系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集团导认为,苏联过去的对外政策“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痕迹”,“新思维”为改革这些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主张,由于对外政策是直接为国内改革服务的,因此,“如果没有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改革,就不会有改革的成果”,并作为苏联新领导“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和“准绳”,被广泛地运用于苏联的对外交往活动中。
1.更改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用资产阶级固有的观点,彻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与看法,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明确地指出:“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和平力量的增长与活跃以及它有效地对抗核战争威胁的能力”,“和平与进步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地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的蓬勃发展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指出:“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起作用的理解”。他承认,资本主义并没有象过去预料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相反,它还有其生存的理由和能力,因此,应该坚决抛弃过去一直宣讲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因为它“不能用于政治预测”。新思维还认为,两大体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和矛盾的关系。这两个体系生存在“属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上,而且这个世界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统一”。戈尔巴乔夫据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
2.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奋斗。
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虽存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但世界是一个整体,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船,“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他指出他的国际政治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确切地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于是他把实现裁军作为通向人类安全的途径,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不可能使任何人从中获利,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过去坚持的社会主义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各国人民将通过战争埋葬帝国主义的论点,已经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苏联单方面提出了措施:1986年宣布在今后15年内分三阶段实现完全销毁核武器,同年6月通过华约国家向北约国家呼吁并建议双方各裁军50万,同年7月戈表示苏将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总统里根签署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美苏两国将在1991年销毁2400枚以上核弹头,约占美苏两国核武库的4%)。
3.与美国共同开创“和平新纪元”。
戈尔巴乔夫集团十分地明白,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完全彻底的“改革”和“转型”,就必须有相应的对外关系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再通过所谓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张旗鼓地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一切都是万万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集团在推进对外关系的战略“改革”中,在与东欧、中国搞好“关系”的同时,把美国合作并“扫除干净‘冷战’的积雪”列入了对外交往关系的核心地位。戈尔巴乔夫说:“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按照自己的战略性深思和“改革与新思维”的熟虑,与西方特别严重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频频会晤,尤其是和里根在日内瓦会谈时的那种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双方既不断地相互称赞、“合影”,又不断地对人权、地区冲突、战略防御计划、《核裁军条约》等等形成“共识”并达成“协议”,共同研究、商讨和安排着世界的发展与未来等场境,共同努力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
4.与东欧合力共同推进资本主义模式“改革”。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东欧的“改革与新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积极倡导和敦促东欧国家尽快“改革”。为苏联和东殴共同推进资本主义事业的需要,完成“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想,戈尔巴乔夫积极鼓励东欧国家尽快走上他设想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希望东欧在改革的方向和速度上能与苏联同步,在积极肯定波兰和匈牙利在东欧率先“改革”的基础上,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此同时却严厉批评那些对改革持保留态度的东欧国家领导人是“对尖锐的生活问题熟视无睹”,警告他们“不要落后于社会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并威胁“落伍者必将被生活所淘汰”,“谁不正视现实,必将受到现实的惩罚。”“哪个地方落后于成熟的变革,哪个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说,必须注意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建立在尊重东欧的经验和尊严、理解民族特点,相信它们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要求苏联外交官要克服偏见、骄傲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1987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表了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讲话:“任何人都无权在社会主义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具体特点,……每个党都是独立的,都对本国人民负贵,都有其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主权──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条件的原则”,表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过去一切事情都必须由苏联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时的讲话中阐述了苏东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的完全平等,这就是执政党对自己国家事业的负责精神,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关心;这就是互相尊重、严肃对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经验,以及进行自愿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这就是大家都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团结绝不意味着相同和单一性……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学习的‘模式’”。
在外交实践中多次肯定了盟国对苏美“中导协议”签署的贡献,说没有它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一条约;1987年苏联和波兰宣布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和解决两国、两党历史遗留的“空白点”问题,——1920年苏波战争,1939年苏德秘密议定书,1943年“卡廷事件”等等。1986年在阿尔巴尼亚解放42周年之际,苏联报刊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在对阿关系上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从1989年8月开始,苏联报纸连续发表文章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当年参加入侵的五国领导人宣布“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行为”,破坏了捷的“民主革新进程”,宣称“即使在最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任何问题,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多么重要。”东欧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强力鼓噪和推动下,赢得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赞赏,积极响应并展开了对“旧观念”的修正,使“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在东欧得到了贯彻实施,其“改革”步伐不断得到加快、程度也更加地彻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国内外相互呼应的转型大潮,发动了向“僵化力量”和“保守势力”进行全面进攻的“歼灭战”。
5.志同道合实现了中苏之间联合携手。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率领中国修正主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同“改革开放”如出一辙的“改革与新思维”,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心领神会地走到了一起——历史的必然,两个修正主义势力集团的联合协作并实现头目之间的会晤,开诚布公的战略性商讨开创了修正主义发展共同的美好未来。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中苏政府之间的商谈和经济贸易已很频繁,但作为苏共总书记访华并进行高层会晤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从上到下处于公开反对修正主义集团设计师——邓小平专权热潮的时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结束了长达20多年意识形态对峙的历史——实现了中苏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会谈中双方对中苏关系自建交及以后关系恶化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并就两国关系达成了共识: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尊重各自的选择,逐步解除两国边境军事压力、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恢复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等等,获得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共识,最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两国“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预示着从此告别过去——60、70年代的对抗关系,进入了两国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改革”的新时期。
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后,中俄关系不仅继承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开创的中苏合作关系,而且顺利地实现了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使两国关系走上了密切合作发展的轨道——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并连续迈上睦邻友好、建设性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台阶,使中俄关系成为相互配合的重要因素:一是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不对抗、不结盟,共同繁荣;二是高级领导人对话机制——自1992年建立起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间对话机制后频繁会晤,两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间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三是睦邻友好安全机制——1993年中俄签署两国国防部合作协议,声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不把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1996和1997年中俄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四是经济科技合作机制——1992年8月建立了中俄经济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工作机制,规定两国副总理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每年在双方首都轮流举行一次会晤,以促进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五是国际问题磋商机制——1994年1月两国签署《中俄两国外交部磋商议定书》,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经常进行磋商,协调立场,加强合作。中俄经贸合作也取得突破性发展,双边贸易额比中苏时期翻了几番(2002年年两国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边境贸易也达20亿美元。边界谈判和勘界工作经过两国的艰苦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1992年3月中俄互换了东段边界协定批准书,1995年10月中俄又互换西段边界协定批准书,1997年11月俄前总统——叶利钦实现访华。
(二)对外关系方面“改革”造成的效果
戈尔巴乔夫在整个的所谓“改革”进程中,由于彻底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其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东碰西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古怪深奥,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留念的地方,倒也确实是为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起到了添油加柴的作用。不仅把苏共自己搞乱、搞垮、搞分裂,也为东欧尽早地离开社会主义阵营创造了条件;不仅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修正主义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而且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伸出魔爪独霸全世界提供历史的必然性。
1.引领善良的苏苏共和苏联人民向幻觉而奋斗。
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对世界和资本主义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后认为,人类的文明构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的东西,因此人类整体利益高于任何单个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利益,而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就应当跨越阶级和民族的利益差别,必须达到利益的平衡。这个新思维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论点,并以“全人类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为灵魂和逻辑起点,来引领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制定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从意识形态、从政策上中清除“敌人形象”,去为超阶级、超时代、超人类的高于阶级、高于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存在于戈尔巴乔夫头脑中的乌托邦——人类社会的大同世界而奋斗。
在复杂多变和强权林立的现代阶级压迫阶级的社会里,在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面前,戈尔巴乔夫故意只看到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并将可能向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一面,而故意渲染其新思维的所谓革命性,并故意抹杀阶级利益之间根本对立的现实,其目的是要用苏联几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前途与根本利益,来换取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对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所谓改革的支持,而从根本上隐去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根本目标差异,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完全是以民族为基本单位构成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的情况下,有意通过强调人类的统一性而人为地否定和淡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和淡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之间的客观对抗,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引进为子虚乌有的虚幻世界里,从而实现让善良的人们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出卖自己、自己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自己寻找死路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新思维理论和政策宣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反对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凭据来处理国家关系,甚至提出必须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强调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全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新思维还根据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把超现实的利益看作是全人类利益和人类共同价值——未来社会发展的化身,并有意以此作为判断一切问题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标准,这种虚无缥缈的“共同价值”必然要由现实的价值观来具体表现——“占主导地位的全人类的观念和准则”、“国际社会的准则,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这些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正是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所宣称的“游戏规则”和所标榜的价值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思维”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变种,用改变社会主义的内容去适应与满足西方的标准和需要,这完全暴露了戈尔巴乔夫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问题上,一再向西方让步、妥协的思想根源和基础。戈尔巴乔夫要善良的人们为他想象中的乌托邦奋斗,不仅涣散了人们为人人实现公平、公正和全面发展社会的意志——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总目标,而且分化了革命队伍和革命阵营中的力量——丧失了团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向所有一切剥削阶级集团进行殊死决战的集团力量,还瓦解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之间坚持进行不懈斗争的斗志——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战斗性、向心力和凝聚力。
2.与时俱进地向帝国主义拱手投降。
对外关系中一定范围内的谈判和相互之间的妥协,是建立在双方主体之间独立、平等、和平共处条件下实现的,而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全人类的价值思想”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维的过程中,虽然含有规劝对方摈弃对抗政策的意思,但根本的是建立在——单相思、自我冲动、自我感觉良好基础的,不断地把共产党人应该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用资产阶级的东西来进行改造,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倾斜靠拢甚至完全投降,必然趋势导致不可能说服对方而只能达到欺骗自己和善良的人民,在阴险狡猾的帝国主义面前善良的人民被号召去——为违背自己阶级利益的目标——乌托邦奋斗,最终只能是被迫放弃原有的理想、解除思想武器而缴械投降。
在开始上台执政和进行“改革”的初期,戈尔巴乔夫在某些地方还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色彩,但随着“改革与新思维”全面展开和深入特别是1988以后,则一步步地抽去了原来表示要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察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是不会容忍存在着一个能与之对抗的强大国家特别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布什早在1989年5月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时,就表示要把苏联支持东欧“自决”当作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的一条重要标准,贝克在同年10月的两次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欧洲问题是苏联表现其改革诚意最好的试金石,说:“一个自由而完整的欧洲,其重要性超过军备控制或裁军”。戈尔巴乔夫知道,要想获得西方援助以解救由“改革”而导致的国内危机,就必然也只能牺牲更多的无产阶级利益。在“改革”进入死胡同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改革的最大助力,试图籍资本主义的援助摆脱困境,妄图用国际领域的“得分”来弥补国内问题上的失策和不足,企图用帝国主义的赞扬来平息苏联人民的公开反对浪潮。用什么来换取西方对他进一步“改革”的信任呢?地区问题和军备控制曾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进行交易的两张牌,但是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收缩和后来的剧变发生失去回旋的余地,军备控制问题和国家安全关系到国际的战略平衡,为换取美英的大力支持而采取了几次单方面的裁军之后,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自己的彻底投靠和叛变,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苏共的垮台、苏联国家的分裂,来赢得赞赏及支持了,戈尔巴乔夫也确实能够与时俱进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效劳而做到了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历程尤其是到了后期已转换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来审视世界、审视历史,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分析和判断世间一切事物,在处理“改革”和对外关系的进程中,套用资产阶级的内核部分来彻底改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公开修正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为获得西方资本主义的青睐和支持,而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献眉,甚至是卑躬曲膝、俯首称臣。1991年7月参加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对西方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作资本主义,但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还有资料表明戈尔巴乔夫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由戈尔巴乔夫从事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创造出一些希奇古怪的所谓新思维引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领域前进,并用这些东西作为标准来衡量对内对外一切事务的对错,岂能不把自身还十分强大的苏联搞乱、搞垮、搞分裂——不乱、不垮、不裂才是世间怪事;“新思维”越是深入其资产阶级思想越是彰显,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的选择越是突出,最后完全由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堕落成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了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典范和资本主义豢养的丧家犬,成为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从内部攻相破的典型范例,蜕变为名符其实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无产阶级败类,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内部自我颠覆的最可耻叛徒。
3.全面瓦解和摧毁了残存的社会主义阵营。
戈尔巴乔夫在把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搞乱搞砸的同时,也把“新思维理论”推广到欧洲现状分析和相互关系上,把欧洲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营垒,看作是“旧的政治思维的逻辑”造成的结果,主张“东西方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以结束欧洲的分裂”,认为欧洲各国应该结束因对抗而相互隔离的局面,把全人类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携手共建统一的新欧洲,“任何人都不能允许自己借口社会制度和国家现有的差别而忽视他们所有的人均属于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拆除“铁幕”成为实现欧洲统一,苏联重返“欧洲文明”的前提,由此构想出了一套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厦的设想。在催生东欧各国的“改革”过程中,虽然他提倡“尊重人民的自由选择”,但在实践中仍然以“权威”和“领袖”的思维去主导各国的“政治家”,希望通过“改革”加强他的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作用。
但在推行“新思维”的实践中却事与愿违,其“新思维和公开性”进一步激发了东欧人长期“受压”的分离感情,“政治家”们心领神会地看到了“新思维”的真实意图,认为等待已久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终于到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挣脱苏联的束缚,实现国家的“自由发展”——争当名符其实资本家的竞赛,“政治家”们预见到了共产党已不能持久、有效,“改革”的最终成果——都是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改革的国家──如匈牙利,还是“坚守阵地”试图抵制改革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由于有“新思维”作为尚方宝剑,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显现出来——资产阶级式的人物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推翻残存的社会主义已变成了当务之急和客观需要。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导引和催促、示范下,东欧各国的“改革”热热闹闹地进入完全彻底时代,在“改革”过程中彻底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大选中获得全面胜利,组成了战后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人的政府;10月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决定改变党的性质——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宣布放弃一党制——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波匈“改革”的成功和示范效应,对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对派和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犹如一针兴奋剂,从10月开始,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执政党先后被动失去政权,或主动改变政权性质,东欧国家政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欧国家所有的新政府无一例外地把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当作基本国策,显示了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宣扬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变成了辉煌的现实成果。
戈尔巴乔夫对剧变发生的态度是,表示欢迎这种“民主化的进程”,认为是“革命拥革新的浪潮”,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死亡;谴责了苏联有些人批评苏共在东欧“不战而退”的立场,说那是“以前我们采用过的和我们已经坚决不再使用,坚决予以谴责的方法。”戈尔巴乔夫的欢迎词很快就淹没在西方和东欧反对派庆祝“胜利”的一片喧闹声中,1989年10月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并加入北约,1991年6月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持续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集团对抗终于降下了帷幕。从此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等帝国主义,由于失去了可以与之相抗衡和制约的对手,就能够放胆地推行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了。
4.导演东欧剧变并加速苏联自身解体。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消亡都有着自身特定的规律,其中充满着许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戈尔巴乔夫对苏东联盟的瓦解起到至关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而东欧的剧变和苏东联盟的瓦解又从外部反映和作用、影响到苏联自身,这个影响就是加速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内部的分化、重组,加剧了苏联国内的剧烈动荡的质变。一是东欧剧变给苏联国内和西方反共势力以极大的精神支持,苏联共产党员和广大无产阶级本身对赫鲁晓夫以来的各种所谓改革就持有很多疑虑,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随着深化变成了无头的苍蝇胡“改”乱“革”,激起了十分多的不满情绪,国内的各种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就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和东欧剧变大作文章,使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则加强了对苏联“和平过渡”的力度,东欧剧变更壮大了反对势力,共同积极和主动地向苏共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力面前,苏共自己拱手让出了执政70多年来的领导地位,把各种维系稳定的权利交给了反苏、反共和要求独立的分子手中,维系和支撑稳定的政治纽带一断,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就几乎成了定局。
苏东联盟是以保护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以各国相互合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始终是以国家的相互协作配合为标尺并维系着联盟运作的。由于各联盟国根据戈尔巴乔夫号召进行的所谓改革,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意识搞得污七八糟并导致了极度混乱中的转轨剧变,而苏东联盟的瓦解对苏联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弹效应,苏联民族分裂分子和西方势力看到联盟中央在对东欧政策上的束手无策和步步退让,加紧了对苏联内部的分化瓦解工程——西方着重把对东欧的经济援助和经济转型中得到好处等信息转达给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示范榜样”:退出苏联不仅在政治上可以彻底摆脱了联盟中央的控制,而且可以自己制定符合自己条件的经济发展道路,加上西方的大力援助、民族复兴大有希望。为此,苏联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联盟的势力迅速纠集成一股强大的分裂总势力,更加猖狂地以“独立”、“自决”为旗号,以争取民族自己发展道路为鼓惑人心的政治斗争口号,使许多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群众逐步形成了共识——脱离苏联利多蔽少,从而迈开了像东欧那样朝着摆脱“束缚”、走“独立”发展道路迅跑的活动,为苏联的自身的分裂解体创造群众基础、组织条件和组织保证,加速了苏联分裂解体的进程。
5.与中国一道共推修正主义大业的完成。
中苏两国山水相连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结成的历史性的联系,苏联曾因出了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创建了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中国曾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出现而使中国的劳动者阶级真正在世界的东方站立了起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邓小平及后来的江泽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组织和运用修正主义对自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蹂躏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头子,其根本的志同道合和相同的目的,为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伙、合作奠定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相互之间政治上的支持、朋友之间的友好往来、经验方面的学习借鉴、经济方面的互补,是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现实的需要。两个修正主义集团也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邓小平政变夺权并掌权后发表讲话并频频向苏联献出殷勤,而戈尔巴乔夫掌权后也纷纷伸出要求友好之手,特别是1989年5月两个修正主义头目在北京会晤时,邓小平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的评价是“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随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这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完全走到了一起。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亲密合作——中国建国初的困难阶段苏联提供的真诚帮助和支持,也有过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修正主义的论战与分道扬镳的经历,最终又因双方都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而重新形成划时代的有机结合。基于中苏两党都被走资派夺权而构建的共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认识,终于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两国由于根本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而放弃对抗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在用资本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上相互之间提供支持,“改革”进程中相互学习借鉴、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共同为主导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起到排头兵、急先锋的示范作用,又都经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的任务,回归到了资本主义的“正统道路”上。
苏联曾因戈尔巴乔夫集团的出现而导致了分裂解体,中国也曾因邓小平集团的操纵而使中国变了性并成为一盘散砂。俄罗斯国是原苏联解体中得利最多和解体后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亚洲也还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国。两国在对外关系上,双方有着共同对付其他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关系;两国在地缘关系上,双方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边界交互关系,开展经贸往来和互补对发展两国经济有着重要的地位;两国在自身内部关系上,也有着共同巩固、发展和享受由于修正主义泛滥而带来的优厚成果的深层内涵。由于存在着这些天然关系共同的属性,为俄罗斯和中国互相修好对方创造并奠定了根本的及浓实的基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此后两国的关系还获得更进一步的稳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符合两国利益的新型的国家关系模式——共同巩固修正主义的成果——开创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格局。普京和江泽民上台执政后都十分重视双方相互的友好关系,多次表示要发展并深化双方的睦邻友好和建设性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认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不会因时局的变化而动摇。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两国发展相互关系是有一定前提和限度的,在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可能会表现出相当的一致;在涉及到各自利益时双方都会从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倾斜于本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决策;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具体政治、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如果一方被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用重大利益利诱或收买,也会导致或出现两国气氛毒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既是苏联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多元化、复杂化的具体反映,也是苏联上下上下所企盼和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一个总缩影--但上层与下导选择的总路线总方向不同;既是把握特权的修正主义与时俱进地继续泛滥和升华的具体化,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体原理被边缘化最终抛弃的客观现实;既是已经壮大的特权阶级向更高层次迈进,彻底抛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资源--上升为资产阶级的主观需要,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对“改革”实践中自身权益不断被剥夺已经习惯--冷漠化的现实;既是共产党不断向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转变的重要实践,也是促成和保证还带有共产主义党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走向崩溃的催化剂、推进器。戈尔巴乔夫推行全面和彻底“改革”,最终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触发并激化了深层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各种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危机,造就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在国家中领导权的异位,完成了苏联残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联盟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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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5/8/28 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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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必须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共产党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领导人必须竞选产生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必须是“民主监督制”
|-各国共产党必须重新联合起来重建共产国际
|-共产党员必须在入党之前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能够亲身实践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
|-共产党员必须能够把马恩主义理论与自己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能够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实践马恩科学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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